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一个普通的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拥挤的地铁里，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亲密无间地挨在一起。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大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医疗、环保等诸多问题都在逐步放大。2009年底，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属于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举家迁移、长期居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也成为城市改善民生的重点人群。我们的记者特别选择了在今年的7月11号世界人口日前后，在北京进行了专项走访。
“我叫于越，来自承德，80后，刚毕业的时候怀揣着一个梦想，想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为了这个梦想我就来到了北京，北京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
于越家住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村子里，最近这个村正在大规模拆迁改造。“我的家在唐家岭，这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家，也是现在为止我唯一的一个家，唐家岭有我们怀揣梦想的十万人，都住在唐家岭，那都是我们这些人的兄弟姐妹。”
近年来许多像于越这样的外地大学生在北京工作后都聚集在这里，唐家岭因此出了名。于越说的10万人多了点，据当地镇政府统计，这里住了5万外来人口，而唐家岭本村村民只有3000多人。
早上的唐家岭刚刚从睡梦中醒来，非常安静，除了卖早点的，两边的店铺都关着门，从窄窄的胡同里走出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汇集到了唐家岭南市场门前的公交车站前。
8点钟，于越和他的同事陈华来到了车站。他俩现在是邻居，也都在北京中关村上地产业区一家软件公司上班，从唐家岭坐20多分钟的公共汽车就能到公司。早上挤公交车是唐家岭的一道风景，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上班族都体会深刻。“上不去是吗？”“上不去，得多等几辆才能上去。”“要等几趟才能上去？”“这没准，有时候运气好，看运气了，运气好可能来一辆就上去了，运气不好，可能五六辆也上不去，所以我们要早起会儿。”
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进站了。于越这一次随着人流挤了上去。在拥挤的人群中回过头来给我们一个灿烂的微笑，新的一天开始了。
站在车站向远望去，唐家岭正在拆迁，街道边上的几个房子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几个农民正在那里挑拣比较完整的砖头。街上停了很多货车，车上写着“搬家”的字样。因为要拆迁，这里乱哄哄的。
于越在北京中关村上地产业园的一个软件公司做电话销售，公司有一个传统，每每有人拿到了大单子，大家就会相互通告。“我们原来就是每个人比如回一个大的单子就要站起来，去喊一声，这是为了鼓舞士气嘛。”
这个办公室里的电话销售员都是80后。公司人事部的杨君花告诉我们，除了这些电话销售员，公司里还有研发人员，总共70个人，他们公司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年轻，公司最小的23岁，最大的也只有35岁。另外一个特点，公司90%的人都没有北京户口。而整个中关村像这样的公司有几千家。“积极性很高，因为外地人他面临一个房租的压力，生活费的压力，所以他和北京市的孩子还有一些区别。”
于越工作很卖劲儿，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就已经升任销售主管，带着一个10人的销售团队。“我刚来的时候也是一直打电话，每天不停地打，一天打很长时间，大概一天有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打电话。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还是不错，觉得我，业绩好一点。销售工作就这样，业绩好一点就会提升主管嘛。”“你就是业绩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全公司前三名吧，能保持住每个月都是公司的前三。”
公司的一面墙上贴着本月个人销售目标，于越这个月订的目标是1万，这个数在所有人中是最高的。“我看你这个目标是一万，才完成了两千。”“因为我有一个大一点的客户，现在还没有给我们打钱，要合作了，还没有把钱打过来，只是把前合同给签了，所以这个钱到了，才能写上面，不到的话是不写的。”“就是说快到月底了，你还有信心来完成一万的目标？”“对，我很有信心完成。”
于越毕业于河北承德的一所高校，3年前他怀揣着一张专科毕业证来到了北京，因为业务员的录用门槛比较低，从一开始他就做销售，收入主要看业绩，于越这个月要是能完成1万块钱的业绩，就能挣到5千块钱。和于越一样，公司很多同事都住在唐家岭，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我一开始觉得北京应该是特别繁华的，高楼林立的，干净的，但我感觉去了唐家岭，比我想象中的差很多，觉得挺失望的。”
“凉菜五块，凉菜五块。”一到傍晚下班的时候，沉默了一天的唐家岭又沸腾了。一辆辆载满乘客的公交车从唐家岭唯一的主路开进来，两边的店铺里传来流行音乐和叫卖声，一群群年轻人从公交车下来，迅速走进了两边的胡同。
因为我们的跟随，于越和他的同事陈华决定今晚改善改善伙食。他俩直接走向菜市场。说是菜市场，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宽点的胡同，卖菜的摊位散落在两边。菜市场里三三两两，都是年轻人。“每天晚上下班这点最热闹，特别市场这块儿买菜买水果的比较多。”
从胡同放眼看去，两边都是5、6层高的楼房。这些都是当地农民在自己家院子里盖起来的，楼挨着楼，窗对着窗，有些胡同两个人并行都很困难。房子之间的电线也像乱麻一样绞在一起。
买完菜去于越家的路上，我们注意到街上到处都贴着租房的信息，这些房源都来自唐家岭北边的村子。随着唐家岭拆迁的消息，周围的村庄打起了租房的主意。
拐了几个弯，一直快到村子西头才走到于越的家，这是一个五层高的楼房，看起来像个小宾馆，于越住在三楼。屋子大概10平米，屋里所有东西都是小一号的，小双人床，小电脑桌，小电视柜，屋子西侧还有两个小隔间，一个是卫生间，一个是厨房。每个隔间不超过1平米，只能容一个站在里面。于越的厨房空空的，因为住在隔壁的陈华刚交了女朋友，他经常跑过去搭伙吃饭。陈华的屋子当中摆放着一个小方桌，陈华的女朋友正在做饭。“刚来的时候住的挺惨的，就是跟黑屋似的。”
陈华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是那种，也是一个小屋，确实感觉可简陋了，屋子黑黑的，上屋都得点灯，不然的话就没有什么阳光，那种日子。”于越：“而且咱们那时候。”“而且挣的钱还很少。”“最夸张的时候，我们有六个人住过这么大的一张床，六个人住。”
晚上10点世界杯巴西对战葡萄牙，陈华特意买了几瓶啤酒，放在卫生间的小水池里冰镇，准备看球的时候喝点。陈华的女朋友已经准备好了菜，于越也要来露一手。“那你觉得唐家岭好在哪儿？”“便宜。”“便宜是一个。另外我觉得它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比较近，这是我们选择住在这儿的一个首选。”“再就是搁这儿住的时间长了吧，可以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长了，有感情了，舍不得离开，有这个感觉。”
唐家岭招租兴起是1994年的事情。当时中关村兴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距离唐家岭不远，外地大学生慢慢把这当作居住点。以前一个10多平米的单间，每月两三百块租金，但是没有厕所厨房。后来大学生们在这里越聚越多，有人把他们叫做“蚁族”——就像蚂蚁群居在很小的空间里，但是不畏艰难地在奋斗。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两个80后年轻人在唐家岭街头，经常用一首《蚁族之歌》唱出这种状态。“刚开始来的时候早餐吃不起。”“早餐多少钱？”“早餐大概得两块多吧，吃个煎饼得两块五。刚来那会儿早晨吃不起。”“那怎么办？”“饿着吧，中午多吃点，只能这样。”“中午饭就能吃得起了？”“中午能吃得起，就是说一天吃两顿可以，但是吃三顿早晨两块多钱，有时候狠心点还能吃三块钱，一个月下来就省一百块钱，交房租。”
因为来租房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村的楼越盖越高，三年前于越来唐家岭的时候，这里的楼大多两三层，如今最低的也得五层，有的甚至7层。当地村民几乎家家都有二三十间出租房。就拿于越住的这家来说，五层高的楼，每层10户，不算房东自己住的，出租40多间，每间300块钱，一个月租金1万多块。“唐家岭规模最大的是哪家？”“应该是董家大院吧。”“他们家有多大呀？”“他们家有上百户吧，应该是上百户，据说还有两百户吧，而且他们那边有自己的公交车。”“公交车干嘛用的？”“每天接送上下班，接送上地附近的人上下班。”
原本3000人的小村子拥挤了5万人，让小小的唐家岭不堪重负，不仅用电和用水压力大，而且脏、乱、差，被北京市政府列为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要求2010年拆迁整改。将来这里一部分土地可能建成青年公寓对外廉租。而且一些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也打算到村里建员工宿舍，这也是今晚小饭桌上的重要话题。“据说这儿拆迁是重建，建成一个规范化的这种廉租房，我们看吧，如果这个廉租房价格我们能承受，或者在我们允许的情况下，现在是四百多块钱左右，如果它五百以上吧，五百左右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如果太高了，八百以上我们年轻人就很少，基本不在这儿了，可能去搬另外一个，也相对便宜的地方，另外一个唐家岭吧。”
于越的几个老乡已经从唐家岭搬到更北边的史各庄去了，用于越的话说那个地方比唐家岭还唐家岭。
从唐家岭再向北三四公里，我们来到了北京一个新的工业区——永丰产业园，这里聚集了许多生物制药和软件企业，还修建了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虽然这里远离城区，但是大型购物中心让这里多了一份城市的气息。顺着购物中心再向北，穿过一个栅栏，就是史各庄。
栅栏的一边是现代化的购物中心，干净整洁，另一边尘土飞扬，堆满瓦砾。一进村口，我们看到了成片的高楼和各种出租房屋的信息。
“我看现在这一片都是史各庄啊？”“对，这一片都是。前面这一块儿都是卖一些零用品的东西，还有菜市场，这个就是一个史各庄村的菜市场。”“那上面写的东店菜市场？”“对，它都是在一起的。”
他叫黄守向，于越的承德老乡，以前也住在唐家岭，现在唐家岭要拆迁，一个月多前他和另外几个朋友搬到史各庄。黄守向说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原本是三个村子，西边的是西半壁店，中间是史各庄，东边的是东半壁店，因为村里纷纷盖高楼，让三个村子联成了一体。
走进史各庄，我们感觉这里和唐家岭很像，电线杆上，墙上，村民家门口，贴满了各种租房的信息。不同的是，唐家岭在拆，这里在盖，胡同里许多地方堆满了建材，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村口的路边停满了拉砖的卡车，车上装的全是半新的砖头。“好卖吗？”“差不多吧。”“一天能卖多少？”“有时候卖一车，有时候卖不了。”
马上就要到黄守向家了，这是一栋六层高的楼房。这里的农民家家扩建，每层楼房的造价在10万左右，一个六层的房子造价60多万，但是一旦出租，每月租金将近两万，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租户多了，房子也越盖越多，这个村的道路被挤得剩了一条缝儿。
黄守向也在上地产业园的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四千块钱收入，日渐拥挤的史各庄吸引他的只是低廉的房租。“像你租的房子多少钱一个月？”“我租的房子都算着应该有四百多块钱吧一个月，但是面积不是太大，应该就是有16、17平米。”“带卫生间、厕所吗？”“带，只是特别小，只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够用。”
按理说，每月四千块钱的收入，在公司周围小区租个一千多块钱的楼房也能租得起，但是这些年轻人不打算拿出那么多钱去租房子，他们都有共同的想法，攒钱，有机会自己创业。在村里，我们碰到的几个找房子的年轻人也有同感。“你们这是去哪儿？”“我们现在在唐家岭。”“你们住的那个地要拆了？”“恩。”“房东说了吗？”“房东没说，人家房东也不告诉你实话，告诉你了都走了，住一天得一天钱人说的。”“你们在这儿看房子怎么样？”“刚看，看了两家反正。”“觉得怎么样？”“觉得还行吧。”“多少钱房租？”“四百多。”“条件觉得比唐家岭好吗？”“都一样，差不多也。跟以前的差不多，是吧？”
史各庄不远处正在修建一座高架桥，那是规划中的地铁站，地铁站旁边树立着醒目的卖房广告，一个新楼盘已经在这附近开工了，价格大概在每平米两万四左右。黄守向对这个新开的楼盘并不感兴趣，他说至少10年后才会考虑买房的事。
据《20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基于五大城市流动人口检测，84.2%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居住，超过半数流动人口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米及以下。23.4%的流动人口家庭把住房相关费用列为在流入地最大的一项支出。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司长张春生说：“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要在城市的规划当中，要科学规划外来人口，特别是流动人群，因为他的居住时间越来越长，用适当的土地、规模，要建设这样的廉租
房、保障性住房，第二个方面的话，还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群，城市群的推进，建立一种科学的城市布局，使他们用较低的收入和支出，就可以在一些比较好的地区获得比较好的居住条件。”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也参与了关于流动人口的调研，他把唐家岭现象称作“瓦片经济”，他认为这是城市化加速中，改善流动迁移人口住房条件的新课题。“其实北京在法律上规定，是反对这种瓦片经济的，私搭乱建的这个违章建筑，建了房就来出租，政府也收不着税，也乱；居住条件也不好，火灾、自来水，厕所，卫生条件都很差。
但是呢，我觉得这跟以前的政策设计不周全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翟振武建议，这个问题也可以靠市场化来缓解。“比如现在美国，它有专门的公司，买了大批的楼房，然后呢，他不干别的他就成立一个公司，就租给大家房子，这也是一个产业。像北京，我觉得好像没有，就是有一些租房中介，那是个人租房子，不是大公司买了多少座楼，甚至连锁店，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都有它这个公司，然后它房子整个出租给，就是当租房公司在运营，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
“现在连在家里玩的小伙伴都没有了，每天就在窗口看着人来人往的闲人，有时候就在后面三轮车上玩，也不知道想些什么。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陪孩子，她都自己一个人玩，不用我们管，也不用找我们要钱，饿了就回来吃点东西，渴了，就回来喝点水。看着孩子这样，我们也心痛。现在正是学知识的时候，他却在家里玩，没有享受到他应该得到的知识。”
写日记的这个人叫郭雄，他在北京四环农贸市场里卖包子，四环市场是北京二环内最大的农贸市场。市场里的700多个商贩，基本都来自外地。郭雄来自湖北，他的孩子叫小雨，2006年孩子三月大的时候，他和妻子在北京四环市场开了这家包子铺。刚才日记里记录的就是孩子在市场里的生活。
在四环市场，像小雨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城里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但是这些孩子却整天把父母的摊位当成了自己的游戏天地，把讨价还价当成了学习内容。“那你们为什么不让小雨上那种正规的幼儿园呢？”“正规的幼儿园其实也想过，它主要是怎么回事，接送是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人做这个买卖，接和送，上别的地方去，接和送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8点钟就得送到幼儿园，正好都是饭点的时候，像我们做买卖8点来钟正是上人的时候，你四点多钟下午又是一个饭点，你没法弄，所以也挺矛盾的。”
在四环市场，这些人每天工作都超过12个小时，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那为什么不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幼儿园呢？
在距离四环市场几百米的地方，是一所北京市公立幼儿园——棉花胡同幼儿园，里面的教学设备非常完善，每个教室还配备了先进的数字多功能一体机，幼儿园每个月收费1000多块钱，这样的收费水平在北京并不算高，可是尽管幼儿园也面对四环市场招生，没有一个市场里的孩子在这里就读。
“那你这个摊位，你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怎么说呢，摊位倒是要不了多少钱，摊位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但是你要有房租，最主要是生活，是不是，日常开支，加起来一个月最少要两千块钱。”“那你一个月摊位能收入多少呢？”“最少是两千多，因为这儿都得1400，反正就能过日子吧，就两三千块钱吧，你想想看，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除除开支也没有多少了，所以供孩子一个月一千多块钱，我就有点为难了。”
魏志红家的收入在市场算是中等的，她带我们去了其他几个孩子的家，他们基本上都住在附近拥挤的平房里，常常是一家三口，或一家五口挤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屋子里，床是屋子的最主要的家具。
一个偶然的机会，四环市场的这些孩子被从事学前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注意到了。“我们通过调查就知道，这个市场是一个农民工比较聚集的地方，然后到这一看呢，有六七百个摊位，然后满地都跑的是学前的孩子。后来，我们就想，可以不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
张燕发现这些孩子因为频繁往来于北京和老家之间，所以对自己是哪里人非常模糊。“谁是北京人，举手告诉我。你们都是北京人啊，那你们老家是哪儿的呀？你是河北的？”“我是河北大名县的，我也是河北的。我告诉你，我有两个老家。”“你为什么有两个老家呢？”“一个是北京。因为我搬家了。”“你的两个老家是哪儿啊？”“我有一个老家我不知道了。”
张燕说：“他到一个生地方，包括他的家长都是这样，这个城市不是他的，他是城市过客，所以他对周围是一种防范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孩子最典型的动作就是，手指就是钩状，就来抓你，小孩之间也互相不通气的，因为他是原子化的来到这个城市里，全国各地的来的，顶多是跟他周围几个亲戚，所以这个东西你是要那个啥的，一方面防范，但是同时安全意识又薄弱。你好比说登高上梯，跳来跳去，没有什么顾忌，而且家里没人管他，自己跑到后海等等之类的，到马路上比划等等，受伤的情况也挺多的。”
2004年，张燕和她的学生们成立了叫“四环游戏小组”的公益组织，免费对四环农贸市场里的流动儿童开展学前教育，每天都有大学生轮流来这个市场给孩子们上课。市场管理员被志愿者的热情所感动，特意腾出一间仓库作为活动地点。6年来，市场里的400多名的流动儿童参加了游戏小组。郭雄的孩子小雨也参加了这个游戏小组，她还在游戏小组学会了画画。郭雄说：“这是她画的画，所有都是她画的画，她把每一幅画都能讲成故事，这是最开始第一幅画，从上到下，一直到下面，所有都是她画的画。”“第一幅画的是什么内容呢？”“这是应该是去年3岁的时候，小鸭一条小河，小花小草。”“最近一幅的是哪个？”“就刚才那个。”“那是画的什么内容？”“这个下雨了，画的柳树，小孩、小花、小草、小房子。”“把她所有的画都贴在冰箱上。”“我每天都鼓励她，只要你画的好，我每天都给你贴出来，只要你每天画画，每天让你自己看。都挺好的，我感觉。”
虽说在北京做生意很辛苦，但看得出这些家长对孩子的未来都充满期望。“因为我们小孩子刚来的时候是从老家来，特调皮，普通话说的也不好，就是说来到这里，跟孩子接触的话，也没有那么好脾气，特硬，但是到游戏小组，跟老师一起，就可以学很多行为规范，就是学的《弟子规》，儿歌、背唐诗，特别是饭前洗手就是这些行为规范学的特好，特有礼貌。真的，在老家都不懂这些的，在这里跟她们学的太多了。”
在欣慰的同时，这些家长告诉我们一件烦心事，最近由于安全问题，游戏小组关闭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环农贸市场游戏小组的志愿者李相禹告诉我们，小组的活动场地由于安全因素刚被关闭了。“你看这个小院，这是我们孩子户外活动的场地。然后里面有一间库房，市场办公室腾出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室内的活动场地。真的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闹中取静的这样一个小院，非常非常难得，在这一片也是很难再找到这样的活动场所了。”
李相禹显得很遗憾，事实上，这样的关闭并不是第一次，游戏小组曾经在、甲流、手足口病多发期间也两度关闭，今年，各地多次发生针对幼儿园的恶性事件，游戏小组面临生存考验。“就是北京市的公安局和什刹海街道联合贴出来这样一个通告，然后我们那博客上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当时我们保存下来了。然后通知说我们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当时我们家长也提出来说，我们每天派两个男家长，我们自己值班，当安保，这样确保孩子安全，当时也没有同意。”
李相禹告诉我们，要办一个符合要求的幼儿园需要有1200平方米的固定场地，有150万元的注册资金，这对于他们这些学生来说是天文数字。为了不让孩子们中断学习，大家都在想办法，现在每天会带孩子做些小分队游戏。这儿是附近居民门前的一个小院，面积不到10平米。孩子们高兴地跟着老师做热身操。可是没想到刚做完操，麻烦就出来了。
因为没有板凳，老师把纸箱子撕成小块儿让孩子们一字排开坐下，可是纸箱子撕光了，还有几个小朋友坐不下。“黄毅想给小妹妹坐，然后想把这个位置给小妹妹是吗？然后就想坐这儿是吗？然后你就不想让坐，想把这个位置给小妹妹留着是吗？我知道了。老师只好让 6岁的徐若彤去市场再拿一个纸箱子来。”“你还拿人家纸箱子，人家有人捡破烂呢。”
纸箱子拿来了，活动继续，今天的主要内容是教孩子画画，和城市的孩子用画笔画画不同，四环的孩子们学的是粉笔画。“粉笔画是最简单，最容易得到的材料，随处都能画，像群体的孩子更加适合，因为到处都是地，随时都能够展开，而且这个事最简单的，不是说有的要拿铅笔，要拿纸，这样的话必须得有固定的桌子，得有椅子坐下，必须得有材料，但是摊位上确实不太适合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就在孩子们用粉笔描绘着美好的世界时，麻烦又来了。“跟这儿天天的，不怕碰着啊。”
“刚才是什么情况？”“刚才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居民，觉得我们可能每天过来比较吵，毕竟孩子，活动不可避免的，确实我们以后也得注意了。一般我们小分队活动，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就比如做操之后可能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阅读活动，还有折纸活动，粉笔画，相对偏安静一些点。然后也会跟孩子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每项活动之前，跟他们讲清活动的规则，让他们尽量能够有秩序安静。但是这种唱、跳、笑、闹都是孩子的天性，不可能去压制，孩子的天性，也确实比较难。”“那怎么办呢？那面对附近居民的不满意，你们怎么办？”“只能我们尽量加快注册，找场地的这个进程吧，尽快的。”
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场地，第二天一早，李相禹来到在市场附近的一所英语培训学校，他早看好里面的一块空地，这家学校目前的招生并不满，
有些教室还在闲置，她想商量学校合作把小组办下去，之前也曾上门商量但被拒绝了，今天她想再去试试。“你好，请问负责报名的程老师在吗？在里面是吧，好，谢谢您，有一个比较大的院长哈，就是我上次提的那个问题，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吗？”程老师说：“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没有了，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那校长他个人的解释是什么呢？”“校长已完全告诉我了，就没有合作的余地了，有可能的话，会通知你们的，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您可以离开了。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这行的话，我们周围口中心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学校，我想你就是带着他到处周围学校都采访一圈。”“我就是想问一下。”“行了，您不用说了，您真的不用说了。好吧。”“就是你们做的公益，这个公益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物质发展、精神发展进行，是一个好的现象。但你不能说，因为我公益了，我让全国所有人都接受高等教育。”
面对回绝，李相禹很沮丧地走出了学校。“也是情理之中吧，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是学生，可能我们想法比较简单，只是从这个理论上觉得可能我们给出的一些谈判的条件是合理的，可接受的，但是，可能，对方也有自己的考虑，另外一方面可能自己，在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策略性的问题，可能自己也是把握不好，可能自己也需要反省一下吧。”“那现在怎么办，接着再找别的场地吗？”“接着再找，另外一方面也是，今天早上的时候还给那个，因为21号的时候，就是北师大有一个壹基金公益研究院刚刚成立，它也是给一些民间组织，做一些咨询服务也好，给一些，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资源吧。然后也，另外一个前一段时间也是申请了一个NPI社会公益组织孵化器的项目，也是希望能够，多方寻求这种支持和资源，然后，能够帮助这个组织早日走出这个困境。”“继续努力。”“一定会。”
“游戏小组，经过了6年的风雨，经过了6年的挫折，志愿者老师对我们家长，对我们那些流浪的孩子，从无任何怨言，也不需要我们报答。他们只是热心的对我们家长和孩子，真诚的付出、奉献，教育了我们两代人，影响了我们两代人，让我们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教我们对待孩子的教育方法，这是用语言无法来表达我对志愿者老师的感谢。。。。现在游戏小组也走向了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老师比我们更着急，更担心孩子的安全和教育问题。我们家长也没有办法，但是，有老师，我们就有信心。”
这天上午，李相禹接到了一个电话，注册的事有了进展。“打电话的是什么人？”“是京华时报一个时事部的记者，也是昨天又跟张老师聊了聊，也是对我们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报道，另外一方面，他也想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我们推动，就是说我们这个注册，包括现在正在向NPI申请的这个孵化的项目，他今天上午就是帮我们联系NPI那边的人，然后给我一些反馈，给一些建议，然后让我再跟进这个事，积极主动一些，看看有没有一些变通的方式。”
这个消息让志愿者们欣喜不已，但注册还要经过多部门审核，即使注册顺利，也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前，游戏小组开始入户访谈，继续给家长发小组活动的宣传页。“这都是我们小孩画的，这就是我们的宣传页，一本一本的。”“您都留着呢？”“差不多一个月一本，我们这儿都是，留着呢，留着好多呢，小孩子画的那些东西呀，这是以前在学校的，一年一年的，我的都收集了不少。”“你觉得这些宣传册对你有用吗？”“有，我们有时间我都自己看，因为那上面有故事有玩具我们都可以学，小孩子折折纸都特别巧，可以让他们灵活应用手指的，老师们都很全面的，有时候还告诉我们，我们没买报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老师都可以在上面通知我们，告诉我们，说实在的，写在上面都挺好的。”
这天下午，游戏小组召集家长开家长会，最后一项内容是欢送两位即将毕业分赴他乡的大学生志愿者。小雨的爸爸特意给两位志愿者写了封感谢信，孩子们知道老师即将离开他们，哭成了一团。“今天又是星期三，老师要走，我不知道怎么哭了，我又激动，我又感动，我哭的时候小雨让我别哭，给我擦眼泪说，爸爸你别哭了，你哭就不坚强了，你要勇敢点。但我没有做到，我只是做到后面，一直不停的哭。虽然两个老师要走了，但还有这么多的老师在教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教我们家长怎么学会教自己的孩子。”
从2004年，有30多位北师大的志愿者轮流在游戏小组执教，在他们的感召下，又有首都师范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的同学加入进来。
“喂，何老师吧，您好，我是建丽，我还是想问问就是关于学前教育这块，咱们区怎样来落实这个办园的情况。”打电话的人是棉花胡同幼儿园园长李建丽，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从四环游戏小组成立起，李建丽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公益组织的命运，并在每周派出老师作为志愿者参加游戏小组的活动，但她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2009年，李建丽参与了北京市政协关于解决学前教育发展问题的专题调研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目前她的正督办西城区增加幼儿园数量的落实情况。“现在这个具体的落实情况怎么样呢？”“从我们教委这块的计划和目标来讲呢，现在呢，改扩建2到3所，就是计划当中，但是具体的如何去做，在哪儿可能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李建立的调研发现，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首要措施就是以公办幼儿园为主导，增加幼儿园的数量。针对他们的提案，北京市政府做出了答复，今年将增加30所公办幼儿园，未来3年新建200所公办幼儿园。“如果这30所幼儿园全部落实了以后，您觉得四环游戏小组的那些孩子们，他们有可能到附近的公办幼儿园去上学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从资源扩大以后，可能会招收更多的孩子，能够进入到更加正规的幼儿园去。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目标和方向，而且确实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得到解决的，我对这方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目前正率领他的团队作一个有关流动儿童的调研。“这是流动人口长期化的一个趋势，在居住地长期化的居住和生活、工作。所以我们这儿有一句自己开玩笑的话说，叫流动人口其实是不流动了，既然流动人口已经长期化了，居住也长期化，而且流动人口这个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应该在公共服务方面，在政策方面，制度方面，应该从长远的角度去设置，设立长期的制度，长期的政策。”
目前每年在北京出生的14——15万新生儿中，流动人口新生儿的比例占到40%。以全国2.01亿流动人口为基数推算，全国约有205万儿童入读于打工子弟学校。
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张春生说：“我们呼吁呢，在今后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过程当中，要把流动人口子女，这个全国是2000多万，他们要能够充分地享受我们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进而的话，创造条件，在中高阶段的教育给他们创造公立的环境，这应该是我们进一步发展教育改革，各个方面都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这是北京西四环中关村人才市场，每周都会在这里举办几场人才招聘会。记者在这里进行了一翻调查，发现90%的应聘者都是外地来的，只有10%是北京本地人。而且其中很多还是外地大学毕业专程来北京找工作的。“您是哪个学校的？”“我是河南上的学，然后来这边找（工作）。”“为什么来这边找？”“因为北京的机会北京多一些，想要在这儿发展一下，试一试。”“因为这边发展人多，地大，可能条件会稍微高一些。”
又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季，又有一批年轻人像于越一样带着梦想来到北京。
据测算，如果我国人口流动的政策没有大的变化，2050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可达到3.5亿人左右。流动人口在城镇常住人口的比例会从26%增长到32%。张春生说：“流动人口的总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他流动人口在流动的过程当中，自我的追求，对职业的要求，对自己收入、家庭、各个方面的发展有一些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叫做流动人口逐渐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李强也在做一个项目，他测算，2049年北京的人口有可能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对未来预测，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人们只能用外延就是人们根据现在的发展情况推演当然，那么按照这种推算的方法呢，那么目前认为就是到2049年，北京这个地方聚集的人口，将达到6千万。”
6千万，也就是说40年后北京的人口相当于现在的3倍，到时候会挤成什么样？我们无法想象。北京这个城市到底能承载多少人？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2003年国务院曾经批复了北京2004年到2020年的城市整体规划，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李强说：“关于北京市城市承载力的描述，是这样描述的，就是说，北京这个地方，它能够一般实际上是用水资源计算出来的，它说它最高承载力是1800万，它不能超过1800万。”
据统计，北京每增加一个人，每天交通出行量增加2.64人次，目前北京六环以内地区的日出行总量已经达到3500多万人次，这相当于让整个福建省的人整体出游一次。此外，北京的房价在全国数一数二，唐家岭附近的房价两万四一平米，但是李强认为，这些并不能阻止人口的进一步涌入。“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两派观点竞争的很激烈，就是人们管它叫，非常专业地讲叫循环累积效应，就是说人们以为一个大城市，因为它的生活成本高，就会有些人就会减少，获诺贝尔奖这个人叫…他反而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发现是个会循环累积的，他发现呢，不是说一个地方聚集人多了以后就很多人出去，他发现呢累积性的就是说越聚集的人多，创造就业机会越多，然后吸引力越大，然后，人群就聚集越多，它是这样一个道理。”
按照目前的人口涌入速度，不少学者预测10年后，北京的人口可能将跃上3000万的门槛。这也带来了引导人口流动、合理布局的一系列问题。翟振武说：“我讲北京要想调控它自己的规模和追求一个适当的城市发展速度，我觉得它不是从这个方面来调控，它应该有别的，比如产业政策，发展技术成份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而不要去发展这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那你人口聚集的速度就会减慢嘛。”
国务院计划未来10年把我国的国土空间分成四大类，优化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禁止开发地区，这就会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张春生说：“我们现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正在牵头组织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下的人口分布的规划和政策，那么研究不同的主体功能区里面那么人口的政策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利用导向来使使人口在空间适应产业发展要求，适应我们城市化发展的方向，也能够在发展当中，在流动当中逐渐找到他们的归宿，我们叫做促进社会人口的社会融合，融入到我们当地的社会，
形成一个和谐发展的局面。”
每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望着窗外一盏盏温暖的灯光，我就会想起于越、想起李相禹，想起四环市场里的那些孩子，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城市化过程，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流动人口从600万上升到2亿多，如此庞大的流动规模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于越、李相禹还有四环市场里的那些孩子就正在经历这段特殊的历史
，怎么让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盏灯光，是城市管理者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像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一样，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