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环境如何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需要立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的客观实际,认识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发展态势。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也给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工作带来新矛盾新挑战。面对新特点新情况,我们必须始终抓住意识形态建设与斗争的根本点和着眼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批驳西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切实回答和解决“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等重大问题。

文章来源 | 《学术前沿》杂志(数字化优先出版)

作 者 |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贾立政


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

必须确保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一“新发展阶段”,我们理解,大致是指我国2021—2035年这一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基本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远景目标任务的这一段历史时期。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

新发展阶段,“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意识形态领域使命任务更加艰巨,阶段性特征更加显著,阶段性挑战更加突出。在这一阶段,要确保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坚强政治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紧迫性作更加深入、更有针对性的分析研判,必须对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艰巨性作出更高瞻远瞩的战略性部署,才能实现新时代意识形态战术上积极作为、战略上积极主动。

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高度的方向性、系统性、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特点,又具有隐蔽性、动态性、敏感性、颠覆性等显著特征。意识形态是高度形而上的客观存在,一部分可视可闻可感知,但更多的是看不见摸不着。意识形态战线是特殊战线,意识形态战争是特殊战争,意识形态阵地是特殊阵地。意识形态的战斗和战争始终在进行,且更加你死我活,虽然它没有硝烟、悄无声息。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作出全面系统阐述,同时也是新形势下对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大部署,是我们在新发展阶段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面向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应更好回答以下重大问题:

一是如何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入脑入心,就是“举旗帜”的问题;

二是如何更好把握“最大的政治”、做好这个“最大的政治”,就是“聚民心”的问题;

三是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育新人”的问题;

四是如何更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是“兴文化”的问题;

五是如何把我们的价值理念、制度优势、发展故事等讲出去,赢得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就是“展形象”的问题。


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我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的系统回应,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聚焦的关键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一个国家要持续发展,一个政党要执政兴邦,就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夯实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形势如何变幻,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决不能旁落,阵地都决不能丢。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能不能守住意识形态领域阵地,能不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此,我们必须始终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我们需要全面把握的“两个大局”,是我们分析世界形势变化、认清发展历史方位,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引。从国际上看,随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中国之治在国际社会广受好评的同时,各种曲解、贬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言论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的话语优势,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攻势,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从国内看,一些错误言论和观点不时出现,并且传播方式变得更为隐蔽、灵活。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挑战。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疫情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长期潜伏于国内外社会的意识形态病毒,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十四五”即将开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历史性交汇的重大节点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必须站在“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方能做到高瞻远瞩。

第二,意识形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宽,影响国家安全的内外部因素也日趋复杂。习近平总书记精准研判时代发展新变化和国际国内新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安全新理念,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一方面,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但意识形态安全始终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贯穿于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是维护其他各领域安全的思想和理论根基。一旦在意识形态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犯了错误,就会引起政治、经济、文化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连锁反应,最终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颠覆性的灾难;

另一方面,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要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以整体、全面、可持续的视角分析把握意识形态安全,统筹兼顾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领域安全的关系,科学处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共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大局,推进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协同发展,为国家安全夯实牢不可破的思想防线,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强大保障。

第三,意识形态建设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聚焦的关键领域。202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谋划长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中国擘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新图景。

着眼时代大背景,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建设既为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底线思维夯实了精神支柱,也为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只有清醒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严峻挑战,站在全局战略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才能更好地凝心聚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时代背景与面临的重要挑战

新技术革命导致当前的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发生变革,人们的价值观、互动方式发生转变。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价值追求,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

在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今天,互联网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改变了传媒生态和传播方式、话语权框架、传统的意见表达和交流的方式,具有强大的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点。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新技术从形式到内容深刻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每个人都能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发布观点、社交娱乐、学习工作等,也使其日益成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最大变量”。同时,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网络空间中主体多元,思想多样化,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你方唱罢我登场”,国外大量信息涌入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成为利益表达、舆论斗争、思想争锋、价值博弈的主战场和主要武器。这些都极大增加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和挑战。

如何构建“人心—人—阵地”的安全链条,是当前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就长期存在,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进,社会中的传播方式、阅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公众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话题内容以及话语形式等方面逐步多样化、多元化,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由此更加突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冲突日趋激烈,复杂性甚于以往。因此,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尤为重要。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舆论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关系密切,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和发展大势,必须尊重意识形态建设的固有规律,对“人心—人—阵地”这一安全链条进行缜密的逻辑建构。做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阵地,最重要的是对包括各种社会群体在内的人的特质及需求的了解与掌握,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深入人心、争取人心,深刻理解“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当前,基于不同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受碎片化、真假难辨信息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点形形色色,无论是观点还是偏见,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强化。如何凝聚人心,以何种方式增进共识,成为左右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国家安全、能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课题和挑战。“十四五”时期,我国把“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作为重要使命任务,我们既要自信,又不能掉以轻心,要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上下功夫,更好地振奋全党全国人民的士气和精神。

在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中,治理主体能否秉持科学的治理理念,对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意识形态阵地进行的是始终没有硝烟的斗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社会兴衰成败;意识形态建设又关系着理论传播生态的构建,其中蕴藏着对社会产生变革作用的思想力量。因此,作为主导性因素,意识形态生态治理主体的治理依据是否科学、治理理念是否先进、治理手段是否与时俱进以及其是否站在人民立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与否。治理理念的保守落后必然导致治理主体工作方法的保守落后,工作方法不与时俱进,必然影响意识形态建设成效。

治理主体不够强大,一系列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首当其冲面对的问题,就是因缺乏创新能力创造能力而难以抵御新技术革命对意识形态阵地发动的攻势,从而落后于社会发展和思想变化的步伐;

其次则是面对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权威认同的弱化而难以进行科学引导,使意识形态生态治理趋于无序分散的发展状态。

除此之外,“两个大局”背景下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单一化、片面化、思想与实践的脱节等,都是意识形态建设中治理主体需要警惕、尤当关注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破解,归根结底都要求治理主体具有较高的内在素养和政治敏感度,特别是在理论武装工作、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新闻舆论工作、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推进国际传播等诸多方面,能够展现出较强的创新能力、判断能力、引领能力。只有治理主体强大,切实承担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始终保持及时回应现实挑战的能力,我们才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主动。


新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方向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最关键的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引领指导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越是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越是需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来自植根于中国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对现实的强大解释力和指导力。因此,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之旗、精神之魂,是必须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因此,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我们要坚持不懈用这一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人们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背景、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历史地位,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求真务实作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全党学懂弄通做实,引导全社会坚定主心骨;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理想信念,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壮大。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律及特点,掌握一系列内在基本关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更加激烈,这也为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增添了更多变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要研究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统筹好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首先,要坚持两个大局相统一。“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今年以来,无论是地方考察,还是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两个大局”,强调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准备。其次,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心工作相统一。“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的关系指明了方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意识形态工作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会大大减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应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坚持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凝心聚力谋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强大支撑作用;

再次,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立场、导向的重大问题,必须明晰且坚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讲党性,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讲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最后,要把握一元化和多样性的关系。一元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多样性就是尊重多样化价值。否定一元化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就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不承认多样化价值,意识形态工作将会丧失活力、走向僵化。一方面,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影响力、感召力;另一方面,要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提倡多样化,形成既有“一枝独秀”又有“春色满园”的生动景象。

疫情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要抓住这一契机,以人心向背之力排除分歧干扰。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人心向背是最根本的,在整个国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进行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全国上下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的良好氛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尽显无疑,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低估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之所以能够迅速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群众中,成为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强大支撑,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进一步显现。这也成为我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凝心聚力的良好契机,从而促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更加重视对社会重大思潮演变发展趋势及舆情、观点等社会思想状况的监测研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中国也步入了一个有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新时代。历史方位及时代背景的变化势必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动和社会心理的调适,使思想动态更加活跃、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社会思潮特别是“异质性”社会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更加明显。因此,做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对社会中的思想、重大思潮及与之相关的舆情事件给予高度关注、进行趋势研判。人民论坛对重大社会思潮和思想观点的关注与研判已经超过十年,一系列课题成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思潮、观点的交汇交锋代表了社会思想的走向,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晴雨表,这也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意识形态风险,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心、顽强奋斗,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注:本文系2019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新时代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9MZD03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系该课题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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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是凝聚力量、整合人心的思想武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建立与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当前,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环境和斗争,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手段,阻碍我们的发展、扭曲我们的形象、侵蚀我们的思想文化,妄图使我们接受西方的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念,而且涉及的领域和话题日益增多,手段层出不穷,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和领导权,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

  一、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

  第一,意识形态是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总和。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此,马克思阐述了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新概念,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先导性和继承性以及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第二,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都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大结构互相作用的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灵魂,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即意识形态是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对整个社会文化具有支配作用,它可以凭借其在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向民众进行灌输。这种“灌输”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使社会大多数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认同国家、法的权威;从微观层面来说,作为个体的人,有的可以使自己某些不成体系的观念升华,以意识形态化了的形式体现出来,有的可以内化为自己的心理意识、信仰等,有的则是被动地承认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特定意识形态就逐渐成为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成为该社会聚合的基础之一,逐渐成为该社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第三,意识形态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任何阶级社会,如果一个阶级夺取了政权,必然都要使本阶级的主导思想变为统治思想,并以此为根基对旧社会进行改造进而建设新社会,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调整和改革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发展并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任何社会中体现阶级意识的灵魂核心,作为一个社会的独特精神文化体系,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的精神文化体系。各种文化信息、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交流,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在某种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反映。所以,统治阶级要想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牢固地占领思想阵地,这或许是任何阶级掌权后都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

  第四,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告知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责任和利益,并且团结和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党的领导首先是思想领导,即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只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重要原理,不断提高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力,就能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积极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我们要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思想工作,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是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历史创造性、能动性的实践过程,不断增强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第五,意识形态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一般而言,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受自己的大脑和自己的思想支配。但是系统的思想与零散的思想对行动的支配作用是不同的。理论是概念的体系,是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达到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因为,一种理论体系一旦形成,它就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认知能力和实践行为产生强大的向导作用,进而对社会的一切活动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它能使旧的生产方式被淘汰,促进新的生产方式诞生,起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所以,意识形态不但是解释世界的工具,更是社会再造的工具。

  二、深刻认识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一)新时期我国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境况,一方面受到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国内外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尤其是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形势和新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当今世界仍处于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国际格局正经历着冷战结束后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一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冲突加剧,西亚北非等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社会骚乱,东西欧接合部的乌克兰发生重大危机,美、欧同俄罗斯地缘矛盾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西方国家既想借助中国力量摆脱危机和困境,对我国的倚重与合作有所增强,但又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壮大,认为中国的发展和壮大是对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与挑战,不断加大对我国牵制遏制和西化分化的力度。目前,美国就通过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纠集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对我国进行战略围堵,企图挤压我国生存空间。

  2.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转换、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考验等。这一阶段,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相当突出,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特别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更加悬殊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贪污腐败问题在一些重点领域和行业比较突出,大案要案时有发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认识中,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认识与现实问题相互作用,使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复杂。

  3.社会价值观方面

  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致使人们的思想独立性、选择性与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化更加突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更加频繁。在此背景下,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社会思想意识并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影响。这些问题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元中占主导、多样中谋共识、多变中把握正确方向的任务更加艰巨。

  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手机网民达到6.20亿,微博、微信用户达到6亿。”同时,由于网络舆论表达呈现出非理性、无序性的特征,一些原本简单的突发事件经无良媒体虚假报道、炒作后,使事件复杂化,很容易制造以及放大社会矛盾,并使之成为全国性的重大舆情。尤其是随着即时通信工具、社交网站、微信微博等新技术、新平台、新应用的快速普及,更是深刻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格局和舆论环境,对社会行为和舆论走势产生了深刻影响,互联网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二)新时期我国存在的错误思潮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这一思潮经济上主张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鼓吹“市场万能论”,反对公有制,称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等;政治上鼓吹宪政民主,美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称“宪政民主是唯一出路”“中国应跟上世界宪政潮流”等。

  这一思潮以“反思历史”为名,鼓噪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所谓的“再认识、再评价”,颠覆过去基本的历史结论。它们假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再到“纠正”社会主义;从批判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再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最后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等。

  这一思潮政治上主张多党制,鼓吹多党制才能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社会民主的社会;经济上主张“混合经济”,通过扩大公民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实现经济平等。该主义认为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代表,中国今后应走他们的道路。

  这一思潮在政治信仰方面,宣扬极端平民化,完全排斥政府;在利益分配方面,宣扬绝对平均化,具有强烈的仇富心理,要求财富均等化;在活动形式方面,宣扬恐怖暴力观,鼓吹“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等。

  三、切实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方面是霸权国家以及各种敌对势力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四处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等。另一方面,新时期的斗争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平台、特点和规律。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快速、即时、交互和匿名等特点,互联网已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发表意见和体现主张的重要平台,因此境内外敌对势力不仅通过互联网大肆散布错误的思想观点,还通过网络渠道大力资助“**”“民运”“藏独”“台独”等组织以及政治异见人士等各种反共反华力量建立大量的中文网站和论坛,大肆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传播政治谣言,误导国内公众。另外,一些网络大V也不时制造网络谣言,公开宣称要在网上“谣翻中国”。

  研讨会、报告会、讲座、论坛、沙龙等是社科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平台,专家学者们的思想观点、研究成果、意见建议等都可以在这里发表交流,是活跃学术、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一些别有用心者往往也利用研讨会、报告会、论坛、讲座、沙龙等散布错误观点。

  在一些大学甚至是名牌大学里,多年来一直有人热衷于对事关意识形态的重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直接引进西方的原版教材,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一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对重大现实问题解释不足,导致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自觉认同和追随;一些具有错误思潮倾向的老师,在课堂上散布错误的思想观点,发泄对党、政府和社会的不满,误导学生;还有一些地方党校和干部学院,在干部培训中或者直接照搬西方教材,或者由授课老师肆意发挥,或者热衷于在社会上邀请一些名人,任其发挥,不问政治观点如何,只求痛快,这也造成一些偏颇甚至错误的观点在课堂上得到传播。

  报刊是传统媒介,是当今社会的重要传媒之一,一些发行量大的报刊社会影响尤其大,个别有错误思想倾向或把关不严的报刊,往往成为错误思潮的重要平台或策源地。近年发生的一些重大错误思潮事件,都与个别报刊的参与或推波助澜有着密切关系,如“宪政梦”事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等。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些出版社为了获得利润极力追捧一些社会名人或活跃人物的书稿,对书稿的政治倾向把关不严甚至不管不问,致使一些含有错误观点的图书得以传播。同时,敌对势力还把香港、台湾地区作为对我国内地进行出版物渗透的基地,通过境内组稿、境外发行、夹带入境、境内复制印刷等手段,向境内传播政治性非法出版物。

  1.国内国际相互串通,内外势力相互勾连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都有国际背景,一些外国驻华使领馆、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以种种名义在我国境内活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扶植反政府力量。其渗透的主要方式为:一是通过资金扶持、邀请出国讲学、西方政要高规格接见等方式,在我司法、宗教、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领域扶植代言人。二是通过舆论声援、抗议示威等方式对我进行政治施压,支持境内所谓被打压的“异见分子”“维权人士”。三是以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民族、宗教等为重点领域,通过各种方式拉拢扶植具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异见分子,拼凑所谓的政治反对派。

  2.行动组织化、公开化趋势更加突出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把价值观输出作为核心内容,极力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二是把渗透基层、争夺群众作为重要手段,极力煽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三是把议题设置作为重要突破口,通过各种渠道不断设置具体性、价值观中性以及深层次等议题,现实政治性指向非常突出。四是把“异见分子”“意见领袖”作为依靠力量,鼓动这些人不时推出“意见书”“公开信”,发出与党和政府不同的声音。

  3.炒作社会热点,攻击或影射中国

  敌对势力经常利用互联网、报刊、图书以及广播电视等各种传播方式,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司法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对我国进行攻击,抓住突发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有组织的炒作,并故意捏造虚假消息,混淆视听,制造混乱,有意识、有计划地将舆论引导到对我国根本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上。当前,敌对势力以“维权”等名义,更加频繁地插手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更加直接地介入群体性事件,甚至以直接鼓动和指导“关系人”参选等方式,干扰我国基层县乡换届选举工作等。

  4.公开与隐蔽结合,合法与非法并用

  在我国境内,一些新自由主义者打着研讨的旗号,侈谈中央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胜利”,并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力度,企图影响中央决策。在境外,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渗透不断升级,一是把互联网作为斗争的主战场,利用自己的网络霸权地位,高举“网络自由”牌,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二是凭借技术优势,研发“影子互联网”“开放技术”等“绕道”技术,把一些著名网站作为新的渗透工具,利用其组织动员功能,推动网上议题在我国境内落地。三是研发“翻墙软件”,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我国信息关防,搞文化和政治渗透。

  5.“棒杀”与“捧杀”结合,利用与遏制交互

  由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一些西方国家非常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千方百计遏制和打压我国。他们一会儿抛售“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唱衰中国,“棒杀”我们;一会儿又蓄意吹捧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设置“美丽陷阱”,让我们承担难以承受的国际义务,“捧杀”我们。他们还利用国际重大活动攻击和干扰中国,如近年他们接连策动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和刘晓波,干涉我国内政等。

  1.重大关头异常活跃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从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且在重大关头、重要节点异常活跃。历史的经验证明,每逢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或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思想理论领域就异常活跃,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各种力量竞相发声,试图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走向,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借机大肆炒作,对我们进行各方面的攻击。他们把借题发挥作为攻击的惯用伎俩,总是利用热点敏感问题和某些时间节点相互配合策应,借机炒作,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破坏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

  2.互联网是斗争的主战场

  由于当前社会已进入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通讯社”的开放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敏感问题极易在网上快速传播放大,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和政要都注册了新浪、腾讯微博账号,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舆论。境内外敌对势力以“网络自由”为名,不断加强对我国的攻击,在境外网站上散布各种反动内容和政治谣言,然后向我国境内传导。境内的负面言论主要也集中在网上,特别是异见分子利用网络散布错误言论,各种政治性非法组织和串联活动主要是在网上发起,并企图从网上传导到网下形成社会破坏力量,互联网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3.知识分子是参与的主要群体

  意识形态斗争主要是思想领域的斗争,参与的群体以知识分子为主,目前散布错误观点的主要人群有:一是就职西方但经常回国活动的人,也包括一些还在国外的留学生或教授;二是国内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和研究机构的一些教授、学者;三是一些知识分子和个别领导干部,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立场忽然转变,痴迷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一些人长期固守极左思想和僵化模式,反对改革开放;四是一些青年学生,受到西方社会渗透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我们也存在缺失和问题,使得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与西方势力遥相呼应。

  4.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渗透的主导力量

  近年,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渗透颠覆的活动不断增多。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更喜欢通过学术机构、企业和政治精英来影响受援国的决策。在美国基金大量的海外援助项目中,对学术机构、政府部门、官方非政府组织的援助分别占44.01%、25.38%、16.62%。一些非政府组织把对外合作援助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促进受援国的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以及制度建设、教育建设、文化建设及宣传建设中,如支持独立报纸、杂志和其他传媒,支持在学校中开设具有民主导向的课程,促进“倾向民主”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联合等。在他们的操纵下,国内的敌对分子在境内发表不了的东西就拿到境外去发,而境外的有关炒作也会得到境内一些人的吹捧和传播,渗透活动相当猖獗。

  5.西强我弱是主要态势

  当前,西方常以他们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照我们、攻击我们,他们时常预设话题,制造事端,让我们疲于应对。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一是由于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仍是世界的主体,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尽管西方的价值观是虚伪的,但却占据着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道德高地,容易欺骗大众、蒙蔽大众,所以一些西方国家常常居高临下,以审判者的姿态对别人妄加评论或干涉。二是现在西方的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强势文化,其文化理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主导着世界,支配着世界,容易得到传播和认同。三是西方媒体的传播能力强,目前美国是世界互联网霸主,全球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有94个在美国。传统媒体更是被西方牢牢掌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很难在西方传播。

  6.颠覆政权和制度是主要目的

  由于西方和我国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与阶级对抗,西方总是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来评判我们、攻击我们,在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不管我们怎么做,西方都不认同,除非我们改变制度。西方渗透的目的,一定是要搞垮我们、削弱我们、弱化我们,把我们搞得自顾不暇、焦头烂额,永远只能做他们的附庸。西方颠覆和渗透的基本手法是将个别问题扩大化、将单一问题复杂化、将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由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对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就是要搞乱人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党,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说到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的角力,是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的交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坚守好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阵地。

  (一)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维护党的执政地位极为重要的工作。在现实社会中,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所以,我们必须从推动事业长远发展、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的高度,认清肩负的责任、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二)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紧密结合,一同部署、一同落实、一同检查、一同考核。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要事件亲自处置。党委(党组)其他领导要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分析研判,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认识和处理好相关问题。要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上,针对舆论热点、理论争论和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表明立场态度。

  (三)要规范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

  要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统筹协调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中体现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努力构建强有力的工作网络,整合有关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要强化队伍建设,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政治坚定、学贯中西、勇于创新,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和宣传工作。要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测采集机制,定期对舆情信息进行监测采集,搞好梳理汇总、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预警防范,对一些倾向性舆情前移预警关口、前置防范措施,建立健全依法查究机制,坚决打击各种捏造事实、造谣传谣、恶意诽谤的行为。要按照网络生态的运行规律,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治理网上乱象,既打好正规战、阵地战,又打好运动战、游击战。

  (四)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

  首先要把握好舆论导向。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牢牢坚守媒体的党性原则和社会责任,把坚持正确导向的要求贯穿到工作的各领域和各方面,从政治、内容、程序、技术等各方面把好关口。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并将其纳入我们党的执政资源,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引领,把抓导向、造声势的要求体现在每一块版面、每一个频道、每一个网页,旗帜鲜明地“亮剑”、理直气壮地“发声”、有理有据地“批判”,在斗争中确保话语权始终为我所用。其次要做到快速反应。要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人工搜索与技术检测、综合分析与专题分析等相结合的方法,准确分析舆情,科学预测舆情发展走势,增强工作的前瞻性,第一时间拿出解决办法,避免出现“谣言面前,真相也投降”的被动局面。再次要积极引导。要引导党员干部明辨理论是非,对影响大、危害大的错误观点和主张进行有力批驳,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澄清认识。要针对网络时代的特点,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对一些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具体意见,对由现实利益问题引发的不满,对因社会变革冲击而产生的非理性心态,要通过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制和政策解读机制,及时发出权威声音,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

  (五)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要不断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引领和推动事业不断发展。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要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在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和传媒界要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壮大主流舆论,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正确把握舆论导向,有效引导舆论热点,培育健康的舆论环境,唱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凝聚起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的广泛共识和巨大合力。积极开展舆论斗争,在涉及方向、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发声、勇于碰硬、敢于亮剑。

  (六)要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

  要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要善于运用沟通、协商、谈心等方式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多了解他们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多同他们共同探讨一些问题,多鼓励他们取得成绩和进步。要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同时,要加强对高校相关活动的管理。健全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制度,扎实推进师德建设,严把教师聘用考核政治关。要强化高校课堂教学纪律,完善教师教学考核、教材使用、教学过程督导制度。加强对高校讲座论坛、校报校刊、校园网及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的管理,严防宗教渗透。加强对境外基金和非政府组织资助的管理,明确高校接受境外基金资助范围,规范审批程序。加强对高校师生到境外进行交流访问的管理。

  (七)要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看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队伍,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一要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培训等活动的管理,加强对各种研究会、协会、学会等社团的管理,加强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二要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基金会在华活动的管理,防止其借培训、交流、资助等名义对我国境内新闻记者、律师、高校师生、农民工等群体进行渗透。三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出版社、办新闻网站,严把媒体从业人员入口关。切实加强对报纸、杂志、图书,以及广播电视类节目等的有效管理,确保各类媒体严守宣传纪律。四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加强网络信息内容建设,加强网络编辑、网络评论员等队伍建设,分领域、分类型、分层次建设强大网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舆论管理格局,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十九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调研报告(全文),供大家参考。

十九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问题调研报告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确定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首要使命,强调落实这一使命的“关键作用”“关键使命”和“关键路径”。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聚焦意识形态建设的各项工作内容,国内有关研究在各方面均有创见,形成了多维立体的成果。本文查找整理了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据库显示,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即20XX年XX月至2020年XX月,包含“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工作”主题文献共XXXX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XXXX篇,CSSCI来源(含扩展版)期刊论文XXX篇。另外,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含有“意识形态建设”或“意识形态工作”关键词的学位论文共XXX篇;
读秀中文学术平台中有关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学术专著XX本。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XX多次召开相关专题学术会议,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峰论坛、首届意识形态与舆论研究高峰论坛等。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特性与内容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意识形态就是反映多种利益主体诉求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导向性、边界性与整体性),由此也规定了其自身的任务与内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以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环节,与文化建设的其他环节互为促进、相辅相成。

(一)导向性与意识形态领导权

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列为我国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发挥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维护国家社会长治久安。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首先,从理论层面上说,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味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意识形态,在理论内涵上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品格,在实践表征上,体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创新发展,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

其次,人民立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属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价值导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旨归。有学者就此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也具有价值先导性,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内涵人民性导向。具体落实为大量宣传和报道关于人民群众的奋斗故事,将焦点对准群众基层的正面事迹,文化作品要自觉反映社会存在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事实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机统一起来,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意识形态的目标导向性决定了其工作的核心内容为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此三权是意识形态建设内容的三重显著表征。许多学者首先就“三权”之间逻辑联系提出了见解与论述,认为从历史发展来说,坚持领导力、创造力、吸引力、引领力和斗争力是党建设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经验。关于“三权”的运行逻辑,有学者将权力运行视作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逻辑,意识形态建设内容具体包括理论构建和宣传教育,因此在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上,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体现为“基础和目标(双重)—执行过程—形式体现”的有机结构。

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话语权是统治阶级思想实现占统治地位的彰显,而从根本上说是要掌握主导权。话语权建设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在目前国际社会舆论格局下,从对外的层面要警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垄断话语模式,防止陷入西方话语逻辑。其次,从肯定意义,对内层面中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和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关于话语体系构建机制,有学者指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可以包括理论说服、价值说服、事实说服、话语说服、艺术说服等五个机制,内容包括党史研究、国史宣传等。在实践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弘扬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统一,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的统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人民中心的统一,通过坚定目标导向,不断完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二)边界性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意识形态建设是具有边界性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对社会存在的观念意识,尤其是对经济意识的规约与反映,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坚持社会主义导向原则,以坚持社会效益的原则引领社会发展,其本身

就是对社会实践过程的完整内容的澄清,也是对意识形态目标导向性的坚持和践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较量”,意识形态是一种区分性话语实践。当其需要为其提供充足理由的时候,意味着需要对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否定性方式区别表现出来,因此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要以坚定的底线思维应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类风险与挑战。前者从内生力量出发,固本强基,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果;
后者从外生要素出发,抵制风险,坚守阵地领导权的同时扩大管理权和话语权。

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大体从原因与措施两方面入手。原因之一是时代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概括和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和重要发展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加剧渗透。仅就《人民论坛》发布的年度思潮结果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皆在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渗透中产生重要作用。原因之二,中国具有独特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制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极易引发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
同时,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容易出现社会道德失范等问题。另外,民族问题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势力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潜在突破口。

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涉及文化、政治、社会等各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措施,有学者提出,首先要提高包括领导、经济、文化、传播和网络在内的风险防范能力,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扩大宣传力度并占领网络阵地。有学者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正视和反思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背景与运行逻辑,保持清醒的“阵地意识”,巩固全党XX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有学者指出,要巩固和拓展红色地带,进入和改变黑色地带,稳住和转化灰色地带;
在政党属性与人民至上、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理论创新与实践强化、教育引导与批判交锋的辩证统一中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整体性与文化建设

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整体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环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意识形态建设与文化建设其他各环节,如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等互为有机补充,相互依赖,相辅相成,

共同发挥着教育引领的社会作用。

第一,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凝聚共识。意识形态建设从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三个思想层面发挥作用优势,通过巩固和扩大积极健康的主流思想舆论,社会民众从个体认知出发自觉主动对外部建设的成果表示认同,从而实现思想融入,这为促进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政治保证。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全体人民精神力量的凝聚,事关“四个伟大”工程的顺利推进。

第二,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环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提高社会主义劳动力再生产质量的重要方式,文化具有传承、教化、培养、塑造、认知等功能,学校等国家机器是实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指出,没有文化的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需要健全文化建设中的意识形态责任制,构筑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大育人格局。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对此,侯惠勤指出,把文化与意识形态加以割裂,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借口繁荣文化而模糊挑战是思想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
意识形态从两个方面具体决定文化的发展,一是渗透其中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决定文化的作用效果,二是贯穿其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了文化塑造人的方向。

第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现。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增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在价值领域中则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更广范围、更多维度中讲好中国故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好马克思主义。

第四,意识形态建设依赖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有学者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文化的深度自信,更关键的是有强大的理论自信,才有真正持久深刻的话语权和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繁荣和发展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总体看来,十九大以后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相关研究更强调意识形态任务的整体性、系统性特征;
意识形态成就需要通过文化产品、文化事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状况、社会文明程度加以辨认和具象化;
意识形态建设也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环节协同配合,在横向配合与纵向传承创新中实现整体推进。

二、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阵地

观念体系最终只有通过主体的思想认同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力量。而在特定的受众、语境和载体中,意识形态建设也要以不同的叙事方式和价值引领方式,依据不同的阵地建设需要开展实践。意识形态建设阵地主要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宣传思想工作。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立德树人的核心任务。XXX指出,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党管办学首先就直接体现为党管意识形态。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渠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有学者就当前思政课教学面临的困境(理念困境、实践困境等)寻求突破路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依据实际案例探索提升高校思政课感染力与实效性的方案。

第二,构建大思政格局,创建协同育人机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牵涉各方,是复杂的统一整体。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学生接收信息的方式更多途径、更多形式,意识形态需要覆盖学生全员、贯通育人全程、实现全方位育人。有学者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应链呈现出协同效应、信息共享、资源整合、需求拉动等特征;
当下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着眼学生的思想诉求,贴近大学生日常生活,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育人阵地,潜移默化地滋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重思想引领,抓关键少数。有学者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榜样引领的效用,通过有针对性的分类引导,实现价值引领和舆论引导,从而建设有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有学者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融通古今中外、实事求是、聚焦问题,提升原造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我国的制度和治理优势。就治理问题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有学者指出,社会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一方面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
另一方面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的顺利开展也需要加强教育事业的辅助,需要协同发挥教育功能与改革教育方法。

宣传思想工作,包括新闻出版和舆论媒体,核心工作任务是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2020年的出版发行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就宣传工作中如何激发无产阶级主动性问题提出,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是重建党的机关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的思想。因此,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始终不能变。

第一,宣传阵地建设要强化党管媒体。党管媒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是党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始终坚持的立场。从耦合机制上说,党管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内在贯通;
从现实依循上说,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是依循党情、国情、舆情的必然选择。

第二,宣传阵地需要加强主体队伍建设。首先要培养政治素质过硬,理想信念坚定的宣传干部,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将理论学习上升为工作自觉。其次要充分发挥带头引领的模范作用,通过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模式建构思想引领的习惯场域,筑牢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宣传思想工作是在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阵地。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阵地要强化人民话语。“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人民话语就是立足人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人民共享的话语体系。宣传思想工作的直接对象是人民,宣传话语必须符合人民,宣传内容必须贴近人民,只有坚持人民立场,才能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代表人民利益,形成大众认同,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四,宣传思想工作的技术手段革新也为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新的思路。有学者指出智能传播技术的核心在于以算法实现信息与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化和精准化匹配,因此与提升意识形态舆论引导的传播精度、影响力度和评价效度相契合。但与此同时,由于信息接收窄化、内容生产异化、传播格局分化,也给舆论引导和宣传思想工作带来挑战。在意识形态的教育环境、对象、空间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需要从新的维度探讨文化建设聚民心、暖人心、强信心、筑同心的新理路,优化信息域,提升主体认知素养,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

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技术、新手段

网络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生长空间与运行状态,网络空间本身就具有垄断性和意识形态属性。首先,网络空间承载全部的信息流动,以算法等市场和技术手段决定信息的流转逻辑,其中的可能空间意涵了垄断性特征。其次,信息革命催生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数字技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信息检测、传播和分析方面意义重大。大数据将超大样本的信息要素整合分类、有针对性地提出教育引领方案,彻底改变了以往意识形态领域价值观引领的传播思路,这些是对思维方式的颠覆性变革。对此有学者指出,深度学习技术、大数据技术在为宣传思想工作提供更具科学性指导的同时,让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表达、格局也正经历深层嬗变,也使得人类自身的学习方式在新技术条件下正发生深刻的转折与变革。

无可否认,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手段为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在信息传播力度方面,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使得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意识形态辐射力更强;
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广,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建设更有力;
信息实现了有效整合,意识形态掌控力建设更强。在舆情监测方面,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建构舆情检测机制,形成意识形态话语权评价机制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决策机制,便于有效解决意识形态的受众与对象问题。

另一方面,数字网络技术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诸多挑战。从社会话语渗透的风险来说,有学者指出,新技术以内容和信息介入意识形态的全领域竞争,使西方思潮以更隐蔽和迂回的方式隐藏于公共叙事中,一些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等正在以其诸多变种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多元思潮的涌入加剧了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外在威胁,可能催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分立,削弱主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因此,在当下新技术背景下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滥用网络流行语、重形式轻内涵、重传播轻引导等问题,这些都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认同产生一定程度的离心作用。

面对重重风险与挑战,要借助互联网,紧抓数字技术“最大变量”,实现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突围。从内在逻辑来说,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技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本身具有逻辑的内在契合性,即通过信息整合、精准施教,运用信息手段建构数据模型能够有效实现意识形态的正向嵌入。从融通形态来说,有学者提出,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可以从理念重构、制度建设、机制构建三维度展开,在政治表达和互动方式上创新宣传方式。从呈现样态来说,有学者指出,可以借助新技术构建大的宣传格局,贴近大众日常生活方式和话语体系,真正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从信息主体来说,有学者认为,要在领导干部的网络意识形态能力上下功夫,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提升主体的认知水平及驾驭信息的能力,把握好话语权主阵地。从机制保障来说,不少学者阐明了建立健全舆情预防和干预机制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坚持科技创新,掌握科技前沿,在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攻关,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有关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研究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广泛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深入分析和总结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将理论创造、宣传思想、教书育人、文艺文化等领域环节协同思考,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配置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防范和化解风险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

意识形态建设是人类社会的世界性命题,在特定的阶级属性和国家机器中表征为特定的工作思路。在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比如有学者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结合高等院校意识形态安全后提出,“坚守阵地”具有战略意义。在理解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构建时,需要立足人类发展的大视野,分析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和运行逻辑。整体看来,目前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研究大致存在以下可能的成长空间。

第一,当前研究过多关注“术”的层面,即仅就大数据技术谈意识形态建设思路,仅就高校青年受众谈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在当今的生产条件中,以本体论维度重新反思和审视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是必需且亟需的。依照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考察的重点其实在生产之外,即教育体制和社会机构,“除去劳动力本身的物质生产和维系,这还是一个非直接性的知识(理性)建构过程”,因此意识形态建设不是一个纯粹上层建筑的观念问题。主体依据人的尺度改造物的世界,以实践的方式结成一定社会关系。其中,意识形态以相对稳定的结构性要素实际影响和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尤其伴随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发展,社会交往关系和社会结构越趋复杂,因此,相关研究必须深入结合新时代生产力条件,重新定位和审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

第二,当前研究过于关注“描述性”政策解读,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内生语境。作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命题,在特殊性与阶级性基础上,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以更全局性、整体性和社会结构一般性的视角深入现代性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分析、日常生活批判等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建设。

第三,当前研究跨学科交叉性不足,研究方式过于单一。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现实的主体实践问题,因此研究可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都可以给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以一定的启示,甚至可以通过量化和实证等多元的方式调研意识形态问题,真正回答新时代的现实问题,为发展中国理论作贡献。

第四,当前研究针对教育受众与对象环境的关照和分析尚不足够深入。对意识形态建设环境和对象的分析是主体实践的生产条件的分析,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考察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的体现。不仅要深入理解时代环境,理解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更要深入理解主体的信息接受能力、接受方式、表达习惯的转变,这就是对生产条件再生产的理解和关注。

理论总是服务于实践。当社会面临大转型与大变革的同时,思想观念更易出现结构性变化。与此同时,思想工作、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也更易抓住契机,实现更大的突破。在新的历史方位下,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将取得更大成就,相关深入研究也必将呈现越来越多的创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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