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微信头像、昵称从来没换过，只为心中那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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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名之辈》把他推到公众视野里之前，饶晓志是以一名戏剧导演的身份为圈内人熟知的。

因为平易近人和幽默的作品风格，饶晓志的戏深受高校学生的青睐，他的“你好”系列（《你好，打劫！》《你好，疯子！》）和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以及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都属于被大学生选择排演最多的一批作品。

“主要是我的剧也没有特别复杂，复杂到他们完全吃不透。我有好多话剧也 20 多岁、还没到 30 岁的时候排的。我那个时候的想法确实就很年轻，当然我不是说它稚嫩，它就是那个时期我的想法，所以它应该也就是那个时期年轻人应该有的想法。”38 岁的饶晓志对《好奇心日报》表示。

在前期没有什么宣传的情况下，《无名之辈》靠着口碑发酵成为市场宠儿的同时让饶晓志“出圈”了。上映第三天，《无名之辈》单日票房超过了同一天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神奇动物 2》，第五天票房过亿。11 月 21 日，也就是上映的第六天，《无名之辈》超过了汤姆·哈迪主演的《毒液》，成为了单日票房冠军。陈建斌、任素汐和章宇等人塑造出的渴望得到尊严的小人物——一心想要当上协警的落魄保安、落得残疾只能与轮椅为伴的女人和心比天高的毛贼——也得到了好评。豆瓣上《无名之辈》的评分达到了 8.3。

目前，《无名之辈》的总票房已经达到 3.5 亿元。

虽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他童年的记忆大多与电影相关，看过的一两场地方剧团的戏剧反而留下了破坏性的体验印象。他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即使入学中央戏剧学院也仍然有电影的念想。

饶晓志 2007 年尝试做过一年电影，不过最终失败了。直到一个制片人在看过《你好，疯子！》的话剧找到饶晓志向他提出改编电影的想法后，饶晓志才拿起导筒。这次的《无名之辈》也是英皇电影方面向他抛出的橄榄枝，因为对方看了饶晓志的另外一部戏《蠢蛋》。

“我其实一直想说的是，我的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戏剧，都是我当下的想法，我当下的认知。我也不是什么大师。像《无名之辈》，我也给不出什么答案。我跟电影名字一样，我也是无名之辈，在这种漩涡里面，也转不出来。”饶晓志说。

《你好，疯子！》舞台剧的主意源自于饶晓志看到的一则意大利社会新闻，这让他开始思考疯与不疯的界限。《你好，疯子！》的故事发生在精神病院的空间里，七个陌生人被关进了一家精神病院，为了能让自己走出这个精神病院，人性最丑陋的地方全都袒露无遗。

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的多次反转则是话剧《蠢蛋》的缘起之一。饶晓志希望呈现对集体无意识的反省。故事设定在未来的《蠢蛋》拿了一部叫做“凯文法案”的法律说事，该法律规定：如果你造成了他人犯罪，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那么你也有罪。假设你给某人指了路，而他到达目的地后杀人，那你也要连带承担法律责任。

“戏剧之所以称为戏剧，它在剧场里一定要有哲学思辨。我们都知道剧场是一个交流的空间，没有哲学思辨的东西，其实在我这儿它不算是戏剧。”，他想在剧场里提出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

2016 年，由话剧改编的《你好，疯子》在银幕上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票房只有 1500 多万。虽然饶晓志说自己有意抹去舞台剧的痕迹，但观众还是认为话剧味太浓了。

“我觉得第一可能真的有话剧的味儿，第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第三《你好，疯子》密闭空间的设定会让人觉得有舞台剧的感觉。”。

《无名之辈》的定位是一部荒诞戏剧。它仍然是导演当下想法的体现，饶晓志对现实中发生的荒诞事件格外留意——西班牙一名女子为了避免社交装瞎 28 年的新闻让他和陈建斌乐呵了大半年。

“可能就是关切的点的问题吧。我平时看生活也觉得挺好玩的，看人也觉得挺好玩的。”饶晓志说。“因为对我来说，中国还是一个世俗的细化社会。人多嘛，它不太孤立，它不像西方社会割裂感特别强。（在西方）你想要待着你还真能待着。可是在中国你想要一个人待着，特别是在小地方有点难。大城市我们现在越来越独立了。就像马先勇这样的人，他出那么大的事，过不了多久也会被拽出去打麻将。他伤口是自己深夜舔的，但是世俗的事他也要过，还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还会去赊账，他还有生活要往下走。这是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虽然整体是荒诞喜剧的定位，不过饶晓志在拍摄过程中并没有用拍摄喜剧的方法来操作。《无名之辈》中的“大头”、曾经出演了《煎饼侠》《妖铃铃》等喜剧电影的潘斌龙在拍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喜剧包袱的建议，不过饶晓志拒绝了。

“我没有把它当喜剧片拍，但我的定义仍然是荒诞喜剧。”饶晓志说。“从演员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想刻意加一些喜剧的戏，我们都是在人物上找一些可能出现的喜剧点，它是符合人物逻辑的，是情境当中产生的东西。”

在饶晓志眼里，电影《无名之辈》和话剧《蠢蛋》则完全是两回事，谈不上改编。《无名之辈》只是拎出了《蠢蛋》中由任素汐扮演的残疾人与两个贼的关系并借用了贼闯进房间的开头，电影其余的部分与舞台剧就没关系了。

戏剧对《无名之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演员上。凭借《一个勺子》获得金马奖影帝的陈建斌是饶晓志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师兄，用饶晓志的话说，由戏剧塑造了世界观、都喜欢塞缪尔·贝克特和契诃夫的他们是一类人（饶晓志的胳膊上有一个《等待戈多》作者贝克特的文身），对于社会乃至其中的小人物有着相同的感受。

另外，马嘉祺本身就是从任素汐在《蠢蛋》中的角色发展出来的。而在凭借话题电影《我不是药神》以及金马最佳电影《大象席地而坐》获得关注之前，章宇就参与过《你好，打劫！》和《蠢蛋》的舞台剧演出。

爱丁堡戏剧节回北京的飞机上，饶晓志的耳机里传来了民谣歌手尧十三《瞎子》的歌声。饶晓志一度以为自己是没有乡愁情节的——他把走出贵州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看做是一种突破，不过尧十三这首用贵州方言演唱、歌词来自宋朝诗人柳永《雨铃霖》的作品还是让他想到了家乡。

饶晓志想到了贵州老家一位过世的远房亲戚，却想不起对方生前的任何细节，接着他又想到了老家的人们。这些记忆最终促成了《无名之辈》。（尧十三后来也在《无名之辈》中出镜，客串了路边歌手弹唱的镜头。）

《无名之辈》的这个缘起决定了电影西南官话的表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西南的一座城市里，如果让他们说普通话，我自己觉得不生动。我会觉得怪怪的。我会觉得这些人物也没有灵魂。”饶晓志谈到这部在贵州都匀取景拍摄的电影时说。

距离最近一部话剧《蠢蛋》已经过去了五年，饶晓志正在筹划下一步戏剧作品，新的电影剧本也在开发中。饶晓志称今后的电影重点会放在原创性质的作品上：“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我是做戏剧的，他们找我的第一个电影是《你好，疯子》的话，我并没有想着要改话剧……所以实际上我之后不会去改话剧，当然合适的（还是有可能改），因为我的话剧作品也没有那么多。”

不过无论是电影还是戏剧，饶晓志对自己有一个相同的定位——“讲故事的人”：“我比较幸运的是，拥有了一个权力，就是用作品说话的权力。实际上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讲故事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后会成为一个导演。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做好这样的角色吧。我也可能会用话剧去讲，也可能会用电影去讲。”

Q：戏剧对你在操作电影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A：我觉得戏剧影响我最大的方式，或者我们这批人——我们这种戏剧学院出来的——影响最大的就是你对生活的关切和社会的关切，都是有戏剧范的。因为你被滋养的是那些剧作家和那些著名的剧作。所以它不光是在去导电影的时候会影响你，在生活当中都会影响。

Q：那从对演员讲戏的角度来看，演电影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调教的过程？

A：像这些成熟的演员，基本上就不需要调教了，只是说跟他沟通，我作为导演只要把握方向，就是我们究竟要带给观众的感受是什么东西。只要不超出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在里头就是很好的演员。

Q：所说把握方向和带给观众的感受具体是指什么，关于小人物的命运和尊严？

A：对我来说，我这个电影主要是立人，我们名字也叫《无名之辈》，所以我也会说功劳都归演员，演员把我们人物立住了，由人物带出来的，这些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命运。他们身上的这些，今天你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事件，通过他们传达出来，让观众感到一些共鸣，或者说一些共情，找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影子就够了。

Q：像“小人物”这样的标签是不是能概括你对故事的偏好？

A：我觉得主要是人性，还真不能只说是小人物。莎士比亚写小人物，他也写大人。对吧？所以还真不能说，我们喜欢的就一定是底层人。你看我的《无名之辈》也有还可以的老板，只不过他落魄了，但他毕竟之前很风光，包括马先勇，他之前也可以说很风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不能说我们只做小人物。我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这个故事和里面的人物，它能不能体现出我们在当下那个时刻想通过故事传达到我们自己的感受。

Q：大家对角色的理解好像也是不同的，第一稿的时候，结局是让章宇饰演的角色被乱枪打死，然后他本人也比较喜欢这个结局，但是你后来就是改了一下，改成后面上映的那个版本，你们对它理解不同的点是在哪里呢？

A：也不能说是第一稿，是其中的一稿，因为我们的结局还挺多的，其中有一个版本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说，马先勇和眼镜除了年龄上有差距，实际上是一种人。我觉得那一枪打出去就够了，打在马先勇的身上就是打在眼镜的心上，都中枪了。

Q：那章宇为什么会更青睐那个版本？

A：可能他觉得对他来说是一种圆满，就是他演的那个角色。我也没具体和他聊，还没时间。他是有一次酒后在那儿发飙（冲我说的）。其实各有各的角度，就像这片子里这些人物，这些演员，他们好多人连面都没见过，也不能说他们完全不知道对方的故事，但他至少不知道我们别的都在怎么拍。把握这条线的当然是我了，我要出于一个全盘的考虑。他可能说的是在他那条线里面的感受，这样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事情。

Q：关于多线叙事也有一些评论，批评的说其中一些人物和线条相比其他更丰满，还有就是几条线交互的时候对情节的推动不大，你是怎么看这些评论的？

A：我也看到了，我没什么看法，我觉得挺好的。当然我们因为一些节奏跟时长的原因，确实舍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王砚辉演的高明那条线，我们确实就减掉很多东西，但是这也是出于全盘的考虑，总要有平衡。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商业片，包括时长，包括节奏，总要有舍弃。

Q：很多人也提到任素汐失去尊严那场戏印象深刻，能不能展开讲一下这一幕的拍摄和想法？

A：这三个演员（任素汐、章宇、潘斌龙）进组也比较早。他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除了练语言以外，把自己的人物捋得比较通顺。所以我拍的时候就不费劲。他们都是好演员，能够 get 到那种羞耻感。然后确实现场的设计也都给到了。

Q：电影里有一些浪漫化的片段元素，比如帮助任素汐实现遗愿和最后罪犯趴在地上看烟花，拍摄这些事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A：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想法不太能描述出来，它有时候是一种灵感。就好比说我们在棒棒糖（那一段），是我拍的时候突然给他的一个棒棒糖。因为我突然想到在西山大桥（大头）要给真真送一个棒棒糖。照相的话，我们之前的设计是几个人出去玩，去游乐场什么的。后来因为拍摄周期各方面的原因，再加上我们一块儿弄剧本的时候，大家觉得其实没必要。

Q：之前看到其他采访，你特别提到了西班牙女子避免社交装瞎子的例子，说的也是“世俗”这个观察维度么？

A：是这样，所以这跟你自己的个人的角度观察是其实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其实生活有很多的荒诞性，甚至某种意义上本质就是荒诞。其实有很多事可能放到电影里，大家觉得好像怎么有点不可信。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真的在生活里发生，只不过我们把它集中在电影，或者说把一些荒诞点的事件把它罗列在这。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人生比电影的时间长了。当然好多是在人生这种时间里，我们好多事可能见怪不怪的。但实际上当它（电影里）放起来，它就是一个放大的形状。

Q：你一般判断事情做得不错的标准是什么？

A：就是直觉跟经验吧，或者就是自己有一个指导自己的标准吧：它是不是能够打动我。首先是先要打动我，然后再去想说打动观众或者别的人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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