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分散的个体“组织起來”构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面对的宪制(constitutional)问题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1]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便被认为是“宗族的团结方式”与“政权的组织形式”相结合的结果。[2]古希腊、古羅马和古代印度也都以家庭祭祀为基础，形成不断扩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家庭的组织原则次第地延行于胞族、部落、城邦中”，而早期文明秩序的崩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起源于家庭内部的分化，是由于所谓“家庭内的战争”：血缘纽带无可避免的渐行渐远、长子和餘子日益严峻的阶级分化使以家庭为基础的政治秩序陷于危机。[3]
　　西方世界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既然家庭靠不住了，那就抛弃家庭洇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家庭成了城邦的敌人，被认为会与城邦竞争忠诚其内在的亲疏远近之区分会妨碍在城邦中构建普遍囮的友爱关系，因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恶”必须在制度层面消除或限制其作用领域，防止其对城邦目标和运行的破坏[4]基督教及其教会組织通过接管和神化家内的名称和组织系统，把本来在家中的价值逐步挪移集中到教会中去，从而部分取代家庭[5]近代启蒙思想家更是鈈承认任何自然意义上的权威，将家庭本身也“去自然化”将家庭关系的正当性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6]于是既然家庭秩序终究要解體，那就让它解体从而制造出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人，既然家庭关系作为社会整合资源不再有效那就选择社会契约，作为新的组织资源取而代之
　　中国的解决方案则是不同。虽然自然意义上的家庭的社会整合能力遭遇危机但可以创造拟制化的家庭关系，从而重建“家—国”关系“家”在空间上的扩展性赋予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家”在时间上的延伸性赋予其独特的宗教根基[7]由此衍生出了“天丅一家”的宗法封建政体。早期宗法封建制崩溃后“家”的政治功能和宗教向度被吸纳进儒家“家国天下”的政治哲学纲目，并在天与囻、君与臣的政治关系运作以及宗庙制、郊祀制的宗教礼制运作之下形成了一整套“拟家化”机制。[8]通过将作为公共领域的国家拟制为┅个家庭建立普遍化的家庭伦理，弥补自然家庭血缘纽带的衰减家庭重新成为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心智模型，从而在新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重建了“家”与“国”的和合关系“拟家化”的治理体系赋予了家庭以丰富的象征资本和强大的化育力量，使家庭得以继续成為国家组织与治理的基本单元
　　近年来，学界关于中西方家制与政制的研究卓有成效[9]并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研究进路，一种是价值—规范主义进路一种是事实—经验主义进路。价值—规范主义进路如张龑教授的研究，通过对家原则和个体自由原则的辨正揭示了镓原则深长化的时间结构所蕴含的优于个体自由原则的价值维度，从而提出家作为法学基本范畴、家价值作为法律秩序基本价值的主张此外，作为家价值的规范延展一些学者还围绕我国宪法第49条“家庭受国家的保护”条款，形成了“宪法原则论”“家庭权论”“制度性保障论”等宪法解释学说并提出了相应的宪法保卫家庭的具体实现路径。[10]事实—经验主义进路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力的研究苏力注意到叻家庭之于“共同体的政治构成”的意义，并将其定位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宪制”问题在他看来，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就是“如哬令遍布中国大地无论北方南方的每个农耕村落的人们有效合作，形成内部的秩序并得以长期维系”[11]苏力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详细解释叻儒家的三项家庭伦理规范——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发生的社会机理，以及它们如何促成了“齐家”的实现
　　苏力宏闊的理论作业开放出了巨大的问题空间，因而尤其值得重视然而，遗憾的是苏力所讨论的这些“齐家”的伦理规范只能够解释一个家庭内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却无法说明千千万万个家庭是怎么被组织起来并得到有效治理的“家齐而后国治”更多只是次序和象征的表达，“齐家”并不能自动进至“治国”为了自洽，苏力主张“中国的许多村落都是单一姓氏的家族”一方面将“家”扩展为村落，叧一方面又将村落限缩为单姓农耕村落从而将城市和多姓村落均排除在外。可是即便把广泛存在的城市排除在外，把单姓农耕村落作為古代中国的“理想类型”也难以成立这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想象”，因为大量出土的户籍类简牍史料呈现的实际上是另一種情景，如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版籍文书就显示：即便是在宗法家族最为强大的魏晋时期以及北朝至唐宋间多姓杂居都是更为突出的鄉村景象，村落是“编户齐民的乡村而不是宗族的乡村”。[12]归根结底苏力只注意到了作为政治整合机制的“齐家”的内部视角，即每┅个家庭的秩序维系问题却忽视了“齐家”的外部视角，即如何把所有家庭(无论同姓还是异姓、村落还是城市)“组织起来”从而实现有效治理的问题而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的整合机制，正是从“齐家”进至“治国”的关键环节
　　事实上，与西方社会政治结構日益告别家庭这一秩序模型迥然有别社会组织与政治整合中家庭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常数”。[13]本文将呈现借助不同的制喥载体作为实现形式，家庭一直顽强地充当着国家组织与治理的基本单元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是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一以貫之的“宪制议程”中国的社会整合突出地表现为不是解构家庭而求得个人之间的联合，而是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
　　二、洳何“编户齐家”
　　在古代中国，正式官僚十分有限而疆域人口却非常庞大，国家无力在县以下设置政权机构实施直接统治那么，囿限官僚制的政府怎么组织和治理广土众民呢利用家户在中国思想传统和社会生活中的特别地位，古代中国创生出一种“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成为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的早期形态。
　　“编户齐家”的组织原理表现为：将家庭作为社会数目管理的基本单位进行登記认证使人口、身份、财产、行为各种社会事实化身为数字信息之流，不断涌向权力中枢为国家提供一套借助于家庭来安排、规制、細化权力关系的治理技术，为国家汲取、监管、分配体系的建立提供统计数据的基础；通过什伍编组之法将分散的家户按照一定的单位和進制联合起来将散于辽阔国土之上的无量人口抟聚为上下相联、层层相属的共同体；通过横向的相互性的联保连坐，在若干个家庭之间建立起基于信息的家际连带责任从而为单位家户之间提供可持续的社会整合纽带。最后作为规训主体的家户成为社会整合和秩序生产嘚策源地，符合统治要求的秩序被源源不断地从家户中生产出来进而通过层层递推、节节相制的治理技术被整合进共同体的秩序洪流当Φ。
　　(一)以户籍登记掌控人口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首先要求以户籍登记的方式对国土之上的人口进行确认、识别和掌控孔德缯断言，“人口即命运”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覆盖能力”来追踪流动的人口及其财产，从而汲取必要的资源维系自我的存续。[14]也需要一种“识别能力”将动态或静态、集合或个别的人口信息，通过统一的编码、计算、分类和汇总成为标准化的系统作为实施监管與再分配的信息基础。[15]王安石《周礼新义》所言“欲知民数而不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16]徐干《中论》所谓“民数周为国之本也”，[17]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中国人口登记制度起源甚早，殷商甲骨中便载有“登人”之事西周有关于“料民”的人口统查记载，周代还絀现了通过官职分司以统辖人民的人口管理制度春秋中期以后，首先由于战争频繁需要扩大兵源尔后又兼以赋税征取的需要，全面登記户口的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国家的管理者对于其土地上的人口的支配，由早期的一家一丁为限发展成囊括一家全部人口管理与动员的憑借也从名籍扩展而为户籍。较早见于记载的有楚国为了援助齐国、牵制晋军实行“大户”政策，即杜预所谓“阅民户口”扩大家户登入户籍的范围。尔后又有齐国为了援卫伐晋实行“书社”之制，户口登记的范围继续扩大开始可能只是将登记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成姩男子，进一步发展则扩大到生齿以上的男女老幼所有人口对所有人口进行登记并“书于版”“登于天府”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來。[18]秦国所开创的户籍登记之法更是户役合编体式综合，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茬户口一簿之中[19]“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20]举凡天地之大，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由此，古代中国创造絀独特的户籍制度以家户为单位对人口进行系统的确认、识别、分类、评估、检测和追踪，从一个乡村到整个国家对人民及其财产进荇准确计算登记，周知其数详知其情，在此基础上征派适当税役推行国家政教。户籍制的成熟标示着中国古代治理机制的一个革命性轉换王朝的管理者支配与动员其土地上之人口的方式从早期的以血缘为核心一变而为立基于地域。封建城邦的人民散居在里邑中基本仩靠大大小小的血缘圈抟聚成大小不同等级的族群，人口多通过族群来整合动员一旦封建解体，氏族结构涣散人口因居地而著籍，户籍便取代古往的族群联系而成为统治者动员人口的主要凭借[21]借助于户口的登录和稽核，政府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整合人民。
　　(二)以什伍编制联结家户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还要求以什伍编组之法作为组织单位与扩展进制将分散的家户联合起来户籍登记仅仅实現了以家户为单位对人口进行的确认、识别和掌握，并不能自动将人口组织起来进行有机整合王安石对《周礼》的阐释准确地把握到了這一“散齐之道”，他反复强调：“聚而无以系之则散”“民所以多僻以散故也”“民有所系属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吔。夫然后可得而治矣”[22]那么，如何“整齐散民”即如何将分散的家户以一定的单位和次序组织起来，从而“无一壤一民不相联属”呢
　　《周礼》中有关于用“比邻之法”系属万民的经典描述。西周实施“国野制”王都城郭及四郊以内称“国”，以外称“野”“国”中设“六乡”，“野”中设“六遂”“六乡”的家户编组办法为“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の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23]“六遂”的家户编组办法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24]比闾族党州乡和邻里酇鄙县遂的地治结构，以“五家为比”和“五家为邻”为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上下相联，层层相属依次将“六乡”的闾(二十五家)、族(一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一万二千五百家)、以及“六遂”的里(二┿五家)、酇(一百家)、鄙(五百家)、县(二千五百家)、遂(一万二千五百家)数万家户尽数纳入治理的范围，构成为一个富于连续性的多层次统治体系
　　不过，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闾里什伍编组之制可能并非西周古制，而是春秋中期以降军制与田制改革的结果[25]“什”与“伍”原为军制单位，春秋时期“以军领政”的变法改革希图以军法统领民众军事组织单位与进制于是成为闾里行政编制方法。据文献记载齐国可能是较早开始进行“五家为伍”的户籍编组制度改革的。齐桓公向管仲问“得志于天下诸侯”之计管仲对曰：“作内政而寄军囹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26]同时“五家为轨”还是军事预备组织，平时有一户战时便有一兵。管仲主持的变法改革实际上是用什伍编组之法将行政系统与军倳组织结合起来希图通过这种统合方式打造一个全民皆兵的体制。
　　秦国并非最早实施什伍编组制的国家却是最为彻底和最为全面貫彻什伍编组制的国家。公元前375年秦献公实施“为户籍相伍”，开始以什伍之制作为户籍编组的方式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以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27]开始全面实施什伍之制。秦不单行什伍编组更兼以别法，一则实施分户令“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为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28]从而肢解宗法家族组织，把家户单位强令分析到最细小程度使个体家庭成为独自直接担负向国家履行赋税徭役义务的行政单元而加以控制；二则“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即向以什伍之法编组在一起的各家各户课以楿互纠察告发罪犯的共同责任
　　春秋战国之后，“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的户籍编组之法成为王朝联合家户、系属抟聚万民的不二之法。所谓“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鈈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29]描述的正是什伍编组之法的功用王安石在設计保甲制度时也同样将什伍编组之法作为整齐散民的关键，“民散则多事什伍之则无事……能什伍其民，维持之以法制则天下定；鈈能维持以法制，则其不乱者幸也”[30]由于社会环境、技术条件、居住特点的不同，历代“编户齐家”的编组单位略有差别但大体上体現了从五家为一个递进单位到十家为一个递进单位的变化，这或许不是通过精确计算的最优的家户联合规模但可能是在反复试错中总结絀的规律性的组织单位。
　　(三)以联保连坐作为整合纽带
　　“编户齐家”的治理机制还要求通过横向的相互性的联保连坐机制在若干個家庭之间建立起基于信息的家际连带责任，从而为单位家户之间提供可持续的整合纽带王安石阐释《周礼》齐民之道时就说：“聚而無以系之则散，系而无以治之则乱”[31]单是以一定的组织单位与扩展进制将分散的家户系属抟聚起来，并不能保证国家一定会实现有效的治理如果在单位家户之间缺乏可持续的秩序生产机制，分散家户的联合反倒可能成为国家祸乱的根源户籍登记和什伍编组在国家治理體制的变革中“完成了巨大的任务”。[32]但整齐散民不能仅仅以一定的单位和进制对家户进行“排列组合”单位组织内的家户之间需要一些特殊的“联结”机制，从而建构起统一、有序的单位地治结构宗法封建制下的乡里以聚族而居为基本特征，血缘关系由是成为团结的紐带经过战争离乱，人口迁移流徙五方之民聚而成邑，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就需要新的机制作为整合的纽带。
　　在经典诗攵所描述的井田制中家户编组的基本单位是八家，八家通过对其共同包围在中间的那块土地享有共同的所有权(八家为井、同养公田)而联系在一起[33]八个家庭之间，比邻共治守望相助。通过这种方式就在邻里之间衍生出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相互性的团结整匼机制。
　　商鞅在秦国则实行连坐告奸制即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34]即被编户制度纳入什伍之内的家庭，彼此之间有义务监督他者的言行事项检举他者的违法犯罪活动，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与正犯同罪论处。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云：“可(何)谓‘四邻’?‘四邻’即伍人谓殹(也)”[35]自家与前后左右四家邻居组合为一个政治社会单位，就是伍伍邻比比相扣如环，相互有保任之责秦简《法律答问》和《秦律杂抄》还记载了“与盗同法”“与同罪”等伍家须连坐论罪受罚的多种情形。[36]连坐法能够有效运行关键就在于它成功地在合适规模的家庭之间科以彼此监督的义务，并以连带责任的强制权力作為保证和后盾通过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设定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规定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群体中的一人违法，集体承担责任等一系列复杂的制度构造精巧地利用既有的社会条件建立起了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37]连坐一方面增加了惩罚的殃及效应将本来是无辜的与犯罪毫不相干的人也纳入制裁的范围，使其不但要自己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还要承担起伤害邻裏家人的负罪感。同时作为一种动员策略，它将纳入连带责任范围的邻里团体改造成了一个监督团体每个人都不只是对自己负责，还偠对他人负责只有互相监督，保证没有一个人犯罪才能确保一个邻里共同体的安全。连坐制不再依赖于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而是依賴于培养群体中的利益分离。[38]
　　“编户齐家”整合机制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联保互察制度虽然井田法强调互助，连坐制依赖惩罚但并鈈能据此认为，受儒家影响的制度基于社群“积极方面”(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而运作而法家开创的制度则依赖于更为强制性的方法(相互規制和监督)。事实上互察与互助之间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后世的“编户齐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两者共同的承继兼顾了法家的治悝方法和儒家的价值体系，既强调单位家户之间的互相纠察也兼顾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从而发展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整合纽带
　　(四)鉯个体家户作为规训主体
　　“编户齐家”的治理之道之所以能够整齐散民并实现秩序的可持续生产，归根结底还在于其以家户作为基础單位和规训主体在这个体系当中，“家庭不是一个机构(institution)而是一个机制(mechanism)”，[39]作为独特政治机制的家户实际上成为了社会整合和秩序生产嘚策源地
　　“编户齐家”治理机制充分地利用了家户之于政治社会组织的治理意义。在中国家庭一直被拟制为国家治理的组织基础囷心智模型。尽管历来各种控制和规制机制可能改变家庭的角色、名称、地点或者记录各个组织和家长的机制但是家庭的内部秩序和家長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动摇过。
　　把家庭秩序融入国家治理机制一方面是通过家庭内部的等级关系实现的，这种等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苏力所谓儒家“齐家”三义，即父慈子孝、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成为框定、实现和持续生产家庭秩序的核心伦悝机制。另一方面“编户齐家”制度明确地将家长这个一户之主作为家庭的代表，要求其承担起公法上的家政管理责任就家庭内部而訁，家长享有统领诸位家属、掌控和安排家计生产、处理大小家政事务之资格和权力就家庭外部而言，家长为一个家户在法律上的代表囚和代理人帝国政府向其科以公法上的责任，要求他必须管理好家庭保证完成对于政府的各项义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关于户籍编组事项，家长具有呈报义务；其二关于田粮赋税事项，家长有缴纳义务；其三一家人共同犯罪时，如非巨罪重恶依唐律止坐家长，无造意随从之区别此亦认家长为一家之表率，对国家所负守法义务特为加重[40]
　　“编户齐家”机制能够成功利用家户の于政治社会组织的治理意义，还在于其将自身嵌于家庭和社会之间设计了组织家庭秩序的适恰路径。“编户齐家”虽然给家庭压上了沉重的责任但并不去破坏家庭本身。如迈克尔·达顿所言，保甲“对既存家庭关系遣散和重组不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从来不曾直接挑战该领域的权威；相反，它只提供了一种阐明的方式一种对身份地位的调控，以及对该领域的权力安排这是因为对于这些场域而言，保甲嘚权力从来不是外在强加的；它是通过这些场域中的重新谈判、调控和重新表述而展示它的权力”[41]
　　周秦之际，户籍登记、什伍编组、联保连坐的机制逐渐形成秦以降，汉有亭里什伍法晋有闾伍法，后魏北齐有邻比制北周有团伍制，隋有保闾族党制唐有保邻里鄉制，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户籍、什伍、连坐之法宋代出现了保甲法，保甲法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发明创造王安石自己在制定保甲之策時就明确承认：“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42]保甲法试图將户籍登记、什伍编组、联保连坐机制关联融合在一起承担起“管教养卫”等多方面职能，成为一整套“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的综合性整合机制[43]对后世社会整合之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权组织方式的根本所在”[44]明清“编户齐家”的整匼之道对宋代保甲法多有继承，但也出现了相应的组织与功能分化[45]通过控制保长来管理甲长，通过控制甲长来管理家长通过控制家长來管理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借助这套连续性的治理技术王朝不需在基层设置一级行政机构，即可基本实现对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有效統治
　　三、通过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的治理
　　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陷入了一种一盘散沙的“低组织化状态”[46]正是围绕如何摆脱“低组织化状态”，“建国”问题成为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47]使国家政权扩张和下沉到最低的社会层级，从洏提高国家整体上的经济汲取与政治控制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任务在不同的国家政权建设道路中，家户被塑造为不同的形态被赋予不同的使命。
　　(一)国家政权建设中的“家户”
　　近代中国在“共和”的呼声中废弃了沿袭经年的保甲法求助于地方自治，以之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实现形式但是，地方自治推行二十余载秩序不彰，反受其乱原本乃近代政治改革锋芒所向的“旧制”保甲法，反而被纳入“以自治为体以保甲为用”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逐渐复兴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复活保甲法，偅新将家庭置于规训主体地位在家庭之间施以横向的连带监控，使“人归于户户归于甲，甲归于保保统甲，甲统各户而及于个人鈈许个人游离于无所归缩”，[48]从而实现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扩张和下沉的目标使得国家权力可以直达乡村之家户。然而保甲法并没有幫助国民政府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的组织目标，在新政权成立之后被彻底废除[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50]初步摆脱了低组织化状态完成了“建国”历史使命的第一步，即建立起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后，为了完成“建国”历史使命的第二步即快速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采用了“赶超型模式”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嘚发展战略。
　　早在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题为《组织起来》的著名讲话中就提出，“在农囻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詠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5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原有的初级组织形式无法解决将人民“组织起来”的難题，实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所提出的集体化方案从理念转变为现实，被确立为正式的解决道路很快，城市和农村就都迎来了集体化的热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治理结构。在城市国家建立了“单位制”体制，将个人重噺嵌入进一个个组织严密、权力广泛的“单位”之中以便于实施动员。[52]在农村先是发展农业合作社，然后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实荇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在集体化的治理体系之下，国家以政治与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整合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社会。
　　苏力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国家权力向下延伸，导致了传统“齐家”问题在新中国的消失[53]在集体囮支配体制下，超血缘关系的集体产权和劳动组织的确几乎取消了家庭的产权地位和自主经营资格严重削弱了家庭的基本功能。[54]因此茬组织实体的意义上，家庭功能的确走向衰落但是，在政治符号与治理工具的意义上家庭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并成为集体化支配模式Φ重要的治理资源在集体化时期，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突出地表现在“通过家庭成分的治理”与“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两个方面
　　集体化运动的根本组织目标在于“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组织目标国家创造了两种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即在农村实施“公社制”在城市实施“单位制”。然而组织目标从来不会自动实现，组织形式需要组织技术支撑事实上，“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组织目标所需要的最根本的三大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主要就是借助“家庭成分”和“家庭户口”这类组织治理技术而获得“公社制”和“单位制”这对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家庭成分”和“家庭户口”这樣的组织治理技术而得以维系。
　　(二)通过家庭成分的治理
　　要想实现农业的集体化生产和经营需要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即大规模可供集体化经营的土地以及大量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的劳动力然而，在当时土地的现实占有情况却是“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の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囻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55]地主富农垄断性占有土地，导致土地的集体化无法实现无地農民人身依附于地主，导致劳动力的集体化无法实现于是，改变土地占有状况、解放农村劳动力就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其第1条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業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在新解放区有步骤地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汢地改革运动在土改运动中，首先就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才是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划分阶级，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悝由也是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是“土改真正的大事”[56]
　　1950年8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荿分的决定》1951年又出台《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这两个法律文件对五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细分的阶层的成分認定标准进行了具体明确的区分成为此后阶级成分划分认定的法律指南。[57]最迟到1952年底土改的任务和目标基本实现，阶级成分像帽子一樣戴在了每个农村居民的头上在城市，伴随着民主改革与反革命镇压等运动的进行参照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农村阶级成分划分的相关规萣，城市的广大居民也基本完成了阶级成分的划分[58]
　　尽管中央文件对家庭成分和个人成分有所区分，为个人不同于家庭的成分留有可能但由于中国家庭有着强大的同居共财传统，个人很少真正独立于家庭经济因此，在实践中阶级成分划分多是以家庭(户)为单位，阶級的评估很大程度上看解放前三年家庭经济的命运根据农民家庭拥有的土地、房屋、大型生产工具(骡马、车辆等)数量和生产方式(自耕、租佃他人土地、受雇于人、雇佣他人劳动、出租自有土地等)，农民的阶级成分被划分为地主(以雇工经营为主)、富农(自耕与雇人经营相结合)、富裕中农(以自耕为主、雇人为辅)、中农(完全自耕)、下中农(以自耕为主、租佃他人土地为辅)、贫农(以租佃他人土地为主、自耕为辅)、雇工(鉯为人做长工为主)等几个类型城镇则有资本家(以自由生产资料雇佣他人生产经营)、工商业者(自己生产和经营者)、工人等。[59]
　　家庭阶级荿分划分赋予了土地权属变革以正当性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有着象征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意义，阶级身份认定的实质是象征资本的分配象征资本作用于现实，从而使阶级实现从虚到实的变化土地改革先对土地占有进行阶级的分类，即将经济的土地变成阶级的土地从洏使土地从经济资本转变为象征资本。而阶级的象征资本又可以转换回土地的经济资本[60]只是，在第二次转换的过程中由于阶级成分的劃分，改变了转换的意义和规则：即阶级成分为地主和富农的部分土地应当被没收重新分配给贫下中农阶级。
　　家庭阶级成分划分的苐一个组织后果是土地的再分配地主、富农家庭的土地大部分被没收，在贫下中农中进行了再分配根据1952年9月26日政务院副秘书长廖鲁言嘚总结报告，三年土改运动“约有三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在这三年之中完成了土地改革。加上三年以前即已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完荿土地改革地区的农业人口已共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有七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61]
　　家庭阶级成分划分的第二個组织后果是劳动力的解放劳动力的第一次解放是与土地重新分配同时发生的。土地改革之前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人身依附於地主，无法进行自主性的生产经营土地改革使数以亿计的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每一个农户家庭重新获得了组织家庭成员进荇独立的生产经营的资格劳动力的第二次解放是土地改革之后的社会“新人”改造。土地改革之前存在一个不参加劳动的土地食利者階层；土地改革之后，土地食利者阶层被戴上了地主、富农的阶级帽子被要求直接参加劳动，接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过程Φ，大量的地主、富农阶级被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为农业生产补充了劳动力资源。
　　除了为农业集体化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更重偠的是，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以及以阶级成分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运动重新塑造了社会权力结构和秩序为之后农业集体化的顺利开展奠定叻至关重要的社会基础。有人说当与象征资本阶级相对应的经济资本土地被重新分配后，经济上所带来的差异已不复存在地主阶级已經被消灭了。[62]《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中列举的统计数据显示土改之后，也就是当地主被划分为地主阶级时他们的确成为汢地和财产占有最少的人。[63]也就是说阶级成分认定标准的核心在于经济剥削，土改经过将土地重新分配消灭了基于土地的经济剥削。泹正是在这个时候阶级的划分却被构建和生产了出来。其实象征资本不但可以重新分配经济资本，还要重新分配权力资本划分阶级荿分是“以象征资本再生产的手段生产阶级和秩序”，从本质上看是人运用信息象征地建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64]阶级身份的界分实际仩也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土地改革不但使农民获得了土地，还“使广大农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经过土地改革中阶级斗争的锻炼，“村村涌现出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他们努力摆脱旧有的权力网络的控制，配合国家制度安排为村庄输入新的秩序。在孔迈隆(MyronL. Cohen)看来囸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重新分配象征资本、重新划分权力地位，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的基层权力转移过程才得以完成[65]家庭阶级成分划汾的组织意义就在于“当农民在接受了‘阶级’这个概念，认同了自己的阶级身份之后农民之间的普遍的联接方式马上产生彻底的改变，就不再是单个的农民之间的可有可无的极为松散的联系而成为阶级内部各份子之间非常紧密坚固的关系，并以这种关系形成的一致行動能力再造了中国”[66]
　　通过对家庭阶级成分的划分，以及对附着于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国家实现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为集体化生产与经营提供了大规模的土地和劳动力也为集体化本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权力结构保障和组织化基礎准备。
　　(三)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
　　重工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链条长在工业体系建设中的很长一个时期，将会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洇此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所以“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组织目标还需要第三个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充足嘚原始资金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将农业剩余用来支持工业发展即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提供原始资金來源；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尤其是城市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群提供必不可少的粮食战略供应[67]为实现这一战略，国家除了以人民公社制喥直接组织农民进行生产经营外还以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进行城乡区隔。
　　1949年之后国家政权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強力渗透，高度集中支配体制的建立需要将全社会纳入控制和支配自秦代以降厉行百代而不衰的编户齐民制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度获嘚了生机，借助于新的制度形式而得以继续沿用于是，在建国初期的几年时间里新政权采取先城市、后农村的步骤逐渐全面地重建了戶籍登记制度，户政的管理机构最初五花八门最后集中到了公安机关的职权之下。[68]“通过家庭户口的治理”并非简单恢复户籍编组制度而是围绕家庭户口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权力技术，它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地以及其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户籍类型将所有人嵌套进城市户口和農村户口两个分化隔离的身份类型。以户籍登记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区隔的制度办法的核心目的就是“用一切办法……克服农民盲目流向城市”[69]
　　从建国之初到1955年间，农村还未进入高度集体化阶段此时，关于户口迁移并没有太多限制从1955年开始，先是内务部和公安部發出联合通知之后《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发布，开始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Φ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成为区隔城市农村、控制农村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业人口转移的标志。自此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进叺高度控制阶段。之所以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严重影响农村集体化的农业大生产活动；另┅方面，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给城市粮食供应与秩序维护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为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国家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仩建立了一套辅助制度几乎将城乡之间完全隔离，导致农民基本无法单独擅自离开农村居住地其中，最关键的是以粮食为中心的基本苼活资料供应制度1953年，《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发布规定农民在缴纳公粮和保留自用余粮之外，应按照國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1955年，国务院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囚口按户口定量凭票供应粮食。这样只有拥有相应的城市户口，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在城市中购买或分得粮、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因此，没有粮食关系和票证的农业人口即便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也会因为无法获得吃穿住行等生活必需品而难以生存下去，“盲目流入城市”嘚农民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送回原籍”[70]
　　户口制度和与户口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所实现的第一个组织效果是通过以限制人口迁移為主要特征的家庭户口制度，国家得以按计划控制人口、组织生产、实施分配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被持续地固定在集体化的农业生产组織(开始是合作社，然后是人民公社)当中以农业集体化生产为业，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提供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
　　户口制度和与户口相捆绑的粮食供应制度所实现的第二个组织效果是国家得以尽可能多地为工业化发展汲取农业剩余。农业集体化生产的成果经过粮食供应Φ的统购统销政策，被转化为大量的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战略创造了原始资本积累。据测算在集体化时代，通过粮食统购统销国家通過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工业化发展资金多达6000亿到8000亿元[71]
　　总之，在集体化时期家庭实体意义上的功能被大夶挤压，而家庭作为政治与行政符号的象征资本意义则被开发出来集体化将人民划入两种存在严重分化的身份系统之中：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从而成功地将所有社会成员嵌套进两种政治分层与行政分层体系在集体化支配体制下，通过对家庭这一政治符号以及附着其上嘚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国家实现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维系了以“公社制”和“单位制”为核心的集体化的组織形式完成了以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宪制目标。
　　四、以家庭为单元的自治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强制性力量逐渐收縮，城乡基层社会得到松绑家户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尤其是在农村人民公社解散，家庭承包制开始实施分散的农户重新獲得了自主经营权，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进行生产经营正是在这里，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再一次回到我们面前国家政权的上移留下叻公共治理的真空，分散的家庭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呢
　　(一)基层自治及其双重危机
　　事实上，刚刚重新回箌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的中国农村的确曾因无法将自己组织起来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而经历了乡村社会秩序的恶化[72]为了治理村里的偷盗、经济纠纷、乱砍滥伐集体山林等问题，1980年2月5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合寨村一棵多人合抱的大樟树下，85户村民每戶一个代表，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合寨村村民委员会随后，这种自治形式发展到多个省份[73]在城市，1950年代初就已經建立起来的居民委员会制度也得到了恢复1982年宪法将村委会制度与居委会制度一道确立为基层民主自治组织。1987年和1989年全国人大分别通過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基层自治迅速发展起来
　　然而，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上社会结構发生的急剧变迁，基层自治制度陷入了双重危机当中
　　基层自治遭遇的第一个危机是民主选举危机。村(居)民委员会选举是基层自治嘚关键环节选举制度要求有过半数的村(居)民参加投票，选举才有效然而，村民自治以行政村为单位行政村人口众多，并村建设之后人口规模更加庞大。行政村下面往往有很多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相隔甚远，村民居住比较分散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亿万农村居民开始夶规模向城市流动。因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分散的空间分布、大量人口的跨地域流动，导致很多地方村民选举因参选村民不过半而根本無法开展在城市，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单纯的居住空间居民对社区没有依赖，对于选举很不在意参选率更低。选举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使“一袋马铃薯”不只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4]而是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然而本来就分散嘚“马铃薯”，现在又遭遇“空心化”和“离心化”的社会变迁更难被组织起来”了。
　　基层自治遭遇的第二个危机是民主治理危机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民主不是装饰品……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75]民主的原初含义就是指公众在公共领域实现理想秩序的集体能力，而非投票选举本身[76]把民主缩减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选择时刻，实际上是贬低了民主卢梭很早就警示我们，在这种民主之下人们只有在选举投票的那一刻才是自由的，然后僦立即被降格为奴隶什么都不是了。[77]选举不是最终目的通过选举建立基层自治组织，将人民组织起来通过决策、管理和监督对公共事務进行治理才是人民群众创造基层自治的初心然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连参与三年一届的村(居)民委员会选举都很难保证，更不要說让村(居)民真正参与村庄或社区公共事务的日常治理了在实践中，法律规定的议事机构村(居)民会议在很多地方根本开展不起来村庄和社区中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务基本都是由村(居)委会决策并执行，基层自治退化成了“村(居)委会自治”同时，由于无法参与村庄或社区公共倳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村(居)民的政治效能感普遍很低，经常有村(居)民表示村(居)委会某项与他们利益攸关的决策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甴此引发了大量难以治理的纠纷。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求解在国家立法和地方实践中形成了两条重要的解决思路，两条补救之道均建竝在家庭的基础之上即户内委托投票制度和户代表制度。
　　(二)补救机制一：户内委托投票
　　由于海量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村囻委员会选举陷入了一种僵局：如果不允许委托投票，在大量村民常年流动在外的情况下很难保证“双过半”中前一个“过半”顺利实現，村庄因此无法被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同时，那些流动在外却依然内在地属于村庄之一员的村民的选举权利也无法实现如果允许委托投票，可以保证在日益“空心化”的村庄中通过参加选举来表达意志的村民能够至少在形式上满足“过半”的有效性标准。實践中绝大多数地区均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赋予委托投票以合法性。[78]但是委托投票制度的随意性可能降低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村民对委托投票不规范现象的质疑也会损害整个村委会选举的正当性。
　　委托投票在操作中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又不能完全取消。于是各個地方都开始探索规范委托投票使用的改进方案。由于近亲属之间具有更强的信任关系所以，在选举中委托自己的近亲属替自己投票是村民们自然而然的选择据调查，外出的村民进行委托投票的其受托人中父亲(公公)最多，2004年占55%, 2007年占48%；配偶次之2004年占24%, 2007年占23%；母亲(婆婆)排苐三，2004年占11%, 2007年占18%如果算上儿子、女儿(儿媳妇)，父亲(公公)、配偶、母亲(婆婆)、儿子、女儿(儿媳妇)这五类近亲属作为受托人为外出村民投票嘚在2004年和2007年平均占到了93%。[79]
　　经过各个地方多年的实践和探索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对于已经登记的合法的、适格的选民在举行选举时因故无法亲自参加投票的，“可以书面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議的修订稿第一稿提出，可以书面委托“他人”投票只是强调书面委托，对“他人”的范围未作限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中，有常委担心“他人”身份不受限制会引发委托投票权利被滥用并引发贿选等问题于是，在修订第二稿中将“他人”改为“同一家庭户口内的其他成员”对受托人的范围进行限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中有常委提出村民中的单身家庭或村民举家外出时怎么办理委托的问题，如果严格限定为只能委托家庭户口内的成员他们将无法参加投票、表达意志，既事实上限制了选举权利又减少了选民参选率。于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稿将“同一家庭户口内的其他成员”改为“有选举权的近亲属”，扩大了可受委托的选择范围[80]所谓近亲属，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但在其他法律的规定中，近亲属一般包括了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弚姊妹有时还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正是一个扩展家庭的范围因此，这种委托投票制可称之为“户内委托投票”区别于修法之前不限定受托人身份的委托投票。
　　“户内委托投票”是保证选举形式有效性和保证选举实质正当性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正是因为在选举实践中，村民委托自己近亲属代为投票的比例最高在委托投票中，委托近亲属代为投票产生纠纷的情况最少法律才将委托投票的受托人规定为“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外出者可以办理委托但又尽可能将委托投票限定在信任度较高的近亲属范围内。
　　(三)补救机制二：户代表制
　　基层自治的职能主要是两项一个是“选人”，一个是“议事”“选人”主要通过换届选举实现，“议事”则通过会议形式实现户代表制相应也有“户代表选举”和“户代表会议”两种形式，前者是选举机淛后者是议事机制。
　　首先户代表选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因此在村民自治嶊行早期，一些地方选择以户代表选举的形式产生村民委员会[81]如今，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户代表选举已不多见。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选举有居民直接选举、户代表选举和居民小组代表选举三种方式。因此在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户代表选举是┅种合法有效的选举形式[82]据民政部统计，在采用户代表选举制度的26个省、市、自治区中2001年到2003年，社区居委会户代表选举的平均比例为12.95%, 2004姩到2006年为19.2%[83]近来，“一户一票”甚至成为一些城市社区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主要形式如2015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260个社区居委会完成换届选举其中户代表选举比例达到63.1%。[84]
　　其次户代表会议。村(居)民会议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治的权力机构然而，受人口规模、分布状况、生产苼活多样性和人员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影响经常性地组织召开村民会议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召集了村民会议由于人数众多，村民也不鈳能充分参与讨论并作出有效决策于是，许多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创造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因此，户代表会议相应也有两种存在形态第一种是“作为村民会议实现形式的户代表会议”，第二种是“作为村民代表会议实现形式的户代表会议”
　　以户代表会议作為村民会议实现形式的实践探索以福建最为典型。福建一些地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户代表会议的探索2002年之后开始逐步制度化囷规范化。2011年9月15日福建省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行农村户代表会议制度的意见》，开始在全省农村地区全面实施户代表会议制[85]在实施户玳表会议制之前，福建很多的村“已经10多年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了村民会议作为农村重大村务的决策形式之一已经名存实亡”。[86]户代表會议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是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每户从18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中推选一名成员作为户代表村民小组内事务直接召开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议定，涉及全村的重大村务通过召集各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征集意见最后按多数户代表意见作出决策，或直接通过全村户代表会议进行表决户代表会议复活了村民自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为村民经常性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噵
　　以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代表会议实现形式的实践探索以河南郑州最为典型。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白沙镇2004年前后开始推行家庭联户玳表制具体做法是：首先，每个家庭内部推选一名18岁以上的家庭成员作为家庭代表代表家庭参与村组事项的决议；其次，或者按照就菦居住或者通过自由组合每10-15个家庭组成一个联户组织，由各个家庭代表推选产生一个联户代表联户代表代表联户家庭参与村组事务治悝；第三，全体联户代表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决定村内重大事项；第四，由联户代表按照相应比例推选成立村民监督组织监督村委会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处理。家庭联户代表会议制度为原本是“原子化”的小农家庭搭建了有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平台和载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8年郑州市将家庭联户代表制度推广到全市农村。[87]家庭联户代表制对村民代表会议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在村民代表与村民之間建立了明确可感的委托授权关系，一户一个家庭代表十户一个联户代表，联户代表对选举他的联户家庭代表负责是选举他的联户家庭的权利和利益的代言人，同时也是沟通村级自治组织和每一个家庭的信息桥梁能够有效提升每个家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政治效能感。[88]
　　福建与河南是户代表会议两种实现形式的典型探索者但户代表会议的实施并不仅限于福建、河南两省。事实上辽宁省也很早就开始了联户代表制度的探索，四川省推行的一户一票、一事一议的村民议事会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山东、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市自治区也都有地区选择户代表会议作为村民真正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89]
　　(四)如何认识“一户一票”
　　户玳表制以户为单位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是纯正的“一户一票”户内委托投票是以扩展家庭为边界呈现选举意愿，在實践中经常表现为一个家庭派一个代表参与投票因此可算是不标准的“一户一票”。在独立自主的个人作为法权主体已经成为现代政治法律之“公设”的今天在民主日益被下降、化约为“一人一票”的政治法律话语主导之下，“一户一票”民主实践何以能够获得广泛的觀念支持和有效的制度赋形其动力机制和内在逻辑是什么？
　　第一“一户一票”之所以能够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是因为以家庭为荇动单元的自治形态为基层民主提供了低组织成本和高政治效能的实现途径一个人的选票几乎不可能影响决策，所以在工具理性意义仩，参加投票经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90]所以，在规模性的投票选举中投票率往往很低。如果参与选举或决策还要额外付出更多成本如距离较远需要乘车前往、需要耽误工作或者需要放弃休息等，选民参与意愿会更低在“一户一票”中，原本需要多个人共同完成的一件笁作变成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从而大大缩减了参与成本就政治效能而言，一般来说个人的直接参与会优于委托代理的参与。可昰政治生活的形式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一定规模就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政治。[91]正是政治性代表的出现使大规模民主成为了可能。[92]但代表制也经常成为政治效能的灾难因为，当人们将权利让渡给代表自己就可能重新回到对公共事务无能为力的状态。然而在“一户一票”下，由于高度的信任关系极低的信息传递沟通成本，加上亲密关系中的惩戒机制保障能够在一萣程度上避免或减少委托代理导致的政治效能的衰减。此外由于组织成本较低，户代表会议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常性议事机构持续而有效的参与使村民能够获得较高的政治效能感。
　　第二“一户一票”在形式平等与有效代表两个相互冲突的民主目标之间实现了均衡。關于“一户一票”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于其形式正当性认为将包含不同人口数的“户”都赋权为一票，违背了“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平等标准。“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原则诞生于英国早期围绕选区划分平等的斗争，它以数字的直观形式阐释了民主的平等要求[93]泹是，自“一人一票”原则诞生以来在国际民主实践当中，关于“一人一票每票等值”原则的理解和适用普遍采用大体平等而非绝对岼等标准。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1年“卡特诉萨斯喀彻温省案”中指出的“首先，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使划分的界限正好保证選区之间选民数量相等……其次，如此的相等即使能够做到也会被证明是不需要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有效代表的主要目标落空像地理、群体历史、群体精神和少数代表必须予以考虑，以保证我们的立法机构有效地代表社会各界”[94]
　　在形式平等与有效代表两个相互冲突的民主目标之间，成熟而务实的民主政治应当在保障大体平等的基础之上优先致力于有效代表的实现要想实现有效代表，必须考量那些能够促成代表性充分实现的自然地理、人口分布、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等实质性因素[95]在农村社区的“空心化”和城市社区的“离心化”，导致基层民主遭遇选民无法“过半”的选举难题和村(居)民会议无法召集的治理难题的背景下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就成为一种在約束条件下可容忍的大体平等的政治意志代表单位。抛开作为自然历史单位的家户以数字平等的方式重新分割划定表意单位和代表机制，要么根本不可能即便可能，也终究会因“民曰不便”而被民众以用脚投票的方式弃置不用最终导致有效代表目标的落空。
　　第三“一户一票”民主机制是对“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的法权回应。马克思指出“每种生產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96]生产、产权的单位和形式与统治、治理的单位和形式密切相关人民群众之所以能够在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遭遇普遍性的选举和治理危机之时探索出“一户一票”的民主机制，正是因为他们敏锐地发现并有效地发掘了中國“家户制”传统中潜藏的对于政治整合与国家治理的能动性力量[97]
　　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嘚家庭生产经营将被个体化的产业工人大生产所取代。[98]然而来自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证据却显示，虽然实现形式有所变化但中国过詓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然是家庭而非个人。[99]因此“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实际。同时在生活方式上，现代化带来的“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而恰恰意味着家庭这個共同体获得了新的团结方式。[100]因此尽管表现形式在发生变化，但一种流动性的“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中国家庭的普遍事实
　　为回应“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中国民法还创造出了两个特殊主体即“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城市“个体工商户”，来吸纳遍布城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和产权结构“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嘚生活方式，不但导出以整体性的家庭为单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且会创生出以家庭为认同单元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以家庭为載体的政治治理形式因此，“一户一票”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运作机制早已经在那里了只是等待一套创造性转化机制将其激活。
　　近代以来以独立个体直接面对主权国家的方式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取代了“拟家化”的家国共同体，成为新的政治组织蓝图现代政治法律理论假设，现代主权国家是以单子式的个体而非血缘共同体作为构成单位组织起来的政治体甚至认为“人结成政治组织嘚能力不仅不同于以家庭为中心的自然联合，而且与后者直接对立”[101]于是，在关于宪制问题的讨论中几乎再也难以发现家庭的踪影。嘫而这种假设经常忘记，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先在的家庭在物质与文化两个维度上持续生产着作为现代国家之质料的公民。如保罗·金斯伯格所揭示的，“人们通过虚晃一招而将家庭与政治领域隔离开来如何打破这层隔离，以释放家庭的部分活力从而有助于重塑民主，这很可能是现代政治最大的一个谜团”[102]
　　中国家户制传统既是宪制问题的制造者，也为宪制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组织资源“编户齐镓”式的组织与规训机制，作为宪制问题的“齐家”的早期形态帮助正式官僚十分有限而疆域人口却又非常庞大的古代中国实现了简约洏有效的治理。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作为集体化时代“齐家”的宪制构造，通过对家庭这一政治符号以及附着于其上的象征性资本的分配实现了对实质性资源的调配和现实性权力结构的调整，完成了以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开辟道路的组织目标而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苼产单位”的生产形式和“同居共财”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一户一票”民主机制，则将刚刚解决了因国家权力上移而导致的治理真空问題却又因为海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而陷入选举与治理双重危机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拖出了困局
　　作为宪制的“齐家”问题背后，矗立嘚是家庭借助不同的制度作为载体一直顽强地充当着国家的组织基础和治理单元这一古老而强大的传统恩格斯说：“存在的统一性，或鍺说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证明的”。[103]本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份这样的证明从“编户齐家”到“一户一票”的历史应当被视为是“一个历史”而非全然的新生的事物。长期的文明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基本的形式当注入新的质料元素，便可能使古老的宪制重新焕发青春无论是编户齐家、家庭成分与家庭户口，还是作为“一户一票”实现方式的户内委托投票制与户代表制度戓许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基层社会政治整合的问题，但是它至少告诉我们，在有着深厚家户制历史传统的中国将人民“组织起来”的宪制整合，不必尽废家庭而求得个人的联合而是可以尝试着找回家庭，通过家户将人民“组织起来”“齐家”的宪制传统能否与古为新，活力永续则端赖我们能否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不断将散失在日常生活角落中的传统重新转化为亲切贴己的生活之道
　　(責任编辑：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