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门麻将名堂怎么玩?

近日,深交所一行人前往贵州调研,走访了老干妈。

这引起人们的浮想联翩:老干妈要上市了?但很快,这种猜测就被当事者予以否认

一直以来,老干妈以坚持不上市著称,其创始人陶华碧更是讲:“上市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了,我来还债,我才不干呢。”

老干妈不但不上市,也不打广告、不贷款。每当有人鼓动老干妈打广告、办贷款,陶华碧都会用一句话噎回去:

你们说的那些我都不懂,我去年纳税X个亿,我还是按照我的知识来办事。

但就是这个执拗的老太太,固执地带出一家现象级的企业。这家企业从不打广告、不贷款,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经销商便会带着钞票上门

如今,老干妈是贵州仅次于茅台的知名品牌。作为贵州企业家的代表,陶华碧经常被人拿来和任正非“并列”。

任正非卖通信设备,而她只卖辣酱。外界看来,他们都是民族品牌的代表:因为她每天能卖出150万瓶辣酱,还把“LaoGanMa”卖到了世界各地。

陶华碧几乎不接受采访,但过去几年,她和老干妈的热度丝毫不亚于某些当红企业。她几乎成了一个符号,其话题能量来自过往的言论。

有品牌被曝出国内价格远高于国外,有人会想起老干妈:“我是中国人,我不赚中国人的钱,我要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赚外国人的钱!

小额借贷和P2P问题频出,又有人会想起老干妈:“我不欠政府一分钱,不欠员工一分钱,拖欠一分钱我都睡不着觉。和代理商、供货商之间也互不欠账,我不欠你的,你也别欠我的。”

商业环境越复杂,人们越怀念陶华碧这种淳朴的商业逻辑。

很多媒体试图分析她的成功之道,并总结出一大堆“法则”。但老干妈的很多“法则”是反常的,其成功路径也几乎不可复制。

这家企业几乎是被市场推动着“野蛮生长”。其核心只有一点:产品,产品好就能占领市场

道理谁都懂,能做到者却寥寥无几。营销界有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1、如果有一款现象级的好产品,做什么都是对的。

2、如果做错了,参看上一条。

老干妈是一款现象级的产品吗?谈不上。其产品不存在技术壁垒,很容易仿制。真正现象级的是其品牌形象:数十年深入人心的“老干妈”形象。

赵丽蓉老师曾在其作品《打工奇遇》说:“小伙杂,我也给你个秘方。”然后提笔写下“货真价实”四个大字。

这是最基本的成功逻辑,却是当下最欠缺的逻辑。

老干妈从不打广告、不宣传,也没有变过味道和品质,这种简单的坚持,才是其成功的根基。

陶华碧出生于贵州湄潭县一个偏僻山村,没上过一天学,至今只认得“陶华碧”三个字。

20岁那年,她嫁给一名地质普查员,几年后丈夫病逝,留下她和两个孩子。

为了生存,陶华碧曾南下广东打工。她吃不起外面的饭菜,就从家里带辣椒做成酱料拌饭吃。经过不断调配,她做出一种很特别的辣椒酱,这个配方,“老干妈”产品至今沿用。

一段打工生涯后,为了照顾孩子,陶华碧回到贵州,开始贩卖米豆腐(一种廉价凉粉)。

陶华碧的米豆腐确实很实惠,价低量足,深受学生的喜爱,附近几所中专的学生经常光顾。

时间久了,一些学生开始赊账,并积下一笔不小的“欠款”。凡是穷学生所欠的饭钱,她全给销账

其中一位贫困生对陶华碧很感激,叫她“干妈”,每次隔老远就大喊。久而久之,附近的店主和学生都称呼陶华碧为“老干妈”。这一叫,就为后来享誉全国的品牌定了名。

陶华碧用自己调配的辣酱拌凉粉,很多客人吃完凉粉要买辣酱带回家,甚至有人不吃凉粉专门来买酱。后来,她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可辣酱做多少都不够卖。

一天中午,陶华碧的辣酱用光,没客人了,就关店出门看看。结果一路走了十几个凉粉摊,生意都很火,而且都在用她的辣酱。

陶华碧气坏了:我的独家秘方,怎么能喂肥了竞争对手、坑了自己呢?第二天,她就再也不单独卖辣酱了。

她一“停卖”,周边的凉粉摊都遭了秧。附近老板纷纷上门讨好,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辣酱那么好,还卖什么凉粉,卖辣酱就可以了啊!

陶华碧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调整产品结构,以卖辣酱为主,凉粉成了配套品。不过,她的辣酱还是供不应求。

在市场的要求下,1996年8月,陶华碧借用村委会的两间房子,办起了辣酱加工厂,品牌名字就叫“老干妈”。

为了让其他人知道这是陶华碧家产的辣酱,她还专程拍了张照片放在瓶子上。这张照片,后来让她成了最具辨识度的人之一。

几十个瓶子壮大一家国企

产品有了,没有包装。为此,陶华碧找到贵阳市第二玻璃厂,请对方订制玻璃瓶。但这种国企怎么看得上几十、几百个的订货量,对方一口拒绝。

陶华碧很生气:我花钱买瓶子你还有不卖的道理?她坐下来和对方谈判,一张嘴全是“硬道理”:你嫌我要货少,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一大个哦。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了。

对方也拿她没辙,最后允许她每次用篮子装几十个瓶子带回去。陶华碧一听喜笑颜开。

这次妥协在日后却成了贵阳二玻的救命稻草。此后十几年,国营玻璃厂出现倒闭潮,贵阳二玻不但没有倒,反而壮大了,因为背后站着“老干妈”

事实上,老干妈60%的玻璃瓶都由贵阳二玻供货,其生产线24小时为之开工

有报道称,老干妈做大后,不少其他地方的玻璃企业跑上门要供货,还拿出极具诚意的报价,但都被陶华碧否决了。

陶华碧很“倔”。她告诉手下,这家企业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现在为了点成本就不给单子,换了你,你能吗?

别人还真“能”。说到底,她的商业思维,大部分人即使理解,也学不来。

产品有了,包装有了,问题也来了。

“老干妈”的产能提升后,周边的凉粉店需求饱和,陶华碧的经营压力陡增。

怎么往更远的地方卖?陶华碧还是“土办法”,用篮子装辣酱,走街串巷找商店推销。

但没人愿意接纳这个名字和包装都很怪的辣酱,陶华碧便和商家协商:放着先卖,卖出去再给钱,卖不出去就退货。这么个“便宜买卖”谁都乐意,老干妈得以顺利上架。

陶华碧回去等了不到一个礼拜,便不停接到电话:商店让她赶紧送货,甚至还有食堂催上门来。

陶华碧立刻给贵阳二玻打电话:给我来一万个瓶子,现款现货!

不到一年时间,老干妈就在贵阳站稳了脚跟。1997年8月,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员工一下扩展到200多人。

转成公司后,陶华碧的“头都大了”。做辣酱、跑生意她在行,但搞管理她很外行。工厂变成公司,一切都要靠制度。

财务、人事有报表要处理,各种“局”有下达的文件要贯彻,还动不动有企业会议需要她上台发言。对于没有文化的陶华碧而言,这简直是勉为其难。

大儿子李贵山知道母亲的难处,决定回来帮忙。

李贵山初期的工作主要就是帮母亲处理文件、整章建制。李贵山读,陶华碧听。听到重要处,她会忽然站起来,用手指着文件说:“这条很主要,用笔划下来,马上去办。”

根据母亲的口述,李贵山又开始起草规章制度。已经确认、需要签字的文件,陶华碧就会在右上角画一个圈圈,这是她从电视里学来的手段。

李贵山说这不行,你得签名,便在纸上写下“陶华碧”三个大字,让母亲练习。陶华碧一边看一边摇头:这三个字,很庞杂,很庞杂呀,好打脑壳哦!

练了三天,陶华碧终于能“描”出自己的名字,她高兴得请全体员工吃了顿饭。后来有人问她练字的感受,她说:比剁辣椒难、比剁辣椒难。

陶华碧不识字,但这并不妨碍她处理好大小事宜。

她记忆力和心算能力惊人,李贵山给她准备发言稿,她听两遍就能背得差不离。她看不懂财务报表,财务人员念了之后,她很快就能算出个大概。

“一念一听”间,老干妈的各项规章制度就此建立。其员工制度非常简单,都是一些“不能偷懒”之类的句子,与其说是制度,不如说是教诲。这么一份制度,老干妈沿用至今。

陶华碧就按这套制度办事,她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方法就是当“干妈”。

有员工要出差,她得亲手煮几个鸡蛋,然后送出厂坐上车;员工要结婚,她要亲自当证婚人;员工反映吃住不容易,陶华碧一拍板:所有员工食宿全包——这个政策至今未变。

为了其他人有文化,从公司创立伊始,陶华碧就派管理人员去一线城市考察学习。

同时,她也很信赖有文化的人。多年来,老干妈招募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现任管理团队大多是高薪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因此,这家企业看着“土”,但管理上一点都不土。

陶华碧的生意经实际很简单:最初怎么做辣酱,以后还这么做。

她的原料用的都是遵义的辣椒,厂都设在贵州。很多人游说陶华碧,把厂开到其他省去,她不同意。她说“我就是要把钱留在贵州”,同时也怕工厂分散了,口味和品质出现偏差。

陶华碧靠辣酱的口味和品质起家,因此把这两点看得比什么都重。

老干妈在原材料品质的把控上相当严苛,给他们供货的大户,谁都不敢大意,因为只要出一次错,以后就没法和陶华碧打交道了。因此,供货商对她又畏又敬。

经销方面,陶华碧的方法也很简单。最早的时候,大部分调味料企业都等着经销商上门,没有经销网络的概念。

老干妈则不同,他们在各大区域选择总经销商,并且负责物流运输。总经销商为了销售,渠道还会往下沉。这样,老干妈的经销网络迅速铺遍全国,甚至在菜市场都随处可见。

而陶华碧则通过定价,对经销商进行约束。

定价是老干妈胜出的法则之一

如前所述,很多调味品牌火了以后,要么提价,要么降成本,很快引发消费者的反感。而老干妈始终坚持品质和定价稳定,在自己的售价区间里,几乎没有对手。

陶华碧很在意对手,特别是那些不规矩的对手,她的原则是别人的东西我不要,我的东西你不能抢。

卖凉粉的时候,自创辣酱肥了对手,她不开心;做企业后,很多牌子借着老干妈的影响力往上凑,陶华碧更是气愤。

“打假”是她多年来非常在意的一件事,老干妈每年要花数千万来打假维权。但实际上,很多对手都是被自己“玩死”的,和“打假”的关系不大。

多年来,陶华碧很少接受采访,寥寥的对外发言中,她始终只谈两组数字:一是给国家纳了多少税,二是帮助了多少农户。2014年,陶华碧说老干妈过去3年纳税18亿,带动800万农民发家致富。

因为卓越贡献,贵州省政府先后数次奖励给陶华碧连号车牌,其中一张车牌被放在了她的劳斯莱斯幻影上。

如今,陶华碧已不再是老干妈产品上的形象,她富态了许多,参加两会经常一身皮草,豪车停满车库。

但即便在“仇富”情绪高涨的当下,也没有人对此流言蜚语。在很多人看来,这些都是她应得的。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陶华碧的生意经里,这是天条。

不论是收购农民辣椒,还是把产品卖给经销商,陶华碧永远现款现货。她做生意就是“我有货,你带钱来拿,没钱别来”。

年产值做到70亿后,老干妈依旧没有应收、应付账款,只有十数亿元的现金流。

陶华碧不懂资本,她对资本有一种天然排斥。

老干妈起步时,也有资金压力。2000年初,陶华碧计划再建一处厂房,当时公司资金都投入原材料,有人建议她找政府帮忙。

前去洽谈的时候,陶华碧在区委电梯里被门绊着摔了一跤,她起身拍拍土说:看,政府也很困难,电梯都这么烂,我们不借了

同行的人以为她是开玩笑,谁知她接着说:我们向政府借钱,是给国家添麻烦。真不借了,我们回去。

于是,这笔贷款就此告吹。

那之后,陶华碧也很少和银行打交道。老干妈出名后,上门谈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络绎不绝,陶华碧不愿见。

政府的贴息贷款,陶华碧也不要。地方上曾多次提出要帮扶老干妈进一步做大,陶华碧不接受。她说:“我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踏踏实实做,这样才能持久。”

早年间,有领导建议她上市融资,扩大规模。陶华碧听后一头雾水:“什么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我对这些是懵的,我只晓得炒辣椒,我只干我会的。”

就连扩大经营规模,陶华碧都是在外力“驱使”下完成的。

有一段时间,她想放慢步子。老干妈建了三家工厂后,依旧供不应求,但陶华碧不打算做大了,她觉得能生产多少就卖多少,没必要再扩大规模。

她的“危险”思想“吓坏”了旁人。经销商反复上门,贵阳市的官员也多番劝说后,陶华碧才决定接着建厂,生产更多辣酱。

从早年摆摊卖凉粉,到如今成就行业霸主,陶华碧始终是那副形象:执拗又可爱的老太太。

现在,陶华碧已经不怎么去办公室了,也不涉及公司的具体业务,唯一的工作就是偶尔去厂房转转,看看有没有质量问题。

她业余生活的全部,就是和几个老太太打麻将。

一天在麻将桌上,陶华碧说打完了要去转工厂。有人问她:你都赚了那么多钱了,几辈子都花不完,还这样拼命干嘛?

陶华碧没答上来,她自己也不知道。

关于麻将,是中国棋牌游戏里最广为家喻户晓的,虽然江阳沽酒客不打牌,也不提倡赌博,但是作为传统的博弈游戏,麻将其实是一种汉族发明的益智游戏,它暗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甚至在麻将牌里能找到天文地理的一些缩影。沽酒客无意拔高它,不过今天在泸州的麻将,确实不如原来的魅力,虽然它更加普及。


今天会打麻将牌的人很多,全国各地都有,每个地方规矩也千奇百怪。特别是四川,曾经在成都还流行过一句“吃点麻辣烫,打点小麻将,喝点盖碗茶,看点歪录像。”的顺口溜,普及到全川。

古训曰:“玩物丧志!”这个“物”对四川人来说,就是“茶”和“麻将”。不过说句题外话,今天四川的麻将,个人觉得毫无技术含量,虽然对于精通打牌的人可能不认同,甚至会骂街,但是我是站在老麻将的基础上来看待的。四川人好玩,而且喜欢简单易上手的方式,只能说算是重新洗牌吧。


四川麻将又称血战麻将,采用四川地区流行的麻将打法 ,尤其是成都及周边比较盛行 。核心是打缺门,刮风下雨,计番,流局查叫。一局牌中,一家胡牌并不结束牌局,而是未胡的玩家继续打,直到3家胡牌或剩余的玩家流局。牌局结束一并结算。这样先胡的玩家并不一定获利最多,点炮的玩家也能翻身,提高了趣味性,促进了牌局的稳定发展。

虽然每个地方今天都有自己的打法,包括四川各地其实也有小差别,但是今天的四川麻将一共108张,去掉了风牌,箭牌和花牌。仅有筒条万三色牌,每色36张,一共108张。显然那种赌博性质超越了游戏乐趣。


虽然打牌没有彩头,怎么提起兴趣,我还是依然觉得差点什么。至于泸州,在其他方面不好说,这个麻将、‘大贰’的研究爱好者,简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四川新麻将的基础上,泸州还搞出个泸州(也叫酒城)鬼麻将。

泸州鬼麻将是极具泸州特色一种麻将的玩法。游戏里有“红中”当作“鬼牌”,“鬼牌”可以当作任何牌来使用;此外,泸州鬼麻将与四川其他地区麻将的较大差异在于没有刮风下雨;在每盘中一家“胡牌”后牌局并不结束,而是直到“胡完三家”或“抓光牌”为止。有的打八个鬼,十多个鬼的都有,反正在四川麻将的基础上发挥了。

但是今天这些麻将的玩法诞生不过才二三十年不到。在八九十年代,泸州玩麻将的人还很少,那个时候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更倾向于今天的广东麻将,除了筒条万,还有风牌:东、南、西、北,各4张,共16张。箭牌:中、发、白,各4张 ,共12张。花牌(合计8张)春、夏、秋、冬,梅、兰、竹、菊,各一张,共8张。而且不存在打缺,当然胡牌的名堂以及算多少番数也比较复杂。


当时的牌基本是竹子做的麻将。没有今天的大,沽酒客小时候住在泸州慈善路一个大杂院,据说原来是温家公馆,院子里有四家人,都是老泸州,一个老者,三个老太太,民国时期过来的人,他们就打这种麻将,我就觉得花色有意思,看着很古朴,然而并没有兴趣看下去。不过那个时候会打的不多。据说这些会打的老人,在民国时期家境条件都不算差。普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麻将。反正会打麻将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像今天的麻将,哪有什么阶级性,反正只要大家愿赌服输,牌品不差,都可以打。当然难度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没有那么深奥,考脑筋。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这说明社会太平,老百姓闲暇时间打马吊娱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你想象一下,在过去,普通老百姓读书不多,每天为了生计都焦头烂额,虽然赌博之心人人有之,但是谁又有闲情逸致去学这个玩意,要不是有钱人家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吃饱了找不到事干,哪个会玩?你看《红楼梦》里就知道了,只有吃饱穿暖,无所事事的人才会想出更多娱乐方式来解闷。

但是因为社会属性问题,这些游戏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的东西到里面,丰富了麻将的文化价值

有人说东西南北中是代表了五行,春夏秋天代表四季,梅兰竹菊代表人的品格雅趣,万字体现书法的魅力,筒子据说对应星宿,当然还有人说古人认为是麻雀衔来了稻种,所以麻雀是‘送谷神’。东南西北风来源于航海时的各种风向,发、白、中对应着儒家哲学里的天、地、人,筒子、索子、万字与铜钱有关,‘和牌’体现了中和的哲学理念……这些都能从传统麻将里面找到。

那个时候,老院子里的那几位老头、老太太输赢都不大,几块钱不得了。真的是锻炼大脑。不像今天,有一些人一打就是大半夜,完全是为了赌博而不是游戏。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一个度,不管是今天的麻将还是过去麻将,也就是说传统与现代它都只是游戏,游戏就不必认真,也不必当饭吃,当然应该遵守规则,但是尽量当作放松身心的方法,而不应该因之成瘾。泸州传统麻将打法,我估计今天没有几个人会了,会的人八九十岁了,恐怕也没有精力了,在追求快捷的年代,大家都嫌麻烦。而泸州不仅仅麻将流行,本土的大贰也流行,不过沽酒客还是懂不起。

最后,不反对各位适当娱乐,但是千万不要痴迷,更不要参与不合法的赌博,那就得不偿失了。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麻雀牌,又称麻将牌,这种原本高雅的娱乐工具,在清末天津城竟然成了赌博的工具。记者在翻阅《大公报》时发现了这样一则消息,99年前,当时的人们为了改变这种恶习,竟然想出了用英文字母代替麻将牌的办法。

  20世纪初期,正值腐朽的清王朝走向灭亡之际,民众看到了麻将牌的危害,但当时连内务府都不禁止打麻将,改良麻将的想法应运而生。当时麻将牌已经深入到基层民众之中,怎样才能让这种赌博工具成为一种寓教于乐的游戏呢?

  当时的人想尽了办法,其中有一人设计的方案非常独特,这种麻将牌上竟然只有英文字母和数字。此人将26个英文字母刻在麻将牌牌面上,每张牌上刻写着一个字母,每个字母刻写四张,总计为104张;此外,又将英文数字1到9刻在牌面上,也是每个数字四张牌,总计36张;这样总计共有140张牌。这些牌的总数,与原来麻将牌的一万到九万、一条到九条、一饼到九饼以及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发、白和四花四张的数字吻合。这种英文字母麻将牌的玩法很独特,如果都是数字组成的麻将牌,就是清一色;其他由字母组成的麻将牌要拼出单词来,以三个字母组成的单词为根本,配以两个和四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这样既可以打牌,又可以练习英语,可谓一举两得。这种办法可以让腐朽成为文明,让游戏成为学问。但社会上的评价又如何呢?就连一向以开明、开通著称的《大公报》对此的评价也不是很高,戏称“此君可谓异想天开”。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对这种改良措施的态度了。

  那么这种原本在南方是休闲游戏的麻将牌,是在什么时候传入天津的呢?又是什么原因让它在社会上流行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的呢?

  从晚清中国北方最著名的报纸《大公报》的记载看,麻将这种赌博工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流传到北方的,到了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在京津地区流行。而这种流行却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

  据《大公报》1903年2月7日报道,为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清廷内务府曾经委托北京一家广货店订做了一套全部由象牙雕刻而成的麻将牌,其做工精美令人惊叹。在麻将牌的两端都刻有小团龙的花纹。于是,这种麻将牌在京津地区的官场逐渐开始流行起来。

  本来可以作为工作之余的休闲游戏,怎么变成了赌博工具呢?

  在清末的官场上流行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可见当时官场的腐败程度之深。如果某官员喜欢麻将,那么他的下属就会通过打麻将的方式来行贿,当时京津两地的许多官府就成了赌局,许多官僚在这里赌博,并将大量的银子通过打麻将的方式输给上级官僚。1909年《大公报》上一则消息指出,当一个人进入官场后,“学可以不优,麻雀(麻将牌)不可不打,而麻雀又变酬应而为宦阶矣。”

  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麻将牌很快地在天津地区流行起来。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人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文章中回顾麻将牌在天津地区流行的情况,根据这条消息,我们可以将麻将牌传入天津的概况大致做一个描述。

  在1895年前后,麻将开始传入天津,当时在天津赌博名堂很多,有押宝,有天仇,有十胡等等不同名目,虽然也有许多人喜欢这些玩法,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还要在年、节、喜、庆的特殊日子来玩耍。那时候虽然也有麻将牌,但还不流行。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当时本已经走向暮年的清政府经历这场劫难,无心治理朝政,举国上下都在疯狂地玩着麻将牌,如果问问当时流行的立宪,不知立宪是何物;问问当时倡导的国会,不知国会是何物;惟独麻将牌这种赌博工具,似乎谁都要沾染一些。天津城也是如此,当时无论做买卖的商家,还是新式学堂里的学生,都要带上一副麻将牌赌博,真是一副麻雀牌,可以赌遍清末天津城。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门清麻将怎么打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