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洋文化的界定与中国海洋文化
中国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辉煌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海洋文化。从史前贝丘遗址的挖掘到大量原始的出土，无数发掘见证了中华民族孕育和诞生海洋文化的过程。从始皇东巡、巡海，到唐宋元三代朝廷鼓励海上贸易，开拓海上，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大国之一。跨海东渡、七下等，更是彰显出中华海洋文化发展的强盛和开拓之活跃。
海洋文化是人海互动的结果，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涉海性的部分。在我国，沿海居民与内陆居民自古以来就交融在一起，因此，沿海文化的发生发展始终依存于内陆文化，具有明显的文化特点。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其独特的文化内容与形式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整体精神。
研究海洋文化，首先必须对“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作一个明确的界定。
1.关于“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难以给它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不少家、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但迄今为止，“文化”仍旧没有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对于“文化”一词究竟应该如何界定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据统计，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定义至少有200多种。尽管人们对于“文化”的整体界定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其基本内涵方面，主流学术机构和部门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比如，我国两部词典之一的《》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文化”一词进行了界定，认为“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另一本权威词典《辞源》称“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意识形态”。可见，尽管两部辞书对于“文化”的表述不一，但是在内涵方面并无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它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方式、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2.关于“海洋文化”的界定
关于“海洋文化”的界定及其，学术界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许多海洋文化的研究者都对“海洋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林彦举在《开拓海洋文化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提到：“滨海地域的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在沿海地区生活，他们对内交流、对外交往，依傍海洋从事、经济、文化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孕育、构筑、形成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艺术，总而言之，就是海洋文化。”而邓红风在《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中则将海洋文化定义为“人类与海洋有关的创造，包括器物制度和精神创造。具体说来，海船、航海，有关海洋的神话和风俗以及海洋科学等都是海洋文化”。中国海洋大学曲金良教授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认为：“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1]
尽管以上几种界定对于“海洋文化”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在根本观点上还是一致的。即，海洋文化是指人海互动的产物，是人类文化中具有涉海性的部分。
构成海洋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人”和“海”。海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于人与海的关联和互动；在于人类的涉海生产实践和生活方式；在于海洋文化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海洋这一特殊的客体，以及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中的客体主体化的向度，全面展示在人海关系中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之中。
作为一种有意识、能认识的、具有的物质形态，人能认识世界，表现出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选择意识，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来改造世界，因而是具有创造性和自由性特点的。主体“人”的出现和“在场”改变了海洋的存在状态，并赋予海洋以意义和价值。因此，海洋总是以这样3种形式来展现自己的面貌，即原生的海洋、感知的海洋和人化的海洋。所谓人化，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觉的目的意图、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外化、物化在客体对象的种种自然物质上。如黑格尔所说的，能动的主体就是意志，它具有自我实现的冲力。他要求决定世界，使之符合主体自己的目的。而目的是一种扬弃或主动的力量，具有外向的动势。如果我们从哲学文化学角度来看，文化的不仅是人化了的对象物，还包括主体自身。也就是说，在主体的文化创造中，不仅“化”物，而且“化”己（人）。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在“互动”中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行为能力，影响人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可见，文化不仅体现在对象物上，更体现于人的观念和行为中。按照“人化自然”被“人化”的程度，文化可以分为人类“创造物”、人类“改造物”和人类生活的“影响物”三类。
海洋文化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不过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发生在“海洋”这一特殊对象上。作为海洋的“人化”，是人类给海洋打上意识印记的产物和结果，因而海洋文化同样可以分为人类“创造物”、“改造物”和“影响物”三类。具体来说，海洋文化一般包括海洋、海洋制度文化、海洋精神文化和海洋行为文化。
海洋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包括海洋研究、海洋城市和海港研究、渔乡村落市井和生活研究、海洋研究、海洋渔业服饰文化研究、与海洋渔业相关的庙宇和庆典场所研究、海洋旅游文化与景区建设研究等。
海洋制度文化研究方面包括海洋开发的制度与规章研究、海洋与渔业管理文化研究、海洋法研究、各国海洋渔业研究、渔业制度与研究、国际海洋与公约研究、海事档案、海事处理与国际惯例研究、海洋交通管理法规研究、海霸问题研究等。
海洋精神文化研究方面包括海洋精神文化研究、渔业精神研究、渔业道德研究、海洋渔业与研究、海洋和渔业研究、海洋文学艺术研究、海洋渔业医术医书研究、海洋与技术研究、传统文化与蓝色文明研究、海洋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等等。
海洋行为文化包括行为方式和行为能力、生活方式、风尚习俗等。
中国有着长达1.8万公里的，拥有5 400多座。沿海地区的人民世代靠海、吃海、用海，曾经创造出了令全世界瞩目并赞叹的海洋文化。然而，由于我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统治以及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我国的海洋文化也一度变得黯淡凋零。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海洋文化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1.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辉煌成就
德国格奥尔格·威廉··黑格尔曾将海洋文化作为区分中西方文化的界限，他认为西方文化是蓝色的海洋文明，而则是土黄色的内陆文明，因而西方文化是开放的、扩张的，东方文化则是保守的、封闭的。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虽然是的起源地，但是却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是没有海洋文化的。这一观点曾被西方学者们所普遍认同。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偏颇的。
由中华民族的发展本源一路探寻，我们不难看到，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海洋文化，其成就甚至一度远超西方各国。
早在，我国沿海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据考证，18 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懂得用蚌壳等来制作装饰品。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更是遍布沿海各地。1976年，考古学家们从的妇好墓中挖掘出了6
800多枚海贝。这些海贝出产于我国、南海（广东沿海、、福建厦门东山以南）。大量海贝的出土反映出商王朝与我国东海、南海海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研究极其重要的证据。在文化界，虽然“殷人远航美洲之说”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而尚未成为信史，但很早就具有渡行的能力却是被无数考古发掘和史料记录所证明了的。战国时，北方的、南方的吴越都因积极发展鱼盐产业而国强民富，称霸一方。现在，我们可以查到的最早远航的史料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从长江口越海航行至山东半岛并在琅琊一带建立与诸国交往的据点的有关记录。
图1-1 中国古代捕鱼用具
中国人一向精于土木工程，唐宋时代，许多用于制造大型宫殿的技术转移到造船业之上，加上在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钢铁铸造术，使唐宋以后的造船业达到了一个无人企及的高度。如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土著的船只，尚有以藤条连接船板者，但在发达的制木技术影响下，榫接技术与铁钉使用技术都相继被应用到制造上，于是，船舶的牢固程度得以大大提高；再如，南方诸地很流行用草作船板之间的填缝，这类船只很容易漏水，在引进汉族的制木技术后，便发明了用、油漆、麻丝混合填料填缝的技术，其牢固程度甚至可比原质，从而彻底解决了木船的漏水问题，使木船可以放心地进入远海。以上种种技术累积起来，便使中国船只的制造远胜他国。许多记载表明：唐宋以来航行于东亚与西亚之间的船只，以中国的大型木船最好，不论哪一国的商人，都以乘坐中国为最佳选择。中国的造船业与都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欧洲与印度。不仅如此，从先秦起就开始应用的司南，经过古人的一步步改良，最终成为我国闻名于世的之一——指南针，更为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明代的郑和下西洋始于1405年，出现在西方地理大发现时期之前，比葡萄牙人迪亚士1487年发现要早82年，比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要早87年，比达伽马1498年到达印度科泽科德要早93年。郑和船队规模比他们大几十倍，人数2万余人，显示了明王朝强大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航海技术的实力，说明当时中国确实是一个海洋大国。直至西方人发明推动的，中国的远洋帆船队才逐渐走上没落之路。但是，随着西方近代航海技术的东传与中国航海业的兴起，中国的海洋文化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7000余年航海史的国家。中国的航海技术不仅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等航海创举，也深深地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诸多国家。
在航海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古代的海洋养殖行业也不断地发展起来。在水产养殖方面，远在3
000多年前的殷末周初就已经有养鱼的记录。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陶朱公根据当时的养殖经验撰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专著《养鱼经》。从史料记载来看，时期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养殖，宋代的海洋养殖产品更趋于多样化，等海产品的海水养殖屡见不鲜，到了时期，各种软体海生物养殖已经广布广东沿海，成为我国沿海渔民的一大重要经济来源。
图1-2 中国古代的罗盘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不但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收获了丰硕成果。与西方海洋文学略有不同的是，由于我国古代文学向来重抒情不重叙事，所以我国古代的海洋文学不是以小说、戏剧为主，而是以诗赋为代表。曹操的《观沧海》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咏海诗，它讴歌了大海的磅礡气势，将天、海以及人生壮志联系到一起，给人以雄浑壮审美感受。此后，历朝历代的文人们也无数次地歌咏大海，为我们留下了灿若星辰的诗篇。如，唐代的诗仙李白在《赠僧行融》、《会别离》等诗篇中借助大海的神奇浩淼来抒发人生慨叹；苏轼、、、等伟大诗人也都曾借海咏怀，表达他们热爱祖国、保卫家园的思乡情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境界。当然，在叙述型作品方面，我国古人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海洋文学。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由于叙事文学的兴起，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如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李渔的《蜃中楼》，《》中的《白秋练》、《罗刹海市》等，无不反映出我国古人征服大海、渴望自由的意志和愿望。
除了海洋文学艺术方面的宝贵遗产，我国古代的齐鲁文化、妈祖文化、郑和文化等，也无不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灿烂的成就向世人展现着我国古人源于海洋创造出的豪迈乾坤。种种灿烂的海洋文化成果无一例外地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浸润着海洋文化的国家。
图1-3 唐代大书法家怀素的传世《食鱼帖》
2.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没落的原因
回顾几千年来的世界海洋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在海洋文化发面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中国自晚期以来在海洋文化发展方面的停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的海洋文化发展在经过几度辉煌后最终衰败下来呢？
首先，的腐朽、的封闭、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没落的最重要原因。
自明代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保住自己的而人为地对兵权和军队管理进行种种制约，使得明清两代的海防实力大大落后，导致倭寇猖獗，海盗盛行，而官府却往往无能为力，只得限制人们从事海上活动。明太祖曾连续6次进行海禁，不但撤销了负责海外贸易的机构，还严禁沿海居民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此后的封建帝王也大多沿袭其做法，试图以来实现所谓的长治久安。
不仅如此，中国长期以来的繁荣昌盛也使得统治者们过于自信，有一种“天下之大，唯我独尊”的心理，不屑于放眼海外。1793年，由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驾驶着先进的炮舰访华，欲将他们的最新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欲展示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乃至榴弹炮、迫击炮和卡宾枪等实物。此时恰逢乾隆82岁大寿，他把英国使团的这些东西看成了给小孩子的玩具，告诉手下：“此盖夷性见小，自以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征瑞于无意之中向彼闲谈：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该使臣不敢居奇自炫。”正是这种狂妄自大，为47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的惨败和此后百余年的屈辱历史埋下了引子。
其次，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大陆文化压制甚至摒弃以开拓进取、竞争冒险、自由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海洋文化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没落的一大原因。
在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老子提倡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重义轻利，农本思想和耻于言利的观念为后世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先秦法家学派的代表商鞅，是推行重农轻商政策的第一人。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把重农抑商的思想进一步强化，其《五蠹》中把商人列为危害国家、社会的“五蠹”之一。以上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关于农本思想的论述对于我国重农抑商思想及其政策的长盛不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受儒家思想影响，人们习惯将人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以农为本、商为末。许多朝代对商人的服饰、建房、乘车甚至子女科考都有歧视性规定，以此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护以农为本的思想，统治者还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同时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对暴利行业实行国家垄断。在我国，重农抑商成为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深深植根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观念中，直接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厉行海禁、“闭关锁国”、重农抑商使中华民族曾经超前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受到严重的摧残和压制，以至于迅速走向没落。
3.新中国的海洋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得到发展。但是，由于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以及计划经济的制约，市场经济不够繁荣，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不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积极倡导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改革旧的模式，革除几千年来封闭思想的影响，跳出计划经济思想的小圈子，在中国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就是开放禁锢了数百年的国门，通过海洋走向世界，让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打开国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邓小平“大海洋思想”的形成。从此，中国结束了漫长的农业时代，进入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商业文明时代。
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作为邓小平“大海洋思想”的精髓，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封闭经济和数百年闭关锁国的根本性问题，既借鉴吸收了世界海洋文明的丰富营养，又摒弃了西方海洋文明以海洋为通道，以商业贸易、殖民拓土为目的的局限性；既继承了华夏文明的精华，又把华夏文明扬弃为海洋商业文明。这种源于海洋又不局限于海洋，走向海洋又超越海洋的大海洋思想，是中国传统海洋思想的一个质的飞跃，是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由此，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齐鲁文化是海洋文明与黄河文明融合的典范。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因濒临大海，土地盐碱化，粮食产量相对较低，百姓贫瘠。这使得齐国只能兴海为业。齐国统治者在经济上实行“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农工商并举，终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富甲诸侯。齐地风俗“宽缓阔达而足智”，伦理观念淡薄而崇尚功利，最终使齐文化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文明系统以及豁达、机敏等人文性格特征。而鲁文化是建立在单一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特征。它重经验，尚仁义，宽厚仁爱，重义轻利。战国以后，随着齐国对鲁国的兼并和学术、文化上的百家争鸣，使齐鲁两大文明体系不断冲撞融合，走向一体化，从而表现出博大的包容性、认同性和顽强的再生能力，最终使齐鲁文化成为一种具有很强适应性和同化力的文明体系。
海神文化在我国古代海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妈祖是源于我国的最典型的海神。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母”、“天上圣母”。福建和台湾称“妈祖”或“妈祖婆”，广东俗称“婆祖”，此外还有“碧霞元君”、“水仙圣母”、“林夫人”等称呼。在我国的沿海各省市以及东南亚各国，凡有航海和漕运的地方就有天妃庙。
图1-4 福建泉州妈祖像
相传妈祖世居福建莆田，湄州屿人。其父亲林惟悫，官至训检。母亲王氏，多行善积德，住湄洲岛。林惟悫四十多岁时，已生有一男五女，经常焚香祷告想再生一个儿子，感动了南海观音。一天晚上，观音托梦给王氏并对王氏说：“你家行善积德，今赐你一丸，服下当得慈济之赐。”不久王氏便怀孕了。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傍晚，王氏分娩时，西北处一道红光射入屋中，并伴有轰鸣之声，妈祖降生了。妈祖从出生到满月，一声不哭，所以，其父母给她取名为林默。林默自幼好学，聪颖过人，5岁能诵《观音经》礼佛，8岁从师读经，经目成诵，闻一知十。13岁得道士授法，能治病，事亲至孝，救海难。她的水性极好，熟悉海上的气象，在风浪天气里驾船为渔家解难，救死扶伤。宋太宗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林默在湄洲岛猝然“升天”。人们怀念敬仰她，就在她升天处立庙祭祀。从此民间流传着林默生前救难和升天后显灵护国佑民的许多神话故事。
由于林默是福建人，所以福建一地所流传的关于她的故事不胜枚举。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林默的信仰非常普及和虔诚，关于林默显灵护航的传说极多，所以北宋宣和五年（1124年）赐封林默为“南海神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封为“崇福灵惠昭应夫人”；南宋绍诏熙三年（1192年）封为“显惠妃”；元朝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加封为“天妃”；惠宗至正十四年（1355年）封为“辅国护圣庇民圣济福惠明着天妃”；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年）加封为“碧灵元君”；清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年）封为“护国庇民妙应照应弘仁普济天妃”，后又加封为“天后”。
自宋、元、明、清以来，航海家、渔家以及沿海地带的各族人民一直把她当作自己心目中的保护神。他们走到哪里，海神娘娘的神话就传到哪里，天妃宫就建到哪里。从我国东北的长白山深处，到东南亚各临海国家，都能见到妈祖庙。目前，全世界的妈祖庙约有1 500多座，妈祖的信徒达1.3亿人。
在我国古代，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把海洋与国强民安联系起来的航海家、政治家。他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鲜明地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述了通过海洋发展海军舰队，控制海洋对国家安全与贸易的极端重要性，其间渗透的海洋开放意识、财富意识、主权意识和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观的一次重大变革。郑和有关海权的论述要比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海权理论早480多年，比世界著名海权论者美国的马汉早近500年。郑和船队的远航，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87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114年。因而，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先驱。
海祭行事是一种海洋民俗文化，它完全是由渔民自发形成的一种信仰和崇拜。沿海居民祭祀海神的活动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酬神祭。酬神祭是为答谢海神而进行的祭祀，具体表现有多种。如，传说台湾的阿美族原居住于南洋某地，因为触犯了造物神，受造物神惩戒以洪水毁灭之。只有一对兄妹在海神的保护下安然漂流到台湾岛，从而能在此繁衍后代。两位漂流过海的阿美族祖先，为了感念海神的眷顾，便在每一年登陆的日子里，向海神祭祀。
第二，捕鱼祭。海上捕鱼要受渔汛支配，而选择何时出海则直接关系到捕鱼量的多寡。在远古渔猎时期，由于渔民们的科学知识贫乏，无法解释海洋渔业生产丰欠的原因，无法准确地掌握鱼群行踪，把握渔汛日期，因而把捕鱼丰收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海神。他们相信海神是神通广大的，认为它能够主宰海洋鱼类，能为自己驱赶来鱼群，保佑捕鱼获得丰收以及捕鱼者平安归来。因此，许多渔民总是到海神庙进行祭拜，通过占卜来确定出海日期，并祈求海神保佑自己平安归来。
这种祭祀仪式每年都按照传统举行。《越绝书》记载大越海滨渔民要春祭三江，秋祭五湖，以求海神保佑一年之内的“饭稻羹鱼”。另据记载，古时福建沿海的渔民“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是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机良辰，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2]。
在台湾，每年的3月到7月是飞鱼和各种鱼类洄游经过东海岸海域的季节。每逢4月刺桐花开时，花莲丰滨新社部落的噶玛兰族人都会在清明节的一个星期之内举行海祭，祈求海神、祖灵保佑族人，出海平安、渔获丰收。
祭祀的风俗各地不太一样。一般来说渔家要备好三牲，带上香烛、金箔、鞭炮等到海滩上设位祭神，由船主点香跪拜，祷告神灵恩泽广被、顺风顺水、满载而归。接着焚烧纸钱，鸣炮喧天。有时渔船就在祭祀活动的尾声中起航。许多地方的渔民在入庙祭祀之后，还会将从神庙请出的香火带到船上的神龛，以求出海平安顺利。
祭海仪式若进行得顺利，则会被渔民视为好兆头。一旦出现不顺，就需采取补救方式。如浙江舟山群岛旧时渔船离港出海时先要点烛、焚香祷告，若烛火被风吹熄，即为风大不能开航，若三次点火被风吹熄，则认为开船不利……还要再次举行祭海活动。诸种祭祀仪式都是在渔民出海之前举行，这是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出海捕鱼的路途中充满着凶险与各种未知之事，渔民们希望通过祭海仪式祈求海神指示出海的日子并获得庇佑，进而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坚定走向海洋的信心与勇气。
图1-5 浙江省象山县的中国开渔节盛况
第三，航海祭。在古代，人们不仅捕鱼前要占卜出海日期，航行前更要通过祭祀海神来选择出海的黄道吉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出海前都去拜祭妈祖庙。进行航海祭前，一般要准备谕祭祈报海神文，拜祭所经之地的天妃寺庙，进行造舟登舟启航的迎神送神仪式，在航海途中向海神祈祷、许愿与还愿，海事完成后为海神奏请封号，题写庙记、庙额、撰写海神“灵应记”，捐资修建天妃庙宇，等等。据载，通常在航海前必须准备好两道谕祭祈报海神文，在天妃等海神庙中进香。凡所经之天妃等庙，都要上前行香。
这种通过占卜择定出航时间的习俗可以追溯至明代之前。据唐人《北户录》载：“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其骨为卜，传古法也。”[3]当数百人命系一叶扁舟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时，束手无策的人们只能乞求海神的“保佑”。他们不外是焚香设拜，大呼神明求救，“叩首无已”，“虔心求祷，合船诵佛号不绝”，或“朝服正冠坐”，向神明许愿：神若显灵，“当为之立碑”，“当为之奏闻于上”。通过这种神与人的对话，起到了稳定人心、战胜风浪的作用。此外，若遇到无风或风向不对时，也祭拜海神，祈求神助。
（5）海上及沿海丧葬习俗。
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中，殡葬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那些海上人家以及沿海地区的人民来说，殡葬是他们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水葬。过去，海上的渔民和船民去世后，由于船体较小且没有办法保存好尸体，只能将去世者抛入海中，进行水葬。由于水是渔民们生存之本，因而他们普遍认为尸体入水是一种返归自然的方式。现在，随着海上作业条件的改善以及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已然知道水葬容易污染水源，因而现在的渔民已经不采用这种方式了。
第二，草灰葬。由于过去海上捕鱼具有极大的风险性，有时生命会被凶险的大海夺去，无法寻找尸身，所以这时候死者的家属就会用草扎一个草人，烧成灰葬在岸上。这种丧葬方式过去在浙江、福建等地较为常见。
第三，草人葬。以草人代替死者尸身入葬。自古以来，嵊泗渔村流传着一句悲惨的民谣：“嵊山箱子岙，十口棺材九口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海上遇难后七天内未能找到其尸体的，就要举行“草人招魂”仪式。这种仪式在夜间涨潮时举行。先在死者家中摆设灵堂供焚香烛，同时在海滩边搭起招魂用的醮台，供奉预先扎制好代作亡者身的稻草人，身上贴其生辰八字，焚香燃烛，并沿着潮水线摆设供摊，放上祭物，间隔燃几堆火，请来道士摇铃作法。遇难者妻儿至亲一齐面朝大海跪下遥拜，并按各自与遇难者的辈分与关系，一齐呼唤海上遇难的亲人：“某某嗳，海里冷冷嗬，快回家（屋）里来嗬！”再由遇难者的男性亲人或弟兄或儿子，身背在海边举行招魂仪式祭过的“草人”，一步一叩地走回家。一夜连续三次举行这种仪式，尔后将此“草人”穿上遇难者生前穿过的衣服，再把象征“灵魂”的物件安放于“草人”胸前，在灵堂上祭供后入棺，再入墓穴安葬。如“草人”葬后再找回遇难者遗体，即举行仪式取出草人焚后，再安葬遇难者遗体。这种“潮魂”习俗，在外海渔岛这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发生。尽管现在海上渔捞工具比较先进，安全系数在大增加，但海损事故还是时有发生，甚至找不回遇难者遗体的现象也还存在，因而“潮魂”习俗，在嵊泗渔村还是在流传着，以寄托生者对亡者的哀思，满足渔民祭奠亲人的一种心理、感情、文化和习俗上的需求。
第四，“叫魂”仪式。在浙江等一些地方，如果海上遇难者的遗体在7天内被找到，会由其家人为其举行较为简单的叫魂仪式。叫魂仪式都是在夜间，待潮水起涨后，由遇难者亲友数人带上香烛到海边焚烧，然后由一个人敲着锣（俗呼“敲冷锣”），由遇难者之妻或兄弟至亲，在海滩上边缓缓行走，边不断地唤叫着遇难者的名字，唤着“海里冷冷嗬，回家（屋）里来嗬”！遇难者的儿女或弟妹，或其他至亲，在后面答道：“回来口来！”这样边应边走，认为是领来了亡者之魂，由海边返家。
以上这些丧葬方式都是与旧时人们生产力较为低下密切联系的。在现代社会，由于出海作业的危险性已经很低，所以上面这些方式已经不常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葬。在很多沿海地区，渔民去世后都葬入公墓。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海神的形象多种多样。其中最古老的海神是庄子《应帝王》中所提到的“倏”和“忽”。执掌南海的海神叫“倏”，执掌北海的海神叫“忽”。倏和忽游荡到掌管土地的帝王混沌那里，混沌用最丰盛的东西款待了他们，于是倏忽决定回报混沌。混沌的样子很怪，就像一个没头没脑的黄布袋子，还长着6只脚和4只翅膀，所以倏忽就按照人类的样子给混沌凿上了七窍，一共凿了7天才完成，但混沌有了七窍后，却死掉了。可以说，倏、忽的名字本身就体现了海洋变化突然、不可捉摸的特点，而这两位海神为答谢混沌却好心做坏事，也侧面反映出古人对于海洋破坏力强大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海洋神话中最为重要的海神之一，是禺疆。关于他的记载，在《山海经》、《庄子》、《列子》、《楚辞》等早期经典中都可见到，而且都保留了质朴的原始状态，其神性相对稳定和鲜明。《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禺疆颇有来历，据《庄子·大宗师》说，禺疆是黄帝轩辕氏的孙子。黄帝生禺号，相传是东海之神；此后，禺号又生下了禺疆。禺疆还有好几个另外的名字，如禺强、伯强等。他既是海神，又是风神，掌管着杀伐生灵的“不周之风”。每当“不周之风”从北海吹来时，万物凋零，生机顿消。他神通广大，曾派15只巨鳖负载固定方丈、瀛洲、蓬莱三岛的位置，使神仙们的来往更为方便。古人之所以把这些强大的神性赋予海神禺疆，是因为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能力低下时对海洋自然力产生出的敬畏和恐惧。
图1-7 《山海经》中的北海之神禺疆（禺强）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央，四周是茫茫的海水，所以谓之“四海”。而每片海洋上都有一位海神管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神话体系中，四海之神的形象和名称都有所不同。如北海之神，有的神话中称之为“忽”，有的称之为“禺疆”，还有的称之为“海若”。《山海经》中还出现过两个四海神系。一个四海神系是《大荒经》中记载的，北海之神是禺疆，东海之神是禺号，南海之神叫不延胡余，西海之神叫龛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人面鸟身，半人半身，是从动物神向人神转化阶段的神。另一个四海神系见于《海外经》，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疆、东方巨芒。这四位神虽然除禺疆以外并未注明是海神，但是后人将其视为四方海神。
有趣的是，在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中，四海神君不但都有了世俗名姓，而且还都有了夫人：东海海神冯修青，夫人来隐娥；南海海神视赤，夫人翳逸寥；西海神君勾丘百，夫人灵素简；北海神君是禺帐里，夫人结连翘。
三、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
所谓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的基本价值倾向。中外不同的价值取向，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外海洋文化发展的水平。而今，海洋文化事业的发展更需要我们不断地调整海洋文化价值取向，使之更为合理化，更好地顺应时代的要求。
1.中西方传统的海洋文化价值取向区别
东西方在海洋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质的差异，决定了近代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制约，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对海洋的认识总是离不开“民以食为天”的祖训，将海洋开发锁定在“以海为田”这一层次上，使得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海洋文明的发展始终局限在农业文明的范畴。
虽然明成祖朱棣曾倡导郑和下西洋，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制造所谓“万邦来朝”的盛况，显示新君统治下国力的强盛与稳定，其目的不外乎扬威海外。因而，当航海事业的发展真的促进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并带来了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时，封建统治者们立即产生了惶恐，他们惧怕商业活动的相对集中导致“啸聚生叛”；担心与海外通商的人们不像普通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认为从事对外商贸活动的商人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夷蛮相通，危及教化”。所以，当航海活动超出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所能容忍的限度，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时，海禁在他们的眼中就变得势在必行了。
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滞后，资本主义萌芽也被扼杀。据史料记载，明穆宗时期，朝廷曾一度解除了海禁，此后一直到明末的70年间，全世界出产的白银有三分之一流入中国，全世界贸易有三分之二与中国有关，并因此极大地促进了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然而此种局面并没有能够维持太久。之后，历代君主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明清两朝400多年的海禁政策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进取精神，隔断了同海外的交往，还极大地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将一度强盛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时代。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84次，入侵舰船1 860多艘，入侵兵力47万人。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60年间，帝国主义以战争赔款等形式共向中国勒索白银1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6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与中国古代的海洋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列强对海洋的价值取向是为争夺丰厚的海洋利益，进行海外贸易、掠夺资源和殖民拓土。正是靠着控制海域、掠夺世界财富，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小国也一度靠海上力量夺取了大量的殖民地，变身世界强国；而英、美、俄、日等至今称雄世界的强国也无一不是靠海战进行掠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
英国是一个国土面积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的大西洋岛国，然而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它先后战胜了海上霸主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大大扩充了海外贸易，刺激了英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最早的工业革命，获得了遍及全球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在其称霸的3个世纪里，英国侵占了比其本土大150倍的海外殖民地，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米”字旗。继英国之后，美国成为了第三代海洋霸主。美国对海洋霸权的觊觎，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马汉在潜心研究了大量历史事实后得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开始注重争夺海洋控制权，它依靠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得了加勒比海的控制权，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并在夏威夷群岛站稳了脚跟。不断的对外扩张使得美国后来居上，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成为超过英、法的世界第一强国。在欧洲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俄国本来就是濒海国，它的东部濒临太平洋。然而其东部的出海口却正对北冰洋，受寒流影响，气候恶劣，港口封冻期长，航行困难。为了增加一个不冻的出海口，彼得一世于1700年发动了前后持续时间长达21年的北方战争，终于打通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其后，俄国又陆续拥有了黑海等处的出海口，开始了它称雄欧洲乃至世界的时代。
在欧洲列强纷纷雄起的时代，日本也不甘落后。19世纪明治天皇即位后励精图治，仿效英美列强确立了海上强兵政策，迅速崛起——1874年攻占台湾，1878年再次侵占琉球，年夺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如此，海上强兵政策还为日本带来了中国的2亿两白银赔款和大量经济特权，促使日本完成了工业革命，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强国之列。
从以上世界强国的发迹史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地位高低与其海洋战略观、海上实力密切相关。
2.海洋文化的现代价值取向
（1）海洋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包括海权思想、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等。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进。
海洋既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又是某一国家的领域，即领海。领海是相对于领土、领空而言的。海权的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领海权，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领海权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是海洋权，海洋是人类共有的财产，全世界的其他陆地国家和除一国领海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拥有海洋权，即公海权。他们还可以在一个国家的许可下享有该国领海的使用权，比如海运业等。
中国曾是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人在汉唐特别是宋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到郑和时代海权意识达到一个顶峰。不幸的是受重农轻商等思想的影响，中国失去了跻身近代海洋强国的机遇，海洋意识也走向淡薄。近代300年可谓中国海权史上的空白。时至今日，中国的海权理论即海洋政治文化领域仍显萧条，亟需加强研究。我们应立足领海，放眼世界，树立具有时代特征的海洋政治文化理念，扩大国际海洋领域的政治、外交发言权，以和平的海洋大国的形象促进世界海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2）海洋经济文化价值取向。
经济文化也被称为“文化经济”。知识经济、教育、文化产业、信息社会化等都属于经济文化的范畴。在海洋经济文化价值的实际操作方面，目前各国政府是一致的，那就是发展先进的海洋科技，从陆地走向海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大趋势环境下，我们应具有开放的思想和现代的海洋经济文化理念，密切关注各海洋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军事等发展态势，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和交往，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共享海洋文化，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安全。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的开放水平，树立“海洋国土”的观念，建设更加开放的海洋经济体系。根据1994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内容，全世界有1.09亿平方公里的海洋区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海洋中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化学资源和海洋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燃气资源，是世界紧缺的能源。因此，海洋成为重要的经济竞争领域，各大国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对海洋进行开发。发展海洋经济成为21世纪的经济和资源开发的重头戏，还有传统的港口海运业、临海工业、海洋工业、海洋矿业、海洋能源开发等。美国未来学专家托夫勒曾预言：生物工程技术、航天工程技术和海洋工程将成为21世纪的三大支柱。而就目前来说，我国的海洋开发水平还很低。如何开发和利用高新技术，把海洋开发提高到经济文化的高度来发展海洋经济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还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经对此予以了相当高的重视。2005年，我国政府决定把每年7月11日定为“航海日”，以强化全民的海洋意识，增强全民的航海意识、海洋意识和海防意识，增强建设航海强国和海洋强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对于促进我国航海和海洋事业的更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海洋社会文化价值取向。
海洋社会文化主要是分析沿海国与国之间关系，特别是沿海国家的和谐问题。21世纪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通过发展自己促进世界和平。在海权、海运、海洋开发等方面要争取做到人与社会、人与海洋、国与国之间的和谐。
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法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而要和平，就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海洋社会里，我们要坚持和平互利合作，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竞争，实现共生共荣。当前，我国秉承着“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不断加强与各海洋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追求繁荣与发展，已经在某些领域实现了互利共赢。如，2010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29
727.6亿美元。如今，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中国进出口贸易绝大部分是通过海运，中国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具有海洋化和全球化的特点。
当然，在追求和平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那些或明或暗的严峻局势。中国有18
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与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8个国家存在岛屿归属争议。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对于和平解决领土、领海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一主张常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主权属我”这一基本前提，将这一战略思想仅仅理解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就偏离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战略思想的本质，使我国的海权和领土权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主权属我”这一根本立场，加强海洋立法，明确“九段线”等的法律地位，尽早公布所有的领海基线，以明确管辖海域的范围，便于海上执法。同时，要加强海上执法，将海监、渔政、海事、海关和边防海警等部门整合成一支对外统一的海上维权队伍，逐步实现统一、多功能、准军事化，并以国家不断完善的相关海洋法律为依据，提高海上执法力度，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此外，我们还应充分利用国内外媒体，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宣传钓鱼岛、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依据、法理依据，使国内民众形成“主权属我”的共识，积极营造国际舆论对我有利的态势。针对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曲解和违反国际法，援引发现和占领、时效等作为主要的所谓法理依据的行径，我们必须在国际政治、外交中各种合适的场合，对其法律借口进行反驳，澄清历史和法理事实。目前，出于维护和平发展的诚意，我国已在《东南亚国家友好条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海洋争端。这些举措的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和历史去检验。总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新一轮的世界资源争夺战已经对我国的海洋社会文化价值观形成了新的挑战，需要超凡的智慧和胆略才能化险为夷、和谐发展。
（4）海洋环境文化价值取向。
人类与海洋和谐相处，必须保护好海洋环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先秦哲学家老子认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发展的本质要求。人与海洋的和谐也是海洋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
过去，人们常高喊“征服海洋”。然而，征服海洋给人类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灾难。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天道、人道合一，即人与海洋的和谐发展。1996年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出了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其基本思路就是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切实保护海洋环境，实现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事业的协调发展。现在，由于我国的海洋开发还处于初期阶段，总体为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投入大、消耗资源多、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大、产出少的不可持续发展，导致海洋环境保护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近海的溢油、赤潮等海洋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海洋渔业等的生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陆地资源的减少，中国海洋开发将会加大步伐发展海洋经济文化，突出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海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防治海洋环境污染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任务将越来越重，海洋环境文化建设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必须及时有效地加强海洋环境的监测、监视和管理工作，提高海洋环保能力，否则教训将是非常惨痛的。
（5）海洋人文价值取向。
21世纪的中国海洋文化必须有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创新，这是我国从海洋大国跻身海洋强国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树立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先进的海洋文化价值观，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海防意识，建立中国人民的海洋自尊心、自信心和科学发展观，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设和谐的海洋社会。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海洋人文价值发展史，也是中国海洋人文精神从世界最强大逐渐没落的屈辱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经由海洋用大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人惨遭无辜的杀害，还要割地赔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摆脱了近百年来的屈辱，走上了自尊、自强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国力不断增强，经济力、科技力、政治力、军事力、文化力等都得以空前提高，中国人的海洋人文价值也得到了尊重和回归。如今，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成为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代名词。辽宁、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省（市、区）等沿海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占全国GDP的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