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2日，54岁的四川省德阳市委书记蒲波出现在贵州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会场上。经过表决，仕途从未离开四川的蒲波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副省长，跨省的同时也官至副部。

　　在全新的环境里，这个个子不高的四川人挥洒自如、勾勒蓝图。贵州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蒲波在八名副省长里排名第六，负责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工作，他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先后在安顺、毕节、黔南州等地调研环保整改、脱贫攻坚、产业大招商，还曾到省地震局、质监局、地矿局和工商局等分管单位调研，提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大力培育新时代贵州精神和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的工作要求。

　　2018年4月中旬，蒲波带领贵州的干部衣锦还乡，重返四川德阳调研学习城市规划建设。5月2日，新组成的贵州省第十三届省政府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在当晚播出的《贵州新闻联播》电视画面中，蒲波低头翻阅文件。

　　两天后，2018年5月4日22点30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宣布，贵州省副省长蒲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任职102天的蒲波，成为十八大高压反腐以来，升任副省部级后落马最快的“老虎”。

　　11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通报了对蒲波立案审查调查的结论：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他人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提供帮助，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以赌博方式敛取巨额钱财，通过“大赌”“假赌”大搞权钱交易，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股权和购买定向增发股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通报称，蒲波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腐化堕落、沉迷赌博，亦官亦商、“亲”“清”不分，严重破坏任职地区的政治生态，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

　　在当天官方公布的宣布开除蒲波党籍和公职的现场画面中，身着浅灰色卫衣的蒲波表示，自己不仅严重违纪还严重违法，知错认错、悔错改错，将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气去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他哽咽双唇，颤抖地哭泣道：“要用自己的人生教训警示大家，走好人生每一步。”

　　但颇有趣味的是，在外人印象里，蒲波是严格遵守“八项规定”、鲜少参与官场人情往来的“官员楷模”，在德阳工作两年半，单位配给蒲波的专职司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楷模”一朝落马，让不少人感到突然和意外。但随着唐铭阳、刘江东等“达州游资帮”及王仁果、赖大福、杨虎等台前幕后人物陆续配合调查，蒲波在政商关系上“亲”“清”不分、肆意权钱交易的双面人生逐渐揭开。

　　官方履历显示，蒲波1963年11月出生于四川北部重镇南充，1978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位于省城郊县灌县（今都江堰市）的小中专四川省林业学校。三年学满毕业后，不足18岁的蒲波就走上工作岗位，先后在南充地区林科所和农贸办工作。1987年，蒲波又获得机会到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干部专修科学习两年，补足学历上的短板。1989年8月毕业回到南充，他先后担任地区农工委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秘书科科长，期间挂职武胜县烈面镇党委副书记。

　　1993年，国务院批准在邓小平的家乡设立广安地区，辖原属南充地区的广安县、岳池县、武胜县、代管华蓥市和原属达县地区的邻水县。29岁的蒲波被抽调参与筹建新的广安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当年10月被任命为行署办副主任。

　　行署办负责为地区行署领导提供参谋意见，起草审核重要公文和协调重要活动，蒲波的工作也围绕上述内容开展。1994年下半年，广安地区举行庆祝地区成立周年暨招商引资恳谈会，行署办负责整个活动准备、实施和组织工作，蒲波也参与其中。

　　工作努力、能力强，材料文件抢着写，是当时这位年轻干部留给人的印象。1995年3月，31岁的蒲波被明确为正处级。同年8月，蒲波离开地区行署，下派至他曾挂职的武胜县，三年半的时间历任副县长、县长和县委书记。

　　一位曾在武胜县任职的官员回忆，在武胜县，蒲波的工作“总体还可以，也有能力”。但他也指出，上世纪90年代武胜县的接待条件很差，需要修建一家酒店，蒲波安排其弟承揽工程；此外，在县里蒲波还规划砍树，但新购置的树木个头小、数量多，价格还比市场上高，因此在县里引起诸多说法。为此，蒲波还被诫勉谈话。

　　1998年，广安地区撤地建市，1999年1月，35岁的蒲波升任广安市副市长，分管国企改革等，期间对广安市属五家煤炭企业包括天池、高顶山、邻水、李家沟等煤矿整体推出破产改制，此外还对广安建材和广安爱众等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为了完成四川省委提出的国企改革时间任务表，从成都市委宣传部长转岗广安市委书记的谭力，也对重点国企改革问题亲自落实。

　　广安多位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在领导班子里年轻、手段高超、有能力、情商高的蒲波，很受谭力器重。2003年12月，蒲波进入市委常委班子，转任市委宣传部长，并和市委班子其他几位成员组成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领导小组。

　　但此番国企改制，在广安也备受争议。知情人士透露，在上述国有煤矿改制期间，蒲波曾指定国有煤矿必须卖给其堂兄所经营的公司。“有一个煤矿仅以2万元卖掉”，此后其兄不擅经营，便又将煤矿交由泸州商人赖大福以上千万元的价格收购，即便是赖大福收购的价格也远低于市场价。

　　官场上的蒲波又是另一副面孔。在广安曾与其有过工作交往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蒲波对工作要求高，很多事情都会亲力亲为，对下属和周边的工作人员也不错，一些小事上也愿意帮忙，有时事后哪怕请蒲波吃一顿表示感谢的饭，他都会拒绝，“感觉他应该有很高的志向”；在对上方面，蒲波可以明确知道多位上级领导喜欢的衬衫品牌和对应尺码，同时他还能找出同僚中发票报销的问题。

　　2006年，蒲波离开工作十多年的广安，转岗川南，担任凉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2008年他官升一级，到毗邻家乡南充的巴中市任市长。

　　巴中与南充、广安、达州、广元共处四川东北，彼此人员流动频繁。但据巴中一位官场人士透露，担任巴中市市长期间，蒲波甚少和当地官员交往，不是非要出席的应酬场合也不会去。他还回忆，巴中有两名蒲波在四川省林业学校的同班同学，曾有人猜测，作为市长的蒲波会对二人格外关照，但蒲波没有。

　　除了鲜少与官场同僚交往，蒲波对其个人生活也分外保密。2010年5月，蒲波上调四川省委，担任了长达五年的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是他仕途中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在省委组织部期间，如果工作人员在下班期间给蒲波送材料，蒲波会要求把文件送到家以外的地方，表示自会有人去取。

　　但彼时四川官场即有人指出，升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一要职后，蒲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任用选拔干部上，他也被指“桃李满天下”。知情人透露，他曾被一位省委领导评价为“玩弄权术”，组织部很多同僚对他评价不高。

　　蒲波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后半段，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爆发，周永康在四川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的多名心腹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相继落马；2014年7月8日，在周永康落马消息官宣前半个月，从四川调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谭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作为当年在广安共事时的伯乐，谭力的落马对蒲波有多大影响不得而知，但省委组织部领导的易人，让蒲波这位常务副部长权力大大缩小。

　　2015年6月，51岁的蒲波终于主政一方，任职四川省德阳市委书记。6月16日上任当晚及之后的连续两天晚上，蒲波马不停蹄，就德阳的城市规划建设和城市管理进行实地调研，并提出提档升级城市形象的要求。学林业出身的蒲波认为，“德阳城市基础条件好，但城市绿化还存在差距，档次不够高”，他还要求积极推动城区照明提档升级及灯光秀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德阳2011年就已经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并于2014年提前一年实现目标。当地百姓向财新记者回忆，德阳城市绿化工作一直做得很好，有很多珍贵和好看的树种，但蒲波上任后，对德阳的树木进行了大量砍伐。财新记者了解到，砍树范围涉及城市道路主干道、金湖周边等地，坊间将爱砍树的蒲波戏称为“蒲剃树”。除了市民颇多怨言，班子成员也表示过反对，认为砍树造成德阳城市规划整体断裂。颇有意味的是，蒲波离任后，2018年3月新任德阳班子提出，要在德阳中心城区绿色福利空间拓展与提升80公顷、道路景观林带建设207公顷等的全川德阳绿化行动。

　　除了力推城建，蒲波还提出要为德阳打造四张国际化的名片，即以德阳良好的工业基础，推动重大装备智能制造业打造“世界智造之都”；以三星堆等人类文明，打造德阳为国际文化名城；为融入成都大都市圈，将德阳打造成成都的“北部新城”；同时依托德阳独特的生态资源，加快推进国际健康谷建设，努力打造集生态城、教育城、医疗城及万国农舍为一体的“生态田园典范”。

　　有德阳官员认为，蒲波到任后给大家的印象还是要做点事情的。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主政一方的蒲波继续给外界严格遵守八项规定的印象。一位当地官员透露，市委配给蒲波的专职司机为其工作两年半，却不知经常往返成都德阳两地的蒲波的家庭住址；公务出差期间，他也会亲自向酒店前台确认房间价格，发现超标会立刻要求工作人员更换酒店。

　　另一方面，蒲波在德阳城市和经济发展上也想有所作为。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追忆其任职广安副市长时推动国企改制成功的经验。2016年，其力推的城建工程先后落地，当年10月，德阳市内9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2017年7月，121个重大项目又在罗江经开区举行集中开工仪式。

　　不过，上述官员同时指出，蒲波时期，德阳很大一部分的工程项目都没有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承揽商人多来自广安和原称达县地区的达州。

　　事实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结论中所称的蒲波亦官亦商、“亲”“清”不分，他到德阳主政后已有端倪。最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重大资产重组在过会前的关键时刻，遭遇德阳官方的出尔反尔，动用警力抓人，以及四川达州游资突击入股“举牌”的联手阻击。此事与蒲波有关。

　　金路集团原由四川商人刘汉的控制，2010年汉龙实业大规模减持，刘汉堂兄旗下的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成为第一大股东。2013年3月刘汉因涉嫌窝藏、包庇等严重刑事犯罪，在北京被警方控制，2014年5月，刘汉等36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在湖北咸宁一审宣判，刘汉作为黑社会头目被判处死刑。刘汉事发后，刘沧龙也被调查，宏达集团遂将其持有的金路集团4.16%股份，委托给德阳市国资委旗下的，后者自己还持有金路集团3.54%股份，德阳国资由此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财报数据显示，金路集团2013年、2014年度分别亏损1.74亿元、1.47亿元，2015年上半年又有7239万元亏损，已经被*ST处理，面临退市风险。

　　2014年12月，德阳市国资委开始与浙江富商、夫妇的接触，希望重组注入优质资产，保住上市公司。经过多轮谈判，2015年6月9日金路集团发布公告，与新光集团、虞云新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拟向新光集团、虞云新等定增购买其持有的、城各100%股权，两标的公司合计作价112.14亿元，实现新光集团主要资产的借壳上市，金路集团将从化工企业转变成为一家“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区域领先的房地产开发和商业经营企业”。借壳方新光集团承诺，标的公司2015年度合计净利润不低于8亿元，至2017年度三年累计实现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32亿元。7月14日，金路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新光集团的重组方案，德阳市国资委也于同日核准。8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金路集团重大重组事项。

　　这一重组本在按部就班进行，蒲波到任后却连生事端。“2015年7月份，德阳当地政府给金路集团部分股东打招呼，干预其在股东大会上自主投票，税务部门也曾到浙江义乌调查新光集团；8月份，德阳市公安局派员到证监会要求查阅金路集团报送的重组资料。”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金路集团时任总裁杨寿军也告诉财新记者，2015年7月中下旬，蒲波曾向其索要集团内部的股东名册，而按照规定股东名册并不对外，连集团董秘都不能给，对此蒲波则回应“必须要给他”。

　　2015年8月，以董事长身份示人的达州商人刘江东现身，他在8月3日、4日、5日、6日、7日、10日、11日、21日、25日和31日连续购入金路集团股票，并三次举牌，持股比例超过10%，成为第一大股东。实际上，据财新记者调查，早在2015年3月左右，刘江东即曾突击注册30余家商贸公司，注册资金均为2000万元，这些公司的法人代表多为胜利煤业公司员工，包括刘江东的司机、煤矿管理人员、卡车司机、食堂工作人员等。

　　尽管刘江东成为第一大股东，不过杨寿军彼时并不太担忧。他后来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即便作为第一大股东，只要原董事会成员能够正常履职，刘江东也要在90天之后才能行使他的权力召开董事会。

　　但对于达州商人入主金路集团，蒲波志在必得。2015年9月1日下午，德阳警方将金路集团时任董事长张昌德、董事会秘书刘邦洪带走，涉嫌罪名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此后张昌德被移送德阳市纪委。9月3日，负责新光集团借壳重组金路集团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并购业务部副总经理童星，亦被德阳警方从河北廊坊带走刑拘，涉嫌罪名同样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

　　2015年9月15日，杨寿军辞去总裁职务，由刘江东接任；但作为董事，杨寿军仍参加董事会议。他告诉财新记者，在董事会上，无论董事会提出什么事情，只要需要拿主意，刘江东就会出去打电话，打完电话回来才能说事情该怎么办，“很明显，刘江东背后另有操作者”。据新光集团内部人士透露，他们和刘江东有过短暂沟通，要其带话给蒲波和刘江东身后的隐秘商人，希望能继续履行原有的重组方案，而对于蒲波和另有隐秘商人身居幕后的说法，刘江东则没有否认。

　　因在举牌金路集团时隐藏了一致行动人的信息，未及时、准确披露权益变动情况，刘江东于2018年被深交所给予纪律处分。

　　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蒲波“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股权和购买定向增发股票”，前述公司的股份多少由达州商人帮蒲波代持，尚未得知。而这些构成一致行动人的“达州帮”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位达州商人——唐铭阳。

　　在上一轮煤炭生意火旺时期，达州产生了一批煤业大亨，但因涉及诸多经济利益，期间亦有多轮矿业整顿，为规避风险，达州煤业形成了复杂的股权代持现象。2013年开始，煤炭市场走向衰落，矿主间抱团取暖，达州游资圈逐步成形。唐铭阳正是达州游资帮隐居背后的神秘富商。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上述上市公司被频繁举牌后，曾有一位被举牌的公司负责人直接找到唐铭阳。虽起初有所否认，但在最后，唐铭阳承认自己就是这些游资的幕后买家。言谈间，唐铭阳还一度教育起上市公司负责人“做人的道理”。

　　据财新记者调查，唐铭阳曾数次更改姓名。他最初名为唐明成，早年曾担任经理。1998年，唐曾参与举报达县财政局局长郑钢低价转卖国有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一案，该案在达县一度沸沸扬扬，还曾上过《焦点访谈》。根据节目播出后一则公开发布的记者手记，郑钢曾坚称当年为了收回财政2亿元外欠款，得罪了一些人，而这其中就有一个私人老板，他用上百万元重金收买了省和地区检察长及地区纪委书记，于是这三人欲加罪于他。这位私人老板指的就是唐明成。

　　在达县这则知名度极高的案子被认为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时任达县主要领导仕途也遭遇挫折，上述知情人表示，部分人曾对唐明成产生了看法，他或因此第一次改了名字。

　　不过，改名为唐明科的唐铭阳，很快又卷入另一桩刑事案件中。2010年12月28日，四川资阳市中级法院就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检察日报》公布的陈光礼案细节显示，“2007年，达县政府启动三里坪综合改造项目，陈光礼任该项目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开发商唐某是陈光礼的‘好朋友’，唐某得知这一消息后，多次找到陈光礼，请求其关照。同年10月15日，唐某的公司顺利地拿到了投资约为12亿元的三里坪人文生态区项目开发权。”

　　文章还披露，2008年1月，陈光礼组织召开三里坪工程综合开发方案评审会，为唐某争取到两项权利：市政工程招投标权和垫资修建权归唐某的公司，且垫资投入每年有15%的回报，由土地出让金和税费返还来体现。

　　2010年宜宾当地媒体《新三江周刊》在听审中听到这位唐某的名字即“常明科（音）”。在达县几乎人人都知道，三里坪项目的幕后老板是改名为唐明科的唐明成，亦有人向财新记者证实，陈光礼案发后，唐明科涉其案件被协助调查过。

　　除了唐明科这个名字，在工商登记资料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唐民科”。2010年，唐媛、唐民科等共同出资成立了成都阳鹏源实业有限公司，2012年6月的财新数据显示，投资者唐民科和唐媛姓名变更为唐铭阳和唐誉瑗。而承接达县三里坪人文生态区项目的达县中大置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其法人代表亦多次易主，现为唐粗。唐粗和更名为唐誉瑗的唐媛均为唐铭阳的堂亲。陈光礼事件后，唐铭阳再次更名为唐铭阳，更加身居幕后。

　　“达州帮”凌厉举牌多家上市公司，资金来源于谁？疑似重要金主。财新记者多方获悉，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原行长王兵和唐铭阳关系紧密，业务上有来有往，多年互惠。

　　2017年4月初，浦发银行成都分行千亿骗贷案发。据财新记者了解，自2010年起，浦发成都分行毫无审慎借贷原则地向大量壳公司给予授信，形成造假窝案；而当煤炭行业落入低点时，集体骗贷就变成了集体掩盖不良。2018年初，中国银监会称，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办理信贷、同业、理财、信用证和保理等业务，向1493个空壳企业授信高达775亿元。迄今浦发银行未向市场公布实际不良的真实数据。（详见《财新周刊》2018年第5期“”）

　　因涉浦发此案，唐铭阳也被协助调查。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唐铭阳出事后，彼时已经调任贵州的蒲波，还托人试图为唐铭阳平息此事。

　　2018年3月底，唐铭阳以首控集团董事局荣誉主席、达州市达商总会荣誉会长、成都达州商会名誉会长的名义露面，表达了自己做企业要“立德、树格、存信”的原则。但在蒲波落马十天之后的5月14日，唐铭阳再度被带走协助调查。

　　与官场上循规蹈矩、不好交际的形象不同，蒲波有一众商人朋友圈，他在这些商人朋友面前大开大阖。与其打过交道的多位商界人士透露，一旦和蒲波成为朋友，那他是一位非常能帮忙的人。不过，这种帮忙也有交换。在广安、南充和成都商圈中，很多想找蒲波帮忙的商人，都曾和蒲波打过牌。“蒲波的牌瘾大，麻将打着急的时候，蒲波会随便摸一张牌就喊和了。”牌友既不敢看牌面，也不会去计较到底和牌没有，“本来就是要输给他”。除了打麻将，蒲波也会使用差不多的手段“闷金花”。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中，将蒲波的这个“爱好”称为“以赌博方式敛取巨额钱财，通过‘大赌’‘假赌’大搞权钱交易”。

　　在蒲波的众多牌友中，自广安时期便与其相识的赖大福，被指与其交往多年。赖大福又称赖三，是四川省鑫福产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集团内部涉及煤矿、地产，他同时还是四川曾经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昊鑫担保）的实际控制人。此外，赖大福曾先后入股泸县元通村镇银行、达州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达州银行，下称达州商行）、泸州市商业银行，并担任泸州市商业银行的董事。

　　除了早年将煤矿卖给赖大福，多位知情人透露，蒲波还曾助其获选全国人大代表，为此赖大福则向蒲波行贿上百万元。赖大福另有成都市全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知情者称，曾同时握有达州商行和担保公司股份的赖大福，在自己公司遇到不良贷款时，会通过担保手续从达州商行获得贷款，还回自己经营的借贷公司，此番操作后，部分原借贷人在毫无抵押的情况下成为达州商行的贷款者。

　　2014年，赖大福实际控制的昊鑫担保出现多笔民间借款难以兑付的情况，几经索债无果后，民间债权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抽逃注册资本金罪报案。

　　财新数据显示，昊鑫担保成立于2008年7月，最初注册资金8000万元。一位债权人告诉财新记者，报案后成都市公安局就昊鑫担保2008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财务状况进行司法鉴定，根据鉴定，2008年7月25日昊鑫担保注册成立，但80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在一周之后全部流出，此后公司在2008年8月12日，2009年2月23日、3月15日、3月19日和4月1日五次增资，注册资本增至8.5亿元，但每次增资后均在一两周之内又几乎全部流出，“报告称涉嫌抽逃的资金共计6.9亿元，而作为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金是不得挪用的”。

　　上述债权人还表示，尽管报案后也出了审计结果，但公安机关迟迟没有立案。消息人士称，在查办该案件中，又出现了“爱帮忙”的蒲波打招呼，并专门找公安部门领导与赖大福一起吃饭。目前，昊鑫担保已进入破产程序。2018年7月19日，成都市中级法院公告称，法院根据申请，裁定受理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此外，在四川商界，蒲波还有一位十分信任的商人杨虎。财新记者获悉，早年杨虎曾在中国银行广安分行工作，此后到成都打拼，后经由广安爱众早年一位董事带到有蒲波参与的一次饭局上，二人得以相识。2015年7月，杨虎注册成立。经多人证实，蒲波的儿子蒲虞曾在该公司任职。财新记者获悉，杨虎、蒲虞也曾被带走接受协助调查。

　　尽管在绝大部分人眼里，蒲波落马十分突然，但在其较紧密的圈子中，不祥之兆在2018年初就已然显现。

　　2018年1月2日晚，（）公告称，公司无法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仁果取得联系。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1月19日，泰合健康发布公告称，王仁果已恢复正常履职。成都当地媒体也报道称，王仁果短暂露面，“身着便装、表情轻松”。

　　但仅仅三个月后，2018年4月，王仁果再告失联。

　　成都多位人士向财新记者证实，2018年1月王仁果失联，是由山东专案组警方带走，系牵涉恒丰银行案；2018年4月的失联，则主要与蒲波案有关。蒲波落马五天后，泰合健康再度发布公告，称与王仁果无法取得联系。

　　知情人士透露，蒲波任职广安期间，王仁果经由一位南充官员介绍与蒲波相识，二人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四川并非秘密。“王仁果1月被带走后，爱闷金花、打麻将的蒲波曾退给部分相关商人数千万的赌债。”

　　王仁果现年46岁，是近五六年间急速蹿红的“黑马川商”。公开资料显示，王仁果是广安人，自小家境贫寒，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母亲务农，1993年从南充财贸学校毕业后，曾在南充罐头厂做销售工作。他自己则公开介绍，早年他由实业起家，开办罐头加工厂，后转战地产行业，曾担任过总经理。2002年房地产行业火热，他创办了四川泰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11月创立四川泰合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财新数据显示，泰合集团由王仁果及其妻子张碧华全资持有。

　　早年，泰合集团在南充布局了一些地块和楼盘，但王仁果并没有通过房地产赚到大钱、快钱。一位四川金融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靠着参与2012年3月股改并退出，王仁果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资料显示，2005年12月至2012年4月，王仁果担任该行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第四届时王仁果作为股东任监事会监事。“王仁果那一批入股的南充商人，虽持有银行股权份额比例较小，但每人退出都至少赚了8亿-10亿，那时候他们发现，原来搞银行这么赚钱！”上述四川省金融人士称。

　　2013年4月成都广安商会成立，王仁果当选成都广安商会会长，2014年他从手中接盘成都著名五星级酒店万达索菲特大饭店。

　　“王仁果喜欢收购有瑕疵的酒店和商业地产资产，而并非自建物业、自建地产项目。”前述四川银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这一类资产要么证件不全，要么“三角债”复杂，要么有政商问题，要么经营情况不佳，对王仁果来说，通过收购这些企业，一方面可以搭上当地的政府关系，低成本拿到资产，为以后入股当地银行找到可运作的资源；另一方面，实则可以变相倒逼银行放贷。

　　“酒店有现金流融资的需求，比如装修就是最好的资金用途。王仁果不在乎项目本身怎么样，他在意的是能用项目这一抵押物在银行贷款。”据前述人士透露，王仁果在2015年的融资目标是，拥有一个50亿元可以随时动用的资金池，这需要至少几百亿元的银行贷款。

　　2015年，泰合集团以13亿元的对价拿下72%的股份，成为华神集团（）实际控制人，并将其更名为泰合健康。2016年，王仁果又布局非洲，收购刚果非洲国际银行。“王仁果靠着这张刚果银行牌照，结识了不少前去考察、谈合作的各级领导，赚钱倒是次要的。”前述人士说。到2016年底，泰合集团号称总资产已达600亿元。

　　到2017年时，王仁果仍是雄心勃勃。他接受公开采访时表示，将斥资43亿元揽下前文所述刘沧龙的另一家上市公司（）。但收购计划事与愿违，根据宏达股份2017年9月19日的公告，由于刘沧龙及其控制的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总计82%股份9月14日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司法冻结，宏达实业原股东分别将其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泰合集团的重组事宜无法继续推进。宏达实业是宏达股份第一大股东。

　　王仁果收购宏达股份，被认为是企图控制宏达股份旗下的金融牌照——，而此举是受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授意。为让王仁果帮其收购四川信托牌照，蔡国华计划向王仁果放贷50亿元。

　　蔡国华与王仁果的相识，正是由蒲波牵线搭桥。四川多个信源指出，为了与蔡国华结交，王仁果曾花了三个月时间用高级雪茄和红酒等招待喜欢奢侈品的蔡国华，两人还一同出入过四川高尔夫球场。蔡国华现年53岁，于2013年12月任职恒丰银行董事长，直至2017年11月28日被查落马。（详见《财新周刊》2016年第45期“”）

　　这笔问题贷款也导致了王仁果第一次被查。“王仁果的第二次被查，其实跟收购宏达股份也有关系。他曾对刘沧龙夸下海口，说是要把宏达的资产卖给他，他就把人捞出来。后来发现做不到，交易也黄了，还被告发。”知情人士说。

　　泰合集团跟恒丰银行最直接的合作是广安恒丰村镇银行。财新数据显示，注册资金2亿元的广安恒丰村镇银行成立于2010年，恒丰银行和泰合集团分别持股40%和10%。多位接近恒丰银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蔡国华时代，恒丰银行将村镇银行管理得一塌糊涂，基本属于“前台收钱，后台分钱”的野蛮境地，银行彻底沦为提款机。

　　王仁果也有样学样，把自己持股的农商行当成提款机。201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安市中心支行发布的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泰合集团持股30%为第一大股东的广安思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违规行为。知情人透露，该行在收账后，甚至会将存款直接转存王仁果所控制的私人银行账户。目前该行重要负责人已经被移送司法。

　　到2017年12月底，泰合集团以21亿港元拿下中金资源29%的股份。在对外的宣传中，泰合集团的资产已经逾千亿元，在四川仅次于。这是王仁果到达的最高峰。

　　不过，王仁果的资金亦有周转不灵之时。有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王仁果资金紧张时，蒲波曾组织饭局邀请银行高管帮忙为其放贷。

　　蒲波身边的商人圈之间也多有交集。资料显示，王仁果的泰合集团子公司和的股权，曾质押给蒲波另一位好友泸州商人赖大福实际控制的四川昊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而持股达州市商业银行（后更名为达州银行）多年后，赖大福将自己的股份转卖给了王仁果。唐铭阳的成都阳鹏源实业有限公司，也曾将股权出质给赖大福控制的昊鑫担保，他的重要财务助手和达州游资帮台前人物李勤，则曾担任王仁果的的执行董事。

　　1月13日，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其中，金融信贷作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的四大问题之一，通报指出，要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

　　有与蒲波相识多年的知情人士曾感慨，他很难理解，如此一位情商极高、在官场上懂得内敛、仕途颇有可为的高级干部，为何在政商关系上如此放肆，与那么多明显对其职权、地位有利益诉求的商人保持亲密关系，商人们配合调查后能恢复自由，自己却落得身败名裂。

孙良滋）在曾任德阳市委书记的贵州省原副省长落马一个月后，已经恢复自由的（）原总裁向德阳市中级法院递交了申诉状。杨寿军自称陷入到蒲波与“达州游资帮”为控制金路集团而罗织的刑案中，2018年2月14日，羁押近两年的杨寿军被德阳市旌阳区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其刑期自2016年2月27日起至2018年2月26日止。

　　金路集团争夺案发生在2015年。2002年和2010年，四川商人的汉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和刘汉堂兄的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先后成为金路集团的第一大股东。2013年3月刘汉被捕，此后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被判处死刑。刘汉事发后，刘沧龙也遭到调查，宏达集团遂将其持有的金路集团4.16%股份委托给德阳市国资委旗下，后者自己还持有金路集团3.54%股份，德阳国资由此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金路集团2013、2014年度连续亏损，面临退市风险。2014年12月，德阳市国资委开始为金路集团寻找重组方案，2015年7月金路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的重组方案并同日获得德阳市政府核准。但2015年6月刚刚从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转任德阳市委书记的蒲波，开始直接干预金路集团重组案，8月，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达州游资帮”在二级市场连续举牌，以董事长身份出现的达州商人刘江东持股比例超过10%，成为第一大股东。（参见《财新周刊》2018年12月10日封面报道《》）

　　在此过程中，新光集团和金路集团时任高管曾试图推进原有重组继续进行，阻挡敲门的“野蛮人”。杨寿军告诉财新记者，2015年7月中下旬，蒲波曾向其索要集团内部的股东名册，他表示，按照规定股东名册并不对外，连集团董秘都不能给，对此蒲波则回应“必须要给他”。对于蒲波干预金路集团重组，杨寿军也曾在会议上直接顶撞，杨寿军猜测自己或许因此开罪蒲波。

　　2015年9月1日下午，德阳警方将金路集团时任董事长张昌德、董事会秘书刘邦洪和董事总裁杨寿军带走，涉嫌罪名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此后张昌德被移送德阳市纪委。9月3日，负责新光集团借壳重组*ST金路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并购业务部副总经理童星亦被德阳市警方从河北廊坊带走刑拘，涉嫌罪名同样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9月15日，“不配合达州游资帮接盘”的杨寿军辞去总裁职务，由刘江东接任，同年10月杨寿军提前办理了内部退休。

　　2016年2月27日，杨寿军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三项罪名被德阳市公安机关抓捕，最终以职务侵占罪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和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后，旌阳区检察院2016年11月3日向旌阳区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杨寿军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利用担任金路集团总裁的职务便利，授意金路集团财务总监魏某某、原董事会秘书刘某某等人以金路持股联合会的名义，处置金路集团下属子公司中江金仓化工原料公司（下称）的卤水管道，该笔业务净收益276万余元，未按财会制度进行核算，也未纳入金路集团的财务报表，杨寿军授意由财务总监通过私人账户保管。杨寿军还授意下属子公司四川岷江电化有限公司（下称）原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廖某某、财务总监王某某等人，将处置岷江电化“三废”产品的所得收益通过私人账户单独保管，未按财会制度进行核算，也未纳入岷江电化和金路集团的财务报表，上述资金由杨寿军安排使用。金路集团对岷江电化和金仓公司分别持股60%和57%。

　　检方指控，2013年1月左右，杨寿军指示上述魏某某从上述资金中提取50万元交由刘某某保管，随后刘某某陆续通过提取现金和银行转账方式将该50万元交予被告人杨寿军，由杨寿军个人支配、使用；2013年2月初，杨寿军要求魏某某从上述资金中提取150万现金，魏某某于2013年2月5日会同金路集团财务部员工沈某某从提取现金150万元后，二人在被告人杨寿军的办公室将其中100万元交给杨寿军，同年2月7日、8日，魏某某按被告人杨寿军的要求分两次交予被告人杨寿军现金共计40万元，由被告人杨寿军个人支配、使用。

　　公诉机关认为，杨寿军利用其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资金190万元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于2017年6月1日在旌阳区法院公开审理，在开庭前一天，旌阳区检察院变更了起诉决定书，杨寿军的涉案金额从190万变为50万，即将2013年2月后其从魏某某处提出的140万不予认定职务侵占。

　　在公开庭审近半年后，2017年12月21日，旌阳区检察院再次变更起诉决定书，对其追诉20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四川省茂县跃发冶炼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是一家以生产电石为主的企业，该公司产品主要销售到金路集团下属的四川金路树脂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7月前后，金路集团已拖欠跃发公司贷款近三千万元，造成急需偿还巨额贷款和缴纳生产电费的该公司资金严重短缺，该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唐某某找到杨寿军，请他帮助解决拖欠货款的事情，杨寿军当时没有明确表态，后唐某某在2013年8月8日从自己的中国银行卡上取出现金20万元，在杨寿军住处小区门口将20万现金交到杨寿军手上，杨寿军收钱后，金路集团拖欠跃发公司的货款得到了解决。公诉机关认为，杨寿军作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