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娜·霍格：一张女士自画像

乔安娜·霍格 （Joanna Hogg），这位以其对英国富裕阶级的准确刻画而闻名的导演，在史诗性的分为两部的《纪念品》中，将镜头对准自己，讲述了她成为一个艺术家的经历。

坐落在伦敦市中心曼切斯特广场上的华莱士典藏馆（The Wallace Collection）中，收藏了由历任赫特福德侯爵收集而来的18～19世纪间的多幅艺术作品。典藏馆安身于自乔治王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公馆中，于1900年起面向公众开放，尤其以精美的18世纪法国油画而闻名于世。其中包括一副由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的小巧、精致的作品，描绘着一位年轻女子往树干上雕刻首字母的场景。她身穿一件粉色绸缎女裙，与面颊上的红晕互为映衬。女子脚边落着一封信，或许，它正是树上刻下的首字母所代表的情人所写。她看起来如在梦中，却又心意已决：这是一个陷入幻想，但又正在留下自己印记的女人。

乔安娜·霍格在1980年第一次看到这幅《纪念品》，当时她20岁。一个相熟的男人带着她前往，两人后来迅速发展成为一段干柴烈火般的恋人关系。那时她住在骑士桥，工作在苏活区，担任一名摄影师助理的同时，也渴望着成为一个电影导演，虽然还不太清楚该如何去实现。那时，她也不知道弗拉戈纳尔是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个男人带她去看那张画是什么意思。霍格的青春期在一所寄宿制学校里度过，它专为那些富人或贵族们较少有学术追求的女儿们而设。之后，她没去上大学。她的恋人曾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科陶德艺术学院（The Institute）学习过艺术史，以其博学深深吸引着她。他比她年长九岁，富有英国精英学校出身带来的自信、讽刺的魅力。他穿双排扣细条纹西装，系蝴蝶结，有明确的审美偏好：象征主义歌剧，鲍威尔（Powell）和普雷斯伯格（Pressburger）的电影，以及一个商标呈椭圆形的土耳其香烟品牌。

接下来的几年里，霍格进入电影学院就读，而她的爱人也继续源源不断地向她介绍自己的品味，重塑她的鉴赏力。他也将性格里不那么光鲜的一面暴露在了她面前：一个沉迷于海洛因的瘾君子。这在八十年代早期的伦敦城里屡见不鲜。毒品逐渐主导了两人的关系，而他们的关系又主导了霍格的生活。

现年59岁的霍格最近拍了一部电影，名叫《纪念品》，讲述了那几年的经历；它将于5月17日上映。片中代表霍格的角色名叫朱莉（Julie），由奥诺·斯文顿·伯恩（Honor Swinton Byrne）饰演，她是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的女儿，后者也在电影中出演了朱莉的母亲。霍格的恋人在片中名为安东尼（Anthony），由汤姆·伯克（Tom Burke）饰演。《纪念品》坦诚地描绘了一段现在会被称为相互依赖关系（condependency）、而在当时被视作痛苦初恋的人生经历。

这部电影及具自传性。拍摄用的房子一寸寸按照霍格学生时代的住所搭建，当时她临时住在父母在骑士桥的一所公寓里。场地里布置了霍格年轻时用过的家具，包括她和恋人在1982年从拍卖会上，用100英镑买来的一张华丽的法国古董床。她找到了一些旧信件，并用在了电影里。“邪恶的野兽知晓自身，他为与之同行而痛苦，”就像霍格的恋人曾写给她的一样，安东尼也对朱莉写道。“是你，才拥有超越野兽的力量；去欢庆，鼓励，训斥，原谅。”影片中不断的对话也复制了多年来早已刻进霍格记忆中的对话。片中甚至有一些镜头拍自80年代，那时她常常带着一台Super 8相机四处走动，拍下朋友们和周围的风景。《纪念品》的艺术指导斯特凡纳·科隆格（Stéphane Collonge）根据霍格拍下的照片，通过数字技术细心地重建了骑士桥公寓外的景观。当朱莉因听到家附近的爆炸声而走到窗边时——那是因为1983年爱尔兰共和军（I.R.A .）在哈罗德百货放置了炸弹——她的目之所见与霍格当年在因爆炸而晃动的公寓里所见到的是同一片天际线。

电影也对当时可能成为一名艺术家的霍格做出了生动的描绘，勾勒出她即使出身于特权阶层也会遭遇的种种束缚。自她从与带她去华莱士典藏馆欣赏画作《纪念品》的男人之间的恋爱中抽身之后不久，她就开始为电影《纪念品》做笔记了。电影中呈现了这段爱情令人痛苦的结局。（霍格拒绝将那个男人的名字公之于众。）1988年的一篇日志里，霍格写道：“每个人都称赞她应对得如此妥当。可讽刺的是，她完全没有’应对’过它——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 但霍格多年来，都没有讲过这个、或别的任何故事。直到十年前她47岁的时候，才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而《纪念品》仅仅是她的第四部电影。今年夏天，霍格将要开拍《纪念品：第二部分》，继续讲述朱莉成年后的早期生活。两部电影含蓄地反映了另一个故事：即一个女艺术家直至中年才崭露头角，并发现自己可以从那些曾被当作是迷失时光的人生经历里创造出艺术。

在霍格开始拍电影后的短暂日子里，她已经建立起了自己鲜明的视觉符号：她偏爱用长镜头，往往是用固定镜头拍摄远景，还倾向于使用自然光。她以对英国中上阶层的精确而有同情心的观察闻名，这个阶级在银幕上，经常不是被夸张模仿，就是被过分美化。她的电影具有十九世纪小说般的多层次心理与叙述深度；在拍摄《纪念品》时，她重读了亨利·詹姆斯（Henry

霍格的电影坦率地审视了她出身的世界。《群岛》（ Archipelago ） 描述了一个因其富裕家庭的期望而感到不堪重负的年轻人的故事。《与我无关》（ Unrelated ） 则聚焦于一群长久逗留在托斯卡纳的英国人，他们参加派力奥赛马比赛，在锡耶纳的精品店里购物，懒洋洋地趴在15世纪流传下来的乡村庄园里新建于21世纪的游泳池边，喝着尼格罗尼鸡尾酒，玩着让人尴尬的派对游戏，好避免产生真正亲密关系的危险可能性。

四月的一个清晨，我乘火车去了距离伦敦东北方约两小时车程的诺福克，然后继续前往位于西维纳姆附近村庄的一座前皇家空军基地。该基地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闭，不过近年来，它成了一个商业公园，偶尔也做为电影摄影场所，焕发了第二春。《纪念品》第一部的几乎所有镜头都是2017年夏天在这里拍摄的，其中大部分都在一座巨大的旧飞机库里拍完。机库的一角是片中朱莉与她电影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努力完成项目的工作室；我去参观时，数片组成朱莉所住的那座小公寓“Flat L”的组装部分正靠在机库的墙上，准备好为《纪念品：第二部分》重新组装。

霍格发现为了拍摄的完整性，将整个剧组隔离在一个地点的方法十分有效。她告诉我，“这是为了积蓄能量。”霍格的处女作《与我无关》（2007）在锡耶纳郊外的一座乡间别墅中拍摄，此前霍格曾在这里上过绘画课。拍摄期间，演员住在这座房子里，而剧组则住在路边的另一处房产中。她在第二部电影《群岛》中故技重施，将场景布置在康瓦尔海岸外、锡利群岛上的一处度假屋中。在拍摄资金仅为15万英镑的《与我无关》中，卧室作为场景之一，承担了双重职责。霍格发现，这种安排可以颇具成效地模糊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演员汤姆·希德勒斯顿（Tom Hiddleston）在《与我无关》中获得了他的第一个电影主要角色，出演一个傲慢又心带创伤的伊顿公学毕业生。他出演过三部霍格的电影，告诉我说，“当你是个演员，而你的角色打算用水壶烧水时，如果这个水壶正是过去六周以来你每天早上都会用的水壶，那么你的表演就会非常自然。它不再是一件道具——而是你今天早上刚用来煮过咖啡的水壶。演员成为了场景中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其中。”

霍格开车带我在西雷纳姆前空军基地附近兜风，并形容说它已成为了“另一种岛屿”般的存在。《纪念品：第二部分》的演员将被安置在附近的一处住所中。演员的服装大部分从当地二手店里收集而来，服装设计师也重制了其中一些关键的装束，比如安东尼长至脚踝的海军蓝色居家外套——行家们一眼就能认出，它是基督公学校服的一部分。该校建于1553年，是一所坐落在萨塞克斯郡的寄宿学校。

续集的拍摄工作即将于几周内开始。那天早上，霍格正在找一处适合作为一名心理医生办公室的场所。她曾在二十多岁那段恋情结束时拜访过这位心理医生，寻求对工作与生活上的理解与帮助。她和科隆格以及摄影总监大卫·雷德克（David Raedeker）一起，来到空军基地里一处破败的建筑中，这里曾经是新飞行员的接待处。霍格走到一条昏暗、肮脏的走廊上。“这很合适，不是吗？”她对跟在身后不远、手里拿着摄像机的雷德克说。“我记得我去过的那地方，就已经挺破旧了。”

霍格身材如一只小鸟，还有瘦瘦的脸庞和及肩的黑发。她走进一间房间，有光从一扇大而破败的窗户涌入。她觉得，如果这间房能因为装上百叶窗而变暗一些，就能作为心理咨询室使用。她说，“这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这很不错”。她对科隆格回忆道，那是一间没有任何医用用具的房间，有一张长沙发和软垫椅子，能给像她这样满身麻烦的访客提供一丝安全感。之后，科隆格告诉我，他与霍格的合作异常紧密。“你还是要做分析、画图纸、拟计划，但最后它成为了我与她之间的感性融合，”他说。“这完全是从内到外，而非由外到内的。”

墙壁上的油漆如鱼鳞般剥落，地毯上铺散着枯叶。考虑到电影有限的成本，这里无法进行大量改装，很难想象将会是一位心理医生的办公室。但霍格可以生动地设想这一场景，部分原因在于她积累了大量文献资料，能为她指引方向：她与心理医生的会面都有记录，还保留了当时的一些录音带，里面记录了年轻时，对于爱情以及在电影学院里渴望进行的项目的讲述。碎玻璃在脚下嘎嘎作响，霍格从记忆出发展开想象。“这地毯没什么问题，”她轻快地说：“只需要好好清洁一下。”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霍格告诉我，她“非常自信，也非常不自信”。我们在肖尔迪奇一家酒店的大厅里边喝茶边聊天，这是东伦敦非常有时尚感的一片地区。她和丈夫——视觉艺术家尼克·特维（Nick Turvey）——从1990年后就一起定居于这附近。她说，“我的确有不同的两面，一边自认为可以拍出具有开创性的电影，以自己的电影大放异彩；一边又觉得自己完全做不到这些，甚至不能确定作为人类的自己究竟是谁。”霍格的态度带着讽刺，又有所保留。尽管她将个人全部倾注于作品中，还是会对谈论自己感到不舒服。“就创意方面而言，当我有一个项目时，是我感到最舒服的时候，是对的，”她说。“除此以外，让我参加一个晚宴之类的——那真不是我想做的。”她在第三部电影《展览会》（ Exhibition ）（2013） 中，就一对没有孩子的艺术家夫妻的婚姻展开了探索。其中有一幕令人难忘：这对夫妇忍受着一顿沉闷的晚餐，而同席的朋友则无休止地谈论着他们与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之间的相处的难处。为了逃离这顿饭，艺术家妻子最后假装晕倒。“我经常想象自己这么做，”霍格告诉我，“不过现在要这么做就有点难了。”

霍格在肯特郡长大，靠近坦布里奇韦尔斯城附近，距离伦敦东南方约三十英里。坦布里奇韦尔斯可谓是保守主义省份的代名词。她的父亲，约翰·霍格（John Hogg），在伦敦上班，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副主席。她的母亲婚前曾名莎拉·诺尔-布克斯顿（Sarah Noel-Buxton），来自一个包含了传教士、废奴主义者和贵格会成员的显赫家庭。霍格的表亲克里斯平·布克斯顿（Crispin Buxton，也是第八任贝尔菲尔德准爵）是《纪念品》的联合制片人。他告诉我，“我们所有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一种能量。它并不总如看起来那样有很多乐趣。”

十一岁时，霍格被送往西希思学校（West Heath）念书，这是附近一所仅收130名学生的女生寄宿制学校。其中一些人来自这个国家最显赫的家族，比如未来的威尔士王妃，当时的黛安娜·斯宾塞女爵，就比她年级要低一点。霍格觉得这里管理并不理想，在害羞的同时也有些叛逆：她被抓到偷偷带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回宿舍。女校长罚她坐在办公室里，翻开杂志一页页对内容做出评价。蒂尔达·斯文顿的父亲曾与霍格的父亲上过同一所寄宿制学校，成为了家庭好友，两个女孩也在西希思学校成为了同学。斯文顿告诉我，“我们本应在十岁独立，虽然我们明显做不到，但还是假装做到了。” 布克斯顿说，这所学校甚至不鼓励在学术方面上进。“社会对它的期待是：毕业生进入女王秘书学院（Queen’s Secretarial College），找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尽职的好妻子。”斯文顿告诉我，在参加她哥哥在哈罗公学的毕业礼时，校长对男孩们强调说，他们是未来的领导者。“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下一周时我们的女校长对我们演讲说，’你们会成为未来领导者的妻子’。”

霍格没有沿着这条设定好的路走下去。她找到一群像她一样对视觉艺术感兴趣的同龄人。毕业以后，她与一个朋友搬到佛罗伦萨学习摄影。“我们在十七岁时就非常明确地知道，我们要去佛罗伦萨，而且要与传统女孩们通过上语言学校去那儿的方法不同，” 她说。他们请一位三十来岁的美国女人做摄影老师。“学习如何去看、如何去观察实在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霍格说。她给圣十字教堂附近的一面墙拍下了照片，墙上画着涂鸦手印。“那是一种非常美丽的图像——手印以及它背后墙面纹路的质感，”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去严肃地’看’——不是为人拍照，而仅仅是拍了一面墙。”

她在意大利呆了一年。回英格兰之后，霍格搬到了骑士桥的公寓，前后与一连串室友同住。她从苏活区希腊街上一位摄影师那儿得到了工作，下班后，她可以用对方工作室处理自己的摄影作品，冲洗一组关于视觉艺术家和舞者们在工作状态时的照片。她还开始随身携带Super 8相机；主办很多派对但悄悄融入背景中，躲在镜头之后。斯文顿在《纪念品》中贡献出了细致的表演，她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爱马仕丝巾，就像女王一样，同时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无助感——令人想起年轻时的霍格，一个在波西米亚热潮中安静旁观着的存在。“我真的觉得乔安娜之所以拍了这么多照片，原因在于，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她深深地、不自觉地知道，某天她将从中做出一件作品，”斯文顿告诉我。

霍格19岁时，将创作重点转移到了电影上。她说，“我微微感到，仅仅摄影是不够的——我还想讲述一个故事。”一开始，她从先锋导演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那儿得到了一些鼓励。两人在苏活区一家咖啡厅里相识，霍格请求在贾曼的下一部电影《卡拉瓦乔》（ Caravaggio ） 中当他的助手。贾曼邀请她去工作室，她带着一系列照片和绘画作品前往。“他说，’你应该开始拍自己的电影，而不是来为我工作’，”她回忆道。不过霍格当时还不确定自己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她花了数月尝试在桑德兰拍一部长片，那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工人阶级城市。霍格以前曾为拍摄两位视觉艺术家的作品而去过桑德兰，这里曾是造船业的中心，如今却已没落。她想通过一个担心母亲即将死亡的小男孩的形象，来讲述这座城市的败落。“但当我坐下来想写这个故事时，才意识到，我没有材料来完成它，”霍格说，“我从里到外都不了解那个地方、那些人。”

就在这段时间里，她遇见了那个海洛因成瘾的男人。他马上对她选择的主题提出了质疑。“他把想法全部吐露给我，”她回忆。“他批评我说——以这种背景长大的我——会想要去拍一部离我个人经验如此之远的电影。” 这些对话都毫不留情地在《纪念品》中重现。霍格把桑德兰项目放到了一边。她恋人的评论相当严厉，却也十分真实。霍格告诉我，“那时我还没有能力审视自己的生活，并把它变成别的东西。”

一段爱情的发生同时伴随着一次艺术上的挫折：这就是《纪念品》的起点。电影酸涩地展示了朱莉的创作能量被生活中磕磕绊绊的事情所消耗，而没有放在艺术创作上。现如今，年轻女艺术家自我塑造的标准是像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这样早早获得成就的人，而霍格这样迟缓且阻碍不断的自我表达之路则令人恻隐。但对于任何——特别是在成年后早期，曾感觉自己是在扮演自己这一角色，而并非简单生活着的人而言，这样的路径十分容易辨认。“我完成了大制作，它们是我生命中的作品，”霍格说。“那个阶段就是一件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某程度而言。”

她恋人的秘密与谎言——包括成瘾与生活中的其它方面——都对这种动力有所贡献。“和他在一起时，比起拍自己的电影，我更像是生活在一部电影中——一部类型片，像希区柯克作品那样，充满秘密与阴谋，”霍格回忆道。“我做了很多侦探的活儿，打扮成迷人的样子，去令人向往的地方。”《纪念品》中重复了霍格和她的恋人前往威尼斯的一次昂贵旅行。霍格为那次旅行做足精心准备，甚至请裁缝为她定制了一套珍妮特·利（Janet Leigh）会穿的那种旅行套装。可就在他们出发前夜，这场旅行差点未能成行，因为霍格的公寓遭遇了抢劫，她的珠宝、相机，以及其它一些贵重物品都被偷走了。霍格很快意识到是她的恋人伪造了这场盗窃，并把赃物出售换来了毒品。尽管如此，旅行还是如期启程。“我花了很多个月来计划这次旅行，不想就此放弃，”霍格说。“表演必须开幕，里面蕴涵着太多的东西了——太多梦想，太多想法。它正在被创造成一件作品。”

1981年，霍格进入位于伦敦郊外比肯斯菲尔德的国家电影电视学院（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就读。英国情景喜剧创作者崔克斯·沃瑞尔（Trix Worrell）是她当时的同学，回忆说尽管霍格很有主见，但她总是以非常周到的方式告诉他们。在《纪念品》中，朱莉的教授都是男性，对她显得屈尊俯就；但她以温和的好脾气汲取了他们的批评意见。私下霍格告诉我，她讨厌自己所受到的待遇。那份经验依旧会刺痛。“那些时刻——它们很难过去，”她承认。《纪念品》中，理查德·艾欧阿德（Richard Ayoade）出演了一个极为自信的年轻导演，朱莉在一次晚宴上遇到了他；之后，他将作为一个拍了一些电影的导演，将在《纪念品：第二部分》中再次出场。《纪念品》中的一些角色有其在真实生活中所对应的人物，但艾欧阿德的角色则是例外。霍格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所有傲慢电影导演的一个综合体。”

比起在电影学院里遇到的任何人，霍格受到恋人的影响更深，逐渐对更为风格化的电影产生了欣赏。她对时尚也有强烈的兴趣。沃瑞尔曾说霍格，“总是很了解新兴的流行事物，比如三宅一生（Issey Miyake）设计的那些褶子——她不会穿得招摇过市，但如果你凑近一些，就会发现’这剪裁真的很不错。’ ”霍格的毕业作品是一部名为《Caprice》（1986）的黑色幻想短片，由蒂尔达·斯文顿主演，讲述关于时尚杂志工业的故事，灵感来自好莱坞特艺彩色（Technicolor）音乐剧。霍格本打算就此继续拍一些更大成本的项目，包括一部叫《伦敦巴黎罗马》（ London Paris Rome ） 的长片（她和一个从事广告业的朋友曾对制片厂宣称，这是一个“詹姆斯·邦德遇上化妆品行业”的故事），但项目并没有顺利进行下去。另一个名为《妙极了》（ Gorgeous ） 的项目也一样，霍格是这么对我描述它的：“就像《异想天开》（ Brazil ） ，只是发生在百货公司里。”她说，“和桑德兰项目一样，我总是有这些雄心勃勃、但不切实际的主意。”

霍格没有去拍电影，而是投身于流行乐视频拍摄，成果包括1987年为强尼恨爵士合唱团（Johnny Hates Jazz）的热门单曲《Shattered Dreams》拍摄的MV——它改编了《Caprice》中的创意。这只MV在YouTube上的观看数为1900万次，“我的作品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大的观众群，”霍格讽刺地说。电视方面的工作接踵而至，成了霍格接下来十二年间的事业重心。她执导过肥皂剧中的一些集，比如讲述伦敦东南部一家餐馆的故事的《伦敦桥》（ London Bridge ） ，以及长寿的医疗剧《急诊室的故事》（ Casualty ） 。“拍完一部又来一部，受人之邀去执导总是令人受宠若惊的，于是你努力工作赚钱，很难从中寻得解脱，”她说。“就这样，信心慢慢地削弱了。”

霍格的确做过尝试，尽管她说，“那是一部非常无聊、没有放入任何自我的电视连续剧。”她曾用几乎一个长镜头拍完一整集《急诊室的故事》，这需要事先进行精心编排。不过这里面也没有什么艺术上的野心。霍格还是讲述消防员故事的《伦敦在燃烧》（ London’s Burning ） 的首位女性导演，她和其他男导演比赛，看谁在一天里拍下的时长最多。“最后我完成的时长堪称荒谬——但这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与质量无关，”她说。“有点颇为’男子气概’的是，我就是想证明自己。”

拍一部衍生剧，这是一部讲述伦敦工人阶级故事的老肥皂剧。拍摄期间她告诉自己，“我真的很想改变处境，想讲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想法。”一次家庭悲剧让她的这份焦虑更为清晰：2003年，她的父亲，一位持休闲飞行执照的飞行员，在独自飞过奇尔特恩山（Chiltern Hills）时不幸意外失事，享年78岁。他的死亡给霍格带来了紧迫感。“几个月后我们举办追悼会，我写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一首关于我对他的回忆的诗，”她说。“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我还想继续写，用语言表达自己。”

霍格四十岁出头时，她还遭遇了另一重打击：她与特维试图组建家庭，却没能如愿怀孕。《与我无关》的剧本写作于父亲去世之后，讲述了没有孩子的四十来岁的安娜的故事。她参加朋友们的家庭度假，却发现自己受到生机勃勃、充满享乐精神的青春期孩子们的吸引，而非被这群孩子轻蔑形容为“老家伙们”的沉闷的同龄布尔乔亚友人。霍格对我说，“我想展示一个有趣的人——在为孩子努力而不得之时，我想要某种轻松。”

尽管霍格一度坚持她的首部长片应该用35mm胶片拍摄，但《与我无关》是用一台非专业索尼摄像机拍成的。大多数电影拍摄时，都以必要地点为主，按最方便的顺序拍摄。这意味着一对情侣档可能会在表演初吻之前，就得先把分手戏给拍好。但《与我无关》不是这样，它按叙述顺序拍摄。出演安娜的凯瑟琳·沃斯（Kathryn Worth）比其他演员晚了几天才到达托斯卡纳的乡间别墅，以便体会其角色所感受到的那种作为外来者的不适。汤姆·希德勒斯顿告诉我，“当你顺应时间真正生活其中，也意味着乔安娜可以随发展适时调整故事。如果两个演员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或某人开了个有趣的玩笑，我们都能在之后进行调整。这种动态的创造性合作令人感到非常兴奋。”

拍摄《与我无关》时，霍格开始偏爱长镜头；到《群岛》时，她开始让摄像机连续40分钟拍摄一组场景，然后在终剪中留下可能不足两分钟。霍格所有长片的剪辑师海勒·勒·费尔夫（Helle le Fevre）告诉我，“这能让一些超乎预料的事情发生——或许会使演员超出舒适区，或者气氛变得诙谐，或随着夕阳西下而出现的某种特殊的亲密感等等。”霍格偏爱广角静态镜头，大家可以自由行动，演员们的肢体语言会在照片般的框架内被清晰捕捉。这是对小屏幕偏爱的特写与动作编排的拒绝。

在《群岛》中，霍格开始启用非职业演员来出演配角，而她随后的电影《展览会》（ Exhibition ） 里，则有后朋克乐队the Slits的前吉他手维弗·艾尔柏婷（Viv Albertine）以及概念艺术家连姆·吉利克（Liam Gillick）出演。电影中，两人决定卖房。这是一所位于西伦敦的现代化大房子，某种程度上成了两人关系中的见证。吉利克和艾尔柏婷在拍摄前不到一星期才初次见面。“那种对对方几乎一无所知的距离感，转化成了某种会在长年婚姻中出现的距离感，”霍格说。这部电影几乎没有情节，为观众提供了某种接近窥探的视角，观察了两个紧密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它不动声色地探索了两位具有不同认可度的创作者之间未阐明的竞争；他们有时不合拍的性欲；以及两个从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框架中逃离的人之间的团结。《展览会》有着纪录片的质感——仿佛它是一部讲述艾尔柏婷和吉利克两人角色扮演成夫妻的电影。影片拍摄前不久，霍格和特维搬出了他们在诺丁山的房子，两人曾在这里住了17年。故意拆毁既定生活，转而选择新的东西，成为了霍格的灵感来源之一。她说，“有人觉得这部电影讲的是婚姻破裂，我觉得正相反。我认为它实际上讲的是一对真正想要努力经营他们关系的夫妻。”

霍格为《与我无关》写了剧本，但之后的电影中，她放弃了这一做法，而是为每部电影写一篇大概三十页的叙述性文字，读起来就像短篇小说。《纪念品》中有一幕她是这样写的：“在皮卡迪利大酒店安静的餐厅里，其他客人多为更年长一些的夫妻。安东尼喜欢指出，这些安静相坐的夫妇彼此之间无话可说。而他与朱莉之间的对话则总是无穷无尽。朱莉喜欢自己是这里最年轻的客人。餐桌底下，朱莉踢掉自己的鞋子。她把赤裸的双脚放在安东尼带有绣字的天鹅绒便鞋上。”不是每一个演员都能提前读到这些文字。汤姆·伯克在《纪念品》开拍之前就拿到了霍格的文本，而奥诺·斯文顿·伯恩则每天到片场时都不知道即将开拍的是什么——这是对当初霍格的天真的一种有意复制。

霍格邀请她的主角们一起梳理她的日记与信件，探索他们角色的兴趣。伯克沉浸在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918年的歌剧《蓝胡子的城堡》（ Bluebeard’s Castle ） 中，因为安东尼曾在骑士桥公寓里强迫性地听这部歌剧，以他的品味取代了朱莉对流行乐的喜好。（在一个微妙的镜头里我们看到，当朱莉胆敢播放一盒朋克摇滚磁带时，安东尼恼火地走开了。）伯克告诉我，“我看过的乔安娜的作品都非常自然主义，但《纪念品》让我感到被打动。安东尼将另一个世界带给朱莉，让她非常陶醉。他们的恋情紧紧封闭着，和你在歌剧中所感到的世界有所类似。它对这个小世界之外的人来说有些不合情理，但他们自有逻辑。”整个场景都围绕着霍格的主要想法或关键词来建立，然后让伯克和斯文顿·伯恩自由发挥。开拍以前，霍格给了伯克一段录音，是她的恋人在接受她心理医生诊疗的记录。这令伯克对她恋人的聪明才智和魅力十分欣赏：“他有掌控力，一直在滔滔不绝，想法十分有趣而且有见地——但却没有真正谈到成瘾的根源为何。”

霍格选择伯克这样一位长期浸淫于英国电视及伦敦舞台中的人物来出演安东尼，是因为她的恋人大部分表现出来的自我都是一种表演。但同时，她想用一个非职业演员来出演朱莉。蒂尔达·斯文顿告诉我，“她想要一个不是女演员、也从未想要成为一个女演员的人——一个在镜头前会感觉不自在的人。现在，19、20岁的人比八十年代的任何人都更习惯照片里的自己，而她却在找一个不习惯自拍的人。”霍格没有第一时间想到斯文顿·伯恩，尽管她很了解她——她是后者的教母。朱莉的选角直到距离开拍两周时才开始。在拍摄第一天的派对场景时，斯文顿·伯恩对人们看着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适应。“你在我脸上看到的恐惧是真实的，”她说。“当时我说，’乔安娜，我很抱歉，你能给我些提示，告诉我应该有什么感受吗？好让我知道自己恰当地扮演了朱莉？’她说，’感觉不自在就对了。’我说，’好吧，OK，那我做到了。’”

1988年，当霍格首次开始构想一部关于她青年时代的电影时，她注意到故事可能会太长了，需要以两部分来讲述。当时，这似乎是一个宏大的想法。但那以后，女性艺术家想要讲述自己内心成长的史诗故事的路径开始变得清晰。鉴于有如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和蕾切尔·卡斯特（Rachel Cusk）这样的成功案例在前，霍格想要详细讲述的故事也不再看起来那么难以实现了。在我们的一次对话中，霍格告诉我，她没时间后悔自己度过了15年的创造力休眠期。她停了一下，“这不完全是实话，”她说。“好几次我回首往事，会感到羞愧，我本可以拍更多电影的。”接着她推断道，如果她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就开始拍电影，可能也不会一直保持着动力。“我不是很肯定，我还会不会拍现在在拍的这些电影，”她继续说道。“所以我还是满意的。”

在《纪念品：第二部分》的准备期间，霍格告诉我，她开始觉得第一部中，有些夸大了朱莉身上的脆弱。她一直在反复阅读那些往日笔记和日记，其中记录了很多别的情绪：与恋人间的争执、她对他行为的不断怀疑等。她也被提醒了，自己正是允许这段关系如此发展下去的共谋之一。“我正在经历一个正视过去的自己是谁的过程，或许还有现在的自己是谁，”她说。“在对朱莉的刻画中，某种程度上，我很难确定自己是完全诚实的。倒不是说我做了什么错事或犯了什么错误。但我需要在第二部中让朱莉评估自己的责任，她是谁，她在恋爱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发生过的事情而言，她也是参与者。”

斯文顿·伯恩告诉我，有时她必须压抑自己想要与数十年前霍格的做法不同的冲动。与银幕上的朱莉相比，斯文顿·伯恩本人对她虚拟恋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更为愤慨、更少认同。在令人痛苦的一幕中，公寓遭到抢劫以后，朱莉引导安东尼承认自己的罪行，却最终以向他道歉告终。斯文顿·伯恩说，“它太令人痛苦、沮丧、心碎了——让自己被摆布至此。”这差异既来自于脾性不同，也有代际原因。电影准确地呈现了那个时代，一个聪明的年轻女人顺从于男性是非常普遍的，经历与权力的不平等在爱情里往往也被视作自然。斯文顿回想起自己19岁与霍格相伴的日子，说，“我们迷失了，彻底地迷失了。我们完全不明白做为成年人是怎样的。”

霍格的电影揭示了这种爱情的代价，但对从中获得的好处也同样诚实。“在欣然接受的同时，我也有点抗拒这种师生一样的关系，因为我不喜欢这样被屈尊俯就地看待，”霍格告诉我。“不过同时我也自己暗想着，全都要吸收。有很多可汲取之处，只是我来不及吸收一切，也不总是善于吸收一切。他有太多可以给予。”在《纪念品》描绘的诸多特权中，是一个成为门徒般角色的机会，在生命的某个阶段，你愿意全心全意地接受。电影强调了这种被引导进入生活艺术，开启眼界的价值。

一个明亮的下午，我与霍格一起来到华莱士典藏馆。她有一阵子没来了；电影中典藏馆一幕是在霍尔克姆厅（Holkham Hall）拍摄的，那是诺福克的一座庄严府邸，墙壁上挂着一副《纪念品》画作的复制品。沿着宏伟的楼梯登上其中一条走廊后，我们站在了弗拉戈纳尔的原作面前。霍格试着回想四十年前，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的所思所感。“在这幅画里，我看到了一些自己，同时也对他带我来看这幅画是否意味着什么感到疑惑，”她说。“他是什么意思？某程度上，这也是我想拍这部电影的部分原因——带着一连串疑问，试图理解他是谁，他认为我是谁，以及哪些是有意的，哪些不是。”现在，她说，这幅画对她而言又有了不同的意义：“我把自己拍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本身变成了给他的纪念品。就像我正回赠他一些什么那样。”

霍格早前曾告诉我，1988年她把《纪念品》项目搁置一旁，主要是因为缺乏信心。和夭折的桑德兰项目一样，她认为自己没有足有的资源与技术，难以从原始经验中打磨出令人满意的作品。“我不认为自己知道如何讲述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她说，最终带着简单的谦逊与自信。“那时我没有意识到，我能讲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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