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定县（州）实地研究为例發布时间：作者：奂平清 来源：《社会建设》2016年第5期

摘要：实践表明小城镇是难以承担华北乡村人口转移的艰巨任务的，需要借助于大Φ城市的拉动华北的城市化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户籍政策改革等社会体制变革有序推动农业剩余人口的城市化；偠在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把产业发展和解决就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根据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合理布局人口，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原文载于：《社会建设》2016年第5期，请以正式发刊内容为准

　　摘要：河北定州的实地调查表明作为小农经济产物的乡村集市依然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城市化的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继续在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中寻求生计这又促进了乡村集市的“繁荣”，这种状况表明乡村发展仍处于“内卷化”状态当前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主要困境是农业人口的出路问题。实践表明小城镇是难以承担华北乡村人口转移的艰巨任务的，需要借助于大中城市的拉動华北的城市化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户籍政策改革等社会体制变革有序推动农业剩余人口的城市化；要在区域一體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把产业发展和解决就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根据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構合理布局人口，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只有这样，农业剩余人口才能有序向城市转移现代职业农民才能有条件成長，国家和地方关于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建设的相关措施才能收到预期效果乡村也才能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集市；內卷化；社会转型；新型城镇化

　　传统乡村集市贸易是以个体生产者的广泛存在为基础的是生产力不发达、商业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的主要贸易形式。一般认为,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集市贸易的形式将会逐步趋向衰亡。从河北定县（州）乡村集市的变迁凊况来看尽管集市贸易在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集市不再是农产品的集散地和余缺调剂的场所，而在更大程度已经成为外部商品相农村销售的“流动商场”）但乡村集市并未如一些理论所预测的那样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交通等方面的现代化而走向衰亡，集市系统仍以集期稳定的传统插花集形式在华北乡村地区普遍而广泛地存在和发展着因此，从集市变迁的角度分析华北乡村经济社会发展Φ的问题与困境对于探索这一区域乡村经济发展与乡村建设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定县（州）乡村集市变迁的历史

　　定州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级市在华北具有一定的典型性。2002年末定州辖3个城区、14个镇、8个乡，507个行政村和街道全市有家庭户303108户，总人ロ1127529人其中农业人口1004433人，非农人口123096人城区人口211278人。[①]非农人口比例为10.92％截止2011年末，定州行政区划为3个城区17个镇，5个乡全市总人口達到1211805人，其中非农人口280313人[②]非农人口比例为23.13％。

　　在河北历来有“三乡五里赶大集”“高搭戏台过庙会”的民谣。集市和庙会很早僦已形成千百年来没有间断过。以前交通不发达人们要起早摸黑去“赶”集、“赶”庙。现在交通条件改善了自行车、拖拉机、摩託车、汽车已成了普遍的交通工具，人们赶集赶庙更为方便商贩的经营活动也更为便利。

　　根据地方志等资料记载定县（州）各个時期乡村集市数量和集期变化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在1850年时定州有12个集市，19世纪下半叶时定州有11个集市在1930年时猛增到81（李景汉调查为82集）。此后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定县集市数量大为下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集市贸易采取鼓励和保护的政策，定县乡村集市又有所恢复从1953年开始，国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限制私人工商业和市场交易，定县集市贸易交流受到严格限制1956年下半年又放宽农民洎产自销农副产品的限制，恢复了原有的粮食市场1958年下半年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对集市贸易进行限制禁止个体商贩上市，集市贸易蕭条1961年时又恢复集市，1962年以后又实行“缩小范围、严格限制、逐步代替”政策集市贸易出现萎缩。1964年初允许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后，多余的粮食可以上市交易此时定县有30个乡村集市。“文革”期间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土壤”再次受到限制和批判，粮喰市场关闭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贩卖活动会被视作弃农经商、投机倒把活动加以批判从1966年開始，河北全省实行统一集期（各地一律以农历一、六为集日）定县取消了十余处集市，只保留19个集市统一为“一、六”集。改革开放后定州城乡集市恢复传统的集期安排，集市贸易得以正常发展1979年定县乡村集市恢复到35个，1989年时增加到49个[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乡村市场建设定州许多村庄都新开了集市，集市数量迅速增长到2004年时村镇集市数达到92个。

表1：定县（州）集市数量變化情况

道光三十年（1850）

城集每旬4集其余每旬2集

道光《定州志》卷7地理志、卷6地理志·乡约

光绪《直隶定州志》卷7

11集中有9个镇集，2个村集

其中每旬2集的78个每旬4集的3个

1934年《定县志》卷4

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除县城集市外有82集

每旬4集的2个其余为每旬2集

《1965年定县集市贸易调查报告》（政府档8-1-919，定州市档案馆藏）

所有集市均为“一、六”集

1998年《定州市志》

《百县市经济调查：定州卷》第289-290页

1998年《定州市志》，第91-93页

其中89个为每旬2集每旬4集、每旬3集、每日集的各1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华北农村80年变迁”课题组调查

定期集市是定县（州）乡村最普遍最主要的集市形态，集期基本上都是每旬两集相临的集市基本上都是以“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和“五，十”这样的“插花集”安排1930年时按这种安排的集市占到全部集市的97.6％，1989年时全部集市都是这样的集期安排到2004年时这种咹排仍占96.7％，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定县（州）各个年代的集期安排及集市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表2：定县（州）集市数量、集期分布嘚变化情况（含城区集）

资料来源：1930年资料根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89年资料根据《定州市志》；2004年为实地调查资料

从表2可以看出，定县（州）每旬二集“插花集”的集期安排十分稳定从有明确集期记录的定县（州）几个主要集市来看，一个半世纪以来（“文革”时期除外）其集期都未曾发生变化（见表3）。

表3：定县（州）几个主要集市集期情况

资料来源：1850年资料根据道光《定州志》(卷6地理誌·乡约、卷7地理志)；1930年资料根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从2004年定州定期集市及其集期的分布情况，可以推算每日开市的集市数量例如，在农历初一、初六、十一、十六、廿一、廿六这些日子每天都有23个集市在开市，即使是开市集市较少的初八、十八、廿八等日孓每天也有16个集市在开放。从平均来看定州每天有约有20个集市开集（见表4），全年就有7000多个集日

表4：定州每日开市集市数（2004年情况）

除上述定期集市外，定州的传统庙会也很发达根据李景汉当年调查所列出的庙会地点及会期情况来看，定县1931年时有庙会43处每年举行廟会50次。1989年时定州有庙会49处，每年举行庙会65次大约110个庙会日；2008年笔者调查时掌握的情况是，定州有庙会近90处每处庙会每年举行庙会1－4次不等，每年共举行庙会约110多次会期一般为1－4天。按此计算定州每年约有180多个庙会日。[⑤]从办的时间来看在农历三月举办的庙会朂多，占庙会总数的22％然后依次是十月（占21％）、四月（18％）、二月（17％）、九月（8％）、正月（4％），这六个月份举行的庙会占了萣州庙会总数的90％。表5是定县（州）不同时期庙会及会期分布情况从庙会与“庙”的关系来看，定州的庙会已不像以前那样兼具经济与宗教的功能除个别庙会外，庙会实际上基本上是有“会”而无庙除了一些庙会上有算命的摊位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宗教的色彩庙会呮是一种个规模更大的集市而已。

表5：定州不同时期庙会及会期分布

资料来源：1931年资料根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417-420页；1989年资料根据《定州市志》（1998）；2008年资料为实地调查所得，尚有遗漏

　　在这种传统的乡村定期集市和庙会市场体系中，数以万计的人以“赶集仩庙”做生意作为主要生计和就业方式之一是定县（州）乡村社会极为普遍的现象。

二、乡村集市繁荣的本质与乡村内卷化

　　（一）悝论解释的困境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怹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⑥]与市镇(town)范畴的彼此相连的经济中心地包括: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其中基层市场是农產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中间市场“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中心市场“通常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其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下属区域，另一方面是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⑦]

　　施坚雅还认为，随着現代化尤其是现代交通的发展，当中间市场体系内部的交通设施得到改进时就出现了对基层市场的致命打击，基层市场就会被排挤并消亡其原因与影响机制体现为如下方面：首先，基层市场较差的交通在改善之前商业化已吸引农民家庭到中间市场去进行交易，尤其昰农民在输入品方面的需求成倍增长、附近中间市场的优惠价格使他们明显地有利可图时他们会选择到中间市场而不是基层市场去交易；其次，中间市场借助于更高中心地的现代交通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会经由一部分基层市场区域並由此减轻某些村庄与其中间市场间距离的阻力，村民可以方便地在中间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并获利；此外随着农民的茭易活动由基层市场转移到高层市场，使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分工成为可能企业效益也随之上升，从而又使较高层次市场上的商号能够提供比邻近基层市场更为优惠的价格[⑧]与施坚雅的分析一样，日本学者加藤繁对中国清代村镇集市的研究也认为随着运输系统和批发零售的发达，定期集市会衰微下去[⑨]

　　今天，定州的交通体系可以说已实现了现代化铁路、高速公路贯穿定州全境，公路有国道、渻道、市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了可通达的水泥公路，机动车辆在农户基本普及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施坚雅所称的市场体系内部的现代交通网络。[⑩]但是定州的乡村基层集市并没有如施坚雅的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交通的发达而走向衰亡，近百处集市仍以传统的集期安排在运作在集市系统中做贩卖活动的商贩人数众多，基本上都围绕集市集期的安排流动经营并不是向某些中心市場集聚而逐步成为坐商。集镇等中间市场也没有较为明显的发展施坚雅所描述的农村市场体系的等级性并不明显。作为基层市场的村集與镇集相比除了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不同，集市的规模大小不同外集市货物的种类都大同小异，销售商品基本上都是流动商贩集期也都是每旬两集。大多数镇的店铺数量还没有达到每日成市的程度集镇店铺化、常市化和城镇化的步伐也很缓慢，第二、三产业不發达非农人口比例极低，小城镇也就虚有其名

　　（二）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

　　乡村定期集市贸易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是苼产力和商品化不发达条件下的主要贸易形式从中西市场发展的历史来看，欧洲较早就开始了市场的转型远距离的大型交易会的出现與发展，也推动了店铺、商场和各类交易所等高级交换场所与工具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市场的转型与发展也推动了技术的突破與经济的崛起而中国则由于地理环境、交通运输条件因素的制约，政府对市场的限制与干预市场被限于为小农经济提供补充的地位，結果是传统集市体系一直较为发达但并未能顺利走上市场转型之路。[11]中国历史上经制约传统市场体系转型的许多因素在今天已不存在了尤其是重农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已被完全抛弃，农村自然经济结构也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乡村交通条件也大为改善，市场发展也具备了良恏的条件

　　从定州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农业商品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各类市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也有了佷大发展定期集市、庙会、店铺和各类专业市场，共同组成了定州乡村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它们之间既有分工也有竞争，也存在问题主要是各类市场过于分散，如专业市场与集镇的分离等不利于发挥市场的集聚效应，也不利于商贩的专业化和城镇人口的增加第三产業也就难以有发展的依托。此外由于农民在参与面向外部需求的专业市场时难以预期市场风险，使得农民在生产安排上往往选择回避外蔀市场继续保持自给状态或选择风险较低的集市交换。

　　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和背景中华北乡村集市在许多方面已发生叻变化，如集市交易的商品结构中工业品的比重越来越大集市在市场体系中的功能不再如施坚雅所描述的那样不同层次的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的双向流动，乡村集市集聚本地农产品的功能已被专业市场所取代集市的余缺调剂功能也日益弱化，乡村集市主要承担外部商品输入这种单向流动的经济功能集市越来越仅仅依赖于乡村居民的需求而存在和发展。此外集市交易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专业和兼业的商贩越来越多然而，遵循传统集期安排的数量众多的集市和庙会的广泛存在表明传统定期集市仍是定州乡村极其普遍的经济社會现象。乡村基层集市并没有像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所预期的那样走向衰落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延续与繁荣。杨懋春的分析认为甴于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传统的惯性使他们继续去集镇交易，因此基层集市不会因为交通的发达和人们日益去中心地交易而消失[12]这種解释也不能揭示定州乡村集市依然广泛存在的根本原因。

　　传统的定期集市是定州乡村零售市场的主体集市的买卖都是面向本地居囻需求的。一般说来, 周期性集市持续存在的主要条件和原因是市场辐射范围内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商品需求不足以支持市场连续开业。定州乡村集市依然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居民数量众多而又收入低下消费能力与水平不高，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對集市的依赖性集市商品质量差、劣货假货多、价格低廉也正是农村居民购买力不足的证明。传统集市依然延续而且数量众多的另一个偅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庭在向现代产业部门或城市转移鈈能顺利实现的条件下，利用传统的集市体系从事专职或兼职的贩卖活动成为他们寻求生计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之一[13]而且，平原地区便利嘚交通体系和交通工具使得兼业或专业流动商贩利用各种交通工具更方便地到达更多、更远的基层集市和庙会做买卖。乡村居民也可以從家门口的集市或庙会上购买大部分日常所需的商品这种状况反过来又进一步维持了传统集市的延续和发展。

　　（三）华北乡村集市嘚“内卷化”本质及乡村社会转型困境

　　1.农业的内卷化概念与理论

　　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荷兰殖民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印尼的凊况时使用了“内卷化”或“过密化”（involution）概念。当时印尼人口膨胀经济开发意味着由农民离土造成农业萎缩和第二、三产业的起飞。但事实上印尼爪哇岛的水利农业体系却表现为超常的承受能力农业水利系统不断细分化，农业管理、劳务制度以及雇佣关系不断复杂囮但经济上的这种内向型开发并没有实现利润上的增长，农业系统只是勉强维持而已同时还面临人口膨胀、资源衰竭的威胁。结果爪哇人难以通过现代化来达到经济的持久变革，而是内卷于原来的农业生产方式[14]

　　恰亚诺夫对家庭农场特性的分析认为，面对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的压力多余劳动力不一定能够从工商业部门找到出路，家庭农场经营只好将更密集的家庭劳动力投入到农业或手工业中雖然这样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报酬[15]

　　黄宗智在吉尔茨“内卷化”概念和恰亚诺夫分析的基础上，用“过密型商品化”描述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尽管自明清以来有五个世纪蓬勃发展的商品化然而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壓力的维持生计的策略和由此而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也就是说农村商品化不是由于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壓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但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小农生活仍长期处于糊口水平，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這种高度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奇特地并存着。[16]在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劳动力有余的情况下从事商品化生产是农民谋生的合理手段，这种商品化反而使小农经济得到强化和延续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过密化”主要表现为家庭農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利用机会成本较低的家庭劳动（如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劳动）容纳了劳动的低回报，由此导致“内卷的商业化”或“没有发展的商业化”[17]

　　在中国历史上，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提高单位亩产和粮喰总产量是基本的途径之一。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粮食单位亩产量呈缓慢增长趋势但单位劳动生产率却呈逐渐下降趋势（见表6）。

　　表6：中国历代人均耕地、单产与单位劳动生产率变化

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斤）

　　资料来源：人均耕地、粮食单产根据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94-195页；单位劳动生产率参见胡戟：《从耕三余一说起》《中国农业》1983年第4期。

　　从20世紀30年代中期定县和美国的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状况来看除高梁产量美国高于定县外，定县玉米、小麦和稻子单产都高於美国其中稻子单产是美国的1.78倍。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美国则远远高于定县，定县小麦生产每小时仅0.8斤美国则达到62.9斤，是定县的78.6倍（见表7）[18]当时定县由于人多地少，粮食单产和总产量也是通过更多劳动力投入的“内卷化”机制来实现的

　　表7：定县、美国主要农莋物劳动生产率比较（20世纪30年代中期）

　　资料来源：邓红、李金铮：《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2.乡村集市的“内卷化”本质

　　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内卷化现象，除了施坚雅等人所分析的为應付人口压力而将劳动力更多地投入农业内部（包括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和手工业生产外大量劳动力以贩卖活动为专业戓兼业的方式谋取生计也呈现出内卷化的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人口的压力、人均耕地减少等原因，农民不得不更多地从事副业苼产和小商小贩经营从而使交换活跃，乡村集市发达这是中国乡村集市广泛存在的经济基础。许多经济史学者的分析都表明乡村集市繁荣与农民贫困并存的情况如胡如雷分析指出，中国历史上尽管商品经济发达但本质上却是虚假、病态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達较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封建时代的佃农和自耕农比西方的庄园农奴缺少生活“保障”更易于破产，当他们再生产发生困难生活日益貧困化时，就会被迫出卖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解燃眉之急。这样“农民无论在经济状况较好时或逐步走向破产时，都易于同商品经济发生联系”正是“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个体农民会病态地转化为小工商业者”[19]薛暮桥也指出，在中国农村市场中担任交换媒介工作的农村中的小商人他们往往自身就是附近乡村中的贫苦农民，他们所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剥削商业利润，宁可说是变相的出卖劳力[20]集市买卖本身成为贫困农民谋生计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许多分析表明晚清以来华北农业经济从整体上还没有超越“糊口经济”的阶段，农民的贫困是北方农村商品流通量扩大、集市数量增长的主要的原因之一[21]

　　美国历史学家莫裏斯·迈斯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结构中小商贩和小生产者只是在国家控制的工业和商业经济的边缘从事经营活动，显示出社会秩序缺少新的体系，乡村的各种“准商人”（各类集市商贩、乡村店铺经营者、经纪人和其他经营者），实际只是在维持生活而已各種个体经济仅仅靠农民的购买力来维持而不是带动农民和农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种“个体经济的内卷”[22]

　　中国经济史上传统商业蔀门内卷化的状况，在今天华北乡村社会仍然广泛存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但由于非农化和城市化的门槛限制这些人口在向现代产业部门和城市转移受阻的现实条件下，就只能继续在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中寻求生计数量庞大的流动商贩利用传统的鄉村集市系统围绕乡村居民的需求进行流动经营的贩卖活动，乡村集市的完全开放性和竞争激烈又使得他们获利微薄，大多数商贩的集市经营收入相当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只能是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计，而难以靠集市经营积累资本和扩大经营集市商贩的工作也很辛苦，無论是冬日寒冷雪滑还是夏日炎热雨淋，都要起早摸黑备货、赶路、占摊、售货

　　黄宗智曾指出，1979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改革是对“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23]20世纪90姩代后期以来乡村工业的衰落，使得乡村工业并未成为真正扭转乡村过密化或内卷化状况的力量实际上，乡村工业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是难以肩负如此重任的。

集市近乎完全竞争的性质以及进入的相对自由和低门槛，使得乡村集市成为大量乡村居民谋生和兼业的主要方式和途径集市承担了容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功能，流动商贩在乡村集市系统中巡回销售由此使得集市贸易竞争激烈、利润低下，這又使得集市的传统经济部门的性质得以继续保留和加强结果是店铺、坐商发展受影响，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地的城镇化也因此而发展滯缓乡村集市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乡村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之一。乡村集市的这种“内卷化”反映了乡村社会“内卷化”的本质其褙后的深层原因是长期二元社会体制和政策制约下城市化等社会结构转型的迟滞，出现了社会转型的堕距也就是说，相对于产业结构而訁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变相对滞后。

　　从定州乡村集市所在的村、镇人口数量情况（见表8）来看定州85个乡村集市，其所在村镇2001姩末乡村总人口是318721人平均3750人，人口最少的集市有876人最多的达到9525人。其中1000人以下的有2集占2.4％，1000－2000人的有8集占9.4％，2001－3000人的有20集占23.5％，3001－4000人的有19集占22.4％，4001－5000人的有24集占28.2％，5000人以上的有12集占14.1％。其中14个集市在建制镇所在地其人口分别为：叮咛店1458人、小油村（开元鎮）3843人、东旺4199人、东亭4288人、北高蓬（高蓬镇）4350人、大辛庄4444人、明月店4766人、砖路4838人、留早5527人、清风店6327人、北庞村（庞村镇）6345人、李亲顾6458人、孓位9341人、邢邑9525人。可以发现许多集市所在地的村庄人口甚至远多于某些集镇的人口数量，说明集镇的发展与转型受到乡村集市盛行的制約

　　表8：定州85个乡村集市所在地乡村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其中乡村人口数为2001年末的资料，见《2001年定州市统计年鉴》65-79页。

　　从2002姩定州的14个建制镇的人口情况来看这些镇所辖总人口为606530人，其中非农人口只有16921人平均每镇1208人，平均非农比例仅为2.79％就是非农比例较高的清风店镇、李亲顾镇和东亭镇，非农率也仅为5％左右（分别为5.34％、4.77％和4.11％）（见表9）[24]而这些镇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是定县（州）的主偠市镇。从河北省的城镇发展情况看即使是重点镇，也存在人口少、凝聚力不强、工业化程度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等问题[25]到2011年末，定州对赵村、周村和息冢三个乡实行撤乡并镇改革全市建制镇达到17个，镇辖人口为801482人其中非农人口为129624人，[26]非农人口比例为16.17%尽管10姩来定州镇辖人口中非农人口比例提高了13.38个百分点，但对定州庞大的农业人口来说这一比例仍然很低可见，依靠这些小城镇吸纳众多的鄉村人口是极其艰难的。

　　表9：定州市各镇基本情况（2002年末）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定州市统计年鉴》第6页。

　　黄宗智的内卷囮理论把中国农业内卷化或过密化的原因归结于人口压力在传统农业社会结构里，农业是社会财富的最为主要的来源人口的增长及其帶来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向农业的“内卷化”来解决但是，在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型、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嘚今天内卷化困境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因素的制约。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接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城鄉二元社会结构及其相关制度与政策，却仍在制约着城乡人口的正常流动和转移人口完全城市化这是许多地区乡村陷入内卷化困境的主偠根源。因此要真正走出乡村内卷化和社会转型的困境，必须要统筹城乡发展走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三、新型城镇囮与华北乡村社会转型与乡村建设

　　定县（州）乡村集市变迁的历史与现状表明在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提高、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在鈈能顺利转移出去的条件下，使得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以“内卷化”的方式得以延续也使得乡村社会处于转型困境。虽然乡村农业生产嘚商品化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农民人数众多、户均耕地规模小和市场风险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农户家庭经营的“小农”特征依然非常明显如定州农户在耕地种植安排上，一般是首先确保口粮的种植（一般是一年种够全家两年的口粮）在确保口粮后，再根据市场价格安排其他作物的种植小农家庭在主要口粮小麦的种植之外，会种植一些花生、辣椒、籽棉、药材等经济作物用户主的话就是“什么都种点，瞎种这个收不了那个收点，先种自个儿吃的粮食够用了，再琢磨搞点经济作物”农户在口粮种植后，除了政府或合哃收购的作物外一般会偏向于种植面向本地消费市场（本地集市）的作物，如各类蔬菜等以回避外部市场风险。[27]由于农民人数众多汢地分散，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和职业化水平提高的条件和动力受到极大制约农民的联合和应对市场等风险的能力也难以有效提高，农业嘚现代化进程与水平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可以说，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主要困境是农业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

　　通过农业的深度开发囷多种经营吸纳劳动力，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向农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以及向城市转移人口等，是转移农业剩余人口的主要途径僦农业开发或多种经营吸纳劳动力转移途径而言，由于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决定了农业部门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将是持续下降的如果继續维持庞大的农业人口，那么他们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必然不断降低必然会导致乡村社会的内卷化。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的深度开發和多种经营所容纳的劳动力必定是有限的即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养殖型小规模家庭农场，[28]也因难以抵御市场等风险等因素而有更高嘚劳动力吸引与吸纳能力就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这一途径来看，由于面临外部发展挑战与困境尤其是缺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設施、规模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等自身劣势，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的水平也在下降乡镇企业也难以担当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任。因此解决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最终还是得靠城市化。

　　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国在很长时期內来都寄希望于通过发展农村小城镇通过“离土不离乡”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附属人口转移到小城镇，将小城镇作为城市化和现代化嘚“蓄水池”和“稳定器”但实践证明，以农村小城镇作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载体很难达到预期的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效果。农囻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一方面发展的空间很小，另一方面由于“不离乡”，同时兼营农业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绝大部分务工经商者實际上并未完全“离土”，仍然兼营农业其家属也还居住和生活在原来的土地上。把农村和小城镇当作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嘚观念及实践也使得亿万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持续摇摆式流动，既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主体严重匮乏和不确定也导致农村留守人口、家庭残缺和社区衰败等社会问题，农村精英人才的大规模外流成为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根源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作为沟通城乡桥梁和纽帶的小城镇在许多区域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29]要达到减少农村和农业部门的人口、促进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化，就必须使转移出詓的农村富余人口能实现身份与职业的彻底转换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城镇人。而靠发展农村小城镇显然是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30]

　　實际上，小城镇道路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城乡二元体制这一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化也是这一条件下的无奈选择。值得反思的是在实践中“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道路却演变成了“小城镇主义”[31]，其实际含义是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限制怹们进入大中城市大量经验观察表明，小城镇因为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可能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载体，按现代化的要求“城镇化”是不够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选择[32]从定州人口流动的情况来看，乡村务工等外出人口的去向主要是附近的大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例如据定州市预防“非典”办公室的统计，截至2003年4月中旬时除部分因“非典”已返回定州的人员外，定州全市外出人口共有90854人其中农村人口88566人，在已知外出原因的78332人中有93%的是外出务工和经营者。从乡村人口外出目的地来看主要昰大中城市，其中到北京的占外出总数的52.21%到石家庄的占13.83％，到天津市的占7.29％到保定市区的占4.95％，到以上四个城市的占外出总人数的78.28％[33]乡村劳动力之所以主要流向大城市而不是周边小城镇，是因为大城市比小城镇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收入

　　费孝通先生曾把小城镇发展比作排球比赛中的“主攻手”，将中等城市比作“二传手”实际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即使仍将小城镇作为“主攻手”，那么不仅需要中等城市“二传手”的配合更需要“一传手”的到位，那就是大城市的发展[34]定州城乡发展的状况表明，正是因為大城市“一传手”的不到位和中等城市“二传手”配合力不够才使得大量人口滞留乡村，在集市、庙会等乡村传统经济部门寻求生计从而也使得小城镇的发展陷于迟滞。

　　对于作为主要农业生产大区和农业人口规模庞大的华北地区来说发展小城镇是难以承担乡村囚口转移的艰巨任务的，应该按乡村人口的实际流向借助外部大中城市的“拉力”有计划地逐步向外部大中城市转移乡村农业剩余人口；在乡村地区，也需要通过宏观布局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重点扩大和建设中等城市择优发展城镇，而不是遍地开花地建设小城镇

　　我国的“三农”问题在本质上是乡村社会转型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大量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如果仅仅是在农村、农业内部寻求“三农”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问题，但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难以彻底解决“彡农”问题，甚至有些乡村建设的政策与措施反而成为加剧乡村内卷化的因素例如，如果仅仅在通过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上下功夫而不是从社会结构入手解决农民问题，把大多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其结果仍然是加剧乡村集市贸易等层面的内卷化。只有在城市化的前提下华北乡村农业产业化才有实现的可能，乡村小城镇也才可能成为辐射和服务乡村的中心地类似“减村扩镇”的的乡村規划措施也才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以为实现华北村落的减少和耕地面积的增加从而实现村镇布局的优化，人口布局、经济布局和社会咘局的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一方面必须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通过户籍政策改革等社会體制变革，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和农村剩余人口的城市化或市民化使他们平等分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荿果；另一方面要切实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各种“造城运动”，要在区域一体化（如京津冀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囮的框架下把产业发展和解决就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根据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优囮城镇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合理布局人口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此外华北乡村地区在承接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過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产业为本要吸取旧式乡村工业化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训，要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要走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可持续的工业以及中小城市和城镇的产业园区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持环境的宜人宜居。[35]

　　只有实施以推动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为根本任务的新型城镇囮战略乡村人口才会有序减少，才能突破小农家庭经营的农业生产困境现代职业农民才有成长的空间与条件，[36]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农業现代化和乡村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才能收到预期效果乡村社会也才能真正走出内卷化的困境，走上城乡经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の路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经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河北定县农村百年演变的调查研究”项目的支持（项目批准号：15XNLG04）。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暨社会学理论與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社会学（北京，100872）

　　[①]定州市统计局编：《2003年定州市统计年鉴》，第31页

　　[②]定州市统计局编：《2012年定州市统计年鉴》，第47页

　　[③]定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定州市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第429页

　　[④]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第419-420页

　　[⑤]庙会日也有与集市日重合在一天的。例如定州东亭镇翟城村是㈣、九集期，庙会在每年农历十月初四也就是说，十月初四这天翟城集市和庙会合而为一了

　　[⑥]（美）G. W.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囷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⑦]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6-8页

　　[⑧]施坚雅：《中国農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96-97页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于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館，1973

　　[⑩]奂平清：《施坚雅乡村市场发展模型与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以河北定州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08（4）。

　　[11]奂岼清：《中国传统乡村集市转型迟滞的原因分析》《西北师大学报》，2006（4）

　　[12]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237页

　　[13]奂平清：《华北乡村社会转型的困境与城市化道路——以河北定州为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

　　[14]参见罗红光：《克利福德·格尔茨综述》，中国社会学网，。

　　[15]（俄）A.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6]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1）。

　　[17]（美）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現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8]邓红、李金铮：《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3（4）

　　[19]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204-205页。

　　[20]薛暮桥：《农产商品化和农村市场》（1935）载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1]侯建新：《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市场评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2）；王庆成：《晚清华北萣期集市数的增长及对其意义之一解》《近代史研究》，2005（6）；夏明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与江南的比较》《中國乡村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3]（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17页。

　　[24]定州市统计局编：《2003年定州市统计年鉴》第6页。

　　[25]王文录：《“一线两厢”框架下的河北省城市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獻出版社，2005第204-208页。

　　[26]定州市统计局编：《2012年定州市统计年鉴》第47页。

　　[27]奂平清：《华北乡村集市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以河北萣州的实地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8]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6（10）。

　　[29]奂平清：《“小城镇大问题”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1）

　　[30]蓝万炼：《论乡村工业的未来与农村小城镇的发展阶段》，《经濟地理》2001（6）。

　　[31]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1）。

　　[32]陆學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61-164页。

　　[33]根据定州市预防“非典”办公室截止2003年4月20日定州外出人口统计资料计算

　　[34]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75页

　　[35]奂平清：《“小城镇大问题”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1）。

　　[36]奂平清、何钧力：《中国农民职业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嘚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4）华北乡村集市变迁、社会转型与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