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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工程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思想
个人以及机构在金融活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投资股票市场所面临的个股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这些金融风险对于不是从事金融业的公司而言往往是难以驾驭的，也是不愿意承担的；即使对于专门的金融机构，也并不是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家主要从事国内业务的商业银行，它愿意承担关于本国货币的一定的利率风险，但是因为不熟悉国际业务，所以一般不愿意承担汇率风险。因此，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机构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同时具有潜在的收益），而金融工程就是一种具备如此功能的机制。金融工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银行界，当时有的银行建立起专家小组，对客户的风险进行度量，并应用组合工具进行结构化管理。这一类工作被称为金融工程。随着金融创新的兴起，人们对金融工程的认识迅速拓宽，现在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来解释金融工程，即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它所用到的金融工具，主要是近年来出现的期货、期权以及互换等各种衍生证券。金融工程的核心思想是利用这些基本的金融工具，或是它们的组合，如期权期货等，达到处理金融风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结果：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即风险；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即不利的风险。
二、保险的起源以及基本思想
保险是人们规避风险的主要手段，我们可以从保险的起源看出来。另外，寿险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社会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同时，保险业也制定了许多严密的规则。这样，一方面使得保险公司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证，更重要的是，使得人寿保险为社会所接受。在此，我们不局限于各种保险的细节问题，而是从保险的核心出发，探讨保险这个行业处理风险的基本思想。
我们以寿险业为例，考虑它的社会定位以及它处理风险的方式。寿险是为了满足个体规避失去劳动力或死亡时所带来的风险而出现的一种保险形式。而风险有两种：生存与死亡。简单的讲，生存的风险就是指个体本身的生存（养老）问题；死亡的风险是指如果个体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他的死亡或者丧失劳动力，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下面，我们详细地说明保险业是如何规避这两种风险。
1.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风险
对于个人而言，他需要在具备劳动能力期间，进行一定的积累以备将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维持生活。但是，他面临一个风险，即他并不知道自己能生存多少年，如果积蓄太少并且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那么，他的积蓄就不够维持他的生活；反之，如果积蓄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太多的话，他虽然不必为老年的生活发愁，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往往意味着青年时期生活质量的下降。总之，如果完全依靠个体，没有人会知道多少积蓄是适当的。生存年金保险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将这个不确定性的风险用一个确定性的支出来解决。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趸缴或者分期交费的方式，购买一定数量的生存年金。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在失去劳动能力时，还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这就是将不确定性的风险用确定性来代替。
2.用确定性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
在保险中，财产保险，寿险，以及健康险等多种保险都是以确定性的小的损失，即所缴的保费来代替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损失。我们还是以寿险为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对于一个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死亡会对家庭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死亡保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家庭可以为其主要劳动者购买死亡保险，这样，如果在保险期间发生意外，家庭则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险赔付，从而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如果一切正常，缴纳的保费不会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收益。保险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人们可以将不确定性的损失（大的，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用确定性的损失（小的）来代替。
三、金融工程与保险的定性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金融工程与保险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在此用一个表来说明一下二者的关系（详见表1）。
表1金融工程与保险的比较
附图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金融工程与保险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处理、规避风险的手段，只是它们的标的物不同。同时，它们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社会价值，只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已。换言之，如果一辆购买了保险的汽车发生车祸而报废，尽管它的所有人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社会财富确定是减少了一辆汽车，只是这个人规避了车祸造成的财产损失；同样的道理，有人可能因为持有一份期货的多头而获利，这并不能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因为持有这份期货空头的人会因此而蒙受损失，我们只能讲，持有期货多头的人在此风险的处理上是妥当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对于持有期货空头而遭受损失的人，我们也并不能认为他没有正确地处理风险。因为从他的公司整体来看，持有该期货的空头，可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或者是在这方面出现损失的同时，他在另外的交易中取得了超额的利润，也就是整体规避风险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没有人会对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得到保险赔付（即一切平安）而感到不快。因此，将衍生金融看作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我们才可以理解并容许在财务中出现由进行衍生金融交易而带来的损失，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为企业支付的另外一种“保费”。
其次，金融工程与保险处理风险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都是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或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这两种方法是规避任何风险的基本方法，而风险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处理风险工具的不同。因为金融产品与实物资产以及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从而决定了处理金融产品风险的衍生工具必然同保险产品不同。事实上，因为实物资产与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也使得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再次，由于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并不具备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的特性（即当数量足够多时，会出现频率的稳定性，也就是满足大数定律），因此，不可能出现象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可以将所有风险都承担的机构。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大家对于同一个风险有不同的偏好，因此中介机构可以撮合双方达成交易，并用各种手段确保不会出现信用风险，期货交易中的盯市方法是最典型的一种。二者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定价基础，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定价工具。
总之，保险与金融工程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处理风险的工具，并且处理风险的方式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所处理的风险标的物不同。保险是处理实物资产与人为标的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工程是处理以金融产品为标的的风险工具。正是因为标的物的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二者在表面上存在着差距，但就其本质而言，金融工程就是“金融保险”。事实上，保险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只是因为保险业的成熟，例如严格的监管，程序化的条文，才使保险业规避了这些风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通过对保险与金融工程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在中国发展金融工程是必要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工程与保险的作用是相同的，只是标的物不同。因此，发展金融工程，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规避、转移金融风险，这是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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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融资选择现金池
一、对于现金池的释义
现金池（CashPooling）也称现金总库。最早是由跨国公司的财务公司与国际银行联手开发的资金管理模式，以统一调拨集团的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集团持有的净头寸。对于一家控制众多成员公司的跨国公司来说，某个成员公司拥有大笔的外汇资金盈利与另一个成员公司存在大笔的外汇缺口的情况总是在发生着。母公司需要成员公司相互调剂外汇余缺，合理调配跨国公司内部的资金，来避免公司体系内部分成员有闲置资金，而另一部分成员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状况。
目前的外汇现金池制度就是跨国公司为了达到上述需求，基于外汇委托贷款框架设计的。由于我国法律限制企业间的借贷行为，参与现金池运作的公司尽管属于同一个母公司，但仍然需要维持法律和税务上的相互分离。因此集团内部各子公司主要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实现实体现金池管理。委托贷款简单说就是一方向另一方贷款，委托第三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商业银行不承担贷款损失风险，只负责按照委托人所指定的对象或投向、规定的用途和范围、定妥的条件（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贷款。具体来讲，现金池的运作通常需要借助外部银行系统的支持来完成，在这种制度体系中，外部的合作银行担当贷款人角色，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成员公司分别作为委托人贷款人和贷款人，三者通过一系列法律协议，逐步将内部资金的调配变成委托贷款业务。
现金池根据是否存在实际资金的转移，分可为实体现金池（PhysicalPool）和名义现金池（NotionalPool）。前者是账户零余额集合，即若干成员公司的现金以现金集中或现金清零的形式管理，成员公司通过零余额子账户来完成业务分离。名义现金池的运作机制是：每个参与现金池的公司保留归于现金池的货币所在账户，然后银行综合所有参与账户，综合结出一个净额以反映现金头寸，并没有实际资金转移。
二、跨国企业建立现金池的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主要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企业为获取巨额利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从事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活动的国际企业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拥有科学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它通过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在各个国家与地区建立工厂，利用规模经济，实现低成本优势，获取丰厚利润。
现金池是降低跨国公司融资成本的关键。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除了规模经济，跨国公司还可能存在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如果联合生产几种产出的支出比分别生产它们的支出要少，那么就称联合生产存在范围经济。跨国公司的生产过程所需的生产要素不外乎土地、劳动、资金、企业家才能这四类，资金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断地在众多子公司中调剂余缺，无疑提高了资金的运作效率，降低了资金成本，产生了近乎于成员公司之间联合生产，所达到的范围经济的效果。
跨国公司构建现金池的目的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减少外部的融资成本。众所周知，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企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企业可以将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货币（资本）市场上交易的是资金，利率即资金的价格，由于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有关法律法规限制，母公司与成员公司，以及成员公司之间不能直接划拨资金，那么跨国公司借助银行等其他第三方来获得资金也具有了外部融资的特点。其实不然，在外汇资金池这一制度下，合作银行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中心，近乎于跨国公司内部部门，为跨国公司提供着专业的长期的服务，为跨国公司规避成员公司资金划拨提供技术支持，实质将企业的外部融资变为了内部融资。合作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与日常吸取存款，发放贷款业务有很大不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成员公司既是资金的提供者，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合作银行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与贷款对象，可以节约大量资信调查成本与营销费用，加之跨国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企业形象良好，合作银行愿意也能够在名义上提供资金（仅按照协议收取一定佣金），如此条件下，跨国公司就具有在资本（货币）市场进行外部融资时，不具备的议价能力，从而实现了内部融资与资金成本的降低。
现金池是加强跨国公司财务风险管理的客观需要。负债经营是现代企业应有的经营策略，通过负债经营可以弥补自有资金的不足，还可以用借贷资金来扩大总资产规模，但是在发挥这种财务杠杆作用的同时，高负债率也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增加，由于负债经营以定期付息、到期还本为前提，如果公司用负债进行的投资不能按期收回并取得预期收益的话，公司必将陷入无力偿还债务的风险，其结果不仅会导致公司资金面紧张，甚至还可能因为资产变现能力差，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遭受破产清算之灾。因此，跨国公司必须在相关账户保留一定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从而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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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负面的经济事实却能够带来正面的账面收益，这种反直觉的损益表效应将会掩盖了公司信用恶化的实际状况，不利于投资者做出恰当的决策。若不是经过专业知识的训练，对于一般的信息使用者，收益意味着正面的经营业绩，使用者无法想像和理解收益也能来自于公司实际恶化了的信用状况。
第二，即使在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同样也会引起资产和负债在计量上的错配问题。对于负债在公允价值计量中考虑了信用风险问题，那么公司其他的资产，比如无形资产，商誉也会因为公司主体的信用风险变动而发生价值的变动，如果不对这部分资产计量，则同样也会引起错配的问题。
第三，对于这种由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可实现性上提出质疑。SFACNo.7中强调收益只有等到可实现或者已经实现时才能予以确认。对于这种在实现性上存在很大质疑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予以确认，既不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基础：持续经营，也不能够提供更具有相关性的财务信息（Lipe，200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0年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7号（SFACNo.7）中提到：一项负债的大多数相关计量都要反映负有支付义务的主体的信用状况（FASB2000SFACNo.7para.78）。但是FASB在2007年的SFASNo.159中的态度十分含糊，表示仅关注与金融工具特有的（instrumentspecific）信用风险所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要求将这一部分变动损益计入到净收益，对于公司主体的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问题一直未能在准则中予以考虑。2005年IASB在对IAS39进行修正时，引入公允价值选择权概念（Fairvalueoption），强调负债的公允价值应该反应包括与该项负债相关的信用风险，包括在对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中，并且规定由公司主体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要计入损益表。基于对损益表产生的反直觉的效应的争议，IASB在2010年5月的征求意见稿中对由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提出了新的列报形式。在征求意见稿中，FASB承认在SFASNo.159中仅仅确认了与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风险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并不充分，因为这种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风险实际上仍然是来源于公司主体自身的风险，因此该问题其实仍然是由公司主体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问题（FASB，2010aBC162）。
在新提议的列报形式下，不再将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到净收益中，而是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列示在综合收益中。并且规定在金融负债被处置以后，这部分其他综合收益不能够再转回净收益中。同时将最终确定改变的部分写入IFRS9，而其他对于IAS39中没有改变的部分，继续在IFRS9中沿用，并且计划于2015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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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衍生金融工具； 应计利润； 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48-04
一、引言
衍生金融工具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发展迅速，从国际成交量排名看，我国的期货交易整体规模位于世界前列，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交易品种看，涉及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远期和金融互换多个品种；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上市公司看，运用公司的数量不断增长，涉及行业不断增加，运用公司规模从大型公司不断向中小型公司扩展。另一方面由于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由衍生金融工具而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屡见不鲜，既有国外巨头，也有国内精英。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内在动机到底是什么？其是否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盈余管理？基于此，本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盈余管理动因进行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以期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研究的早期理论认为，价格保险是企业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最初动因。价格保险就是转移或规避商品或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早在20世纪初，Marshal et al.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到了20世纪50年代，Holbrook[1-2]对价格保险理论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因理论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他认为，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并非H仅是为了规避价格波动的风险，还利用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差价变动获取收益。
Markwitzts推出以均值方差理论为主的现资组合理论后，Stein[3] and
Johnson[4]应用投资组合理论对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进行研究。他们在研究中指出，价格保险理论和收益回报理论并不全面，因为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许多进行套期保值的公司并没有对全部风险暴露进行套期，而仅仅对风险暴露进行了部分套期，上述理论对此无法解释。而在市场投资组合的框架下，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是否进行套期或者进行套期的水平取决于期望收益是否可以使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
国内学者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动因的研究起步较晚。陈炜和沈群[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是为了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并选取深沪两市有色金属加工或生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2003―2005年共111个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主要是规模效应、降低财务困境成本和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具有盈余管理倾向。
曲琳琳和林山[6]对2008年中央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情况做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中央企业主要是通过结构性存款、掉期合约等衍生金融工具对利率和汇率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研究还指出，上述公司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中出现的投资失败甚至巨额亏损主要是由于这些企业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投机而非单纯的避险。
程玲莎[7]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财务数据，研究公司治理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存在重要影响，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管理者越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避免财务困境风险；相反，管理者越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薪酬风险。研究还发现，所有权性质会影响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应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公司对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政策监管存在差异。
现有研究成果对研究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行为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据，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充分考虑研究对象所处的政治经济背景。对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其研究结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值得商榷。第二，研究结论方面。我国现有研究多以个案分析为主，个别案例的分析虽然具有代表性，但却缺乏普遍的适用性，因此研究结论尚不一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针对我国的制度背景与市场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为上市公司管理者、投资人和监管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盈余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利润平滑[8-12]。公司的会计盈余分为来自经营项目的现金流量和总应计利润两项[13]，因此，盈余的波动与现金流波动、应计利润波动以及二者的关系密切相关[14-15]。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方程表示：
σE2=σC2+σA2+2ρCAσCσA
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整现金流的波动程度、应计利润的波动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波动程度。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将会降低公司现金流的波动性，进而降低会计盈余的波动性。根据上述理论，提出假设1。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呈正相关关系。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该变量为上市公司是否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分类变量。本文采用将Stephan and Mian的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运用公司和未运用公司，如果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其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公布了当期曾持有衍生金融工具并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盈亏以及持有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者名义价值，则将其作为运用公司，用虚拟变量（User）“1”来表示；否则为未运用公司，用虚拟变量“0”表示。
2.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即为该模型估计出的可操纵性总应计利润。由于本文研究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动因，侧重前期盈余管理对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前一年度的可操纵性总应计利润衡量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
3.控制变量
研究表明，财务压力、成长性、管理层是否持股、公司规模、控股股东性质也将影响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因此，本研究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选择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各因素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行为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模型形式如下：
Logit（p）=y=Ln（■）=α+βXi+ξ
Xi=（xi1，xi2，…，xis）为sN的由检验变量组成的矩阵，α=（α1，α2，…，αN）；β为1s的斜率参数向量，β=（β1，β2，…，βs）；i为样本个数（i≤N），s为解释变量的个数（1≤j≤s）；为N1的残差项向量，ξ=（ξ1，ξ2，…，ξN）；N为样本个数。
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概率为：
pi=E（Y=1xi）=■
对Logistic模型可作如下解释，斜率参数β给出随x变化的Y的变化，它代表了解释变量变化一个单位，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概率的变化程度。
（四）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12―2014年度非金融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同行业、同规模、同时期的原则，选择相应的非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司作为配对样本，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为保证配对样本之间的可比性，剔除了资产规模差异超过20%的样本公司，共选出215对样本430个观测值。
文中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信息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站公开披露的公司年报。通过对2012―2014年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进行筛选，逐家手工整理得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样本公司。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在手工整理的基础上，对运用公司和配对公司数据进行了抽样复核。其他数据来源色诺芬数据库（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以及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从盈余管理水平看，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值为0.0128，中位数为-0.0163；未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平均值为-0.0264，中位数为-0.0419；可见与未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相比，运用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二）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有些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最高只有0.543（流动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根据Hossain的研究，当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0.8时，不会对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本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会对回归结果产生严重影响。
（三）回归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检验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的运用与盈余管理动机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各解释变量纳入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模型1为没有考虑财务压力、成长性以及管理层自利因素下，盈余管理动因与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相一致，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公司越倾向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
模型2为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综合回归结果。模型考虑了运用公司的公司价值动因、管理层自利动因和盈余管理动因，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回归结果与单动因回归结果相一致。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盈余管理动因假说，同时模型显示公司财务压力和成长性对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具有重要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2012―2014年度非金融类运用衍生金融工具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同时期、同规模、同行业的原则，选择相应的非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司进行配对，对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盈余管理动因假设得到证实，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程度与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的概率越高。同时研究表明，成长性越好、财务困境成本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提升公司价值。本文为研究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上市公司管理层、投资者和相关监管部门制定上市公司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政策参考。
针对上述分析结果，提出建议：
第一，加强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运用信息的对外披露。对外披露衍生金融工具运用的信息，既是外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依据，也是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基础。信息不对称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因此上市公司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对衍生金融工具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充分披露衍生金融工具的价值和风险信息。一是规范衍生金融工具表内信息披露，细化衍生金融工具披露项目，如可在利润表“投资收益”项目和“其他综合收益”中分别增加“衍生金融工具损益”和“已确认未实现衍生金融工具损益”子项目，分类反映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二是加强衍生金融工具信息附注披露。为提高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的质量，应在附注中充分披露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及避险措施等信息。
第二，完善衍生金融工具业务信息的对内报告。基于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杠杆性和传导性，上市公司应当在风险实时预警模型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应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快速反应机制的对内风险报告系统。这一报告系统既应满足业务部门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头寸进行实时监控的需要，又应满足会计部门对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和核算的要求，而且根据实时预警模型的结果，风险管理部门可以分析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面临的风险，及时制定风险对策；内部审计部门可以评估有关部门的风险业绩和检查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于超过预先制定的风险限额，内部风险报告系统将为上市公司的决策部门提供危机预警信息，构建上市公司衍生金融工具业务部门、会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门以及管理决策部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衍生金融工具风险对内报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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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金融论文范文5
[关键词]公司金融理论；公司治理；资本市场
作者简介：李艳荣,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12
责任编辑：邵华明
收稿日期：2006.10.10公司金融理论是研究公司资金流动和运作规律的科学，它发源于西方国家，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建立，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也日渐增多，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误区，就是缺乏对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对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控制权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研究结果要么是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是非常牵强、片面。本文回顾了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研究建议。
一、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指自MM理论以来的围绕公司金融研究的各种理论流派，包括权衡理论、理论、信号传递、控制权理论等。它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研究的起始阶段，主要体现在Franco Modigliani and Merton Miller（1958）的MM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在完美、有效的市场和完全套利的假设下，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7]它已经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研究的出发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理论研究及创新都围绕着放松MM理论的假定上来进行的。
研究的第二阶段，集中在放松完美市场的假设上。学者们逐步考虑了税收、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这期间著名的理论有：权衡理论、非对称信息理论等。但在此阶段，经营决策的外生性和半强式有效市场的假设仍然存在。[5]
研究的第三阶段，放弃了经营决策外生性的假设。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司的所有权结构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研究的视角开始放在公司金融和管理经营的互动上来。[6]这期间产生的理论有：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产品市场与资本结构理论等。在这些文献中，公司的经营决策对公司金融政策的依赖性是非常明显的，但几乎所有的分析仍然是以半强式有效市场为假设。
在西方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假设前提有一个不断放松的过程。它虽然也逐步认识到市场的不完美性和制度因素中的成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但是可以看出它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型为理论背景，其隐含的前提是公司具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有效的外部市场，这种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制衡公司的管理层，使其能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因此，在上述的各种理论流派的逻辑推导中，一般均是以最大化股东价值作为目标函数，以影响公司金融决策的有关因素作为约束条件，再由此得出相关的结论。
以这种观念所导出的理论体系承袭了新古典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清晰和系统的特点，但由此也产生了它的局限性。由于它的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仍是一种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
“理想公司”，没有关注各国特殊的制度结构所导致金融冲突及其协调机制等相关问题，忽视了文化和法律传统、经济制度变迁的背景，公司治理的实际现状等因素所导致的各国特殊的理财环境，使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适性。当研究的对象处于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时，由于假设前提和实际因素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将会产生实际经济情况与其经典结论不符的现象，由此削弱了它对不同社会和制度结构条件下的公司金融行为的解释能力。
二、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目前，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资本成本分析、融资偏好分析、资本结构的决定、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等方面。在资本成本分析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资本资产定价法、Modigliani and
Miller的平均成本定价法等来计算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在融资顺序和资本结构的研究中，多以实证研究为主，而且大多依据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模型来探讨可能的经济影响变量，进而确立要进行计量检验的模型，在有关实证结果的分析中，重点也是判断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是否符合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结论。主要的研究结论有：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呈下降态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方面，除了资本成本、行业因素以外，还包括企业规模、盈利水平、企业成长性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在上述研究中往往忽视了企业经济性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制度约束，没有控制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很有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二)公司投资政策研究
主要包括企业并购的绩效和动机研究，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现象的研究，而对实际的研发投资、库存投资等实物投资范畴研究得较少。在并购绩效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种方法：一类是基于并购行为的市场反应；另一类是比较并购前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对并购双方的总体并购绩效是否得到改善并无统一的结论。有关并购动机的研究结论认为：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的协同效应、多元化效应并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在投资的“融资约束”
研究方面，主要应用了Fazzari 和Habbard的“融资约束模型”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检验，初步的结论是大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要高于小公司。
(三)公司股利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股利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以及什么样的信号效应。此类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企业特征、持久盈利和问题与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的研究结论认为问题和公司治理结构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目前海内外学者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司金融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往的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研究存在着不少缺陷。在理论研究上，没有结合中国转轨经济背景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且在研究上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全面和深层次的理解，特别是对上市公司有关利益各方的决策影响力和利益配置情况分析不清，不了解背景的复杂性，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的公司金融理论；二是国外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隐含的前提是有效资本市场，而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还不具备弱式有效性，股价操纵和投资者的短视使得股票价格严重背离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价值。由于以上原因，致使我国目前的公司金融研究要么不能解释实际情况，要么解释得非常牵强、片面。
三、西方公司金融的理论前提与我国研究情况的差异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是以欧美市场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为背景，其主要的理论假设和制度背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权结构不同
西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极为分散，由此造成公司的主要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经理人手里，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股权较为集中，一股独大的现象较多，公司管理层的人事任命掌握在大股东的手里，所以成本主要来自于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害，而不象英美资本市场那样，成本主要来自于经理层和股东之间的矛盾。[3]
（二）债权约束制度不同
在西方，债权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在公司面临金融困境时，债权人将会获得“相机治理”的控制权，企业是进入破产清算还是进行债务重组，债权人拥有一定的决定权，即债务契约是与破产机制相联系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约束是一种软约束，公司的破产机制中非经济因素较多，政府的行政干预对破产机制影响较大，而作为债权人的贷款银行往往被排斥在破产清算工作之外，对企业的财产清算没有表决权。由于有政府财政的担保（免掉坏账），所以债权银行既无能力也无动力去进行对金融困境企业的相机治理。
（三）投资者的理性程度不同
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虽然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因素的影响，但是认为在给定的信息前提下，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6]在我国，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时间较短，投机行为和股价操纵的现象较多，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也较弱，所以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有关的金融信息正确地甄别出企业质量的信号。
（四）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同
在西方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中，认为投资者在市场上具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当公司现任的管理层在经营上无效率时，原有股东或者新的收购企业会收购足够股票，以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产生了新的接管者。虽然近年来美国的法律对公司接管有了更多的法律限制，但是公司的接管市场在外部监管的功能方面还是基本有效的。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由于存在着
“一股独大”的现象，当公司的现任管理层经营无效率时，除非大股东愿意进行场外协议转让非流通股，否则外部人很难购买足够的流通股以达到接管公司的目的，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的不完善很难起到外部治理的作用。
（五）经理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
在英美成熟的市场模式下，形成了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经理人的聘用、任免和其职业声誉有很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理努力工作，避免股价的下跌、公司被接管或者企业的破产。[1](82-96)但是在我国，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公司高层人事的任免权掌握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手里，当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家族时，高层经理人往往由家族成员来担任，通过经理市场来聘任的专业经理只占很少的一部分，高层经理的任免和其以往的职业声誉没有太大的关系。
（六）税收制度不同
在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中，税收因素是影响金融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国企业所得税最高法定税率为33%，但是上市公司整体执行33%的法定税率的比例很小，普遍享有优惠税率以及许多非税率的优惠，而且不同行业、地区和规模的上市公司的法定税率之间有明显的区别。[4]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税收因素对企业金融行为的影响。
从以上各个方面的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金融决策行为与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在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经典金融理论的有关视角和方法，但照搬其来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的金融决策行为则是不恰当的。
四、中国公司金融理论研究建议及方法
青木昌彦曾经说过：离开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它的制度与习俗历史来选择哪种公司治理结构最适用于转轨经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设计转轨经济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必须具体地确定每种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或是不同的模式的结合)的运作所需的特定条件，这些条件在转轨经济中能否得到，以及实现这些条件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我们不能忽视转轨过程中的路径依存(path―dependent)或循序演化的性质。与此对应，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不能离开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性、实际现状、制度特点，否则结果将会偏离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公司金融研究中要考虑的两大因素
1.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我国转轨经济下的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变迁性，形成了完全不同于英美市场主导模式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由于股权的高度集中、贷款银行缺乏“相机治理”的权力，机构投资者的消极性等因素，核心控股股东对贷款银行和中小投资者的侵害成为主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制衡机制，这种现象还极为严重，这种理财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金融目标和金融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的公司金融时应该关注制度因素的影响。
2.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由于转轨经济的背景，我国股票市场成立的背景和定位是为国有企业脱困改革提供融资、解困的工具，种种转轨制度的合作博弈的结果是资本市场功能的混乱，寻租现象较多，投资性较浓，很难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这将对公司的实际金融决策产生下列影响：(1)从绩效测量角度来看，市场反应研究只能研究对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而不能考察非流通股股东财富的影响；(2)股市存在较为强烈的炒作风气，使得事件研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3)与西方理论不同，股价的变动不会影响到控制权的安全性，对公司经理层没有太大的压力；(4)上市公司通过金融决策来进行盈余管理或者传递信息以操纵股价。
（二）有关公司金融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和最优金融决策研究。
1.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在对上市公司的金融行为的解释性研究中，要根据公司的治理结构来确定特定金融行为的决策者是谁，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什么，有什么约束条件，由此又导出了什么样的公司金融决策。而不能像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那样，认为公司处于一种理想的公司治理状态，金融决策者的目标函数都是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例如，在我国，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可以判断出，拥有公司控制权的是核心大股东，他在现实中的目标函数是为了获取“控制权租金”的最大化（在不同的具体金融决策范畴中，“控制租金的最大化”可以转变为不同的具体目标），约束条件是公司治理结构中其他的利益制衡方和资本市场的现实条件，最后由此可以解释其实际的金融决策行为。
2.最优金融决策研究。在有关上市公司的最优金融决策研究中，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决策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然后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在古典的公司治理理论中始终强调“股东中心主义”。但是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公司目标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2](32-53)公司治理被描述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结果，并无一个国际通行的公司治理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以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方向以及公司治理中采取哪种理念尚无定论。
西方公司金融研究都是以最大化公司的价值为目标，就其本质仍然是以出资者为核心，而且由于其股东的股票为全流通股，债权人的债券也可以交易流通，所以就最大化公司的价值就等同于最大化公司股票和债券市价。但我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公司债务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不能交易流通，债权人追求的是公司金融的安全和本金偿还性；其次，股东中的大部分股票是非流通股，其只能进行有限的协议转让，转让价格约等于净资产，所以，这部分非流通股东若要最大化其价值，必须最大化其所拥有的净资产额；而流通股股东的股票能在市场流通转让，则最大化股票价格就成了其追求的目标。以上三部分的公司出资者的追求目标不同，就决定了在最优化公司金融决策时的目标函数有不同的选择。可以设想，在目前这种非流通股股东拥有控制权的情况下，金融决策行为体现了控股股东“控制租金的最大化”的意图。而将来随着国有股的逐渐全流通、治理结构中引入机构投资者、或者是主银行制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将导致不同的公司金融目标，所以在今后的公司金融研究中，无论在进行行为解释还是进行最优化设计，都不能离开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主要参考文献：
[1]胡鞍钢，胡光宇．公司治理中外比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李心合．利益相关者金融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徐晓东，陈小悦．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企业业绩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3（2）．
[4]王延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研究[J]．管理世界， 2003（1）．
[5]R.Glenn，“Hubbard, 1997, Capital-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Inve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5996.
[6]Simon Gervais, J.B.Heaton and Terrance Odean, 2002,“The Positive Role of Overconfidence and Optimism in Investment Policy”, 9 ,Working Paper.
[7]Sheridan Titman, 2001,“The Modigliani and Miller Theorey and Market Efficiency”,NBER Working Paper No. 8641.
The Study of Corporate Finance Theory in China
Li YanrongAbstrac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rporate finance theory is applied more and more in China. The theory’s premise is the perfect rational market, but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corporate government structure are far from perfect. If we try to study the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subjects simply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theories, the conclusions will
not be credible. This paper firstly s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porate finance theory and the application state in China. Then, it analyzes th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mer two.
In the end, the paper supposes that the two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tudies on the Chinese corporate finance: the particular corporate government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apital market in China.
公司金融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间隙中生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监督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简述了中国控股公司的立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构想，希望能够制订出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完善和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金融业总体上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不过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了“但书”，即“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使得在银行业基础上组建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了一定的法律空间。金融业界和理论界对于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修改《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中的相关限制，逐步发展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也有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与政策建议。此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2003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签署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该《备忘录》第8条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初步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牵头监管制度。
二、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问题和监管盲区
1.我国金融法制构架中缺少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仍旧秉持传统的立法观念，按照“宜粗不宜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开展立法活动。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问题上，直接导致立法严重滞后，以至于在金融控股公司实践了数年之后，尚无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计划。
2.我国现行金融法制中监管漏洞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缺位且制度设计失灵。首先监管制度供给不足。根据对上一问题的分析，我国目前尚无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专门法律制度。《备忘录》虽然规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但仍存在《备忘录》不是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没有强制力；对产业资本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不明确等问题。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探讨
1.立法模式
我认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应当借鉴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一部单独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利用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所必需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
2.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
在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手段并不发达，更应当将企业和银行分离，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可参照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相关规定，其本质特征有二：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是纯粹控股公司。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专事整个集团的战略管理和风险控制，主持和协调各子公司的合作；其次，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股权控制为纽带组建的金融集团，由于母公司没有具体业务，其全部资金可用于对子公司的控股上，因此其在资本运作方面具有较高效率。
3.监管机构之选择
目前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由综合性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进行全面监管，而且该综合性监管机构还应具有协调各专业监管机构的职能。但目前对综合性监管机构采取新设一个金融监督委员会，还是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仍有争议。我赞成采取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比较可取。因为，“一行三会”是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的客观现实，赋予央行综合监管职能适应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势，也避免了新设金融监管机构所带的未知影响。
4.经营规范之构建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其中亦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经营规则：
（1）转投资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投资、控制及管理金融相关事业为目的的，一般而言，其转投资的对象只能以金融相关事业为限，从而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经营相关业务为主，以防止其跨业于实业部门。
（2）资本充足性要求。资本是金融机构赖以从事一切业务的基础，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器。我国金融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高，在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会把已经很脆弱的银行风险扩散到整个集团，危险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危，因此，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据巴塞尔协议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以适用于银行和控股公司的并表资产状况。
（3）内部防火墙的制度安排。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中制定相应的内部监管“防火墙”条款，如设置资金、业务和规模的“防火墙”，设立信息安全的“防火墙”，设置市场化管理的防火墙。
（4）子公司的救援机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在财务上应视为一体，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成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当其子公司财务发生困难时立法应当规定集团公司有救援的责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闭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安。
参考文献：
［1］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2］西：《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金融，2008年第七期.
［3］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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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1
【关键词】上市银行 成长性 评价指标
一、引言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起，我国经济长期面临下行的压力，而今年央行公布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2.51万亿后，我国的货币政策从“稳健”转向“略微宽松”的主基调已然奠定。但是，占据融资市场主要地位的商业银行却陷入了资本紧缺的风险中，出现了不良贷款率上升、静态资本充足率的不宽裕、资本金补充的外援渠道萎缩等现象。一旦银行出现资本紧缺风险，这不仅仅意味着银行将人为控制资产规模而减少信贷投放，也意味着正在高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必将面临紧缩，给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冲击。因此，商业银行的发展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也对国家综合实力能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我国上市银行成长性现状
本文以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将从上市银行的成长潜力、盈利能力情况的描述性统计来评价上市银行的成长性现状。
成长潜力主要是指资本增长潜力，衡量资本增长的指标很多，为了简要起见，本文选取了总资产增长进行分析。总资产增长率是本年总资产增长额与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可以反映银行本年规模增长的情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银行的资本增长潜力。净利润增长率反映净利润的增长速度，总资产收益率反映单位资产的盈利情况，故本文选取了净利润增长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来反映盈利能力。
各类银行2013～2014年总资产增长率 净利润增长率与资产收益率
从表中可知资本增长潜力大。以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的资本增长潜力来看，2013年的均值为14.26%，高于同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27%，2014年的均值为14.88%，高于同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86%，连续两年都维持了较高的增速，足可见上市银行存在较大的资本增长潜力。
三、我国上市银行成长性实证研究
（一）我国上市银行成长性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本文在设计上市银行成长性指标体系时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这一原则指的是在选取指标体系、评价方法以及指标的计算方法时，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两者结合构建出严谨、合理的指标体系。二是相关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选择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指标与上市银行成长性的相关程度，以便于深入研究上市银行真正的成长状况，充分体现上市银行的成长趋势。三是可操作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在基本能保证评价结果较为科学的前提下，尽可能选取一些易于采取的客观数据，简化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避免过于繁琐带来的工作困扰。
2.成长性指标体系的构建。分别从成长潜力、盈利能力、流动性、安全性方面加入更多的二级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价上市银行的成长性。此外，根据指标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
①成长潜力指标。本文选取总资产增长率和成本收入比来反映成长潜力。这两个指标分别从银行规模增长情况和获取收入能力情况考察银行的成长潜力。总资产增长率越大，说明银行的发展速度快，成长潜力好，是正向指标。成本收入比越低，表明单位收入所付出的费用越小，成长潜力越好，所以属于逆向指标。
②盈利能力指标。孙立梅，任旭，沙静静（2008）选取了净利润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来代表银行绩效，吴静（2008）在因子分析法中得出盈利因子在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方面有较高的载荷，故本文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作为盈利能力的下一级指标。这三个指标都能用来衡量上市银行的利润情况，体现银行的竞争实力，指标值越大，盈利能力就越强，其成长性往往也更好，更有助于其发展壮大。因此，盈利能力的三个二级指标都属于正向指标。
③流动性指标。余力，胡凯敏（2012）将资产负债率、流动性比率和贷存款比率作为流动性的下一级指标，孙立梅（2008）选取了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来体现流动性风险防范情况，故本文结合两者选取了资产负债率、流动性比率和贷存款比率。这三者的结合可以有效地衡量上市银行的流动性情况，指标值越大，流动性越大。对于上市银行来说，过高或过低的流动性都不利于其发展，既要有必要的资金支持，又要减少资金的浪费，所以要维持适当的流动性，即流动性的这三个二级指标都应为适度指标。
④安全性指标。张科（2007）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来评价安全性风险管理能力，所以本文选取了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安全性的下一级指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率越低，表示上市银行的安全性越好。银行安全性越高，有助于加强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得以提高业绩，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为正向指标，不良贷款率为逆向指标。
（二）上市银行成长性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与处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权威性，本文选取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南京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共计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4年各银行数据，研究它们的成长性情况。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中各个银行2014年度，并经整理所得。但由于指标性质的不同，需要先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对正向指标的处理为：
式（3.1）
对逆向指标的处理为：
式（3.2）
对适度指标的处理为：
式（3.3）
其中，Xij代表第i个上市银行的第j个初始指标值，Xij’代表第i个上市银行的第j个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值，maxi（Xij）、mini（Xij）和meani（Xij）分别代表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i=（1，2，……，16），j=（1，2，……，11）。
2.评价指标的计算。熵值法是利用熵值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熵值越大，则说明该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那么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也越大，重要性程度越高。本文将通过熵值法对上市银行成长性进行评价。
首先，将Xij*全部整理成矩阵形式，设为矩阵R。设fij为R中第j项指标下第i个指标值的比重，则有：
式（3.4）
设Ei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则有：
式（3.5）
其中，式（3.6）
设Wi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则有：
式（3.7）
根据熵值法原理，指标熵值越大，被赋予的权重也越大，则在系统评价中的重要程度越高。因此，总资产增长率、成本收入比、净利润增长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熵值较大，则说明成长潜力、盈利能力和安全性管理在综合成长性评价中较为重要，这也是提高上市银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3.成长性测定结果及分析。基于熵值法计算出各个二级指标的熵值和权重，对16家上市银行的标准化数据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综合得分和各个一级指标的得分，具体如下表。
上市银行成长性综合评价
整体上来看，16家上市银行总体成长性处于中上水平，发展差距不大。成长性排序依次为南京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交通银行。从大型商业银行来看，其成长性较好，安全性高，流动性适度，成长潜力和盈利能力较差。从各项指标得分来看，工商银行在流动性和安全性管理上有绝对的优势，成长潜力和盈利能力都处于中等水平。总体上来说，大型商业银行可能由于其国有性质对安全性十分重视，流动性控制也较为得当，但成长潜力和盈利能力表现平平，甚至是居于下游水平，这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提升。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看，其成长性较差，各个银行发展不均衡。从各项指标得分来看，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在成长潜力、盈利能力和流动性管理上都表现出相对的优势，但安全性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总而言之，股份制银行发展很不均衡，虽然有些银行有自身的成长优势，但其他方面的不足还很明显，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从城市商业银行来看，其成长性较好，成长潜力好，盈利能力较强，安全性管理得当，只在流动性上稍有不足。从中可以得出，城市商业银行可能得益于地缘性优势而在各个方面的发展较为均衡，这样的发展方式很有利于上市银行的成长。
四、政策建议
根据全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提高上市银行成长性的政策建议：
（一）优化外部环境
健康、安全的外部环境是我国银行业成长的基础和前提，能让商业银行集中精力开展业务，不被恶性商业行为所影响。所以，优化外部环境是提高上市银行成长性的有力举措，据此提出建议：第一，健全法律法规，在《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现有法律基础上，系统、全面地查漏补缺，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同时注重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第二，创新监管模式，可以借鉴国外的功能性监管和分业监管的结合模式，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积聚。
（二）提高盈利水平
根据本文计算得出的净利润增长率的权重较大，即盈利能力在综合得分中的影响程度较高，这表明增强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能有效提高其成长性，故提出以下对策：第一，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其盈利能力不强，这可能是其资产总额、上年净利润等指标基数大造成的，而其利润绝对值很可能高于其他商业银行，所以应当发挥其规模优势，创造规模经济效益，第二，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当从创新角度打造属于自己的市场产品来提高其盈利水平，通过系统管理加速创新，如通过开展并购贷款达到差异化经营，增大客户群范围，形成自身的产品优势;
（三）加强安全性管理
根据本文计算得出，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的权重较大，不良贷款率的权重也不低，即安全性指标在综合得分中影响程度较高，这表明提高上市银行的安全性管理水平能有效提高其成长性，故提出以下对策：第一，大型商业银行虽然对安全性比较重视，对不良贷款率控制得也比较好，但是总分支行之间的层级冗长，管理效率低下，加大了风险集中度，所以可以考虑对其进行“扁平化管理”，不断减少层级数。第二，股份制商业银行创新、灵活的经营方式会加强其不稳定性，必须加强对决策、组织和评价过程中的风险控制，特别是要重视不良贷款率，加强监测重点贷款行业和客户，对不良资产进行预防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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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2
在平安集团董事长兼CEO马明哲的心里,有两座“中国第一高楼”。
有形的那座,平安国际金融中心,115层,将于2014年竣工,位于深圳福田CBD中心区,届时将成为“物理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高楼;无形的那座,也在建设中,按照平安的内部规划,或将完成于2015年,届时中国平安(SH.601318,HK.2318)可能超过工商银行(SH.601398,,HK.1398),成为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
这是平安最新的愿景。而目前从规模上看,工行是平安的12.2倍;从盈利能力上看,工行是平安的9.97倍。
如果马明哲的愿景成真,中国平安将会成为一个囊括保险、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基金的全牌照金融巨无霸。
对于一个巨无霸来说,能否具备与其规模相匹配的管理能力,能否在多元化业务条线之间进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以及在宏观经济发生改变的时候仍然保持灵敏的市场嗅觉,是平安航行在综合金融道路上绕不开的礁石。
枣核型金融帝国
平安综合金融的核心是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打造无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对于马明哲来说,平安金融帝国的蓝图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呼之欲出,不然他不会斥资逾十亿建设上海张江后援中心。综合金融,后援先行,这是他的根本逻辑。
即使是在成功收购深发展的今天,马明哲仍然强调要先推动中后台业务集中,为深化交叉销售提供支持。在中后台业务集中,流程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才是轰轰烈烈的交叉销售“业绩演习”。
未来的平安帝国将呈现一个枣核型的结构:前端实现销售集中,后台实现IT及运营后援集中,是各专业公司的产品条线和风控等职能部门,要做到相互独立并且有牢靠的防火墙,整体呈现前后紧,中间宽的枣核型结构。
目前,枣核的后端,基础的IT和运营集中已经完成;枣核膨胀的中部,是各专业公司,在其中急需整合消化,弥补短板的是银行业务;枣核的前端,是以平安客户经理为核心的销售集中。
在马明哲的设想中,未来的中国平安前端销售人员将掏出一张统一的名片:平安客户经理。
在结构之外,平安的愿景是用十年的时间,实现保险、银行、投资业务三足鼎立均衡发展的格局。
根据平安2010年半年报,保险业务净利润贡献占集团净利润的77.7%,银行业务净利润贡献占的11.19%,投资业务净利润占集团净利润11.38%。
重构大平安银行
作为一个综合金融集团,没有一个强大的银行是很难想象的。
收购深发展,仅仅是马明哲打造大平安银行的开端,目前平安银行和深发展的结构重组正在推进,下一步将要实现银行的区域制。
“这是一个新东西。”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兼平安银行董事长孙建一说。
平安银行将在东西南北划四个区域,成立四个小总行。四个小总行的管理幅度缩小,权利下放。
“举个例子,现在深发展所有的贷款审批都在总行。可能一个星期批下来,也可能一个月。总行审批贷款,不比当地的机构了解得更清楚,时间还长。”孙建一说。”
未来平安银行总行的功能是制定政策制定流程,日常经营的权利将下放到小总行。
除了结构上“重心下沉”,平安也正野心勃勃和监管层进行着博弈。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客户资源。平安要做的是通过合并银行和寿险的“核心系统”――客户基础数据库进入集团的后台共享系统,让集团其他业务开发新客户的成本无限降低。
“这从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风险。因为平安会对每一个客户非常了解,有这个客户最全面的金融服务记录。”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说。
“现在我们还在跟监管部门沟通,监管部门的想法是不应该把核心系统并入,要求我们把核心系统和集团共享系统分开。但是我要实现综合金融的核心竞争力,我必须这样做。”孙建一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还没有松口,平安目前的操作模式是:用关键业绩指标(KPI)下达交叉销售任务到各业务板块。业务板块之间会横向联系交换客户数据,包括客户需求。同时在内部系统上线客户基本信息。
“现在还没有做到用后台将客户数据牵引过来,目前还是一个初级阶段。监管层没有松口,我们这一块还没有放开。”孙建一说。
另一方面,平板电脑ipad的风行也让平安管理层开始思索另外一条实现银行超速发展的路径。
“我们正在考虑送给每一个高端客户一个ipad,成本也就3000元。而设置一个社区终端的成本还要几十万。”孙建一说,“如果以后要是有这个东西,客户可以把平安拿在手上。”
但迄今为止,平安银行北京网上分行的运行效果尚不特别理想,网上客户资料还有可能被窃取,所以大规模的业务仍旧没有通过网上分行来开展。
“万佛朝宗”
平安银行某高层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独家透露:马明哲这几年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让平安银行实现超常规发展,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后来居上快速发展的银行模式。
自2010年年初开始,平安集团就陆续从产险、寿险抽调了五六十名精干的B类以上干部组成项目组,研究如何实现银行的超常规发展。平安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非常宿命的名字――“万佛朝宗”。参与项目组的干部,需要完全调离原来的岗位,重新定岗至平安银行。
“项目组成员以后的全部工作就是推动项目进展。发展得好不好,就全靠项目的进展,不给他们留后路。”某平安高层表示。
2010年,平安的合作伙伴麦肯锡终于为马明哲找到了一个超常规发展的样本――印度排名第二的ICICI银行。ICICI在2001年是印度排在50名之后的一家小银行。经过9年的超常规发展,现在已经是印度第二大银行。
4月,马明哲率队去ICICI银行考察发现,ICICI的银行柜员都用类似平安的寿险营销体制做银行产品的销售,并且管理模式也几乎一模一样,管理水平还要落后十年。
不过,经过与ICICI支行行长的交流,马明哲发现,ICICI就是采用底薪加佣金的制度,卖的是银行所有的产品,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以及理财产品。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佣金比例,底薪保温饱,佣金无上限,做得越好挣得越多。
“马董很兴奋地认为,这就是银行业最大的突破,销售渠道的突破。”某平安人士说。
而平安42万寿险营销员就是平安银行零售业务的未来。马明哲在内部讲,平安的人团队,现在有42万人,2010年底目标是51万人,将来还会增加到80万、100万。光靠卖保险就可以养活这只队伍,同时兼卖银行的产品,除去佣金不需要投入更多的固定成本。
平安人士透露,马明哲计划通过寿险团队实现对银行板块的跨越式推进,目标是零售银行8年内超越招商银行,15年超过工商银行。
不过,目前,“万佛朝宗”项目遇到了新问题。
11月初,银监会发文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允许保险公司人员派驻银行网点”后,平安的“超常规”发展路径又面临着政策挑战。
“我们的模式受到了限制,但我们正在和银监会沟通。因为银监会的根本目的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模式,而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将于2011年3月19日担任中国平安总经理、现任集团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的任汇川说,“我们的保险顾问只有5000人的规模,一直做得特别慎重。主要是在建设银行和平安银行。”
消息人士透露,银监会和保监会将于12月就银保业务更明确的指引,对时间、区域进行更明确的界定。
“从法律上讲,目前银行或者其他渠道是可以保险产品的,但是银行的产品包括存贷款,是不能用其他销售渠道去的,其他渠道只能起到推介的作用。”任汇川说。
通过“推介”绕过政策障碍是目前平安采用的做法:由寿险或产险的营销员,介绍客户给银行的客户经理,再由平安银行的客户经理完成产品和服务的最终销售。
根据中国平安2010年中报,平安银行通过推介模式的“交叉销售”拉回的存款占了公司业务新增存款的22%。
但是平安管理层承认,通过“推介”绕过政策障碍只是平安的中短期过渡,对于马明哲的大梦想来说,还需要更多的“政策”例外。
渠道整合
对于平安来说,目前的销售渠道有点混乱。
集团成立负责交叉销售的综合拓展部,由任汇川负责;各专业子公司都有自己的销售团队和与集团综拓部对接的综拓团队。
客户的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联系方式等已经在平安内部共享上线,不同权限的销售人员可以查看。
而目前,除了电销系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渠道跟踪不同业务单位营销员对同一个客户的销售记录。正是因为这样,在交叉销售中,客户被N+1次重复骚扰以及营销的有效性都存在问题。
“我们希望每一个客户都有且只有一个平安客户经理。”任汇川说。
在任汇川的设想中,未来的平安就像是一个大超市,而最前端的平安客户经理就像是一个导购员。这个导购员对各个产品有比较初步的了解,能够提供大概的解决方案。在充分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上,由销售专员再进行更清楚的说明,并推动销售。最后导购员和销售专员再按照比例分配销售佣金。
“接下来将会有一个大的变革。”任汇川说。
按照任的规划,前端渠道将按照个人客户和团体客户的属性分出泾渭分明的销售团队。
平安目前在做的工作是进行渠道的清晰划分,并在渠道的规整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把组织架构也依照对应的客户群类别进行改组。第一步是先把客户按行业类别按大小划分好。
个人交叉销售的主渠道是寿险,团体客户的交叉销售则是各专业公司互为产品和渠道方。
个人客户的销售是1+6的模式:寿销银,寿销产,寿销证,寿销信,寿销养,寿销健,主要的渠道方就是寿险人团队,银行、产险、证券、信托、养老险、健康险为产品方。
而团体客户的销售就复杂些,有诸如产销银、银销产等互为产品和渠道方的32个链条。
“有些链条现在已经比较完善,如寿销产,我们做了很多年。从专业支持,产品设计上都很成熟。寿险还把代销产险写入了基本法,如果你寿险销售不够可以销售产险保级。寿销产的链条很完整,但是32个链条中还有很多不完整的。”任汇川说。
第二步,是理顺交叉销售的前中后台。整个链条的前台,是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客户经理;的前台是产品支持,的后台是产品设计和风控;后台是IT和运营集中。
“我们现在要求各子公司改变观念,思考综合金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支持前台。以前你只支持本公司的业务员,现在你要支持这么多不同公司的业务员。任汇川说。
而对于交叉销售的产品,在的后台,产品设计上也应有所改进。“寿险的业务员对于责任险、工程险理解有困难,应该给他们设计更简单标准化的产品。”任说。
纯化集团功能
市场对于平安最大的忧虑是平安做成“无所不能”的巨无霸之后,管理能力能否与其规模匹配。
平安有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层。
一方面,平安集团高度控股各子公司;另一方面,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也给了管理层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理层对子公司的高控是通过一个简单利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集团”来实现的。
2010年,平安集团进行了干部调整,将集团600人的队伍精简至300人,将大量专业化岗位“下放”到子公司。
“我们希望纯化集团功能,集团只做三个层面的工作:战略规划、日常监控、资源配置。”孙建一说。
集团的日常监控主要是纠偏,每个月各子公司召开运营经营分析会。各子公司的董事和集团的领导会按期与会,监督各子公司五年规划的执行情况。
“就是说,专业公司需要每个月在经营分析会上把当月的情况做一个上报,董事会和集团层面的管理层再进行纠偏。下一月经营分析会,要对上一月会上董事们提出来的问题的改进情况做一个追溯。”孙建一说。
除了日常机制,集团对子公司的管控,是通过牢牢掌握人力资源来实现的。
“平安每一次的收购,首先换掉的就是对方的人力资源执行官。无论在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集团派来的人占比最大的部门都是人力资源。”平安内部某人士说。
在管理结构上,“矩阵化管理”是平安应对产品多元、市场分散、部门庞大所采用的模式。
按照平安的矩阵化管理模式,平安的每一个员工都有两条汇报路线,一条是垂直的专业条线,在集团层面,形成行政管理、财务企划、人力资源、内控四大中心,分别对接;另一条是其子公司的行政条线。
而在这样的管理结构下,沟通成本会变得非常之高,建立独特的平安文化是解决沟通成本的唯一路径。
平安企业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强大的执行文化,这也是平安成功的关键要素。而执行文化的落脚点,正是以KPI(Key Performance Index)为核心的绩效问责体系。
KPI是平安企划部设定的年度任务考核指标。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年初集团企划部会给各子公司下达KPI任务,各子公司企划岗再将公司KPI指标拆细到每一个人头上。
每年年末,整个平安集团除了马明哲之外的所有高管、员工都需要进行强制排名。KPI指标排在后面,无法晋级。通常KPI指标排在最末十分位的员工,会扣发当年奖金。
严格公平的绩效问责制度是平安成为巨无霸之后仍能保持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
资源配置:ROE导向
“未来的一段时间,平安集团对子公司的投入将完全基于公司的战略。综合金融看哪一块比较短就补哪一块。”孙建一说。
而在更长的时间区间里,平安仍会遵循资本收益最大化的纯粹商业逻辑。
“平安很关注资本回报率,关注ROE、ROA。”任汇川说。比如现在的养老金公司就很紧张,他们老不赚钱,怕公司哪一天给他们关了。
虽然年金的前景非常好,但是年金本身是亏钱的。包括公司的内部员工调动,大家都有踟蹰,担心养老金公司被关掉,搞得工作都没了。
“公司管理层永远认可经营公司就是经营股价。你ROE高,集团有资源就会给你。”任汇川说。
不过在交叉销售的背景下,一个产品的低利润率可能是为了其他产品更高的利润率。
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3
在三种基因整合重组的难题下，也酝酿着各项业务的井喷。平安银行踩在了奔跑着的巨人肩上，站稳了飞速前进，站不稳就随时跌落。
平安：“入侵者”的整合
“充实资本金、引进好管理与后台控制、带来新客户”，不止一次，肖遂宁细数着平安入主深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位深发展最后一位董事长常是表情凝重，而另外一些老深发展人的脸上或多或少会有些牢骚。
矜持的银行往往诧异保险业个别“没有底线”的营销方式。而且，在调侃中，银行人也常带有一种优越感。从深发展换身为平安银行，他们不习惯在早上听企业司歌，不习惯严格的着装要求，也不习惯鞠躬欢迎客户的“晨迎”……这是平安与生俱来的文化，覆盖整个集团，且将持续未来。
“银行的人是躺着吃饭，证券的人是坐着吃饭，我们保险的人，是跑着吃饭。”有人说这是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的嘴边之语。
“保险文化”上位
平安（即平安保险集团公司）带给平安银行的不只是日日重复的标准，还有不讲情面的绩效压力。合并之前，深发展要比原平安银行薪资水准略高。与之相比，平安旗下的各企业有更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强调高薪酬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业绩。
于是，深发展逐渐进入了快节奏、高强度的氛围当中，一些牢骚也随之涌现，“工作量增加了很多，工资却没涨”，“业务竞争激烈，压力很大”，甚至有一种近于吹毛求疵的表达：“以前中秋节发卡，现在只发月饼”……种种的不适应，被视为平安保险文化的“入侵”的结果。
当有人问，深发展与平安的文化融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肖遂宁没有描述，而是做了评论：平安强调市场、强调客户体验、强调合规经营、强调团队精神，这些都不能狭隘地理解成“保险精神”，而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遵守的准则。这番话意在澄清外部对“入侵”的解读，也是想开导深发展的牢骚。
同样被追问的，还有英国人理查德·杰克逊，这位原平安银行的行长，头发已有花白，在2010年5月入驻深发展，着手两行整合。曾在多个国家主导花旗银行的里查德的回答往前走了一步：“平安文化的核心是问责制、绩效导向、透明度，这是所有业务的核心文化，不仅仅是保险业务才有。”
深发展当然也有考核体系，在新桥投资控股，已引入绩效导向的文化。“躺着吃饭”的银行业习惯于多维度的考核指标，会考虑团队、公平等要素；而在保险业，效率与业绩被放到更突出的位置。只能说一方的更严格让另一方感到了紧张。
在世界范围内，理查德曾主导过大大小小6次银行业的并购整合，深知整合的关键在于“人心”，“不裁员，不降薪，不降级”，这是他代表平安做出的承诺。系统、网点、产品等硬件的整合，虽然冗繁，但可以一点点地去做。肖遂宁也一样，“最大的难点在于人的整合，人心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是最困难的节点。”
他们的担心并不多余，虽然承诺不裁员，一些员工还是主动说了再见。薪酬体系的调整已是必然，而且需要兼顾两行风格。谋划所有员工总薪酬福利水平保持不变，以求稳；增加考核要点变化考核方式，以求效，比如改革后，支行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基层员工的打分挂钩。
促生交叉销售
文化整合只是管理机制的部分范畴，话题感虽强，但却不是平安集团的主要输出。7800万个人客户、400万企业客户，以及50万人的销售队伍，平安集团的各种资源将会对平安银行产生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供应链金融、小微贷款、信用卡业务会是平安银行主要的发力点，而这三者都可以直接受益于平安的海量资源。
这些个人客户大都买得起财产险、车险、养老险，都是有价值的客户，全世界很少有银行有这么多的价值客户，平安银行未来光做交叉销售空间就很大。
在老平安银行时候，信用卡业务就享受了这一红利。在2007年，平安就将信用卡联结保险产品进行销售，比如家庭财产盗抢险、航空意外保险。信用卡一般的推广方式，主要是银行网点办理和信用卡销售团队直销，平安银行则可以省掉这笔成本。
于贸易金融方面，400万企业客户可以直接进行交叉销售，7800万个人客户中也有准企业客户，都可以作为小微贷款或者是供应链金融的切入口。
在当前，平安集团在尝试以综合金融产品交叉销售为主的业务模式，平安银行也已经尝试证券、信托、资产管理等其他业务。“一个客户、一个账户、多个产品、一站式服务”的未来由此可窥。
但交叉销售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乐观。有媒体的报道提到，平安某保险销售中层透露。同样是销售深发展平安人寿联名信用卡，保险销售人员的提成远高于银行客户经理，导致银行工作人员有很大的不满。倘若平安集团内部的利益协调不力，平安银行的交叉销售也必将受到影响，也会给平深整合带来阴影。
“黑脸”整合者
在业内，民生银行占领了小微贷款的高地，招商银行已是更适合个人与家庭的银行，兴业银行致力于利用分散终端的便利金融，股份制银行之间的竞争只会更激烈。而且混业化与多元化经营会成为行业主流，平安集团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需要更热心、更主动的姿态。平安保险的业务机制、企业文化显然更接近市场，也会更有助银行实现服务角色与方式的转变。
更何况马明哲有一条原则，平安要对旗下机构实行高比例的持股，保持绝对控制。这意味着平安银行也不会是例外，平安文化的注入无可避免。
“我们要做的，是要简化一下考核制度，然后把业绩优秀和业绩差的差距再拉大一点。”老江湖理查德说的是实话，描述出了商业生态的本色，提醒着人们要为平安银行的成长尽好本分。而且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企业的并购分拆、文化的整合更迭本是常态。
市场的规律让好与差的银行，距离不断扩大，而平安体系一样是让好与差的差距拉大，然后留下适应的。至于不适应的，先送上一句委婉的“不裁员、不降级、不降薪”，后果自负。
注入管理机制，持“大棒”以驱众人；提供资源平台，送萝卜以诱军心。不是平安文化，而是变化的行业与市场，让深发展进入一种紧张高压氛围。平安更早地适应了这种变化，作为过来人和整合者，它不得不演这个“黑脸”角色。
深发展：慢节奏的“试验品”
平安集团的银行业务从无到有，一路走来靠的是“钓鱼式”的并购。收购福建亚洲银行，再吸引来深商行；再用深商行，钓来深发展。三次整合，平安集团都是下棋的人。
骄傲的创新者
须承认，今日之平安银行的主体是深发展传承而来，这不是人数的绝对优势出发，而是原深发展已有一定的业务基础，产品体系都已相对完善。
2002年以来，纠结于股改，深发展资本补充有限，错过了股份制银行扩张的大好时机，深发展的发展虽有特色，但规模与实力并不突出。
深发展的优势基因在于其贸易金融。新桥投资时代的深发展，新桥投资虽然看重在财务上的收益，却也为平安银行搭建了一个健康的运营体系，且为今天的平安银行提供了主要的业务突破口。来自美国的法兰克·纽曼（原深发展银行CEO）着手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比如构建风险垂直管理体系、化解不良资产、向零售银行转型……其中，以供应链金融的模式与产品最为成功。
从2006年正式整合推出“供应链金融”服务后，深发展贸易融资客户和业务量均取得50%的增长，全年累计融资近3000亿元，而整体不良率仅为0.4%。四大国有银行，民生、招商等知名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纷纷紧随其后，加入到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争夺中来。
之前，原平安银行也有供应链金融业务，但偏居东南一隅规模较小，且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供应链金融的影响力远不如深发展。
在产品创新方面的优势，与深发展的独特属性有关。“深发展一路走来，就一直是中国金融改革、创新、尝试的一个试验品。”深发展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财会、信贷、稽核垂直管理体系，这些都可以证明肖遂宁所言非虚。
只是“作为一个改革的先行者，深发展既获得很多创新成果，同时也承担了先行者必然具有的那些遗憾和制约。”股权改革拖沓，资本金不足，发展规模有限，深发展遭遇了一个“失去的十年”，有好产品却没有好市场。
创建于1987年，深发展本是全国最早的股份制银行，也是深圳上市最早的企业，其出身和江湖地位与原平安银行大不相同，文化理念、人员结构上更相去甚远，再加上被“保险企业”收购，银行业的矜持难免会产生一些“负能量”。而对平安银行本身而言，部分员工的流失其实算不了什么。不适合自身体系的本应被淘汰，新鲜的生力军也可随时会补充进来。
留下好产品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平安进来得太晚了，对平安来说成本高很多，深发展也失去很多机会。”主导深发展5年，肖遂宁知道深发展的弱点。与投资商不同，一个具备长远规划的产业集团，会给深发展带来更多机会。
2012年12月19日，平安银行新行长邵平第一次露面，但当日亮点却是深发展体系下的“供应链金融2.0”。这位充满话题的新行长主动当了配角，“要发扬平安银行供应链金融的先发优势，它将是做大中小企业业务的重要策略。”
其实，在深发展时代，“2.0版本”的供应链就已酝酿许久。各大中银行都设立此业务之后，“供应链金融”已经变成一款严重同质化的产品。深发展的对策是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效率。在2008年时候，深发展开始搭建线上“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综合服务平台，以帮助企业整合、利用产业链条上的各种信息，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
而到平安银行时代，将此概念升级加入了“商流”表述，形成了“信息流、资金流、商品流、物流”的合一，意在让融资服务变得更直观、便捷，融资服务“在线可得”、多方信息“清晰可见”。概念虽新，本质未变。
当前，在平安银行内部主持该项业务的是副行长胡跃飞，他的身份有点特殊，在平安银行的8位副行长当中，只有他一人来自深发展——深发展的高层大都已离开，唯独他被留下来，也足见供应链金融在平安银行中的影响力。
人员与文化的整合虽有力所不逮，但是在产品的升级与推广方面，平安银行还是毫不含糊。
民生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再回到2012年8月2日的深圳发展银行大厦，32楼会议室，主席台背景板上是“平安银行”的红花。深发展正式改名为平安银行，两行整合正式完成。
肖遂宁与理查德，他们因整合而有过的人生交集也即将结束，一个多月之后的9月22日，两人分别辞去平安银行董事长、行长职务。前者因年龄问题像是功成身退，而精于并购的理查德，则是因为并购主题的结束。
在马明哲的计划当中，平安银行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佳商业银行”，在三到五年内进入股份制银行第二梯队，五到八年进入股份制银行第一梯队。平安银行的总资产与净利润处于行业末端，这样快的节奏，平安银行需要一个熟悉本土市场，能够迅猛地开疆辟土、释放集团能量、赶超同行的猛将。
控制风险的激进者
理查德的继任者是邵平，前民生银行副行长，参与了民生从创建到异军突起的全过程。邵平还从民生带来一批人，据说有数十人之多，这其中包括平安银行现任的两位副行长、一位行长助理。再加上早期从民生过来的几位骨干中层，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民生系”。
民生是民营特色最浓的股份制银行，其风格激进，超常规行事、超常规发展，路子有点“野”。比如敢于在行业不看好时大举投入小微贷款，敢于用规模来对冲风险。民生银行也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基层员工只要尽职，或是为银行带来收益，哪怕有些失误，坏账一样可以免责，部门总经理更是可以获得更多实权。
同属绩效主义，民生的这种风格与平安却有所不同。比如，50万寿险销售人员，平安集团看重的是执行力，而执行力的保障第一靠标准，第二靠纪律，第三才是靠能力。平安认可个人成绩，但更认可公司的流程与制度。在这样的体系下，基层员工像是“螺丝钉”。
但要说认为民生文化是冒进的，这就偏颇了。有人说“民生系员工的江湖气息更浓重，有时出牌不按章法。”民生股东史玉柱，以不按章法出牌而闻名，胆大心细手狠，但却看好民生优良的风险管控：“我会继续长期坚守民生银行……民生是全国唯一分行无贷款权的银行，风控超强，坏账率真的很低。”
在小微贷款业务规模骤增的同时，民生银行仍能将贷款不良率控制在行业水平之下。行内主持风险管控的人，正是彼时的副行长邵平，民生银行独立评审体系和事业部派驻风险总监体制的缔造者之一。
在邵平上任几个月后，平安银行的一些理念已经有所变化。平安银行内部已经提到“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商人来做业务”，强调个人开展工作的灵活性与主动性，这与“螺丝钉”文化显然大有不同。
积极主动与控制风险并重，在未来，邵平或许会把这种性格植入平安银行。
寄望小微贷款
小微贷款一直是股份制银行寄予厚望的增长点，各家银行都想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前，抢食这块大蛋糕。
在股份制银行当中，民生的小微贷款业务已居于首位，受益于此。而其小贷产品“商贷通”曾经的领导人，也到了平安银行旗下。在2011年3月，深发展成立了小微金融事业部，其总监是曾经领导民生小微业务的高管。
在小微贷款业务上，平安银行充分嫁接了平安与民生银行的基囚：利用集团的后台系统与客户资源，提升对风险的容忍度，放手做大规模。一款名为“新一贷”小贷产品显得“民生味”十足，它特别强调“无抵押无担保”，凭客户信用放款。该产品理念的大胆，风险控制的技巧，是邵平之前的平安银行所未有的。
这样的风格，这样的业务领导阵容，不正是将民生银行的模式复制过来了吗？“不存在复制，做法上有差异。我们的小微将更注重线上和电商的集合，服务小企业的手段更丰富，产品更多。平安有很强的科技优势，以及电商技术和经验。”邵平强调的是平安独特的混业模式。比如，许多中小企业客户群体的财务运作往往不严谨，存在财务运营、融资经验、财产管理欠缺等问题，因此平安财务、信息和账务管理等中间业务的服务皆可搭售。
戴枷锁的激进
平安银行是平安集团的银行。这有两层概念，该利用的要利用，该配合的也要配合。进入平安集团体系后，平安银行被纳入综合金融平台，业务的专注方向调整为整合平安平台系统资源。这削弱了平安银行作为公共银行的开放性。
享受集团规模红利的同时，平安银行也必须承担集团的相应规划，毕竟它如邵平所言，平安银行的定位是：
“服务集团综合金融战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经营的全部现代化路线，定位与其他银行不一样。”这也就给了平安银行一个“服从组织”的束缚。
“在银行业务方面，用专业的银行人员做专业的银行管理，我们不是用保险来管理银行。”这是马明哲一向的态度。然而空降的邵平，拳脚会不会打在棉花里，既要看集团给其的空间与权力大小，又要看自身能否妥善地处理好业务架构与管理架构。
管理优化的关键节点
“一个涵盖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业和基金管理的实体，在好年景、坏时代都可以欣欣向荣。”今日的花旗是平安综合金融构想的一个榜样。
取各方所长
从并购福州亚洲银行，再到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集团的银行业务从无到有，从偏安一隅到渗透内地。平安集团的整合能力也毋庸置疑，只是这次整合涉及万亿资产，且自身的银行业务原属薄弱。当前，深发展、平安、民生三个背景组织，横跨保险、投资、保险多种业态，风格多元，基因混杂。仍处于整合期的平安银行管理的根基与生态并不稳定。
文化碰撞与整合的主导权在平安一方，而肩挑此担的主要人物是平安集团的元老级人物、平安银行董事长孙建一。兼任平安集团副董事长，孙建一也是主导平安集团综合金融的关键人物，而且过去平安银行的组建、并购、整合的全过程，孙建一也是一线的操盘者。
在平安集团，由于马明哲负责制定目标和战略，作为其左臂右膀，孙建一主要把精力放在对内对外的沟通协调上。在2011年，平安银行整合深发展的前期，孙建一就已经以党建工作为名，跑遍了深发展的各个省级分行，安抚地力。大员，推销平安文化，减少整合摩擦。
作为平安综合金融最后完成整合的板块，平安银行的话语权比保险、投资等业务要薄弱。平安银行内部对交叉销售的推动到底能够使出几分力气？各业务部门之问的合作有无共通的操作模式？如果集团各个业务体系没有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的习惯，综合金融将无从谈起，无论平安集团持有多少金融牌照，都和新桥资本一样，只是个坐等分红的投资者。
具备集团威望与实权、且擅于协调的孙建一，正是充分释放集团协同效益的关键人物。在平安银行内部，邵平需要孙建一来理顺人员与管理的架构，整合文化基因，协调好深发展、平安系、民生系三方的权责；在外部，更需要通过孙建一来调动集团资源。
邵平在平安银行能够做出怎样的成绩，只有站在孙建一的肩膀上，才能有所突破。明确各方权责，达成共识，取各方所长，才能减少文化与风格的冲突，使平安银行形成前行的合力。
管理架构有冲突
之前，深发展的管理框架为CEO负责制，原平安银行为分区制。不同的管理机制带来了多头管理、业务不清晰等问题。
“总行不同条线、不同部门各自为政，都对基层发指示、下指标，缺乏相互协调，一些基层人员被迫陷入‘文山会海’，放大了市场部门的无助和混乱。有基层反映，做业务的过程中，内部阻力比外部还大，更谈不上内部提供支持。”在各地的分行调研摸底之后，邵平看得到架构下的冲突，也暗示了对组织架构难以协调的不满。
这显然是未处理好的历史遗留问题。银行改名，前任离去，不是整合结束，而是新一轮整合的开始。
在深发展原有架构内，每个业务条线都有执行官，比如财务执行官、风险执行官、人力执行官。在分行层面，分行有业务条线总经理，总行有分管他们的执行官。
平安银行嫁接了集团的保险经营思路，将业务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人事架构也按地域划分板块，高管各管一片区域。
当前，平安银行停留在分区制与执行官制的混合阶段，形成了“一正八副三行助”的高管格局，这其中就不乏职能的重合、多头管理的问题。
在副行长赵继臣分管风险条线之前，平安银行已有风险条线负责人：首席风险执行官张韦占成，以及身兼首席内控执行官、首席信贷风险执行官两职的周立。新行长助理张金顺将分管科技和人事，而之前分管人事业务的是首席人力资源执行官、行长助理都江源。副行长孙先朗将分管财务和运营，而这两方面也有相应的执行官。
持续优化，边走边看
在两种制度之外，邵平熟悉的是另外一套体系：事业部制。民生银行是彻底的事业部制结构，接近市场决策灵活，上下通达效率奇高，可集中优势资源实现高度专业化。
邵平想尝试用事业部制来突破局面。
“新平安银行将推出一些客户事业部、行业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这是邵平任职半年后的说法。如果事业部制成为主导，分区模式、执行官模式都将被这个体系溶解。但是，便于总行掌控分支机构、控制风险的同时，事业部制会在高层触动某一方面的利益，并且会在基层削弱支行的智能与权力。
小微金融团队民生风格相对较多，其架构正是事业部制，且已经运作一年半，这可能是事业部制建设的突破口。但邵平的变革要与平安的基因与机制达成合力，在持续优化当中，逐步进行事业部、网点扩张等方面的建设。
比如，事业部“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团队到位、商业模式及产品创设出来后，再成立相应的事业部。初期按照行业、产品筹建，以后以客户为中心来创建。
邵平每走一步都要看集团给的空间有多大，需要看副董事长孙建一支持的力度。当前的管理架构必然要进行调整和优化，理清管理线条，为业务流程提供管理体系的支撑。
平安跑着赚钱的模式，能更快地帮助“深发展”找回失去的十年。平安集团旗下的保险、投资、银行三个业务部门互为补充，进行产品的交叉销售和后台信息的共享。在金融业多元化和混业化潮流下，倚仗集团的市场资源、技术与后台系统，平安银行成长可期。
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4
【关键词】 银行 人均资产 人均净利润 薪酬
一、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的发展概况
目前，我国共有九家上市股份制银行，分别是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选择这九家上市银行作为分析样本，首先是因为其作为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广大中小银行的代表，发展相对成熟，他们的发展历程可以为广大中小银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好的学习和模范作用，取长补短；其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较为完善，数据来源充实，利于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然而，由于九家样本银行的资产规模不近相同，其中各大股份制银行的无形资产差异过大，如民生银行2010年无形资产为1.82亿元，2011年为34.64亿元，相差近20倍，与总资产规模相近的兴业银行相比（2010年和2011年的无形资产分别为3.19亿元和2.78亿元），差距较大。与此同时，平安银行2012年无形资产总额为58.78亿元，较2011年的2.81亿元相差过大，而2011—2012年华夏银行这两年间无任何无形资产计入总资产规模。为使得人均资产这一指标对比更加精确，文中资产规模的计算均为扣除无形资产的总资产价值，本文中所有图标数据均为作者自行收集整理分析。
图1、图2分别为上市股份制银行资产规模和净利润对比图。从图1、图2可以看出，2008—2012年五年间，各大银行的净利润随着实体资产规模的增加稳步上升，资产规模对利润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交通银行价值居首位，平安银行（和深发展银行合并后正式更名平安银行）和华夏银行规模偏小，其他六家股份制银行居中。每家银行各年所得利润基本与资产规模相匹配，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居首位和次位，平安银行和华夏银行由于资产规模本身较小，分列最后两位。
二、我国上市股份制银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银行的利润总额与其规模大小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单纯的通过利润总额对各大股份制银行进行盈利排名，对银行的实际经营效率或是在不同企业文化下员工能力的不同体现进行比较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下文从人均掌控资产数额及员工个体为公司创造的利润，以及是否获得相应薪酬方面，对我国股份制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
1、人均资产和人均净利润
在刚过去的2012年里各大银行获得了不菲业绩。整体来看，2008—2012年五年间各大银行的经营业绩都蒸蒸日上，所有银行的人均资产（为总资产除以员工人数，员工人数的计算包含境内在职人员和派遣人员，不含退休员工）和人均利润（净利润除以当年员工人数）均处在波动上升区间，说明了目前我国股份制上市银行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国际大环境下依旧发展趋势良好。图3、图4分别为2008—2012年人均资产对比图和2008—2012年人均利润。
以2012年为例，浦发银行的人均资产和人均利润最高，每位员工平均为浦发银行经营约8700万资产，同年为银行创造利润约95万，除去刚刚与深发展银行合并的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的每位员工在2012年为单位掌控约5500万实体资产，只有浦发银行的三分之二，创造利润约62万，约占浦发银行的三分之二。对比来看，浦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人均资产和人均净利润都超过交通银行，说明从员工的经营效率来看，交通银行在未来发展中有待提高。
通过均线对比，虽然华夏和光大处在人均资产均线之上，尤其是华夏银行，但是在人均利润的对比中其却处在均线之下，说明虽然人均资产占有量较高，但是人员的经营能力和效率有待提升；同样，虽然招商和民生的人均资产相较大多银行较少，但是他们的人均利润却基本处在均线之上，说明员工所使用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较强。
人均资产和人均利润长期处于均线之上的银行只有浦发和中信银行，而那些人均资产和人均利润长期均处于均线下方的银行，即交通银行和平安银行应当立即分析各自银行的经营现状及原因，及时改善状况。当然，不同银行各分部的状况各有不同，这就要求各自银行针对各自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好合理的公司内部治理和风险控制。
2、人均薪酬
随着各银行的规模扩大和业务发展，人均薪酬表现各有不同，然而并不是每家银行的员工薪酬都随着银行资产和利润的增长而同步提升。通过图5我们可以看到，2008—2012年五年间，人均薪酬始终在均线之上的银行有浦发、光大、兴业以及中信银行。
虽然浦发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资产、人均利润以及人均薪酬处在同行业的前列，浦发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净利润、人均资产和人均利润均高于中信银行，但是人均薪酬却在近两年间低于中信银行。秉承“笃守诚信、创造卓越”的经营理念，浦发银行在过去五年间不断扩大收入来源，促进业务利润持续快速增长，增强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和对股东和客户的价值贡献，巩固并扩大了人均资产和利润的领先优势。虽然人均资产波动偏大，但是整体来看中信银行的经营效益最好，员工待遇相较于同行也更有优势。当然，这和中信银行坚持建设“有独特市场价值的一流商业银行”的发展愿景和独特的品牌和企业文化密不可分。此外，除了去年刚和深发展整合的平安银行，交通银行的规模虽然在所有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中最大，但是无论是人均资产、人均利润还是人均薪酬均处在同行业的落后位置，说明无论是银行的单位资产产生的利润还是员工的经营效率都亟待提高。
三、对我国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建议
目前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各项资产盈利指标均呈上升趋势，但应注意避免粗放式的快餐复制经营模式，因此，需加快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转变发展模式，积极借鉴国内外银行的成功经验，完善和加强薪酬资源配置机制，适当调整符合国情和自身情况的经营战略，实现银行高管、员工和股东的共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短期冒险行为。
1、强调特色经营，避免同质化产品
目前行业内产品同质化程度高，一些业务创新大多停留在技术含量低的传统业务方面，而收益率高的中间业务如个人理财、租赁财务顾问等个性化特色服务只是少量开办，投资银行和国际金融创新衍生工具等方面由于客观原因尚处摸索阶段，虽然有些银行已经适当引入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发展模式和理念，但难以产生优化整体资产负债结构的作用和规模经济效应。同质化困扰着商业银行，也束缚了个人理财市场在“质”和“量”上进一步发展。应积极探索我国深入发展个人理财业务途径，真正地、有实效地走出同质化困境。
2、加强薪酬体系资源配置，提高员工管理和创新能力
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长期激励计划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员工作为银行发展的基础，是银行为股东和投资者创造可持续利润的基础，在目前的银行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中，如在客户资质分析和理财顾问等业务方面，员工的创造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除了企业文化的熏陶之外，建立区别与其他企业的激励措施亦不可或缺。在美国，为了激励银行员工的积极性，拥有股票期权的银行员工占到员工总数的10%～15%，同时这也是股权激励奖励比例最高的行业之一。以股票为载体的奖励机制具有如下优势：第一，使得现有员工、管理层及投资者拥有了共同的经济利益；第二，在激烈的人才竞争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竞争中，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公司并有效地避免人才流失。
3、提高银行自身经营效率，注重整体运营效率协调发展
除了通过培训和激励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外，各银行还应加速转化科研成果，不断提高资产利用率和降低成本。如一些银行电子系统比较滞后，一些数据仍需手工记录待人工计算后再录入到人力资源系统，既影响管理效率，也存在操作风险。不同于缺少市场化机制的苏联、资本金融和资源有限的德国以及企业与银行紧密捆绑制度欠缺的日本，截止到2007年我国电子金融市场规模已达500亿元左右，发展已经相对迅速。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各大银行唯有不断提高和完善技术，使得传统的经营业务和电子银行协调发展，从而推动自身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对比，可以看到，首先，浦发和中信银行在员工的资产管理及利润创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他银行应适当分析和借鉴其成功经验，在员工筛选以及整合资源、发挥协同作用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自身企业的经营效率。其次，表现较差的交通银行和平安银行，尤其是交通银行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目前其规模和员工人数远远高于股份制银行，但是目前我国的金融环境相对封闭，简单粗放式的快餐店模式在特色化经营需求的现状下迟早被淘汰，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注重进行业务创新，提高经营效率才能保证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未来银行业快速发展及外资银行全面渗透的情况下，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中小银行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和完善员工激励体制，激发员工的创造性，从而提升银行整体的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提升竞争力。具体来说，首先，在业务运作方面，提升传统业务经营效率的同时，要发展符合顾客需求的新兴中间业务，拓宽银行的发展空间；其次，在金融产品和技术创新方面，实行差异化战略定位，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品牌；最后，员工是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中，应当积极地进行人才储备和培养，因为任何行业的竞争最终都是人才的竞争，只有注重员工能力的提升，才能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未来真正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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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5
要：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被称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本文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对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三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要普遍优于国有商业银行。
关键词：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改进熵值法；“三性”原则
Abstract：Security，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are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bank’s　operating.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operation　performance　of　14　China’s　listed　banks　by　adopting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method，and　National-wide　share　equity　commercial　banks　a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in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Key　Words：listed　commercial　bank，operation　performance，improved　entropy　method，three　principles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12-0012-04
一、引言
如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一直是银行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多集中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都偏重于业绩评价中的盈利性，忽略了稳健性和流动性方面；或者大多是对商业银行总体经营状况进行评价；或者孤立地用一些指标来评价某一个方面。但商业银行强调的是“流动性、安全性以及盈利性”原则（统称“三性”原则），因此，基于“三性”原则的综合绩效评价指标是必需的。毛定祥（2007）指出，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对商业银行“三性”的综合评价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孙文合等（2005）、左晓慧等（2010）同样认为，从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等方面，可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弥补其他分析方法的不足。由此可见，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不仅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和经营目标，也是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核心内容。
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16家上市商业银行，其中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2010年，16家上市银行总资产合计为61万亿元，占全部银行类金融资产的60%以上。因此，对上市商业银行的绩效进行评价，不但可以对商业银行的上市效应进行检验，而且对其他商业银行的股改和上市道路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本文的研究框架基于对商业银行“三性”的理论分析，从中筛选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财务指标，并将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熵值法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作出适当的评价。
二、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流动性指标
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保持随时以适当的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对客户提存及银行支付的需要。商业银行流动性主要体现在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资产流动性是指银行持有的资产能随时得以偿付或者在不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变现的能力。其评价指标主要有：
1.　存、贷款增长率。客户存、贷款总额及其增长率，是衡量一家银行融资能力和流动性能力的重要指标。通常，该指标越高，预示着其融资能力和流动性能力越强。存款增长率减去贷款增长率结果为正，表明流动性上升。
2.　存贷比。商业银行在某个报告时点的贷款余额与同一时点的一般性存款余额的比例，计算公式是：存贷比=（报告期表内贷款余额/报告期表内存款余额）×100%。自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颁布以来，存贷比指标就一直作为中央银行监控商业银行“三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该指标主要测度银行资源配置能力和资金运用多元化的程度，表明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强弱。
3.　流动性比率。资产流动性比率是在侧重资产管理方针下，商业银行衡量流动性风险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该比例越高，表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越小，但同时也意味着其盈利能力的降低。其计算公式为：流动性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二）盈利性指标
盈利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要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尽可能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实现盈利的主要途径是利差收入，关键在于3个要素：资产收益、其他收入与经营成本。据此，我们构建如下盈利性指标：
1.　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又称股东权益收益率，是商业银行盈利性指标的直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银行总资产、总负债和利润3个总量指标与其单位资产经营绩效即净资产收益率都有着直接关联，净资产收益率越高，越能为商业银行的业绩总量循环累积提供基础，反之，净资产收益率越低，越将导致经营总量的不足。其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利润/所有者权益。
2.　人均利润额。人均利润反映了商业银行员工的人均创利水平。其计算公式为：人均利润额=净利润/员工人数。毫无疑问，银行员工成本的上升会侵蚀部分银行的利润。员工人均创利水平是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表现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另一个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了普通股的获利水平。该指标越高，表明每股创造的利润越多。其计算公式为：每股收益＝期末净利润/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
（三）安全性指标
安全性是指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保持足够的清偿力，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能随时应付客户提存，使客户对商业银行保持坚定的信任。商业银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负债经营，其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产规模和结构，取决于其资产的风险程度。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主要特征和风险监管的角度，可构建如下安全性指标：
1.　不良贷款率。即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我国银行业贷款“五级分类”（指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的风险管理原则，将后三类贷款合并计算为不良贷款，使得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有了明晰的统计方式。不良贷款率反映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是判断银行经营状况的核心指标。
2.　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是考察银行抗风险能力、衡量银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可以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其计算公式为：资本充足率=（资本-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资本+市场风险资本）×12.5]。按照巴塞尔协议标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2010　年中国银监会明确要求：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应保持在11%以上，中小银行在10%以上。
三、熵值法在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一）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的大小，即信息熵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在信息论中，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一种度量，而熵是系统无序程度或混乱程度的度量，故也可以用其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变异程度。根据系统某项指标熵值的大小与其变异程度相反的原则：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则信息熵越小，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权重也应越大。就商业银行绩效评价而言，如果某一财务指标在不同商业银行间差异程度较大，说明该指标在区分和评价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中所起的作用也较大，相应的信息熵较小。因此，完全可以根据指标值变异程度，以信息熵为工具，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设有m个评价对象，n个评估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第j项评价指标xij的熵定义为：
（1）
其中，
则第j项指标的熵权Wj定义为：
（2）
其中，dj=1-ej为第j项指标的效用值。
用第j项指标权重与该指标的接近度pij的乘积作为xij的评价值：fij=Wj×pij，则第i个样本的评价值为：
（3）
对于多层结构的评价系统，根据熵的可加性，可以利用下层结构的指标效用值，按比例确定对应于上层结构的权重。对下层结构的每类指标的效用值dj求和，得到上层各类指标的效用值和Dk（k=1，2，…，k），以及全部指标效用值的总和D=D1+D2+…+Dk，则相应类的权重为：
（4）
在熵值法的计算过程中运用了对数和熵的概念，根据相应的约束规则，负值和极值不能直接参与运算，应对其进行一定的变换，即应该对熵值法进行一些必要的改进。目前对熵值法的改进方法主要有功效系数法和标准化变换法两种。其中，标准化变换法由于不需要加入任何主观信息，评价结果是唯一的，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客观赋权法，也有利于缩小极端值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该方法对熵值法进行改进。采用Z-Score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5）
其中，　为第i项指标的均值，　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为消除负值，可将坐标平移，令：　，K为坐标平移的幅度。
（二）样本与数据
由于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均在2010年上市，数据不具参考性，因此本文的样本为其他14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3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1家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在这14家上市商业银行中，有5家是在2003年以前上市，9家是在2003年之后上市。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大银行的2010年报（见表2）。为统一起见，指标选择人民币业务年末数。
（三）熵值法测量结果
在获得样本数据之后，利用建立的指标体系，就能够构造评价数据矩阵。由于本文所用的指标包括两类：越大越优指标和越小越优指标，为使指标能够正确反映出客观的评价结果，在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前需对原始指标进行一致化、正向化处理。然后，再按照前述的熵值法计算过程，求得14家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指标的总得分；最后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特点，采用综合加权的方法计算得出各银行的综合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NB银行的综合评价得分列居第一位，其较高的流动性、安全性得分（分别位列第2、第1位）和较低的盈利性得分（位列第6位）反映出该行经营方针偏于保守，即为了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而牺牲盈利性。列居第2、第3位的XY银行、SZ银行与NB银行的综合评价分值差距不大，但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中的结构差异比较明显，体现为XY银行和SZ银行的盈利性得分都比较高，分别位列第1、第2位，但XY银行的流动性得分仅居第9位，SZ银行的安全性得分仅居第7位，显示出这两家银行的经营方针比较激进，可能存在牺牲流动性和安全性追求盈利的倾向。列居第4位的NJ银行在流动性指标上的得分是14家上市商业银行中最高的，表明其很好地开展了多样化经营，但这种优势被其较差的盈利性所抵销。处在第5位的BJ银行在各方面的表现均中规中矩，总体而言其经营策略稳健，资产优良。
在国有商业银行排名中，JS银行较高的盈利性得分反映了其较强的盈利能力，配合较高的流动性得分，反映了金融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然而其安全性并不高，但流动性方面的优势抵销了安全性方面的不足，这奠定了其领先的地位。ZG银行的盈利性得分和流动性得分均不高，然而，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ZG银行的安全性得分是最高的，但仍低于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GS银行的盈利性得分较高，但同时也存在资本充足率不佳、流动性差、不良资产比率较高等问题。
从总体上看，国有商业银行在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上的得分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降低了其市场竞争力。2010年，3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4%、1.1%、1.26%，而当年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也仅为1.14%。普遍较高的不良贷款率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了其经营绩效。另一方面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吸收能力、员工创利能力较弱，大大影响了其盈利能力。从表2可以看出，2010年，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均低于其贷款增长率，同时在人均利润额代表的创利能力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其平均值还不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6，再加上经营有关的费用支出水平较高，导致利润率降低。
四、结论
熵值法是一种较为简便直观的客观赋权评价方法，本文应用改进的熵值法，从流动性、盈利性、安全性三个方面，对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10年的经营绩效作了综合评价和分析，发现NB银行在各上市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国有商业银行排名靠后，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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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迟国泰，朱战宇，徐琤.基于“三性”分析的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综合评价模型[J].中国管理科学，1999，7（4）.
平安银行工作总结范文6
1.14　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银行业世博金融服务暨2010年度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表彰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隆重举行。
1.20　上海银监局召开在沪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议，贯彻落实银监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并要求上海银行业迎接新形势下的挑战，加快转型发展。2010年上海银行业在加强世博金融服务与支持“两个中心”建设的过程中，自身得到较快发展。截至年末，资产总额达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各项存款余额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各项贷款余额3.3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不良贷款继续实现“双降”，不良贷款余额272亿元，比年初减少74.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8％，比年初下降0.38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低。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797.8亿元，同比增长33.9％。
1.23　国内首家专业责任保险公司――长安责任保险正式落户沪上，在上海，长安责任保险将以发展各种责任险为主要经营方向。
1.25　2011年上海保险业情况通报会在沪举行，会议回顾总结2010年上海保险市场发展情况，并部署了2011年重点工作安排。2010年上海市保险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883.86亿元，同比增长32.89％，其中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97.18亿元，同比增长24.09％：人身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686.68亿元，同比增长35.67％。2010年上海保险业赔付支出194.54亿元，同比增长10.07％，截至2010年底，全市共有保险机构115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3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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