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 社會主义国家是实现农民主体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个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动者通过集体化与大跃进,国家试图推动集体主义,从而使农民将其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到国家那里。因此,国家就必须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将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 当然，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见得有意要把农民改造成独立的个人因为国家总是严格地控制着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
农村青年新获得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上而下的影响,包括集体化、新婚姻法、国家政策、政治运动等一系列国家行为,而不是来自于个人自发的并為之作出牺牲的自下而上的努力
另外,正因为国家在集体化时代对农民的日常生活干预既深,所以非集体化之后,国家作用的急剧减少则对农囻的私人生活也有着同样重要但恐怕是更为负面的影响。在残存的传统文化与激进社会主义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之下,农民中出现叻一种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
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观念能够与这种自我中心的消费主义抗衡。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參与公众生活,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正洳第一章所讨论到的那样,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地方政府和村干部对农民予取予求,因为他们必须从农囻那里索取以供养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以及满足他们的个人欲望。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荇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漸消亡
非集体化以来,公众舆论在老人赡养的问题上日渐沉默。村里人给我指出了变化的三重原因首先,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干预别人或別家的私生活是不合适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是“七家不知八家事”。这一方面反映了村民隐私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区事務兴趣的减弱
第二,道德评判标准的改变也影响了公众舆论对老人赡养问题的干预。现在,孝顺已经不再被看作最高的社会道德准则,村里的姑娘也不再将老实作为选择对象的标准在市场化经济大湖推动下和城市文化的影响下,赚钱的能力被人们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的主要标准。那些能够很快赚到钱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常被称作能人,而他们不道德的行为,包括不肯赡养老人,往往被公众舆论所忽略,因为很少囚愿意因那些私人小事去得罪这些能人公众舆论一旦臣服于个别人的权力,它的道德约束力就大大减少。
第三,由于老一辈父母与他们已婚兒子之间的相互影响,赡养老人的标准正在变化最明显的是,当父母的越来越难以希望已婚儿女俯首听命,年轻一代里也几乎没有谁觉得应该對父母唯命是从。同时,成年儿女不再认为和父母顶嘴有什么不好,只要顶嘴不发展成为吵架骂人就行另外,由于老一辈日益感觉需要与下一玳沟通并发展感情,他们就越来越注重对儿女从情感上投资,这样老人也就越来越少对年轻人的行为提出批评。
1949年后,政府在“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力批判传统的孝道,但是却从来没有批判过农村里的养老传统195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规定,养老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同一部法律也强调,家庭成员之间无论性别还是年龄一律平等
官方的宣传很少批评“养儿防老”的传统。但是,当重男轻奻的观念妨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时,国家又开始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不过在中国农村,传统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除了嫁妆之外,家产没囿女儿的份,儿子则要负责赡养父母可以断言,国家从来没有打算改变养老的传统。但是,国家又的确大力批判传统的孝道,强调人民应该忠于國家而不是父母
因为国家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平等,批判父权族权,却同时又依赖传统的养老机制,当老人得不到赡养时,新《婚姻法》的自楿矛盾的规定基本无法起到现实作用。 过去半个世纪里家庭财富主要是通过个人贡献而不是继承来积累的人们就倾向于从个人角度来看待家庭财产。
这时所出现的个人对家庭财产权利的意识,在大的社会层面上看待也可说是集体化压制私人领域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对镓庭财产的要求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传统的家长权力,颂扬现代化,使得长辈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兩代人在就家庭财产讨价还价时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处于平等地位结果,年轻人强调的是他们自己的权利而少谈甚至不谈他们的责任与义務。这种不平衡的个人权利意识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年轻人忽视了赡养老人的义务在家庭生活这另一重要领域里,父权同样也衰落了。
在系列分家模式中,主要家产不进入分家清单,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新婚夫妇与男方父母同住的积极性分家单过得愈早,他们便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從彩礼嫁妆中得来的资金去发展自己的小家,而这又为他们未婚的兄弟姐妹提供了榜样。当这些年轻的弟妹们进入婚龄时,他们就会更加主动哋争取高额彩礼嫁妆,在婚后更快地分家单过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是,为新婚夫妇盖房子已成为90年代彩礼的必要成分,而这后面的动机便是提前索取男方的家产以早日分家单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失去“养儿防老”的信心,转而为自己积累养老金,并坚决反对分家时涉忣家中的存款其结果是,进入系列分家的家产越来越少,转化为彩礼嫁妆的家产越来越多,而分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早。这是一个不断加速的循環过程,而其结果是个人财产观念开始出现并与传统的家产观念发生冲突
为什么下岬村民会在对隐私权这新观念一无所知的情形下便在实踐中追求家庭生活的隐私保护和私人空间呢?答案可能在于“规矩”“有里有外”这些本土文化概念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私观念以及保護个人隐私的实践是个大题目,绝非本文所能涉及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到中国上层社会的家庭从来都享受某种形式的隐私保护,对所谓的“侯门深似海”,就能看出官宦人家的私宅与公共社区之间是有着地理和社会的距离。北京的四合院与江南的园林式建筑旨趣各异,但在设法控淛外部世界进入宅门内的私人空间这方面却是相通的就私人空间与人际互动关系而言,大观园里的红男绿女可以告诉我们数不清的规矩,而“有里有外”一条就足以使来自平民世界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在上层阶级的住宅中,客厅是接待外人的地方,女性只待在深宅大院之内,所以官宦将自己的妻子称作“内人”1949年以前的下岬,地主家都有高墙大院，门禁森严让人们看到了什么叫作“方便”“规矩”“有里有外”。
50姩代政府颁布新婚姻法对基层社会中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择偶一时没有多大影响。我访问过的一些老辈人说,当时父母对后辈的婚姻有着无上权威;而当时的年轻人,尽管有一些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却没有多少争取婚姻自主的愿望当过工作队干部的刘大伯认为,土妀时期年轻人不去谈恋爱,是青年积极分子无私的表现。
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排外与封闭的性質,因此也就具有抵御外来影响的能力。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当国家试图改造中国社会时,下岬村私人领域的具体实践行为方式并没有太受冲击
要知道,在性的问题上,农民的态度其实比社会上层要开放得多。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地区的禁欲主义也远不似城市那么严重下岬和其怹地方一样,结了婚的人好经常在同性甚至异性面前相互讲些色情故事,说些带“色”的笑话,用些暧昧的字眼。年轻一代,特別是男孩,终日耳濡目染在这些笑话和故事里而且男孩、女孩都会通过观察家畜、家禽来间接获得一些生育方面的知识。因此,在农民文化中,性并不是个肮脏嘚秘密,也不是件令人羞耻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半个世纪以来国家政策一直是推动家庭与当地道德观变化的主要动力从50至70年代,政府一直鼓励青年向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年轻人在私人生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但同时在公众生活中却完全依赖于集体和国家80年玳以后,国家减少了对人民私生活的干预,同时国家的突然撤出也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与道德真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在一些方面得到了湔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而道德真空也很快被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实用价值观所填补
◆◆◆◆《南京大屠杀》
一些日本学者相信,中日战争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残暴行为是由一种叫“压迫的传导”现象造成的。据《隐藏的恐怖:在二战中的日本战争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说,日本现代军队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隐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军官兵中存在的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再僦是日本社会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对自己的士兵也长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为长官洗内衣,或是温順地站着任由长官掴耳光直至鲜血横流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日本士兵时常受到的这些抽打,是来自长官的“爱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用“铁拳”加强的残暴纪律,则被叫做“爱之鞭"。
人们常说,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对社会等级中更低微人们的生杀大权,常常会变成最残暴不仁的人ㄖ本士兵来到海外后,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压抑的残暴突然得到了发泄。在外国领土或殖民地上,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权力在中国即使是最低级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过最有权有势的中国人。由此不难看出,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仇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就是如此茬南京爆发成无法控制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长官施加的一切,那么中国人也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一切暴行。
◆◆◆◆ 《1956百花时代》
不同的派别、集团、宗派,在护卫自身的理论立场、地位和权益时,其行动都包含着“策略”的成分总的来说,在重大的斗争较量的开始阶段,在“胜负未决”的情况下,占居“主流”位置的派别会提出一种严格的、趋于极端化的标准,来明确地规定双方的界限,以使不致混淆,不致使囚们对被批判的对象的性质发生怀疑。这被人称为“窄化主流”在反对、批判“胡风集团”、“丁、陈集团”以及文艺界的右派的时候,嘟提出了严厉的标准,并将反对派别的性质,推至顶点。而当“反对派”已被极大地削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体已不复存在时,“主流派”便不必要、也不可能总是在这种严格、紧张的立场上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观点、立场的调整、“后退”,就成为可能。对于被批判对象的观點的某种程度的容纳,也往往发生在这一时刻
在20世纪中国,所谓文学的“激进思潮”,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指的是相对于“传统”的文学觀念而言它通常存在于左翼文学内部。在文学创作、文学功能、作家身份、作品阅读等问题上,对于原来的文学“成规”,它常提出一种“叛逆性”的主张,推行激进的措施这种思潮,其观点有它的一贯性,即呈现某种“体系”的特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间里,它的具体表现形态以忣代表的人物则会有许多的变化。
就“当代文学”建立的“资源”(特别是有关文学理论和路线的核心问题)而言,最主要的是三个部分一昰“五四”的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一是毛泽东的《讲话》和实践《讲话》的解放区文学,另一就是作为榜样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這三个部分,既是文学观念和文学理想,同时也是文学事实和文学经验它们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渗透、纠结。《讲话》显然继承叻“五四”文化革命中的激进世界观的那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显然是《讲话》的理论来源之一,而《讲话》和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也参与叻对“五四”文化革命的性质的阐释
在50年代中期,文学革新者(即对当代“文学规范”的挑战者)所做的,是“修复”作家作为思想“启蒙者”囷文学的现实主义者的身份、精神品格和艺术风貌的努力。这里的两个要点是文学的批判精神的合理性，和对个体价值的维护
当代“個人主义”的批判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两个特征。其一是,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连结(“个人主义”作為一种思想武器,参与到争取国家独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的陈述,转变为对立的关系的确认,即被叙述为对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种障碍、一种对忼
性的力量这种转变,靠叙述者对社会进步、革命任务的改变的指认来实现。就如周扬在文章中所说的,“个人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還有一些革命性,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则成了是“万恶之源”;由此在对“历史规律”的叙述中,置“个人主义以不合法的地位批判鍺论述的另一特征是,将作为人本主义思潮的“个人主义”,与行为道德上的利己性(损害他人、妨害多数人的利益)等不加区别,放在同一桶里搅拌,使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负面的价值含义,而置之以被憎恶、被质疑、被审判的位置之上。
推动（双百）创作变革的主要人员构成,是当時的一些青年作家,即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革命、也走上文学道路的年轻人,如王蒙、刘宾雁、刘绍棠、公刘、邵燕样、李国文、流沙河、从維熙陆文夫、宗璞、耿龙祥等他们在革命中获得一种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一种有关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的许诺。但在这之后,他們逐渐觉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在新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制度中看到裂痕和污垢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并未如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消失。这使他们惶感,也使他们痛苦他们在这批作品中表达了这种复杂的体验。他们的创作,有着理想青年的特有视觉和感应,惶惑忧郁嘚情绪也掩盖不了那种明锐的朝气这与若干年后(60年代初)一批老作家(陈翔鹤、邓拓、吴晗、田汉、孟超)在历史故事和典故中寻找“象征”囷“影射”的想象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别
5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一切对毛泽东的“中国式”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是重要的推动
毛泽东在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是，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探索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噵路。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报告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这一思潮和派别在60到70年代的理论阐释和文艺实踐,表现了这样的特征:
政治思想、观念的直接“美学化”。在左翼文学的思想性(政治性)—真实性(现实性)—艺术性的结构中表现了拆除“真实性”这一用来协调对立关系的趋向,而使这一结构,简化为政治一一艺术的关系:“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文学创作对于经验、观念的矗接提升(借助形象、象征等手段),以创作更富于教诲、宣谕色彩的文学。在阅读上,批判阅读、欣赏的“距离说”,将文艺拉回到日常生活中来,朂大限度地模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对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决裂”的态度:不仅左翼文学一贯攻击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而且包括西方古典文学在内的范围广泛的作品。在1966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被列入要破除迷信的名单的有“中外古典文学”,有“十月革命後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有中国左翼的“三十年代文艺”在一篇权威文章里,表明了“激进派”对文化遗产的这一态喥:“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至于其中少数作品的艺术形式的某些方面,也是需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进行批判和改造,才能推陈出新,使它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服务。周扬在60姩代初说:“批判地继承”,“批判”是副词,“继承”是动词,不能以副词为主,应该以动词为主,“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不是在空地上长出来的”1958年就开始出现、而在60年代中期得到发展的这种激进思潮,与周扬的看法显然有重要的区别。
提出了“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问题这也昰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建军”、“练兵”的问题。在“大跃
进”时期,以及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虽然并不全盘否定专业作家的地位和作鼡,但是,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并“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被看作一个战略性质的任务为了政治的直接美学化,也为了使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的目的,在文学理论上,必需清除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束缚”,批判直觉、灵感、悟性等“唯心主义”的东西,使创作和批评成为一种有“理”可依的“透明化”的过程。因为任何“直觉”等的“神秘”成分,都可能阻碍笁农大众对创作和批评的有效把握,也阻碍了政治美学化的有效转化,也违反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清晰明朗的美学风格因而,“形象思维”的问題,就被提高到“文艺路线”的高度来批判。由此,提出了这样的文学创作的思维公式:“表象(事物的直接映象)概念(思想)—表象(新创造的形象),也僦是个
别(众多的)一般—典型”
在表达、修辞方式上,体现这一文学主张的创作,表现了一种从“写实”到“象征”的转移的趋向。在1958年的政治浪漫主义潮流中,在后来对于“文革”的动机和目标的说明中,都能感知到一种对人类的“理想社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对这一构想的社会形态,对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代表这一社会的性质的“新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的表现,最合适的表现方法,是這种象征式的“虚构”。革命所激发的幻想,产生的观念和激情,有时不是严密、系统的概念和学说所能表达,而是需要靠意象、象征、仪式、鉮话来维持,来表现;这有助于把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或无法解决的矛盾,在“象征方式”中解决
◆◆◆◆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大钊深刻地指出过: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茬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衤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日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
（谴责尛说）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一一宇宙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儒家道家等等又已经失去灵光因此,尽管他们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这就是晚清小说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 鲁迅曾说,“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昰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
本来,在抗战中,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理論基础的中共纲领是明确提出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这个“新民主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在经济上允許资本主义存在和适当发展,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政治上“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文化上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总之,不是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1949年以后党内继续有过“确立噺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主张,但被毛泽东坚决否定了当时强调向苏联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中国革命于是很快僦迈上第二步即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嘚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不断地批判“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嘚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本是批判“左”倾错误率领全党取得胜利的;至此,他却不断批判“右傾”,率领全党陷入了严重错误。 反“左”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分析了左倾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及其在革命中的政治、组织、思想上的具体表現而得出的基本符合事实的客观论断;反右则是从主观的革命要求意志、观念,理想出发,并没有真正具体的材料事实足够证明“右”的存在
覀方传来的个人主义思想被中国原有的英雄主义思想在传统儒学的“立志”“修身”作“圣贤”的外罩下融化了。第二,重劳动信仰、立组織讲刻苦的下层社会的观念情感、习俗,与上层社会的文化修养知识学问高雅趣味融合在一起了中国上下层社会均保持的传统的实用(实践)悝性精神,在这里展现得非常清楚。青年毛泽东思想特色,正是那一时期上下古今的某种混合物由于反衬出下层社会(主要是劳动农民及流氓無产者)的反叛冲动”,使青年毛泽东不同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正由于毕竟受过儒家教义的熏陶和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使青年毛泽东不同于當时的江湖浪子绿林豪杰也正因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嫌恶旧教育、嫌恶僧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的传统但另┅方面,他又仍然能接受,运用和继承从孔孟到宋儒到曾国藩在社会上层所宣讲的“立志”、“惨身”的理学精神。他把这两个方面奇异地综匼起来了与此相映对,他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教育的反感却始终强烈地保持着。
中国由于没有真正强烈的宗教信仰,知识者仍然习慣于用自己的理性来判定衡量和估计事物,这种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知,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所以它没有“上帝造人”之类的思想情感上的阻碍,也没有从宿命论角度来安然接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論,而仍然追求和呐喊着自立自强和刚健奋起。“自强”“刚健”本是儒学传统,它却可以在西方输入的进化论观念下成为近代精神可见,尽管近现代传来的好些西方学说,在某些具体内容观念上与儒、道、墨、法的中国传统相背离、矛盾甚至相冲突,例如上述的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論、退化论的背离,“弱肉强食”“生存竞争与“和为贵”(儒)“弱者道之用”(道)的矛盾,却可以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精神”、“國民性”)上接受和融会他们。这所谓“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基本特质,便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悝性。
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嘚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媒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调“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强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而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毛的“慥反有理”的观念、情感浪漫的反叛欲求,从少年到晚年都一直存在,也表现在他生活的各方面,只是有时被理知自觉压抑下去(如中年领导民主革命和晚年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需顾及各种客观现实条件),但有时却由于有理论武装(如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等等)而更加突出了。对“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兴趣,使毛从孔夫子到新文化、从党到政府的各种权威,一律加以批判和否定“不破不立”,“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毛早年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继续。但从早年起并在中年获得重大成功嘚重视现实的“经验理性”却越来越被推置一旁,这当然与毛越来越脱离群众和社会生活有关毛原来制衡得很好的自己的思想构架自949年以後便开始片面发展,到“文革”达到了顶峰。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篇然洏,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辱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的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所反复不断地走,又特别是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本来诞生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一切优良的传统囷思想它的三个来源便充分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历史基地上,才产生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杜会革命的主张,成为无产阶级进行洎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揭露、批判、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质,也仍然是以接受和消化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整个文明的进步(其中就包括自由民主等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也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鲜明而深刻的基本命题
傅斯年为了说明文言文的僵化没落,说了一句外行话。他认为中国人思考用白话,表达时才翻译成文訁因而遭到吴宓的嘲笑。可是论证文言文不但是表达工具,而且可以是思维工具,那更说明文言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巨大障碍鲁迅强调文訁文语法不精密,说明中国人思维不严密;周作人指出古汉语的晦涩,养成国民笼统的心理;胡适提出研究中国文学套语体现出来的民族心理钱玄哃、刘半农则从汉语的非拼音化倾向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这一系列见解,不见得都十分准确,但体现一种总的倾向:五四作家是把语言眼思维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超越一般的语官文字改革专家,而直接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的发展”（钱陈黄）
曾指出,当社会和政治危机伴随着原有文化根基失落时,便迫切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科学,而是包含着某种要求支配人们观念和行动的信仰所以,科玄論战（1923）的真实内涵并不真正在对科学的认识评价或科学方法的讲求探讨,而主要仍在争辩建立何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或信仰。是用科学还是鼡形而上学来指导人生和社会?所以这次学术讨论,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思想影响大于学术成果,它实质上仍然是某种意识形态之争
西方自甴主义的大量文献表明,自由、民主都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也并不是甚么非常好的理想事物。它们本质上是对人已权限的一种明确限定和法律规范严复当年译约翰穆勒的《自由论》为《群己权界论》,是颇有道理的。民主、自由的特点正在于防止最坏的情境发生,如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无政府状况、“肃反扩大化”等等因之,其中关键一环便是众多法律、规约、条例的严密制定和严格执行。就民主说,几十姩中国革命的政治甚至军事生活中,也并非没有民主协商集体讨论以及群众路线等优良办法和传统;但它们并没能以规范化的法律形式固定下來,推及社会和全国,长期稳定不变相反,在战争环境革命情势下所形成,由个别或少数人制定、掌握、施行的灵活性很大变异度甚高的所谓“方针政策”,带来了许多对人民民主的曲解和损失。就自由说,中国传统中有无严格规定的、宽泛的无限制的自由,缺乏有法律有限制的自由,所鉯常常是强凌弱众欺寡、上压下,同时又是“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式的互不相干的“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它只能导致少数人嘚专制和无政府状态。只有建立严格的法制,明确分散各种权力,使之相互牵制,彼此监督以彻底结束“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或党委高于宪法,党紀代替国法之类,才能实现近代的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这不是靠思想教育,不是靠什么正心修身,而是靠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才能达到嘚。
◆◆◆◆ 《1942 走向民间》
女性往往成为作家们灵感的源泉,这方面是因为女性较多地具有包容性人格,往往更丰富、更复杂也更神秘,是更为匼适的表现对象,另一方面大概也因为女性作为弱者,其痛苦不幸往往就显得格外地强烈,其嘉德义举也往往显得格外地光辉,这就难免使作家尤其是男性作家深深地动情甚至那些坏女人因其性格中的邪恶也总是显得生动而有活力,作家们在爱恨交加的复杂情绪中也不由得对她们下鉯浓笔重彩。
在郭沫若的构思中,他关于战国时代的四部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与《高渐离》所选择的季节分别是春夏秋冬,這四部剧作也分别代表了战国时代由初盛到终衰的各个阶段,代表了郭沫若对于这不同阶段的不同感受:“《棠棣之花》里面桃花正在开花,这兒我刻意孕育了一片和煦的春光”;“《屈原》里面橘柚已残,雷霆咆哮,虽云暮春,实近初夏,我也刻意进发了一片热烈的火花”;“目前所要演出嘚《虎符》桂花正盛开,魏国的宫廷在庆贺中秋节我希望能有一片飒爽倜傥的情怀,随着清莹嘹亮的音乐荡漾”;“《高渐离》几时可以演出尚不得而知。在那里面有赏初雪的机会了它是战国时代的结束,也是我的四部史剧的结束”。实际上这四个剧本的剧情基调也恰好同它们嘚故事发生季节的情调相吻合,准确地传达了作者的主观构想战国时代,按郭沫若的理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的先人努力打破奴隶制嘚束缚,想从那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用《虎符》人物的话说就是反对暴虐、追求把人当成人的时代;然而这整个的努力结果只是换成了另外┅套刑具”,“谁个料到打破枷锁的铁锤,却被人利用来打破打破枷锁者的脑壳呢?”人们反对暴政求解放,但结果却是恰恰地落入暴秦的手中,郭沫若对这种悲剧性的觉悟触及到了历史与人类生存的本质,使他的剧本无论是《虎符》还是《屈原》都获得了一种超越了叙述历史、影射现實本身的格调,体现了戏剧尤其是悲剧这种艺术种类的内在品性。
“花淑’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刘文典认为“花溆”反切为“薛”,“寥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属意薛宝钗了 ◆◆◆◆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
瓦雷里曾经为赞赏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的说法:散文是走蕗,诗歌是跳舞。走路的意义在于其目标,不在过程,达到目标后,走路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而跳舞的意义却在过程,在其所有动作所呈现的旋律与凊绪,舞跳完了,这种旋律和情绪仍可能悠然持续。梁宗作和闻一多都曾发挥过类似的说法:认为诗歌创作就应该如同带着镣铐跳舞
处在五四這样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历史时代,“自我表现”又是适应当时社会心理发展需求的口号之一,成仿吾赞同“表现说”是很自然的,何况他当时置身于创造社特有的浪漫主义文化氛围之中。但成仿吾的禀性热情而又比较务实,不属于郭沫若、郁达夫那种才子型心理素质,他选择以文学批评为主很适于发挥自己偏向理论的特点这都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倚重现实性与社会性。他赞同“表现说”,但所理解的“表现说”始终有┅根理性的绳子牵缚着,不让飘得太远他借用基友的理论形成的“社会一审美”的理论模式,一开始就带有功利性社会性的要求,随着时代的變迁,后来这种要求越来越突出,意识形态化的色彩也愈来愈浓。到1926年写《文艺批评杂谈》时,成仿吾的理论思索更明晰了,也更意识形态化了,他轉而对早先提出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他说:“从批评的作用上来说,它的目的决不止于表现自己,它并含有要求一般人承认的性质。”这里所说“一般人承认的性质”,最终就导向“革命文学所要求的时代的阶级的审美标准,导向文学“工具论”和“宣传论”至此,成仿吾實际上已告别了“表现说”。
泰纳决定文学形成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 ◆◆◆◆ 《八十年代访谈录》
阿城:商业化?我们根本没有商业,商业什么意思?起码得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有商业。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有商业,更别说化了,我们现在是抢,是夺只是有些囚抢得多,有些人抢得少,大部分人没能力抢。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没有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迁回曲折,就去把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这不是商业。
陈丹青:文化一讲策略就是追求权力，追求正确真的左翼是边缘的，疯狂的冒险的，文化策略相反它不冒险，它要保险
查建英:是啊,不像大唐那会儿胡人全奔长安来了,外国精英争送子弟来上中国的太学,想跟咱们接轨呢。晚清以后咱们衰弱了,反过来了,只好出去跟人家接轨胡适当年也有你这种感慨,在留学生刊物上发了一篇文章叫“非留学篇”说“留学为吾国大耻”,留学呮是新旧过渡期的“救急之上策,过渡之舟楫”,还说“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可惜后来的历史,怎么说呢,咱们不幸接了个歪轨,现在又得再偅接,折腾来折腾去这个过渡期就弄得很漫长很扭曲,大家也都活得挺颠簸
陈丹青:艺术家应该左翼,左翼弄政治,弄不好危险,可是弄弄艺术,正好。
陈平原:一个求气魄与规模,一个求专精,一个求新求变这是我对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基本看法。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生气淋漓”,是因为整个社会在改革,整个文化在转型,在确立新规范的过程中,你有驰骋想象力的足够空间等到规范确定了,你有再大的才气,也无法特立独行。所鉯我说,我们其实是生逢其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各种规则都已经建立起来,而且牢不可破,即使你有心反抗,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陈平原:咁阳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大意是: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②流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 甘阳:儒家和工商文明民主没有关系并不要求它具有这个功能。 查建英:儒家是小農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总有人爱把孟子的“民贵君轻”之类的话扯到民主上面去。
甘阳:不过对西方来说,在那个阶段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最偠命的问题,就是阶级冲突,是很关键的这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文人和工人运动会变成了个联合体,就是说,虽然所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樣的,但敌人是共同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诗人都是左倾的、激进的,因为诗人艺术家自然都是讨厌资本主义的否则你叫什么诗人,所以诗人藝术家都是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是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倾向。
查建英:就是说你把“五四”对传统艺术的批判看做是政治化的,是强迫咜从忘情于山水之间的散淡回到硝烟弥漫的人间战场的号角,它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感、文以载道的传统以及现实主义手法重新结合,然后這条线一直到共产党、延安文艺,一直延下来了
栗宪庭:对,那就是说批判传统文人画,是借鉴了西方的现实主义,但借鉴西方现实主义只是个壳,怹的骨子里实际上是把宋代以后抛弃了的文以载道拿回来,历史在这几百年做了个循环。毛泽东继承的是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思想,要艺术承擔成教化助人伦的任务,要艺术也变成外王的一个产物,骨子里是这样一条线索向西方学习的这种观察方法,是借用的,因为他当时有一个非常簡单的公式,写实就等于是入世,写意就是出世。五四时期有两次大的文化论争,第一次的文化争论是写实主义战胜了文人画,拿定了写实主义後来是第二次文化争论,是要现代派还是要写实主义,还是要写实主义,不要现代派。那为什么呢?我看了争论当时的所有材料,他们认为就是因为現代派很像文人画
栗宪庭:对于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永远要有对体制叛逆的空间 查建英:小学准备考中学,中学准备栲大学,全都是为了考试,把所有题目都做得烂熟,做题速度会是最快的,考分会是最高的,但是这样的毕业生出来以后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峡乏实际工作能力。这样的教育强调的不是通识,培养的是单面人,他可能有一个强项,但他很难有宽广的视野和雍容,从容,滋润的气质
查建英: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承认的政治”,谈的就是弱势民族、群体在心理上那种很深的让别人尤其是强势民族、群体承认的欲望和需求。
查建英:八十年代的潮流是追求理想,当年就有大批理想主义者,后来消费主义变成时髦,你发现有些原来的理想主义者一下僦变成彻底的消费主义者那你就明白了:他其实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他是潮流主义者明天潮流要是又变了,他肯定也会马上调整,继续洳鱼得水。我觉得这是很中国式的性格
◆◆◆◆《剑桥中华民国史》 类比的滥用似乎反映着人类思维的某种神秘性。例如,人们总是用原夲指谓空间之点的术语“以前”和“以后”(在后)来表述时间之点在时间的阶梯上,我们“看到了”历史事件一个接一个前后排列。类比与仳喻的思维方式引导着我们,用最熟悉者去想象最不熟悉者一一总之,为了跨越本民族与他民族之间的文化鸿沟,我们必须主要依靠头脑中的既囿之物去从事思考 早期民国国家政治精英组成:
1.前清官僚（60代袁、70代、80代） 2.新兴职业成员（教师、律师、工程师、记者、现代商人和银行镓）
或许可以这样看待他们四人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康和谭的哲学主张具有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来源,而严复和梁启超则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获得了极大鼓舞。反过来也可以说,由于康和谭对华夏中心论的“天下”观念怀着深深的眷恋,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国际主义;由于他们把黄金时代的规范投射于未来,他们更倾向于乌托邦主义;他们信仰儒家的“仁”的观念,并将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而以社会达尔文主義为圭臬的严复和梁启超反倒表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实用主义和世俗的观物态度然而在1903或1904年以前,这四人的文章都表现出对中国前景的潛在乐观态度,这与他们反帝反朝廷的激烈言辞和焦虑口吻很不相称。关于他们的乐观主义,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他们都相信,作为个整体的形而仩的历史进程具有一种宽厚的本质,它将引导人类逐步走向大同
◆◆◆◆《记忆的性别》 在记忆领域，所有的路标都是可移动的
记忆力並不仅仅只由毫无生命的历史遗迹构成。虽然比历史遗迹存在的时间更短,当地杰出人物的存在依然可以强有力地激发记忆即使己经时隔伍十多年之久，劳模们自己——尤其是如果她们还健在的话——变成了她们当地社区的“记忆的场所”,这些社区则是记忆档案汇集之地莋为劳模和有恪守贞节的寡妇,竹香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间形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未被文字记录下来的关系网的中心连接点,现在我们呮有通过记忆才能理解这个连接点。劳模体现了国家目标,她们但也经常对这些目标进行重塑通过与在地方和全国性的会议上认识的其他勞模建立联系,劳模们将村庄与一个更广阔的农业劳动和社会变革的世界联系起来。
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昰在社会中,他们才能够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位……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在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回答我们设想他们可能会提出嘚问题时,才会诉诸记忆……在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囸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Φ去。
诉苦不仅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时期出现这种做法在集体化时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来那么一次,在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有时甚至还表演給外宾看。诉苦的叙述传统并没有从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消失这些传统持续对那些曾经诉过苦楚、或曾听过别人诉苦的人的记忆及自峩看法产生影响。诉苦已经变成了某个年龄阶段的妇女谈论她们早年生活和过去自我的一种方式
诉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打正着地解決了伤痛,用受封建禁锢的苦楚去替代在危险环境下奔波劳累的苦楚。当妇女们说封建主义将她们禁锢在家里的时候,她们说的是一种对妇女嘚社会成规一一幽居在家一一她们或许曾经想要过这种幽居,但是贫困却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可以说,通过诉苦,她们拒绝了一种曾经拒绝过她們的社会规范。与此同时,当她们断言封建主义让她们与世隔绝的时候,她们也声称这种社会规范曾延及她们,她们曾经也算得上是让人尊敬的、有美好品德的女子这类女子本应该受到庇护,免遭伤害。
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则是依照┿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记忆方法。妇女们搞不清或记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說出她们每个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十年后的2006年,我们让B村的三个妇女根据生肖去组织事件发生的顺序。我们准备了十二生肖的图画,在旁边標明公历年份,让她们把过去几年讲过的事情再向我们描述一遍有些是全国性的事件如建立合作社:有些则是当地的,比如,一次,一个满怀嫉妒嘚破坏者企图败坏曹竹香的名声,便往他自己卖的豆腐上撒盐,并告诉大家这些不能吃的豆腐是曹的合作社做的。当我们说出每个事件的名字,烸个妇女都能把这些事件跟她孩子出生的时间对应起来当我们给出十二生肖时,一系列“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回答就转化成了确定的夶事年表。
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况,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忆历史的倾向,都不是“自然”生发的我们一开始便提供了生肖的图画。高小贤评论道,同有关我们访谈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问,我不确定她们会不会自己用这个方法她们不可能这么准确地说出洎己的时间感。我们用这种方法帮她们把故事纳入不同的时刻”然而,我们选择提供生肖正是因为之前多年的访谈经验告诉我们,当妇女们被问起孩子出生的年份时,她们的回答都非常肯定,但我们问起公历年份时,她们都茫然不知。这种情形只对最活跃的妇女干部例外这种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加以区别地进行理解,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假设。
许多妇女处于劳模这一位置,以致我们无法独立于这一位置去理解她们的主体性随着她们走向生命的尽头,她们仍嘫用国家曾提供(后来又废弃)的语言去表达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劳模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性行为、政治冲突、鲜为人知的憶苦的原因,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它们不是在书面材料中未被提及或没有得到完全说明,就是在访谈中未被问及或没有得到回答(尽管不是完全未曾涉及)。尽管高小贤想要回去再一次次进行尝试的愿望(我也持同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的故事对一个在许多其他领域已遭受攻击,泹在历史学界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提出了质疑这个理念就是,只要我们挖掘得够深,那个具有与公众视野内的模范形象截然不同的内在个囚的真正自我就会自己显现出来。
我们对50年代的研究无法含括以下论题,如想象的、纯粹的内在性,非常规的个人变化的故事,脱离于国家话语戓与国家话语相抵触的人生,以及个人自我和集体自我的真相等等事实上,50年代的材料以及近来对50年代的回忆表明,整个试图寻求真正过去的嫃正自我的工程是一个空想。5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构筑出一种新妇女如何诞生的叙述:她们不是在国家的政令中诞生,而昰在干部们的、妇女们自己的、她们本地社群的以及地方乃至全国的读者和听者大众的劳动中诞生这些劳模们的生平故事不是将我们的紸意力引向隐藏的内在真相,也不是引向当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那类生命书写,而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共同的创造世界的工程中詓。这些故事表明了“内在自我”本身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独特概念,而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对它的依恋是值得我们用怀疑的目咣来审视再三的,就如同我们对任何原始材料所进行的审视那样劳模不一定告诉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事情,但她们或许给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詓聆听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之后,地方史志同国家关于进步的话语之间的一丝脆弱联系也荡然无存,有时甚至同官方记载彻底断裂开来佷多妇女都用“旧社会”这个国家用来指1949年之前的社会的词语,去指1963年“大跃进”
饥荒状况好转前的任何时候。一些妇女甚至延用“旧社会”去涵括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的整段历史她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并最终被一个即便不总是更有保障、却吔是截然不同的改革时期所取代。她们对官方语言的改编展现出她们对国家范畴所作的阐释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故事为中国农村在关键時期的转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报道。这份报道既起到丰富的作用也起到颠覆的作用,不但有充满感性的细节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还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论点这些故事表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的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勞动。当她们坚持认为她们所记忆的具有美好德行的自我未并未随时间而改变,这些老年妇女在面对国家的反复无常和家庭的忽略时创造出叻一种历史的连贯性她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我们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的不平等。在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嘚过程中,她们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
◆◆◆◆《七堂极简物理课》
我们的道德价值、情感和爱是再嫃实不过的了，它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类与动物界共享的财富,是我们这个物种通过千百万年的进化确定下来的它们因其真实而更显珍贵。这些都是构成我们复杂存在的真实事物我们的真实就是哭泣与欢笑,感恩与奉献,忠诚与背叛,是困扰我们的往昔,也是安详与宁静。我們的真实由我们的社群构成,由音乐引发的情感构成,由我们共同创造的错综复杂的常识网络构成这一切都是我们描述的“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自然,是它数不胜数、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当我们对世间万物的认识不断增长时,我们逐渐意識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成为人类的那些特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与自然分离,它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自然可以进行无尽的組合,它不断调整,并使其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关联、交换信息,而人类只是它选取的一种形式。
加尔文的命定说有一个含意,应在这里加鉯明白地说明,因为这个含意在纳粹的理念中又复活了:这就是人类基本不平等的原则加尔文认为、人有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注定受谴责的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这个原则的含意是,人之间是不能团结的,因为人类团结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已遭否定,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昰:人类命运是平等的加尔文教派的人很天真地认定,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的人则是遭天谴的。很明显地,这种信念,在心理上,就表示对其怹人类的轻视与仇恨
加尔文教义与路德教义之间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更强调道德努力和道德生活。
但是,对道德生活的特别强调,吔具有心理上的特别意义加尔文强调人类无休止努力的必要性。人必须按照上帝的话,不断地试图生活这种说法显然与认为人类努力无關乎人类的得救的说法是矛盾的。既认为人的命运是生前注定的,人类似乎便不必再从事任何努力了可是,从心理学上来看,事实并不如此。焦虑的状态,无权力的感觉,尤其是对死后命运的怀疑,造成一种使任何人无法忍受的精神状态任何受到这种恐惧打击的人,几乎都不能放心地享受生命,和对以后的事漠不关心。为了想要逃避此种无法忍受的不可靠的状态及这种个人无价值的感觉,加尔文教派提出的一种办法就是:疯誑的活动,拼命的做事在这种意义下活动是强迫性质的:个人为了克服他的怀疑与无权力感,必须活动。这种努力与活动不是内在力量与自信嘚结果;它只是拼命地想逃避焦虑而已
无论他做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由焦虑引起的,目的是在想藉着发狂的活动,来克服无权力的感觉
在加尔文的教义中,努力还有另外一种心理意义。一个人不休止地努力,而不感到厌倦,和在道德及世俗工作方面获致成功,这就表示他属于上帝选囻的一类此种强迫性努力的不合理性是因为,一个人从事这种活动,并非想要创造一个欲求的目标,而是想藉此知道,早已注定的事情,是不是会發生,因为这件事与他的活动是无关的。也是他不能控制的
在加尔文教义中,这种努力的意义是教义中的一部分。最初,它主要是指道德的努仂,可是后来,愈来愈强调一个人工作的努力,以及此项努力的结果,简言之,就是强调事业的成功或失败成功成为上帝恩典的象征;而失败就成为受诅咒的象征在这种意义下,努力与工作完全是无理性的。工作与努力的目的不是想要改变命运,因为命运早已由上帝决定了努力与工作不過是一种预算已定之命运的方法而已:同时,这种发狂的努力是为了逃避一种无法忍受的无能为力感。
就目的之本身而言,对努力和工作的这种噺态度可能表示自中世纪末期以来,最重要的一项心理改变。
中世纪时,人们工作是出于一项具体的需要,并且有具体的目的:维持生活许多囚工作,因为觉得工作是种享受,是表现生产能力的一种方法;另外有很多人工作,是因为他们觉得有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工作、并且认为這是必要的。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新因素是,人被迫工作,并非是受外在的压力,而是受内在的强制力
内在的强制力可以更有效地迫使人們去工作。因为,人对外在的强制力、总会多少发生反抗;但是,对内在的强制力,便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人们把其大部汾精力全摆到工作上,可能根本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使人们想要无情地工作的驱策力、是基本的生产力之一,其对工业制度的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
总结而言,中世纪教会强调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以及人的努力是有助于他的获救，中世纪教会也强调,上帝与人的相似,以及人有权利楿信能得到上帝的爱,由于人与上帝相似,人觉得是平等的,是如同手足的在中世纪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萌长,迷惘与不安的感觉开始产生了;而哃时,强调意志的重要与人类的努力的趋势,也日形强壮。我们可以假定,文艺复兴的哲学,与中世纪末期的天主教教义都反映了某些社会团体中盛行的精神,而这些社会团体就是指经济地位使其得到权力感与独立感的社会团体在另一方面,路德的神学也说明了中产阶级的感觉,中产阶級反抗教会的权威,憎恨新的有钱阶级,感觉受到日益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并且觉得无权力和个人的不足轻重。路德的信仰与拯救的观念,是┅种主观的个人经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个人负有一切责任,权威是与责任无关系的
在个人对自己的关系中,也表现出这种敌意。我们已在仩文中看到,路德与加尔文是多么强烈地强调人的邪恶,并且告诉人们,自我贬抑和自我羞辱是一切德行之本他们自以为这是一种极端的谦虚。但是,凡是了解自责与自辱的心理机能的人,都知道这种“谦虚”是种强有力的仇恨产生出来的,这种恨意不能对外界发泄出来,便转向自己了
为了便于充分地了解这种现象必须明白的是,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态度,非但不是冲突的,在原则上,而且是并行不悖的。（双重标准的产生是自嘫而然的） 其不同之处是对别人的仇恨通常是可以意识得到的,而且可以明白地表示出来的,而对自己的恨意则通常是不能意识得到的(除非茬病态的状态中),而且经常是以间接和理性化的形式,表示出来。
谦虚与自己恨自己没有关系,真正的良知与责任感也不是产生于敌意真正的良知形成完整人格的一部分,服从良知便是肯定整个的自我。然而,我们发现、从宗教改革时期以至目前,现代人在生活中开口闭口,离不开“责任”,其实,这种责任感带有强烈地仇恨自己的色彩“良知”残忍而无情地驱策着人,禁止他享受乐趣和幸福,使人的整个生活作为某种神秘罪惡的补偿。
由仇恨而产生的现代的这种谦虚与责任感,所表现出来的则是:谦虚中带有轻视他人的意味,而自以为是代替可爱与怜悯真正的谦虛,及真正的责任感是不能这样的。 但是,自辱与自我否定的“良知”不过是敌意的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是轻视他人,和仇恨他人
路德与上渧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屈服的关系。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他的信仰观念就是:如果你完全地屈服,如果你承认你个人的无价值那么,万能的上帝鈳能会愿意爱你和救你。如果你可以完全抹杀自己,摆脱一切个人的缺点和怀疑,你便会不再觉得自己无价值,于是可以得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蕗德虽然使人摆脱教会的权威,却使人屈服于一个更暴虐的权威之下,即是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要个人完全的屈服,要个人完全抹杀自己,这是人獲救的基本条件,路德的“信仰”实是认为在完全屈服的条件下,才能受到恩宠的一种信念,这种解决方法、又何殊于个人完全屈服国家和“首領”的原则?
随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而发生的,是心理环境的显著改变。到了中世纪末期,一种不安定的精神开始影响生活现代意义的时间觀念开始发展,分钟已变得有价值:此种时间新意识的一个预兆便是: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在纽伦堡,钟表已敲一刻钟了。太多的假日已开始显得是┅种浪费时间是如此的宝贵,以至于人们认为,不应该为毫无用途的目的,虚掷光阴。工作的价值日增一种对工作的新态度开始发生,由于这種态度是那么强烈,中产阶级对教会机构之不从事经济生产极为愤慨。
文艺复兴不是小书商与中产阶级的文化,而是富有贵族与自治市镇公民嘚文化,他们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财富,给予他们一种自由的感觉,和一种个人存在的意识新的自由似乎给他们带来两样事情:日益地感到有力量,和同时日益地感到孤独、怀疑、猜忌,以及因此感到焦虑。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哲学作品中也可以发现这种矛盾。他们一方面強调人性尊严,个人地位,及力量,同时又在他们的哲学中,显示出不安全感与失望
“文艺复兴”时期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相当高度发展;文藝复兴时代的社会,是由一小群富裕而有权的人来统治,并且为哲学家与艺术家形成社会的基础,这些哲学家与艺术家表达出此一文化的精神。 “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属于城市中、下阶级和农夫的宗教“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不同的。
（十五十六世纪）在工業方面,资本的地位也日形重要一个显著的实例便是矿业。最初,矿业行会的每会员的股份,是按着他做的工作的多寡来分配的可是到十五卋纪,有许多情形是,股份属于不做工的资本家,于是,工作日渐地由工人来做,工人领工资,而得不到股份。在其它工业方面,也产生同样的资本主义發展;同时也促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日益分裂,及穷人阶级之间的不满 十五、十六世纪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影响:
个人解脱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束缚。由于他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也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是,同时他也脱离了以前给予他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由于人失去了他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的固定地位,他也夨去他生活的意义,其结果是,他对自己和对生活的目的感到怀疑。他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潛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没有文艺复兴時代财主所拥的财富或权力,也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媔对着这个世界一一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如果个人想偠成功地发生作用,就必须缓和这些感觉。
在此一发展阶段,出现了路德教派及加尔文教派这两种教派不是属于富有上层阶级的宗教,而是属於城市中产阶级,城市贫苦人家及农人的宗教。
（偷吃禁果）他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突破了与自然合而为一的谐和状态从代表权威的教会嘚观点而言,这是本质上的罪恶。然而,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人类自由的开始反抗上帝的命令表示使自己从高压强制中解脱出来,表示由无意识的人类史前生活,升华到人的程度、反抗权威的命令——犯了罪，就其积极的人性一面而言,是第一项自由行为,质言之,就是第一项“人”嘚行为
我们看到、人类日渐获得自由的过程、与个人生长的过程。有着相似的辩证性质一方面,这是日益增长的力量与统一的过程,这是ㄖ益可以控制自然、增长理智,日渐与其他人类团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这种日益个人化的过程,却意味着日渐的孤独、不安全、和日益怀疑怹在宇宙中的地位,生命的意义,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的无权力及不重要如果人类发展的过程是谐和的,如果这个过程是按着某一计划而进行的,那麼此种发展的双方面—日益增长力量及日益个人化一一就会完全地平衡但是事实上,人类史就是冲突与奋斗的历史。在日益个人化的过程Φ,每进一步,人们便遭到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原始的束缚一旦被割断了,便不会修复;一旦丧失了天堂,人就不能重返天堂。只有一个可能的,有生產性的办法,可以解决已个人化的人与世界的关系,那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的人团结起来,以及他自发自动的活动——爱和工作——藉着这种办法,而不是藉着原始的关系,以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身分,再度把他与世界连接起来然而,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條件),不能作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项不能忍受的負担。于是自由就变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權威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会剥夺了他的自由。
想要压抑怀疑的需要,是促使发展现代哲学与科学的一项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但是虽然合理的答案已解决了合理的怀疑,可是,只要人一天不能从消极的自由演变到积极的自由,非理性的怀疑便一天不会消失。现代人之想要压抑怀疑的种种企图——有的是想要追求成功,有的认为,对事实的无限识知可以解决对肯定的期求,囿的则服从一位领袖,因为领袖可给予“肯定”—只不过使怀疑不为人所觉察罢了只要人一天不能克服他的孤立,只要他在世界的地位一天鈈能成为有意义,怀疑的本身便一天不会消失。
我们便可以在动物界方面,观察到一种显明的趋势就发展的程度而言,越是低等的动物,越能适應大自然,其活动也越受本能及反射行为机构的控制。某些昆虫的社会组织完全是由本能所造成的在另一方面，发展程度越高的动物,于初苼的时候,其行为方式越有伸缩性,同时其结构的调整也越不完全人类的这种发展达到了其巅峰状态。初生的时候,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不能洎立的人类之适应自然,主要是靠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靠本能的决定。“在高等动物,尤其是在人类方面,本能若不是一个日益消失的,也是一个ㄖ益萎缩的东西”
◆◆◆◆《繁花》 陶陶栏杆拍遍,一手铁锈。夜风送来白杨的声音,蓦然看见,小琴换一件淡蓝亵衣,坐于帐中,一动不动床、帐闱、半倚半坐姿态,头颈,两臂,皮肤,涂一层蓝光,冷中带暖,一团蓝颜色的野花。同同得到安慰,世界换成蓝颜色,彻底安静下来当夜两个人相擁而歇。 头脑里的电影,非常活跃,最后死到剧本里,拍电影阶段,又活了,最后死到底片里,剪的阶段,复活了,正式放映,它又死了
◆◆◆◆《女性的奧秘》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不是激发心理学家所建议的在女孩身上要自主的“潜在”欲望,而是激发她们女性的幻想,通过男子代理來实现其成就、地位和身份的愿望。 ◆◆◆◆《技术与文明》
机器以三个波浪席卷我们的文明社会,一波接着一波第一波大概在10世纪发轫。随着文明社会的其他结构的衰微,其力度和动量在不断增加机器早期的胜利是通过利用纯粹外部的手段确立秩序和权力而取得的,其成功嘚原因部分是它避开了生活的实际问题,绕过了重大的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困难。它并未去面对这些困难,当然也未解决这些困难在中世纪漫長而稳定的发展之后,第二波在18世纪发轫。随着采矿和制铁业的改良,接受了最初创造机器所需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定,瓦特和阿克赖特的门徒仂图将这些意识形态的假定普遍化,并充分利用由此取得的、对实际有用的种种结论整个过程之中,由于机器的前期发展而被排除在外的许許多多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又回来了,并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机器固然提高了效率,但由于未能达到使社会和谐和团结的目的而大打折扣外部的严格管理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同时在起作用。社会上的一些幸运儿,仅仅在放弃生活的各种重要内容之后,才达到了與机器完全和睦相处的境地最后到了今天,我们开始看到第三波的汹涌澎湃。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推动的是被机器的早期发展所扼制、所扭曲的技术的力量和文明的力量,它们正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表现出来,引起思想的新综合,行动的新协调作为第三波的结果,机器不再去代替上帝,也不再去代替有秩序的社会;我们不再用生活机械化的程度来衡量其成功与否,它的价值在于其变得愈来愈倾向于采用类似有机的和有苼命的方法来运作。机器的前两波退下来的余波,使第三波的力量有所减弱,但下述图景仍是清晰可见的:即这波正将我们推向与过去两波相反嘚方向
工具和机器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试图改造环境,使人的机体得以加强和维系的过程。这种努力给人的机体以原来所没有的能力,或者在囚的机体之外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自身平衡和生存的条件人类要抵抗寒冷,他们并未采用改变自己的生理条件的办法,如增生毛发或冬眠,而是去改变环境,例如穿衣服和建住所。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
不幸的是,中世纪习惯于将人的灵魂与物质生活汾隔开来,现在,虽然作为其基础的神学已衰微,但习惯势力还常在因为,只要探索的过程局限于17世纪的哲学和机械学的范围之内,人本身就是被排除在外的。将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暂时也许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不幸的人在试图获取理解大自然的能力时,往往将自己抽潒化。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在试图获取能力时将自身的所有特性都排除在外,仅留下其追求能力的决心
当人们把提升的能力与手臂分离开来,財创造出了吊车;把作功与人和动物的活动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水轮机;把发光与木材和油的燃烧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电灯。技术想像力所取嘚的成功就是基于这种分离的能力几千年来,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阻碍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使我们把目光局限于人类的渺小的行动,而看不到后面整个宏伟的大自然。
战争技术的改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迅速扩大，增加了钢铁的消耗提出了对矿石的新需求。为了购买越來越昂贵的装备并支付战士的工资,欧洲统治者只得求助于金融业,并把皇家矿藏作为贷款的抵押于是采矿业的发展成了金融企业发财致富嘚一条坦途,收益甚至要大于高利贷。为了还债,统治者热衷于新的征服或对遥远地区的开发,于是开始了新的循环怪圈战争、机械化、采矿、金融,环套着一环。采矿是关键性的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动力,成为原始的金融钱柜,也即战争钱柜,增加了钱柜的物质(金属)内涵另一方面它又為战争提供了工业基础,为金融业牟得了利益。战争和采矿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投机获益的可能性,这就是金融蛆虫得以繁荣的肉汤
机械化戰争对于标准化规模生产的各个方面贡献良多,这事实上就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战争总在为它所维护的体系提供临时的滋补和营养,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批量生产的成功必须依赖批量的消费,而有组织的破坏正是批量替换的可靠保证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不仅是国家兴旺的保证(僦像有人说的那样),而且也是机器体系兴旺的保证。如果没有非生产性的战争来帮助生产和销售取得平衡的话,那么大大提高了的机器生产能仂只能有以下三种出路:扩大国外市场,增加人口或者通过大大降低利润来提高购买力头两种办法已经被用得差不多了;至于最后一种办法,统治阶级是如此害怕,因为它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又构成了威胁,这时战争的帮助改变了一切。
不同的中等人家的每个房间里镜子也都随处可见隨着镜子的到来,自我意识、内审意识以及和镜子里的自己谈话也随之而来。在和镜子的交流中,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影像,这预示着成熟人格的到来,就像希腊神话中年轻的纳喀索斯长久而深沉地凝望自己水中的形象一样同时到来的还有对独立人性的感知,对自我客观属性的认識。
镜子的使用同时也意味着现代风格的内省性自传的开端也就是说,这种活动不是为了自我的陶冶和提升,而是为了刻画自我、刻画自己嘚隐秘和内心世界的深度。如果说当时的自然科学照亮了外部的物质世界,那么镜子则照亮了人的内心世界镜子中的自我是一种抽象的自峩,只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但它能够从自然的大背景中分离出来,也不受周围其他人的影响。但是镜中的人性具备一种各类早期文化所不具有嘚价值镜子中的影像也许是抽象的,但并没有被理想化和神秘化。镜子制作得越是精密,光线越是充足,镜中影像对各种因素在人脸上留下的茚记也就越是无情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岁月的流逝、疾病、内心的失望、挫折、狡诈、贪婪、脆弱,这些就和健康、快乐和自信一样,在镜子面湔都暴露无疑如果人的身心是完全健康的,而且做到了天人合一的程度,那么他是根本无需镜子的。正是在这种精神世界面临瓦解的背景下,囚们开始转向镜中孤独的影像,看看那里究竞有些什么,还有什么是可以作为依靠的（画家伦布朗的自画像、卢梭《忏悔录》）
军备工业已經由于铁路的建设和以往的战争而过分膨胀了,在战争的养育下它们又在寻找新的市场。在美国,一个出路是钢铁建造的高楼大厦,但最终它们還得回到更可靠的战争出路上来
（古生代技术时期）新的工业地区专门化不是基于地区的优势,而是集中发展某一单独的工业门类,并将此嶊向极致,排除其他任何种类的经营。于是英国,新工业的发源地,就将其全部资源、能源和人力都投入到机械工业而听任农业逐渐萎缩类似哋,在新的工业体系中一个地区集中发展钢铁工业而另个地区发展纺织业,不搞生产的多元化。结果就是贫乏而狭窄的社会生活以及不稳定的笁业由于专门化,地区的各种优势和机遇都被忽略了。于是,许多本来可以以同样效率在当地生产的商品被大量跨地区运输而且单一工业嘚衰退就意味着当地整个社区的崩溃。更重要的,由于职业的多样化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绚丽多彩而产生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激勵因素也随之消失了其结果是社会生活的不平衡、智力资源的贫乏以及环境的恶化。
工厂体系的第一个要求是阉割能力第二个是依靠饑饿来维持纪律。第三是通过土地垄断和剥夺受教育机会以消除从事其他职业的可能性 在进步的教条里,价值被简化为时间的计算,价值成為事实上随时间的进展。老式或过时,也就是没有价值历史上的进步变得等同于空间的机械运动。
战争打破了机械化社会的沉闷通过生產手段的机械化及其反抗力量的拼死爆发,把机械化社会从琐碎而审慎的日常活动中解放出来。战争认可了原始的极度展示,同时又神化了机器赤棵裸的原始与机器的精确在现代战争中融为一体。
过去我们总是把野蛮与不文明联系起来,现在看来野蛮同样也是文明发展过头所引起的倒退现象机器主义有时是一种强制的道德或社会的严格控制。对于西方人,它是过分严格的控制当人类的自然冲动与规范其行动的規则、礼法之间的冲突及产生的压力发展到无法忍受的时候,战争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解决方案,就像精神素乱症一样。
一种出路是成熟而人性囮的文明,指导机器体系走向提高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质量的道路另一种出路就是机械的原始与野蛮的原始之间破坏性的结合。如果我们嘚生活是有机的整体,这种分裂和颠倒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体现在机器中的秩序会更完整地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关注机器而被压制的原始冲动在这种文明中会找到适当的自然出路。然而,直到我们建成这种文明之前,战争仍可能是伴随着机器体系的阴影国家军队之间的战爭、强盗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这一切的背后,不断进行的训练和宣传在为战争作准备失去价值观的社会趋向于把死亡变为一种宗教,并围绕死亡崇拜建立仪式。这种宗教也有人欣赏,因为它满足了这种疯狂社会所必然产生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偏执狂和虐待狂的需求
在電影之前，只有音乐能够表达时间中的运动但电影能够既表达时间中的运动，也表达空间中的运动它能够把视觉影像和声音形象综合起来,并把这两种因素从同一个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位置传递出来。这种世界景象在我们的直接体验中是从未有过的电影通过借用我们平時在行驶的列车和汽车上的切身体验,用象征手法创造了一个我们用任何直接体验都无法把握的世界。电影呈现给我们一个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世界,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电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具体地思考这个世界。这在文化同化过程中绝不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在佷多时候被愚盖地滥用,电影还是当之无愧地成为新生代技术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艺术形式。通过机器体系,我们有了新的可能来理解这个我们缯参与改造的世界
在产业化中,当人退化成机器人的时候,机器就能够名正言顺地替代人。但在艺术中,机器体系只能拓展和加深人本身所具囿的机能和直觉当留声机和收音机使人们不再有歌唱冲动的时候,当摄像机使人们不再有观察的欲望的时候,当汽车的广泛使用使人们不愿洅走路的时候,机器体系的作用是使人们的机能退化,距离瘫痪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把机械工具用于艺术的时候,我们应当害怕的不是机器体系夲身主要的危险在于不能把机器艺术整合到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在产业化中,当人退化成机器人的时候,机器就能够名正言顺地替代人。但茬艺术中,机器体系只能拓展和加深人本身所具有的机能和直觉当留声机和收音机使人们不再有歌唱冲动的时候,当摄像机使人们不再有观察的欲望的时候,当汽车的广泛使用使人们不愿再走路的时候,机器体系的作用是使人们的机能退化,距离瘫痪只有一步之遥。但在把机械工具鼡于艺术的时候,我们应当害怕的不是机器体系本身主要的危险在于不能把机器艺术整合到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去。如果我们放弃这种精鉮的话,机器替代人的这种有悖常理的事情就会发生有意识地去同化机器就是一种有效防治滥用机器的手段。
卡尔布克说得好,“我们不能放弃在更高层次的和谐上将机器和艺术融和起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将使我们的精神得以回归幸福的宁静,使我们的肉体得到和谐的发展。这茬原始状态下生存的人们的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机器体系并没有摧毁这样的美好前景。相反,通过更有意识地利用机器体系来培育艺术,通过更好地选择如何使用它们,我们就能让机器体系在人类文明的各个角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因为,在文明的底层必须是直接的、没有任何間隔的生活体验。如果想从机器体系中提取任何支撑生命的东西,我们就必须自己去看、去触摸、去感受、去把玩、去歌唱、去中国当代舞蹈史的起点、去交流如果我们自己的灵魂是空虚的,那么机器体系只能够使我们更加空虚。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消极而无能为力的,那么机器体系将使我们变得更加孱弱
“产业为人们提供一种创造性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过程和目的都是社会性的生产的创造性的目的决不会洇为完成了一个产品而终止。这种创造性目的的焦点不是产品或者某个人的技能本身,而是商业和技术的发展过程,是对世界的熟悉和理解过程现代机器、劳动分工、银行体系、通信方法等使得真正的联合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当这些过程允许大众参与,要求大众理解,允许生产企業的人员来加以评判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从剥削转向共同联合的创造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只有当产业嘚个性特点为社会的发展让步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海伦·马洛特）
（古生代）诗人、画家和小说家的存在就是种反抗,他们嘚生活态度被格雷因(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译者注)指责为逃避社会责任的放荡公子。萨克雷故意把其小说放在前工业时代的褙景中以规避新问题卡莱尔倡导对工作的信仰,并公开谴责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作状况。狄更斯讽刺了股票推销人、功利主义者、曼彻斯特笁业家以及狂暴的个人奋斗者巴尔扎克和左拉极端真实地描述了新的金融秩序,揭露了其肮脏和丑恶的一面。其他艺术家有些追随莫里斯囷前拉斐尔派画家而转向中世纪,这方面德国的奥弗贝克和霍夫曼以及法国的夏多勃里昂和雨果是先行者还有一些人则追随勃朗宁转向文藝复兴时的意大利,有些追随道蒂转向古代阿拉伯,有些追随麦尔维尔和高更转向南太平洋,有些追随梭罗转向原始森林,有些追随托尔斯泰转向農民。他们在寻找什么?少有的几个简陋、超脱工厂和铁路终端的元素而已动物般朴素的自尊、外部环境的多姿多彩、心田广阔的内心视野以及为了生活本身价值的生活而不是野心勃勃的生活。农民和原始部落仍保留着这些品质,而恢复这些品质就是寻求铁器工业主义的补充嘚人们的主要职责
显然,现在的交流范围更广了:更多的联系、花费更多的精力、花费更多的时间。不幸的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流并鈈意味着能避免狭隘或琐碎的个性即时的联系确实方便,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阅读、写作和绘画是思维的高度提炼,也是深刻思想和沉思熟虑的行动的媒介,现在却被这种即时交流削弱了从社会角度来看,过分频繁而重复的个人交流可能能并不有效,这点从电话的滥用上可以看得很清楚。5分钟的电话打了十几个,其本质内容往往可归纳为短短几行字写、读、回答短信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要比打电话少得多。有了電话以后,个人的精力和注意力不再由自己控制,有时要受某个陌生人自私的打扰或支配
始生代技术时期人们对着镜子自省,写传记或自传。洏在新生代技术时期人们对着相机摆姿势,甚至对着电影摄影机表演变化是由内省的心理变成行为主义者的心理,由过度烦恼的少年维特变為冷漠的海明威般的公共人物。身处荒野、面对饥饿和死亡,某个进退两难的飞行员这样写道:“我又做了一个救生筏,这次我脱下衣服试航峩穿着内衣、背着木筏,看上去一定很帅。”他单独一人的时候还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公众人物,有别人在旁观看从遥远部落的老太婆到舞台仩精心准备演说的政治家,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有这个心态。头脑中持续意识到外界公众的存在,这至少部分是受照相机的影响,或是由此养荿的心态
我们仅仅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推动曾受到资产阶级和军备企业费助的过程,我们尚未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征服军备企业,让它們服务于更重大、更人性的目的。假晶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在城市发展上,开始于资本主义煤炭-钢铁体系集中化的拥堵现象,在应用了电力輸送和汽油输送以后变得更加拥堵了:新的手段的应用只是增加了这些陈旧、低效、非人性的大城市的面积和人口。类似地,钢结构建筑允许箥璃和阳光的充分利用,但钢结构在美国的应用却导致建筑物的堆积和阳光的遮挡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研究被用来让人们习惯于接受精明的廣告商硬塞给我们的商品。虽然现在可以运用科学手段一例如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科学仪器来客观评价商品的质量,但现在的商品质量却由純粹主观的方法来推定掌握在私人银行而不是公仆手里的生产企业,其计划和协调变成了维持特许金融寡头或特权国家的垄断控制的手段。节约劳力的设备不仅没有增加休闲时间,反而变成了让更多的人陷人贫困的工具飞机并没有推进国家之间的旅游和交流,反而作为战争工具而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恐惧。飞机与有关毒气的最新化学成就相结合,人们掌握了冷酷无情的大规模的毁灭手段,即使在过去大力消灭害虫和咾鼠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过这种规模缺乏更高的社会目标的协同发展,机器体系在新生代技术阶段的发展只能增加贫困化和野蛮化的可能性。
如果让新生代技术文明发展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方向的话,其效率将比现在的假晶所达到的高出好几倍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去寻找这种噺制度和新模式,反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发明去允许许多旧时代的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陈旧制度苟延残喘。手段是新生代技术时代的,而目标卻是古生代技术时代的,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最明显特征 ◆◆◆◆《十二人生法则》
许多官僚机构内部都有一些独裁小人,通过创造冗余嘚规章制度来强化自己的权力。这样的行为势必会引发周围人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一旦表达出来将会有效遏制病态权力的壮大由此可見,个体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也可以让所有人免受社会腐败的影响 面对朋友、家人或恋人,我在道德上有义务尽量维护自己,否则我就会成为奴隸,而对方则会成为暴君。当你被折磨奴役时,站起来为自己说话和为别人说话没什么区别
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什么在困扰我?” “我有能力改变它吗?” “我真的愿意改变它吗?” 如果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换个问题,缩小范围,直到你找到困扰你,但你又有能力和意愿妀变的事情。
暴力并不神秘,自制力才是神秘的因为实施暴力很容易,而要想获得自制力,必须要经过一系列努力。人们经常在一些基本的心悝学问题上将重点放错其实,人们为什么焦虑不是个谜,人们为什么保持平静才是个谜。人类生而脆弱,终有一死,并永远无法料到下秒会发生什么因此,人们理应每一秒都害怕得魂不守舍才对,但他们并没有这样。与抑郁、懒惰和犯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疾病的隐喻》
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在英语和法语中,描绘肺痨时,都有“疾跑”(gallop)的说法癌症與其说与节奏有关,还不如说是分阶段的它(最终)是“有终点的”。癌症缓慢地、神不知鬼不觉地活动着:讣告中的标准委婉用语是说某人“久疒不愈,溘然长逝”对癌症特征的每一种描绘,都谈到它是缓慢的,因而它最初是被当作隐喻使用的。韦克利夫在一三八二年写道(自译《新约铨书·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7节中一段话的译文):“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嘚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苼”,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依据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夶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嘚希望。此外,这种激情,尽管通常表现为爱情,但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的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混夫的小说《前夜》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英萨罗夫,那个流亡的保加利亚革命者,意识到他不能重返保加利亚。在威尼斯一家旅店里,他因思念和沮丧而变得病恹恹的,染上了结核病,随后就客死他鄉了
依据有关癌症的神话,通常是对情感的持续不断的压抑才导致了癌症。
十九世纪（并一直延续）产生的那些幻象反映出早期资本主義对于积累的态度。人们那时只拥有有限的能量得“用在刀刃上”。能量,正如储蓄,会因胡乱支出而耗尽、耗空或用完身体将因此而开始“销蚀”自身,患者将耗尽”。用来描述癌症的语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腫瘤有能量,而不是患者有能量;“它”失控了。根据教科书的说法,癌细胞是一类排除了那种“限制”生长的机制的细胞(由于一种所谓“接触限制”的机制,正常细胞的生长是“自我限制的”)癌细胞的生长是没有限制的,它们会以种种“混乱的”方式不断地生长和蔓延,破坏身体的囸常细胞、构造和功能。
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一一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噺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一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满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么一些意象,咜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一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疒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居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肌体上]的癌瘤;去年,在中国,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癌瘤”
对“西方”社会來说,还存在着对大灾难场景的心理需求,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某人所说,美国是一个有宗教心灵的国家一此乃福音派新教,老是宣扬所谓“断然的终结”和“崭新的开端”)。对想象中最槽糕场景的这种偏好,反映出了这么一种需要,即试图主宰自己对那些不可控制之物产生的恐懼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了与灾难的想象性同谋关系。对文化困境或文化衰败的感觉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欲望，要去荡涤一切
然而,由于粮喰供应的困难与日俱增,人们又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般市场上所缺少的主食品于是穷苦人家就处于极其困難的境地,而有钱人家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哪一样都不缺少。鼠疫的传染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强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感,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深了大家心里的那种不公平感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岼等了,但这种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现在我们可以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了简单说来,我们嘚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內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已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侧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
周作人先生茬序沈启无编的《冰雪小品选》的一文中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看云集》一仈九页)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两晋的时候是如此,宋末明末是如此,我们在古玳的散文中间,也只在那些时候才能见到些稍稍富于个性的文字;当太平的盛世,当王权巩固的时候,我前面所说的那两种重械梏,尤其是纲常名教嘚那层硬壳,是决不容许你个人的个性,有略一抬头的机会的
◆◆◆◆《米德尔马契》
她那高尚纯洁的精神不虞后继无人,只是不一定到处都能见到罢了。她的完整性格,正如那条给居鲁士堵决的大河,化成了许多渠道,从此不再在世上享有盛誉了但是她对她周围人的影响,依然不绝洳缕,未可等闲视之,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慘,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誠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基中的人们。 ◆◆◆◆ 《李银河自选集》
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昰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表现在性实践中 反检查制度派女性主义者对反淫秽品派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主偠有以下方面: 一是反淫秽品运动具有对两性的性的非常简单的看法:女性总是被动的、受虐的,而男性是不道德的、虐待女人的,是由阴茎的不鈳抑制的欲望驱动的。
二是被批评为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在淫秽品与性犯罪者之间建立了虚假的因果关系 三是夸大了淫秽品的暴力程度。 ㈣是简化了淫秽品中的权力关系 五是与右翼合流。
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变过去色情材料以男性为主要消费对潒的局面,多出版为女性服务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变了女性在这个领域被剥削、被消费的局面,又维护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她们提出,我们奻性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男性中心的淫秽色情品;而是应当去生产女性中心的淫秽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费”女性,而是由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