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历过痛苦摸索，受到过惨痛教训，但也收获了巨大成果，每一层改革的蜕变都在赋予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更大的力量。
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令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后的中国会如何？还要看新一轮的改革。对于市场经济如何把握无形之手，中国还在探索。2013年12月26-27日，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的“2013凤凰财经峰会”“在京举行。会议上一众嘉宾探讨了如何重塑市场力量，推动改革进程，如今，让我们再次回顾中国三十余年来市场之路，思考如何推动改革进一步前行。
吴柯萱：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他认为如果要发展经济，政府能做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什么都别做，什么都别管。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能够默默地进将供应和需求调节到平衡的一种状态。政府动用公权力介入反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他那本提出了"无形之手"的著作就是后来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相比起西方，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至今35个年头，谁能够想像三十多年之前，中国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市场。那个时候的人们还生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吃多少用多少这都是国家规定好的，工作呢，干多干少也都是一个样。
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仅仅为155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1%之多，而城镇失业率更是高达19%。社会变革的动机总是来自于生存所面临的危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风风雨雨
解说：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年末终于画上句号，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工业生产停滞，农业减产，财政赤字严重，物资匮乏，就连日常使用的火柴都是每3个人才能分到一盒。火柴以"根"为单位进行分配。
胡祖六（经济学家）：民不聊生，那个时候什么都短缺，最最基本的消费品、食品，最最基本的消费品、食品，布需要布票，买粮食需要粮票，肥皂，基本的日用消费品都是非常短缺。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计划经济是集中体制，集中过多的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乱又统，这样一个循环，没找到个出路。
解说：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扼杀着中国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成立不到30年的新中国面临存亡之秋，不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就无法挣脱一贫如洗的困境。
张曙光（经济学家）：从原来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我说是，可以说风风雨雨，刀光剑影。
解说：计划经济产生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此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下逐步缓解，这个雪中送炭的决策发生在1978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精京西宾馆召开。此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步在全国实行，经济特区相继设立，对外贸易日益频繁，越来越多外资涌入。然而，积弱已久的中国市场像个病人突然大补，出现了不良副作用。
政府开始实行部分放权，同一产品的价格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而计划外的价格要比计划内高出许多，因此，当年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
张曙光：上边就感到过头了，80年代初，于是就想纠偏，于是陈云发表了1982年的春节讲话，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解说：此时的中国虽然已悄无声息，不知不觉地走上摆脱计划经济的道路，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却几乎没有人敢提及。
胡祖六：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禁忌，那绝对是个禁区，别说你做，你说都不能说，想都不能想，那时候真的还有思想罪。
解说：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曾参与过三次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工作，他和同时曾多次出访，借鉴国外的改革经验。
高尚全：我们以前在体改委的委员叫廖季立，他先去考察，那么他回来传递这个消息，说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没想到回来以后呢，国内倾盆大雨批判他，什么意思呢？怎么你胡说八道什么，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这么上纲上线的。
解说：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政治气氛的紧张令刚刚起步的改革举步维艰，但到了1984年情况有了转折性的改变。
那一年的9月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写了封信，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建立计划商品经济。
张曙光：最后是邓小平和陈云都认可了赵紫阳的意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定》就出来了，《决定》出来以后这个改革就推前了。
解说：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尚全：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出来。
解说：此后的几年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到1988年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值达12%，而1979年到1983年的平均GDP增长则仅为8.1%。
胡祖六：这些事实证明，让那些人开始怀疑，或者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人，就开始让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就不太容易去批评了
解说：可好景不长，1988年，一场抢购潮突袭中国，许多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只开一个门缝或者隔着铁栏杆，一手收钱，一手交货
新闻资料：这有数的这钱，往出一掏，掏心似的。
我现在把银行的存款全取出来了，我抢购了一个床及本来我不想买这个床，说实在的，我家里有木床完全可以够用，挺新的我这木床。
解说：一切都源于四年前的一场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会议，那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被称为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价格双轨制正是在那次会议中被提出的。
张曙光：这两轨呢，计划这一轨可以实施稳定，市场那一轨提供个基地，提供改革的方向，这样，但是两轨确实造成一些混乱，因为两个交通规则嘛，必然出事。
解说：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价诱发了越来越多的物资倒卖，这类行为所衍生出的腐败问题直到现在也未曾根治。国务院当时的一份调研报告这样写道，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张维迎（经济学家）：到了1988年可能有点儿着急，尽管把双轨变成单轨，长痛不如短痛，结果就带来一些问题，包括中央一宣布要价格完全地放开这个时候，那么价格上升得很快，大家很恐慌，然后好多老百姓就抢购，包括吃的盐、手纸、火柴，全抢购，那这时候政府就紧张了，就马上停止。
解说：就这样，这场"价值闯关"还没来得及正式开始就草草结束了。
张曙光：没法实施（价格闯关）呢就紧接着实行紧缩政策，加上89年国外封锁，一下子中国经济从过热浇到过冷，计划外和计划内价格基本趋于一致，在这个情况下，不经意之间价格并轨实现。
张维迎：我们改革中有好多的政策，我叫它歪打正着，你真正达到那个效果不是你最初预期的。
张曙光：先头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提的多少方案，最后不经意之间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说：90年代，人们开始越来越相信市场，当中国趁热打铁，在1992年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这四个字终于大大方方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文字中。
张曙光：一方面在前进，一方面在走偏，所以开始大家看不到，90年代初看不到，到90年代末他就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系列的扭曲出现了。
吴敬琏（经济学家）：21世纪开头几年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改革）趋势）停顿的现象，于是就爆发了一场大的争论，到底应该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应该说大致从2004年以后，认为政府应该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强了。
解说：回顾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有人说"反反复复"，有人用"渐进式"来形容，直到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市场和改革再次启程
中国不断学习国外市场改革经验
吴敬琏：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个改革，旧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存在。
吴柯萱：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的大门，但是到底怎么改？当时的中国还缺乏经验。同样奉行计划经济多年的东欧国家早在20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不同形式的经济改革，它的核心内容都是引入市场机制。
由于体制的相似，中国在八十年代就开展了一系列向东欧国家学习市场化改革的考察活动，但那时候的中国随便做个小买卖都有可能被冠上"投机倒把"的罪名，甚至被判刑坐牢，市场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于是，有一批聪明的改革开路人就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重新包装，变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才得以让"无形之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之下悄悄开始释放能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奇迹。
解说：由于体制的相似，东欧国家市场化改革成为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积极效仿的改革模式。1986年5月2日，当时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高尚全率领代表团远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访问，借鉴改革经验。
高尚全：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大家都去，中央也派人，地方也派人，企业派人，研究机构也派人，我这次去考察以后，要翻箱倒柜，匈牙利到底搞了什么改革，哪些改革是成功的，哪些改革是不成功的。
解说：匈牙利最初尝试改革已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了，1953年和1956年的两次政治宽松的浪潮后，初次尝试改变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改革一路断断续续，直到80年代，匈牙利当时的领导层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不再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是采用完全与西欧国家一致的市场经济制度。
高尚全：我问匈牙利主管改革的副总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按照平衡表来编制计划，那么执行的结果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所以这个没有人这个责任，意思就是不合理，资源不能有效地配置，因此就取消了。
解说：匈牙利在的1968年宣布取消指令性经济政策，在80年代后期进行价格改革，宣布各类企业破产法，以更遵循市场规律的方式进行改革。割肉式的改革令匈牙利的政治和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好转。1986年到1990年的GDP一改过往两年负增长的颓况，平均增幅超过10%。与匈牙利不同的是，当时的中国"姓资姓社"的争论无处不在，取消计划就会被认为是取消社会主义。
高尚全：我们国内当时报纸上就可以看出来，反映这个东西，取消社会主义，把它作为精神污染来批判，所以匈牙利考察在我们历史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借鉴，知道阻力在什么地方，怎么搞改革。
解说：1992年，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和它所带来的财富由于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的护航，逐渐在中国普及。
许成钢（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国在过去35年的改革里边和过去比有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和为了要达到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还差了很远很远，可以打个比方说，就像是一个万里长征只走了前几步。
解说：尽管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蹒跚涉过险滩，但是，由于政府对市场乐此不疲的干预，大量举债兴建各种工程，地方政府的债务更在2013年6月达到了17.9万亿人民币的历史高位，债台高筑，产生过能，影子银行这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就像是岩壁上松动的石块，随时都可能令正在向上攀爬的中国经济滑落万丈深渊。
胡祖六：现在改革就是说要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活力能够发挥出来。
张维迎：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竞争的力量，那你有好多事情就不需要政府管。
解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作一场不可能离婚的婚姻，认为二者一定是互补的关系。实际上，自市场经济在中国重现至今，关于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
胡祖六：政府做了很多它不该做的事情，它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很多它该做，必须做，也只有它能做好的是它反而没做。
张曙光：我们要接受的一个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清楚，市场绝对不简单是个工具。
解说：以亚当·斯密"无形之手"概念为主流的经典经济学派盛行百年之久，却在19世纪面临严苛挑战，工业革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也让失业率急剧飙升。1929年更爆发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开始质疑"无形之手"对于经济的作用。此时，就在这一片质疑声中，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市场运作的理论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在"无形之手"失灵时，政府应该伸出"有形之手"来调整经济。此后的数十年凯恩斯学派在经济舞台上独领风骚，政府干预经济更成为了二战后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所信奉的做法。
许成钢：在没有政府来保护和维护市场的情况下，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达的，那么这个简单地来看一下全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这都是共同的，这是基本规律性的。
温元凯（经济学家）：所谓一个强势政府的调控，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仍然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减少，来尊重市场，调配资源的趋势。
改革过程中，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的干预
解说：除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深深地明白必须学习西方真正成熟的体制才能更快地走完市场经济改革这条万里长征，而制度恰恰是最核心的前提。
许成钢：在亚当·斯密讨论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的时候，他首先来看为什么在英国，市场经济发展了，为什么在英国企业家发达了，原因是因为光荣革命在先，已经把政府的手脚捆起来了，在英美之后，其他的国家都属于追赶，就是包括西欧的其他国家，包括后来的日本，包括更近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省、新加坡等等全部都是追赶，而所有的这些追赶的国家它能够追赶成功，就是能够从一个农业经济最后变成了一个现在世界上的发达的市场经济，都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都是在制度上和前面讲到的是一样的。
解说：面对制度的革新，天平的另一端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根深蒂固的腐败，这才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最现实的难题。
吴柯萱：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的时候，英国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是无处不在，创办一间公司必须得到政府和国王的特许，就连每一块土地上种什么庄稼都被规定好了，谁违反了就得砍头。如今的中国在制度上自然比当年的英国要完善不少，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路上如何把原来政府权力让渡给市场，让无形之手淋漓尽致地发挥力量，这仍然可以说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是，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解说：这是李克强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会，他在会上宣布将在任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
张卓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央政府最重要是减少审批，而且是不要干预，尽量不要干预微观经济活动。
解说：解放市场，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锐意改革的方向，后续动作接连而来，不到一年内，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来的1700多项取消和下放了221项。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会议公报，明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到"决定性"的地位。
胡祖六：我们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务之急就是要减少管制，就是要大幅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政府的行政审批。
解说：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有了行政审批，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发的项目越来越多，需要审批的也就越来越多，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凸显。
高尚全：1956年的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所以要买这个鼓风机，没有空调，那个时候没有空调，鼓风机企业不能随便买，因为没有这个自主权，所以打报告，打报告经过七个部门来审判，到最后一个部门图章敲完，夏天就过去了，这种讲话复杂的审批制度即使是面对那些与政府流淌着同宗血脉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同样不放过。
胡祖六：比如宝钢，在广东湛江不是开一个钢铁厂对吧，审批了很多年审批不下来，就是说连大型的央企、国企，没有起码的信任和自主权，都是要政府去行政审批。
解说：这是2012年5月24日，湛江市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激动地亲吻批文，批文中所核准的钢铁项目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从最主上报建议书到最终拿到批文整整用了23年的时间。
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是全球最权威的指标之一，2014年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的经济自由兑得分仅有52.5分，在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37位。
张维迎：政府部门总是喜欢它的权力，另外一个还有认识问题，就是它真的觉得说，这个东西国家不审批的话不会出问题吗？市场不会混乱吗？不会有更多的坑蒙拐骗吗？它会这样想问题。
解说：起初，企业主在一层又一层的审批程序中摸不着头脑，后来当中的一部分人发现金钱和物质可以加快审批的速度和成功率，审批制度成为腐败的温床。
张维迎：我能不能赚钱，我能不能做事，完全不依赖于我的声誉，而依赖于我能不能搞定政府，能不能得到政府的批准。你要这个要它审批，这个要它审批，最后就变成谋的手段，我说如果中国把不合理的审批都废了的话，中国的GDP可以增加30%，中国的腐败可以减少50%。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韩国、日本，对于绝大多数行业都是不存在政府的事前审查和核准的，不存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审批机制的。
解说：行政审批，政府之手，这些并非中国独有，只是西方世界早在100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就将这种制度废除了。
张维迎：我们现在这个管制审批，尤其办公司审批，这个恰恰就是前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到了1850年左右，现在英国、美国、法国才相继废除了公司的审批，变成注册制，原来都是审批，要不就国王，要不就国会，像美国，你办银行，那都是国民银行，那都是要国会批准的，后来就废了这个。
加入WTO就是你中国的游戏规则要跟国际接轨，你跟人家要在一个市场上玩，就像我们在一个马路上开车一样，不能说人家靠右行你靠左行，那你要跟人家撞车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接轨。
解说：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启动。但到了2004年，经济发展过热，通货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张维迎：2004年之后，好多原来废除的审批又开始恢复了，恢复是借着宏观治理的名义，好比宏观调控，原来不审批的项目现在也要开始审批了，然后就从发改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审批，越来越多的审批。
张曙光：你说政府管制和宏观调控两个概念，政府管制是管微观的，宏观调控是用宏观的政策，现在这两个东西弄混了。
张文魁：对于我们非常广泛的行业应该是取消政府的行政审查和核准，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市场主体能够自由地进入、自由地退出、自由地竞争，真正使竞争发挥作用，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效率。
胡祖六：你不用去找政府衙门求爷爷告奶奶去跑审批，不用去贿赂这么多贪官污吏。
解说：看似自由的股票市场亦是如此，想要获得上市资格，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2013年11月，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被放进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注册制改革再次提上议程。
高尚全：我过去那个东西严进宽出，进来的时候很严，层层的审批，结果把一些好的东西扼杀了。
保育钧（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对政府来说就是要正面清单，政府你有哪几个权力，除此之外你是不能管的，就是权力清单，叫正面清单，政府以后要归置，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当中特别提出来，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要列出一个权力清单来，是哪些你是能管的，必须管的，哪些是除了这个你不能管的。
张维迎：保护每一个消费者，保护每一个员工的最好方式不是政府的审批，而是市场竞争本身。
吴柯萱：如果说保护消费者最好的方式是市场竞争，那么让企业发展最好的方式也必然是市场竞争，平等是一切自由竞争的前提，然后当民营企业遇上国有企业，先天的"营养不良"令民企只能在夹缝中成长，那么平等又从何而来呢？
解说：诸城，山东潍坊沿海的一个县级市，1991年，一位年仅35岁的新市长走马上任，他叫陈光，陈市长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改革，也因此获得一个绰号。
张维迎：他把所有诸城的五十几家国有企业全都卖了，所以他叫陈卖光。
解说：1992年4月，诸城对市属企业进行审计，发现150家企业当中有103亏损，还有43家资不抵债。
许成钢：因为它既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最高领导人一定是政府任命，那么只要一个企业的最高领人，我们叫CEO，只要你的CEO是由政府来任命，那么这里就已经注定了里边要出毛病。
解说：陈光开始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改制，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员工，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当时引起不少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骂他变卖国有资产罪不可恕，也有人认为陈光是国企改革的先锋，值得效仿。
张维迎：陈卖光这个案子就报到朱镕基那，然后朱镕基就专门派体改委的人去调查，朱镕基心理也没底儿，调查回来觉得他做的是对的，因为这些企业都大亏损，政府没有办法去养活它了，那卖给私人企业，政府至少至少不要背那个负担了，而且它保证了很多的就业，是一件好事，所以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尽管没有成为正面典型，但也没有把它作为反面典型，把他给打下去。
吴柯萱：体改委调查组回京不到2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又带了九个部委的官员和专家到了诸城调研，朱镕基在诸城考察时并没有讲话，但是到了青岛之后却表扬了诸城的企业改制，他说一开始不相信诸城的"一股就灵"，这次亲自来看了比较满意，值得在全国推广。
那一年，诸城全市的GDP达到72亿元人民币，相比于四年前陈光刚刚上任那年的19亿是将近翻了两番。陈光在诸城大展拳脚的那段时间，整个中国大地正因邓小平再次南巡激发出了继续改革开放的活力。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的时候还忆述了一个"安徽傻子"的故事，鼓励领导干部要开放思想，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你看他赚了一百万，主张要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这是得不偿失。
解说：邓小平说的"傻子问题"指的是安徽芜湖一个炒瓜子的个体户年广九。上世纪70年代靠卖瓜子为生，因为每次都给人多抓一把瓜子而被叫做傻子，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股傻劲儿，傻子瓜子很快成为了全国性的品牌。南巡讲话时邓小平第三次提到了年广九的时候，"傻子"正身陷囹圄，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入狱了，而这次被判决的原因是流氓罪。
温元凯：邓小平南巡讲话又问了，说年广九傻子瓜子现在怎么样了？芜湖市人政府赶快把他放出来，还让他当了政协委员，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要支持年广九这么一个素质很差的个体户老板呢？他就是市场经济，他就是中国下海的先锋，他就是民营企业的萌芽，他就是个人创业的先驱者，年广九的成功激励了当时中国千千万万的人不再迷恋那个铁饭碗，下海创业，农民办乡镇企业，城里办个体户，慢慢发展到私人开厂，这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萌芽。
解说：那时的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但一个又一个民营资本在全国各地白手起家，让他们在懵懵懂懂之中对市场有了认知，也慢慢意识到平等对于他们是多么重要。
高尚全：为什么现在还是想着平等？现在不平等竞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要是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解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已耳熟能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句口号成为了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主基调。
2013年12月27日，距离三中全会结束还不到两个月，第二届凤凰财经峰会在北京举办，以"重塑"市场力量"为主题，邀请包括前政府官员、现任官员、企业家，还有学者在内的各界人士，一同探讨如何让无形之手释放魅力。
李荣融（前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市场经济这次有讲了，要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很重要对企业来说就是优胜劣汰，所以在我任期内，我不救，该死的一定死，因为市场当中应该尊重它，谁去救它谁背这个包袱。
解说：作为国资委第一代掌门人，李荣融在财经论坛上讲述不少当年国企改革的经历和心得，但提及次数最多的两个词莫过于平等和竞争。
李荣融：我说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平等竞争的环境，竞争水平越高，我认为无论对哪方面的企业都有好处，所以今天到国际舞台上的企业它不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中国民营企业，而是中国企业，只有它站住了世界的全球的顶点，我们中国才有活力。
解说：平等，是人人能够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不过在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存环境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胡祖六：国有企业还是在我们经济的制高点，电信、能源、银行、航空、铁路，包括传媒，都是国有企业在主导，垄断，很多行业，私人资本，更不用说外资了，进入门槛是非常高，甚至高不可攀，根本不能够准入。
温元凯：为什么老百姓民营资本就不能开炼油厂？为什么民营企业不能够做原油和石油制品的进口和贸易？为什么民营资本不能开加油站？你政府规划就可以了，如果允许民营资本也进入这些领域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油比现在会便宜，我们的油品质量也会比今天高。
解说：二战以后包括英国、法国、奥地利在内的不少西欧国家有着相当过的国有企业，但到了1979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这一改就是十几年。
许成钢：现在你再去看这些国家，（国有企业）都已经比例很小了，原因都非常简单，全都是因为解决不了它们低效率问题。
解说：1980年国有企业所创造的产值占英国总GNP的11%左右，而现在这个比例仅仅是2%。
胡祖六：在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确实是没有国企存在的必要，因为同样的一个事情，凡是盈利性的竞争性的产业，私人企业都会做，而且做得更好，效率更高。
解说：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会根据公司的营业额评选选出世界500强企业，在2013年前十位的排名中，有三家企业来自中国这也是前十名的榜单中仅有的三家国有企业。在中国，公有制仍然是经济的主体，这意味着国有企业还将是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邱晓华（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应当区分哪些领域国有资本要发挥控股的作用，哪些领域由民间资本发挥控股作用，要把这个划分清楚，那么我想涉及到国际名声，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些方面，可能要更多地有国有资本发挥控股作用，而其他的领域，也就是完全竞争性的领域，那么我觉得应当由民间资本发挥控股作用。
保育钧：民营企业它船小好调头，它就觉得要真正在市场竞争当中，要能跟大的企业，跨国公司，国有企业能够竞争，它得有自己的绝活，所以逼着他去创新，各种技术上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管理的创新，品牌的创新，它总要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是活下去。我们就少一点父爱，少一点母爱，对这些小企业，有些该垮的就得让它垮，这是整合，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支持中小企业，只能是平等地竞争，你不行就得垮。
解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空间，当中有一句话令金融市场特别兴奋，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温元凯：这是十八大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五千万注册资本金就可以开村镇银行，那么最近的各省市已经报了七八十家，现在在银监会，我估计很快会批准三五十家民营银行，完全是民营性质的银行，在全国开展，这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来讲已经是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解说：这项对于民营资本的"松绑"政策印证了《决定》中另一句话，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张文魁：对于政府来说的话，门开不开是你的事，别人进不进是别人的事，你不能首先预设一个立场，可能没人想进来，那么我何必去把门打开，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非常错误的一个预设立场。所以我们首先要把门打开。
张维迎：好比说哈佛大学它一开始就几间破房子，就几个老师，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那你不够办大学的资格，那就永远不会有哈佛大学。
解说：30多年前的深圳还是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最高的楼房也不过5层，村民几百年来大多以捕鱼为生，直到有一天，这里忽然成为改革开放救中国的一块重要试验天，改变它命运的原因竟然是它的落后。
张维迎：特区它就从一个边缘的地方开始，这也是中国改革的特但，不对整个经济带来大的伤害，你可以试验，不成功我就关掉它，成功我就推广它，就是我们改革，邓小平的一个子宾思路。对于在这一点上，就是说用特区的这种方式能够减少了好多改革的阻力，同时特区的成功又容易说服别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搞。
解说：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深圳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个城市，还有珠海、汕头和厦门，这一天后来被当地人称为"深圳特区生日"。这个改变源自1978年冬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实行改革开放决议，特区内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工工资等方面设置优惠条件，并鼓励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胡祖六：有点像今天一国两制，香港跟内地不太一样，就是这么种想法，所以你就不用谈什么意识形态，基本上在特区里就特事特办。
解说：搭上改革开放头班车的深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经济轨道上奔驰，两万多名解放军工程兵从全国各地南下深圳，成为特区建设的主力军。
温元凯：当时袁庚在蛇口提出了时间就是效率这么样一个口号，滠口工业区就成了改革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当时出现了深圳速度。但是当时我们也看到有一批老干部到深圳去考察，回到旅馆里面抱着毛主席的像哭，说深圳全部复辟资本主义了，只剩下五星红旗，这都当年深圳出现过的事情。
解说：1981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正式立在了蛇口工业大道的路口处，在香港的工作经历令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有了灵感，他提出的这句口号大胆诠释着萌芽中的市场经济的同时，也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焦点。
温元凯：甚至有非常有权威的人就认为邓小平搞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党内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邓小平也是压力非常大地来搞改革开放。我们有些领导人从来没有到过深圳，他就不去深圳，他认为深圳就是资本主义。
解说：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到深圳经济特区考察，这一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六年，也是特区创办后的第三个年头，他想亲眼看一看特区的发展。正是在这次的考察中，邓小平肯定了蛇口工业区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久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工厂都将门口标语由原来的政治口号改为了这句，象征着改革开放的十二个字。
市场经济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为经济特区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改革和开放的思潮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那一年，中国在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又开放了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为了吸引外资，外国企业在境内享有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发并非一帆风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重大事件几乎让中国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要不要继续改革开放，解放市场，成为中国的抉择。
1992年1月，邓小平再次南巡，比起八年前他第一次南巡时，这时中国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丝毫不见得宽松。
许成钢：从89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一路下滑，就是到了九二南巡的前夕，中国的经济下滑到了有危险的程度，那么这就是南巡的背景，而南巡的重点就是说不要去管意识形态了，不要去管它是什么所有制了，发展是硬道理。
张曙光：其实邓小平南巡我自己来讲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1991年的春节到上海去过春节，对朱镕基，当时朱镕基是上海的头，对朱镕基他们讲了一套话，讲的内容和南巡讲话大同小异，那么大同小异以后，上海《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周瑞金和三个人写了四篇评论，传达了邓小平讲话的意思。结果这四篇评论发表以后，引起了北京的全面批判。邓小平讲话都受到批判，所以邓小平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南巡讲话，用当年像毛泽东抛石头的办法来打醒北京。变成一个不换思想要换人的这么个决策，看能不能醒，结果醒了，这个问题就推进了，实际上是这么个结果。
解说：九二南巡，邓小平特地参观了创造"深圳速度"的国贸大厦，当他登上大厦顶层，俯瞰特区11年来的建设成果时，邓小平欣喜地指着窗外说道，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温元凯：这个在七八十年代很清楚，要想赚钱到广东，到深圳，到海南，为什么千百万人都会到深圳、到广东、到海南？那里就是市场经济，那里你只要有本事就能赚大钱，那里不看档案，不在乎你是不是党员，这就是市场经济，凭能力吃饭，你可以开企业，你可以做大老板，反过来你也可以失败。
上海自贸区将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新的试验田
解说：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新的试验田，更是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桥梁。
屠光绍：实际上自贸区的建设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甚至可以说在面对全球的这样一个市场格局里面来塑造市场的力量，这就是自贸区的意义所在。
解说：自贸区成立的次日凌晨就公布了首份负面清单，列名了190条特别管理措施，大约占自贸区内1069个小经济行业分类的17.8%。
高尚全：凡是政府不禁止的我都可以进入的，那么这样子有创新空间了，过去的理念是什么？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政府批准的才能干。
屠光绍：比如说我们由政府的职能，从过去的事前审批到备案管理，到事中事后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由过去的，准入前的非国民待遇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所有这些我想都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塑造，在全球的格局下面来塑造市场的力量，来塑造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力量。
解说：不过，负面清单一经公布就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有的人说这是个突破，但也有人认为清单太长，开放的程度反而倒退。
张卓元：这个不奇怪，我们商务部的领导同志曾经也说了，他说韩国的负面清单也很长，但是一些发达国家负面清单短，我们将来慢慢缩短。
胡祖六：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负面清单推广到全国，那我想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那就有非常非常成功的把握。
解说：上海自贸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上演，如果要像80年代的深圳那样，再次在全国掀起改革浪潮，需要的是一场真正彻底的革新。
张曙光：28.78平方公里，是个真围墙，还是不是个围墙，是个真围墙，那只是把保税区扩大，优惠政策重来一些，或者更那个（开放）一点，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如果不是一个真围墙，就来了，那儿一做，国内也做了，你的经济承受得起吗？你这个装备怎么应对？
解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秩序面临重组，各国经济实力大逆转，美欧开始联手重塑世界贸易格局，改变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合作计划并没有中国的身影。
邱晓华（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已经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社会，世界已经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这样一个格局变成了。当世界在形成，区域化的自贸区趋势之后，那么中国如果无动于衷，中国如果不能顺应这样的趋势，那么显然它就可能落后，它就可能边缘化。
胡祖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我想中国的老百姓已经非常焦灼，我想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些有改革意识的决策者也有一种紧迫感，一种焦灼感。那更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已经不容许我们再等待了，越等，以后真的会有危机，所以刻不容缓。
解说：2013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万众瞩目下召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这届三中全会的代言词。与此同时，有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也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曾任职于体改委高尚全，每年都会定期提出自己对于改革的建议，这次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也不例外。
高尚全：我是在今年（2013年）5月给中央的建议里头讲到了，现在的改革是五位一体的改革，包括经济的、包括政治的、包括文化的、包括社会的，包括生态文明领域的体制，甚至于党的建设、军队，更广的范围。那么这些改革都是互相联系的，所以光是体改委恢复了还不解决问题，因此提出来要中央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全面深化改革将再造黄金十年
解说：2014年1月22下午，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首次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副组长。
高尚全：既然有了决定，要突破，要创新，要有个强有力的机构，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谁领导呢，政治局，政治顾常委领导，这样这个层次是最高的层次了，它有权威性，所以现在看来，关键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六个专项小组，排在第一位的第一位是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而第二位就是民主法制改革，其他还包括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和纪律检查四项制度的改革。
中国推行了30多年经济改革，获得巨大成果后，终于要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向创造更公平的秩序发展。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现在三中全会决定承诺的就是从上到下，就是打破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它认为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既得利益，一个是旧的观念，然后它说要打破这个藩篱。至于怎么打破，谁来打破，那承诺者一定有这个责任，比如说中共中央做这个承诺，中共中央要去打破。
吴柯萱：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一直以经济为重点，市场经济改革历时了半个甲子，终于走到了今天。但如今，一路飞速发展的经济开始增长乏力，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上也缺乏创新和竞争力，而且越来越多的富人移民海外，将资产转移出去，学者们将这些现象解释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因为缺少法律对于私有权的保护，所以呢，一部分的个人和企业选择拿来主义，得过且过，而另一部分则选择离开中国。
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动力，那么法制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想真的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说的那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法制的建设是迫在眉睫。
解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人，已经将2.8万亿元的资产转移至海外，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3%。
张曙光：中国现在由于产权不能保护，一个呢，大家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区干，另一个，很多人把财产转到国外，你现在可以看到大官、有钱人、明星，哪一个没有外国护照啊。
张维迎：为什么那么好多企业家移民了，甚至一些白领都移民，他没有安全感，而你要有安全感，你就要有法制。
解说：山寨，不仅仅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如今更成为了中国社会一种普通的文化，甚至是一种生存哲学。然而，这种潮流却时长在国际社会上遭到诟病。全球产业中总是很难看到来自中国的创新。
张曙光：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在法律上得不到保护，你想想谁对未来有预期，谁能去投资，谁能去创新，没有人，因为我创新，我投资，收益不是我的，我产权不能得到保护，所以说到法律制度的根本上也还是这个问题，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这才是根本性的一个问题，企业家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他们创造了财富的同时为社会带来了相当多的就业，但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许成钢：中国之所以改革三十多年以来能迅速地缩小这个距离靠的是企业家，越是前沿，越是需要企业家的智慧，越是需要企业家拿出智慧，拿出能力，你要保护他们。
邱晓华：那么我想中国从国际社会里面学什么，那就应当学习人类社会都共同应当遵守，而且实践证明也有效的一些游戏规则。那么法治社会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张维迎：我们改革前三十年重点放在经济改革，后三十年重点要走向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两步，第一步就是法制社会和宪政制度的建立，第二部就是民主的建立，未来的30年，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不能真正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那我们的市场化是永远不可能建成的。
解说：市场经济的萌芽总是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正是18世纪那场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的革命把英国从欧洲的边缘带入世界的中心，将一个不起眼的阴暗潮湿的小岛变成了日不落的帝国。
《国富论》，一本影响了世界历史的书籍正是在工业革命前夕出版，它的作者亚当·斯密做了个有趣的比较。
许成钢：当时亚当·斯密对英国的制度和法国的制度做了一个对比，在英国私有产权是得到保护了，而在法国呢，私有产权是没有得到保护的，在英国企业家愿意投资，而在法国企业家就不愿意投资。那么不愿意投资当然就不会去发明，因此企业家不投资，企业家不发明，那么就导致了英法之间迅速扩大的距离。
张曙光：市场经济我觉得不光是资源配置，它是一套法律体系，有它的道德基础，有它的人文关怀，有它的制度结构在里边。
解说：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一次长篇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的内容后来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986年5月20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华，邓小平对霍克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在我们满脑子想的是改革，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方，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国家发号施令少了，下面活动的余地就大，发展就会快。
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那一年的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确定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
吴敬琏：政治改革有三个最主要的组织部分，一个就是建立法制，第二就是推进民主，第三是实现宪政，这三个东西是互相支持的，没有法制的话，这个市场一定是到处都是骗子，一做生意就被人骗了，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这个市场根本无法运转，所以这个法制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事情。
许成钢：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它的制度就是保护市场的制度都是演进过来的，就是它是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以宪政的方式来保护了私有产权，然后以司法来保证了合同的执政，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才导致了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解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历过痛苦摸索，受到过惨痛教训，但也收获了巨大成果，每一层改革的蜕变都在赋予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更大的力量。
胡祖六：至少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经济制度油市场经济这么有效率的。
张维迎：我们现在要建立这个体制，实际上就是说话要符合人性的一个体制，要使人们更有积极性，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市场经济就是最好的体制。
张曙光：在中国，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改革和调整的话，一场危机不可避免，那么如果能够完成，那好，中国人万幸。
温元凯：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能落实的话，中国为什么不能再有一个黄金十年。
解说：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令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后的中国会如何？还要看新一轮的改革。对于市场经济如何把握无形之手，中国还在探索，改革的故事未完待续。
（凤凰卫视2月8日《皇牌大放送》文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