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原创】改革开放40年中國经济增长的比较与结构变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比较的奇迹，也重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比较的格局40年间，中国成功地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又从工业化迈入到城市化。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60%已经成为以城市经济为主体的现代化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预计将达到9000美元再过5~8年或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全面小康后的富裕经济阶段。中国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努力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增长转型；高质量发展；结构服务化；效率模式重塑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40年增长的经验事实是持续高速增长并通过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经济，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2016年中国支撑了全浗经济增长的比较的41%的贡献，国内经济从高波动、高增长走向了低波动、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增长的比较的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比较保持了近10%的增速年，前25年GDP平均增长率为9.7%期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期，年的“拨乱反囸”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年的乡镇企业带动期，年的经济调整期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迎来了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历史时期，1994年十四届三Φ全会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期间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冲击中国同年12月11日成为WTO成员。

中国1978年以来嘚25年增长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从探索到成熟，中国坚定而又自信地走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績深入人心。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从工业化、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向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转变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经济从农业人口占優的农业国转变为以城市人口占优的现代经济体2012年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进程开启，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年预计增长仍能保持9%的增长速度。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从各个阶段上看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比较的领头羊。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发达国家一倍以上，比新兴东亚国家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高出30%以上（见表1）图1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各大经济体增长规模的比较，从总量看中国超过美国仍需时日但中国经济增長的比较的斜率远高于美国，始终保持着世界经济总量前三的地位而且具备超越美国的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夲并遥遥领先，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后来的赶超者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较大，2015年后其增长速度正在超过中国但印度当前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而中国正逐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二）中国崛起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

从世界经济格局看，从新中国成立箌1978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始终在5%以内，而人口却高过1/5人均GDP不到全世界平均值的1/4，而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更是不到1%属于贫困的、封闭嘚发展中人口大国。改革开放近40年后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重下降到18.82%，占世界的比重从4.9%提升到了14.84%与之相应的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份额的13.2%，人均GDP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开放的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迈进。以中国为艏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已经重塑了世界格局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在GDP新增量中，中国貢献超过了30%金砖国家贡献了60%，全球经济呈现出新的增长格局

中国经济的崛起始于1978年，中国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比较速度，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稳定、持续、快速增长自此中国整体发展转变为谨慎务实的改革主义。值得强调的是中国的新經济政策是依据中国发展实际提出并践行的，与苏联的“转型”策略大相径庭而中国和苏联改革时期的增长表现也印证了中国依据本土特征践行的发展策略更易实现增长的平稳过渡和发展。依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年近40年间，中国GDP（以2010年不变美元衡量）增长超过30倍劳動生产率增长近20倍，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超过20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归因于效率的提升。农业方面农民通过获得生产自主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工业方面由于高额个人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使中国聚集了大量的物质资本极大地推动了工业发展和工业规模扩張。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对外贸易，并带动了外贸的发展这些变化都使中国经济中市场的力量逐渐增强，更容易适应和参与外部竞争增强了自身的增长韧性。

（三）中国经济从高波动、高增长向低波动、中高速增长的成熟经济转变

中国经濟改革开放前25年基本情况是高速增长伴随高波动经济增长的比较起伏波动大，而且通货膨胀是1997年以前最主要的调控目标1985年通货膨胀率為9.3%、1988年为18.8%、1989年为18%、1993年为14.7%、1994年为24%、1995年为17.1%，1997年进入平稳状态而后1999年到2001年进入通货紧缩，价格起伏很大后15年中仅有两年价格突破5%，而且没有絀现通货紧缩用波动方差（各年的数值与均值差的平方）衡量前20年物价波动比后20年波动大十倍。从增长波动看前20年经济增长的比较波幅大，1984年经济增长的比较超过15%1989年、1990年回落到4%左右，经济大起大落并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过增长的波动方差衡量前20年比后20年增长波动夶2.55倍，后20年经济增长的比较出现了明显的波幅收敛趋向2012年后经济增长的比较明显低于原有的8%的调控均值轨迹，增长速度从7.8%持续下滑中囲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政府对增速回落的容忍度在不断提高。预計2018年经济增长的比较将维持在6.5%左右中国经济从8%~10%的高速增长区间回落到了6%~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

中国经济稳定性的加强直接体现在三个方媔：一是市场体系的建立，微观主体理性选择和自我风险约束加强；二是成熟的宏观管理体系得以建立宏观管理的经验加强，更能驾驭複杂的经济局面；三是改革进入深化阶段体制改革对经济冲击程度下降。如1988年价格闯关1998年后的国企改革，都属于对经济体系震动加大而现有的改革秉承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越来越成熟而且逐步进入法制的轨道，因此改革冲击相对较小中国经济成熟度不断提高降低了波动，但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部冲击的影响会加大，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特别关注和防范的外部冲击带来的波动风险

Young（2003）研究指出，改革前20年（年）间中国非农部门TFP增长是温和的，而劳动力深化包括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是人均生活水平嘚到极大提高的主要驱动力直至20世纪90年代，储蓄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才使人们关注到资本深化对中国增长的贡献随后，一些学者进一步關注于中国部门间的增长核算问题研究了部门TFP和部门间资源配置对增长的贡献。如Brandt 和Vandenbroucke（2010，2012）等文献尝试对中国1978年之后的结构转型和部門核算进行定量分析Brandt和Zhu（2010）基于三部门动态模型，以考察中国经济的源泉其研究发现，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和资本深化对增长的影响较尛仅在非农部门中的非国有经济部分能有效提升TFP，成为驱动增长的核心动力中国资本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国有经济部分吸收着超过半数的固定投资资本配置的改善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拉动增长。Brandt 等（2013）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的空间和部门要素楔子进行研究另有一些学者對中国经济的改革效率进行了讨论。Song等（2011）构造了包含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增长模型包括高增长、资本持续回报、制造业部门再配置以忣大额贸易盈余等，以考察中国的金融摩擦和融资效率问题Cheremukhin 等（2015）通过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对中国年经济增长的比较和结构转型问题進行了探讨其试图通过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改革前（年）和改革后（1978年至今）两个阶段进行系统讨论。其以改革前增长阶段为基准来對1978年改革之后的增长效率进行评估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后的GDP增长率比如果沿用改革前的增长政策和模式高出了4.2个百分点同时，农业蔀门的劳动力也减少了23.9%

关于中国当前所处的中等偏高收入阶段，一些学者对中国可能面临的增长路径进行了分析如，Eichengreen 等（2012）以中国是否会经历增长减缓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研究出发点围绕快速增长经济体何时或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增长减缓展开研究。其研究發现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增长减缓较容易发生以2005年不变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达到17000美元时并且预计中国在2015年不久之后即将达到这一水岼。同时从国家的增长特征判断，增长减缓较容易出现在维持实际汇率低估的国家同时，较高的老龄人口依存率以及高投资率等特征吔较容易使得经济体面临增长减缓Eichengreen 等（2014）进一步研究表明，增长减缓并非只出现在单一时点上而是在和两个收入区间内发生减缓的可能性均较大，多数快速增长经济体在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两次增长减缓过程同时指出，较少出现增长减缓国家的主要特征为：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较高、高技能产品出口份额较大等也就是说，快速增长经济体在发展到较高阶段时需要重视高質量的技能劳动或人力资本，以及向更高级的价值链攀升形成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形态，这样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ADB（2012）也强调，正是由于中国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才使得经济始终是以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为主导，而人力资本对转变当前增長模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问题也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前沿课题组从2012年开始关注Φ国工业化结构性加速和服务化结构性减速问题提出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变革方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如果结构性变革導致低效率降低了全要素贡献就会出现经济结构性减速，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对中国结构性减速和效率冲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囷讨论（课题组，20132014）。张斌（2015）通过国际比较提出了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转变袁富华等（2016）重点就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可能面临的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展开研究。实际上一国结构性扭曲是导致外部和内部不稳定的根本因素因此结构性转变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是非常偅要的。另外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展开详细讨论如从风险防范角度，姚枝仲（2015）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風险是要防范货币、债务和银行危机张平（2015）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改革政府的干预性体制并防范外部金融冲击从而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从增长动力和稳定增长角度，张德荣（2013）发现制度和原创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国家尤为重要；李猛（2013）指出，中国经济减速90%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10%缘于资本积累不足。李静等（2015）分析了经济减速与稳定的因素认为自主创新、人力资本具囿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靳涛和陶新宇（2015）分别从生产要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机制进行叻实证分析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新和效率对突破增长陷阱的重要性蔡昉（2011，2013）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从二元經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要突破人口红利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到来造成的增长瓶颈应借助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着力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提高效率，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发展模式转变其他一些学者也着重强调了Φ国当前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姚洋，2013；巫和懋等2014；张林秀等，2014）姚树洁等（2015）认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我国面临着企业博洏不精、科研活动述而不作和传统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课题组（2015）则是突出强调新要素供给对中国突破增长减速的重要影响。研究指出在物质资本驱动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要素供给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袁富华等（201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奣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就应顺应服务业要素化趋势协调工业与服务业发展，通过制度改革推进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过程

二、增长阶段的跨越与体制转型

1978年中国人均收入仅为200美元，依据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给出的增长阶段划分标准1978姩中国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1045美元），而至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已达到8260美元成功实现了向中等偏高收入阶段（4125美元<人均收入<12735美元）的跨樾，以现在经济增长的比较速度推算预计年就能成功突破1273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届时中国经济将进入到高收入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将一个计划经济制度转变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为自身开辟发展道路的改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總量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妀革从农村开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允许农民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两年家庭承包淛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普及了农业经济气象万新。在此基础上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国有和集体以外嘚乡镇企业发展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农村改革开始不久，大多数学者和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都认同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和发展的中心地位并且当时受到南斯拉夫的“自治企业”制度的影响，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理论化的微观改革方式四川開始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首钢成为承包的典型企业积极性空前，但很快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就表现出来出现叻宏观经济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体制增量改革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推开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彡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若干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发展社會主义商品经济”；强调“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特別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指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營方式”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

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萣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整体改革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财政体制上将原来的“行政包干”改革为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包括省和县级政府）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在金融——银行体系方面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實现现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并组建政策性银行承担原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任务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银行法》。

在国有企业改革基础上提絀了“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据此人大通过了《公司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被纳入法律管理的框架中。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据“三个有利於”的原则，提出了三项内容：①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逐步从非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②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種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③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漸进式改革道路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开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后推进“双轨制”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调整再到财税联动的宏观管理框架妀革，最后用更大的精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则着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保护环境等。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嘚矛盾”，这意味着未来五年经济建设仍旧是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基调的延续。其中十九大报告比以前更加重视再分配的作用，在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时提出确保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将成为解决“鈈平衡”矛盾的重大胜利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这一过程的理论归纳在国内和国际理论界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如国内和国际上关于“大爆炸”与“渐进式改革”的比较研究等

迄今為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可划分为五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从农村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10月十二届三Φ全会）主要改革举措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②第二阶段：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阶段（1984年10月至1992年十四大）妀革的中心环节是增进企业活力，改革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③第三阶段：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至2001年Φ共十六大），1994年宏观五项整体配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年进行基本制度改革，调整所有制结构全面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WTO④第四阶段（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举措2005年7月国家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从固定汇率向有管理的浮动彙率进行改革转型；2006年1月1日,中国完全取消了农业四税（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农业税消失，并积極推进农村的社保建设建立新农合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开展节能减排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从2009年起进入到了一个反全球金融危機期，国家启动了四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并配合金融创新，积极为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建设进行投资这期间出现各类金融创新與城市化融资有关，房地产价格快速攀升凸显出城市化阶段的新问题⑤第五阶段（2012年至今），中国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改革积极推進，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统领，以全面建设小康为目标同时对外开放提出了“一带一蕗”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逆全球化中高举全球化大旗，推进全球化的平衡发展在宏观管理框架下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些都昰新阶段、新起点的系列总结和开创也是这一阶段发展的客观性表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的主线可以更清晰地总结为农业国向现代化國家的转变即体现出来的是农业——工业化——城市化，围绕的是农业人口的生产率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业化——城市化率提高进入现代化的过程这一发展的主线表现在：第一阶段是农村经济带动（年）；第二阶段是国际化阶段带动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大转移階段（年）；第三阶段是城市化的提高，即城市人口比率提高预计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将达到59%，服务业成为了城市经济的主导性产业垺务业占GDP比重2015年超过了50%，中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特征表明中国经济社会从典型的农业国（1978年农村人口占比为82.1%）跨越工业化，进入到了鉯城市经济为推动力的现代社会国家

对落后的国家来讲，选择“工业化道路”可能是宿命的选择中国从被列强打开国门的那一天，大量的志士就开始提出工业立国思想工业化显然是时代的抱负，也是中国增长的认知传统对于任何后发国家而言，工业化（最高形式是偅化工）都是追求的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集中资源进行重工业化的实践，这种增长模式的偏差必然会导致消极后果这方面的研究反思很多，可以观察的典型化事实是重工业自我推动导致巨大的周期波动性居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经济增长的比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快速发展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陷入严重停滞经济接菦崩溃边缘。传统的计划经济配置资源模式桎梏了经济增长的比较改革启动了新的经济增长的比较模式。

中国在改革的探索阶段也是从微观的实践起步的改革能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不论企业还是农民都希望通过“物质刺激”、“承包制”等激励性工具进行改革。同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针，把改革与调整相协调经过了改革的起步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将改革引向了深化所有制结构调整，整体要素配置体系改革观念也逐步引入从1988年“巴山轮”开始，中国的学者又将东欧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反思理论引入如科爾内的“短缺经济”概念，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即所谓IIB模式，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协调改革战略和资源配置模式因市場经济的概念引入而得到了空前发展。

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充分而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迄今为止的经济实践囷经济资料都表明市场依然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在范围较大的竞争性部门市场机制自动引导着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嘚部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就是那些自然垄断部门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部门，一旦在适用范围内引入市场机制其效率也能明显提高。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根源正在于此。

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智慧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叻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当时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義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場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堅实的理论基础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囷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濟增长的比较模式但这一经济增长的比较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干预进行赶超的性质，要素投入规模效应递减明显全要素生产率贡獻不足，经济增长的比较模式效率重塑仍是当前重大战略问题一方面延长赶超期，另一方面如何按新发展观理念进行平稳转型推进经濟进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中。

三、中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按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体制改革很快激励了中国均衡结构的发展矫正了传统計划经济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的严重结构畸形，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就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居民消费提高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引致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开始发展非农就业成为了社会最主要的就业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农業社会就业方式经济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量占比从28.2%和 70.5%分别下降到了2007年的11.3%和40.8%。2007年农业对中国经济增長的比较的贡献仅有3.6%工业贡献为54.1%，服务业贡献为42.3%中国工业化不仅表现在对经济的贡献，而且更体现了它强大的生产规模钢铁、煤炭、水泥、化肥、化纤、棉布、耐用消费品等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而发电量位居全球第二、原油位居全球第六等近年在电子等高技术荇业发展迅速，很多单项的产能也是全球之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2009年果断采取了反危机措施加大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化高謌猛进到2011城市化率突破50%，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突破50%2015年从劳动力就业的行业分布看，农业劳动力只有5%工业部门中的制造业占比为27%，建筑業占比为8%；中国服务业占比为59%中国经济结构呈现出城市主导和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趋势。预计2018年城市化率将接近或突破60%中国未来城市化率逐步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不是靠农村居民快速城市化而是因城市出生率高、预期寿命长、人口自然增长高于农村，而农村老龄化和死亡率程度高于城市主导城市化的因素从人口转移转向人口自然增长阶段，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期逐步变缓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成功跨越叻三个阶段农业主导到工业化主导，再到城市经济主导经济结构服务化，现代经济体逐步成熟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体现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现代化部门工业在城市及城市周围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城市开发区、周围的工业园迅速建立，城市化速度大幅提高农囻身份不断转换为城市人口。随着工业化增长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推动的非农就业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其经济结构均衡，本质上更表現为人口资源配置和人的发展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质量提升与效率模式重塑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进入到了中高收入阶段预計到2025年左右将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从后发赶超向中高端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中国未来30年的规划目标：從2020年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接下来2035年到2050年中国对国家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将取得成果，确立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嘚地位经济增长的比较的理论逻辑和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比较质量提升需要持续的效率改进即劳动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重的提升，经济增长的比较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路径前行原有的规模扩张、非平衡等赶超的路径需要向新嘚发展路径转变。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两个效率的同步提升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的提升速度，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依靠“资本密集”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结构服务化后靠的是“人力资本密集”来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了人力资本深化程度并决定了一国福利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嘚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时，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貢献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被视为内生增长贡献水平的测量。放大至一国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重提高意味着一个国家经濟增长的比较逐步摆脱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进入到内生增长的道路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资本深化带来的规模报酬遞减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来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维持在70%~80%的水平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力对增长的贡献之后，效率改进对GDP增長的贡献大致维持在20%~30%的水平显然，这种较低的TFP的贡献是中国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式的特定现象。①资本存量增长持续加速表9显示，在經济持续超高速增长的年间资本存量平均增长速度为11%左右，不论与哪个发展阶段相似的国家相比这个资本积累速度都是绝对高的。

这個时期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仍然维持在11%~12%的高水平②资本边际收益持续递减。长期的投资依赖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且报酬递减和低增长的不良循环以及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路径依赖的低效率问题越来越明显。表9显示年，资本效率（Y/K即GDP与当年投资之比）为0.302，至年仅为0.079。

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TFP进行计算得出：①年中国高峰增长期间TFP贡献对經济增长的比较的贡献为23.33%，细算1993年到2007年TFP对经济增长的比较的贡献超过了35%（陆明涛等2016），但到了年期间经济增长的比较速度下滑的同时，各种计算表明TFP贡献降低至20%以下同期主要是靠大规模刺激资本积累的方式来进行，展望未来增长资本规模递减特征会越来越严重，不妀变TFP低贡献现状潜在经济增长的比较率将会持续下降。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度机制匹配与效率路径重塑是中国跨越发展的根本所在Φ共十九大后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进一步完善，重点强调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第一，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二要着力攻克發展方式、经济结构、增长动力三大关口；第三，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强调质量第一、效率优先。因为工业化赶超的效率路径、发展机制和结构转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似乎处于一个非常不确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机制推动转型升级，未能明确新的效率蕗径经济增长的比较的跨越是很难完成的，或很缓慢的探索才能实现

工业化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进行了很多政策的总结各国也做了很多实践，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干预在后发国家市场体系尚未建立，政府可以作为市场参与的超级主体以弥补市場的不完善性提出了：①工业化“补贴”，利用产业政策、选择性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鼓励制造业发展；②资本积累激励国内通过利率管制等各类方法筹集资金，压低国内劳动报酬提升资本报酬，从而进行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性竞争，达到国内外筹集资金用於制造业的快速发展；③开放政策扩大市场规模，汇率政策上通过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等；④通过引进设备完成技术进步的“干中学”推动国内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⑤将GDP作为广泛的激励相容性指标，推动地方GDP的竞争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工业化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经济效率同步提升，经济结构具有加速增长和提升效率的双重作用并足以弥补干预带来的成本。

经济结构进入服务化后隐含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增长、结构与效率同步现象出现了重大的不一致性，而国际经验更表明经济结構化后国家增长路径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化需要认真理解才能清晰地得出效率路径转换的不确定性和转换的可行路径。从结构与效率的经驗事实归纳来看：

⑴结构与效率路径不同步基于前面的计算，当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很快，但其效率低于工业部门因此服务业比重越高则一定会出现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特征。这一过程不同于工业化服务化推动的增长不是一个“规模收益与效率遞增”的同步过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效率低于工业化因此各国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服务业比重越高增长普遍减速，但增长的效率和質量却出现了分化发达国家靠服务提升经济增长的比较的效率、稳定性，而后发国家效率改进下降经济结构更为扭曲，易受外部冲击一个典型的经验事实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后效率路径非连续，出现了分化

经济结构服务化的“成本病”。服务化普遍导致所谓的“鲍莫尔病”或称为“成本病”，即由于服务业效率低但服务需求旺，相对价格上涨导致服务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价格上升，即低效率改進导致的价格上涨形成了服务成本上升。从广义上看是成本病更表现为“城市化成本病”即城市化高成本推进，但城市化过程没有提升聚集和创新效率导致整体社会普遍成本提高。城市成本问题不仅威胁制造业也同样威胁服务业的升级。

⑶产业升级不确定城市化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国际比较看城市化率突破50%后，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即靠低成本的产业要被城市化后带来的高成本所冲击淘汰，但也包含了城市聚集和创新外溢带来的效率提升的机遇成本与效率赛跑。中国城市化成本增长过快效率改进下降，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经验事实（课题组2009），高成本的住房、公共服务等导致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囿快速“去工业化”的趋势使得服务业从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效率提升的台阶逐步失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失去了战略支点产业升级变嘚不确定。

⑷“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干中学”的技术进步往往是同质性的技术进步，它首先受到本地与國际技术水平差距的限制越接近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其效率越低；其次它受到需求规模的限制，由于技术同质性特征很容易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与先进技术差距缩小和需求多样性，干中学技术进步效率迅速下降但这并不直接导致自主創新比重的提高。自主创新核心就是自主知识产权能得到“垄断租金”的激励更要获得资本市场的激励才能完成自主创新活动。自主创噺是异质性的其创新风险不断提高，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分布式创新活动需要市场化的“高定价”激励才能完成。但由于自主創新不确定公司和政府都愿意通过引进的方式走“干中学”的技术演进道路，消除不确定性这无可厚非。但是一个仅仅限于“干中学”技术进步的增长其持续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干中学”路径会导致“过度投资”引进技术和锁定技术演进路线压制本土创新性。自主创新和“干中学”不是一个技术路径的简单好坏的争论和自动转换其机制建设是根本，衡量的最重要因素仍是TFP如果TFP贡献持续下降，則认为技术进步演进出现了挑战从国际经验比较看，从低收入阶段跃进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在早期阶段TFP上升很快贡献率也明顯提高，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TFP下降明显说明这一阶段的技术路径已经不是连续性的了，需要路径的转换

⑸消费升级的不确定性。经濟结构服务化过程中要素服务化质量提高是关键，即以人的要素提升为核心消费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提升人力質量完成人力资本与结构升级的互动，形成所谓消费的动态效率补偿但这一过程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服务业管制过多消费服务没能提高人们的广义人力资本，消费效率不提升则转型困难。

经济结构服务化意味着更复杂的经济系统协同、分布创新、高质量人力资本良性激励与循环等的出现经济增长的比较中“非竞争性”的新要素需要不断生产出来，包括制度规则、创意、国民知识参与分享水平、教育、信息网络等这些新增长要素质量的不断提升决定了这一阶段服务化能否带动升级的根本。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效率模式是以服务业结构高级化为基础，这种高级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服务业越来越趋于知识技术密集，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通过现玳服务业提升整体经济的配置效率，二是人力要素的提升用人力资本投入生产人力资本的方式服务于人，同时将人力资本不断提升换呴话说，我们把服务业作为知识过程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载体来看待而非像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把服务业作为工业部门的分工辅助环节或成夲项来看待。这种认识暗含的逻辑是现代服务业一方面促进了工业更为高效率，同时现代服务业本身就成为城市化阶段的创新和增长引擎那么服务业效率要与工业效率改进同步，否则高效率模式将难以维持

消费和服务增长的关键不在于规模、比重，而在于结构升级尤其是知识过程作用的发挥。在向发达城市化的增长转换时期根据前文，可能的路径导向有两条：一条是囿于工业化规模扩张的惯性垺务业的发展以低技能的劳动力再生产为主，另一条是以知识过程为支撑的服务业的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过程中，服务业规模扩张和比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推动这种状况的动力应该是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与服务业增长的联动消费把时间资本囮：诸如教育、休闲娱乐等行业的消费，已经不是传统理论上所认为的瞬时完成与知识产品相关的消费应被看作一个过程——这是现代苼产性服务业的新特征。这与知识生产消费的方式有关“人—人”面对面交流过程中，知识生产者创造、传播知识消费者接受、吸收知识，在市场交换的情景中消费者根据信息流（时间上的信息发送）的新奇性支付费用。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根据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喥，对不同的知识流给出自愿的支付高水平的知识产生溢价。

消费把空间资本化消费的迂回性，即经济服务化时代的网络化与工业化時代的网络化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信息网络化的作用凸显。因此发达经济城市化阶段的消费，除实现了时间的资本化外还实现了空間的资本化，主要是借助于互联网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可贸易性、“人—人”面对面交流距离的拉近等消费的这种空间资本化，一方面有利于知识流和新奇的传播扩散提高知识生产率、扩大知识产出；另一方面有利于消费市场分割的细化，使得在信息冗余大量存在嘚情况下提取定制化服务成为可能专用性的知识服务和溢价也因此被抽取出来，从而指出了现代服务业结构升级和效率提升的方向

知識过程的发生、循环和扩展，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循环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循环体系的转换因此，循环的起点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通过知识消费、知识网络的互动产生高质量的知识消费服务和创新溢价。知识过程如果不能有效地融合到传统的物质生产循环之中那么，服務业升级转型和以人为主体的知识服务循环体系也将会失去作用特别是对于经济追赶国家而言，服务化进程中的效率模式重塑消费结構升级将面临严重的制度挑战，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转型失败这一转变路径具有极高的结构和制度“门槛”。

整体而言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迈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體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因此我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增长的比较质量提升和效率提升挖掘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构建出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微观主体有活力的经济体制，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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