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经36了工作和生活都不理想,想创业还来得及吗?

如今共享经济盛行,“共享单车”更是融入大家的生活,为大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现如今,青桔、哈啰单车被大家所熟知。但有一个共享单车品牌曾经赶上了共享单车的风口,却鲜为人知,它叫做“町町单车”。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它的创始人——丁伟的故事。

1994年12月,在江苏泰州的一个有名的商贾之家,丁伟出生了。他的父亲丁万青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商人,拥有多家公司。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丁伟,从小的生活条件就非常优越,是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丁伟是家中第一个男孩,父亲和母亲非常宠爱他,对他的要求有求必应。考究的衣服、精致的食物、名贵的玩具……,丁伟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中慢慢长大了。

高中毕业,丁伟被父亲送到国外留学,“爱折腾的富二代”成为了同学们眼中丁伟的标签。

开着豪车吃喝玩乐的日子过久了也会觉得无聊,2014年,丁伟用父亲给的150万保证金,加盟了朋友创办的瑞银创投,做借贷业务。

一开始父亲以为丁伟的生意不过是“小打小闹”,然而,丁伟正好赶上了p2p创企井喷,在这个p2p的“黄金时代”,丁伟一个月差不多有20万左右的利润。

这样的成绩也引起了父亲丁万青的注意,他开始频频干涉丁伟对贷款人资质的判断,这也使得父子之间产生了矛盾,吵架更是家常便饭。

父子俩多次争吵未果,2015年,丁万青创立了普发创投,他与丁伟也从父子变成了“竞争对手”。

然而,父亲终归更有经验,年轻的丁伟最终败下阵来,被父亲“赶”去上海,接管了父亲为他盘下的一家连锁珠宝店。珠宝店的生意安稳且无聊,在这按部就班的日子里,丁伟却看出来新的商机。

2016年4月,摩拜单车首登上海,谁也没想到,他的受众里,还有一位富二代——丁伟。

丁伟的珠宝店离他的住所不足一公里,位于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永远伴随着堵车,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动辄堵车超过半小时,更别提到了地方之后找车位。

好不容易停好了车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店里,原本开车不要5分钟的距离往往要折腾一个小时。

而共享单车不仅可以避开拥堵的车流,而且还可以直接停在店门口。自从共享单车出现,丁伟从家里去珠宝店再也没有开过车。

共享单车连丁伟这样的富二代都青睐,更何况没有车的都市小白领?看到受众面如此广,共享单车一经上市如此受欢迎,丁伟的心思也开始活络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来上海看望他,发现共享单车连儿子都时常使用,对其产生了好奇。

父子俩一合计:哪怕一天只有4个人骑,一辆车一天进账就有2元,一年就有700多元的盈利。如果大规模往市场投入单车,那收入将非常可观。

父亲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很快便拍板决定赶上“共享经济”的风口。

那时候共享经济刚刚兴起,对珠宝店枯燥无味的生活早已厌倦的丁伟非常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一次大展拳脚的机会,于是很快将珠宝店盘出去,在父亲的帮助下,投入到了共享单车的创业中去。

2016年12月,名叫“町町单车”的共享单车打入南京市场,成为首个进入南京市场的共享单车品牌,而它的创始人,正是年仅22岁的丁伟。

“町”是田间小路的意思,取这个字也是希望用户可以感受到田间小道般的清新、自在。带着美好的愿景,丁伟的共享单车生意开始了。

从“富二代”到“负二代”

刚创立町町单车的丁伟一定想不到,他顺风顺水的人生很快就会迎来大反转。

2017年8月初,“町町单车”创立仅8个月,公司被工商部门查处已经人去楼空,之前收取用户的199元租金也无法尽数退还。

很快,这一情况就得到了公开的解释:公司输血方资金断裂,他的父亲丁万青名下的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丁伟的父亲和母亲被拘留,丁伟本人也因为“挂名股东”被警方带走调查。

丁伟的宏图大志还没来得及开展,就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一同结束的,还有他“富二代”的身份。

随着父母和自己先后被带入看守所调查,丁伟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在一夜间变得一无所有。而丁伟相爱多年的女友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并没有选择与他“患难与共”,彻底地从丁伟的生活里消失了。

在看守所里的丁伟并不知道这些,他始终对未来抱有一丝希望。

2017年9月28日,丁伟的犯罪嫌疑得到澄清,被看守所释放。本以为女友、朋友们会来接他,然而,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外面空空如也。

豪车、别墅、公司,统统抵押,再也不属于他,唯一留下的,只剩下了他名叫卡卡的狗,还在忠诚地陪伴着他。

然而,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年轻人喘口气的机会,留给丁伟的,除了近200万的债务,还有父母每月高达上万元的律师费用,丁伟只能咬紧牙关,继续努力。

丁伟自信自己还是有些本事在身上,还有那么多朋友,有人脉、有头脑,怎么可能赚不到钱呢?

然而他找遍了上海的朋友们,他们都以为即便他的父母“进去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会给他留下一笔钱的,在饭桌上也一直在谈让他投资的事情。

当朋友听说他根本没钱时,都变了脸拒绝了他。甚至有位朋友对他说:“要不我给你借钱,你买辆车跑专车去吧。”

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丁伟心里生出一股气,他想:难道我就这么没有用吗?我谁也不想靠,就靠自己去闯。

带着这样的一股气,丁伟带着他的狗卡卡,去了北京,在一处还没有装修的毛坯房暂住。

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然而没有暖气的毛坯房里,丁伟只能裹着羽绒服,抱着卡卡瑟瑟发抖。

最难的时候,看着路边热气腾腾的馄饨,丁伟都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一份。那一年,丁伟20多年的人生里,第一次感到,北京的冬天,冷得不像话。

当丁伟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负二代”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嫌弃的、感到无趣的生活,是多么的顺利,是多少普通人的遥不可及。

身上还背着巨额欠款,对于丁伟来说,没有时间颓废了,当务之急就是努力地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来支撑自己和在看守所父母的全部开销。

丁伟认真思考了很久,普通上班族即便薪水再高对于现阶段的他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拿死工资根本不现实,思来想去,丁伟认为只有主播符合自己“来钱快”的目的。

在看守所的时候,丁伟时常会哼哼歌,看守所的人都觉得他唱得好听,常捧场去听,之后混熟了,丁伟有时还会坐在最前面开玩笑似的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狱友们也会给面子的为他“打赏”些礼物,多是一些火腿肠、水果一类。

因此,丁伟对直播这件事很有信心。为了省下设备钱,丁伟投靠了朋友的直播公司,在公司挂了名,住进了公司的宿舍。

好在丁伟还是“富二代”的时候很喜欢玩游戏,还是一个“人民币玩家”,充起游戏来毫不吝啬。

在出事前就喜欢在虎牙直播打游戏,多年重金加持之下,他的账号级别很高,这为他做直播积攒了不少人气。

虽然游戏账号早因为缺钱而卖掉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丁伟第一天直播就登上直播榜的热门。

这些因游戏结缘的粉丝,有些算是丁伟的铁粉,听说丁伟出事了,也会多多少少地给他刷刷礼物。

有的粉丝不差钱,刷的礼物大,这也引起其他人的关注。丁伟就这样积攒起来一波粉丝,开始了他的直播事业。

在这个过程中,丁伟也遇到一些真正喜欢他的人,刷了礼物之后还会私信他跟他聊天。

虽然有时丁伟实在是没有时间,不想回复,觉得“很烦”,但还是会一条一条认真陪他们聊天,因为他真的非常需要钱,他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粉丝慢慢多起来之后,丁伟像许多的主播一样,开始直播带货。他最早尝试的就是朋友代理的进口牛肉。

曾经最不屑一顾的事情,丁伟如今抢着干,每天在镜头面前强颜欢笑,其实丁伟的内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网络乞丐”。

丁伟每天受到的心理折磨远不止于此。

很多人在他直播的时候质疑他没脸没皮,发生这样的事还在这边“抛头露面”搞直播。

在生活层层重压之下,也仅仅只有20多岁的丁伟终于绷不住了。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他忍不住抱头痛哭。

而这次的崩溃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尾收场——看那场直播的人纷纷给他刷礼物,导致那场直播丁伟的收益比往常高出不少。

直播并不能作为丁伟永远的主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丁伟“东山再起”的踏板。

靠直播积攒的钱让丁伟的生活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父母在看守所的开销以及每月的律师费有了着落、欠的钱数目在一点一点地减少,甚至还为自己未来的事业积攒了一笔启动金。

手头松快之后,丁伟决定不再直播。当然,当初他曾经辛苦“求”来的粉丝他也没有放弃,他不再卖牛肉,改在粉丝间售卖珠宝,甚至专门雇了一个人为他维护粉丝和公众号。

对于丁伟来说,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渠道,他不能放弃。

在他直播的时期,也不时有媒体对他进行采访,昔日富二代沦落到直播卖牛肉的话题。无论什么时候还是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

对丁伟来说,不管这些关注是好是坏,他的遭遇都为他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一位老板手里有一个关于汽车消费金融的项目,待遇优渥,他看中了丁伟。丁伟也抓住了这次机会,他觉得这些都是他在努力从低谷爬出去的证明。

然而,生活慢慢变好的丁伟骨子里那份“爱折腾”的天性又开始蠢蠢欲动。

他从来没有放弃创业的梦想,对于丁伟来说,之前做的很多事虽然收入可观,但是那都是为了生活“赚钱”。

而创业即便会失败、血本无归,对他来说也是“事业”。

“赚钱”和“事业”是不一样的。

2018年10月,丁伟参加了新组建的超跑俱乐部活动。曾经他是活动的参与者,现如今却变成活动的组织者。

面对这样的落差,丁伟并没有感到难堪,反而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优势。

自己曾经是参与者,清楚地知道这些俱乐部成员喜欢什么,可以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不仅如此,很多富二代们想组织活动,也会找到他来组局,实现资源、人脉互换。

而对于他自己来说,这些人可以为他未来的创业路上积攒一些人脉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觉得现在的状态反而让他更加自如了。“现在是想见谁就能见谁的状态啦。”丁伟这样想。

丁伟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还清所有的债务,再次创业,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

曾经的经历让他清楚,这个圈子的人性多薄凉,最重要的不是人情,而是资源。

所以,他现在正在做的每一步,都在为他以后的创业之路打基础。

至于那些他好就跟他合照敬酒,他家里出事了就骂他“败坏圈子名声”的人,丁伟早就不在乎了。

他想:我还很年轻呢,既然做不了“富二代”,就让自己努力地成为一个“富一代”吧。

1、凤凰卫视:《“富二代”丁伟:出狱后,我决定“创业”养活父母》

2、央广网:《“町町单车”创始人丁伟回应押金无法退还:我没有卷款跑路》

3、人民网:《南京町町单车“跑路”公司法人因另案被刑拘》

媒体人,你为什么还没转行?

?这两天,一篇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我的各类媒体朋友圈中,并被冠以“含泪推荐”、“泣血推荐”等湿乎乎的前置修饰语。然而,从一个曾经在媒体界摸爬滚打6年多的前媒体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篇文章还不够好。原因是文章把重点都放在怎么去“干公关”,而没有讲清楚媒体人如何“苦逼”。(注:在传统媒体中,有三类工种,即:记者、编辑、领导。本文所称“媒体人”仅指向前两类工种从业人员)

媒体人苦逼吗?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疑问,但曾经,媒体人的确拥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光。《看天下》记者王晓的名篇《一个记者眼中的十年:当理想照不进现实》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共鸣——“十年前,平媒记者尚被视作‘无冕之王’……十年前,他或许会不假思索地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那一刻,你会看到阳光照在他的脸上。”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系”一路成长为传媒标杆,与焦点访谈并列成为“中国媒体的良心”,《南方周末》更是被后人追封为“中国报纸当仁不让的精神指针”。而在体育和科技等更开放的垂直媒体领域,八千足记的名头霸占着大街小巷书报亭的显要位置,人们期待着李承鹏和周文渊、董路隔空斗法;那时,“京城四大IT名记”甚至可以与雷军丁磊开个三人饭局,和李彦宏一起玩杀人游戏。

那个时刻,媒体人初尝采编市场化的甜头。用原南周著名记者,现腾讯网总编陈菊红的话说,“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该报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钱发下来了,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下个月又发了。放在家里,一摞一摞的。”

但“金子一样的日子”终有结束的一天,1996年,中国报纸出版种数达到历史最高值,之后便震荡下行。2000年后,伴随着“有文明以来最不可思议的技术创新”,媒体生态被彻底颠覆,“个人第一次获得实现其表达权利的技术经济基础”。在焦点泛滥的年代里,人们对信源和信道的切换几近秒杀,洛阳纸贵的故事鲜有听闻,媒体人的好时光结束了。

“精神蜕化的背后,是收入的失落”

在那个黄金年代,编辑方三文尚被故乡人称为“巨大的传奇”,而如今去做咨询和“思想盛宴流水席”的孙保罗,也曾以“被贵州省封杀”的记者生涯而自鸣得意。

其实,第一个把媒体人拉下神坛的,正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就在今年高考志愿网上填报首日,一条新闻在微博上获得掌声如雷——《学生高考欲报考新闻学,采访记者当场劝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说:“我理解,咱们这个行业,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了。”

是的,几乎每隔几年,都会有一拨成长起来的媒体人痛心疾首的说,自己当年是如何被“新闻理想”忽悠上了不归路。

比如我的一位好友徐君,以北外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毕业后,没参加学校的推荐和分配,自己孤身一人下广州,加入了广日集团。几年后,身为门户网站编辑、开启民智先驱,小徐自以为可以在同学聚会时一展风云,却被来自国家部委、央企、银行的同窗刷了三观,确切地说,是被同窗的月薪和SUV刷了三观,自此闭门思过,再不敢轻言参加同学聚会。

媒体是一个奇特的行业,在大学毕业头两年中,几乎没有几个行业的收入能与媒体相比。譬如在一线大报,只要肯勤奋做版,认真码字,当一个月入近万的编辑或记者并不困难;几大门户网站也很容易给毕业生开出6K以上的薪水。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当同龄人的薪水接连攀升时,媒体人的收入却依然原地踏步。我已经见过太多新入行的菜鸟与干过5年甚至10年的老手拿几乎同样薪酬的情景(收入差距不超过30%),在大多数行业中,这是无法理解的。

当然,我们可以从工资制度(传统媒体实行低基本工资+绩效,类似中介或销售)、媒体广告收入份额、媒体人力机制,以及那1999年设立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等方面入手,分析媒体人“一眼万年”的工资境遇。但更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无关制度和货币,而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太低了,几乎趋近于零。

想当媒体人吗?容易。只需打开最新一期南周,或者妖鹿山的跟贴,感觉到自己有“悲情潮涌、深邃远方,励志启蒙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留下自己的痕迹”的情绪时,你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了。没错,你可以不了解什么是转基因,中医与西医究竟有什么不同,无需掌握什么过硬的知识储备、工作技能,也不需要任何培训和传帮带,只要抱有一颗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心,就跨越了这个行业的唯一门槛。

在此前的媒体生涯中,我几乎每天都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果在自己40岁时,已经熬不动夜写不动稿,月薪还比新来的大学生高出一截时,领导会怎么办?

借用梁剑的话,直到今天,我依然对那些身居于斗室、拥挤于地铁、叹息于房价,但心怀中南海、指点钓鱼岛、快意平西王、发动键盘革命的战友们心存敬意。

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其稳定态,在稿费方面无法弥补的,注定要从精神方面加以填充。虽然新闻理想和“公知”一样,已经被无限趋近于贬义词,但媒体人普遍的自我感觉良好,还是令社会其它阶层难以望其项背的。

由于掌握更为频繁、高效的发声渠道,亲眼见证舆论之巅和公司崛起,媒体人常常误以为自己已经开过光,雄心万丈之下是不接地气的虚浮。这方面比较老的教训,有曾经认为“所有人都该平起平坐”的刘韧。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我曾亲眼看到某报社“内部创业”时,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拿着“收集中国最全的财报和研报,供用户免费阅读”的项目计划书,意图挑战股吧和雪球。我想了想身边哥们月薪20K都招不到工程狮的囧态,在心底默默为这位老记者点了一根蜡烛。

近两年,媒体人转型愈演愈烈,不是拉队伍创业,就是从内容生产转到了PR、CSR。虽然业界最有态度的妖鹿山内容团队的领导们集体去做产品了,但偏偏还有不少媒体人在通往“当上领导,不用写稿”的终南捷径上一路狂跑,媒体是个适合锻炼不写错别字、快速吸收消化能力的职业,但是要想真切地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状态,请你脱下吊儿郎当的背心裤衩,走出采编中心的大门,睁眼看看外边的世界吧。

上周,领导让我帮忙挑一下实习生,望着那些来自“985”和“211”的新闻系、传播系简历,我想,当时你们报志愿的时候,为啥没碰到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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