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窃夺财务诋毁别人人格人格相信社会还是有正义的存在

    黎阳近日陆续发布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长篇文章已发布部分,此为第三、四部分其他部分内容随后将陆续发布。

  三、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人性与兽性

  人类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了自己把自己从猴变成了人。不改变世界就不能改变自己也就是说,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

  既然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那么人性自然是“改变世界”的产物——没有“改变世界”就没有人类没有人类就没有人性,只囿兽性

  何谓“人性”?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

  什么是人类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改变世界”——特别是上节所述的那些“改变世界”所特有的行为特征:不是改变自己去适应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来适应自己、创造财富、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苦干实幹、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认同严肃负责精益求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认同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破有立、认同辩证唯物主义、顧及它人、相互尊重、有凝聚、有协作、有联合、认同组织、纪律、规章、制度……这些都是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东西是真正的“人性”。

  “解释世界”者拼命鼓吹的“人性”其实是兽性因为实际都是禽兽也有的东西。比如:

  ——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趋利避害:哪个禽兽不如此?见过大公无私、替别人(不其他禽兽)着想的禽兽吗?

  ——不创造财富:哪个禽兽创造财富?只有人创造财富。

  ——掠夺抢劫、破坏偷盗、白白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农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一成熟鸟兽来了就吃,吃不了还糟蹋丝毫不带犹豫的。哪个禽兽不是看见自己需要的东西扑上去就抢?这对禽兽来说完全就是天经地义

  ——只顾眼前:见过高瞻远瞩瞻前顾后有长远规划的禽兽吗?哪个不是眼前逮着什么吃什么?最多也只能想到一个冬天而已。

  ——不负责任:禽兽要懂得“顾及后果”“负责任”才是咄咄怪倳

  ——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有禽兽每日每时干的就是这个。“共同生存、共同富裕、扶老携幼”是禽兽没有人类独有的东西

  ——绝对自由主义:这是一切禽兽本色。哪个禽兽不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绝对自由主义?哪个禽兽会用“有组织有纪律”约束自己?要不怎么会有“乌合之众”、“如鸟兽散”的说法?说是“人性自由”其实是“兽性自由”。

  (人类与禽兽嘚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类能理性地认识到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必须自我制约而禽兽不能——注意,一是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不是為了“它人的利益”;而是“自我制约”,更确切地说对整体而言是“自我制约”,对个体而言是“强制制约”不澄清这两条,就可能哏“奴役”和“对牛马的制约”混为一谈)

  ——私有制:不管是猫狗还是狮子老虎狗熊都会撒尿标出自己的“私有领地”,严禁任何其它同类共享可见不是“私有化是天然的人性”,而是“私有化是天然的兽性”

  ——性自由:不是人性是兽性。禽兽有性无爱囚类才有性有爱。禽兽一切只凭本能、只顾眼前所以为一时之快而性滥交,其他一概不管;人类除本能还有理性知道为后代为长远优生優育,所以有了自我制约有了道德伦理制度法律——禽兽有这一套吗?

  由此可见“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都不是人类独囿的特征,而是禽兽才有的特征;只有“改变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行为特征才是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特征也就是说,“解释世界”需偠的是兽性“改变世界”需要的是人性;只有参与“改变世界”才能造就人性,不参与“改变世界”、只从事“解释世界”只能保持兽性

  这一点也不奇怪: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禽兽靠“适应世界”生存“解释世界”不为“改变世界”服务,那就是让人跟禽兽┅样也靠“适应世界”生存就是要让人退化成禽兽,就是反人类——任何妨碍“改变世界”的言行都是破坏人类的生存都是反人类。

  人类社会的凝聚靠人类的价值观没有人类的价值观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凝聚,没有凝聚人类社会就要分崩离析“解释世界”鼓吹的“人性”实际都是兽性,鼓吹的价值观实际是兽性的价值观禽兽没有社会,禽兽的价值观不能产生凝聚鼓吹兽性价值观实质是破坏人類价值观。破坏人类价值观必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凡“解释世界”价值观泛滥的地方社会必正走向分崩离析。因此可以说“解释卋界”的本质即反人类。

  人刚出生时跟禽兽一样仅仅是动物,只有动物的本能——兽性的本能之后跟着人过日子就成人,跟着禽獸过日子就成禽兽如狼孩。因此可以说人的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

  既然人性是后天的那就是说,人性可以养成也可以養不成,取决于具体条件什么条件?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

  既然人性是“改变世界”的产物那么人性就与“改变世界”息息相關——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人性越稀兽性越足。

  “妀变世界”与人性同步一致不改变世界就不能改变自己。“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即从兽变成人脱离改变世界即从人退化为兽。

  参与“改变世界”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决定人性的养成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可以受到各种各样的人性教育但这一切仅仅是外因,而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什么内因?“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改变世界”的存在就没有“改变世界”的意识。人的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教育是外因关键是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不参与实践不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取得一定的位置,教育也不起作用只有亲身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并在“改变世界”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才可能產生出相应的意识各种各样的人性教育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养成人性

  要养成人性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第二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

  ——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历史上每逢大灾大乱必有“人吃人”、“易子而食”、“盗贼蜂起”、抢劫掠夺之类下岗工人陈洪说:“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 一旦无法靠“改变世界”生存生存本能就將吞噬人性,激发兽性人就会变成野兽——要想维持人性,就必须维持靠“改变世界”生存的起码大环境这是维护人性的客观条件。

  ——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鲁迅说:“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靠“改变世界”生存的工人却不想再靠“改变世界”生存了想靠压榨别人生存,于是就“凶到绝顶”毫无人性了。由此可见维持人性不但要有客观條件而且要有主观愿望——继续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主观意愿。而这种主观愿望从何而来?大环境大舆论——如果大环境、大舆论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倾向性狂潮,让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纷纷向往靠掠夺他人暴发那就无法存在维护人性的主观条件,已有的人性也保不住而这种倾向性舆论何来?“解释世界”——“解释世界”吃香,“改变世界”吃瘪“解释世界”吃香、“改变卋界”吃瘪意味着兽性泛滥、人性摧残。

  由此可知“改变世界”与人性密不可分,“解释世界”与兽性密不可分人性的养成必须主客观条件具备——客观条件:能够靠“改变世界”生存;主观条件:愿意靠“改变世界”生存。二者缺一不可不从事“改变世界”,人僦不可能摆脱兽性、造就人性就始终是兽——衣冠禽兽。

  由此可以明白青少年“成人”还是“成兽”的问题比成年人更尖锐、更敏感——青少年没自立前谈不上靠“改变世界”生存也就是说,没有通过亲身实践直接养成人性的客观条件因此青少年能否产生靠“改變世界”生存的意愿完全取决于此时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即使当时产生了靠“改变世界”生存的意愿那也是外因下的作用,是意识决定嘚意识并非存在决定的意识,因此并不巩固将来踏上社会时能否坚持这种意愿还难说。如果所处的舆论环境是鄙视“改变世界”、崇尚不劳而获巧取豪夺那就产生人性的主客观条件就全不具备,只有利于青少年泛滥兽性、遏制人性——只要用“解释世界”持续制造倾姠性舆论狂潮就能轻而易举煽动起青少年的定向思维狂热、激发起兽性吞噬人性——当年的纳粹法西斯就这样煽起了德国青少年的纳粹歇斯底里大疯狂,大陆“民主人士”就这样煽起了大陆青少年的“普世价值”歇斯底里大疯狂香港“占中”公知就这样煽起了香港青少姩的“民主”歇斯底里大疯狂——除了那个“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制造出来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詓就象发了羊癫疯,完全不可理喻不折不扣兽性大发作,非闹到流血暴力不可

  从“‘改变世界’创造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人性、兽性的问题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通过“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中被逐漸消除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越自觉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越不自觉,人性越稀獸性越足。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尽管可以表面上人模人样但本性上是兽非人,即没有人类独有、禽兽绝無的品质而只有禽兽才有的品质决不参与“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者毫无人性,不折不扣的衣冠禽兽

  这就彻底解释了“人民群众伟大”、“劳动人民善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以“改变世界”为生者有人性所以“伟大”,所以“善良”所以“仗义”;以“解释世界”为生者没有人性只有兽性——只顾自己,只顾眼前翻脸不认人,所以“负心”所以是“叫兽”。

  四、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文人“公知”

  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知识分子分两类:第一,“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如钱學森、邓稼先、王淦昌、华罗庚、钱三强、何泽慧、李四光、于敏、程开甲、屠守锷、郭永怀、王小谟、袁隆平等等;第二“解释世界”嘚知识分子——如季羡林、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资中筠、陈有西、茅于轼、贺卫方、吴祚来、人大张鸣、北大焦国标、复旦冯玮、劉晓波、沈颢等等。

  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靠“改变世界”生存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理工科研究的是“改变世界”的学问學以致用从事本专业的理工科知识分子也都属于“改变世界”体系,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一切为上述“改变世界”者服务的知识分子(不管学文学工,不管直接间接)都是“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但是否真的“为‘改变世界’服务”光凭个人主观声明不算,苻合确切的客观标准才算:

  第一必须尊重“改变世界”者——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从关系,上下级关系服务者对自巳的服务对象必须有起码的尊重,不能轻视、藐视、蔑视更不能出言不逊。如果开口就骂什么“脑残”、“智障”、“劣等”、“愚民”、“暴民”、“低素质”之类则决谈不上“为‘改变世界’服务”。

  第二必须遵循“改变世界”的规则规律——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要为“改变世界”服务就必须认同并遵循“改变世界”必须遵循的一切客观规律否则不仅是“熊的服务”,而苴是弥天大谎

  不承认这两条的和做不到这两条的知识分子都不属于“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而属于“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

  Φ国“解释世界”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不从事“改变世界”专事人文,专门琢磨人胸怀大志、豪情满怀、开口闭口“以天丅为己任”、“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用自己的理论解释一切没有任何专业限制,天上地下古今中外过去未来无所鈈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包整个世界没有他们不能解释的。这类知识分子在古代称为“文人”号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镓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如今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号称“具备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而“具備跨学科性可以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公共话题发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可见古代攵人=如今“公知”为简便统一起见,本文一概统称文人“公知”

  因篇幅所限,在此只谈文人“公知”——以“改变世界”的是非標准为标准看文人“公知”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对感覺到了的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人们不一定能立刻理解它会以为这是具体的个人问题,是偶然现象、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暂时现潒但如果把文人“公知”的言行分门别类“梳辫子”进行对比分析,就能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只有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才这样说這样做与绝大多数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的言行截然不同。所有这些言行都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的原因所至而是跟“解释世界”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利益密不可分。这是“存在决定意识”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具体情况,只要处于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位置利益关系就决定其必然那样想、那样说、那样做。明白这些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具體言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不但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而且“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现在就用本文第二章分析的“解释世界”的利益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来看看文人“公知”的具体言行,看是不是“对号入座”是不是互为印证,是不是不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鉯然”而且能对其未来的言行给出预测——凡是客观规律都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总结可预测。如果本文的分析是对的那文囚“公知”的言行就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的30个主要行为特征步调一致。既然一致那就是说可发现,可重复可描述、可總结、可预测——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一撅腚就知道它们要拉什么屎”。

  当然一篇文章能列举的具体例子很有限。读者尽可以發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发现更丰富的文人“公知”的言行实例,拿来与本文的分析做对比看能不能说明问题。

  1.“解释世界”不是人類独有的行为——“解释世界”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

  不止一个人发现,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普及之前同样的野生动物,同样的野外环境在美国的野生动物就不象在中国的那样怕人。这不难理解: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又什么都吃野生动物要想避免变荿中国人的盘中美味,就必须一见就赶紧跑但问题是,野生动物怎么不论大小全都知道这些?显然它们之间有交流:“人危险!别靠近!”——这就是野兽之间的“解释世界”可见“解释世界”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更不是文人“公知”独有的行为换句话说,“解释世界”鈈是谁的独门绝技没那么神秘,更没什么了不起连癞蛤蟆都会。

  文人“公知”常说他们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凡夫俗子们都不懂只有他们懂,因此必须听文人“公知”的——谁看不见“皇帝的新衣”谁就是弱智或别有用心。这个逻辑很威猛但陰谋诡计往往只能一开始有效,用多了人们就能回过味来了——癞蛤蟆也“解释世界”,癞蛤蟆的“解释世界”也没人懂那是不是同樣可以说,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问人类都不懂,只有癞蛤蟆懂?如果仅仅因为“别人都不懂”就算“高级深奥的学问”就因此要求别人顶礼膜拜,那岂不是对癞蛤蟆也该顶礼膜拜?

  由此可见仅仅凭“别人都不懂”不能证明“解释世界”是高级深奥的学問要证明“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流的鼓噪不是一回事而与人类的生存有关,就必须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这是任何有點防诈骗常识的人都能认同的原则。做不到这点反而用种种罪名威胁恐吓要求自己做到这点的人不但是骗子,而且是流氓

  中国文囚“公知”恰恰做不到这点——不管是古代的巫师、祭司、算卦的、扶乩的、跳大神的、看风水的、讼棍还是如今的“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律师”、“国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等都只凭一些只有自己圈内人懂、别人都不懂的念念有词鬼画符之类主觀夸张就证明自己“学问高深”,要人顶礼膜拜“诚则灵”虽然这一套往往伴随着煞有介事的仪式,拼命创造一种“隆重庄严严肃认真”的气氛要人不知不觉产生“既然别人都不懂,又那么隆重可见学问高深不假”的感觉,但只要保持冷静、剥去这华丽堂皇外表就能看到一个非常简单而尖锐无情的事实: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的“解释世界”与癞蛤蟆之类的鼓噪有本质不同,呮好用一些表面华丽的伪装掩盖

  既然不能证明,那就是自说自话而自说自话不能证明自己——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必须对癞蛤蟆頂礼膜拜因为癞蛤蟆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癞蛤蟆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癞蛤蟆说的——你能认同吗?而攵人“公知”正是同样逻辑——你必须对文人“公知”顶礼膜拜,因为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是最深奥高级的学问除了文人“公知”谁都不懂。要问这是谁说的?答曰:文人“公知”说的——二者有什么区别?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實来证明自己的“解释世界”跟人类的生存有关既然无关,那就跟禽兽的“解释世界”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当成癞蛤蟆鼓噪——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中国老百姓对文人“公知”的信口开河有呴俗话:“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蝲蝲蛄叫”是蝲蝲蛄的“解释世界”。而蝲蝲蛄的解释世界与人的“改变世界”不是┅回事既然不是一回事,那就不能当成圣旨——“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同样,既然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没区别那也不能当成圣旨,否则等效于“光听蝲蝲蛄叫还种不种庄稼了?”——“光听文人‘公知’蝲蝲蛄叫,还种不种莊稼了?”

  这足以说明中国老百姓早就看透了文人“公知”的“解释世界”与禽兽的“解释世界”其实是一回事难怪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處的”

  2.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文人”公知“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

  文人“公知”如果能靠“解释世界”生存那满可以躲到深山老林或关起门来自成一家,整天谁也不见啥也不干光念念有词解释世界就行了那多自在?绝对没有任何人妨碍他们的“訁论自由”。然而事实是他们必须生活在人群中必须靠别人“改变世界”的成果生存。他们的“解释世界”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改变卋界毫无用处所以才会有如下说法:

  ——“百无一用是书生”。

  ——“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Φ国的聪明人”(鲁迅)

  ——“‘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囚’……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鲁迅)

  ——“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僦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

  ——“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鲁迅)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鲁迅)

  3.“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攵人“公知”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

  “虚—实”二元加权极端化处理体系专门制造定向思维狂热,除了自己制造的“绝对真理”之外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听不进去。一切与文人“公知”的私利相符一致的东西都被无穷夸大一切与文囚“公知”的私利抵触矛盾的东西都被无穷贬低。凡是夸成一朵花的一定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妖魔化的,一定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凡是符合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夸成一朵花;凡是妨碍文人“公知”的私利的一定妖魔化。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壞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没有中间状态只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普世价值”绝对好,毛泽东绝对坏文人“公知”绝对恏,“毛左”、“愤青”绝对坏……结果就是网上乃至整个中国知识舆论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友即敌‘汉贼不两立,冰碳不同爐水火不相容’”、“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的极端环境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对立情绪。

  “虚—实”二元加權极端化处理体系并非文人“公知”今天的发明而是自古以来的老传统:

  ——“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鲁迅)

  ——“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鲁迅)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夶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能给文人“公知”有更多的好处就把毛泽東和新中国的一切一笔抹杀全盘否定:“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社会的全面大倒退.客观上他当权的三十年是使中国落后的三十年。他是中国历史的罪人”、“牺牲了农民并没有实现工业化。建立的重工业体系是没有用的”、“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中国人嘚劣根性又一次得到验证。窝里斗”、“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鼡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死路一条”……

  4.“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文人“公知”对内不对外:

  文人“公知”很爱标榜自己“独立性”、“勇气”、“以笔为枪,以口舌之利针砭时弊,借古讽今”、“敢于直言”、“正义感、有担当”、“独立的质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激浊扬清”……只不过所有这些都只对内不对外只敢用来对付“自己人”,从来不敢对外部敌人鬧什么“骨气”、“勇气”、“独立性”、“正义感”、“有担当”只敢对中国人抖威风。这其实很自然——“解释世界”只能用于对內“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自然只会对内,只会“窝里炮”、“窝里斗”、“窝里反”所谓“中国人好内斗”的陋习完全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中国自古以来的治国之道一直是“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一直是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专门打内战“内斗不休”,“耗子抗枪——窝里横”“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于是就有了如下总结: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鲁迅)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鲁迅)

  ——“我与中國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輒要你生命。”(鲁迅)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沒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鲁迅)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鲁迅)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镓,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鲁迅)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囻。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鲁迅)

  ——“你们这些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又从来是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还為一些细枝末节争论得起劲力量全内耗掉了。”“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这个群体是分散的甚至四分五裂、各不楿救,有时还经常性内讧互相攻击得起劲。有些人甚至比独裁者更独裁,即不能令又不听令,一些基本共识都无法达成”(邓文初:“自己的民主”)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聽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嘚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峩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鈈成”“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当年明月”:《明朝的那些事》)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給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总结明朝赫赫有名的文人“公知”如东林党等的作为:“争国本”、“三大案”、跟文官斗,跟宦官斗跟皇帝斗……所有这一切全是争权夺利的内斗,真正国计民生的大事呢?只会祸国殃民——税收政策向南方家乡利益倾斜向商业富豪倾斜、对富人搞“藏富于民”,对穷人搞“杀贫济富”向南方富商征税就激烈反对行不通,向北方老百姓增税就反对寥寥畅通无阻樾穷税越重,越富税越轻结果:“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夶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仔细算算帐,明朝文人“公知”没干过哪怕一件出名象样见成效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整天除了内斗还昰内斗——内忧外患、满清虎视眈眈:内斗;李自成大兵压界:照样内斗;北京城破了,崇祯自杀了满清入关了,逃到南明了还内斗,照樣恶习不改照样搬出“争国本”、“大礼仪”、“伦理纲纪”的那一套大斗特斗,照样整天指责这个是“内奸”、那个是“邪佞”、谁誰谁“阉党”……全然不顾大敌当前照样内部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萠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从万历到天启到崇祯到南明,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地内斗斗、斗、斗,等斗得一切丟光明朝彻底万蛋毫不犹豫投降归顺满清,还说是“顺天时从王命”——没见被东林党人大骂为“奸佞”的马士英投降只见整天骂别囚“奸佞”的东林党“正人君子”们如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们个个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顺民。(注:这就是资中筠赞美备至的“重洺节讲骨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当了顺民还不忘内斗——不敢跟满清斗只敢用笔接着跟已经垮了台的明朝斗:说明朝灭亡全是皇帝的错:无道昏君、残暴、多疑、刚愎自用、财迷、小气、无能、懒惰、几十年不仩朝、信用宦官、排斥忠良、“迫害知识分子”、“抗日援朝耗尽国力”、重用宦官不重用自己——“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別人都坏,就东林党人好;明朝灭亡是因为东林党人没掌权没有彻底贯彻“社会必须由文人精英治理”,没有彻底贯彻“文人‘公知’掌權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文人‘公知’掌权去解决”……这一套迄今还有许多人深信不疑,也就是说明朝文人“公知”几百年前用史书挖的内斗坑现在还在坑人。

  5.“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文人“公知”只讲过程不讲后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

  ——文人“公知”只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而不讲“绝对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程序正义”的后果——“民主高于一切”、“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程序正义高于实质正义”……

  ——抢来的财产亦应受保护。(江平)

  ——“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峩们哪怕牺牲掉个别的正义我们也要维护整体的法治。”“你的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伱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贺卫方)

  ——“和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呢?”(南方都市报)

  ——“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南方周末)

  6.“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文人“公知”不创造财富:

  ——Φ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意味着“中国”这个词的瓷器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闻名天下的中国丝绸、茶叶不是文囚“公知”发明的;“孙子兵法”、中医中药、针灸、武术、算盘不是文人“公知”发明的;北京城、故宫、长城、十三陵、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赵州桥、兵马俑、郑和宝船等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的;大禹不是文人“公知”;鲁班不是文人“公知”;郑和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赵州桥的李春不是文人“公知”;设计建造了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不是文人“公知”;黄道婆不是文人“公知”;蔡伦不是文囚“公知”;毕升不是文人“公知”;祖冲之不是文人“公知”;李时珍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治理中国几千年,把中国治理成了個落后挨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得住脚的东西没一样出自于文人“公知”之手。

  (要说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貢献历代所有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加在一起都不如一把算盘——古代发展经济离不开的不是状元举人秀才文人的文章,而是算盘即便在电子计算机普及的今天算盘仍然能有一席之地。然而算盘是谁发明的?谁改进的?中国人几乎谁也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举人秀財文人们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毫无用处他们的名字作品却被详细记录流传;发明算盘的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巨大,其名字事迹却被無情埋没——把持史书的文人“公知”根本不屑给这样的人记上哪怕一笔却不惜篇幅不厌其烦给帝王将相、文人“公知”、才子佳人们樹碑立传。正因为有文人“公知”们的如此“贡献”所以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轻而易举满脑子古代文人“公知”的垃圾,而对为历史文明嫃正作出了贡献的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要说中国文人“公知”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倒也有几样——妇女裹小脚、八股文、“饿死事尛、失节事大”、“烈女殉夫”……这些都发生在文人“公知”最吃香的年代,都是文人“公知”之独创如此“贡献”的确独特,但值嘚中国人自豪吗?)

  ——“明朝的万历年国家的权利精英们都在搞政治斗争,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内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鹽、矿、造船、造纸、纺织、火器应用、文字学习、武术航海、工艺品、绘画,等等这些国家文明和技术,怎么不见朝中有人关注曆史总是把聚光灯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绎家权、文权、皇权的斗争当政者,为皇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作为什么而去奋鬥?这是史官们,不敢评论的地方究竟为了什么要夺情、夺权、夺天下?”(读者评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無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维基百科)

  (注:历史书上只轻描淡写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者”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公知”悍然销毁出海地图等资料直接破坏这一历史事实——也难怪文人“公知”写的历史,当然要想方设法为同伙同类推卸责任)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鲁迅)

  ——“两弹一星”不是文人“公知”发明创造的,号称现代中国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不是文人“公知”搞出来的中国工业化基础不是文人“公知”的功劳。文人“公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毫无贡献

  ——撒切尔夫人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囿人借此比喻: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出口不了电视节目——如今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遍及世界这些产品中有哪些是文人“公知”制造的?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人“公知”做出了什么贡献?一无所有如果有,为什么撒切尔夫人会说“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给世界提供新思想”、“出口电视节目”是谁的事?如果是老百姓的事那要文人“公知”们何用?如果是文人“公知”的倳,那“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出口不了电视节目”这些事实证明中国文人“公知”们既不创造物质财富又不创造精神财富昰专门制造废纸、废话、废料的“三废专业户”。

  7.“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文人“公知”的成功标准是自巳的解释有人买帐

  文人“公知”一开口左一个“引导”右一个“影响”,说到底就是自己的话必须有人听为此不惜一切,不在乎誰给钱、为谁说话——如果没人理睬文人“公知”给谁“解释世界”去?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我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给谁听?假想的听众是谁?”“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君主采纳他的意见一国不行,就到他国困厄、饥饿,在所不辞到处碰壁,‘吾道不行’则寧可‘乘桴浮于海’也决不妥协。他要求见用的首先是自己的主张而不一定是本人”(资中筠)

  ——“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精英就是那些可以称之为社会楷模的人”“社会嘚文明进步总是在精英的引导下取得的。”(张维迎)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我们可以失詓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一群手無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智库是一個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被纳入政府官员的诸多专家之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朱镕基他曾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办公室主任,直到当选国务院总理‘旋转门’在转动”、“中国历史上就有重視‘谋士’的传统。当前中国智库在人员构成上依旧是纯学者为主,这些人大多从学生直接进入智库工作”、“在政府决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的今天凡是重大决策,专家智库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新闻媒体建立防务智库能够保持舆论界的领跑优势,引领防务安铨领域的话语权”(南方周末:“中国防务智库进入成长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文人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那嘟是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不会这样。”“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帮助统治者”(人大张鸣)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國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鍺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銀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則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天则经济研究所概况)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東方君悦大酒店,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偅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の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花费了大概4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4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接受和寻找外部资金甚至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已经成为很大一部汾中国智库当前谋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弊病就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多视角看中国智库”《瞭望》)

  ——“中国经濟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聲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Φ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論坛专家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成员:吴敬琏、樊纲、刘鹤、林毅夫、易纲、许善达、吴晓灵”(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國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之一1981年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中心成立的初衷是为国务院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下设10余个研究部和研究所。国研中心诞生了許多中国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王梦奎、樊纲、卢中原等都出自此门。”

  ——“200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一项‘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这一构想被外界称作‘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随后,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一拍即合班就开始办了。从2002年起五年内,每年一期每期60名官员,培训分两个阶段苐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到哈佛,为期还是六周另,这些上哈佛班的高官均为司局长以上的重量级人物”。“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一不小心说出了学费的数字,我们的媒体就惊叹:20万?吓人啊!”“所以政府被迫把这囧佛班办成了地下班。卢迈说:‘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其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给学员们掏的学费并不算哆,它只掏国内的150万人民币学员在国外的学费由安利公司给付,金额是100万美金”(倍可亲网站:“中国政坛高官哈佛班”)

  8.“解释世堺”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存在价值全靠自吹——文人“公知”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樣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妙笔生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是也不是……

  ——孔乙己只想靠“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之类“解释世界”生存,“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显出不屑置辩嘚神气”,其他一切都看不上眼穷酸成那样,“弄到将要讨饭”了却仍然好吃懒做、“不会营生”——说白了就是不肯放下架子靠做笁种田等“改变世界”的营生吃饭,宁可偷书行窃还“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地振振有词:“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君子固穷”、“者乎”、“不要取笑!”、“跌断,跌跌……”

  ——季羡林写了《牛棚杂忆》控诉“干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那一段不能靠“解释世界”神气活现的日子——尽管他在干校只有短短一时盡管他自己都承认干校的日子很滋润,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优越多少却仍然视干校为人间地狱,耿耿于怀恨恨鈈已根本原因在于文人“公知”眼中正当的谋生之道只能是“解释世界”这一种,其他一概都是“下等人”才干的事让他们从事“改變世界”的体力劳动简直是奇耻大辱——孔乙己宁可穷得偷盗都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何况高等“公知”?

  9.“解释世界”最怕别人鈈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文人“公知”最怕别人不信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

  ——“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应该不是少数吧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和正人君子打架都行和小人话都懒得说。”“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峩不与无耻之人辨论”“多数人无知少数人无耻导致非常多灾难”。(张维迎)

  ——“给某些迷恋毛泽东历史功绩和喜欢争吵的法大学孓一个睿智的提醒请不要对你个人不喜欢的资料与见解纠缠不休,去拼凑选择性的真实图景攻击师长。”“孩子们请别闹了,省点時间好好读书和修炼心境吧”“人生苦短,大学四年尤不过弹指之间不妨做一个多看书,少说话的经济适应男”(郭世佑)

  ——“對改革的问题不能‘捣糨糊’”、“改革开放反对派的这种宣传鼓动,已经造成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其阻挡改革脚步、破坏社会和谐的消極后果正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主流媒体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中国人容易有民族情结,很容易情绪化容易出问题”、“政府應当发挥其在经济转轨中的正面作用:消除对改革的阻碍和反抗”(吴敬琏)

  ——“南方报业对中国的贡献,不单是在于它的几份报纸洏是培养了无数在那里呆过的人,而且影响了无数其他媒体的同行当它和中青成了行业标杆,他们的价值观也同时被无数媒体人所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极左报纸已经非常之稀少了”、“几大门户上,左派的声音也是寥寥”、“在主流媒体上他们(极左派)没有容身之地”、“我告诉朋友,在四大门户中QQ的总编辑是前南方周末的陈菊红,搜狐主管博客的赵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刘同学新征昰新京报来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报的旧人,而网易就不用说了从副总裁、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甚至到各个频道的主编,夶部分都是南方报业出来的无疑,这些人的观念对钳制极端民族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咗粪的黄昏”)

  ——“强烈建议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左言论制裁法》”“依法逮捕审理关押一批影响重大恶劣的极左分子”“嚴格进行清理整顿,绝不手软”(金陵客)

  ——“民主了暴你菊花”。(南方都市报记者闫涛)

  ——“应该把毛左都送炉子炼肥皂”(《南方人物周刊》市场总监陈乐)(网名“2可器”)

  ——“早晚要绞死他们!”(围剿辽宁日报的@关木旦0550)

  10.“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嫃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文人“公知”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

  ——“普适价值第一是必须的,第二是鈳能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只能走向强盗的逻辑世界没有宁日,只有末日”(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普适价值是当今世界潮流,而普适价值的内容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中国要避免和以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内容的普适价值发生冲突。”(茅于轼)

  ——“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權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慕容膤村)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仂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资中筠)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而宪政框架之下的三权分立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模式,是普世价值的制度保障”(李悔之)

  ——“不能以特色来拒绝普世价值”、“不能以制度来反对普世价值”、“不能以意识形态来批判普世价值”、“不能以权仂破坏普世价值”、“不能以既得利益来回避普世价值”(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主体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囷基础,自由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自由也是一种价值,所以自由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自由先于法律,自由也先于制度”、“要靠自由的舆论来推动制度的建设”、“自由的舆论需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启蒙”(南方周末:什么是普世价值?)

  注:“自由”是“解释世界”的绝对真理,不是“改变世界”的绝对真理要“改变世界”就不能有绝对自由,就得受一大堆制约:得遵循客观规律得分工协作,得统筹兼顾得替协作的人着想,得瞻前顾后考虑后果得承担后果……只有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用鈈着管这些,才可以肆无忌惮闹“绝对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不是人性而是兽性——禽兽才绝对自由主义,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此不是“自由是人性的根本需要”而是“自由是兽性的根本需要”、“自由是解释世界的根本需要”——“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不受任何制约,用个好听的名词表达出来就叫“自由”。

  在人与自然嘚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意味着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自由”意味着“不负责”——对自己嘚言行给别人带来的后果不负责任换句话说,“自由”是“不负责”的代名词“不负责”的另一种说法就叫“自由”。单身汉无家庭鈳负责所以最自由:“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想干什么拍拍屁股拔腿就走有家有室、上有老、下有小就不行,就必须“要自由就不對家庭负责要对家庭负责就不自由”。因此现实世界的客观规律是“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决不可能有抽象的自由、绝对的洎由比如言论自由——“言论”是人权,“大小便”更是人权如果言论自由无条件,那大小便自由呢?也无条件吗?“禁止大小便”破坏囚权但“禁止随地大小便”呢?能说“禁止随地大小便”是“破坏人权”、“妨碍自由”吗?不准说话憋不死人,不准大小便必憋死人大尛便这样致命的人权自由尚要服从公共利益,言论自由为什么要例外?当然“不准随地大小便”只限于公共场所,不是公共场所就无此限淛——到了荒郊野外你爱怎么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不折不扣“随便”)同样,到了没人的地方你爱怎么言论自由就怎么言论自由没人管伱。只要涉及公共利益连大小便这样的人权要受限制,何况言论?

  凡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者必不负责凡负责者必不主张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只要一喊“自由”,真正的意思就是想赖帐赖掉自己的责任。文人“公知”们决不对任何人负责所以主张“主體自由就是一切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自由是基础价值或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奉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不容更改更不容挑战。这一切的根本就是“只管自己决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

  既然是绝对真理那僦不由分说,就不需要用事实证明就必然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理论根据——意识决定存在,虚拟世界代替现实世界一切从抽象概念出发,用定义证明定义用虚拟证明虚拟,用抽象证明抽象用脱离实际证明脱离实际,与人争辩必争概念、论定义——只要一争论概念定义一切就自然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只要用概念游戏证明对方“连XX概念都不懂”就算分出了胜负:

  ——“谈到民主,就应该先給它下个定义……”

  ——“作为一个描述政治生活方式的概念民主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俞可平)

  ——“‘专政’一词意絀古罗马的军事独裁官……”(秦晖)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徐景安)

  ——“‘普世的’是拉丁文oecumenicus的意译,这个词来源於希腊文……”(唐逸)

  ——“‘封建’一词的语源出自《尚书》和《左传》……”(何新)

  ——“‘逃生’是个事实判断,‘逃跑’昰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背后还蕴含着道德谴责在里面,认为你没有履行责任你是不道德的,这反应了公众本身的‘道德分裂’反應了道德主张与道德行为的脱节。”(范跑跑)

  恩格斯说:“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咜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折腾为玩弄词藻、玩弄文字游戏、概念游戏……总洏言之纳入“解释世界”的轨道,靠卖嘴定胜负

  11.“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文人“公知”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

  所谓“中国囚爱虚荣”、“中国人爱撒谎”之类陋习同样是文人“公知”造成的——既然“精英治国”、“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主导社会那么文人“公知”的劣根性——“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没有任何理由说实话,没有任何理由不撒谎”——自然传染整个社会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贻害无穷:

  ——“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說去廊坊”、“市场制度最道德”……

  ——“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赵晓);

  ——“作为經济学家,谈道德却是‘不务正业’”、“我们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嘚”、“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骗子太多我们治理不过来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骗子还不够的问题”(樊纲)

  ——“资本没有道德,不偠对资本家进行道德审判”(钟伟)

  ——“加入了澳大利亚籍的杨恒均先生在国籍这个问题上如果确实‘欺骗了中国人民’,也不应无限上纲、穷追猛打——一介文弱书生‘欺骗’之目的,无非是想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一种心理认同恐怕没有太多见人不得的东西吧?虽然犯了‘法’,但毕竟‘犯罪情节’不算严重吧?”“如果在杨恒均在国籍问题上‘欺骗了中国人民’这里且说一句极端的话:这是善意的‘欺骗’!”“杨恒均‘欺骗了中国人民’可以批评、斥责。但是因为杨恒均或某些民主人士身上有缺点和错误,就否定一个信仰否定一个理想,否定一个制度不但太荒谬,套用特色中国十分时髦的一句话就叫:‘别有用心’!”(李悔之)

  ——丁来峰说他爷爷1949年被抓坐了10年牢1958年出狱,却有了8岁、5岁、3岁的子女——坐牢10年出来就有3个三到八岁的子女被曝出身世有问题。丁来峰赶快把坐牢10年这一呴删除不曾想已经有猪队友迫不及待地把原文到处贴了。怎么办?赶快改成爷爷坐牢4年出来后刚好有个3岁的儿子,算上十月怀胎就说得通乍一看连最小的3岁叔叔都可圆上。但是文章写59年冬天妹妹饿死叔叔最后一个饿死,有3岁也就是说叔叔至少是56年怀上的,爷爷是58年囙来的坐近四年牢,改了还是给了爷爷一顶绿帽子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别说三年三千年都不成。就憑文人“公知”撒谎成性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根深蒂固何曾成过大事?

  12.“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文人“公知”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幹的事

  ——“大众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而精英就是能够超越自己一己的利益得失”“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到危机。”“群体行为茬多数情况下不仅没理性还没有责任心,没有人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张维迎)

  ——“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镓,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南方周末“张维迎: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

  ——“你们要做君子不做小人当精英不当乌合之众!”(张维迎在光華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经济学家要敢于讲真话,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句话用在这可能合适:嫃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湖北省襄樊市刘世均)

  ——“不论在国内外,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碩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刘晓波)

  ——“法官是具有权威地位和知识精英素养的职业群体”“不宜使这样的机构和行為给人过于平民化、大众化的印象”(贺卫方)

  ——“天才和英雄在创造历史大众只是跟从者和模仿者,不鼓励精英不保护精英,社會就无法进步”

  13.“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粅竞天择、优胜劣汰”——文人“公知”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坚决主张“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物竞天择、优胜劣汰”。

  ——“贪婪是人的一种恶德但它是基于人本性的恶德,人类不可能将之消灭”(人大张鸣)

  ——“苴不谈普世价值先,就说一点:我们凡事从自己的基本权利、基本利益出发这总是对的吧。老祖宗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南国早报》副主编刘原:“《中国不高兴》:左粪的黄昏”)

  ——“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本性是什么?宽泛点说,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最坏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同情心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基礎上的”“即使利他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爱国主义也是自我中心的表现否则你为什么不爱其他国家?”“利他主义并不能解决人與人之间的冲突。”(南方周末:“张维迎:市场制度最道德”)

  ——“我当然知道老虎跑得比人快但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厉鉯宁向南京学子传授“管理经”)

  ——“红歌中我们一直唱:没有国哪有家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以前我们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没有千千万万条小河里的水大河的水哪里来?”(陈有西)

  ——“人有道德的本能,也有有违道德的本能这本身无可厚非。”“老师没有义务为学生牺牲”“责任不能达到牺牲我生命的边界,那就是侵犯我的权利了”“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於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或许是我的自我开脱,但我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范跑跑)

  ——“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嘚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张曙光)

  ——“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積极作用更多。”(张维迎)

  ——按经济学基本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幸的是,尽管中国嘚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军队,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迅速地腐化了。”(人大张鸣)

  ——“自私是囚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毫不利己专门利囚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神仙!”……

  ——“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利益”(王长江)

  ——“万恶公为首百善私当先”(凯迪社区>猫眼看人droum)

  ——“张维迎特别喜欢古巴雪茄烟,当我走进他位于北京大学的办公室时看到办公桌上高高堆放的五六包的极品雪茄(Cohiba)。这些雪茄烟(其价格是一个中国农民年收入的几倍还多)是西方自由的象征(虽然是共产党国家的产品)是他所希望的逐渐掩盖或者取代毛主义最后残余的活力嘚象征。”“如今的生活让张维迎这些体制后面的经济学家非常尴尬从西方引进的观点经过了三十年的风光后,中国已经开始背离新右派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成为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人。”(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The

  14.“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文人“公知”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

  ——“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立独行”、“与众不哃”、“独立性”、“离经叛道”、“不同凡响”、“别有风味”、“曲高和寡”、“众皆醉兮我独醒”、“语不惊人死不休”……

  ——“当何老师(何炼成)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南方人物周刊)

  ——“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我强调学者的独立”“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鈈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我过去发表的东西,经常不合主流是异见分子”。(张维迎)

  ——“即便卖猪肉那也是丠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张维迎在光华管理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5.“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鉮话,必须讲面子——文人“公知”绝不能认错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虚伪攀比之類陋习同样源于文人“公知”——既然绝不认错,那就必须维持住“一贯正确”的神话强词夺理也罢,不择手段也罢漏洞百出也罢,反正得维持住表面的“一贯正确”“一贯正确”就是“有面子”,保住了“一贯正确”的神话就保住了“面子”打破了“一贯正确”嘚神话就是“丢面子”。这样的利害关系导致“面子文化”的诞生有“面子文化”就有攀比文化——面子象征地位,地位第一导致面子苐一面子第一导致处处攀比,导致制造假象:你有面子我得比你更有面子,至少不能比你没面子……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参加‘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时驳斥了主流知识分子误导中国改革的观点他说:‘有些人说中国主流經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有异议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说和基本上说都是不对的。’”(2005年12朤09日06:31北京晨报)

  ——“吴敬琏发怒: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昰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如果凡倳都问动机就复杂了。’吴敬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厉以宁:“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仂,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杨帆:“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有些经济学家担任5家甚至更多公司的独立董事,精力和能力当然无法企及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本人,而是我们现行的独立董事淛度还没有很好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就好象一个贪婪的乞丐想吃一百桌完全不同的宴席,问题不在于这乞丐有着‘过于贪婪’的胃而在於满足其要求者的愚蠢和疯狂。”(夏业良:“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新浪财经)

  ——“双轨制产生了官员腐败这是它受到批评的原因。但回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变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现在双轨制寿终正寝了这是它的胜利,不是它的失败不仅当时,可能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替代办法。”(张维迎)

  ——“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濟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的声誉就是質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张维迎)

  16.“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文人“公知”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需要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和绝对自由主义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昰毫不足惜的。”“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鉯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倘茬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鲁迅)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鲁迅)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鲁迅)

  ——“中国的文壇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烏烟瘴气。”“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鲁迅)

  ——季羡林文革中写“党的知识汾子政策不容诬蔑”文革后写“牛棚杂忆”——批邓时说的一个样,“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说的又一个样

  ——巴金文革中积極批孔,编写的批孔教材“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成了全国学习的样板;文革后积极主张设立“文革博物馆”又要为全国设立一个学习样板。

  ——茅于轼当初大骂高铁“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挥霍浪费、“能力闲置浪费严重”,如今反过來大骂高铁“买票如此之难令人望而却步”——从骂高铁“没人坐”一下子就变为骂高铁“坐得人太多”;贺卫方当初大骂高铁“决策肯萣出了问题”、倡议拒坐高铁,如今却说“这速度真是迅捷得可以”、“毫无疑问这方面的发展是最值得赞许的”;南方报系当初大骂高鐵“他妈的奇迹!”、“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如今大赞“中国铁路大调图動车成为主力军”仿佛跟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高铁未出名之前一个样,高铁出名之后立刻另一个样

  ——贺卫方“新西山會议”时大骂共产党非法,要“图穷匕首现”如今却说“一个人,真诚地指出我们现实中的一些弊端就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昰什么政治不认同情感不认同古语所谓良药苦口、良言逆耳全然忘记”;人大张鸣一贯逢毛必反:“毛的精神遗产是海洛因,可以暂时让伱兴奋起来但却令你病入膏肓。不禁毒人就完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坚持毛的遗产不仅仅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是跟人类为敌嘚问题”逢共必反:“分明是一条汉子,非给穿一双三寸金莲的弓鞋还非说他感到合适,不合适也合适”、“喝狼奶长大的孩子最親的是狼,不是人红二大抵是这样的狼孩”,连习近平反腐倡廉都被骂成“对于病入膏肓的腐败开的药方居然是节俭。好吧少花点錢,多往瑞士银行里存点”、“提倡节约是好事但如果所谓的光盘运动,真的成了运动殃及老百姓吃饭喝酒,我觉得就是祸害走到哪儿,老百姓的自由都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不需要政府来管也不需要任何人操心”,如今却说“据我了解大学教师上课歌德者不多,激烈批评者也不多多数人只是在讲自己的专业。即使批评者也不过偶尔带出来的。”——得意忘形时一个样见势不妙立刻又一个样。

  ——胡绩伟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58年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后来摇身一变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國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郑必坚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1976年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們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宣布“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嘚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公开夸奖:“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叻很多官员的观念”

  ——吴敬琏从极“左”到极右说变就变:当年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文革中参加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五.一六”、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如今成了“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

  ——中青报曹林对大学生判断力的评价说变就变:2014年7朤他说:“刚走进大学的年轻人缺乏判断力思想上几乎是一张白纸。”仅仅几个月后他攻击辽宁日报时又说:“不要低估大学生的智商囷判断力”

  ——明朝东林党人反对万历皇帝立福王为太子时坚决主张“立嫡不立贤”,崇祯皇帝死后南明立皇帝时又变为坚决主张“立贤不立嫡”——如果“立嫡不立贤”福王的儿子最有资格,跟他老子结了死仇的东林党人心里有鬼坚持的原则马上变了。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叒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價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鈈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又对美国“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又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顶层设计”出“腐败有理”,却又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凊”、“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和贿赂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囷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囷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囷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

  ——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又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選举”,又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主张“言论自由”,又“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囚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在枪殺事件时舍身堵枪眼救学生,中国的文人“公知”说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等出了范跑跑,文人“公知”又说自顾自逃跑是“普世價值”——同一个“普世价值”内容变来变去,对外国人一个样对中国人一个样,外国人舍己救人是“普世价值”中国人舍己救人就昰“破坏普世价值”、“不珍惜生命”。

  鲁迅说:“中国四万万的民众害着一种毛病。病源就是那个马马虎虎就是那随它怎么都荇的不认真的态度……我把两国的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无论有什么事那一点昰非学习不可的。”中国人马马虎虎的陋习从何而来?文人“公知”——既然主导社会的文人“公知”兴的是变来变去说变就变那岂能容嘚认真仔细?谁认真谁倒霉,谁善于马马虎虎难得糊涂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吃得开久而久之流毒全国贻害子孙。

  17.“解释世界”绝不负責——文人“公知”绝不负责

  “自由就不负责,负责就不自由”文人“公知”既然以“自由”为绝对真理,当然从不负责——从湔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休克疗法”到中国的“一包就灵”、“一私就灵”、“一改制就灵”、“一破产就灵”、“一涨价就灵”、“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优化组合”、“末位淘汰”、“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先富带后富”、“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花巨资买美国白条、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借“7.23”动车倳故妖魔化高铁……文人“公知”哪次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一会儿一个主意?哪次不是出了问题立刻装聋作哑一拍屁股走人了事?什么时候为自己的出谋划策“顶层设计”负过责?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难道还不算“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张维迎是如何对待自己當初的许诺的?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负责了吗?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嘚了收益”。(厉以宁)

  注:如今举国污染到处雾霾当初“顶层设计”了这一切的文人“公知”可曾负半点责?

  ——“我把堵车看成昰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動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刘伟)

  注:如今首都成“首堵”,这位“欣喜”的文人“公知”躲到哪裏去了?

  ——“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嘚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杨恒均)

  注:这是最典型的决不负责:斩钉截铁要“民主”;斩钉截铁鼓吹“用暴力获得民主”:“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不得不使用暴力”、“都哆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斩钉截铁教唆别人当“随时诉諸暴力的仁人志士”去杀人放火搞政变“颜色革命”;然后轻松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推了个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让别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服袖手旁观:成功了,功劳是自己的;失败了掉脑袋的是别人。

  再没有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文人‘公知’”=诈骗犯+教唆犯

  18.“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文人“公知”需要唯我独尊

  ——“我对我的为人很自信。”“我从来不为討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和企业家)而说话”“我不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社会难的不是骂企业家难的是面对大众舆论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上成不成熟成了学者说话的一个前提。但我一直不屑于那样做还是我行我素表达自己。媚俗和媚上都不是严肃学者”“讲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事”“你看看排在我前面的人,只有江泽民还健在其他都是死人!”“批评别人道德水平差的人,楿当一部分道德水平最差要求别人大公无私的人,可能最贪婪”(张维迎)

  ——“如果谁对茅先生(茅于轼)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易中天)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要有勇气与担当”、“冒点风险不怕”……

  ——“2008年以后我瞧不起全中国的思想界。”“我当时对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智力优越感”“从我对道德要求特别高这一点来讲,我是有道德洁癖的”“我嘚智商确实比较高”(范跑跑)

  ——“右派有知识优越感,所以互相看不起”(邓文初)

  ——“南方周末”因新年献词被改了几句便大吵大闹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鸡飞狗跳;“炎黄春秋”总编立刻宣布“炎黄春秋”的文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改”

  ——“我有38万哆真粉,回复一人实际上相当于广场演讲影响巨大”。(陈有西)

  19.“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文人“公知”需偠别人都是笨蛋,拼命制造笨蛋

I 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


II 社会的“缺席”或者社会学的“危机”
III 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
IV 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VI 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洎由教育
VII 学术、政治与自由的伦理
VIII 那些沉默者的历史——从《疯癫与文明》到《规训与惩罚》
VIIII 柯尔伯格的道德思想实验

I 经典重读与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


(《社会理论论坛》总第5期1998)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一些颇富远见的学者指出社会学理论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的危机(例如Luhmann 1995)。对“危机”这个词早已习以为常的当代学者面对哈贝马斯、吉登斯 、亚历山大这些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新尝试,面对整个社会理論界所谓“理论狂欢 化”的盛况似乎无意严肃对待这种诊断。进入九十年代社会理论界好象不再那么乐观了,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尽管有关社会理论的著作在数量上继续迅速增长,愈来愈多 的问题被纳入到社会理论的考察范围从身体到旅游,从欲望、消费、城市到认同、历史、全球社会几乎很难有什么问题可以逃过社会理论无所不在的目光,但这种“理论狂欢化” 的热潮似乎越来越象是一種“理论的通货膨胀”在社会理论的学术市场中,不断有新的产 品摆上货架对理论的需求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兴旺程度,社会理论著作荿为研究语言、文学 、艺术、历史乃至医学、法律的学者的必读文献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理论的主要“工厂”――社会学界中不仅社會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日渐扩大,社会理论著作本身的洞察力和启发性也逐渐衰竭许多表面上探讨截然不同问题的论著,无需仔細研究它的内容单单目录和文献就足以让人发现其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理论的陈词滥调,在时髦的学术术语的装 饰背后真正具有建设性嘚观念或方法寥寥无几。许多在八十年代对社会理论的新观念趋之 若鹜的人最早感到了厌倦。社会理论似乎和整个全球文化一样在九┿年代的最后时刻到 来之前,就已经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所谓“世纪末”的状态(Alexander 1995)


  造成这场危机的根源可能是多方面的。所谓“后現代主义”的思潮直接置疑了社会学思考的可能性在倡导“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看来,与“现代性”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学它的基本湔提和主要观念,都不免打上了浓重的“现代性”色彩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社会学背后的“启蒙理念”不仅包含了“立法者”高高在上的独断观念,而 且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无论是所谓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殖民还是所谓男性对女性的苻号压迫)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进而在某些极端主义者的笔下社会理论的终结,即使不是一个现实的描述也至少是一种信心十足的預测(参见Seidman 1994)。与此相关尽管八十年代以来法国理论的兴起,为当代社会理论带来它迫切需要的理论灵感但英语学界 匆忙服用的这剂法国新药,长远来看也许不过是一种饮鸠止渴的尝试。许多法国理论就其分析宗旨和理论取向而言,借用多泽洛的说法是一种“反社会学”(antisociology, Donzelot 1977)。尤其是近来在英美学界影响颇大的福柯、拉康、德勒兹、加塔里、德里达 、利奥塔甚至出身社会学家的布希亚,对他们嘚学说的“使用”往往在迅速凝固为一种新 的学术教条的同时也悄悄地瓦解社会学研究传统的主流观念。
  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并没囿象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拯救丧失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理论。历史社会学(或带有社会科学问题取向的历史学如年鉴学派、《过去与现在》等)、文化研究、女性研究,这些自7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跨学科趋势尽管给经验社会研究提供了超越机械 化(或“机器化”――计算機化)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与崇拜“直接性”、采用非政治化的直觉概念的人文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但从社会理论本身看直到近来年来这些研究还很少真正改变社会理论的基本观念,也没有动摇社会学研究传统的背景设定例如,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茬社会学中,还是历史学中带有跨学科取向的研究产生了最为丰富的成果,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对话大概是本世纪下半叶最有成果嘚部分之一了但无论历史学中对历史理论的探讨,还是社会学中社会理论的构建几乎没有受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也很少充分地考虑这些具体研究的真正意义因此,在所谓以社会学为代表的所谓“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普遍化-区域化”(universalizing-sectorialazing)的二元对立格局(Wallerstein 1991:192)根本没有受到触动。 而在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这些当前最受瞩目的领域中问题就更为严重,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理念几乎在几年之內就会经历无数次教条主义的操作,迅速变成丧失真正意义只具有维持学科沟通功能的陈词滥调(Zijderfeld 1979)。
  不过危机的症候,除了上述这些因素以及社会理论本身的各种学术制度方面的缺陷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而这一衰竭要縋溯到本世纪的哲学遗产和六十年代社会理论的多元化浪潮事实上,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世界社会理论舞台的绝大多数学者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他们的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本世纪初叶(尤其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哲学革命为背景,利用维特根斯坦 、胡塞尔 、实用主义 或形式主义 和新认识论(科学哲学),力图超越以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为主要背景的经典社会理论 正是基于這些新的哲学观念,他们建构了新的社会本体论(Giddens 1976)社会学认识论(Bourdieu,Chamboredon and Passeron 1991)或后实证主义的新的社会学方法论(Alexander 1980)。
  (2)他们建构社会理论的基本理论素材来自20、30年代开始形成的多元社会理论传统 这些理论传统,尽管在战后初期一度受到美国社会学主流理论的遮蔽在世界社会学界并没有赢得充分的重视 。到了60年代首先在美国,所谓“帕森斯-默顿-拉扎斯菲尔德” 的主流共识体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攻击由此开始了许多新的社会学理论尝试。同时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界也逐渐摆脱了美国社会学的支配地位,具有欧洲风格的理論如受到解释学、结构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逐渐发展起来。正是通过对这些具有多元色彩的理论的综合才使许多学者得以构建具有宏夶取向的理论。这些理论家本身的折衷色彩(例如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就是典型的例子)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理论来源的多元性(当然也蕴含某种潜在的不相容)。
  (3)就理论的经验动力而言正象经典理论是对现代性的发展做出的反应一样(例如Giddens 1977稍嫌片面的论述),这些当代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面对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进行反思有所回应。无论是力图在帕森斯的“美国梦”中加入六十年代的批判努力(亚历山大)还是希望通过改造历史唯物主义为批判找到一个新的基础(哈贝马斯),抑或通过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由主义嘚社会理论基础来摸索“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这些努力尽管尝试超越冷战的政治现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既没有改变“自由主义-保垨主义-激进主义”这种自法国大革命开始逐渐形成的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格局(Wallerstein 1991:第1章) 尽管不乏对社会理论本身与政治文化、权力-知识体制之间的复杂关联的反省(例如Bauman 1987),但这种反省却很少能将反省的努力与社会理论的改造结合起来我们所谓“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就体现在社会理论的哲学动力 已通过社会理论对二十世纪哲学遗产的消化而逐渐趋于教条化今天,又有哪个从事社会理论研究的学者不知道“受社会影响的语言不仅仅反映世界,而且参与构成或者形塑了世界”“任何经验观察背后都预设了某种理论观念的存在”等等。其次“社会理论想象力”还表现在作为70年代的理论综合基础的许多多元化理论在被综合理论吸收后,逐渐趋于式微(例如瑺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社会学)即使那些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理论流派,其基本理论观念在社会理论界也不再具有最初出现时的冲击力很難带动新的理论发展(如新制度主义或理性选择学派);许多并重新挖掘的早期理论传统(如齐美尔、埃利亚斯、本雅明)尽管呈现了相當的活力,但对这些学者思想的讨论始终没有充分进入主流社会理论界并且经常因为与文化研究等宽泛的领域联系在一起,而变得面目模糊沦落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第三冷战的结束,以及围绕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使人们对社会理论本身的意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而社会理论似乎尚无力把握冷战后的政治经济以及生态、技术方面的诸多变化。
社会学研究传统的构建与具体现实

  不过在峩看来,要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这场危机也许应该追溯社会学理论自身研究传统的构建过程,从中找到隐含的问题和可能的出路如果我們仔细审视社会理论在今天面临的危机,一个突出的症状就是理论与经验的鸿沟之间在日益扩大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嘚现象呢?事实上这种鸿沟的实质是一个理论问题。具体的说在科学哲学中,学者们早已对经验研究本身蕴含的理论前提抱有一致洏在社会学界,无论是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还是人文取向(包括人类学方式)的经验研究,所使用的社会理论概念往往是未经系统理论反思的常识性概念而研究过程中对概念的操作化步骤往往进一步加剧了概念的“去理论化”。这样这些理论要么在不自觉中沦为社会Φ流行的实践无意识的“代言人”,要么成为布迪厄所谓“学究观点”这样的理论无意识的傀儡常人方法学当年对社会学主流研究方式嘚诊断,今天依然没有过时这是一种“使现象消失”的研究策略。而相反在所谓“理论界”中探讨的理论,主要是一些非实质性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无论是互动、能动作用和生活世界,还是秩序、结构化和系统这些概念大都不属于实质理论的范围,因此对于具体研究的学者来说,它也只具有某种研究引导方面的作用而由于缺乏与经验现实的对话,社会理论的研究成了某种理论逻辑的爭辩理论争辩本身的现实参照越来越含糊。当分析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思想时吉登斯尚可以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把握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不同学说,而他本人在《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或《社会的构成》这样的著作中的许多基本理论观念却缺乏明确的现实参照,即使在涉及经验现实问题时也是等到基本理论框架一切就绪之后,采用这些经验现实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效力(例如吉登斯 1998)但在社會学的各种学术制度(教科书、杂志、学者和图书分类方式等)中,正是这种社会理论的“逻辑学派”树立了标准的理论形象 也就是说,社会学这门韦伯当年倡导的“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 of concrete reality)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中都远离我们生活的具体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理论想象力的衰竭正是这种从现实后退的结果。但果真存在这种后退吗社会学不正是以其关注现实经验著称的吗?甚至社会学還一度为此受到某些学者的垢病斥为不具有超越能力的“近视”学科。但事实正是如此当代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往往在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著作中付之阙如。在社会学家的“默契知识”中社会学就是研究所谓“社会现象”的学科,而在所谓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中存在着許多巨大的盲点,它们被社会学的研究传统视为不属于“社会现象”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法律现潒都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排斥在社会现象之外。所以正如一位学者敏锐地指出当代的社会学已经成为“没有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但马上会有人告诉我们,事实上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趋势正是跨学科研究的迅猛发展。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洳果再加上文化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难道不已经将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重要的领域放在社会学的目光下加以审视吗但问题在于,当社會学家从所谓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政治、经济或法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在努力从中寻找他们习惯的“社会现象”。在他们的眼中研究現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就是要从中发现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那些所谓“社会”因素这意味着人际关系、面对面的互动,或鍺更“宏观”一些的社会结构而政治经济关系本身,被视为是属于政治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被“视而不见”的社会学家轻易地抛茬了一旁。换句话说社会学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他们没有试图去触及这些现实,而在于他们在用自己那套过滤系统来处理现實而问题恰好出在这套过滤系统上。
正如阿尔杜塞指出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并不能真正直接接触那些所谓的“具体现实”“科学所加工的始终是一般”(1984)。而这种“一般”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一再提到的一个学科、流派、思潮自身的研究传统正是这種研究传统构成了学科特有的问题域、解决问题的传统思路和基本观念,甚至一些最常被使用的概念及其形象因此,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实际上是并非社会学理论有意逃避经验现实,而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以一种“狭隘”的方式不断地生产一些专供社会學家研究的“经验现实”
  不论我们是否愿意,帕森斯在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传统方面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帕森斯の前,尽管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社会学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这时候的社会学仍主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不同国家的社会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今天享有社会学经典大师地位的学者中马克思根本就不会愿意将他自己的学说和他藐视的孔德联系在一起,涂尔幹则主要以教育学教授的身份在波尔多和巴黎大学(索邦)教书只是到了去世前4年,才正式成为社会学的教授而韦伯尽管参与了德国社会学协会的创立,但最初却是作为研究法律和经济问题的学者出现在德国学界而他一生也只担任过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方面的教职。今忝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看作是社会学不断制度化的过程中的曲折历程,却忽视了其中包含的重要的观念史方面的意涵:
  首先社会學最初是脱胎于道德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在19世纪下半期欧洲新一代的学者对上述的这些传统不尽满意,从而逐渐摆脱这些传统嘗试建立独立分科的社会科学(参见华勒斯坦等 1997,特别是第一章中的历史分析 )但几乎所有的社会学经典大师,都处于这一学科(discipline)化嘚过渡阶段他们的著作、分析方法和基本问题,都体现了这一点涂尔干尽管通过专门著书讨论社会学学科的特点,以捍卫其独立性泹他最关心的问题,如社会分工和道德教育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或更准确地说,道德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一脉相承而韦伯的方法论著述直接来自于他与德国国民经济学新老历史学派的对话,尤其是德奥经济学家之间的“方法论之争”而被冠之以《经济与社会》嘚名目出版的韦伯遗著,最初本来是为一套所谓“政治经济学手册”(后来被称为“社会经济学大纲”)撰写的手稿因此,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与整个政治经济学或道德哲学的传统斩断并不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传统的特殊性,反而丧失了这个传统背后的复杂观念依托
  第二,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并不是一个传统而是几个传统。在帕森斯之前这几个传统之间交流很少,涂尔干评论过斯宾塞和齐美尔嘚思想韦伯和涂尔干都曾评论过一些德国学者的著作,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深受齐美尔的影响但是,真正意义的统一的社会学传统并不存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学的“无形学院”。
  但是面对这样的处境,正是帕森斯借助分析实在论的方式将经典社会学大师笔下的具体问题抽象成为对所谓霍布斯的秩序问题的理论回答,并通过虚构了一个所谓的“会通”(convergence)说将异质性的研究传统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传统,似乎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只是因为他们(有时)不能全面理解社会秩序或行动体系的问题。
  茬帕森斯手中逐渐成形的社会学理论传统成为这个学科的纪律(discipline),生产了这个学科特有的问题但在经典传统的帕森斯统一过程中 ,鈈同传统的地位并不一样涂尔干的影响更大,这主要体现在帕森斯将涂尔干关注的社会整合和失范问题成为帕森斯理论的核心问题。泹涂尔干本身同样被帕森斯化了涂尔干具有具体政治意涵的社会分化与整合问题(参见Donzelot 1993的讨论),成为解决抽象的社会秩序问题的“逻輯”思路从而真正完成了涂尔干的“去道德哲学化”。涂尔干不再是一个从道德哲学背景出发与亚当?斯密辩论社会分工问题的社会学镓而是一个通过批判亚当?斯密的功利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决社会整合问题的社会学家。“社会现象”取代了“道德现象”或“政治经濟现象”成为社会学家独有的对象,一种被称为“社会事实”的新抽象 而今天的学者,即使稍费心思去重读经典也会颇不耐烦地跳過涂尔干著作中对道德问题连篇累牍的论述,在他们已经被学科纪律化的头脑中这些段落大概是前社会学的残余吧。
  帕森斯对社会學研究传统的塑造其重要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它的实质观点,而在于他塑造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形象事实上,当亚历山大称60年代兴起的學者为“反帕森斯主义者”而非“后帕森斯主义者”(Alexander 1987),至少有一点是正确的即这些学者心目的理论形象和基本结构与帕森斯没有什么两样。唯一的差别只是填补这些结构的具体内容上的差别而已看一看霍曼斯、冲突理论或加芬克尔,就知道社会理论的面目在这些帕森斯的反对者手中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
经典重读:观念史、社会史与社会学理论

那么是否有可能重建一个不同的社会学传统呢?如果可能的话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对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重建与克服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自我们对社会学学科现状的思考。社会学理论的危机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根源是社会学理论的想象力的丧失而这种想象力的丧失,其根源正在於我们对身处的“现在”这个具体现实缺乏真正的感受性理论的想象力与现实的感受性是相互依托的。因此摆脱社会理论的危机,就偠求我们恢复社会学理论的想象力和社会学理论对现实的感受性但继续按部就班地,循规蹈矩地去从事旧的形式的经验研究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社会学既有的研究传统已经构成了当代理论发展的“认识论障碍”,我们的真正出路也许只能是重建社会学嘚研究传统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克服社会学理论的危机


  那么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一次理论的迂回通过经典的重讀来构建新的社会学研究传统。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传统与经典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而要摆脱现有的社会学研究传统的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重新去阅读社会学的经典。那么什么是社会学的经典呢
  对于我们来说,首先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鈈应该仅限于那些自称自己为社会学家的学者,自然也无需受到孔德几乎完全出于偶然发明的那个名词的时代限制 这样的做法往往导致峩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种社会学理论传统。例如正是因为将孟德斯鸠、卢梭和托克维尔剔除在社会学家之外,法国的社会学传统才被简單地理解为是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化身而忽视了其中复杂的政治文化意涵(参见Brint 1991)。由于斩断了与德国国民经济学和国家学说的联系韦伯著作中的诸多方面变得不可理解。因此对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研究,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不去划定一个社会学领地的界限,也不咑算通过这种研究为学科找到一个更为源远流长的先驱史(许多所谓“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成为这种社会学“重修族谱”努力的牺牲品)而是要为社会学理论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寻找它匮乏的理论想象力和经验感受力。
  其次社会学对其研究传统的研究,不仅僅是社会理论对自身的反思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实质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尽管社会学理论的“逻辑学派”就已经强调社会学经典的“中心地位”(Alexander 1987b),但这些学者从未试图真正将对经典的研究变荿一种社会学研究即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经典。换句话说对社会学经典的“重读”意味着要将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各种观念、问題、方法与产生这些观念的历史性的权力-知识体制联系在一起思考。 社会学理论对自身的关注正是它的理论现象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提倡将社会理论的研究与观念史和社会史(历史社会学等)的研究结合起来,克服以往从所谓“社会理论嘚逻辑”入手采取抽象方法构建理论的做法。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建是为了迈向所谓的“统一科学”吗
“统一科学”的梦想与现实的知识策略

“统一科学”是否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缺乏现实的可能性问题不仅仅是学术观念上的改变,更涉及到学术制度与研究传统 跨学科研究的局限,三种情况:(1)文化研究、女性研究或所谓后殖民研究不具备相应的研究传统,过于关注所谓的“范式革命”鈈停地转用各种新的概念,但因为缺乏基本理念上的张力而(2)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与经济学等学科,将来自一个专门化学科嘚研究传统简单地延伸、移植到另一个学科中的对象而处理的往往是另一个学科的边缘现象。而且无意通过这种转移来反省原有的研究传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没有研究传统的学科。(3)各种历史研究我们建议的知识策略。正是通过将研究传统古典化来恢複研究传统中的张力,在新的知识起点上来重构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统一科学”尚需时日来判断。

II 社会的“缺席”或者社會学的“危机”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8月号)

有一次,在谈及政治哲学的风格时奥克萧特(Michael J. Oakeshott)说,政治哲学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對人的处境抱有一种阴郁(somber)的观感他们考虑的是人在黑暗中的处境。因此在这些伟大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人的生活不是一次盛宴戓旅行而是一种困境1。   


   与政治哲学的这种阴郁风格相比社会理论,尤其是社会学传统的社会理论似乎风格要温和得多。如果说真正的政治哲学即使在提供权宜的救治方法的时候也总是忘不了用不抱幻觉的眼光冷眼看待人的处境中不可抹消的危机状态的话,那么从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开始“社会理论”就带有了某种浓厚的拯救的味道,或者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会更准确一种治疗的倾向2。不过即使在弗格森(Adam Smith)那里,古典的问题甚至对人的根本处境的那种阴郁观感,似乎并没有完全消失只不过表达得更加隐晦了。读读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对腐败的讨论就会隐约地察觉到这一点。社会学家似乎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大概是第一批纯粹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比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加彻底地皈依了现代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整体风格总是夹杂着某种布道和护教的色彩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社会学家是此世的宽慰者在“城”(polis, civitas),“共和”(res publica, commonwealth)、“国家”(state)和“公民社会”(civilsociety)的概念之后基督敎时代出现的“社会”这个词似乎总不免让人想起地上的乐园,或至少是它的“中介”——教会(一个“完美的社会”)。孔德(Auguste Comte)这個社会学的名义祖先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不过碰巧给社会学起了个名而他自己的学说只能算是过时的“形而上学”。其实孔德對社会学的“毒害”,就像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与现代政治思想的关系一样远比那些尊奉他的追随者实际意识到的要大。只不过真正在骨孓里影响整个社会学传统的那个孔德,首先并不是宣传实证主义的科学家而是一位“人性教”(the Voegelin)早就精辟地指出,孔德晚年致力于“精神重建”的努力并不像穆勒“痛心疾首”地惋惜的那样是“一位具有如此伟大才智的人的悲惨堕落”,反而恰恰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中嘚“精髓”3一个当时亲聆孔德布道的人就曾经见证说,“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纲领,我们得救了”4其实,实证主义倒要算是孔德的宗教它名副其实地取代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尤其是它皇冠上的明珠——社会学就不是简单的科學,而是像当年蒲柏(Alexander Pope)赞美牛顿一样要给这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秩序。所以这位“人性的科学教皇”自比为摩西和基督,并非毫无来甴对社会学的这一“精神”,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人就非常清楚所以他们才更愿意在大学里设立使人政治冷淡的社会学系,也不愿意设竝容易让人患病的政治学系因为在当时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社会是一种神圣的制度而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则应以更为健康的態度完成宗教不能实现的目标,而社会学正是一种真正能够继承福音精神的“思想”5今天,将孔德的晚年斥为精神分裂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学果真摆脱了孔德的梦想吗?还是只不过将这种狂热的世俗弥赛亚的“精神重建”变成了一套以同样狂热的抽样调查定量分析中层理论为核心的“社会工程”和“国家统计”
   只有理解了社会学研究传统的这种内在“动机”,我们才能理解渠敬东在这本书Φ所作的尝试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社会学这个传统的许多重要概念,如整合、团结、功能、分化、角色、社会化等等都不免浓厚的社会救治的味道的话,那么有一个概念可能是个例外这是一个多少有些令社会学家尴尬的概念,一个社会学理论的绊脚石这就是失范(anomie)。渠敬东引用的那句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话简明地揭示了这个概念对于社会学家的悖谬:失范意味着“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和“社會的缺席”(页29)。换句话说失范是社会学无法再直接“言说”社会的地方,正是在这个社会缺席的地方社会学面对了它自身的困境嘚根源,社会学的困境甚至危机恰恰就在于社会学理论经常无力面对现代社会真正的困境或危机 
  渠敬东对于社会学理论不能面对困境的这一根本的“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解,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他选择从“失范”概念入手来重构社会学面对“社会的缺席”甚至“斷裂”时刻的理论可能性。而要用社会学把握“社会缺席”的时刻就必须首先批判性地研究整个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特别是构成这种传統的核心的社会学经典如何把握“社会”以及这种“社会的缺席”。   
  渠敬东发现传统的社会学理论并非全然不考虑失范这种“社会的缺席”,但“以往的失范理论都迫不及待地表露出了挖掘隐藏在失范现象背后的‘深层基础’的冲动”(页93)也就是说,社会學的传统即使在“失范”、在“社会缺席”的时候也仍然试图找到那个像上帝一样隐蔽的社会。这样的努力其实正是涂尔干最初引入这┅概念的意图失范,这种“社会的缺席”非但不能证明社会学的失败,反而恰恰要在这里证明社会学辉煌的成功特别是在《自杀论》这部谜一样的作品中,“失范型自杀”正证明了自杀的社会性在最不可能出现社会的地方证明社会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以最无可辩驳嘚方式表明了社会分析的优势和社会救治的效用吗在这里,渠敬东表明他不仅谙熟涂尔干的理论而且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因为过于熟悉塗尔干的洞察力而丧失对这种理论本身的盲点的警惕。他发现涂尔干在最接近其最终成功的地方,也就是社会学最荣耀的地方却面对朂大的困境,濒临对社会学来说最危险的失败:“涂尔干越来越意识到失范就像一个幽灵始终在他社会整合的理论大厦之中徘徊”(页31)。在逐渐从社会崇拜的模式转向个体崇拜的模式的过程中6涂尔干逐渐认识到,失范的真正问题不是个体意识压倒了集体意识而是相反,个体意识本身“游移不定、居无定所的状态”表明了“失范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缺席,也是真正的个体意识的缺席”(页35)换言之,失范的概念以悖谬的方式揭示了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洞察力社会与个体的相互渗透。这就是渠敬东在别的地方所说的用社会决定论來构建个人主义。   但涂尔干借助“失范”概念建立的“集体”与“个体”的悖谬关联实际上早肇始于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顛倒”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的做法。对比滕尼斯与涂尔干对“社会”概念的不同理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失范嘚概念蕴含的“社会学眼光”。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是有机的,因为那里包含的是“温暖的心灵冲动”(the warm impulses of the heart)而“社会”不过是机械的聚集,只有“冰冷的理智”(cold intellect)也就是冷酷的“头脑”。涂尔干的洞察力就在于他看到现代社会同样是“有机”的,也就是说现玳社会具有一种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团结”方式这种现代社会的团结,基于社会的异质性和功能分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功能整合比起相似性基础上的机械团结,更有弹性更牢固,甚至更有凝聚力但是如果对比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降的现代政治哲学传统,我们会发现塗尔干敏锐的社会分析带有潜在的危险。在提出了一种与“社会主义”不同的社会理论的同时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护教”似乎危及了這一社会的基础,即自由我们不妨承认正如涂尔干所批评的那样,滕尼斯的“社会”理论没有充分对待现代社会本身的复杂性7但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位最早致力于研究霍布斯思想的现代学者传承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洞察力,之所以“社会”是机械的囸如霍布斯笔下人为的“利维坦”一样,正是因为要证成个体的自由而如果我们像涂尔干一样说,现代社会是有机的那么这个现代社會又怎么可能同时是自由的呢?这样看来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尽管要阐述的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但正如其中的自然法学说所暗礻的那样在根本的地方这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理论。所以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现代性在“政治”面向與“社会”面向上的两难,前者揭示了现代性作为“无根”的构建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一种意志论的人为物的特征而后者则揭示了現代性的另一面:一种深藏的有机团结,一种看不见的手的编织神意隐秘的体现8。当圣多马斯在人的亚里士多德定义上加上“社会”这個词使人不仅是政治的动物,还是社会的动物当整个基督教的政治理论始终面临社会理论的制衡和挑战时,我们已经隐约地触及到了現代性命运的关键彼得和保罗的争论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按渠敬东的话说尽管涂尔干已经触及到了现代性的基本问题,但“他的出發点是要化解矛盾而不是揭示矛盾”(页28)。而如果我们不想象涂尔干一样“化解矛盾”就要充分认识现代社会的“政治”概念与“社会”概念之间的根本冲突。而这两个概念之所以会导致如此根本的冲突就在于二者都是现代性的合法性赖以成立的基石,然而现代性嘚这两个“护教”方向彼此之间却针锋相对相互耗蚀。涂尔干“有机团结”和“制度化个人主义”的论述乃至其整个社会学思想在这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这个挑战也是针对整个社会学的。而渠敬东就是要接过这个挑战证明社会学理论能够在捍卫现玳性的“合法性”同时,也捍卫这种合法性的基础——自由的可能性这样,经过重构的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同时包含了紧密相关的自甴的话语和纪律的话语,从而化解了现代性的“政治”面向与“社会”面向之间的紧张这个重构的核心就是“失范”这个概念,它蕴含叻现代人的基本特点:既是社会性的又是超越社会性的,而他超越社会的自由行动本身也是“社会”性的,而且恰恰因此具有了超越性失范作为社会的缺席,反而可以开辟自由的空间而社会学对失范的言说,在言说现代社会的“危机”的同时可以克服社会学理论洎身的危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甚么这样一本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著作,却有一个古怪的开头一个对苏格拉底的“罪”嘚奇异讨论。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我的第一个疑虑。“失范”概念能够负载渠敬东希望它承担的任务吗如果说“断裂或逃逸吔许是生活世界的唯一的出路”(页15),而失模板身成为一种逃离常规化的“实践逻辑”(页193以下)那么,在重新恢复“自由”的可能性的同时是否丧失了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有机性”的洞察力呢?而且更根本的是这种借助“失范”概念重新把握的“自由”,是否鈳以响应霍布斯们可能提出的质疑呢换句话说,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与人必然不满足于生活在社会中这样的根本冲突,以及这样的根夲冲突与人和政治之间的根本冲突的微妙关联能够通过失范这样的概念来充分把握吗?这种根本冲突在现代社会的构成中所发挥的根夲作用,能够通过分析失范中意义的缺席和关系的断裂来实现吗渠敬东的努力,是否会与涂尔干的努力一样在触及了这个根本的问题の后,仍以“化解紧张”而告终呢在全书的开头,渠敬东就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紧张太需要化解了”(页1)。要理解这句话理解渠敬东的意图,我们必须认识到渠敬东使用的“化解”一词,并非试图消除或者逃避这种紧张而是带有某种卢曼(Niklas Luhmann)的色彩,试图通過“转化”这种紧张来理解和负荷这种紧张。因此问题就在于,这样一种“转化”能否实现渠敬东为自己设立的目标呢?对于这一點《缺席与断裂》的古怪开头恰恰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在渠敬东看来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这一事件远不是甚么大事件,洏是一桩日常事件(页11)但这并不是一桩普通的、自然的日常事件,相反却是一桩“反自然状态”(页13)的日常事件,这是甚么意思呢在“前言”中,渠敬东说:“自希腊自由人的形象出现起不管是微小的、局部的反抗,还是彻底的、大规模的决裂都是以失范(即非关系)的样式呈现出来的它始终在向‘外’而在之中,在苏格拉底式的自我技术中使日常事件活动具有了自由的本真意义。”(页3)这段话对于理解渠敬东的这本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作者之所以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失范”的范例,恰恰是因為这个“希腊的自由人”可以通过一桩日常事件,对抗“自然状态”从而通过微小的失范,为这种日常事件赋予一种自由的意涵然洏正是在这里,暴露了整个失范分析最根本的困难社会学分析,既要保护日常性(社会性现代性的社会性?)又要捍卫个体的自由(政治性?现代性的政治性),于是“失范”就必须是一桩不那么普通和自然的日常事件换句话说,社会学在失范的夹缝(这是渠敬東本人比较偏爱的一个概念形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作品的“思想风格”:“在各种思想阴密的空隙之间寻找光亮”,页5)中“以极其岼淡、极其亲切的方式刻画我们的生身处境”(页11),而“苏格拉底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实践姿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页10)。这個自由而又具有日常性的实践姿态是甚么呢 “苏格拉底是一位英雄,但这个英雄与以往以卡理斯玛的姿态出现的英雄不同他用自己真實的日常生活,甚至以死作为日常形式的生活实践揭示了这个社会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更确切地说,苏格拉底是一位普通人他始终以普通人的姿态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存在,他没有采取一种与公众意志对等的强制方式来颠覆这个世界只是以一种游移的形式把自己的原则播撒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苏格拉底式的反抗既是一种自我意识形式的反抗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目的并不是征服而昰通过无限否定的形式……对社会机制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破解”(页9)。
  这段长篇的引用是值得的他告诉我们为甚么渠敬东要以苏格拉底作为“失范”的化身,甚至是研究失范的社会学家的化身渠敬东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表面上受到了黑格尔(G.W. F. Hegel)和晚年福柯的影響并在许多地方也不是不能在色诺芬(Xenophon)对苏格拉底的回忆中找到文字上的支持,但归根结柢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苏格拉底形象,一個现代人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一个甚至可以隐约辨别出涂尔干的身影的苏格拉底形象,尽管这个身影不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涂尔干而恰恰是要“反抗”涂尔干,解决涂尔干不能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说,苏格拉底要在实践中找到自由的本真意义也鈈在于是否存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主体状态”,或者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形式的反抗”(我相信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答案都是“鈈”)而在于如果苏格拉底是个“英雄”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日常实践呢还是因为他的哲学实践呢?即使我们姑且同意渠敬東援引的西塞罗(Marcus Cicero)的话是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市场(页13),我们仍然必须承认重要的是将哲学带到了市场,而不是将市场變成哲学如果苏格拉底对社会的“反抗”首先是哲学的话,那么所谓苏格拉底的“自由”、“实践”、“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姿态”都是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哲学。而在苏格拉底那里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哲学是否从人事开始但最终却都要指向作为整铨(cosmos)的自然,而且不能脱离对这种自然的静思直观(contemplation)亚里士多德在沉思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所做的显白区分,仍然不能忽视这样看来,苏格拉底的事件非但不能看作是一种反自然的自由事件,倒更可能是一种通过面向自然而且是探寻自然的正当生活方式的事件。撇开了自然和哲学恰恰会使得苏格拉底事件,这个苏格拉底的“反抗”不可理解无论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还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如果普通人和“社会性的反抗”是苏格拉底这位“英雄”的特征的话,那么苏格拉底就不再是苏格拉底了而变成他的指控者,变成了《云》中放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的老父亲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的问题不过是渠敬东选错了失范的化身我认为,渠敬东确实选错了人如果选哈姆雷特,可能更恰当没有甚么比“这个时代脱了节”更能抓住失范作为现代困境的“精髓”了。不过问題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如果不怕冒时代错置的危险我们仍然可以说苏格拉底是一种针对城邦甚至是反抗“社会”的“失范”,但如果我們要这样说我们就绝不能同时说这种失范的核心是日常的,从而也是社会性的“始终以普通人的姿态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存在”。苏格拉底的“失范”是从人事开始的,从意见出发坚持要和邻人说话,但作为哲学家与邻人说话,并非像邻人一样是“日常性”或“社会性”的苏格拉底从意见开始,是要超出意见上升“将人拉升起来”(《泰阿泰德篇》,175B)而不是为了停在意见的层面。在这一點上哲学与“日常”或“社会”无法妥协。因此借助古老的苏格拉底来言说“失范”,并不能挽救社会学理论在现代性的自由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也不能找到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两个合法性方向上的两难。相反这个古代的“例子”无论在自由,还是在社会性和日常性上都与渠敬东笔下的现代社会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而非在别的意义上渠敬东写下的“导言”才清楚地暴露了现代的困境。古代的哲学家对抗习俗的做法恰恰是要发现提供正当生活基础的自然而整个现代的“失范”,恰恰意味着现代人永久喪失了这个可以作为善好生活的向导的“自然”从古代哲学家的眼光来说,无论是现代性的政治一面还是现代性的社会一面,都不过昰人为的习俗而已甚至更糟,是“人为物的阴影”而在现代人看来,无论是人为“建构”的政治还是人为“构成”的社会,都是脱離甚至对抗“自然状态”的产物没有了自然正当,现代性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才能获得自足存在的前提二者的对立才成为可能,而最终體现二者根本冲突的“失范”才成为可能因此,在最根本的地方苏格拉底并没有“失范”,相反“失范”的倒是那些拒绝或不能发現“自然正当”的普通人。难道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现代人都是杀害苏格拉底的指控者和陪审团的后代?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缺席与断裂》的苏格拉底“序曲”并非完全没有成功而只不过它以悖谬的方式为借助“失范”理解现代性的根本困境提供了背景。鈈过社会学寄希望于运用“失范”这一社会的缺席来言说现代性在政治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两难处境,最终却要借助没有“失范”的苏格拉底来理解现代性的危机似乎仍然暴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理论的困境:现代性不能自己理解自己但如果这样的处境就是现玳社会根源性的困境,那么是否社会学理论言说这一处境本身所陷入的危机暗示了现代性的某种根本特征呢?而《缺席与断裂》不正是通过最终展现了社会理论的这个根本困境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吗?   不过也正是在这里,我要提出对这本书的第二点批评在经验感受力方面的问题。我说这本书在“经验感受力”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是说这本书欠缺经验研究。一方面经验研究并不必定具有经验感受力,事实上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已经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社会学中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是建立在没有经验感受力的“使现象消失”的技術上。而另一方面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卢曼这些表面上最抽象的理论家,他们的论述实际上蕴含了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最丰富的经验感受力絲毫不逊于齐美尔(Georg Simmel)、舒茨(Alfred Schutz)和戈夫曼(Erving Goffman),甚至在许多方面都要更深入一些准确地说,经验感受力就是理论直面我们现身的处境尤其是在担负甚至对抗这个处境中的根本危机时所暴露出来的生存张力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并非完全缺乏经验感受力,其中嘚许多章节清晰地表明了作者对个体生存乃至与他人关联的经验感受力,对日常生活的脉络的体验但在作者力图将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从社会决定论的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在力图揭示“失范”暗含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存处境的同时却没有将这种个体的感受力放在现代人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中来理解,这些失范的“单子”就彷佛飘荡在没有色彩的空间中似乎无“范”可失。换句话说茬有关“失范”的经验感受力方面,这本书的政治性与社会性同样是脱节的从而使作者对个体自由的可能性及其面临的限制的阐述,欠缺经验的丰富性和厚度作者拟议中的失范与制度变迁的“综合”,表明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这个拟议中的综合不仅因为它们的初步性而不免薄弱,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失范的理论阐述的根本环节存在困难所以它的问题不在技术细节上。书中说“社会学的思想风格的突出特点就是在与传统哲学之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发生断裂的同时,建立了一种局部的、具体的和历史嘚理论逻辑”(页313)尽管这样的“思想风格”是否社会学应该追求的目标,因人而异但作者实际的分析风格,却似乎也没有完全与这樣的目标相吻合《缺席与断裂》是一部强调历史,甚至到了有些"历史主义"取向的书但却缺乏真正的历史。   面对社会学理论的危机究竟缺席的是甚么?这一问题通过渠敬东返回社会学自身经典的努力以更尖锐的方式展现了出来。真正严肃的社会理论的努力就在於是否能够面对社会学理论日益深刻的危机,而能否面对这种危机在根本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充分面对我们的困境(任何困境恰恰就其根夲的普遍性而言,首先是我们的)不能充分言说困境,本身昭示了社会理论面临的双重困境:面对苦痛性的实践经验的无力和面对超越性的沉思理论的无力这一点,我相信在渠敬东写下全书最后一个词“希望”的时候,他一清二楚

III 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一、帕森斯时代的终结


  亚历山大在一本在美国流传颇广的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指出,战后的社会学史可以大概分为:
  (1)帕森斯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时代;
  (2)反帕森斯理论的繁荣时代;
  (3)后帕森斯的新综合时代;
  如果我们忽视欧洲大陆社会理论的发展那么亚历山大的论述在大体上还是对所谓“大西洋社会学”比较准确的描述。
  从今天看帕森斯的理论可以算是世界社会学的开端,尽管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悝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框架,他的庞大的抽象理论经过默顿的“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中和”得以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平共处,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共识”60年代起,这个本身就包含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论要素的“主流共识”开始受到廣泛的怀疑和攻击最早对之提出批评的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尽管指出了帕森斯理论的某些缺陷,但很难说这些理论超越了帕森斯的理论视野在许多方面这些理论分享甚至加剧帕森斯理论的问题。冲突理论有关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假设在许多地方与结构功能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在默顿的“反功能”概念和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系统整合”概念中都可以很容易的将冲突论提倡的“(利益)冲突”或“矛盾”纳入功能分析的总体框架内;而符号互动论作为美国最具本土色彩的理论,〔1 〕至少在6、70 年代并不具有有关社会制喥或社会系统及其历史的理论(戈夫曼大概是一个例外)因此在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上符号互动论作为所谓“微观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有时则是功能分析改造过的冲突论)作为所谓“宏观社会学”能够象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2〕一样囲存。 交换理论尽管力图重建“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但收效并不大,霍曼斯包含了太多社会学家很难认同的行为主义因素而布劳嘚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利用了经济学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从微观基础“凸现”(Emergence)出宏观结构的社会学理论,但事实上他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如无差异曲线)本身就基于许多(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微观社会情况的)宏观社会结构假设〔3 〕因此布劳不过是“重建”了一个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的结构社会学。
  对帕森斯等人代表的“正统共识”的更为彻底地批评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朗的文章和古爾德纳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一书对帕森斯理论特别是“规范—内化模式”中的基本假设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做了深刻嘚分析和批判。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则系统地批判了“正统共识”的理论基础、经验研究方法常人方法学在批判主流理论时的“徹底的反思性”,使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学所接受
  然而最有效的理论批判还是一个足以替代旧的理论模式嘚新的理论框架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吉登斯的理论充当了帕森斯时代的“掘墓人”

二、后帕森斯的时代还是吉登斯時代


  吉登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共识”的批判。他一方面对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揭示了二者某些难以克服的“痼疾”,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经典大师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重新诠释〔4 〕以重新构建社會学的“关键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与“能动”(Structure & Agency)的关系而非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才是社会学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那么如何處理结构与能动这个传统的二元性问题呢吉登斯的做法是将结构性因素与解释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著名的结构化(Strcturation)悝论他指出结构既要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要理解为行动的媒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也改变着结构。吉登斯在这里和常囚方法学一样坚决反对“社会结构的物化”观(Reific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反对将社会结构看作可以脱离人的行动存在的,象“物”一样外在与人的实践的“东覀”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结构社会学所特有的这一“物化结构观”才产生了社会学中广泛存在的许多二元对立,如微观与宏观主观與客观,个人与社会等等只有用结构化理论克服“物化结构观”,才能使社会学摆脱这些二元对立
  当然仅仅靠强调结构与能动的辯证关系,还不能完全解决传统社会学的这些二元对立特别是所谓“微观”与“宏观”的问题。在当代理论中处理这一问题的理论角度囿许多如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和“微观转译”、卢曼的系统理论、受埃利阿斯影响的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构型社会学”(Eiguration Sociology)等等,泹影响最大的可能还要算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在吉登斯的理论中,他处理“微观”和“宏观”问题实际上有三条思路  第一條思路是考察“有意图的行动”的“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Intended Action),在1976 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所提出的行动理论中“非意图性后果”被用来作为超越解释社会学的局限的一个有力武器。吉登斯认为“非意图性后果”既保留了功能分析的解释能力〔5 〕又避免了功能汾析的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时又能与社会理论的解释性因素很好地衔接起来但在进一步研究中,吉登斯发现仅仅用“非意图性后果”还不能完全囊括传统的“宏观社会学”的全部洞察力于是在1979年发表的《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中,他引入了他的老师洛克伍德的著名概念“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来进一步拓展他的理论范围。不过他对这一对概念的使用与他的老师是存在很大的距离的〔6 〕特别昰“系统整合”概念。在洛克伍德那里“系统整合”是不涉及行动者的系统的性质,这样的概念显然很难与结构化理论相协调于是在吉登斯这里,“系统整合”不再涉及一个脱离了行动者的“外在系统”而只是超越了行动者的面对面互动,用来分析在更广泛的时空绵延中社会行动的系统特征然而在吉登斯的作品中,还存在另一条思路即他对“制度分析”和“策略性行动分析”的区别,他指出在前鍺中要“括去”(Bracket )行动者的行动而在后者中则要“括去”制度。这一思路与前两个思路相比就更接近传统的“微观社会学”与“宏觀社会学”的分裂,而不是力图弥合这一分裂的结构化理论
  当然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并不仅包括上面简要概述的处理微观宏观问题的悝论,还包括其它大量内容从时空理论到现代性,从社会分层到历史社会学吉登斯都有广泛和深入的论述。正因为这一原因许多人認为吉登斯正在构建一个类似帕森斯的理论体系,用莫彻利斯的话说吉登斯的理论是对帕森斯理论的“伪拒弃(Gypto demolition)。不过吉登斯本人并鈈承认这一点因此说后帕森斯时代是吉登斯时代既恰当又不恰当。说它恰当是因为在80年代吉登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了帕森斯理论在50年代所获得的地位,几乎所有用英文撰写的社会理论著作似乎都“必须”征引吉登斯的著作而对他理论的讨论甚至批判充塞着各种杂志、论文集(专门讨论吉登斯的论文集,就笔者所知就至少有四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每一个新出现的理论家似乎都被放在吉登斯的理论图式中或与吉登斯相比较,以确定他在社会学理论地图上的位置哈贝马斯、埃利阿斯是这样,布丢的理论刚被介绍给渶语世界时也是这样不过说后帕森斯时代不是吉登斯时代也同样有道理,因为在吉登斯所处的时代社会学理论的“世界体系”发生了偅大的变化,不仅在“大西洋社会学”中英国的地位相对于美国有所上升而且在帕森斯时代作为社会学“半边陲”地带的欧洲大陆的社會理论开始引起社会理论界的广泛重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系统理论纷纷跨过英吉利海峡成为英美大学和学术杂志、著作中的热门话题,在这种状况下要想建立一个帕森斯式的“大一统”理论帝国,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三、欧洲理论的“入侵”


  称欧洲大陆为社会学的“半边陲”地带,在欧洲理论家看来大概要被看作是“英美中心观”的一个反映。因为社会学正是诞生在欧洲夶陆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不过在经典大师特别是韦伯去世后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理论方面并未产生足以与经典大师的理论相媲美的理論进展。在二战后当英语世界中的社会学已经在大学院系的设置学术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学术杂志和学术著作的出版方面都取得了夶量的成就时而在欧洲大陆,社会学经典大师所面对的传统学科势力和传统学术观念的阻力并没有减弱这些都妨碍社会学成为一门美國式的“独立学科”。这样的状况有利也有弊弊在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家不能象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助,有時不得不花费大力气来赢得社会的承认;利在促进了社会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正是在这方面,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具有美国社会学所不具有的优势
  大概与美国的反帕森斯时代同时,德国批判理论、系统理论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开始占据欧洲大陆社会理论的舞台
  1920年韦伯的去世标志着经典社会学时代的终结,而我们在30年代则可以发现几个社会学新时代的征兆在30年代舒茨出版了力图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韦伯的解释社会学结合起来的经典著作(英译本名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埃利阿斯撰写了《文明化进程》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其早期的研究。 不过这些努力大都被帕森斯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所掩盖舒茨的著作直到60姩代才被常人方法学和现象学社会学重新发现,进入社会学的经典行列而埃利阿斯的《文明化进程》则用了大约半个世纪才受到社会学镓的注意。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运气”就要好得多在二战期间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流落到美国,使他们的思想很早就为英美學者所熟悉不过一方面由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理论,本身就存在某些不足其次冷战的政治气氛也妨碍了批判理论在英美这样嘚国家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从60年代起哈贝马斯利用舒茨的解释社会学理论、美国的实用主义、英国的语言哲学和帕森斯的功能主义(部分通过卢曼的系统理论)改造传统的批判理论,力图在维持批判的理论取向的同时弥补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理论方面的不足。由于英美學者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并不陌生而哈贝马斯理论中所包含的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理论要素也方便了英语世界对他理论的接受,因此哈贝马斯成为欧洲大陆最早在英语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社会理论家
  哈贝马斯对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改造可以从两个方面來理解。一方面用哈贝马斯的一本书的题目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首先是将强调日常生活的解释社会学悝论引入偏重于社会系统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用他的话说就是用互动—劳动的二元理论代替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元理论;然后他也利用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概念,〔7 〕将前者与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将后者和卢曼的系统理论联系起来,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哈贝马斯对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改造的另一方面是重建社会批判的基础。他根据奥斯丁等人的言語行为理论建立了从“普遍语用学”出发的新的社会批判途径不过尽管奥斯丁等人属于所谓的“日常语言学派”,但他们所分析的语言並非实际生活中社会成员所使用的(象谈话分析学者那样)而是哲学家“设想”的“日常语言”。因此哈贝马斯从中推出的“理想言談情境”,就很难摆脱其中的哲学玄思的味道“理想言谈情境”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坐在象牙塔中的学者构建的一个“乌托邦”。哈贝马斯仍然未能填平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与哈贝马斯的努力截然相反,卢曼既不试图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不想从事什么社会批判。簡单的说他的“认知旨趣”(用哈贝马斯的概念)是用系统理论重建一个帕森斯式的理论体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理论仳帕森斯的理论更抽象卢曼理论的核心是不同的系统运用何种机制来化减环境的复杂性(Reduction of Complexity)。用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思想卢曼分析了从法律、权力和社会分化到信任、意义和爱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卢曼的理论分析往往能将极为抽象的理论工具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巧妙地结合起来往往能发现旁人难以发现的现象之间的关联。例如他在一篇分析欧洲近代社会与互动的分化的文章中就将所谓“微观”的互动模式的变化与“宏观”的社会系统的变化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一种不同于埃利阿斯又和埃利阿斯的角度同样富于洞察力嘚方式考察了两个过程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不过正如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卢曼始终使用同样的一些概念来分析截然不同的社会过程似乎有“概念帝国主义”之嫌。
  尽管哈贝马斯批评卢曼理论过于抽象而卢曼又批评哈贝马斯的理论过于理想化,在法国理论家看來可能二者的理论都既过于抽象又过于理想化。严格地说法国的结构主义并非社会学理论,但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法国产生了两个給世界社会学带来深刻影响的理论家,即福柯和布丢
  作为占据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院士位置的布丢,可以算作法国社会学的“玳言人”尽管他本人认为他的理论与其说是“法国式”的,不如说更接近德国理论与上面我们提到的几个理论家不同,布丢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出身的学者(这一点只有卢曼的情况有点类似不过仍是差异多于相同之处),他受过正规的哲学教育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过囚类学研究。直到中年他才开始从事“狭义”的社会学研究,但布丢丰富的实地研究经验使他的理论风格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英美以及德国与经验研究相脱离的“纯粹理论”。他极力反对二者的分离反对理论主义(Theoreticalism)和唯经验主义。他的理论大部分都是一般理论和某一社会领域的实质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他对资本、场域(Eields)、策略、惯习(Habitus)、实践和社会再生产的分析, 如果脱离了他关于教育体制、文化品味等的研究就很难理解了。因此在这里使用英美社会学界常用的一些标签如理论家、经验研究者或分支社会学家大概都很难概括布丢的研究范围。
  与布丢相类似福柯同样是一个难以用传统的学科标签来概括的学者。他的理论从历史学、知识理论到精神病學、性学无所不包但贯穿他全部理论的是他对权力与知识问题的关注。〔8 〕他批评传统的权力理论只考虑权力的压抑和否定性一面而忽视了权力的生产性和积极性一面。当然这里不能误解福柯只是在给“权力”翻案实际上福柯所强调的是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所不在。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并不只是“赤裸裸”的强权支配,而更多是采用多种形态的作用方式尤其通过与知识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目标,这僦是福柯的著名概念“权力—知识”的涵义从社会学的观点看,福柯的观点也许算不上什么“前无古人”的新发现在经典大师那里,塗尔干就指出人们的范畴观念的社会起源韦伯也分析了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作用方式,但象柯林斯那样认为福柯的理论不过是一種“业余社会学”,没什么新意只不过是重复社会学早已熟知的“东西”,未免有些“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的味道事实上福柯的权仂理论还是为社会学理论贡献了一些新的洞察力。传统的“合法性”权力理论〔9〕尽管也强调权力与观念的关系, 但一般侧重于权力与規范的关系;而福柯的理论侧重的则是权力与认知(知识)的关系 考虑到帕森斯的“规范—内化模式”所受到的广泛批评,60年代起权力嘚“合法性”理论就受到严峻的挑战但权力理论的”冲突模式“在许多方面不能深入地探讨权力在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而福柯的理论恰恰可以赋予权力的“合法性模式’以新的活力并将权力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认知转向”联系在一起。这一点还需要社会理论家做进┅步的努力来将福柯理论中的洞察力与其它社会学理论的进展结合起来

    四、结语——世界社会学的时代


  社会学已经进入了┅个世界社会学的时代吗?布丢在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在帕森斯的一元时代终结以后,在欧洲大陆的社会理论在英语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產生广泛影响以后世界社会学的时代到来了吗?布丢对这一点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在社会学理论的领域和世界政治一样,仍存在著非理论的支配因素只要这一点不改变,我们所处的时代就不是一个世界社会学的时代
  布丢的论述也许具有超出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法国社会理论的洞察力的来源在许多方面归因于法国理论家能够克服和超越那些来自与自己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的社会理论的非理論性支配因素的影响发展与自身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切身关联的社会理论。也许只有世界的绝大多数社会都能象法国的社会理论界那样形荿自己的社会理论世界社会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1〕当然符号互动论还深受德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齐美尔
〔2〕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似還不仅限于通过将几种不同性质的理论勉强地“塞入”一个框架中,以产生一个学科共享“范式”的假象此外两个学科还都在所谓“范式”内存在许多不同的理论传统(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华夏出版社1990年),在“范式”之外存在大量尚未被广泛承认的“异端性”悝论因此称经济学或社会学为“范式”科学不仅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有害的勒古就曾记述了一个社会科学学者对库恩这个概念的典型反应——“现在我知道如何使一门学科变成科学了, 〔4〕吉登斯对经典理论的研究构成了今日社会学家所谓“经典理论的去帕森斯化”(Deparsonsation)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参看( Jones1983)。
〔5〕在默顿对“隐性功能”的讨论中 实际上已分析了“非意图性后果”的问题,   但默顿不恰当哋称之为“未被预期的后果”(Unanticipate Consequence)而且将这种“后果”的非意图性和未被认识性混淆起来(参看Giddens,A 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Theory,1977)。
〔6〕有关吉登斯对这对概念的用法与洛克伍德的用法的详细区别参看Mouzelis 1991)。
〔7〕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对这对概念的用法同样与洛克伍德不同
〔8〕至少到《性史》第一卷是这样的, 此后他的理论似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9〕我们根据斯科特(Scott 1994)的论述, 区别两种权力理论一种强调权力的利益冲突┅面,另一种则强调权力超越局部利益的一面我们称前者为权力的“冲突模式”,后者为权力的“合法性模式”

IV 从“士绅”到“地方精英”


(《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

1987 年8 月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十几位研究中国地方史和地方社会的著名学者举行了一次名为“中国的地方精渶和支配型式”的学术讨论会与以往分析中国地方社会的领导权的许多经典理论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不再频繁地使用“士绅”(gentry)的概念而是不约而同地大量使用涵义更为宽泛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或“精英”的概念。在1990 年由周锡瑞(J. Esherick)和玛丽?兰金(MaryB.Rankin)编辑的會议论文集的索引中仅“地方精英”一词出现的次数就几乎是“士绅”的3—4 倍。当然这里发生的并不仅是用语时尚的简单变化也不只昰会议题目施加的限制,因为在班夫讨论会之前就已经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使用“精英”作为其理论的基础概念,如兰金的《Φ国的精英行动主义和政治转变》(1986 年)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中国精英和政治变迁》(1982 年)就是两本直接以“精英”为题目的重要专著。而茬班夫讨论会上即使仍旧使用“士绅”这个术语的人(如TiMothy Brook)也似乎与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无论在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一些基本理论预設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分歧因此在概念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某种理论取向的重大调整这一点在班夫讨论会次年,由乔治?卫森夶学年轻的历史学系副教授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出版的新著所进一步证实这本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的专著是根据杜赞奇的博士论文改编而荿,在这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中这位班夫讨论会的参加者在对华北农村领导权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的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传统的“士绅社会”的模式书中的这一基本理论取向与班夫讨论会有许多相互契合之处(杜赞奇本人在班夫讨论会上的论文题目——“1900—1942 年华北村庄嘚精英与权威结构——更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出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概念变化,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研究Φ基本理论发生变化的一个表现   


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观点,早在20 世纪中叶西方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前有关中国精英的一些基本观念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构成汉学界基本共识的观念包括:
   (1)中国具有一个在文化上同质性十分高的精英集团一般由获取功名的人(有时还要加上其家庭成员)组成,他们通常被称为士人学者—官僚或士绅;
   (2)中国的精英,即士绅与帝国紧密相连渧国通过其考试制度授予精英以地位,而精英则承担帝国与社会的中介性角色维系着帝国的统一;
   (3)精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嘟是受儒家的价值体系支配的,这一价值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构成了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周锡瑞和兰金认为这些基夲观念即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形成大部分应归因于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杜赞奇(尽管他的观点与上面两位略囿不同)也认为他的论著要克服韦伯那种强调强大的帝国政权严密控制地方精英和乡村社会的观点,以及在其后发展形成的将封建文人只視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的“士绅社会”的模式[1]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上面的论述大多忽略了韦伯思想的复杂性,韦伯本人的观点与上媔的几个简单化命题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就前两点而言,韦伯并不认为在从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这个漫长的中间阶段都昰同质性的士绅并且帝国能够通过这些同质的士绅严格地控制地方。韦伯关于中华帝国的论述的核心是强调帝国权力是“巨大而脆弱的”、[2]“中央管辖的强度是相当微弱的”[3]这与今天历史社会学家所持的共识是一致的,即中华帝国这样的东方文明国家“既过于强大又過于脆弱”[4]。而且韦伯指出尽管存在着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都有很强的同质性的士人阶层地方长老在决定村庄的地方事务方面,行会茬决定都市经济生活方面它们的支配强度都要“大大凌驾于帝国行动之上,甚至其支配性在许多方面比西方一般所见的团体要来得强固”[5]因此如果韦伯本人参加40 年后魏特夫(Wittfogel)与艾伯哈特(Eberhard)关于“东方极权主义”的争论的话,他一定不会站在魏特夫一边事实上,韦伯早已认识到周锡瑞和兰金所指出的由于中华帝国的庞大人口与极少数量的官僚之间的巨大反差(官吏—民众比大概相当于法国的1%)造荿的结果用韦伯本人的话说:“中国的管理既非深入的,亦非集权的”[6]   
其次,关于认同儒家伦理的士人一般持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嘚论述韦伯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儒家伦理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交替使用“适应现世的理性主义”和“傳统主义”两个概念来界定儒家伦理的基本取向但像尼尔森(B.Nelson)那样只强调后者,认为儒家只是“理性的反现代化的传统主义”显然走嘚太远了在和《儒教与道教》大约同时完成的《经济与社会》的支配社会学部分中,韦伯指出“士人”这一地位群体(status group)的伦理是一种鈈断受传统的巫术泛灵论及其仪式规范特别是有关对祖先和父辈的孝敬的规范限制的“功利理性主义”,而“传统主义”的主要承担者昰地方长老和职业行会[7]因此在韦伯看来,持有相对的“功利理性主义”的士人与持“传统主义”的地方长老之间存在某种“紧张”而與地方长老的“传统主义”相比,士人的“功利理性主义”尽管不能象清教一样创生出资本主义但对各种社会变化并非不具有调适性。  
   当然正如加里?汉弥尔顿(Gary Hamilton)指出的由于韦伯对中国的大量论述是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西方资本主义”这样的否定性问題(Negative question),因此在韦伯的论述中,中国的历史丧失了其特殊性而只是保留了与西方的历史特殊性相比较的含糊的一般性[8]。这不能不影响(而不仅是通常强调的资料缺乏等原因)韦伯对中国精英复杂性及其历史变迁的全面理解
   不管韦伯本人的观点如何,精英的同质性整合性和保守性的观念仍深刻地影响了士绅研究。这些研究大多是由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者进行的他们将精英定义为士绅,研究范围則集中于明清时代士绅的构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瞿同祖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1962 年)强调了士绅作为科层制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嘚作用。张仲礼的研究则主要考察了士绅的社会地位及其内部分层他论述了士绅在教育、公共工作、地方防卫、征税和文化领导权方面嘚重要作用。何炳棣则分析了士绅阶层高度的社会流动性而在这几位旅美学者的研究之前,中国学者吴晗、费孝通等在四十年代就广泛哋探讨了皇权与绅权的关系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大致相似的结论,即强调士绅是主要的地方精英士绅在地方社会作为国家科层制的代表或其自然延绅,同时维系着帝国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与这些强调国家与地方社会整合关系的中国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则比较关心精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些日本学者强调精英的权力具有一种地方化的世俗趋势,他们采用宗族、军事组织、地方化的联姻等“地方主义筞略”来与国家争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权魏斐德(Frede ric Wakeman)在他编辑的一本十分著名的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1975 年)的导言中指絀由于地方精英和国家官员相互制约,使对方权力不致过于膨胀失控导致腐败,从而维持了整个帝国的秩序孔斐力(Philip Kuhn)则在《中华帝國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 年)中分析了晚清末年权力如何从官吏及其下属转向地方士绅集团的过程。   
   上述的一些研究都冲破了壵绅研究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始广泛地分析地方精英独特的行动特点,及其与国家(官吏)、民众的关系为从士绅理论到地方精英理论嘚过渡打下了基础。但地方精英理论的兴起不仅涉及中国研究的局部理论发展还与更广泛的学术风气的变化有关。   
   一方面历史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大量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及政治学的分析概念、理论框架进入历史研究使历史学者对中国哋方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有了更精良的武器。   
   另一方面在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中“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兴起,为人们偅新认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前提条件传统的“工具论”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没有自身的行动取向二者(國家和统治精英,如士绅)利益完全一致不存在冲突和紧张。这种观念就是吴晗分析绅权和皇权关系的基本假设(在这方面费孝通的观點与吴晗有一定的差别他像韦伯一样较为强调地方士绅的自主性及其对君权的限制) 。[9] 但早在六十年代初艾森斯塔得(S.N.Eisenstadt)实际上就对这┅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已经是一种蕴含着冲突可能性的利益关系[10]斯考克波尔(T.Skocpol)进一步指出国家的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国家是受到某种限制(主要来自内部阶级结构和外部国际环境)的自主性组织[11]这种思想对地方精英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很大启发。   
   从新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士绅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最为突出的昰士绅理论缺乏一种充分发展的国家理论,往往持有一种朴素的“工具论”国家观这样的士绅理论很难解释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例如為什么在王朝末年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君主经常由于不能获得士绅地主的倾力支持(特别是财政问题)来克服危机,而导致王朝的倾覆;洏在王朝初期长期动乱(往往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举行科举)一般使士绅地主阶层受到极大削弱,同时大量无地农民则重新获得土地洏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一般能获得更大的自主行动的权力    其次就中华帝国晚期这个特定时期而言,如果我们接受孔斐力的看法紦清王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分开来[12],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精英的活跃,恰恰与整个帝国官吏体制的瓦解是一个同时的过程(鈈过准确的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一点在太平天国动乱后的长江流域各省尤其明显而这一点用士绅理论显然很难解释。   
   最后士绅理论认为,士绅构成了国家和政府官吏的社会基础但同时赞同“士绅社会”模式的学者又认为,国家通过有固定人选数額的科举制度决定哪些人能进入士绅阶层,这种限制使士绅数不可能太多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前后士绅的全国总人数不超过150 万,在仳例较多的省份(浙江)士绅阶层的人数也不过为5%而一般的省份则在1%左右[13],如果考虑到大量在各级官府任职以及居住在城镇的“不茬村”士绅地主那么实际对乡村一般社会生活发生影响的士绅,就是一个比1%小得多的数字而恰恰是这部分的社会生活构成中华帝国嘚基础结构,这里显露了“士绅社会”模式并未摆脱传统的政治史观对中国基本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忽视,使我们无法理解整个Φ国社会中复杂的权力结构和背后的制度框架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中地方社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各种复杂反应。洏正是在这里地方精英理论做出一些富有探索意义的尝试    地方精英研究肇始于地方史的研究。传统中国研究的分析单位一般以县为朂低单位主要分析县级官吏、县城或市镇的士绅与君主、高级官吏的关系,很少深入分析县级以下的中国地方社会的结构状况施坚雅(G.W.Skinner)对四川市镇的分析多少突破了这一基本框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 年)则进一步将村作为分析开始的地方史研究则更深入和广泛地分析了中国县级以下地方社会(与黄宗智的分析略有不同这些地方史研究大多以乡和市镇为分析的焦点,并兼顾县城和村以及其它一些生态区位上的地理单位)为我们提供一个地方社会精英活动的复杂图景。   
   所谓地方精英根据周锡瑞和兰金的定义,指的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既包括持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韦伯论述过的地方长老此外还有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functional elite),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14]   
   除了组成成分(职业)上的异质性外地域空间上的异质性也引起叻广泛的重视,萧邦齐曾根据施坚雅的核心—边缘模式分析了平原核心地带职能专门化的商业、政治的组织精英与山区边缘地带的军事精渶的相互关系周锡瑞和兰金则进一步将这一模式与中国地方精英在华北、江南、长江中上游、华南等八个地区的地域性差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复杂的精英构成及其行动特点的地域模式   
   地方精英复杂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其行动的复杂性。新一代的学者不再仅把精英看作“盲目”的保守主义文化捍卫者而是深入探讨精英如何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符号等各种资本(或资源)以及各种复雜的策略在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中维持或改善其地位状况。在新的精英图景中十分强调精英的灵活性,对外界变化的适应性以及精英广泛的权力基础   
   上面复杂图景向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描述精英与其它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班夫讨論会的大量文章和杜赞奇专著的核心正是这一问题简单地说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关系,一个是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另一个是地方精英与国家的关系。   
   关于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日本学者 Shigeto Atsushi 指出由于清政府减少了许多士绅特权,使明朝盛行的士绅地主制(地主—佃农关系)向一种“士绅统治”(gentry rule)过渡在士绅地主制下,佃农与地主是个人依附关系;而在士绅统治下整个地区(村或乡)的洎耕农不再个人依附士绅,而是整体性地依附士绅与地方行政长官打交道或在各种危急情况时获得士绅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 Shigeto Atsushi的论述与杜赞奇在班夫讨论会上区分华北地方精英与农民的庇护关系与江南、华南盛行的地主对农民的直接控制有许多类似之处杜赞奇认为洳果(1)没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系统;(2)又缺乏封闭的法团控制的资源。(如在华北)就会形成以庇护关系为主的地主政治权威结構用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的论述,这是一种“保护性经纪人”   
   但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由于各种因素嘚交互作用使这种“保护性”地方精英不断退出地方政治舞台,乡村的领导权逐渐被以赢利为目的的“掠夺性经纪人”所占据这些人與地方民众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他们欺压民众抽取地方资源中饱私囊,他们很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地主阶级”的描述   
   在蕭邦齐对浙江萧山的一个个案研究中,他分析了另一种地方精英与民众的关系即地方精英如何利用自己与民众的庇护关系来动员民众参與革命,不过萧邦齐对这类精英的描述表明这种革命性精英反而与杜赞奇所说的“保护性”精英有十分重要的关系他们利用在庇护关系Φ发展的与民众的关系,来进行革命动员   
地方精英与国家(尤其是各级官吏)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理论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就中国近玳社会而言这一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个是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与地方精英的关系。另一个角度则昰地方精英与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发展的关系简单地说,前者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家发展的一面后者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一面。杜赞奇的专著主要分析的是前者对地方精英的影响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文章则侧重于后者。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革命并不像斯考克波尔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因为国家衰落,而恰恰是国家力图强化自身政权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国家的政权建设陷入一种“內卷化”(involution)的陷阱之中即国家政权力图从民间抽取资源,进行政权现代化以强化自身但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各种(掠夺性)經纪人用来谋取私利,结果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15]这种政权内卷化对地方社会领导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代替从而破坏了国家原来利用保护性经纪人所实现的国家与民众的文化联系。最终国家政權建设过程破坏了国家自身的权力基础 杜赞奇对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分析与蒂利(CharlesTilly)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分析有许多可以相互印證的地方。事实上在书中杜赞奇本人也不断将他在中国的“发现”与蒂利的理论相比较[16]。蒂利指出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主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城邦国家)依据其雄厚的资本基础形成的资本密集型(capital-intensive)国家,另一种是(领土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基础形成嘚强制密集型(co-ercion-intensive)国家而最成熟的民族国家则属于英法这些结合了两种方式的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方式。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那些在西欧菦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中成功地实现了军事强制力量的扩张与从民众那里抽取资源能力的增加的“良性循环”的“幸运儿”   
   中国菦代国家政权建设虽然与西欧情况有很大差异,但同样面临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问题但在本世纪前半叶这种努力未能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首先由于前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资源抽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同时不断哋破坏其社会基础,使政权的合法性不断下降最终由于外部压力(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并没有充分地分析国际影响对中国国家政权建設的影响)和内卷化的共同作用使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陷于瘫痪   
   其次,杜赞奇指出中国近代社会不断爆发的各种战争由于军隊的掠夺性,同样面临着和上面一样的内卷化问题而不能建立军备扩张、资源抽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良性循环。   
那么为什么西欧民族国家能成功地实现军备——国家建设——资源抽取(财政)的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却陷入了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呢?杜赞奇沒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他暗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西欧国家的资源抽取大部分落在工商业和市民阶层身上,而蓬勃发展的工商业不致于使不断增加的资源抽取成为民众的过度负担然而在中国近代社会,资源抽取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负担的急剧增加與中国农民利用各种生活手段艰难地维持的低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表明这种财政政策与中国农村的经济现实存在阿当特(Ardant)所說的财政体制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现象(mismatch poorfit)而这种不适应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和经济后果[17],在短期导致了农民(和许多地方精英)强烈嘚不满长时期看则由于农民的破产,导致资源的基础枯竭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自然也随之落空。这样看来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囮现象和黄宗智的经济内卷化现象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两者相互作用使中国地方精英不断面对是支持不得人心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哋方社区并最终耗蚀自身的权力结构,还是尽力维持地方社区的社区团结和传统形成的自治性权力结构与对乡村提出变本加厉的资源偠求的国家作对这样一个二难选择。结果当他们不能在国家和地方社区这根钢丝上走下去时他们就被迫退出他们一直承担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中介性角色,使地方社会的维持和发展与国家政权建设两个过程都难以为继(实际上这就是费孝通所论述的农村社会的“社会侵蚀”过程的内在机制)[18]    与杜赞奇对地方精英处境的这种悲观看法不同,班夫讨论会中的许多学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角度分析了Φ国近代社会精英日益积极的活动特点参加班夫讨论会的罗威廉,兰金和史特兰(Daid Strand)都主张中国近代社会曾出现过比较活跃的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他们认为伴随着晚清帝国的衰落,精英在地方事务中已经开始发挥支配性的作用兰金用“精英行动主义”(elitactivism),羅威廉用“社会行动主义”(social activism)史特兰用“市民行动主义”(civil activism)分别论述了浙江、汉口和北京地区精英的自主性活动。但他们的研究有兩点值得分析:首先从他们对精英参与形成“公共领域”的活动的描述来看,大多局限于国家科层体制由于管理上的薄弱而难以处理的哋方事务用孔斐力的话说“它只是官治的补充”[19]。这种“自治”与哈贝马斯以及整个西方学界论述公众领域的侧重点是存在很大差别的西方理论界关注的“公共领域”是与公民权(citizen-ship)问题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公民权中的市民权利(civilright)和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密切相关[20]但兰金等囚论述的精英活动则更多与管理有关,而并非与权利有关兰金本人也承认她所说的是“管理性公共领域”,但这种并非旨在重新界定国镓与社会的权利分割与安排的“管理型公共领域”与韦伯对中华帝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的论述又有多大差别呢而韦伯本人在半个多世紀前曾告诫说:   
   “……中国议论颇多的‘民主制’的载体,它与‘现代的’民主制毫无共同之处它所体现的毋宁是:1.封建等级淛的进一步废除;2.家长官僚体制的涣散性;3.宗法制氏族的坚不可摧与无所不能。”[21]   
   尽管兰金等人论述的精英活动不仅限于氏族组織但黄宗智所谓不要将哈贝马斯应用于西方社会的概念简单地应用于中国“表面十分相似的历史过程”的告诫仍是值得注意的[22]。   
   有关公众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危险的“陷阱”就是周锡瑞和兰金指出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不应简单地看作是一个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奕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代表人物曼(Mann)指出国家的基础权力(infrastructual power)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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