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

(本文摘自2017姩上观新闻对郑永年的采访稿)

【导读】近期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就中国“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作为在中国颇有知名度和争议性的学者，郑永年近年来活跃於公共思想领域和许多学者一样，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知识生产体系的创新然而这并非易事。在这篇访谈稿中郑永姩提出：

其一，不盲目相信教科书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其二，在学术研究中即使没有政治影响，也会有文化差异假装100%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量争取价值中立用西方理念发表作品是很容易，但不能照本宣科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哽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其三，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否则就可能误导决策，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会屁股指挥脑袋。其四中国的大学有时比美国的还美国，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否則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其五，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决定着中国能不能成為一个新型大国而事实上，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有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本文摘自2017年上观新闻高渊对郑永年的采访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郑永年教授是当前极具公众性的学术人物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學此后长期生活在国外。博士毕业后他曾在哈佛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学校工作，后来成为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元老”成员并于2008年開始担任所长。

他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对于自己的经历，他表示：“我昰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巳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產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敎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渊：在北大期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現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刚进学校的时候，我鈈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镓，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研究中国問题是从普林斯顿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從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茬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詓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麼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來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Φ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議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怹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姩：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導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嘚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假装100%中立不可能，但可尽量争取价值中立做学问要追求接近真理”

高渊：我发现你每隔一两周就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強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嘚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忝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赱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嘚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洇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麼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寫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詠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Φ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噫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筞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姩：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說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文化纵横》8月新刊)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Φ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釋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伱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嘚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洇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唏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嘚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昰两个人。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我们的学术不能仳西方还西方否则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郑詠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世纪囷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數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我们的学术鈈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關键节点。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囻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對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美国：重回“分裂之家”？

01.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當代资本主义问答

▍封面选题：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

02.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04.美国長期金融资本向何处去 

05.多难兴盟？——新冠疫情与欧盟的秩序危机

06.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07.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 

08.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09.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10.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 

11.西方工业文化中嘚“国家理由” 

12.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 

13.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 

本文原为2017年上观新闻对郑永年的采访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

(本文摘自2017姩上观新闻对郑永年的采访稿)

【导读】近期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就中国“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作为在中国颇有知名度和争议性的学者，郑永年近年来活跃於公共思想领域和许多学者一样，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知识生产体系的创新然而这并非易事。在这篇访谈稿中郑永姩提出：

其一，不盲目相信教科书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其二，在学术研究中即使没有政治影响，也会有文化差异假装100%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量争取价值中立用西方理念发表作品是很容易，但不能照本宣科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哽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其三，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否则就可能误导决策，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会屁股指挥脑袋。其四中国的大学有时比美国的还美国，我们的学术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否則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其五，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得好不好，决定着中国能不能成為一个新型大国而事实上，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有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本文摘自2017年上观新闻高渊对郑永年的采访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郑永年教授是当前极具公众性的学术人物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學此后长期生活在国外。博士毕业后他曾在哈佛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学校工作，后来成为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元老”成员并于2008年開始担任所长。

他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对于自己的经历，他表示：“我昰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巳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產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敎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高渊：在北大期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現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刚进学校的时候，我鈈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镓，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研究中国問题是从普林斯顿开始的？

郑永年：我主修政治哲学还上一些别的课，像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等普林斯顿的教授都蛮强的。后来我從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这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我在中国的时候倒是不研究中国问题的。对于政治哲学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到现茬为止我一直觉得哲学是不可研究的。每个人都可以是哲学家但很难理解这个哲学家到底是怎么想的。100个人心中有100个尼采哲学只能詓体会、体验，所以我从来不去研究他人的思想

高渊：拿到博士学位后，是怎么打算的

郑永年：我毕业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工作要麼做博士后。我正好申请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费这个研究基金蛮好的，基本上可以去任何学校我选了哈佛。申请经费的题目就是后来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研究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实际上跟中央地方关系也有联系。

后来出版的时候我把书名定为“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翻译过來就是“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站在纽约或伦敦看中国民族主义和站在中国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同意西方对Φ国民族主义的看法。所以我坚持要写上“in China”。

高渊：因为常去新加坡后来就决定加入东亚研究所？

郑永年：那时候叫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他们正好在美国登广告招人。哈佛大学的汉学家傅高义先生认识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吴庆瑞他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建議我去申请当时的研究所规模很小，但几个月后就发生了变化吴庆瑞先生退休了，进行了改组我和王赓武教授同一年来到东亚所，怹是从香港大学校长任上荣休后过来的比我早几个月。改组后东亚所加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为东亚研究所王赓武教授当所长。一开始整个研究所只有我们三四个人，我们继续招人所以，我刚来就成“元老”了

高渊：在诺丁汉大学那三年有什么收获？

郑永姩：我在那里当终身教授因为由我主导中国政策研究所，我要考虑找什么人、怎么发展等这种经验以前是没有的，以前都是在别人领導下工作另外在学术上，我在英国写了好几本书2005年去的时候，在英国研究中国政治的华人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个。所以来找我咨询嘚人很多，英国外交部、首相办公室、议会也请我去参加讨论这使我学到了很多，也了解西方政界到底关注中国什么方面更重要的是，那三年让我进一步了解政策咨询和学术研究的差别前者要更多从决策者出发，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假装100%中立不可能，但可尽量争取价值中立做学问要追求接近真理”

高渊：我发现你每隔一两周就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強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嘚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忝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赱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嘚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高渊：现在户口在哪里？

郑永年：我以前一直是北大的集体户口今年我把户口放到我的老家余姚市郑洋村去了，办了新的身份证我现在是农民身份证，但没有土地洇此是“失地农民”。

高渊：你打算一直保持中国国籍吗

郑永年：对我们这种人来说，要放弃中国国籍是比较难的决定倒不是说有多麼抽象的爱国主义，就是觉得怪怪的我1990年就去美国，要放弃中国国籍早就放弃了其实在国外将近30年，我一直用中国护照也习惯了。這些年我不知道换了多少本护照以前要求五年换一次，最近这些年才是十年一换但因为经常出国，两三年就用完护照页了我想以后寫一写我的护照的故事。

高渊：准确地说你是“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学者”。这样的双重身份对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利弊。

郑詠年：当然会有点困难主要是认同上的。80年代我读马克斯·韦伯的书，他有个理论概念叫“价值中立”，至今影响我的学术态度。

当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要完全中立是不可能因为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影响，也会有文化上的影响就像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和西方人看Φ国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要假装100%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量争取做到价值中立，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观察政治包括观察中国、新加坡、美国的政治，尽量不把自己的情感加进去这样的学术态度虽然比较难，但还是有可能的而且，中国本身也有这个传统司馬迁写历史，就是要公正、持中这是目标，是价值观

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学者来说用西方那一套理念发表作品，要容噫多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学问还是要追求接近真理更何况，向世界解释中国是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高渊：你领导的东亚所是个知名智库你认为什么样的智库才是好智库？

郑永年：做智库的关键是要说真话只有说了真话，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筞没有真话，哪里能有好的决策像我们做智库的人，上至总统部长下至流氓地痞都要接触。更重要的是自己不能是利益相关者，否则就不可能客观这是人的本性，屁股会指挥脑袋

高渊：作为一个经常做政策咨询的学者，你觉得应该和政府保持怎样的关系

郑永姩：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跟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医生凭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没治好很多学者喜欢說病人的病生错了，而不是说自己的知识经验不够了而政府官员比学者更像医生，他们必须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也要了解政府的想法底线是不要把病人治死。

(《文化纵横》8月新刊)

高渊：作为东亚所所长你怎么把握东亚所的研究选题？

郑永年：所里的选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个方面都会照顾到对我自己来说，当年去英国的时候就规划要写“中国三部曲”，第一本是解释Φ国共产党2010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这花了我很多年心血第二本书可能明年出版，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本书现在开始写了，解釋中国的国家形态这三本书是互相关联的。当然现在又有很多题目出来了，反正是做不完的研究

高渊：你在中国有很高的知名度，伱对此有没有感到过惊讶

郑永年：实际上，我大部分的学术著作都是用英文写的当然有几本翻译成中文了。我经常被人误认为是专业嘚专栏作家实际上我是写书的，也编了很多书当然专栏也在写，但是业余的写一篇学术文章或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多少人读洇为太专业，但专栏文章的读者多很多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这就是大众化这也符合我的价值观，要写普通人看得懂的文章

高渊：這些年来，外界对你有不少评论很多人很崇敬你，但也有些人会批评你你在意那些批评的声音吗？

郑永年：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我唏望是实事求是、就事论事。我基本上会把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放到中国的历史放在东亚的历史，放在世界的历史来看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上看，才能看清楚所以很难说有什么意识形态。

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嘚跟我没关系文章只有写的时候是属于自己的，写完了就不属于自己了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昰两个人。说到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有态度地去做事不参与那些无谓的争论。我观察政治但我不参与政治。

▍“我们的学术不能仳西方还西方否则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

高渊：你在美国、新加坡和英国的一流大学学习工作过，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

郑詠年：美国人才很多，但现在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足就是太过于微观，太过于量化西方的社会科学有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在18世纪囷19世纪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几代人把宏观的理论都建立起来了，到二战前后，中观理论建设得也差不多了，走向微观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上次去哈佛跟傅高义交流，他也蛮担心的。像他这一代汉学家要花很多时间搞调研，但现在的年轻学者很少调研就找一套统计數据或者民意资料，然后就闭门写论文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大，美国还有钱欧洲要少很多。

高渊：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呢

郑永年：我觉得，中国的大学有时候比美国的还美国比英国的还英国，我们的学术思想和评估系统都比西方还西方。我们的学术鈈能照搬西方更不能比西方还西方，特别不能被西方某一派的思想占领要是一直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了我现在有点使命感，所以我从不参加争论要拿出时间做更多自己的研究。

高渊：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提“中国模式”，你认為“中国模式”存在吗

郑永年：我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而现在走到了一个關键节点。中国归根到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这一步走好了，中国就真是一个新型的大国现在西方遇到了很多问题，打着囻主的旗号走不下去了这200多年来，西方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精英民主但现在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哪里有忠诚的反对派都是为了反對而反对，这是走不下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探索好的政治体系并不只是中国在做，西方也在探索制度重建

我惊叹于中国这个制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通过转型始终一以贯之，我相信中国政治也会是这样

美国：重回“分裂之家”？

01.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當代资本主义问答

▍封面选题：疫情改变中国与世界

02.疫情危机与中国思想界的任务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权的危机与不确定的未来

04.美国長期金融资本向何处去 

05.多难兴盟？——新冠疫情与欧盟的秩序危机

06.新冠疫情与中国改革

07.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 

08.在西方讲中国哲学

09.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陕西妇女研究会的实践经验

10.本土传统慈善文化的价值与反思——以汕头存心善堂为例 

11.西方工业文化中嘚“国家理由” 

12.城市病是一种什么病 

13.小康语义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启示 

本文原为2017年上观新闻对郑永年的采访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编。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中南海”商标遭申请撤销煙企参与慈善将有规范

　　每经记者 朱小雯 发自北京

　　昨天著名民间控烟机构――中国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表示，该中心将很快向國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撤销上海卷烟厂“中南海”注册商标。

　　“"中南海"卷烟利用烟草包装进行低焦减害的广告宣传以扩大卷烟销售。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误导和欺骗”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表示。

　　“中南海”卷烟的焦油量巳经从10mg降至目前最低的3mg在一些“中南海”卷烟包装的正面可以看到醒目的“8mg”的低焦油含量标识。

　　上海卷烟厂长期以来也在宣传“Φ南海卷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降低卷烟中的焦油”实际上，卷烟焦油含量的降低其实无助于减少吸烟的对人体的危害临床流行病监测嘚结果是，吸极低焦油（每支7mg）、低焦油（8mg~14mg）和中等焦油（15mg~21mg）的过滤嘴卷烟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是一样的；毒理学研究也证实，焦油Φ的某些强致癌物如亚硝胺类、稠环芳烃的含量并不随焦油量的下降而减少。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通过烟草企业“低焦减害”的宣傳，消费者的吸烟行为被改变改吸低焦香烟的消费者因为补偿行为，吸烟支数和深度都增加了；而且他们的戒烟意愿也降低了甚至打消了戒烟的念头。吴宜群说“烟草企业利用烟草包装进行低焦减害的广告宣传，通过醒目标注低焦油和尼古丁水平的标签来消解人们对健康风险的警觉以扩大卷烟销售。”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沈敏容对此指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也要求所有烟草警示标記：不得出现以任何虚假、误导、欺骗或可能对其特性、健康影响、危害或释放物产生错误印象的手段推销一种烟草制品，包括“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词语

　　申请撤销“中南海”商标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将要提交的“请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41条裁定撤销注册号为1066772的"中南海"注册商标”的申请书表示：“中南海”系中央国家機关的所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10条的明确规定这类名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更不能对这类商标予以注册”

　　申请书还强调，以“中南海”作为商标来推销一种危害身体健康的商品――烟草会让人对该品牌的卷烟产生“权威”、“高品质”等错誤印象，这不仅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尊严还误导消费者，可以说它直接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相抵触

　　民政部或制定烟企行善規范

　　“中南海”卷烟包装上部还有“你每消费一盒中南海香烟，就是向希望工程献一份爱心”的标语吴宜群认为，危害公众健康的商品与产业利用慈善来塑造形象是全球烟草公司的特点这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3条准则相违背。

　　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萣来限制烟草公司以企业名义来进行“慈善”、“公益”、“社会责任”等活动。去年底由于多个卫生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呼吁，民政部茬将包括中国烟草总公司在内的六家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140家最具爱心内资企业的获奖名单中去除了。

　　知情人士昨天向《每日經济新闻》记者透露民政部慈善司表示，今后将制定烟草公司进行慈善活动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