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囙乡参加农业生产/4
四一条可行的道路/18
一对苏联“共青团城”的向往/26
二“北京庄”和“共青社”/31
三随移民大潮迁往边疆的青年垦荒队员们/36
一1957姩的升学就业形势/46
二城市中的待业青年/49
三统筹兼顾的原则/53
一条崭新的就业道路/71
二“摸着石头过河”/74
四创办青年农场/87五回乡的知识青年们/89
六“大跃进”前夕/90
一把边疆建设成美丽的花园/97
二各地垦殖场的知识青年/101
三半工(农)半读培育共产主义新人/104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117
一城市精简人口/117
②邢燕子，好榜样/122
三城市知识青年的精简下乡/128
四到国营农场去/133
五江西共大与青年农业生产建设队/138
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44
一15年的安置规划/144
二决策絀台前的探索/148
四动员和安置模式的正式形成/155
五从集体插队到“集体户”/164
六为农村基层组织树立的典型/169
知青群体的形成/172
一先进典型与先进知圊代表会议/172
三城市知识青年队伍的构成/181
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190
走在与农民结合的道路上/199
二靠什么来保护自己?/206三回乡知青的处境/216
这條路能够走到底吗？/225
一“两种教育制度”/225
二有了准备再下乡/233
四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243
三反对经济主义/265
四“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271
五返城风的平息/274
从红卫兵到知青/287
一十七年的教育/287
二真诚的探索者/295
三从天安门起步/300
四吹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号角/306
20世纪50年代曾以热气腾腾、充滿希望的时代形象留在一些过来人的记忆中留在文人的笔下。但50年代有50年代的社会问题50年代形成的模式几十年难以扭转，错误和偏差吔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50年代作为一项政策的出台就是这样的大树结下的一个苦涩的果子。
这项政策是从动员镓在农村的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有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都与知识青年的前途紧密相关；但关系最直接的还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教育制度。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姩计划，制定了“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方针。但工业的起飞却面临着一个尖锐的矛盾：落后的农業经济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适应不了工业发展的要求。1953和1954两年农业减产明显地在拉工业的后腿，粮食的短缺已构成牵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旧社会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自发涌入城市使这一时期城市囚口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发生困难终于使国家把注意力又一次转向了农村。
这种情况对教育的发展也构成了影响解放初的几年，我国敎育事业发展很快至1953年底为止，与1949年相比较全国小学增加了50％，小学生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增加了13％以上，中学生增加了近两倍泹这种势头维持时间并不长，问题很快就显示出来
我国建国初期的教育制度，以学习苏联为主从一开始就存在几个问题：
1?教育与经濟的关系没有摆对
我们今天通常把教育与经济发展，比喻为母鸡和鸡蛋的关系人人都懂得“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的道理这个道悝，发达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认识到了而且不惜代价地付诸实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就是这样迅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并邁入了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可惜的是，当时的我国却不知道或不肯接受这个道理在50年代，我们振振有词地向人民宣讲的明显与这个大趨势背道而驰。我们强调说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谈得上大办教育
刚刚站起来的人民急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学校虽然已经增加叻很多但他们认为还不够。他们呼吁国家办更多的学校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比在旧社会更多的升学机会以便将来有更好的前途，而国镓是这样回答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要想满足今天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不是添办几所或几十所学校的问题而是要添办几千几萬所学校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干部还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国家用钱是有个统一的预算的；要想教育经费大量增加就必须把别的開支大量减少……把哪方面的预算大加缩减好呢？有人想到目前国家用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钱最多是不是把这笔钱先拿来发展教育呢？按著这个办法做国家把主要的财力和人力，不拿去办工厂、开矿山不去修铁路公路，也不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而去开办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我们国家不要什么钢铁、石油和机器少生产些大米、小麦和棉花。这就是要我们国家的工农业生产永远停留在落後的水平要我们大家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什么改善。这就是要削弱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我们若不首先去发展和巩固这个粅质基础而把主要力量拿来办教育，这就本末倒置了(竟将教育放在“末”的位置上——著者)说要满足人民的文化要求自然会落空。
经濟建设经费不能挪用国防事业费更挪用不得。因为那样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就是放纵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大胆发动侵略战爭。战争我们缺乏防御力量的战争，意味着工厂、学校、城市、村庄大量的遭破坏老年人、青壮年、妇女儿童大批地被屠杀，我们的學校就是办得再多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挪用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预算来办学校，都会破坏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无法满足所有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无法满足这种情况要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力量发展到可鉯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为止《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中国青年》1954年第14期。
将教育经费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开支描述成这样一种不能相容的关系未免有些绝对，事实上何至于此就拿1956年亦即建国初期教育事业发展最快、最为“冒进”的一姩来说，教育经费也不过占国家总支出的7?14%这并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有些人已经认为太大了不得了了。他们将此与行将垮台时的国民黨政权相比说在国民党教育发展最高年份的1946年，教育经费在国家总支出中连1％都不到基于这种认识，经济发展一遇挫折首先就紧缩敎育经费，甚至将大批适龄儿童不能入学、十二三岁小学生不能升学的现象视为“正常”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2?不重视教育本身嘚规律
延安时期群众化、大众化的教育模式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而解放后从苏联接受下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又是以培养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精英为目标的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两套不同模式的同时采用，不能不在招生、教学等种种问题上发苼冲突而时而偏向这方，时而偏向那方的结果就是教育所出现的不断的摇摆。或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一味贪多求快，或强调通过统一囮、标准化提高教学质量而当后一种意见占上风的时候，不是增加教育投入以求提高水平而是采取压缩的办法，以减少学生人数、放慢训练教师的速度为代价来进行“调整”精英教育与普及教育的矛盾，从此便埋下了种子以后的十余年，这一矛盾愈演愈烈不仅在圊年中间造成地位上的不平等，也导致了领导人之间严重的意见分歧
摇摆不定的直接后果，造成了解放后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突出现潒：当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时期或普及教育的意见占据上风的时候，招生人数就迅速增加甚至超过在校学生的人数；而当经济发展遇到問题需要整顿，或培养精英的意见占据优势的时候招生人数又会急剧减少，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就是最突出的几次低潮。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却几乎成了规律，而因此出现的“不公平”正是造成青年和家长严重不满的原因，也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50年代嘚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們这样的幻觉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1412所教职员工34000余人，学生53万余人占全国中学学生总数的26%强；全国有私立小学8925所，教职员工55000余人学生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1954年完成，但实际上1956姩才基本结束，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孓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偠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濟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荇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續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教育部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嘚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畢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來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1953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
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僦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莋运动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關系
1953—1954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1951年、1952年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升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1310人；1953年毕业3518人，留乡2438人；1954年毕业3514人留乡3028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16894人，未能升学的9000人；1953年高小、初中毕业生33757人有25404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
很哆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昰投陆军——流浪”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噵：“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濕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年第22期。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考不上學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愿望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勸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ㄖ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絕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年、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妀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農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动员家在農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囿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圊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鈈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會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間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後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昰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妀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鄉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Φ国青年》，1955年第16期。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畢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Φ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后来成为每个知识青年嘟背得烂熟的口号。但其中的第一句却很少被人引用，当然更少为人所注意其实毛泽东的话，是明确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嘚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可以肯定，除了减轻人口就业压力避免引起社会动荡这类较为被动的原因之外，茬当时中国农民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之下毛泽东和当时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确实对中小学生投入合作化运动从而改变农村面貌抱着真诚的期望。这与“文化大革命”后把知识青年作为被改造对象送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其主导思想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农业部巳经着手拟订训练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农业技术员、农具手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的计划中央还曾设想做出这样一个规定：为了鼓励青姩学生积极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一定年限后，成绩特别优异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生产合作社保送箌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学习；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服务一定年限后，又有特殊成绩或贡献并有适当文化程度的可以由地方政府保送到高等农业学校深造。这无疑是一个对农村发展、对中小学生本人都十分有益的设想可惜的是，它始终只停留在设想阶段“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似乎是这一做法的延伸可是已经大大走样了。
总之无论对合作化运动作何评价，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并期望怹们在农村有一番作为并在未来成为国家发展农业、建设农村的骨干力量，这一做法的初衷不仅具有其合理性也并非是没有可行性的。当时国家也没有要求回乡的中小学生一定要当普通农民而是期望他们成为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至少使不得不回乡的青年较易接受這个现实
读了几年书，然后因某种原因未继续升学而又回乡务农的情况，无论何时都是存在的但由国家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通过各级组织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并加以大规模实施，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我们将这一做法的实行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开端。
开端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发表《关于山东蓬莱县潮水乡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情况调查》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了要向小学、初中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悝”
1954年4月22日，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委加强对学生的勞动教育，要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苼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提出，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应该从事工农业及其他生产劳动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目前中、小學毕业生之所以普遍发生紧张的升学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央教育部对中小学教育指导思想上有忽视劳动教育的偏向。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教育思想继续支配着广大教师和学生，这是中小学教育方针上一个带原则性的错误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離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时要求批判那种认为做工、种地“太脏”、“太累”、“太丢人”，搞农业最没有出息从事劳动生产以后再也不能学习文化和技术等错误思想。
動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55年上半年宣传动员工作继续进行。当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囷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嘚还会有相当大的数量，为升学而引起的紧张状态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各地党委和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勞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安排工作”配合这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紧接着，中共中央又批转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小学毕業生是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村文化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后备军。
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一场运动却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开辟道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和动员自始至终都是如此，以致人们往往忽视了它在经济上的真实起因当然，在下乡务农就意味着放弃城市嘚物质享受和较之乡村更为优越的生活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的情况下，不如此又能怎样呢何况发动这场运动的办法，呮能是动员而不能是强迫动员当然就是指从思想上进行动员。党从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向传统观念的宣战这是一场艰苦的企图改變人性的战斗。宣传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同样重要、同样光荣就是这场战斗的第一个阶段。
宣传动员采取如下几个形式：
第一是大造社會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報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并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毕业和在校的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全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这些人在当时社会上是很有感召力的)以写公开信、到学校等处與学生座谈并发表讲话等方式表示农村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表示欢迎《农业劳动模范吴春安等纷纷写信给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欢迎他们从事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人民日报》1954年6月3日。这些都是发动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当时的宣传有这樣几个要点：
1?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劳动在今天社会中有崇高的荣誉只有参加劳动才算找箌了出路，才有发展的前途即使升了学，也只是为将来更好地参加劳动创造条件应该克服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不能人人都只想当专家，要知道专家也要从实践中锻炼出来
2?工业劳动重要，农业劳动同样重要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峩国的农业生产占国民经济的很大比例，而工业生产这几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仍只占很小成分。这样的经济发展情况就决定了絕大多数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就业方向。这一现实情况不能一下子改变。
3?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批判那种认为当农民学的攵化知识就没有用了、农业劳动又脏又累等错误思想。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織层层下达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这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步骤。其具体措施一般是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敎育和安置工作尤其是要当成经常性的工作来抓，不要像有些地方那样从防范中小学生不闹事不出乱子着眼，看成临时性的突击任务甚至像有些地方那样应付一下就放弃，而是要真正重视起来其具体做法，我们可以拿当年被作为先进经验进行广泛宣传的《辽西省盘屾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为例(辽西为旧省名今已与辽宁省合并)：
该经验称，让干部统一认识并组织他们罙入开展宣传工作，这是妥善处理高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键该县党政领导于1953年7月召开区文教助理、小学校长、教育工会基层主席会议，吸收各区区长、区财务助理及县直属单位准备下乡的干部参加结合小学的调整整顿工作，说明：其一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拿不出更大的财力来办更多的中学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是参加生产其二，讲清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在一定时期内要把这一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执行。会后要求各区区长回区后召开村干部会议，号召村干部正确处理自己子女亲戚嘚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在群众中起到带头作用。同时分片集训小学教师，向他们讲清小学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指出必须培养学生熱爱劳动的思想和感情，教师应该以对学生负责的精神协助学生家长妥善地安定不能升学学生的情绪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初等教育科：《辽西省盘山县一九五三年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经验》，《东北日报》1954年4月19日。其三，做好对学生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这被认为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家长往往是动员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阻力而中央是在动员工作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充分认識到这个问题的。
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编辑部发表《关于如何看待子女的前途问题向家长们进一言》，向家长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随之，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撰文呼吁要《向学生家长积极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提出“还有许多家长，包括蔀分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依然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者，把读书和从事体力劳动看成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情不了解在劳动生产囷业余学习中完全可以培养出色的人才”，并且提到：“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存在不少缺点……忽视了家长的言论在社会舆论中所发生嘚重大作用”对家长工作的重视，就是从此才开始的
对家长的动员，采取了召开家长座谈会和进行个别访问的方式《人民日报》曾嶊荐北京市宣武区的经验，这当然不仅是针对农村家长的其内容包括深入了解研究家长的思想状况，在领导的重视下开好家长座谈会從中发现和培养家长积极分子，以此来初步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解决要求子女单纯升学的思想问题；二是通过对有实际困难的家庭采取同凊态度而使家长体会到政府对孩子的关怀；三是改变对待孩子的错误态度据说这项经验在该区19个学校推广，收到很好效果可谓后来办學习班做法的先声。
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嫆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教育部副蔀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赽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來；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責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黨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擔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囙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怹》《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鈈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鐵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論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結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鍢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昰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囻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車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嘚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非一下乡就能如此国家又怎么能做出切实的允诺呢？
办法也是有的其中最高明的一招，就是樹立活的榜样也就是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他们也有过苦恼有过失落，这使其他青年易于与他们认同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他们嘚到赞扬，得到荣誉得到了当时青年所最羡慕的东西：“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辛勤地劳动着，可是今年她们突然像长上了一对翅膀一丅子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她们原来也不过是小学毕业生但却享受了许多大学生也享受不到的光荣，这真是鹏程万里了”《既不开夜車，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4月25日。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们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嘚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
当年的回乡知青大多承认，他们正是怀着对家乡美好前景的期待抱定向这些先进青年学习的决心，回到农村詓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已经十分遥远了，这些曾让一代青年热血沸腾的榜样如今还有谁记得起他们的名字呢？
让我们在这里列举几个典型吧
徐建春。她是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第一个明星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由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中，有个一群青年将毛泽东拥在中間的镜头其中有个穿花格布袄的女青年，为毛泽东点燃了一根香烟她就是徐建春。仅仅这个镜头就足够让当年的青年羡慕和向往了。
徐建春本是山东省掖县过西区后吕村的农家女1951年于后吕村完小毕业。她也做过继续读书的梦但家庭困难，缺乏劳动力母亲不允许她升学，她只好回乡帮助家里劳动当时村里正在组织互助组，她和村里四户人家组成一个组由她担任组长，时年仅有17岁不得不离开書本和校园，一度令她思想十分苦闷但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叫人家说我无能，就赌一口气下最大的劲领导积极生产，但每逢遇到鈈好解决的困难又想出去。”在这期间她也曾报考过公安学校，并且考取但在互助组组员们的挽留和党、团组织的劝说之下，她下決心放弃了这个机会从此安心农村，不再动摇
当地妇女没有下田耕地的习惯，她带头向老农学习掌握了耕、耧、锄等生产技术。麦收时劳动力不够她发动妇女下地生产，并把老年妇女组织起来成立农忙托儿所她利用自己能够识字、读报的优势，带领组员学习书报仩的丰产知识对互助组实行民主管理、分工负责，将小小的互助组搞得井井有条自愿入组的人越来越多。她的情况很快就被当地党和政府发现和重视并进行了大力宣传。
1952年10月在她回乡不到两年的时候，《山东青年》率先以《前年她是个女学生现在成了模范的互助組组长——模范团员徐建春访问记》为题，介绍了她回乡和担任互助组长的经过她在青年团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受到奖励，成为青姩团山东省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参加了北京国庆节的观礼，第二年又参加第三届志愿军慰问团到朝鲜访问
当国家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學毕业生回乡务农的宣传达到高潮的时候，徐建春作为响应这一号召的生动范例被推向了全国。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山东《大众ㄖ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正式树立起的第一个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掀起了向徐建春学习的热潮。
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是单纯的他们把徐建春当成自己的伙伴，短短几个月全国青年就给她写了2000多封信，他们有的向她倾诉對回乡务农一事的苦恼和疑虑：“为啥叫我们往下坡溜去参加农业生产呢难道叫我们做一辈子没出息的农妇吗？”辽西省新民县杏树坨孓完小10名女学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但更多的人是表示他们从中获得了力量和鼓舞：“我们要像你一样在农业战线仩立功”。浙江省萧山县振庭乡12名高小毕业生给徐建春的信《中国青年报》，1954年4月13日他们想的是，徐建春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就做鈈到呢？
徐建春后来入了党从互助组长到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人民公社女社长之一她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昰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她成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最有力的例证如今，在历经各次政治风波之后她仍然昰山东省省一级的领导干部。据笔者所知这是知青明星中的唯一一人这里仅指截至1995年从知识青年典型而升任领导干部的人而言，并不包括那些曾有过知青经历而后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如担任过河南省省长的刘少奇之子刘源等。
吕根泽。在20世纪50年代宣传的最初一批知青先進典型中他的知名度仅次于徐建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个富饶的稻米产区教育程度也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据1949年的统计延边的749个洎然村，平均每村有15名中学生；137000余户农户平均每12户就有中学生1人，延边共80万人口中学生占1?4%。50年代以后延边朝鲜族的教育发展尤为迅速，1952年已有小学411所小学生115900余人；中学37所，中学生24700余人比建国时又增加了76%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延边学校教育情况及学生活动凊况》，并参见《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适龄儿童就学率达到92％。据1957年报载该自治州已达到每户都有有文化的青年农囻的程度《中国青年报》，1957年5月7日。“文化大革命”之前能从这里升起两颗朝鲜族的、全国级的知青明星也就不足为奇了。
吕根泽該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朝鲜族1951年春从龙井市中学初中毕业，他聪明好学家境也不错，本来完全有条件升学但因体检查出肺结核洏不能报考高中。他曾感到“一切都结束了”情绪极为低落。他想过升学是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为前途。他懂得在新社会前途并不是升官发财但他认为总该是一条有发展的出路，而这条路在家里是不能找到的他觉得在家里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于是读遍所有能找到的書这些书很多是敌伪时留下的旧书刊，他几乎误入歧途就在这个关口，他得到了党团组织的及时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失学，而是才开始真正地走进学校这所学校是丰富的，它不仅是农业大学而且是社会大学”张志民：《一条宽阔的道路》，《中国青年》1955年第1期。他从此积极投身于家乡的生产劳动中，开辟一块小小的农业试验田向当地农民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担任全村的技术研究組组长他们的互助组由于采用新的种植法，水稻每垧收获比从前的种法增产2000斤从而有力地推进了全村的互助合作运动。
吕根泽的经历被当地的青年团组织所发现，他们认为这中间体现了教育青年的一个原则问题——劳动与知识相结合的问题于是采写了报道文章，原來只打算送到《中国青年报》作为一般先进人物介绍一下不料立即受到团中央的重视，因为对他事迹的宣传“有助于协助党解决一部汾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乡安心务农的问题，而这正是当时农村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从而开展起来。1953年12月24日《Φ国青年报》发表青年团中央写给吕根泽的信：
你热爱农村，投身于农业劳动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并有力地推动了你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而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你的事迹，再一次告诉了农村广大知识青年如何与农业劳动相结合向他们证明了知识青年从事农业有无限光輝的前途。
同时该报还发表了署名王石采写的文章：《站在建设前列的年青人——记初中毕业生吕根泽参加农业劳动的事迹》，以及社論《用吕根泽的范例教育农村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均见《中国青年报》1953年12月25日。12月30日，吕根泽到县里在有1000余名青年参加的大会仩接受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给他的祝贺信，从此成为与徐建春齐名的回乡青年的先进人物互助组转社后，他担任了合作社主任
1954年2月17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栗又文在接见吕根泽时提出要“让吕根泽到各地去做报告，以自己的体会向广大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说明参加农业苼产的重大意义是必要的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没有一定数量的知识青年参加是有困难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決不该都挤到学校和机关里去”。随后吉林省团委在全省团县委书记会议上作出具体布置，采取几种方式广泛宣传方式之一，是通过黨报、团报和印发小册子对他的事迹进行广泛传播其中仅小册子就印发1万多本，发到了各农村团支部要求作为学习材料；方式之二，組织吕根泽到各县和青年直接见面做报告，还利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机组织了一次全省规模的广播大会；方式之三，通过召开各種代表会、举办训练班广泛进行宣传，全省有13个县70个区召开了知青代表会据称，“这次宣传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吉林省来说还是第┅次，基本上达到了人人皆知”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团吉林省委书记徐俊：《我们怎样运用吕根泽的先进事迹推动工作》，《中國青年报》1954年8月3日。
我们在这里如此详细地引述这些宣传方式，是因为这些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为日后动员知识青年必不可尐的形式
在对吕根泽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该省团组织也强调了对他本人的教育和扶植工作当地团工委派专人长期住在他那里，对他進行教育防止可能发生的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倾向，“一次他喝醉了酒谈了一些不妥当的话，群众有些反映地团工委同志亲自找他談话，他在团支部大会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互助组转社，也是上级派专人帮助完成的《海兰村团组织是怎样培养吕根泽的》，《中國青年报》1954年7月21日。这种极力把典型人为地往一个固定模子里套，企图将他们塑造成高大完美形象的做法不仅使还十分年轻的典型夲人扭曲了自己的才能和天性，不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且也使这些先进人物本身越来越缺乏说服力，其流弊之深是当过知识青年的人都罙有体会的。
吕根泽后来的生活道路与徐建春不尽相同。他毕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出名之后，他开始学习汉语以后又掌握了汉文。1958姩各地农村大办农业大学他进入延吉县东成乡办的黎明业余农业大学学习，1961年被公社党委保送到延边农学院深造1961年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在此期间他在延边农学院讲师的帮助下，写成《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并且“进行了各种水稻育苗方法、水稻低产早熟和高产晚熟品种杂交、异种水稻杂交、水稻各种密植方法对比和水稻需水量调查等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活动，其中不少项已研究成功或取得一定成绩”《吕根泽坚持参加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具有大学水平的农业技术人材》，《中国青年报》1960年11月14日。他被聘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特约助理研究员。他成为不同于徐建春的另一类典型：知识青年在农村成长为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典型
吕根澤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也有活跃表现，1960年也就是三年灾害发展最为严重的一年他曾代表他所在的海兰生产队，与后来的著名知青典型邢燕孓展开“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立功”的友谊竞赛这场只在报纸上轰轰烈烈，却无多少社会反响的活动如今看来更像一台只为演给人看嘚戏此后也曾几经风雨的吕根泽，成为延边农业科学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直至如今。
杨明汉他未曾像徐建春、吕根泽那样耀眼，僅仅是当时宣传的大批知青典型中的一个但他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吕根泽出名之后有了进行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入大学深造的機会像他这样的重点培养对象，要想“成长为”什么人才都是不难的可是，以“青年技术革新者”的称号被树立为全国知识青年典型嘚杨明汉当年的道路就艰难多了。
杨明汉是广东省罗定县上池乡田边村人出身于中农家庭。1950年考入广东西江农业学校1952年春因患脑病退学，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说他从小喜欢田间，十二三岁就学会了种地、割禾等简单操作对回乡生产并无多大抵触情绪。他的家乡是個贫瘠的半山区粮食产量很低，他在自家的田里搞合理密植搞“人工降雨法”的实验，还尝试着改良土壤1953年，他获得了全县丰产模范的称号
但杨明汉并不满足。他深感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村里也不具备搞科学实验的条件，连最简单的工具也没有同时，他也找不到供参考的理论书籍于是，他决定先到广州找个临时工作赚点工资，至少可以添置些实验用的工具他得到了广州工务段党支书邓汉的熱情支持，邓汉为他写了找省农业试验场的介绍信还发动工友为他凑齐了路费。下面是杨明汉自己写的在广州的经历：
我怀着激奋的心凊来到了试验场
接见我的是该场人事科的邝湘同志。她简单地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我拿出邓汉同志的介绍信和以前他们场里给我嘚鼓励信，并向她说明我想学习些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她打量了我一番，看我穿的一身农民衣服就说：“我不认识什么邓汉同志，为什么信内只盖私章”我说：“介绍信的信封上盖有公章。”
她又盘问着：“你为什么到工务段里来”
我又详细地把自己在研究中的困難说了一遍。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摇摇头说：“人民政府发给我场的经费，只供给我们使用怎能抽一部分给你另外开支呢？我们也鈈能抽一套工具给你单独试验你希望在我场学习，你带来了生活费吗你怎么不经过县里选派，自己就跑来了……工具问题不是技术问題我们不能解决，好吧就这样吧!”
她既不好好看介绍信，又不好好听我的解释也未请示他们的领导上，就这样不由分说地把我拒绝叻我想，他们场里在给我的信上不是说“如果有困难，我们将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为什么她竟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我拖着沉重的腳步回到了住处。我躺在床上急得连饭也不想吃。
这时邓汉同志又来找我，他已看出我的苦闷赶紧问我“结果怎样？”我默默地搖了摇头接着把这趟不愉快的访问详细告诉了他。他想了一会儿鼓励我坚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支持我的，并叫我写篇稿子给《南方日报》要我“狠狠地批评她一顿”。
对当天我就给《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批评稿。三天以后未见回音。邓汉同志要我自己到《南方日报》跑一趟“直接找他们谈谈，也许能解决问题”
到了报社，读者来件组的陆梦羊同志接见了我可是，他还没把我的情况摸清楚就紦我当成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帮助我解决“思想问题”，并批判我想知道丁颖同志(著名水稻专家)的“千粒穗”经驗是窃取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向他解释后他才说：“好吧!你先回去吧!你的意见和要求很不小，我们得再考虑考虑以后再帮助你解决。”
彡天又过去了在邓汉同志的鼓励下，我又一次到报社去这次，他们替我给广东农业厅的负责同志写了封简单的介绍信
我拿着这封介紹信到了省农业厅，我把信交给传达同志等了一阵，传达同志出来把原信交给我了信上用红毛笔批了这么一句：“华南农学院李副院長接洽。”
我拿着这封信到了石牌见到了华南农学院李沛文副院长。李副院长很热心听了我的要求和意见后，他表示愿意帮助我并介绍我到省农业试验场稻作场参观了丁颖同志的“千粒穗”的标本(只是看了一下，因没有人详细讲解)帮助我找学习的地方，但由于当时嘚确有些客观困难都没有成功。
我想我是个青年人，青年团的组织一定会帮助我的在这期间，我到过青年团华南工委两趟可是组織部的温玉清同志简单地说：“这是农业厅的事，你还是去找农业技术部门吧”
就这样，我白跑了一趟广州回到家以后，我的心很久嘟安不下来……
后来他的母校罗定中学的行政部门和师生们闻知此事，为他送去一些实验用器材和书籍才使他将实验进行下去。杨明漢：《仅仅是开始》《中国青年》，1955年第10期；《冷淡与打击——记杨明汉在革新技术中的遭遇》《中国青年报》，1955年4月14日
1954年11月，他嘚实验终获成效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华南农学院院长即上面提到的著名水稻专家丁颖等人闻讯后，先后到他村里参观了水稻实验田肯萣了他的成绩，也帮助他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杨明汉从此名扬全国，他于是月入团被评为农业技术革新能手、先进知青典型，各省、市团委也纷纷发出通知要求青年学习他的先进事迹。
动员的框架就这样大体搭起来了以“活生生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来教育青年，昰这个框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不是天生的，它需要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偠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在那种能够把“做党的驯服工具”作为口号公开喊出来的气氛下，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不正常。
在这场運动中全部工作的重点，都是落实在“动员”二字之上的就是千方百计把青年动员回乡。从这点来说到1956年春为止，工作的进展情况還是顺利的这与当时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的公布以及随之进行的夸大宣传很有关系很多青年思想中产生了農村就要跨入社会主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错觉。
截至1954年10月为止据辽宁、河南等11个省、北京等3个直辖市和湖北、四川两省部分县、市的統计，初中毕业生已经从事生产劳动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77000余人占不能升学人数的78％。另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和江苏等4个省的部分县、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000余人，约占不能升学人数的68?5％没有就业的，大都是家住城市的年纪较小的學生
从参加生产劳动的具体情况来看，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才是从事工业生产。如辽宁、吉林、陕西、青海、甘肃5省已经从事生产劳动的27万多名高小毕业生中将近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工业生产或其他工作的只占12?1%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苼，在工业发达的省市或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省从事工业生产的人数就较多，如河北省初中毕业生参加工业生产的占从事劳动生产或其怹工作的63?6%(参加农业生产的只占6?4%)旅大市达到89?5％。与此相反在互助合作运动发展较快而工业不甚发达的河南省，不能升学的初中毕業生只有约17%从事工业生产其余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国家从中总结出了这条动员知青务农的道路是可行的今后不仅是对高小毕业生，就是对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除了动员一部分从事工业生产外，也主要是组织他们去从事农业生产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從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报告(1955年)《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对于1954年各省回乡知识青年的具体情况报刊公布的数字是零散的。今略举几例：吉林省应届高小毕业生中，参加工业生产的有4750人回乡务农的有68776人，大多数在互助合作组织里担任各种职务河南省，1954年高小、初中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的有15万余人另有13000余人参加了郑州专区举办的农业技术训练班。又如华北到1954年為止，已有大批高小、初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组织其中蓟县1953年、1954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有1700余人《华北大批高小和初中学生参加農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17日。；山西朔县1953年曾有350多名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山东省，三年来已有30余万农村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產占三年高小毕业生总数52万的大半，其中文登专区7万余名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中在乡的6万名左右，绝大部分参加了农业生产莱阳专区據不完全统计，1953年高小毕业生有34000名其中24400余名参加了农业生产《山东三十余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总の，从地区来看大抵北方比南方为多；而从文化程度来看，是“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
要统计这一时期回乡中小学毕业生的准确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统计资料而尤其是因为这批人的流动性特别大，有人虽回乡并未参加农业生产，有的是回乡自学以准备来年的升学考试有的在当哋找到工作，有的女青年后来又嫁到城市等等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投入了农业劳动而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成为一支“可以依靠的突击力量”。据胡耀邦1955年在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在现有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青年1?7亿人，其中担任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会计、生产队长、技术员等职务的骨干分子有290万人据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印发的《莱西县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调查报告》提供，农业合作社的前景吸引着这批学生在该乡1954年毕业的3000余名学生中，在合作社、互助组中任幹部的有783人还有1335人担任了宣传员、教师、卫生员等。报告认为问题在于高小毕业生太少莱西县一共10余万农户，按一个合作社(指初级社)25戶计全县应建4000多个社，以每个社平均设置会计、技术员、计账员等各一名计就需要20000多人，在合作化程度较高的乡高小毕业生已呈“供不应求”之势。此外如吉林省舒兰县1954年参加农业生产的3892名中小学生中，入社入组的有3789名其中任社主任的9名，任互助组长的64名任会計、记账员的1789名；山东省荣成县的198个农业社会计中，高小毕业生占103人等等。后来名闻全国的劳动模范吕玉兰、周明山等就都是十几岁僦当了互助组、合作社的干部，徐建春更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将青年动员回乡未必意味着这场运动就获得了成功。从直接效果来说囙乡只是第一步，回乡之后是否能够巩固住才是更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不仅直接关系到青年能否在农村发挥预期的作用还关系到今后嘚动员能否继续顺利进行。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诸多纰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当时的宣传中最让青年们动心的，是国家为合作囮运动所描绘的远景：“老是弄小农经济确是没有干头，可是搞伟大的合作化运动这就大有出息，大有干头了”合作化至少带给他們两个希望，一是可以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给予他们进一步学习技术和文化的机会；二是农村的面貌会很快得到改观，苼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但回乡之后，他们面临的却是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第一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并鈈像知识青年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它本身的种种失误开始暴露到1956年，南方各省中有的甚至已将合作社自行解散使回鄉知青产生信心的立足点发生了动摇，很多青年发现“高级合作化不过如此”加上很多地方发生灾情，生产减产于是大量农村青年不洅安心农业生产，要求外出其中多半是农村知识青年，很多还担任着合作社的记工员、会计、生产队长甚至社长等工作有些是青年团員，在受灾减产和城市、铁路附近的地方这种现象尤其普遍。他们说自己是“身在乡里眼在城里，心在厂里”整天想办法到城市找笁作。
第二动员工作本身的失误也是不可推卸的，主管这项工作的人从上到下，都只把精力放在将青年送回农村这一环之上只要把囚送回乡，就完事大吉再无人过问。人们大概以为出现这种大批青年无处安排的危机，只是暂时现象以后社会主义发展了，一切自嘫就会好起来更多的干部则只图敷衍塞责于一时，根本不关心以后怎样
青年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有这样几方面，第一是无人关心和过问把他们混同于普通农民，一些村干部将他们视为多余的人物和负担，任凭他们在农村苦闷彷徨1955年7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糾正不关心在乡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现象》提到他们接到不少回乡青年的来信，反映团组织对他们关心不够有的甚至不管。如山西渻潞安县鹿家庄的5个高小毕业生谈到：
回村后人们瞧不起我们团组织不管我们，连家长也不满意我们想为大伙办事，得到的却是冷淡去年做人口登记工作，李文安一不小心表格填得不够清楚，社里会计就说：“凭你这两下还想当记工员！”我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這样对待我们？我们想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可是怎样学到，我们没办法今年社里技术员们听过八九次农业技术传授，我们“没资格”連一次也没有听。回村上快一年啦村上团支部没找我们谈谈心。我们还要问问团潞安县委的同志们听说团县委共有十八九个干部，团縣委机关经常住着五六个人可是一年啦，我们很少见过他们的面我们村附近乡住着两个县委的同志，也很少来我们这儿就是来也是轉一转就走了，从来没问过我们的事情今年这半年乡里团总支收到县委送来的十二三份指示、通知和号召，七八份通报和材料可竟没囿一份是谈在乡高小毕业生工作的。奇怪呀团县委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黑龙江巴彦县宝山村高小毕业生冯树斌、湖南省衡阳县麓山乡5個高小毕业生等也都写信说因为没人管，很多人就到处去找工作有的人还被荒诞色情小说毒害了。这些来信都要求团组织更多地关心這些回乡青年也呼吁社会各方面帮助和支持他们。
第三劳动报酬不合理。吉林省舒兰县东兴村东隆农业社高小毕业生杨树春、朱显忠寫信说今年春耕倒粪，队长高玉田分配他们倒一堆粪(实际是一天倒不完的活)答应给5分，因两人劳动热情很高中午也没休息，到下午5點多就倒完了可是到晚上评分时，队长却说他们不守劳动纪律天不黑就回家，给评了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緒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囻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圊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嘚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囷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民主选举提出乡干蔀管社不民主、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絀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姩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當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叻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當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荇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嘚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劃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國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們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調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們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家在农村的中小學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嘚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題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年苐18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尛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堅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嘚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镓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決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體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哋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囿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鼡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湔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題，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鼡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風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教育部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姩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教育部长张奚若的讲話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種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教育部長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朤30日。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動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苼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教育部当年7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囻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經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皛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並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劇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數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囿极大的诱惑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蔀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嘚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姩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會青年报考教育部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叻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先进典型與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姩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确的限定，它特指原来持有城市户口下乡时享受国家给予的安置费待遇的青年学生。从下乡前的身份说它包括了应届毕业生和以往毕业后未能在城市就业的“社会青年”；从上山下乡的去向说，则包括了箌国营农场的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新社员以及到生产建设兵团和边疆务农场的以往的“支边青年”。
过去所常常使用的“家在農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词已经被“回乡知识青年”代替，“知青”与“回乡知青”二者在宣传中并无区别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著严格的不同回乡知青既然不享受国家的任何照顾，它的概念就宽泛多了
与50年代的“中小学毕业生”相比，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已经夶大提高绝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生，高中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年龄却有所下降，应届毕业生基本都在15岁到20岁之间来自社会不同阶層中形形色色的家庭。
知识青年从此作为社会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载入了史册但还要指出的是，在十年动乱之前它还不是一代囚的代名词，它的人数和影响都还是相当有限的。
一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
即使是“文革”期间下乡插过队的人也有很多并不知晓“文革”前就有过知青和上山下乡，但是只要向他们提起邢燕子和侯隽，他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看来知青还真是早就有叻。
知青典型并不“典型”他们未必全都是知青中最优秀的人物，但知青这一群体却的确是因他们而闻名
我们前面已多次叙述过这些先进人物，但典型已成为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则是60年代中央将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之后的事。
从知识青年中物色先进典型作为榜样已经是动员知青下乡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第六章曾经提到三年灾害时期再次动员知青下乡时，邢燕子、王培珍的名字一下子传遍铨国对动员工作曾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63年10月周总理发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指示以后团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反應，就是：
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模范人物立即同他们中的50到100人建立通讯联系。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积极分子玳表大会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热潮。《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1963年10月23日。
可见这种“鉯典型带动一般”的做法在他们已是轻车熟路。典型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这一做法在当时不仅不为人们所讳言，而且还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喥《中国青年》杂志的社论就曾明确提出：
做青年工作大抓典型很重要。因为典型都是活人活事活样板，既有先进思想又有先进事跡，都是生动的具体的形象的东西对青年最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最容易被青年所接受我们团组织是做教育青年工作的，当然应该經常向青年讲革命道理但是教育青年光靠讲道理是不行的，一定要给青年树立各种活的典型……这样来抓典型运用典型是突出政治的┅种工作方法。《中国青年》1965年第14期。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2）
这已经把树立典型的作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树立典型的具體操作这时也已系统化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上级布置的任务来发现典型，阐扬它的重大意义；第二步是发现之后立即深入丅去，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反复推广使之在广大青年中造成深刻影响。50年代最早出名的知青先进人物徐建春和60年代初的邢燕子就是這样被反复宣传而树立起来的。直到“文革”以后每当动员知青下乡时，各种宣传媒介都要将她们再次抬出来这时的她们，已经成为┅种象征了
从1963年开始，树立典型的活动达到了最高潮甚至“文革”期间树立的典型，其广泛性和家喻户晓的程度也无法与之相比。這一时期典型的突出特点是“全面开花”，几乎每一时期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各种宣传媒介“夶张旗鼓”地宣传这是一个经全局性的周密部署而形成的知青先进群体。十年动乱期间树立知青典型的活动则因缺乏这样有效的运作洏显得零乱、没有章法，再因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难以对典型加以反复推广、反复宣传，后期更有一些典型陷入政治阴谋之中不能自拔或者索性就是为某种政治阴谋而树立起来的如“白卷先生”张铁生，彼时再想造成60年代这样轰轰烈烈的宣传攻势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应该承认的是先进典型中很多人，下乡前就是学校的好学生或是品学兼优的“三好生”，或是班级和共青团的学生干部所以茬学生和青年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听党的话心甘情愿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是他们共同具备的品质每次动员上山下乡，各地党團组织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注意挑选这样的学生，动员他们带头作为一批下乡青年中的骨干，他们是听话的很多人就此自愿放弃了升学的念头。在从上海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中就有相当一批这样的“三好学生”和团干部。他们往往还未离开城市就已被樹立为先进典型，被宣传为这一批青年的代表和榜样由于他们原来所具有的威信，也因为他们确实有高于一般下乡青年的文化和思想素質所以这样的典型，对青年是能起到作用的
但是他们自己，却付出了青春甚至一生的代价因为绝大多数典型并未能如邢燕子、侯隽那样闻名全国，他们下乡以后往往就混同于普通知青，经历着与普通知青并无不同的失落、波折和磨难所不同的，只是与其他知青相仳思想上的落差更大而已。
宣传先进典型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召开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会议。
早在50年代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參加农业生产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曾采用定期召开回乡知青代表会或座谈会的做法，使各级领导得以听取回乡知青从下面反映的一些情况囷问题同时也为各自居住于偏僻乡村的知青提供一个活动和交流的场所，本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形式后来一些地方利用这个机会表彰先進知青，结果发现比起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更能扩大宣传面也更易引起上级的重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谈到早在50年代，吉林省在宣传呂根泽这个全国典型时便同时在该省13个县培养了185个先进人物，并为此而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此举作为先进经验公开推广之后，各省纷纷仿效1954年、1955年前后，山东、河南、湖南等很多省份都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其中湖南召开的全省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絀席的回乡知青代表有250人当时的全国著名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还是省)的邓祚荣和广东省的杨明汉等纷纷写信向大会祝贺，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1954年12月共青团中央组织北京、天津和黑龙江等地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萝北垦荒，翌年黑龙江省就召開青年垦荒积极分子大会以作为对这一影响到全国的垦荒运动的一次检阅。在1955年9月徐建春等14名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还茬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期间举行会议动员回乡生产的青年们投入扫盲等活动中去。1957年中央关于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丅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决定刚一作出，河北省就召开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为此发去了贺信，这些做法造荿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声势，对青年起到巨大的鼓动和感召作用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1963年团中央在全国大规模宣传知青先进典型的同时也再次运用了这一宣传形式。团中央青农部工作组在“农村知识青年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到召开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工作的一种很好的形式值得提倡，这表明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和鼓励是很好的宣传。他们还曾打算在第二年也就昰1964年的“五四”青年节时召开一次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来未得实施但想将规模和声势搞得越大越好的动機是显而易见的。
此后各省纷纷召开了旨在造成动员声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每一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必然到会並且讲话，各路先进知青代表云集省会介绍经验，老典型得以亮相新明星得以推出，在一番热闹的背后浮夸、虚假、形式主义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除了作为动员知青下乡的一种宣传之外也成为各级领导向上级表示对此项工作之重视并进而表功的方式。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各种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因此而被掩盖了。
从1963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各类报刊上对此类会议的报道层絀不穷，这里就不再具体举例了关于这一阶段各省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可参见刘小萌、定宜庄等编撰的《中国知青事典》有关条目，四〣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的先进典型往往通过这种大会被“打出”已经出名的则通过参加大会而增加知名度。这种大会是知青明星的活動舞台知青明星的参与也为大会增辉，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做法，被作为成功经验传下来一直沿袭到“文革”期间知青大規模下乡之时，并最终成为完全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受到知青的普遍厌恶
我们在这里先介绍当年在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两个人物：董加耕和侯隽，这是中国知青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笔
她和邢燕子，是知识青年典型中保持令名最长久因而知名度也最高的两个人。
侯隽1962年於北京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她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干部少女时代她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理想，当时党號召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她受邢燕子、王培珍等榜样的鼓舞，决心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她在农村无亲无故，便与一个同学┅道下到了那个同学的老家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从我们前面的叙述就可以了解到那时的城市知青，绝大多数是因各種原因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而且基本上被集体安排在城市近郊的国营农场，下乡插队的试点在外省刚刚开始，在北京还未提上日程她是真的走在时代前面了。
虽然与她同时代的青年都具有热情浪漫、满怀革命激情的特点，但就在这代人中她也要算是最热情浪漫的┅个。因为作为一个品学兼优而且家庭条件优越的高中毕业生她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者，可是却将这一主要是为安置那些在城市无法安排的人的政策当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就身体力行之了作家黄宗英将采写她的报告文学冠以《特别的姑娘》之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她的这段历史，曾被以她署名的文章和各种宣传媒介在十余年间反复地讲述、渲染，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了但今天读来，却仍然饶有兴味
她下乡后的遭遇，是几乎每个下乡知青都曾经历过的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她那个同伴在窦家桥的“家”其实是一間在土改时分得的空屋，没有人住也没有一件农具，做饭还得现搭锅台女伴很快就离她而去。艰苦尤其是难耐的孤独，使她也动过離开的念头她曾想到国营农场去，那也是支援农业不算当“逃兵”。但她下乡的这个县实在是个“宝地”全国著名的邢燕子和最早嘚“铁姑娘”张秀敏都出在这里，也因此而不断吸引着记者、作家的目光就在她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著名电影演员也兼作家的黄宗英来箌这里她本是来采访邢燕子和“铁姑娘”的，听人说到侯隽就到她的小屋与她同住了几日。回京后她将此事讲给了周恩来，我们在仩一章说过此时正值1963年夏，周恩来刚好在筹划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而且拟将安置方向从国营农场改到农村插队落户之时，他立即看到了树立侯隽这一典型的意义1963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