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用两位考古学家的文章来拼凑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吧，我觉得可能要不绝大多数非考古专业的知乎er回答得好。

文明可能有100多种解释。一方面可以说是文化的成就；另一个意义，就是社会发展程度。从文明探源的角度看，文明的形成，就是人类社会进入了国家形态，探源就是探寻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何时产生？如何发展？

关于文明的标准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比如出现文字、城市、金属器后，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阶段了。后来这些标准落实在考古学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了文明的10个标准，比如一定规模的遗址，人口要达到5000以上，有权力机构，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它标志着建筑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动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等等。这些标准是依据西方文明起源的研究而提出的。不是说不对，而是需要在中国的环境下具体的讨论。

当我们套用这些标准对一些有关的考古发现进行是否是文明的性质判断时，就会发现这些文明的标准有的是不那么能对上号的了。中国各地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跌宕起伏而漫长的过程。于是，对文明的研究就从定性的研究逐渐转变成了过程性的研究。这就要追溯，什么时候出现“城”？什么时候开始阶级分化？等等。我们发现中国文明的进程不是铁板一块，各地有自有过程和特点。

我们认为给文明建立标准，是一个比较老的研究方法。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个考古学文化背后的社会是否形成了国家的形态？我们并不急于提出文明——国家形成的标准。这些标准应该是在研究史前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普遍意义的特征。而不是颠倒过来，拿着一个产生于国外材料中的标准清单去比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 赵辉

二、中华文明在文明（青铜器时代）之前，发展的脉络是怎样的。

传统考古学将漫长的中国早期人类历史以距今约1.2万年左右的末次冰期为界，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又划分为早中晚几个发展阶段。旧、新石器过渡或者说旧、新石器之交在文化演进上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因为不光是磨制石器普遍取代打制石器，主要生产工具的类型（功能）、效率和美感等都大为改进，而且因为动植物的驯化与陶器发明等，使得经济形态从原来的狩猎采集为主向农业为主兼营别样发展，人群越来越定居，地方性和社会性知识不断深化和积累。总之，人与人、与土地和环境的关系由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家庭、群落和村落也发生变化，文化与社会组织更加复杂起来——一种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出现了，并最终导致了城市、国家和文明时代的到来。因此，旧、新石器的过渡，农业及村落社会的出现，是追寻和观察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起点。

而此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及其文化显然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或者可以称之为“中国底色”。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可以观察到两个比较明确的石器工业技术传统，即北方的片石器-刮削器和南方的砾石器工业，它们大致上以秦岭-嵩山-淮河一线为界，分别体现了末次冰期前后人类面对不同环境资源的不同适应策略。与之相对后来也大致上有两个早期农业起源的中心——华南的稻作农业和华北的粟-黍作农业。这两种农业经济最终都融汇到同一个文明系统及华夏文明中，成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支撑，这是世界上少见的。在世界上重要的谷物农业起源地中，新大陆是玉米（也包括某些豆类，其他谷物起源中心均是如此）的起源地，发展出中美和南美两个重要的原生文明；近东是小麦的起源地，哺育了包括两河、古埃及、印度等早期文明以及稍晚的欧洲文明，而中国早期文明由稻作和粟作两个农业系统融汇而成，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再一个是中国陶器起源非常早，华南与华北若干地点都曾经发现过距今万年以上的制陶遗存，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早的，并且其主要分布区与稻作、粟-黍作农业起源中心大致吻合。而近东有个前陶新石器时代，农业和村落生活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之后，距今约9千年左右才有了陶器出现。美洲陶器早于农业和文明的形成。这说明各地早期基于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和文明走过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这个早期文化的基础是相当好的。

农业经济和村落社会出现之后，社会的复杂化、文明与国家的形成既有漫长的路要走，更有各地具体的环境、文化适应机制和社会管理互动与调节方式方面的不同，因此也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就早期中国来说，稻作农业形成之后借助全新世大暖期逐步上升的气温和变化的环境，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北传播，很快就从其初始主要分布区南岭北麓沿线到达了河南中部的舞阳贾湖附近，和粟作文化区发生碰撞。这支文化可能折头向东，对后裴李岗时代江淮地区诸文化如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虬庄文化、凌家滩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粟-黍作农业形成之后，不仅在华北地区广泛传播，而且逐渐从其最初的适宜生态位山前坡地向黄土台地、沟谷以及河流阶地集中，在以黄河中游为重心的黄土高原东南缘的各河流谷地很快形成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繁荣发达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文化。仰韶文化不仅广泛地吸收华北各地的文化因子，也采纳了水稻种植，已表现出强烈的融汇性特点。

农业形成之后的各文化区相对来说更加孤独——农人们深化了对土地等资源的利用开发，尽管相对聚集，但终生坚守不大的一块地方，流动性大大降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因为分隔和缺少联系而渐渐分化，而不断增长的聚落人口则提供了分工和创新的动力，手工业兴起，磨石、琢玉、纺织、旋轮、冶炼、建筑等新发明与创造层出不穷，文化和社会在不断进步，因此，一种迥然不同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得以确立并不断发展。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曾用“新石器革命”概括之，并认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业村落为稍后的“城市革命”埋下了种子。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时期的这种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模式——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不仅仅是考古学上通常所说的一组器物或者工具的组合，而且已经是一个个和地方性及族群共同体密切关联、在经济和社会形态方面相当复杂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相对应，这样的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落地生根、成长壮大、碰撞调整与重组蜕变等不同的演进阶段。

新石器早期遗址还相对稀少，但是其偏晚阶段以农业经济所主导的村落社会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在个别适宜的地方甚至相当辉煌。比如距今八九千年左右南方中国的彭头山、城背溪、上山、跨湖桥等以及北方中国的贾湖、裴李岗、磁山、老官台、后李、兴隆洼等遗址，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遗址内部已有居住区、储藏区、墓葬区等功能划分，其中贾湖的骨笛、绿松石饰品，兴隆洼的玉器等工艺品已经非常精美，兴隆洼和彭头山等遗址外围甚至出现了环壕等防御设施。这些经过较为充分发掘的遗址和周边相似的聚落共同组成较大的聚落群，俨然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地方性文化共同体并获得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到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各文化区一方面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扩大规模，强化特征，同时也不断向外扩张，但相对而言，还是在相互隔绝中发展演变，因此地方性不断加强，这是由于这个阶段环境相对适宜，人口仍然不是太多，尚有充足的扩展空间，向外进行拓荒式移民可能是最重要的扩张形式。那些移出去的，又因为隔绝而不断分化为新的文化类型，区域特色不断增强。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六大区系类型基本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主要地区和主要文化及亚文化类型。而这种文化格局也大致上奠定了后世中国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早期基础。

此时，中原地区表现的相对突出，一来因为黄土高原尤其是其东南缘诸河流谷地在地理区位、地貌、土壤等方面的环境优势，比如黄土是非常优质且易于开垦的旱作农业土壤，不仅具备土壤腐殖层、淋溶层、淀积层等，垂直节理发育，而且黄土地带植被不太发达，加上气候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耦合，很快成为较为理想的开发对象；二来该地区农业和其他经济形态多样发达，在贾湖时期即接受稻作农业影响，仰韶时期借助优越的环境气候，初步形成了粟——黍作与稻作的混合农业，比如在豫西、关中（扶风案板）、甘肃（西山坪）等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都已经了种植水稻的遗迹；三是河谷地带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空间交往条件好，社会组织能力强，仰韶文化的遗址分布密集，数量多，规模大，堆积厚，在全国其他地方均罕有其匹；四是充分利用不断升温造成的新的宜居环境，沿着河谷向外快速扩张。黄河中游及汾河、渭河、伊洛河以及黄河上游的湟水等众多深切的支流河谷不仅显示出强大的汇聚能力，连山前坡地、台地和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部分也基本上被仰韶人所占据、开发。因此，仰韶文化不仅自身空前繁荣，并派生出被苏秉琦先生概括的兄弟文化如后冈文化、马家窑文化、海生不浪文化、红山文化等关联文化，且对大致同时的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崧泽文化等形成辐射式影响。

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距今约五千年后，由于文化区间空白地带渐渐消失，环境变化，人类社会动能加大，互相间发生普遍的碰撞，各区域间交流与互动乃至冲突增强，文化进入调整与重组期，尤其是聚落间和聚落内分化加强，奢侈品在上层之间的交流与争夺，使社会与意识形态建设速度加快，个别区域的中心聚落比如良渚等已初步形成具有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管理的城市功能，一场社会的巨变正在孕育中，有人认为此时已经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我们通常所讲的新石器时代，其实是个不能完全按照石器制作技术衡量的复杂概念，石器既不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石器中在兴隆洼阶段即分化出玉器，并被赋予重要的审美和意识形态意义；这个时期的的中晚期的若干遗址也已经出现了冶铜制器的遗迹，比如仰韶文化的姜寨、齐家文化多个遗址、中原的王城岗等龙山遗址，以及石峁和陶寺等。玉器、铜器当然是很耀眼和很重要的新因素，以至于有人提出玉器时代的与铜石并用时代的新概念，但是这些都应该属于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社会的伴生性文化因素，其出现只是共同组成了一个大时代并形成了一些更为复杂的文化共同体，尚未能发挥改变社会性质的关键作用。华北（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的罗织物距今5630年）和华南（浙江湖州钱山漾出土的绢片距今4750年）也已经明确发现了后来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工丝织品。不少肯定是源自西方的重要文化因素比如小麦、黄牛、绵羊等也开始在北方乃至中原、山东的一些遗址广泛出现。

新石器时代总起来说是村落共同体的时代。其中期尤其是晚期大批城址在各文化区的普遍出现，不仅加快了区域性文化要素的汇聚与融合步伐，甚至影响到区域性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轨迹、性格与相互间互动的方式，直到作为礼器的青铜容器、马与马车等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中以垄断性面貌出现，社会开始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曹兵武

三、很多答案都提到了技术的传播，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吸取了很多其他文明发展的技术成就，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技术传播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对接受技术一方的社会进行分析。因为一个技术现金与否，是后人站在历史整体的角度来评判的，而当时的人只会吸收为自身社会所兼容的技术。譬如说冶铜术，中国很可能仅仅吸收了如何冶铜这门技术，至于铜冶炼出来之后做什么，却是完全不同的。而后者，同样是判断文明独立性的重要因素。

补充，某知友答案中提到了安诺石印，并认为“而且石印上的符号比陶寺的符号更清晰，作为印戳，用途也非常明确，基本可以认定为早期文字。”这一结论是有问题的，安诺遗址发现石印之后，李学勤、水涛两位考古学者曾就此发表不同意见，发表在2001年的《中国文物报》上。3个月之后，陈星灿先生在和相关国际学者对话之后，写出了《<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总结了对安诺石印的研究和争议，最后结论为“我们认为, 在没有更多证据之前, 还很难把它与汉字特别是汉字的起源联系起来, 甚至连称为‘印章’都很勉强 , 因为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它的用途何在。当然 , 考古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新的类似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