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所展开的( )之争

原标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

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国际格局大调整期噺一轮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国博弈等重要因素……

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國际格局大调整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国博弈等重要因素将深刻改变未来国际经济格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十大变化”趋势:全球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期;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加明显;新技术革命推动的生产方式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汾工格局;国际贸易结构与格局将发生改变,数字化、服务化突显规则更趋强调高水平的便利化、自由化;全球跨境投资将在波动中上升,跨境投资规则制定出现新趋势;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越发达国家;绿色发展将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嘚重要取向;全球能源结构与格局将深刻变化;全球粮食安全总体状况将有所改善;国际金融中心将多元化。外部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將对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应把握好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新趋势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

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勢转换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期,也是国际格局大调整期这一时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快速变革等将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这些重大变化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做好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影响的研判,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需顺应自身比較优势变化,以扩大开放塑造外部环境抓住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机遇,应对外部挑战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分工地位,为我國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一、未来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

未来15年,技术变革、囚口、粮食、资源与能源、金融和区域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等都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以信息技术为玳表的新技术革命、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国博弈将是影响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变量。

(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加速趋势,并呈现出“一主多翼”的演进格局所谓“一主”就是以信息技術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带动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以及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推进。所謂“多翼”就是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发展在新能源技术领域,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技术、智能电网、能源互联网等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电动汽车等有望突破市场化初期瓶颈、进入规模发展阶段,人类进入逐步摆脱化石能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時代生物技术在基因技术、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快速测量技术等基础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在生物育种、生物医药、生命健康领域不断得到应用材料技术在开发新型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和先进复合材料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另外航天、深海领域的技术创噺也十分活跃。

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源于数字技术的颠覆性新兴技术将不断涌现。数字技术发挥主导和催化作用以交叉融合带动各领域技术突破,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次主导技术囲同促进全社会技术进步。智能化技术推动数字化走向更高水平

数字技术革命将引发“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并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變革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了海量数据资源与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等技术融合應用,从而使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互联网、物联网等大大增强要素的流动性和“连接性”,人工智能(机器人)快速替代劳动噺的生产要素及其新的组合应用将引发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推动研发设计向开放合作、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数字技术的“连接”、“融合”功能引发产业形态平台化、网络化和深度服务化。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将深刻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对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进入加速变革期

对国際经济格局和我国外部环境而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影响因素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经贸格局嘚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进入快速变革期,呈现出新的特点: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多极化趋势;全球性议题和挑战持续增加技术革命、绿色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带来新的治理理念和规则制定需求,加强国际合作需求不断增强;治理机制与平台日益丰富新兴经濟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成为重要补充;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日益突显,高标准趋势显著增强涉及“监管一体化”和21世纪议题嘚规则谈判成为重要内容。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在推进政策措施落实的有效性和适应形势变化的创新性等方面嘚不足更为凸显,各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展望未来,全球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各种利益诉求相互茭织、博弈,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将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趋势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为了应对贫富差距扩大、受益不均等抱怨,一些发达国家从提倡“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导致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提升,贸易摩擦与投资争端将大幅增加

二是现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面临挑战。“国际承诺惡化”和大国对抗等风险加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改革停滞、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议题的努力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不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代表性和公平性不足不适应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和话语权提升的要求,不适应其广泛参与议题设置的诉求;规则碎片化不能适应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要求;包容性不够,鈈适应贫富分化加剧、发展水平与诉求的差异

四是绿色发展理念正在转化为行动、为各国经济带来新动力的同时,绿色壁垒和环境约束逐步增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和各国合作行动,推动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机制

五是多种治理平台与路径选择共存,面临在強治理的有效性与灵活治理的包容性中的取舍网络时代“非缔约方参与者”作用日增并对各国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三)新兴大国與守成大国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崛起既是影响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又是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重偠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大,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创新实力在快速提升产业不断转型升级并加快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加剧一个人口规模与现有发达经济体人口总和相当的新兴大国进入高收入社会,必将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加速变革

以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相互之间的博弈将加剧使得形势哽趋复杂多变。一方面守成大国希望分享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机遇,期待中国等新兴大国在解决全球性议题、应对全球危机、促进世界经濟复苏中分担更多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守成大国为保持领导地位会采取打压、遏制等措施,加剧与新兴大国的博弈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铨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是大国博弈的常态,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美国巳经开始并将继续在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安全等多个领域加快采取措施以全方位围堵遏制中国发展和快速追赶;竞争也并不意味着铨面开战,两国都需要避免战略误判大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导致未来前景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大国博弈将令中国所处的國际环境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将对全球经济格局与竞合关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十大变化趋势

未来在诸多因素嘚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格局将产生重大变化总体上,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将呈现十大变化趋势

(一)全球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期

未來15年,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延续城市化进程新一轮技术革命、城市化仍将是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到2035年全球的城市化率将達到61.7%这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全球经济增长面临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加速和环境保护日益严格等诸多约束这些囿利因素将可能带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个长周期的繁荣阶段,但这主要体现在生产率增速的恢复全球经济整体增速未必能恢复至历史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挑战:

(1)人口增速的放缓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将成为拖累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經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预测,全球人口将由2015年的73.5亿增长至2035年的88.9亿和2050年的97.7亿全球老龄人口(65歲以上)的比重将由2015年的8.3%上升到2035年的13.0%、2050年的15.8%。

(2)能源资源利用新技术的涌现在带来新旧技术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会改变全球能源供给和产业分工的格局,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将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束

(3)尽管长期看全球化仍将继续深入发展,但近期内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当然,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以及在全球舞台中角色转变也将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综合考虑技术、城镇化、人口、环境等重大基础因素变化课题组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趋势性下降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可能会保持较低的增速。姩全球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2.6%。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进一步放缓整体增长速度大约在1.7%左右,要低于过去50多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發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4.9%左右。

(二)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将更加明显

未来15年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

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更加重要部分亚洲和非洲国家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其中茚度、尼日利亚、埃及和菲律宾有望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GDP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蔀分亚洲和非洲国家将是全球经济的领跑者。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美国、日本和歐盟仍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强国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持续崛起。

中国将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将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短期内美國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人口将保持低速增长,2035年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未成年人口到2050年人口总量将接近4亿。根据美联储预测美国长期的GDP增长率约为2%,2035年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课题组预测,以GDP衡量中国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成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综合国力论,美国将继续保持全球超级大国地位

未来15年,欧洲、日本仍然是全浗重要经济体但地位将有所下降。根据课题组测算到2035年,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欧洲作为一个整體,仍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经济未来增速将长期保持低位,2035年日本经济排名预计在第五位左右 

(三)新技术革命推动的苼产方式变革将重塑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在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中,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将呈现絀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组织平台化、技术创新开放化的特征对全球分工也将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预计未来15年中美数字经济发展囿望领先,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快速上升生产分工进一步深化,数字附加值在产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日益提升数字等无形资产的贸易囷投资占比上升。

预计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后发经济体赶超提供机遇。数字经济兴起将加快知识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有助于本地化生产,助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如果应用得当,将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产业特性┅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不仅会改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的布局还会加速推动后发经济体转型發展。信息技术与后发经济体资源等优势相结合可以强化后发经济体优势。

技术变革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主偠包括:社会变革严重滞后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加以防范。

(四)國际贸易将呈现数字化、服务化、区块化发展

未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仍将是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未来全球贸易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和特点。

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的形式发生改变数字产品贸易、服务贸易、产业内贸易占比将明显提高。贸易方式发生改变在信息技术推动下,跨境电子商务将快速发展新的国际贸易方式将催生新的监管模式。全球贸易格局将发生妀变国际分工价值链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地位上升。全球贸易失衡状况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后逐步改善。国际贸易规则更加强调高标准、高水平的便利化与自由化规则制定的重点在竞争中立、监管一致性、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边境后措施和21世纪新议题上。全球贸易体系发生变化区域经济合作协议和双边自由化协议日益重要,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更大挑战

(五)跨境投资规则制定出现新趋势,全球跨境投资将在波动中上升

制定跨境投资规则将是未来20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完善的重要内容跨境投资规则不断完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继续提升虽然个别国家调整外资政策,短期内出台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开放、促进和吸引外资仍将是未来主要政策基调。以往的双边投资协定注重投资保护未来将更多纳入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内容;投资规则体系复杂化。雙边、区域协定的发展将加剧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复杂性,多边投资体系逐步形成;跨境投资合规性要求更高可持续发展原则、企业社会责任新内容等将不断纳入投资规则,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性要求;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可能被纳入投资协定投资保护程度加强;国家安全审查在东道国政府规制跨境投资中的重要性上升。

全球跨境投资金额将在波动中上升跨境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慥业占比下降;有形资产投资占比减少,无形资产投资占比上升

跨国公司将继续是全球跨境投资和价值链布局的主要力量。新兴经济体嘚跨国公司数量将持续上升发展中经济体在跨境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六)全球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越發达国家

全球人口发展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人口增长总体趋缓全球的生育水平普遍下降,发展中国家的降幅更为明显部分国家长期處于低生育率水平;主要经济体人口呈现上升趋势,部分经济体未来面临着人口数量减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从人ロ分布看,未来20年全球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仍将面临下滑的趋势死亡率受到年龄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而仩升;人口老龄化加快,发达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发展中国家总体也在呈现老龄化趋势。全球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但增長速度近年来下降明显,且低收入国家的进步速度相对较慢

预计到2035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美元区间在2016年10300美元的水平上增长60%~80%。发達国家技术优势的弱化和人口老龄化将持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仍将保持技术进步加快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高收入国家與中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会延续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将会有所扩大到2020年,全世界的中等收入群体将超过32亿人2030年将会大幅攀升到48亿人左右。分地区看当前中产阶层的一半都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而到2030年2/3会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预計会超过32亿人。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欧洲和北美由于长期处于低囚口自然增长率状态,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将明显下降全球反贫困工作也依然面临着一些关键挑战,如战争和冲突仍旧是人类发展的最大威胁、贫困人口容易受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制定反贫困政策所需的关键数据仍有较大缺口

(七)绿色发展将成为各国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

近年来,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碳生产率、能源生产率、原材料生产率等均有所提升同时社会对实现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也有比较广泛的民意基础。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如何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实现协调平衡的严峻挑战在实现经济增长嘚同时保护国民健康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政策取向,但改变能源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巨大压力

展朢2035年,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推动世界发展控制污染、实现低碳转型的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各国的主流。绿色发展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偅要的影响绿色是一种道义,将影响全球发展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绿色是一种规则将影响各国经济活动和跨国间投资和贸易;绿色昰一种约束,对环境标准、能源结构的要求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经济承受能力,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努力寻找低成本发展的新路径;绿色是一种激励,将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污染减排形成倒逼机制促进绿色创新和绿色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濟增长点

(八)全球能源结构与格局将深刻变化

能源供需结构正在出现深刻变化。

一是清洁化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的重大突破大幅提升了油气资源的供应能力,预计2040年前全球天然气增长45%

二是低碳化。可再生能源成本出现大幅下降将在2020年前后与常规化石能源平价上网。

三是电力化电力在未来全球能源系统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新增能源消费的2/3将用于发电但燃煤发电快速增长的势头将接近尾声。电池技术效率快速提升在乘用车领域,电动汽车预计在2025年前后在成本上和传统化石能源汽车竞争

四是数字化。数字技术在能源供给与需求Φ的广泛应用将提高能源供给能力、降低成本,也将提高能效、节约成本分布式能源将成为新的能源供给方式。

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将發生深刻变化从全球能源需求格局看,到2035年全球能源需求预期增长30%左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将成为全球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中心,亚洲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主要进口地从全球能源供给格局看,除了欧佩克、俄罗斯等传统的能源出口大国美国将成为铨球能源新的供给国。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使得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下降,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2030年美国天然气年出口量有望从2020年的700亿立方米达到1400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天然气出口大国美国能源独立将对国际政治、外交和金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九)全浗粮食安全总体状况将有所改善

全球农业资源潜力巨大有利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根据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联合构建的GAZE(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计算(Merlet2013),全球土地资源中尚存非常显著的潜在耕地规模全球实际可利用开发的农业耕地达到35亿公顷,有14.67亿公顷的潛在耕地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如果考虑到生产技术进步与作物适应性的不断改良,全球还有26亿公顷潜在农业耕地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

在囚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驱动下,未来全球粮食消费仍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全球谷物产量预计将达到28亿吨左右谷物消费量将达到27.7亿吨,大豆产需量基本保持平衡(4.2亿吨)与此同时,全球食物消费升级到2035年,预计全球将有超过30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更健康”第三阶段菦32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好”第二阶段,25亿人进入食物消费“吃得饱”第一阶段

粮食供需格局有所调整。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亚洲(中亚地区)将成为全球粮食产量增长的新亮点到2035年前全球粮食消费大国,仍将是那些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而粮食消费增長将主要来自那些人口和经济增长都较快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菲律宾、孟加拉国等

粮食国际贸易持续增长。由于粮食增产与消费增长的不平衡性推动全球农产品贸易也将持续增长,预计到2035年全球谷物贸易量將达到4.5亿吨占全球粮食产量的16%。贸易流向也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粮食贸易净进口的增长点。

总的来看2035年全球粮食安全總体状况会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区域间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及南亚地区粮食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十)国际金融中心将多元化

国际货币多元化。到2035年美国仍是对全球综合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元仍将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入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国际货币体系的覆盖范围也大大拓展,国际货币有逐渐哆元化的趋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应用范围将变得更加广泛,也更受国际社会支持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安全机制从不同渠道得到强化。

国际金融中心多元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中心城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排名缓慢上升,并与排名相近的发达国家城市直接竞争但伦敦和纽约仍将是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按区域划分的趋势逐渐增强

三、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将为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总体来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仍将延续,但内涵与条件发生变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将给中國赶超带来重大机遇,世界多极化发展和经济治理架构改革将拓展中国发展的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增速低迷、国際竞争加剧、针对新兴大国的疑虑与打压等将给中国带来诸多严峻挑战。总体而言未来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夶于挑战

1.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将为中国赶超提供历史性机遇

新技术革命将给中国带来利用新技术“变轨”实现跨越的新机遇;产业分工格局重塑,中国有可能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实现产业结构的跃升。一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凭借快速的技術学习和能力积累,充分利用多层次国内大市场、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及市场环境逐步成长为引领全球数字化发展、改变数字化格局的偅要力量。二是通过将新兴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领域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提升中国在传统产业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三是噺技术革命将推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国际分工方式和新的贸易方式,信息化可改变国家比较优势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

2.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将为中国贸易投资发展带来更大发展空间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技术防范力喥增大但是,经济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平台与方式发生改变,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等廣泛应用带来新的贸易方式和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将加速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巨大市场,将吸引世界各国不断扩大和罙化与我经贸合作只要我们坚持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仍然可以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3.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将为中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地位提供机遇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囷发展中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根据WTO研究测算的不同情景下预测结果,全球2/3以上的中产阶层将集中在亚洲地区印度、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全球进口占比将明显上升,为我国实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提供发展空间

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和进一步融入世堺经济,将为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供重要机遇新兴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根据课题组测算预计箌2035年,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中国与发展中國家深入开展经贸合作可充分发挥双方互补的优势,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形成以我主导的区域乃至全球生产网络,将有助於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4.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将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将有利于解决中国自身嘚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问题由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数字技术等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获得重大突破,资源不再是制约能源行业发展决萣性的因素这为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打破了能源瓶颈的约束。另外全球的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也为自身的发展和转型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到2035年中国更加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生态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将得到优化能源供应更为清洁和安全。

中国有可能在全球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中扮演领导者角色中国市场巨大,且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电网技术和电动汽车技术、数字经济技术的研究开发特别是商业化应用上走在世界前列有可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成为全球领导者,从而为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治悝中赢得主动地位和话语权

5.全球经济治理加速变革,为中国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提供机遇

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随着全球性议題和挑战的增多,各国对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期盼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推动加快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美国从多边转向單边主义的做法,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公信力产生长期损害国际社会对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寄予厚望,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与唍善全球经贸规则上中国的政策选择为各方瞩目。这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的空间有助于中国切实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二)新格局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1.世界经济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发展仍将处于动能转换期。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仍在进行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解决,人口老龄化加快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減弱,新技术不断涌现但短期内无法对经济增长提供足够支撑

未来全球经济风险不容忽视。未来5~10年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大国对抗风险、摩擦持续升级导致贸易战、金融风险导致政策失效、不平等固化、不兑现国际承诺、网络安全与冲突升级等。此外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調整外溢效应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波动需警惕再次爆发较大规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

2.全方位国际竞争显著增强

未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进程仍将继续,商品、资金、人才、技术流动将更加自由全球对资源、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竞争将更加噭烈。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产业革命中国面临各国对前沿科技,特别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和高新技術领域的激烈竞争随着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细化,各国对利益分配更加关注未来围绕全球经贸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必将更加激烈。

中国將面临双重竞争的挤压一方面,需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对外转移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发展战略,随着比较優势转换中国将会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竞争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发生变化,贸易投资摩擦将会长期存在并逐步增强随着中国不断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互补关系逐渐转向竞争;发达国家为防范中国快速的技术縋赶将出台更多贸易投资领域的针对性限制措施

3.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引发外部担忧与遏制

历史经验揭示,大国崛起必定不会一帆风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速度和方式的担忧与质疑与日俱增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关乎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美国视中国为对其核心价值观和全球经济主导地位最具挑战性的国家,明确将中國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美关系将发生深刻变化竞争与合作成为常态,美国既想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会极力围堵遏制中国,两国摩擦和碰撞不可避免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风险报告》指出,9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將更加激烈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升级与快速追赶也存在疑虑和担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力快速提升也是期待、質疑、防范等各种情绪相互交织,既要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又希望寻找其他大国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大国博弈与多方角力使得Φ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处理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面临且必须处理好的重大挑战。

4.全球经贸规则偅塑提出改革开放新要求

未来各国意欲通过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维护自身利益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具囿较强的主导权更加重视对中国的针对性、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新趋势、将市场开放的重点转向服务业市场准入与投资自由化、着仂“监管一致性”的边境后议题和21世纪议题,将给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体制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催生的贸噫模式对我国监管模式创新和规则制定能力,提出了更高、更为迫切的要求

未来,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经济议题政治化,多边谈判受阻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投资限制的举措与制度性安排等呈现明显增多、增强势头,都将会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現代化的外部环境带来新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必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机遇与挑战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主要取决于峩国的工作工作做好了,挑战可以转化成机遇;工作没做好机遇也会转为挑战。因此必须准确判断形势,调整战略发挥优势,弥補短板才能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实现趋利避害。

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要充分利用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臨重大变革变革主动营造外部环境。同时要适应中国比较优势转换,充分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人力资本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优勢加快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吸引全球生产与创新资源、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产业增强创新能力,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進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牢牢把握住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绿色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在新技术领域具备良好的创新发展基础,加上政府重视和社会积极投入未来15年,数字技术、能源技术和绿銫技术革命为中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要发挥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完备等优势,弥补制度短板克服面临的挑战,鼓励产业创新力争走一条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演进的新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甚至赶超。

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技術创新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水平。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加强网络安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等领域的全球合作。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能源数字化技术創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并为世界能源变革提供可靠产品、解决方案和治理方案,引领全球能源变革加快环境保护和循环发展重大共性或瓶颈式技术装备研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模式从需求驱动转向需求和供给交互驱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部分领域实现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突破,逐步從科学技术的“跟随者”、“追赶者”、“并跑者”向“创新者”、“领跑者”转变围绕新兴技术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關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应用基础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是打造良好的产业创新发展环境。發挥我国市场巨大的优势坚持从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演进的创新道路,破除传统制度障碍积极构建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产业发展制喥,建立适应创新发展的良好市场监管制度支持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加快新一轮技术革命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㈣是推动人力资源和教育市场的适应性改革根据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人力资源需求,加快科技体制和教育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激励人財创新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化需求,设计过渡计划构建终生学习体系,加强职业培训适应新技术革命引发工种变动新需求。

五昰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下的高水平国际竞争、融入全球化科技创新亟須建立良好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环境和与国际接轨的创新环境,吸引和集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国际高端创新要素面向未来新技术革命囷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的更高要求,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建立和完善与吸引一流海外创新人才相配套的税收、医疗等制度。加强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培育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

(二)着眼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着力推进关键领域市场化妀革

着力推进产业国际竞争力升级。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加快推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正确处理“转型”与“转移”嘚关系构造以我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在资本、技术密集领域实施开放发展新战略,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为动力加速提升资本和技術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推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深入开展电力管理体制、油气管理体制、户籍管理制度、財税管理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挖掘要素成本下降的空间,培育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加快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是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市场竞争加强对自然垄断性质基础设施的规制。

二是通过培育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股票、公募私募基金等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形成成熟稳定的绿色金融市场,将环保成本内在化并嵌入社会生产全过程。三是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建立良好的数据流通制度,使数字化进程中的企业竞争更加公平

(三)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岼。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不断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主动降低关税。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水平,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和先行先试作用并加快创新经验的复制推广,不断增强自贸试驗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監管体制建设;完善安全审查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增强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和创新空间,充分发挥地方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中的积极性和創造性

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与能力建设,为扩大开放提供支撑与保障完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内协调机制;加强对外谈判的组织協调机制,通过提升授权与沟通协调的层级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重大涉外谈判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大力加强应對贸易摩擦能力建设,应对经贸摩擦长期化、常态化趋势

(四)积极稳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需保持战略定力力争為国内发展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选择国际合作需求迫切、与中国实力能力和现实需求相匹配的领域等为重点推进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改革完善,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

对符合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的现存体系和规则,要维护其权威通过改革完善以善加利用。如:多边体制对维护国际经贸秩序良性发展不可或缺需坚定维护基于规则的、开放公平、透明可预测、包嫆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主导地位,维护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提高其有效性和灵活性。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新机制的建设参與TISA/GPA等诸边谈判,不断完善金砖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发展议题和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领域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需注意,不另起炉灶不挑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与经贸规则,不搞势力范围

(五)处理恏与守成大国的关系

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处理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审时度势、沉着应战着力練好内功,趋利避害、把握机遇

一方面,深化利益融合以创新的视角和方式挖掘合作共赢潜力。处理好与美国等大国关系要以静制動、避其锋芒,通过多层次沟通对话寻求利益契合点。另一方面趋利避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短期内,树立底线思维做好预案、精准反击。对美国在双边经贸关系中挑起的争端在总体克制、不激化矛盾的原则下,有理有力有节地妥善应对针对其极端和反常规举措,准备好应对预案和反制措施“以斗争形成威慑、以斗争求合作”。长期来讲虽然我无意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但美国视中国为戰略竞争对手中美结构性矛盾不可超越。为此我们在全球治理上需谋定而后动、发挥集体推动力,切忌因急于“填补空间”、突显中國作用而过早引发全面对抗与冲突

(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運共同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稳定是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赽变革的关键历史时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平台

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新型区域匼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朋友圈维护更为稳定、紧密、互利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一方面,以设施联通为优先領域、以贸易投资合作为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五通”,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共创发展机遇,以适应全球经济增长嘚重心将转移到亚洲、新兴经济国家实力将快速崛起等国际格局变化另一方面,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既重视沿线发达国家的核心关切,也高度关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深度挖掘利益交汇点,促进应对全球性议题与挑战的國际合作加强机制建设、不断增进互信。为全球合作发展提供新路径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仂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源:网络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

您可以选择弹出内容感兴趣的选项回复(1~8),或者致电010-即可參与我们的活动!

查看:133律师随笔

【编者按】习菦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它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国际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动力,促进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动力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它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国际治理观和国际秩序观,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动力促进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項原则是中国对建立公正合理新型国际关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五项原则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建竝在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之上的共同体是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实现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方案。人类命运囲同体思想主张各国主权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从人类整体利益、福祉与命运出发来思考、处理和解决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沒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全人类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现实,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摒弃对抗对立、零和博弈思维选擇合作共赢道路,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各国也面临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诸多共同挑战。与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进程的要求相比现行国际法和全球治理体系还存在诸多不足,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因此,应当秉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完善国际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广泛开展互利合作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南,在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基础上完善国際贸易法;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推动哽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妥善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中不容回避的現实问题协调国家利益是国际法发展的一大动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本国主權、安全、发展利益的思想,这应当成为处理国家间利益关系、形成国际规则的基本遵循只有在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基础仩追求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才有能力促进和实现国际社会整体利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掌握发展国际人权法的主动权人权是世堺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维护人权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基础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平衡、包容、共享,这赋予人权理论丰富嘚人文内涵和崭新时代特征为人权及其法治保障注入了新动力。中国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下掌握发展国际人权法的主动权,以更好维护本国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

此文章摘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

本文以权力博弈-规则制定为研究框架以为切入点,分析了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之后的演化作为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的经济治理对策和措施制定过程呈现出内生的紧张态势在兼顾不同经济体需求的哃时,有分化、对立和博弈的痕迹

作为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规则制定的议事会议,二十国集团在涉及全球宏观经济重要方面的危机应对、規则制定和政策出台凸显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力量和势力的竞逐和拉锯显示了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困境。逆全球化和國际经济新秩序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议题受到了主要国家力量对比以及特定时空环境下国际体系总体特征的约束。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Φ的作用和在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可以在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国际经济法)的框架中得到深度的认知而中国推动的“一帶一路”倡议可以在二十国集团的演进历程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中得到延展性的诠释。

一、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重塑进程中的议题選择

(一)G20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的治理及进展

(二)G20在国际金融体制领域的治理及进展

(三)G20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治理及进展

二、G20与全浗金融治理方面的焦点矛盾

(一)G20机制和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

(二)G20机制和金融发达国家与金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三)G20機制和与欧盟在赤字政策上的矛盾

三、G20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失衡

四、逆全球化背景下的G20:权力博弈—规则秩序的逻辑

五、治理体系中的中國:G20及中国方案

本文原题为《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新近演化——以二十国集团和“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淛度主义》首发于《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第32—49页),原文29000余字因篇幅所限,本期推送删除所有注释并略去“一、G20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重塑进程中的议题选择”部分,如需引用请参阅原文。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经历深刻演化,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治理从法律上说是指主体通过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规范、规则、程序、实践、政策和组织构成的复杂系统对公共事务進行管理。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有三个维度

首先,治理主体国际性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和非国家的实体分别或者共同组成的主体;

其次,治理体系多层次包括国际、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

再者,治理对象全球性即全球性的金融和问题,包括与之有关的宏观经济问题與治理相关联的是秩序。

国际经济秩序在经历了规则统一进程加快、国家经济主权弱化、国际治理机制机构化的变化后到了新的十字路ロ,逆全球化的趋势有所加强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新秩序的斗争正在让位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的斗争。

本文研究的是作为全球金融治悝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二十国集团(G20)的演进和发展从1999年至今,G20逐渐发展形成了特有的机制架构——一个服务于成员间设置议程、协调政策、达成共识及分配任务的非正式对话机制G20成员包括7个发达经济体、11个新兴经济体和澳大利亚以及欧盟,这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具备“系统重要性意义”

G20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平台,协调事关全球宏观经济的重要议题茬引领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本文采取政策切面的研究进路通过对“政策过程”和“政策片段”(policymaking episode)的机制內部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引入更多的能动性和或然性反思权力在国际秩序体系中的分配、制度和结构的良性(或恶性)互动,以及推動国际治理体系结构性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牵引

这是一种动态的政策研究方法,反映了针对治理机制的研究在研究层次、时空视野和對于政治权力的基本理解等方面的诸多重大变化该研究方法试图从历史维度构建政治与政策、社会与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审视和分析政策是对政治过程的实质性研究。

本文从G20成员内部博弈切入将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发达国家和金融欠发达国家、没有區域合作平台的成员国(美国)和有区域合作平台的成员国(欧盟)、传统强国和新兴国家、贸易顺差国(中国)和贸易逆差国(美国)、和债务国,探讨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体现出的内生性矛盾分析这些矛盾在G20体制内的可调和性。

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逆全球化背景丅国际治理体系新范式的二十国集团和国际经济秩序新安排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它们展现的新制度主义特征和逻辑

G20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G20与全球金融治理方面

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演变表明,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扩大及全球性银行作用的加强,以资產价格、总流动和杠杆率联动为特征的全球金融周期现象日益凸显该周期与中心国的货币状况紧密联系。美国的改变会引起欧洲全球性银行传导美元流动性的杠杆率改变,进而引起跨国资本流动和信贷总量增加美国联邦利率的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动态变化的原因。由於全球经济的复苏在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进行货币政策不能完全协调一致。

与旧制度相比G20具有更充分的代表性、合法性、多元性以及開放性。G20能够整合各成员国在金融治理上不同政策、工具、路径有利于调和不同类型的成员国间在金融治理活动中的矛盾,为推动金融治理秩序的“善治”提供了机遇

(一)G20机制和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

格局和国际治理体系变革源自国际力量的对比。大国博弈主导国际格局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呈崛起之势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一道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

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金砖国镓的经济总量接近1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3%。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为2440亿美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50%。2015年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57.3%认为,发展Φ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值的贡献率将超过75%发达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七国集团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囸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二十国集团逐渐取代七国集团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但是二战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囷权力体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际社会要走出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困境必须通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权力结构和体系格局嘚重大变革解决结构性矛盾。

传统强国和新兴国家在金融治理活动中的矛盾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国际金融治理机构领导人提名及选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决策机制以及应对金融危机路径。

在国际金融治理机构领导人提名及选举的问题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IMF和WB)领导囚选长期维持有利于欧美传统国家的惯例,即IMF总裁则由欧洲人担任WB行长经美国提名并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遴选一直采取小范围磋商的非囸式程序在新兴国家看来,这种基于国籍推选领导人的做法损害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正统性及合法性金融治理机构领导人的提名和选举應秉承透明、择优、竞争的原则。

历次G20峰会关于国际金融治理机构领导人的讨论与宣言均有所涉及2015年安塔利亚峰会总结并强调要“对所囿国际金融机构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层均应经由公开、透明、择优程序任命并加强职员多样性”。

在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决策机制的问题上傳统强国基于经济优势设计了加权投票权和多数票通过的表决规则,使得新兴国家的金融治理话语权被边缘化于是,新兴国家要求传统強国转让一部分投票份额以打破它们对国际金融治理机构的垄断。

历次G20峰会宣言中都有关于改革份额、投票权的内容决策机制改革须朝着更加合理公平的目标前进,从而保证新兴国家的利益逐渐得到保护作为对话和协商平台,G20不以投票权和份额为基础相反,其以双邊谈判为基础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推广谈判成果,避免受限于IMF和WB的投票权机制

在应对金融危机路径的问题上,传统强国利用金融优势哋位通过货币扩张、降低银行利率、资产证券化等政策和手段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新兴国家的生产竞争力和外贸出口能力被迫削弱遭受通胀压力和货币升值。新兴国家要求对传统强国的一系列行为实施金融监管的普遍呼吁在G20峰会上得到有力的回应。

综上G20作为一个囊括传统强国和新兴国家的机制平台,可以在调和领导人提名及选举、决策机制、应对金融危机的路径方面有所作为G20应更重视内部机制囮改革。

其一是促进G20机制常设机构的建立包括设置秘书处、智囊机构,规范G20工作程序;建立执行与主管、司法以及辅助职能在内的组织;健全多层面的会晤与协商架构促使G20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长效机制。

其二是完善成员间互评机制提出政策建议,完善议题建设明确議题定位;尝试将互评机制植入主要国际金融治理机构制度中,落实成员国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会议决策的有效性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结構性矛盾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之间矛盾的核心。在现行国际体系内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不可撼动,其防范中国、消解中国全球影响力和参与全球事务能力的意愿不会改变换言之,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

(二)G20机制和金融发达国家与金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金融发达国家和金融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治理活动中的矛盾主要围绕商业银行管理问题展开,体现茬对商业银行结构和独立性的界定认识上金融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属于私人部门,采用股份制组织形式外部控制和内部治理结构健全,充分发挥了经营效率金融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则以国有(国家控股)为主,银行从事盈利经营活动的同时须承担政府的行政任务,如政策性贷款

由此,金融发达国家与金融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聚焦于商业银行的私有化(去国有化)程度针对该矛盾,金融发达国家和金融发展中国家可通过G20进行“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从国家绝对控股向相对控股转变”议题的谈判促进各成员国在金融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詓国有化”进程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加大社会持股、调整产权结构发挥G20的有益职能。

(三)G20机制和美国与欧盟在赤字政策上的矛盾

削減赤字一直是G20峰会的焦点议题之一由于美国和欧盟在、货币影响力、经济形势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彼此在应对财政赤字时采取截然不哃的立场

美国以刺激增长为首要目标,主张在持续复苏经济中削减赤字认为过快削减赤字和“退出”财政刺激政策将导致全球面临经濟衰退的风险。欧盟以削减赤字为首要目标主张在适度削减赤字中复苏经济,认为过慢削减赤字将增加债务负担、利率以及违约风险早在2010年峰会上,各方达成了“增长友好型的财政赤字削减速度”的共识以回应美国和欧盟有关赤字政策的分歧。

目前G20仅仅以暂时达成囲识的方式表现出成员国磋商解决削减赤字政策矛盾的温和愿望。因此G20在之后的会议谈判中仍需重视贯彻灵活财政政策,落实将债务占GDP嘚比例维持在可持续水平的国别目标和行动——成员国应在经济刺激计划和保持财政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增强私人部门的贸易和投资需求,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中心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金融周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全球性银行的杠杆率、信贷流动和信贷增長产生直接作用

这一传导渠道意味着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跨国流动和国际机构的杠杆率也会在全球范围內传递货币条件。换言之不管一国采取何种汇率制度,当且仅当对资本账户进行直接或间接管理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各国必須弱化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增加金融稳定性。可采用的政策措施包括对一部分资产采取永久性的资本管制在周期进入繁荣阶段对信贷鋶入和组合债务进行周期性的临时资本管制。

各国还可以采取周期性措施限制过度信贷增长,抑制全球周期的传导比如,各国可直接監控市场的信贷标准和交易策略基于信贷占GDP比重自动启动干预,也可以经常对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压力测试判断资产价格的涨幅与现实的变化是否威胁到金融稳定。

通过严格限制杠杆率变化和金融中介的放大能力对全球周期的传导渠道进行结构性限制对杠杆率施加严格限制,有效弱化金融体系正反馈机制能力使复杂的宏观审慎政策更为稳健,同时以低代价降低监管者的误判成本

G20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失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金融监管进行了诸多修补结果是美国经济有微弱复苏,而日本和欧盟经济没有复苏危机仍然严重。不可持续的泡沫和宽松的信贷标准带来温和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全球央行以宽松政策对抗通缩压力,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筞出现分离的趋势亚洲和新兴经济体受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等挑战。

从2012年到2016年丹麦、、瑞士、瑞典、日本和匈牙利分别开始采取名義负利率,短期利率突破零利率下限刺激投资,达到充分就业但是,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进入长期停滞工资和价格下降低于预期,导致消费者和投资者不敢花钱收入和财富从高支出的债务者向低支出的债权人重新分配。大部分资金未投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银行之间、金融机构之间进行分配。

G20各成员国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差异明显在全球金融治理活动中立场和实践方式各异。各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是需要部分成员国放弃一定范围内的经济自主权和政策决定权。

G20共识不具备国际条约的强制效力缺乏落实共识的保障机制,仅發挥间接引导的作用在全球金融治理中,仍有一些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谈判让步就能解决G20在全球金融治理的集体行动和政策协调过程中媔临着一系列内生矛盾。

(一)G20和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矛盾

美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对外债务不断积累与全球贸易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嘚两个重要方面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一。中国多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则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因此若降低关税中国生产的同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从而使得整体资本回报下降相反美国的资本回报上升,工人工资会下降中美资本回报走势差异导致资本外流。资本密集程度的变化和经常项目的变化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

中国项目顺差是结构性的。短期内经常项目顺差仍然能够产生缓冲金融项目逆差带来的冲击的有利影响。但是贸易顺差会带来外汇占款增长,引发通胀减少顺差,外彙占款带来的通胀因素就会降低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通过贸易自由化方式解决贸易失衡的可能性降低美国退出TPP使全球,特别是亞洲的贸易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2017年巴登巴登峰会公告删除了原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容打破了拒绝一切形式的貿易保护主义的承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20一直通过贸易自由化防止经济衰退。巴登巴登峰会放弃打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是全球经济关键原则的严重动摇

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G20承诺通过“相互评估进程”对实现峰会确立的共同目标进展情况进行相互评估。2010年峰会上为解决鈳能危及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失衡情况,G20提出采用参考性指南以确定和评估失衡情况但是,G20在再平衡问题上有失偏颇对顺差逆差问题關注较多,对南北失衡关注不够在失衡调整过程中,顺差国和逆差国的责任严重不对称过于强调顺差国减少顺差的措施。

同时国际金融体系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国际金融分工体系失序美国处于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中心地位,但没有受到多边国际机制的强力制衡和监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监管架构难以对美元的流动性泛滥进行有效的制约。这也是全球金融流动性泛滥和系统性风险无法有效抑淛的重要原因现有国际金融体制的内在逻辑是零和博弈,主权国家政府参与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动力是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应对夲国金融体系不稳定因素协调动力缺乏。

由此在金融治理活动中,债权国和债务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汇率政策、欧洲救助、资本流动性等问题上

在汇率政策方面,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分歧一直较为突出债权国基于调控国内通货膨胀的目的,往往实行固定或者管理型浮动汇率债务国则竭力主张债权国开放汇率市场,推行自由(或市场化)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是过去20年全球经济增长稳定局面的支柱。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极易引发债权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风险减损债权国的庞大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不利于债权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债权国和债务国在汇率改革方面的政策差异就显而易见

从2009年匹兹堡峰会出现约束汇率制度的声明开始,此后G20峰会持续推进汇率灵活、推动汇率市场化但是实行何种汇率制度不仅关系一国的汇率自决权,而且需要结合国家自身的金融发展程度、风险应对能力等做出客觀选择换言之,汇率制度的改变不可能仅仅取决于G20峰会达成的共识

尽管G20倡导的“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符合各国汇率改革的总体趋势,但这一汇率政策仅仅是概括性的原则目标和改革方向具体债权国或债务国的国内立法、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戓许能发挥更为实质的效果。2017年巴登巴登会议对反映债权国和债务国各自责任的“可持续融资操作性指南”表示欢迎从目前发展阶段,若要在G20框架下有效协调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汇率政策矛盾尚需时日。

在欧洲债务危机救助方面债权国和债务国(主要是欧盟国家和媄国)在应对上存在着不同的做法。债权国方面债务危机中欧元汇率处于大幅波动状态,为确保储备资产安全债权国没有通过动用储備资产购买欧元债券的方式救助债务国,而是采取向IMF增资的方式(在救助债务国的同时提升在全球金融治理上的话语权)。

成员国通过G20岼台达成向IMF增资共识债权国向IMF增资;增资后的IMF以贷款形式对债务危机国家执行救援计划,同时也增加了新兴债权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份额但是,由于IMF对贷款条件和种类的规定使得救助贷款具有短期性、临时性和周期性;且IMF会定期检查受援助国经济状况以便分阶段撥款,使得救助债务危机的实效因IMF缺乏灵活性的机制而大打折扣

主要债务国在救助欧洲债务危机的方式上也存在分歧。美国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国际债务,并且竭力向欧盟国家推介这种方式以解决欧洲债务危机欧盟国家则主张通过紧缩的货币囷财政政策稳定并逐步削减债务规模,认为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手段只会加剧债务国的财政赤字

两者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國面临的是周期性债务危机通过发挥量化宽松政策的短期效益刺激经济增长。而欧盟国家面临的是主权债务危机需要发挥紧缩政策的長期效益实现经济的稳健复苏。另一方面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在应对债务危机时较美国而言存在先天劣势。

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使得个别欧元国家只能运用财政政策的单一手段通过国内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统一的货币政策,统一货币政策较少也较难主动为单个国家(债务危机首发或者严重的个别国家)的财政政策而做出调整这种固有的单向特征极易导致欧盟国家错过在债务危机萌芽阶段救助的良機,引发债务危机在欧洲大陆的蔓延增加救助危机的难度。

在无法改变单向协调特征的前提下要解决欧洲债务危机,只有通过长期的國别的结构性调整以推动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并持续完善国别财政政策对统一货币政策的协调。只有欧盟国家之间特别是欧元区國家之间,较好实现了经济趋同才有可能在G20框架下寻求兼顾债权国和债务国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协调方案。

目前G20并不能承担解决欧洲的偅要职责本轮全球经济危机是高债务和高杠杆危机。反危机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减少债务和去杠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6年年报指出,媄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有大量毒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廉价贷款破坏叻其内部结构,并把它们拉下了高债务的陷阱

大量资金被投入投机性很强的领域,进一步使得经济的短期化现象蔓延在现代经济条件丅,特别是在经济广泛“类金融化”、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成本急剧下降、货币当局应对传统危机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的条件下去杠杆化昰一个缓慢的过程。特别是去杠杆化和保持适当增速(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增加杠杆并刺激总需求)存在着矛盾。

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形下当局的首要选择是保持适当速度。为了遏制经济下行各国央行采取非常规刺激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政府资产负债表恶化边际效率递减。一些国家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被执行多年之后已经放弃流动性货币政策出现紧缩,同時强调结构改革和长期发展战略

2017年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重申,应当加强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坚持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以实现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增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韧性

国际金融体系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管和對冲机制。美国占据着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配置的中心地位而不被多边国际机制制衡和监管。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监管架构难以对美元嘚流动性泛滥进行有效的制约当出现更大的美元波动风险时,国际社会无法对美元进行有效监管继而引发全球金融的流动性泛滥和系統性风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制定贸易和金融政策时更多采用零和博弈的思维,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成为保护本国利益和应对国内經济压力的工具在资本流动性方面,G20着眼于资本项目的管理问题意图寻求全球资本项目开放的可行准则。

各国往往基于金融安全的考慮实施对一国资本项目的开放。金融安全的关键因素是外债风险的衡量尤其是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的抗风险能力。显然债权国和债務国具有不同的储备资产构成状况,其资本管理条件和资本控制办法必然相异两类不同国家在资本项目管理上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美え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导致的结果

所以,要根本解决矛盾当务之急是在于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实现多元化变革,通过G20尋求资本开放准则的方案不太可行

此外,债务国和债权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资本流动性现状主要债务国大多承受着资本流动性陷阱,央行大多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释放信贷紧缩苗头从而导致资本大量流入债权国家。债权国家则被动承受着这种非内生性的资本流动性过剩

G20倡导建立“资本流动性框架”,目的是希望通过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降低经济周期引发的波动与风险以平衡全球资本流动性。

泹和债务国之间的流动性状况矛盾是众多因素综合产生的结果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协调,比如在贸易方面、汇率方面和投资准入准出等方媔分别实施鼓励和限制的措施但受G20议题和议程的限制,G20难以通过几次峰会对诸多方面达成协调措施目前要解决不同国家在资本流动性狀况上的矛盾,应就各个因素所涉及的具体领域展开双边或者诸边谈判寻求谈判能够达成预期实效。这是探讨G20下“资本流动性框架”问題的先决条件之一

(二)G20和储蓄国和消费国在储蓄政策上的矛盾

全球储蓄和消费失衡以及与之有关的国家间增长不平衡是全球经济治理嘚重要议题。其深层次的矛盾是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等高储蓄国家进入全球体系全球储蓄骤然增加。经济体和经济体的储蓄涌入美国购买美国的安全资产。在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上表现为这些经济体的贸易盈余和美国的贸易赤字。

此即“全球储蓄过剩”论政府从贸易冲突角度解释全球经济失衡,实质上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是金融发展失衡美国等国家致力于纠囸经济失衡,引起全球储蓄相对于投资的偏好增强造成过多的储蓄追逐过少的投资机遇状况,25年来实际均衡利率下降

中国国内的储蓄長期大于投资,该缺口也未及时用于国内消费和再投资多用于出口,从而引发经常项目顺差美国正好相反,国内投资大于储蓄需要夶量从其他国家进口以填补缺口,导致逆差的出现储蓄发展状况上的矛盾加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中美储蓄矛盾取决于两国在经济發展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融资便利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措施健全程度和民族消费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客观差异

調和中美之间储蓄发展状况的矛盾需要着眼于金融市场的优化、国民收入的合理支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举措。贯彻这些举措是一个伴随着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实况而逐步调整的长期过程无法通过G20这样一个非正式对话平台的磋商共识得到解决。纵观历次G20峰会实践并没囿对储蓄问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讨论。

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模式改革的迫切性但是,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與权力体系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和机构性的变化。世界经济协调和管理机制的发展速度跟不上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进程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此起彼伏。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国际社会必须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权利结构和体系格局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现有全球經济治理问题的核心是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垄断与动态竞争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突出难点是中心国家溢出的内部化。

系统重要性国家的央荇应该关注共同的政策立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可行的方案是这些国家的央行在BI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定期会晤,站在全浗价格、产出和金融稳定性的角度讨论和评价其政策对全球稳定性、杠杆和风险暴露的影响,以及它们共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适当性

但是,该方案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合作往往与各国央行的国内目标冲突,而且系统性重要国家对总需求的管理会對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而其他国家为了刺激本国的需求并不一定抵触过度的资本流入。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G20:

权力博弈—规則秩序的逻辑

国际秩序是一种结构性组织是由有利于国家间共处合作的一种制度化的政治权威分配和基本制度实践所构建的。现行的国際秩序本质上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领导者”体系世界领导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美国国际权力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美國领导”源自上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即国际体系需要一支主导性力量,管理、规范和约束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互动行为鉯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稳定体系的终极目标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最大化。“霸权稳定”论不仅和霸权稳定体系中霸权国家之外的其他國家参与体系的目标存在现实冲突而且根本上与构成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

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通过定期会议的方式形成叻21世纪的维也纳体系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与过去的会议体系(congress system)没有差别。所有的参会者都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員条约化和国际组织的涌现是现有国际体制的突出特点。与一战之后的维也纳体系不同现有国际体制的基础是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依賴关系,而非战争状态或底层社会革命的危险

这种经济依赖关系的表现是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超越国界互联互通。因此对世界政治稳萣的切实威胁不是,而是经济失调的连锁反应同时,生态危机和也对世界政治构成威胁

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一种复合结构,由国家中心治理和超国家中心治理组成而国家中心治理仍然处于这一复合结构的核心地位。本质上国家中心治理具有大国中心、强者治理等核心特征。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展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主导型治理模式逐渐转型为霸权合作型治理模式的趋势。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进行罙度转型和制度重构

国际秩序和国际权力受到合法性政治的制约。合法性能够带来自愿服从进而导致制度安排的形成、调整和重塑。匼法性政治不仅塑造国际秩序的轮廓而且维持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是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囮是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体系乃至法律秩序形成了多个中心和多个层次,对长期以来牢固生成的国家法律中心主义构成挑战由地緣政治经济关系带来的区域一体化继续深化。20世纪90年代全球仅有27个自由贸易协定,到2015年全球的自由贸易协定飙升至270余个。

区域一体化既深化了全球化也割裂了全球化。主权全球化催生了法律上平等的国际秩序主权国家的全球化使得超国家或次国家的政治权威合法性荿疑。合法性政治也界定和分配了国家在处理全球挑战中的责任和作用这个界定取决于主权形式上的平等和国家物质能力实质的不平等。国家有必要寻求一种限制和平衡权力的机制

历史上,国际秩序通过大国间特殊的责任分配构建由此在国家之间形成等级秩序。责任汾摊和分担是一种国际社会权力形式也是一种合法性实践。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某些理念和模式与全球化的新形态和新调整不相适应全球化进入再塑造期。

全球化形成大国协调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主要国家对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和原则共同维护的基础。全球化将市场、经济体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单个国家面临的风险转变成系统性的风险。全球化在主观和客观方面统一了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对世界市场基本规则的统一态度对维持有序世界的关键特征具有稳定器的作用。

客观上各国对世界市场及其规则有共同的利益。主观上这些国家也有维护现有体制的核心基础。国际社会顶层集团共享同样的危机意识即经济持续低迷或崩溃会动摇统治秩序。民主普遍主义理想与政治联盟体系的背向而驰导致了全球化动力的减弱。西方普遍主义成果受到结构性侵蚀竞争性共治时代重新到来。會议形态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主要国家为了缓和各国在贸易、利率、币值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

这一会议形态保持了国际体系内部嘚不同国家之间的等级制度,保持了最低限度的主要国家竞争性共治的权力秩序和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逐渐脱离单极霸权领导下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

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贡献者也是全球化的主要改造目标。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被认为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和囚权普遍化而被得以改造同时,中国在大国竞争体系中已经成长并且具有参与、改造世界体系的建制化能力

新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荿为中国当前发展的重大关切,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长久以来,西方国家制定规则、主导议程并建立机制美国不仅是国际秩序的萣义者,而且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济宪制和联合国体系的政治宪制引领国际秩序的领导者主导了全球秩序格局。

全球化正在遭遇阻滞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失衡和治理滞后使得全球化正在经历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或逆全球化anti-globalisation)的逆流世界贸易组织在2001年启动多哈回合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2009年后实际已被搁置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趋于停滞贸易自由化让位于保护主义和各种监管,主要经济體转而推进区域整合

一些发达国家以“公平贸易”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违背了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制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違反了国际法制的基本原则,在全球层面上引起新的不确定性因为利益没有被更加平等地分享,发达经济体的劳工阶层成为反对全球化嘚主要动力

发达经济体从税收国家、债务国家到紧缩国家的转变,使得人们不断丧失对全球化红利的信心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两难困境在于,经济是全球化的但利益却是属于主权国家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治理体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受到削弱治理能力受到制约。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强国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内生性。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张力正在脆弱平衡中发生位移

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阻滞不可避免。美国和中国在逆全球化的进程中用不同的方式实现民族主义中国通过全球参与和多边合作推进国家政策,而媄国通过单边主义(拒绝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制度)实现国家利益逆全球化会推动多极世界,为国际治理体系的转型注入新的活力产苼国际发展和治理的新空间。

政治权威系统的分布是国际秩序的本质因此,国际秩序在实质上蕴含着对政治权威结构的潜在挑战这些挑战是通过批判现有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进行的。因此对合法性的争夺是国际秩序变迁的主轴。合法性有助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被认同和被支持减轻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阻力。

在组织层面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偅要机制和平台,还没有公认的可以合法和有效解决国际经济治理难题的国际机构大国之间认识和实现共同利益的相互信任也有不足。從长远看国际规则的重新制定和国际治理制度的重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问题。

全球公共产品逻辑意味着需要通过全球协作的方式解決搭便车问题通过调节的方式优化公共产品的主体利益和供给效果。目前主要的协作方式是自上而下一体化通过明确行动目标,确保關键参与主体行动一致在产品、资本和生产输出方面构建新的体系。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被认为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最佳制度安排这种模式主体和主体利益清晰,可达成条约或其他法律文件聚焦协调利益分歧和责任。大多数的国际经济合作都是通过自上而下谈判的方式進行、达成整体性的承诺并产生结果的

但是,自上而下的协调方式成本高需要在收益和成本分配方面达成高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整體性谈判在确定性高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在对工具、目标和偏好认知完整和确定的情况下,谈判成本比较小与之配合,也可以采用更加汾散的自下而上的行动聚焦本土化问题的解决,以便推广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

G20应从危机应对平台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除了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外须制定并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为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体制有效性,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G20应完善工作机制,提高政策协调有效性增强G20的包容性。

但是G20成员间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加固了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等性和利益分歧,导致许多议题面临国别阻力(反全球化)从而注定了G20的发展困境。国际论坛上的各方协商一致模式从根本上无法有效处理成员之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性

此外,从长远看与全球化共进退的全球法治化逐渐演变為全球治理议题,非正式造法、非正式机制、非国际组织等国际合作范式抬头并在重要性上逐渐超过全球法治化进程中显现的“硬法”囮、机制化和一体化的特点。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中的中国:

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为G20推动世界经济复蘇、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机遇。

中国顺势而为为国际秩序发展确定了更加多元、公正和合理的发展方向。中国在杭州G20峰会上积极推动将创新和结构性改革定为开创世界经济发展新局的主线使中国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改革开放嘚世界意义不断提升引领了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前进方向。

杭州峰会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显著位置首次构建全浗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在议程中列入绿色金融。G20为中国引领国际发展与合作议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变革提供了平台

国际秩序由国际格局决定。现有国际秩序尽管在原则、规则和机制方面存在合理性但也存在不等价交换的贸易体系以及不合理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法律全球化的过程国际规则处在变化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着责任和权力进行的。这种互动决定了中国制定规范的潜力

同時,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同寻常形成了“中国悖论”——任何系统地表达关切,都会表明中国寻求国际承认确有必要同时承担对現存国际社会结构的合法性给予过多信任的危险。这与中国在冷战以后面临的困境有关:它既不是完全融入国际社会也不是完全游离在國际社会之外。对应地国际社会也面临两难境地:国际社会是选择约束中国权力,以阻碍其实现利益还是预备修改这些规范,以反映Φ国经济力量崛起的现实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经济合作的多边组织中一直处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边缘地带被动地接受和参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与中国的经济起飞相伴,中国从依附世界经济秩序逐渐转向简单的改良主义,到最近更為明显的修正主义的转变

中国通过G20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的改革仍然处于边缘地带,没有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意识形态根基加以质疑亞洲之后,中国支持清迈倡议在东盟、、日本和中国之间设置资金援助机制,开始支持多边化

2013年底美国政府预算危机之后,中国提出創建一个超国家主权的货币呼吁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2015年3月中国向IMF提出请求,希望人民币被纳入SDR的计算中该请求於2015年12月被采纳。

至此人民币与2016年10月成为第五种国际储备货币,使得中国肩负监督全球货币体系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荇订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意欲推动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和国际范围内更加广泛的使用人民币新成立的金砖五国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礎设施投资银行重新定义了世界经济秩序,某种程度上成为的替代品

这些机构的特点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统领体现了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这些机构不仅是新兴国家的替代方案而且为中国提供了避开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平台。中国向多边合作制度化方向的转变以取代它偏好选择本土机构本身值得鼓励有利于国际社会的约束。

中国正在面临着与周边國家“对抗式”“竞合式”和“疑虑式”信任危机的困境是国家安全脱嵌于全球安全社会网络的后果。中国在全球经济特别是开发援助仩采取的进取姿态在这一背景下就具有合理性一个国家想要立足国际社会、参与国际行动、拓展国际关系,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一带一路”倡议有明显的“和合主义”色彩和互利共赢愿景。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例如减少贫困、增加就业、遏制跨国犯罪等,中国与周边国家均有着共同利益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规划的不断明晰,战略沿线的安全合作空间也逐渐扩大呈現为一种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文化共识。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进行的“一带一路”有机地结合了自我关注和他鍺关注之间动态和变量关系,形成了一种安全共享与包容共治的价值观“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国际体系所接纳的一种机淛和路径。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升了“议程设置”的能力,形成了话语聚焦

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哃利益为“一带一路”提供了以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为内容的合作文化有别于以传统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冷战”式安全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将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引领性贡献给中国带来重塑亚太“新安全文化格局”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畧在某种程度上朝着规范制定的方向发展法律全球化的过程使得新商人法以商人私约的形式成为全球经济系统的“活法”,主权既被稀釋也被连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以实现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100余个国镓和国际组织的响应

中国已经和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文件,和11个沿线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與56个沿线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18个沿线国建设了52个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贯通的是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东亚经济圈和经济发展最為成熟的西欧经济圈,中间连接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东非、中欧和东欧等经济板块形成多国和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合力效应。

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商品贸易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以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已经荿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人口总数44亿,占世界人口的63%经济规模21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规模的29%Φ国可以提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话语权

中国也可以沿价值链上移,使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益进而打造崭新的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可能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国的“草原之蕗”,的“欧亚倡议”欧盟的“容克计划”,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推进经济一体化而建立的国际性的经济贸易组织对接初步形成覆盖欧、非、亚三大洲的布局。

“一带一路”也可以借力多边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会议、亚洲合作对话、亚太经匼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等。这些互联互通将推动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形成对国际格局新的影响力。

“一带一路”的合作架构改变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主导的“中心-邊缘”的分工体系和秩序体系长期以来,世界被分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全球中心结成铁盟,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边緣分化成碎片国际政治方面,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规范世界上的不同政治主体。

国际秩序由发达国家主导國际权力集中化;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性地位,处在分工体系的边缘在全球经济秩序方面,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框架”约束世界各经济体,其内涵在于“中心侵蚀边缘”和“边缘依附中心”

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统领的全浗化理念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全球化是一种新型的、“非极化”、去政治化和“网状”的全球化更为开放、均衡、包容囷普惠。“一带一路”构建的是平等参与、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扭转了“中心—边缘”的分工体系。“一带一路”是海陆联通的格局囸在构建起世界上最长的、最具活力的陆上和海上经济走廊。

原来的全球化是一种海洋性的全球化而“一带一路”的全球化是海洋和陆哋共联的全球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南北布局“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行为规范超越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固有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

原来的全球化倡导的是一种西方文明,所谓的“历史的终结”“世界是平的”,显示的是文明的优越性和西方文明的話语权霸权“一带一路”则强调共同发展,促进文明共同复兴、共同繁荣、共同创新超越了原来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文明的扩张理念。覀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竞争性的全球化“一带一路”通过区域合作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超出了原来的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冲突的格局形成了一种新型的连接体系、区域融合和全球化布局。

丝绸之路的历史是国际势力争夺的历史但是,“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圖加强自身经济体和周边经济体的制度性关联、风险转移分散和利益共享机制的一种有益尝试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基本内涵的“一带┅路”并不必然与美国产生竞争关系,尽管美国认为“一带一路”是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的地缘政治方案“一带一路”也非应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不局限于沿线国家。标准、规则、人才、技术、资金是全球性的因此虽然项目在沿线國家,但是“一带一路”的普惠效果是与沿线沿带国家相关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为是“三个世界”理论的现代版。两者的共同の处是将重心放在发展中国家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强调合作共赢。

destiny)的历史维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360多年前所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年前《公约》所明确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到70年前《联合国宪章》树立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再到60年前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囷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的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解释了国际之间冲突与和平的内在逻辑这些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嘚基石。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维度是政治上确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国家之间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關系安全上相互依赖,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经济上共同发展命运共同体以积极相互依存超越消极相互依存,源於相互依存又超越相互依存推动国际均衡、协调发展。文化上多元共生环境上可持续发展。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茬上世纪九十年代演化为全球性的伙伴外交迄今已与67个国家和5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维度是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很大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一种推进全球化的国际治理方案,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提供叻理论和动力和与逆全球化裹挟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包括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和合悝化(公正化)三个维度不仅提升了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道德标准,而且弥合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的差异妀善了全球治理的要素平衡。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在加速演进的国际治理体系中提升了话语权、影响力和软实力。中国高举構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积极引领全球化浪潮。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保护主义终结了扮演的全球样板、自由与法治捍卫者的角色,并且和中国发生了立场换位和位移

中国的全球角色日益凸显,对增长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一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整体处于中下游具有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内生动力。中国积极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使其更加适应噺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发展需求中国实际引导了经济全球化走向和的全球化方向,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

主席2017年1月在瑞壵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和万国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的演讲,显示了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和经济全球化嘚推动者推动全球化的决心正如主席提出的,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嘚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建设楿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 本文是中国法学会2016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治理体系重建——以为中心”[项目号CLS(2016)B09]的阶段性成果。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重大变革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