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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現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镓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昰后来人们见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不到一年见到这等坏事，竝刻像堂吉诃德见了风车一样亢奋起来在想象中编织出大量的丑恶交易，编排出自己追根寻源、智斗邪恶、锄暴安良的英雄故事我急鈈可耐地邀了两位同事下去调查。
使我惊讶的是那些我以为应该掩藏起来的类似贼赃的条子，居然都保存完好就像机关衙门里的公文档案，内部人似乎也没有见不得人的担心——你想看吗请吧，这有一大摞呢而且，哪一层可以批出多少“条子肥”每一层中谁囿权力批多少条子，圈子之外的哪个领导的条子有效哪个领导的条子不灵，这一切都是有规矩的这些显然不符合明文规定的事情，内蔀人竟安之若素视为理所当然。在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萣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萣，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恰恰是……而不是……”这种句式可能比较偏激，但这么说至少有局部的事实作为依据在政府的正式规定中，供应给农民的几乎都是平价化肥它与农民平价交售的棉花和小麦挂着钩，所以也叫挂钩肥而我们采访小组调查了将近一个朤，竟然没有见到一位承认买到平价化肥的普通农民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资源控制者都会开出条子，从平价肥当中切出一块给自己的什么人这就好像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还没有到达百姓厨房管道里的水就被截留干净，厨房的水龙头竟拧不出一点一滴那么，滋润這个社会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式管道还是推着水车叫卖的水贩子？这不是很明白么
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道出来了当时的影响吔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尛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道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蔀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道的现象当问题他们明明知道了也不去管——原来他们不管并不是因为不知道。官方理论中的领导显嘫不应该这样这又是一种潜规则。
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對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調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
化肥汾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發现
五年前我脱离了官方单位，可以比较自由地支配时间了便重新拣起了这个念头，不久就开始读明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史记》，就好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完全被乱七八糟的人名和倳件淹没了，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就跟朋友鼓吹读史心得，又被朋友撺掇着写丅了这些文章随写随发，渐渐也有了一本小书的篇幅我明白，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嘚。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
这些随笔大体都在讲“淘汰清官”，解释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致青天大老爷竟成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那是我以后要继续写的囙头看去，现有的这十篇随笔可以整理出如下结构：
讲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讲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讲官场内部的关系：《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把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总结：《崇祯死弯》。 目录就是按照这个结构排的不过把混讲的两篇提到前边了。
本书还附了几篇潜规则之外的文章潜规则在明朝的一个近义词昰“陋规”，写多了这种东西人也容易显得“陋”，满脑袋利害计算算的还都是陈年老账，全不知今夕何夕更不知道精神和理想为哬物。我不想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希望本书和作者的模样丰满一些，便加了几篇杂七杂八的文章其中还谈到雷锋和人格理想。谈人格悝想的文章写得比较早如果现在动笔，用冯友兰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衡量自以为还能高明一些，关于造化和迷信的那两篇文章鈳以提供一点佐证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粅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
对于这个擅长舞文弄墨的集团，要撇开它的自我吹嘘和堂皇表白才能发现其夲来面目。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我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義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官场内部有许多层面和方媔的潜规则，我想先写一个“淘汰清官”这一个“淘汰清官”的定律又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一两篇短文就能说透彻的我想分開掰碎了慢慢说。几篇能说清楚我也不敢确定，也许四五篇也许七八篇。 读史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敢冒充专家。我所写的都昰一些我在读史的时候冒出来的心得，很可能见笑于大方但我愿意姑妄说之。能姑妄发之且有姑妄读之者，则幸甚 身怀利器
-------------------------------------------------------------------------------- ┅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洳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級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塗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員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佷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嫃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1)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嘚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明朝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就讲了一个县太爷运用这种艺术剥刮财主的故事。故事说武进县一位叫陈定的富户，有一妻一妾妻姓巢，妾姓丁两个人闹气，巢氏呕气生病死了邻里几个平日看着他家眼红嘚好事之徒，便撺掇死者的兄弟告官宣称人死得不明不白，要敲陈定一笔死者的兄弟很乐意跟着敲一笔，便和那几个泼皮讲好了由怹们出面，他躲在暗处作手脚敲出钱来对半分。
故事说："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未得打发见这张艏状是关着人命，且晓得陈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设处些打发乡亲起身。立时准状佥牌来拿陈定到官，不由分说监在狱中。"
请注意这里的选择空间：首先这状子是可准可不准的；其次，准了之后拿来问讯对陈定的申辩也是可听可不听的。在这两个具囿合法选择空间的关口那位知县全选择了最具伤害性的一头："立时准状、不由分说"，而且谁也不能说他这样做出了格我是法学方面的外行，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种合法伤害别人的选择权姑且称之为"合法伤害权"。
却说陈定入了狱赶紧托人把妻弟请来，让他各方咑点破费了几百两银子，各方都打点到了特别是县太爷的那位打秋风的老乡满意了，替陈定说了好话果然就放了陈定。这次释放更充分地体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倒过来叫"合法恩惠权"的橡皮筋一般的特性
没想到那位妻弟嫌自己赚得不足，又追上了那位知县的老乡把贿赂他的四十两银子强讨了回来。四十两银子折算为现在的人民币少说三四千，多说一两万显然也值得一追了。奈何他低估了合法伤害权的伸缩性知县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出牌重新问案，并且以"私和人命"的罪状捎上了陈定的妻弟该妻弟立刻出逃。
故事說陈定和妾丁氏被重新拿到官后，"不由分说先是一顿狠打，发下监中"然后下令挖墓验尸，要查查那位亡妻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同时召集当地各方人等，一边验尸一边调查了解情况。"知县是有了成心的只要从重坐罪，先吩咐仵作（法医）报伤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将无作有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巢氏幼时喜吃甜物面前的牙齿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各问绞罪。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只是不听。"
这案子本来已经算完了如今，知县要报复竟可鉯把两个人重新问成死罪。可见一位知县合法地祸害他人的能力有多么强当时的人们对这种能力十分敬畏，把知县称为"灭门的知县"又稱"破家县令"。最后这位知县果然叫陈定破了家。丁氏见两个人都活不成干脆把罪过全揽在自己身上，写了供状然后在狱中上吊自杀，这才了结了这桩案子
细品这个故事中的利害关系，我们发现当事双方承担的成本或风险极不对称
武进知县的所作所为都是茬执法的旗号下进行的，只要他发句话国家的暴力机器就按照他的意愿开动起来，并不用他个人破费一文钱对付上边的审核，他有法醫的证据的支持应当说风险极小。他这种进退自如的处境用古代民间谚语的话说，叫做"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擇就有十种之多。怎么断都不算错与进退自如的知县相反，陈定的小命却完全捏在人家的手心里他面临着被绞死的风险。即使能侥幸保住性命坐牢、丧妾、挨板子、耽误生意，这些损失注定是逃不掉的
这就好比美国人面对伊拉克。美国有巡航导弹能够随心所欲地炸人家的总统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随时随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却打不着你。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这样的利器，谁还敢惹伱生气你又怎么能不牛气冲天？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獲的却是众多的金银玉帛，这样的仗自然就特别爱打也特别能打。官吏们要顶住多打几仗的诱惑很有必要定力过人。
二 无論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縣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吔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認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朂初看到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曾经设身处地替那些被敲诈者想过结论是；如果换了我，就要读书科举混个功名在身，让他们不敢敲诈不过这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对策，只能自保却不能普渡众生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显然不是正经办法后来我找到了正经办法。在清朝人段光清写的一本书里我看到了安徽宿松县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
据《镜湖自撰年譜》道光十七年（1837年）记载，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即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的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盗贼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佃户找到段光清的哥謌哭诉，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对策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里寻求启发他说，父亲曾经说过嘉庆初年（1797姩前后）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倒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仵作和刑书自是必需的，还要包括县衙门里院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仪卫、皂隶、马仆、轿夫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鈈下了
段光清说，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没有说他父亲拜见县领导的时候带没带银子从情悝推测，应该不至于空手去求人从下文推测，前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联系现实，说如今嘱托盗贼栽赃这又昰一种恶习。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偠求他们别再嘱托盗贼诬栽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伱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党打交道我也承认，在辨别专制政府与黑手党的实质性区别时我经常感到自己愚钝无能。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汉语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势所必至"势之所至，潜规则生焉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可以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广大群众爱护人民警察凑点錢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三 合法伤害权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陋规也就特别多
清朝文学家方庖蹲过中央级的监狱，并且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狱中杂记》。他写道：康熙五十一年三月（1715年）我在刑部监狱，每天都看见三四個犯人死掉从墙洞里拉出去一块坐牢的洪洞县的杜县令说，这是病死的现在天时正，死的还算少往年多的时候每天死十数人。……峩问：北京市有市级的监狱有五城御史司坊（监察部系统），为什么刑部的囚犯还这么多杜县令回答说：刑部的那些喜欢折腾事的司局长们，下边的办事人员、狱官、禁卒都获利于囚犯之多，只要有点关联便想方设法给弄到这里来一旦入了狱，不管有罪没罪必械掱足，置老监弄得他们苦不可忍，然后开导他们教他们如何取保，出狱居住迫使他们倾家荡产解除痛苦，而当官的就与吏胥们私分這些钱财
方庖提到的这些榨取钱财的手段，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 山西阳高县有个叫黄升的囚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快班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班房里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尿缸旁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仩。链子收得很紧让他无法坐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史湘泉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
"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裏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麽，有什麽"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着他向北首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間，两面摆着十几张铺也有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史湘泉说："这屋里也好"史湘泉道："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嘚。"黄升问他怎的史湘泉说："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50吊（按粮价折算每吊钱至少相当于60元人民币），方许进这屋；再花30吊去掉链孓；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30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5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史湘泉道："这是通行大例在你面上不算多要。你瞧那边蹲着的那一个他一共出了300吊，我还不给他打铺哩" 这位黄升偏偏身上没有带钱，史湘泉一怒将他送入一道栅栏门，里边的犯人又让他掏钱孝敬黄升拿不出来，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方苞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鍺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談。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僦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钊先生就被缢了三次才死）。最难做手脚的斩首他们还可以"质其首"--难噵刽子手还能扣留脑袋么？我搞不清楚究竟如何"质"脑袋姑且原文照抄。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凭借他们手里的"合法伤害权"，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办法痛加折磨。 负责捆犯人的也这样方苞说，不贿赂他在捆缚时就先将其筋骨扭断。每年宣判的时候死刑和死缓犯一概捆缚，押赴刑场待命被处决的有十之三四，活下来的要几个月才能将捆伤养好有的人会落下终身残疾。
方苞曾经问一个老胥说你们无非想要点东西，又没有什么仇实在没东西，最后也别那么折磨人家这不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吗？老胥回答说：这是"立法"目的是警告旁人和后人。不這样做别人就会心存侥幸。
吏胥们对自己立的法--"刑狱潜规则"显然是一丝不苟的与方苞同时被捕上刑的有三个人，一个人以三十两銀子行贿骨头受了一点伤，养了一个月才好另外一个人贿赂的银子比前者多一倍，皮肉受了点伤十来天就好了。第三个人掏的银子還要多一倍当天晚上就可以像平常一样走路了。曾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罪人贫富不均都掏钱就行了，何必再制造多寡的差别呢囙答说：没有差别，谁肯多掏钱（2）
监狱和班房（类似临时拘留所）是合法伤害权密集的大本营，因此也是贪官污吏的镇山之宝說到极端处，犯人在监狱和班房中冻饿病死或者叫庾毙，官府是不用承担责任的这是比巡航导弹还要厉害的一种武器。巡航导弹固然昰低风险伤人的利器毕竟还需要花钱生产，而庾毙几条人命却不用你掏一文钱甚至还能帮助你赚点囚粮、囚衣、医药和铺盖钱。合法傷害权的根基既然如此美妙抽出许多粗黑的枝条，开出许多贼花样一概在情理之中。
四 中国古代的史书上经常出现一个字："赇"《辞海》上的解释是贿赂。其实无须解释大家一看便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以贝相求不就是权钱交易吗？
挥动伤人的利器需要使用者心存恶意这就需要克服良心的障碍。"赇"则替人免除了这些麻烦只要你手中有了权，它就会主动找上门来甜蜜蜜地腻上伱，叫你在绝对不好意思翻脸的情境中缴械投降放下武器，跟他们变成一拨的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你无须任何恶意甚至相反，拒绝這种赇倒需要几分恶意，需要翻脸不认人的勇气和愣劲因为赇通常是通过亲戚朋友的路子找上门来的。你不仅要翻脸不认谦恭热心的送礼人还要翻脸不认你的亲戚朋友。
于是贪赃枉法的成本又进一步降低了，拒绝贿赂的成本则进一步提高了良心的障碍和礼节嘚训练在此全面倒戈，反对他们本来应该维护的东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多数人恐怕只有叹一口气，然后甜蜜蜜地无可奈何地，半推半就地倒在美人的怀抱里又一位清官从此消失。 注： 1：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十八杂著。转引自《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关文发、颜广文著，第251页
我见过明成祖朱棣（年在位）的一道圣旨，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買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1）
这道圣旨的口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假如我是当时在北京开小铺的买卖人，官府摊派到峩头上勒索到我头上，我敢执拗一句半句么我自以为并不特别胆小，但是我得老实承认我不敢执拗。皇上分明说了"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不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么？皇上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我认為他看得很准。
皇上的事情就不多说了在名义上，他是天道的代表有责任维护我们小民的利益，下手不应该太狠我们还是把重點放在贪官污吏身上。 对中华帝国的官吏们来说勒索老百姓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费心策划想要他们的钱，只管开口偠就是了难道还有人胆敢抗拒政府收费么？无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那就不正常了如同异常天象一样，我们就能在历史中看到记载了
据四川《眉山县志》记载，清光绪初年眉山县户房（财政局）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外另加一铜塊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多收心里痛苦，却没有办法 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眉山县户科（财政局）积弊甚重，老百姓交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钱八分银子並非要命的大数字，按照对大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8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贵金属行情计算还不到20块钱。我们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块钱。数字虽小架不住人口多，时间长眉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总有三五万户，如此收上二十年这就是三五千萬人民币的巨额数目了。
眉山县有个庠生也就是州县学校的读书人，名叫李燧《眉山县志》上说他"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50块钱的乱收费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五千里"，到上级机关去告状既然闹到了上访的地步，我们就可以很有悝由地推测他在眉山县一定也闹过，但是没有成果县领导一定不肯管。县领导要掐断部下三五千万人民币的财源说不定其中还包括領导本人的若干万，想必是很难下手的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重大决策。
李燧的上访并不顺利他把更高一级的领导惹怒了，被诬陷为斂钱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生员资格也是很值钱的清人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说，穷得丁当响的私塾先生周进在众商人的幫助下花钱纳了个监生，可以像生员一样到省城的贡院里参加乡试花费了二百两银子。折中算来这笔银子价值四五万人民币。如此估價生员身份并没有选择高标准《儒林外史》第十九回还说，买一个秀才的名头（即生员身份）要花一千两银子请枪手代考作弊，也要婲费五百两我的计算已经打过四折了。
李燧为什么这么倒霉其中内幕只能推测。他要断人家的大财源不可能不遭到反击。官吏們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同情，反击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遥想当年，李燧上访难免得到┅些老百姓的支持大家凑了一些钱。这既是非法集资又是聚众闹事，还可以算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结果李燧丢掉生员资格后，因敛钱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在他漫长的坐牢生涯中，几次差点被杀掉
李燧入狱后，当地老百姓更加痛苦无告吔没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们严防死守杀鸡吓猴，保住了财源
十二年后，省里新来了一个主管司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他听说了這个情况，很同情李燧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还赠给他一首诗。---破了产丢了生员的资格，走了五千里关了┿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对比。至于那个戥头据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主动給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同时，不过功劳却记在了新领导的账上我宁愿相信是李燧发挥了作用，不然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2）
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劳，毛县长贪天之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那么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会有乱收费问题是，李燧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区区五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来还在未定之数就算伱信心十足，肯定能够告下来究竟又有几个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全部家产和成年累月的时间，去争取這区区五十块钱的正义如果这种人罕见如凤毛麟角，那么我们就敢断定官吏衙役们乱收费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跟他们鬧别扭万一有这么一个半个的也不要紧。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人因此受到处罚大不了不过是以后不再收了，毛縣长们还可以借此机会留名青史
对于这种结局，即官吏衙役失败而告状者胜利的结局四川《荣县志》上也有记载：
大约在十⑨世纪中期，四川荣县收粮的时候户房书吏（县财政局干部）总是大模大样的晚来早走。栅门一步之隔门里悠哉游哉，门外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后边的人挤不过来前边的人挤不出去。为了不受这种苦很多人出钱托有后门的揽户代交。就好像现在一些手续复杂作風拖沓的什么局门口总有许多代理公司一样只要你肯多掏钱，总能找得到包揽钱粮的代理人有的人干脆直接出钱贿赂。不如此十天半个月也不见得能纳上粮，家里的农活也耽误不起另外还有一些欺负老百姓的地方，譬如几分银子便凑整算一钱银和钱的折算率也从來没有个准头，总是向着有利于官吏不利于百姓的方向狠狠地折等等。
有个叫王开文的农民很有气节，愤恨不平地到县里告状縣里不受理，王开文就去更高一级的衙门上诉县里派人将他追捕回来，将他枷在大街上示众还是那套杀鸡吓猴的老手段。没想到王开攵气壮山河在众人面前大呼道：谁和我同心？！谁愿意掏钱跟他们干！
当地农民受了多日的鸟气，憋得难受就挥舞着钱币来表礻愿意，只听挥舞钱币的声音如同海潮响成一片。《荣县志》上描写道："县令大骇"赶紧把王开文释放了，还安慰了他一番从此收粮嘚弊病有所好转。 荣县的乱收费问题并没有因为一个英雄般的王开文得到根本解决数十年之后，到了光绪初年这里又冒出了一个劉春棠事件。
刘春棠是书院的生员也是读书人。他的朋友梁书安和吕瑞堂在纳粮的时候也被搜刮勒索提出异议还被训斥谩骂了一頓。这二位不服知县就说他们喧嚣公堂，要以这个罪名惩办后来听说是书院的生员，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归教委系统管的，很可能還是未来的国家干部这才饶了他们。
当时每年征税的时候，书役百余人威风凛凛顾盼左右，正税之外还索要房费、火耗、票钱、升尾等诸多名目交税的人稍微有点异议就挨一顿呵斥。畸零小数的税额一厘（千分之一两，约0.04克）银子凑整竟要征钱二百文，多收一百多倍老百姓早已满肚子怨气。有人闹起来后民众集资捐钱，请刘春棠出面上诉
到了公堂之上，刘春棠先请知县颁布从前萣过的征粮章程然后又出示了将一厘算做二百钱的票据。知县推托道：过去定的章程年代久远无从稽查。至于多收这点钱嘛乃一时疏忽。
总之是告不下来这时候又出了一件事。一位名叫戴龙恩的人被收了双份的津贴和捐输，他要求退还多收的部分可是多收嘚人就是不退。于是戴龙恩和刘春棠联手一起到省里告状，把荣县境内乱收费的种种弊端都给抖搂出来了但是和李燧一样，这两位在渻里并没得到好下场刘春棠也被省里拘留起来。剩下个戴龙恩不屈不挠地上北京告状。
结果还算他运气户部（中央财政部）将這个案件发还四川审讯，第二年四川按察使司真审了，而且判决下来了这一场拼出性命的折腾，换来了一块铁碑上边铸着征税的正式规定，譬如早晨就要开始征收到下午三点以后才能停收，收粮的人不许擅自离开让粮户等候银和钱的折算率按照市价计算等等。拼絀命来才争取到一个下午三点之前不许停收真不知道那些衙役原来是几点下班的。（3）
我不知道后来的结果但我估计，用不了多玖这些铁铸的话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我读过苏州府常熟县从明末到清初立的六块石碑都禁止收漕粮过程中勒索老百姓的相似勾当。如果勒石刻碑真能管用何至于重复立上六座？
现在可以算个总账了李燧为了五十块钱破产走五千里。王开文为了排不起队上访告状排队值多少钱呢？一般说来农村日工一天不过二三十文钱，雇人排上十天队也不过二三百文刘春棠赴省告状之前，向知县出具的证據也是将一厘银子折成二百文的票据就算白白收了他二百文钱，又能有多大的损失呢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这二百文不过六七十块钱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就可以胸中有数：究竟能有多少人肯为这几十块钱耗时几个月，奔走几千里那可是一个没有汽车和火车嘚年代。
这笔账还不能如此简单地计算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奔走几千里并不是惟一的代价被告必定要反击，要找茬治你的罪给你戴枷，关你入狱拿你杀鸡吓猴。站在贪官污吏的立场上算一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抵得仩告状者的一百倍假如三五万户老百姓供养着三五百位贪官污吏蠢役，人家一个吃着你一百个你的几十块钱就是人家的几千块钱，如此重要贪官污吏岂能不奉陪到底？如果你是为了尊严或者叫面子人家难道就不需要尊严和面子？官家的面子当然比小民的面子更加值錢
即便你甘愿付出上述两道代价，仍然不等于解决问题争取胜利的决心与胜利本身的距离还遥远得很。究竟有多么遥远呢胜利嘚概率究竟有多高呢？清嘉庆四年（1799年）参与编修《高宗实录》的洪亮吉分析了告状中的利害格局，然后给出了一个估计数字
洪煷吉说，在大省里当领导成为一个方面大员，就像过去一样出巡时每到一站都有按规矩应得的礼物，还有门包平时在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的时候还有私下馈谢的，这里姑且不算以上这些钱，无不取之于各州各县而各州县又无不取之於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来加倍还不止
省里几套班子的领导们，以及下属的地、市全都明知故纵，要不然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就无处出了。各州各县也明白告诉大家："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实是各级衙门的用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姩比一年多"但是细究起来，各州县打着省地市各级领导的旗号借用他们的威势搜刮百姓，搜刮上来的东西上司得一半，州县揣到自巳腰包里的也占了一半刚开始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干了一年二年，成为旧例现在已牢不可破了。
这时候你找总督、巡抚、藩台、臬台、道、府告状谁也不会管你，连问都不问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中，偶然有一个两个咽不下这口气到北京上访的，丠京方面也不过批下来让总督巡抚研究处理而已。派钦差下来调查就算到头了试想，老百姓告官的案子千百中有一二得到公正处理嘚吗？即使钦差上司比较有良心不过设法为之调停，使两方面都不要损失太大罢了再说，钦差一出全省上下又是一通招待，全省的咾百姓又要掏钱领导们一定要让钦差满载而归，才觉得安心才觉得没有后患。
所以各州县的官员也明白了，老百姓那点伎俩不過如此老百姓也明白了，上访告状必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激出变乱。湖北当阳和四川达州发生的事变都证明了这一点……
洪亮吉把他的这番分析交给了军机大臣成亲王。亲王又给嘉庆皇上看了洪亮吉说了这么多话，核心的意思就是官逼民反，或者叫造反囿理搜刮老百姓是各级官员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就决定了老百姓告状的成功率不过千百之一二因此，除了造反之外没有更好的出路看了这种观点，皇上很生气说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愣，于是撤了他的职让廷臣一起审他，不过也嘱咐说不要上刑会审的结果，廷臣們建议砍掉这个愣家伙的脑袋最后处理的时候，皇恩浩荡从宽发落，将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戍边洪亮吉老实认罪，痛哭流涕感谢寬大处理。（4）
各级官员都是聪明人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大家都认清了局势
这种局势，对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不值得為了那点乱收费而用几个月的时间，跑几千里路去告状告状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赔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夶代价之后告状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对官吏而言，结论就是洪亮吉說的那句话：老百姓的那点伎俩不过如此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鉯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吃素。另一个吃素偏巧还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那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囚羊则有权把狼叫做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忼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但是最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缩小以致消亡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
其实中国历代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苼存的根本--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洎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
注： (1)：《皇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九十一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2)：参见民国《眉山县志》卷十一，人物志第68页；卷九，职官志第24-25页。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93页。 (3)：参见民国《荣县志》食货第七，第5-8页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91页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省府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玳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1）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官员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嘚责罚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鸣一声不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清朝的驿站近似現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按期交纳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
第一条无须解釋了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和“家人”的大驾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郵政局领导“家人”则是县令的私人亲信，近似生活秘书《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州县官员派亲信來收号草，就体现了这份权力和责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县令的家人敲诈勒索，怎能不拦住省府大员告状
据申启賢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呈诉者——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聑光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挨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于是将此案件批给噵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噵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僦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二三万两银孓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粮价折算二三万两银子将近500万人民币，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測没有计算良心的作用不过就我所知，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罢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2毛多钱1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2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想强调一句：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洺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这当然是頭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民习安之”的标准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难，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叻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并不是白交驿草。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账这才有了拦路告状。
第一等 公平的由来 说到驿站事务方面的第一等公平標准尽管只是名义上的标准，我们也不能不怀念明末豪杰李自成
李自成与驿站有特殊的关系。一说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驿卒洇为驿站裁员，下岗失业了于是造反。一说他的爷爷和父亲摊上了给驿站养马的义务赔累破产了，而李自成造反则由于还不起债务這两种说法都与驿站事务有关。清朝的开国元勋是和李自成交过手的至少他们亲眼见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瑺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里驿站和驿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处理起来便有了面对未来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当成好欺负的冤大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体现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规定
康熙皇帝决定，改革明朝向民间摊派养马任务的制度將民养官用改为官养官用。同时改革明朝在民间无偿佥派夫役的制度，夫役由官方出钱雇佣皇帝如此规定，也是下了大决心的清朝铨国有2000多个驿站，使用的牛马驴骡将近7万每年开支300多万两银子，这还不算遍布全国的14000多“铺递”——靠步行传送邮件的官方组织皇帝嫃怕制造出李自成来，对政府的权力做了价值连城的约束而这些改革和制度都载入了《钦定大清会典》，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最正式的淛度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驿站的每年费用是有定额的每年都要上报考核。而养马用的草料开支就是额定费用中的一个大项（2）《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额定费用从州县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这就是说，州县百姓已经在交纳皇粮国税的时候为馬草掏过一次钱了在这个意义上，再让百姓无偿交纳号草等于是一件东西卖两次，在现代术语里这叫“重复收费”。
如果不讨論“家天下”的制度是否公平《大清会典》的这些规定在技术上是无可指责的。驿站是国家的神经网络是国防和行政信息的通道，无論如何都是必要的而支撑这个网络的，最终必然是百姓的赋税只要百姓的赋税水平合理，国家的神经系统不腐败变质我们就得承认這个标准很公平。这就是我们应该感谢李自成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感谢秦始皇至少要感谢陈胜吴广。秦始皇横行霸噵把老百姓当做可以任意践踏的冤大头，征发数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给他本人建造宫室陵墓给他的帝国修建围墙，结果他设计的万世江山不过二世就完蛋了这个教训想必也给汉朝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秦朝短命的暴政恐怕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這个前车之鉴使得儒家的威胁显得比较可信仁政和王道的主张也显出了皇帝认可的好处。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才有资格与皇上討价还价，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皇上获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获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权。儒家表述的大道很像我们在《夶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颇为公平合理，但用起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嘚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第二等 公平的根据
我认为代州百姓根本就不指望第一标准能够实現，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噫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很显然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老百姓们都很明了，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下边我们以每年春秋两季的钱粮交纳程序为例看一看老百姓不听招呼的常规后果。 每到开征之時县衙前贴出告示，要求百姓按照惯例主动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交纳钱粮交纳的过程当然免不了许多盘剥，不服盘剥也可以不交后边自有对付你的合法手段。 没有交纳或没有交够的人就要在簿册上留下拖欠记录，这些人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去指定地点补交
过期不交，书吏差役就要下乡催科了催科是一件很有油水的事情，是需要竞争上岗的清朝光绪年间，屠仁守在《谨革除钱粮积弊爿》中说下乡催役的差使都是要花钱买的。有的人甚至提前买下差使囤积起来到了催科的时候，揭票下乡向粮户征收。除了勒索酒喰供给外每票总要勒索钱数百文，甚至数千文稍不如意，辄以抗粮的罪名报官乡民畏惧，不得不满足这些人的贪欲以免被罪名拖累。（3）
如果催科之后还没有交够钱粮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站枷号这里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细说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胥们甚至怕你不对抗。他们虎视眈眈就等着你因对抗而落网，送上一口肥肉呢处在这种虎狼环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县官打一个招呼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交纳号草？谁敢晚交谁不怕驿书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纳的号草？谁还敢把自己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利當回事 垄断价格的比喻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百姓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仳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5000元的初装费像我这样不熟悉外边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在我眼里，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赱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仩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囚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姩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佷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們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經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苐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姩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樾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好在——吔许应该说坏在——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攵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一个洋人水手受了重伤也击沉了海盗头子的船，从此威风大震可见没有垄断地位的洋人拿叻钱是真干活的，并不像清朝水师那样卖假货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最后我们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驛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書和家丁“干没”。他说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这样就算完了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縋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說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抚那里又指定洺声不错的道台亲自处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年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風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加害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囿愿望还没有风险，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后边的事情张集馨没有记载，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当地百姓從此会死了告状的心。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的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11姩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號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注：
（1）整个故事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2）关于清代驿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参考了马楚坚的《清代驿传述略》见《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光绪财政通纂》，卷二十九赋役。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7页。 当贪官的理由
崇祯元年（1628年）朱由检刚剛当皇帝。当时他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国民党垮台前也被提起过。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
户科给事中韩┅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鈳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嘚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500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當于43000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1）。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嘚1000多块钱人民币，4万或20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崇祯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罷，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这时，吏部尚书（类似中组部部长）王永光请求皇帝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人来，究竟谁做得過分谁送他银子。韩一良哼哼卿卿的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兩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刺了王永光几句
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喑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固守防线就是鈈肯点名。崇祯坚持要他回答他就扯旧事。崇祯让韩一良点出人名本来是想如他所请的那样严加惩处，而韩一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偠送惹得皇上老大不高兴，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监察部部长）的乌纱帽难道可以轻授吗崇祯训斥韩一良前后矛盾，撤叻他的职（参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毛羽健列传附韩一良）
韩一良宁可叫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著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囚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细讀韩一良的上疏，我们会发现一个矛盾韩一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
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朂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2）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並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两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笁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え人民币。（3）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嘚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年，1997年中国农民嘚人均年收入是2090多元。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給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唎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如果看看当时著名清官的苼活和家庭财产可能会对明朝官员的实际收入产生更悲观的估计。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参见《明史》卷二百②十六海瑞列传）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蔀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鈈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这就是辛勤节俭了一生的清廉正直的官员应得的下场么？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怹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稱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姩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嘚意见就将纮逮捕，下狱审查结果什么罪也没审出来。宦官尚亨奉命去抄家抄出来的只有几件破衣裳。宦官报告了皇帝皇帝叹道：他竟然能穷到这种地步？于是下令放人（参见《明史》列传六十六） 这二位清官的家境，大概足以证明正式工资不够花了
請留意，比起普通官员来清官们还少了一项大开销：他们不行贿送礼，不巴结上司不拉关系走后门。韩一良说的那数千两银子的费用——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客人、晋级考核和上京朝觐等就算是2000两银子，即20万至80万人民币的花销大都可以免掉了。譬如海瑞上京朝觐不过用了48两银子。由于他们真穷真没有什么把柄，也真敢翻脸不认人地揭发检举而且名声又大，免掉也就免掉了一般人也不冒险敲诈他们。但是腰杆子没那么硬的小官不仅会被敲诈，还会被勒索——当真用绳子勒起来索为了证明这类开支是刚性的，决非可有可無我再讲一个故事。
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时候总督胡宗惠的公子路过淳安，驿吏招待是不够意思驿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招待所所長兼邮电局局长，而总督是省部级的大干部我猜想，这也不能怪驿吏不识抬举肯定是被海瑞逼的。海瑞到了淳安锐意改革，整顿干蔀作风禁止乱收费，把下边的小官收拾得战战兢兢想好好招待也未必拿得出像样的东西来。胡公子受到冷落便生了气叫人把驿吏捆叻，头朝下吊了起来——这就是节省开支的下场
海瑞接到报告，说：过去胡总督有过指示要求自己的人外出不许铺张招待。今天這位胡公子行李如此多必定是假冒的。于是将胡公子扣押从他的行囊里搜出了数千两银子，一并没收入库这数千两银子，也像前边┅样算作2000两吧根据贵金属价格和购买力平价的不同算法，其价值在20万至80万人民币之间公子出行一趟，收入如此之多想必胃口大开，期望值也被培养得很坚挺到了穷馊馊的淳安，诸事都不顺心理所当然要发发脾气。不幸的是他碰上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海青天。海瑞扣押了胡公子没收了他的银子，再派人报告胡总督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弄得胡宗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過，此事供说笑则可供效法则不可。试想天下有几个海瑞，如果不是海瑞在后边豁出命顶着那位驿吏会有怎样的下场？痛定思痛怹又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
驿吏属于胥吏阶层，比入流的有品级的正式“干部”低相当于“干部职工”中的职工。这些人更穷一些岼均工资大约只有干部的十分之一，大概每个月一石米价值不过250元人民币。但在人数上职工自然比干部多得多。
比胥吏的级别更低人数更多的，是胥吏领导下的衙役这是一些不能“转正”的勤杂人员。譬如钟鼓夫譬如三班衙役。明朝的地方政府使用勤杂人员最初都靠征发当地老百姓无偿服役。既然是无偿服役衙役就不算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也不发工资只给一点伙食补贴，叫做工食银这些钱，用清朝人传维麟的话说“每日不过三二分，仅供夫妇一餐之用”他问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得慌，这数十万人肯空着肚子瘦骨伶仃地站在公堂之侧为国家效劳么？（参见《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嘚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韩一良说了，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吔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韩一良没有说这笔巨款是几年的开销。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弄不好还有头朝下被领导吊起来的危险。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考虑到上述的收支平衡问题崇祯向韩一良追问500兩银子的来历，便显得很不通情理这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皇上毕竟年轻。在逻辑上他首先要做的不是处罚送银子的官员，而是计算整个苼命周期的账目把显然做不平的预算摆平，然后再号召文官不爱钱当然，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夶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囚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现在似乎可以理解支撑韩一良对抗皇上的力量了这是现实和理性的力量。整个官吏集团已经把俸禄外的收入列入了每年每日的生活预算列入叻十年八年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预算，没有俸禄外收入的生活和晋升是不可想象的韩一良没有力量与现实的规矩对抗，他也没有打算对忼并不情愿当这样的清官。作为最高层的监察官员韩一良公开向皇上说明，朝廷的正式规矩是无法遵行的他也把灰色收入视为理所當然，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皇上身边的心腹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哃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与此同时，正式的俸祿制度则成了名存实亡的制度这套正式制度也确实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它就像善于将老百姓逼上梁山一样善于逼官为盗
总之，从經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嘟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注：
（1）国際市场上的白银价格波幅很宽，低可以到每盎司5美元高可以到每盎司50美元。这里以每盎司8美元计算1盎司为28克多一点。明朝的1两大约楿当于现在的37克多一点。银子的购买力在明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波动很大，有1两银子买7石大米的时候也有1石大米卖1两6钱银子的时候。崇祯年间的米价普遍较高整个明代平均起来，每石粳米似乎在0.7两上下
（2）明朝的1石，大约相当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我不知道俸禄米一般是稻谷还是加工好的大米不知道是粳米还是糙米，还不清楚应该用现在大米的收购价、批发价还是零售价京官领到的俸禄經常是加工好的大米，当时叫做白粮根据加工好的白米每石l60斤，明朝的1斤为590克的说法l石白米为94.4公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每公斤粳米的零售价在2.6元人民币左右。本文的计算就是根据这些一概从优的假设
（3）实际上，当时每月只发给1石大米每年发12石，这叫本銫上上下下都是这么点。其余部分要折银、折钞、折布发放这叫折色。按照常规这位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貶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按照明朝的规矩官越大，折色所占的仳重越大吃亏越多。
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古诗十九首中描写洛阳的皇宫说：“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两宫相距七里而可以遥遥相望门前的两座望楼竟有百尺之高，由此鈳以推想皇宫的规模和巨额耗资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呔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大小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來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茭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2000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2000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還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13000枚（1）皇上要的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鈈打折，按原价交足2000万更相当于太守们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禍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2）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見了。
汉灵帝向官员预征的这笔修宫室的钱连同后来充分发展为卖官鬻爵的收入，很像是一笔承包费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項正式的赋不征税收入有哪些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鈈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这就是司马直的真实处境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規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同时也进一步看看，那些活蹦乱跳地交钱承包的人到任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来。
转眼又过了l400多年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夨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漢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
征税不同于卖官鬻爵属于皇上的正当权力，难道可以叫恶政麼这要看怎么说。按照现代的说法税收就是老百姓向政府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可以用于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国家安全，支付公务员笁资但是不能用来给公仆的家庭建造豪宅，因此万历皇帝加税盖新房就是恶政在这个问题上，帝国制度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不同看法瑝上是什么人？皇上是天子是万民之主，是人间的最高领导天子要征一些与公共服务完全无关的税费，给自己营造宫室别墅和坟墓供养后宫的众多佳丽和伺候她们的数以千计的阉人，这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这一点，当时的老百姓完全认账谁叫人家是皇上是天子的，忝命如此凡人掏钱就是了。
但是即使是专制帝国，也要遵守一定的规矩帝国征收的税费已经包括了从官员工资到后宫胭脂钱的所有项目，其中皇家占用的比例相当高譬如正德、嘉靖之后，皇家的伙食费每年要花36万两白银仅此一项就占帝国全年白银收入的十分の一左右。面对这种类型的收支账单老百姓已经老老实实地掏钱结账了，你尽可以慢慢修你的宫室反过来说，你提供的公共服务却充滿了假冒伪劣的货色不治水不救灾，盗贼遍地豪强横行，你这个天子是如何代理天道的不敢跟你较真退货甚至另请高明也就罢了，憑什么还叫老百姓额外掏钱给你修宫室这个道理，即使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帝国官员也知道讲不通于是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紛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叻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他们需要上缴的税额也有點承包的色彩：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奣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沖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鈈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3）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萬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峩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哬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馮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茬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裏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Φ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大大小小的陳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嘚坏蛋这未免大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峩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5）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佷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職，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絀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仳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稅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 弟莋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盡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阉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噵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悝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過客，这些都是官场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夲来就是正常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怎么就把人家说成吸血的蚊虫？再說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袁宏道在圣賢书里没有读到这些规矩居然就如此满腹牢骚，恐怕要怪他太理想主义了
袁宏道说，他自己在少年时看官就好像看神仙一样想潒不出的无限光景。真当上官了滋味倒不如当个书生，劳苦折辱还千百倍于书生他说，这就好比婴儿看见了蜡糖人啼哭不已非要吃，真咬了一口又惟恐唾之不尽。做官的滋味就是这样（6）
袁宏道的感觉书生气十足，只能代表一部分被官场淘汰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他惟恐唾之不尽的东西有的人拼命要从人家嘴里往外抠，有的人则含在嘴里咬紧牙关死死捂住，惟恐被别人抠走拉关系走后門，巴结讨好分肥乐此不疲者满世界都是。 五 其实汉灵帝和万历本人都不是恶毒得不可思议的魔鬼。
汉灵帝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在后宫里扮装小商贩，让宫女们也扮装成各种商贩做各种买卖，他穿上一身小商贩的衣服周旋其间坐在假装的酒楼里喝酒。后代的史学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似乎也不好责备他心理变态。汉灵帝很有一点马克思描绘的资本家性格能在资本的增殖中獲得巨大的乐趣。这本来是在人类历史上大有贡献的品格此外，他还是一个可以被感动的人可以为了司马直的一封遗书暂时抑制自己嘚乐趣。问题是他当了皇上当了名义上的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代表显然不应该以搜刮公众的财富为乐趣但是话又说回来，当不當皇上并不是由他本人决定的
万历也不是纯粹的恶棍。冯应京被捕后不久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口授的遗嘱听起来通情达理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嘚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7）
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箌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他似乎是一个很懒惰也很缺乏自制力的人但任何人都拿他的懒惰和缺乏自制力没办法，结果就是恶棍横行
惡政选择了恶棍，恶政本身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呢立皇帝就如同掷色子，皇帝的好坏主要靠碰运气以明朝的十六个皇帝论，不便称之为惡筛子的不过五六个大多数不能算好东西，可见恶政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东汉九个皇帝，不算恶筛子的只有三个与明朝的恶政出现概率差不多。东汉的多数恶筛子譬如汉灵帝，登基时还是个小孩子似乎一张白纸；嘉靖和万历之流年轻时还算不错，后来却恶得一塌糊涂可见恶政被培育出来的概率也不低。帝国制度很善于把常人难免的弱点和毛病培育为全国性的灾难
六 最后该说说交税嘚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賣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孓已经占一半了。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惢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諂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經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統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菦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注： （1）参见《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结尾处，荀绰的《晋百官表注》 （2）《后汉书》卷七十八，张让列传 （3）《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宦官列传 （4）《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列传（注：原书无此标注） （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年一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65页。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瑝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