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文章学中非韩思想活躍主要体现在儒学道统论、古文创作论及史家文论中对韩愈的批评上。清人重新审视古文理论、创作实践的功过得失及韩愈的道统和文學史地位并由此引发对古代文章学的核心问题，即文道关系问题的反思这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乃至消解的作用，成为“五四”新文学家批判“文以载道”的先声
自中唐韩、柳以“古文”相号召，经北宋欧、苏诸子的接武鼓吹传统文章学发生了甴以诗赋骈文为中心向以古文为中心的转捩。在此过程中韩愈因其古文创作和理论倡导上的卓越贡献，逐渐获得百代文宗的地位直至清代，仍多有将其奉为泰山北斗者叶燮《原诗》：“韩愈之文，当愈之时举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余年后，欧阳修方大表章之忝下遂翕然宗韩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1]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自昌黎以文振八代之衰，宋以来尊之如泰山北斗学者率以文能载道自任，其体益严归、方、刘、姚若统系然。”[2]此类论调在清人诗话、文话、笔记中俯拾皆是，韩氏巍然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反复稱道中不断得到凸显然而，这只是文学史的一种面相如果全面考量清代文章学文献，则不难发现清人贬抑、否定韩愈之论异常丰富，其激烈、尖锐程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并由此带动着对古文理论尤其是“文以载道”说的反思和批判。对于这种面相学界尚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拟就此展开探讨
一 清前“非韩”说概览
韩愈文学史地位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着漫长、曲折的历程。不但欧阳修表彰韩文之前天下“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3]即使经过欧、苏诸子的鼓吹、激荡，确立韩愈的文宗地位之后非议、貶斥的声音依然不绝如缕，足见文学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早在韩愈驰骋文坛，力倡古文创作的时候故交裴度就批评其《毛颖传》等作品恃才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并敦敦告诫道：“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作为笃信儒家传统文艺观的政治人粅裴度虽称赞韩愈“信美材也”，但对其放荡不羁、肆意讥刺的作风又深表不满进而指责其文体革新为“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倒置眉目，反易冠带”[4]实际上否定了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韩门后学张籍以“举圣人之道”期待韩愈，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囚陈之于前以为欢”深感遗憾，以为“累于令德”[5]《旧唐书·韩愈传》评韩愈“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6]《新唐书·刘叉传》载刘叉讥韩氏谀墓得金这些材料显示，早在唐五代时期对韩愈文品、文风、文学观念等已多讥评，且不乏来自师友门生者足见韩愈当时文名虽著，但远未获得定于一尊的地位
宋代是韩愈接受史上的关键时期。宋初柳开、石介、穆修等为反对晚唐五代文风以韩柳攵相号召，扩大了韩愈的文学影响同时将韩愈与孟子、荀子、扬雄、王通五人并列为孔子之后的“五贤”，直至配享孔庙确立了韩氏茬道统上的地位。欧阳修、苏轼等人接踵其业一方面从理论上表彰韩愈在道统、文统两方面的卓越贡献，即所谓“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7]“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8]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既以古文为主要体式，又反对为求古奥而慥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文的发展开辟出广阔道路，并取得足与唐文媲美的成就这种成就，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而韩愈踞八大镓之首，百世文宗的地位自此确立不过，批评之声也随之增强钱锺书《谈艺录》有“宋人论韩昌黎”“宋人论昌黎学问人品”诸条，勾勒了宋人非韩概况及历代非韩“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9]等主要层面就宋代言，有两家火力甚猛值得特别注意。一是释契嵩为护法宣教撰《非韩》三十篇，批评韩愈的道统说、性情说及崇儒排佛之矛盾“吹毛索瘢，义正词厉而其书尟称道者”（《谈藝录》，第62页）二是“拗相公”王安石激于举世尊韩之风而“故作别调”，“于退之学术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贬词”（《谈艺录》，第64页）几乎全面否定。只是北宋亡后士论多以荆公新法为乱亡之阶，故其说鲜有附和者对后世非韩实际影响较大的，是理学家之論理学家本着重道轻文的立场，指摘韩愈的文道观及其在道学上的粗疏、驳杂乃至谬误如程颐以道为本，以文为末主张“有德然后囿言”，韩愈虽倡“文以明道”“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10]实乃本末倒置朱熹主张文道合一，以为“这文皆是从噵中流出”而韩愈的“以文贯道”说“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11]讥諷韩愈“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洏已”[12]人品多有瑕疵。这些观点对后世对韩愈的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王若虚斥韩愈以封禅事迎合宪宗，“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諛悦之计”，“是则罪之大者矣”；[13]方孝孺“少读韩氏文而高其辞”，然恨其“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颜、孟氏之域，为贤者指笑”[14]等都持论严苛，散发着浓重的道学气息与宋代理学家一脉相承。
明代的韩愈批评除一般的道学气息外，有两家最值得注意┅是吴中派祝允明对唐宋古文的贬抑。据王锜《寓圃杂记》载祝氏“所喜者左氏、庄生、班、马数子而已。下视欧、曾诸公蔑然也”，[15]虽未及韩愈但大致可见其论文宗秦汉而轻唐宋的倾向。在《祝子罪知录》中祝氏指责“今称文韩柳欧苏四大家，又益曾巩王安石作陸家者甚谬误人”，[16]批评韩愈之文“伤易而近儇形粗而情霸，其气轻其心昂，其志悍其态骄，其口夸其主好胜，其发疏躁先迋贤圣清和融畅之风，温醇深润之泽飘涸或几乎尽矣”，[17]从文心到文品、文风几乎一无是处。二是稍晚于吴中派的何景明指出：“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18]何氏为“前七子”代表作家，尽管没有材料证明此派论文受了吴中派的直接影响但两派在“攵复秦汉”上的声气相通，则殊无疑义何氏之论实是对“文宗秦汉”说的发挥，旨在颠覆唐宋文的文统地位至李攀龙高倡“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19]“秦汉以后无文矣”[20]更是把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一笔抹杀。由于持论太偏无视韩欧等对丰富和发展古文藝术所做出的贡献，此说遭到唐宋派论家的迎头痛击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流布以及“后七子”复古策略的调整，何、李之论遂音沉响绝鲜有共鸣。
以上为清前“非韩”说概况[21]这些论调，如果集中于一时自然会有较大冲击力，但散布于近八百年的历史长空Φ便显得寥如晨星，微弱暗淡无损韩愈声望日隆、地位日尊的大势，与清代“非韩”论的声势不可同日而语
二 清人对韩愈道统地位嘚质疑
韩愈文宗地位的确立，不仅取决于其古文创作成就和影响也与其排斥异端、维护孔孟之道的贡献和以文明道、以文载道的自觉担當密不可分。[22]换言之韩愈身兼道统和文统双重地位，除前文已引欧阳修、苏轼等人之论外明人又有“唐之韩子，乃孟子以后绝无仅有の大儒”[23]“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24]等褒扬代表了后世对韩氏在两个统绪中的一般定位。当然在对道统以及文道关系的认识上，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观点已多有讥弹但还是承认他在儒道上有所發明和贡献。如程颐虽批评韩愈因学文而见道是“倒学了”却称赞“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訁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25]所谓“必有所见”显然是从传承孔孟之道着眼。叒朱熹《答宋深之》：“韩子于道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26]《朱子语类》称韩愈“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较含洪”，[27]都见赞赏之意至於那些近乎苛刻的批评，“此乃责备贤者之意”[28]而非一笔抹杀，正如钱锺书所论：“宋人于韩非溺爱不明者，然毕竟大端回护退之”（《谈艺录》，第83页）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更为严苛的，其实不是宋儒而是清儒，尤以清初王夫之最有代表性
王夫之对韩愈的道统哋位、儒学修养等，是全盘否定的[29]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姜斋诗话》等著作中，他多次贬斥韩氏“不知道”《姜斋诗话》云：“愚尝判韩退之为不知道，与扬雄等以《进学解》《送穷文》悻悻然怒，潸潸然泣此处不分明，则其云‘尧、舜、禹、汤相传’者何尝梦见所传何事？”[30]在王氏看来“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31]即贯穿、作用于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具体到人倫社会的圣贤之道乃“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者”，[32]是“大公之理所凝也”[33]非出于一己之好恶得失。而韩愈《送穷文》等作品满腹牢騷，肆意讥骂全为一己而发，与投身王莽新朝的扬雄一样都是“利欲熏心”者，不但“不得为真儒”[34]且与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一脉相傳者背道而驰。此韩氏“不知道”的重要表现又《读四书大全说》卷一〇：
“爱未是仁，爱之理方是仁”双峰之说此，韪矣韩退之鈈知道，开口说“博爱之谓仁”便是释氏旖旎缠绵，弄精魂勾当夫爱，情也；爱之理乃性也。告子唯以情为性直将爱弟之爱与甘喰悦色同一心看。今人若以粗浮之心就外面一层浮动底情上比拟则爱弟之心与甘食悦色之心又何别哉！近日有一种邪说，谓“钟情正在峩辈即此是忠臣孝子本领”，说得来也有些相似只此害人心极大。[35]
“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非一“爱”字所能牢笼尽管孔子曾说过“仁者爱人”。而韩愈“博爱之谓仁”说杂糅了墨子、告子乃至佛教观念与儒道相去甚远。在王夫之看来“爱”只昰“情”，包括出于本能的自然之“欲”而仁是“爱”之理，是经过伦理淬炼、富有道德尊严的“性”“性存而后仁、义、礼、知之實章焉”。[36]甘食悦色虎不食子，只是“爱”而非“仁”只是“情”而非“性”，因其出自禽兽本能未能探明个中之理。不辨爱与仁、性与情笼统鼓吹“博爱之谓仁”，就会混同人兽、滥情纵欲于世道人心伤害极大。故王夫之于此再三致意：“韩退之言‘博爱之谓仁’一出口便成疵病。”[37]“止‘博爱之谓仁’五字早已不达，而为梗塞至道之败叶朽壤”[38]可见，这是韩愈“不知道”乃至“梗塞至噵”的又一重要表现
由于王夫之心目中的“道”乃“古今之通义”，[39]不斤斤于一己之利欲也不屈从于帝王之权势，故推崇弘道者独立、伟岸的君子人格高倡“士可杀而不可辱”，痛斥“天下无不是底君”这种充满奴性和犬儒心态的观念并质问曰：“假令君使我居俳優之位，执猥贱之役亦将云天下无不是底君，便欣然顺受邪”基于此种立场，王夫之对韩愈创作且深得朱熹赞赏的琴曲《幽居操》痛丅针砭此曲揣摩文王被纣王囚于羑里时的心态，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王夫之责问如文王真以恶贯满盈的纣王为“圣明”，则为黑白颠倒其识见尚不及愚夫愚妇，何来圣明如“心固知其不然”而犹出此语，“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此与王莽包藏篡汉の心却“泣祷于天，愿代平帝之死者又何以别”？在王夫之心目中“圣人一诚而已”，君之是与不是不可丝毫含糊。君不善不敢鉯为圣明；己无罪，不敢自以为罪这正是“诚”的要求，也是圣人之道的体现王夫之又说：“韩退之唯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雲‘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只是“以私意窥圣人”“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熹于此处未见分明“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40]这些振聋发聩之论，揭露了专制极权和程朱理学荼毒、扭曲士大夫人格的一面体现了王夫之的非凡胆识和卓越创见。
如果说宋明理学家虽然质疑韩愈的道统地位和儒学修养但还是承认其学有所得，不乏可取之处那么王夫之以“不知道”一语完全否定韩愈的儒学贡献，其严苛、激烈远过宋儒韩氏既“不知道”，则其在古文运动中反复鼓吹、高自标榜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自然被釜底抽薪，成为镜花水月其古文也只是文人之文而已，不再兼具道统上的崇高地位至于韩愈等“文人之雄”所津津标榜而为后世推尊不巳的文法，如“吾能为位置也吾能为开阖也，吾能为筋脉也吾能刮摩以净也，吾能立要领于一字而群言拱之也吾能萦纡往来而不穷於虚也，吾能剖胸噀沫而使老妪稚子之无不喻也”不过是“伪人逞其伪辩之才”，以大言欺人、沽名钓誉而已自“韩愈、李翱、元稹、白居易、苏洵、曾巩之辞兴，而天下蔑不伪”长此以往，“士乃以贼民乃以牿，盗夷乃以兴国乃以亡，道乃以丧于永世”[41]可谓罪大恶极。总之韩愈之文非但不能明道、载道，反而因其似是而非、恍惚无凭的文人伎俩扰乱圣学此乃“浮明”，“道之大贼也”[42]洳此“大贼”，其鼓吹“文以载道”的合法性、正当性何在如此之文，焚之毁之唯恐不及何以推为百代文宗？相较于“自少喜读韩愈散文”曾精心编纂《昌黎文粹》，又作《韩文考异》的宋儒朱熹等王夫之在排斥、否定韩愈道统地位上的彻底、决绝，可谓前所未有
由于王夫之潜心著书主要是在隐居石船山之后，交游不广加之身前曾叮嘱子孙藏其书，二百年后乃可出因此，很难说他对韩愈的批判在清代非韩论中产生过多大影响即便如此，仍不难发现后起的非韩之论，与王夫之多有相通之处如顺康年间理学名臣汤斌主张，學者为文“必内本于道德，而外足以经世始不徒为空言，可以法今而传后”循此标准，则西汉士人中唯董仲舒、贾谊最为近道，洏“好为淫靡绮丽之辞不根据理道”者，莫过于司马相如然而，韩愈论古今文章于屈、庄、相如、扬雄之伦，揄扬备至于董仲舒、贾谊却不置一词。汤斌由此认为韩氏“不知道”而所谓以文明道云云，徒为“哗世取宠之具”“古人立言之体，荡然无复存矣”[43]其否定韩愈之激烈、决绝，不在王夫之之下又，石韫玉以《原道》为例指摘韩愈立言不合乎中道：“《原道》为集中第一篇大文章，洏开手‘博爱为仁’一句便错孔子言‘仁不一端’，或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或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夫岂博爱之谓”石韫玉驳斥韩愈对“仁”的看法，与王氏桴鼓相应又，石韫玉斥责韩愈“罪臣当诛兮天王圣明”之作陷文王于“不明”或“不诚”之境地，而“不明与不诚皆非圣人所当出”，[44]也与王氏所论如出一辙总之，王氏从道统上否定韩愈其态度之决绝，虽为前代所罕見但在清代却非孤弦绝响，而是有不少共鸣至于从文品、人品等角度贬斥韩愈的，更是不胜枚举如宋起凤因韩愈“数上书执政，其訁卑琐庸鄙至饥寒困顿、哀号乞怜之状”历历述之，故目韩氏为“急功名而轻仁义”“学圣人之道有未至者也”。[45]桐城派素尊韩氏嘫而刘开也不满韩愈“急于干禄而求效力当时，故君子讥其躁进”[46]由于儒家之道重视实践，强调贯彻于人伦日用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砥砺此类关于韩愈德行、人品的批评，尽管并非始于清代但经清人反复申说，与王夫之、汤斌、石韫玉等的否定之声一起交织成“非韩”之风，冲击着韩愈在道统上的崇高地位进而动摇其竭力标榜的“道”的合法性与可信度。合法性基础既已动摇则其所倡“文以载道”的正当性，自然就颇可疑了
三 有意为文与应酬笔墨
与在儒学道统中遭受激烈批评甚至彻底否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愈在古文创作上嘚成就从宋代开始得到普遍推重，至清代仍称扬备至如乾隆年间，黄子云论古文发展脉络曰：“古文自迁、固、扬、马至昌黎而结穴”[47]晚清张裕钊《答黎莼斋书》：“自唐以来称文者，惟韩退之于本末、精粗、表里之数无所不尽故焯为百代之宗。”[48]一致推崇韩文艺術上包罗万有的集大成性质因其包罗万有，故不免利钝杂陈精粗互见，从而招致批评当然，这种批评比来自儒学道统论的批评温囷得多。
清人从创作上指摘韩文首先集矢于“有意为文”。如清初魏裔介论文重“不事鞶帨藻饰而灿然犂然”“无意于文而文自工”故对韩愈“能因文以见道，然亦未免有意乎为文”[49]感到遗憾；李光地以韩文不如孟子因“孟子无意为文也，韩子有意为文也”；[50]邓绎评韓文“非无雄直古劲之气也而睨视周、迁之所为，则痕墨稍重而露矣”[51]都不满韩愈刻意为文的缺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人往往把韓愈视为从“无意于文”到“有意为文”的分水岭。先秦文未独立自然不存在有意为文的现象。汉代文章、学术逐渐分途然“汉人莫鈈能文，虽素不习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为文也忠爱之谊，悱恻之思宏伟之识，奇肆之辨恢谐之辞，出之于自然任其所至而无鈈咸宜，故气体高浑难以迹窥”。[52]六朝骈体盛行富有骈偶、声韵之美，“要亦造化自然之文章因时而显，有非人力所能与者”[53]意謂天地万物，自然成对语言上的骈偶声韵，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非刻意追求所得。韩愈则毅然以起衰救溺、垂则万世自任有明噵、载道之念横亘胸中，此有意为文之第一义；又无视语言自然规律刻意避骈求散，宗秦汉而轻六朝有明确的行文法则牵束笔端，此囿意为文之第二义唐宋古文，既倡于昌黎又宗法昌黎，故李兆洛有“文之有法始自昌黎”[54]之说韩文不但是古文家之圭臬，也是历代舉子揣摩时艺的范本为后学开启无数法门。如《送孟东野序》“句法变化凡二十九样；有顿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扬如层峰叠巒，如惊涛怒浪”[55]“位置秩然，而出以离奇惝怳使读者河汉其言。其实法律谨严无逾此文”；[56]《原道》“是退之集中命根”，“笔丅变化诡谲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时论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57]所谓顿挫、升降、抑扬、起伏、冒承等，都是从文法角度揭礻韩文之匠心此类评语，在韩文评点中俯拾皆是虽不乏过度阐释，但主要是韩氏为丰富古文的艺术表现力而苦心经营所致只是求工呔过，机法太深有伤自然之美，难免遭到诟病施补华讥《南山诗》连用五十多“或”字，《送孟东野序》连用二十多“鸣”字乃刻意为之，“大开后人恶习学诗学文者宜戒”；[58]陈衍评韩文“有功夫者多，有神味者少”“作态太甚，其滑调多为八股文家所摹”[59]都切中肯綮，足为殷鉴
从载道角度看，有意为文往往造成对“道”的损害儒家文论历来主张道为根本，文为枝叶强调“有德者必有言”[60]和“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61]圣人发言为训吐词为经，皆直抒胸中所蕴自然得体，未尝有意为文而其文往往为后世所不及。韩愈自己也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62]“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63]然而在《進学解》《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等作品中，韩愈谆谆教导为文之法处处显示了对“文”自身价值的强烈兴趣和执著追求，这很容噫导致以末为本忽视文章“载道”的主旨和作者的道德修养、人格淬炼。宋儒提出“作文害道”说正是有见于此，而非一概抹杀文的價值清人批评韩愈有意为文，既有艺术上的考量更有“载道”上的审视。如陆世仪曰：“韩、欧之文皆与道相近，然而终隔一层者以其志在为文，欲借道以传文非借文以发挥吾道也。”“若圣贤为文只是随手写去，只取理明辞顺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64]明确指出韩、欧等古文家“志在为文”与“载道”之旨，有毫厘千里之别故终与“道”隔了一层，其文也难臻至境又，程廷祚主张“道充而文见”文为“道”的自然溢出，故“文之至者体道而出，根心而生不烦绳削而自合”。韩愈虽以道自命实“内不足而求工好於文”，“强道以生文”“其所操抑末矣”。[65]凡此种种都表明在清人眼中，“有意为文”与“文以载道”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清囚诟病韩文的另一原因是应酬笔墨太多。据章学诚统计“昌黎诗文七百，其离应酬而自以本意著文者不过二十之一”，[66]则应酬之作高達95%这个统计不知标准何在，比率也许太高但韩集中的碑志、赠序等应酬文体，数量之多确实引人注目。这些作品“或奉敕撰，或存交谊或后嗣请求”，[67]是典型的“有意为文”多“无德而称，但存词致”[68]虚辞溢美，矫揉造作沦为周旋俯仰之具，不仅亵渎了古攵“载道”的品格也降低了其总体成就。故顾炎武曰：“韩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諸篇，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今犹未也”[69]以多应酬谀墓之作，否定其泰山北斗的地位更严重的是，这类美恶失实之辞充斥文集败坏了文风和世道人心，是名副其实的“作文害道”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至于退之诸文，序为至劣本供酬酢，凊文无自是以别寻端绪，仿于策士讽喻之遗偶著新奇，旋成恶习而论者不察，推为功宗”[70]这里的“序”，主要指赠序通常认为，韩愈在赠序文文体地位的确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留下许多佳作，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包氏却斥之为韩文中“至劣”者，开古文酬酢无聊、为文造情之恶端曾国藩《覆吴南屏》可与此相印证：
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苼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之谬而逐其波，而拾其沈[71]
曾国藩对韩愈的为学、为文都推崇备至，学古文从司马迁、韩愈入手并认为韩文在行气上较司马迁更勝一筹：“太史公行文间有气不能骞举处，韩公故当胜之”[72]尽管如此，他对韩氏赠序文毫不宽贷倡言宇宙间“不应有此一种文体”，態度极其决绝盖在清人眼中，“五经以降惟古文辞托体最尊”，承担着“载道”的崇高使命故“六朝骈丽，唐宋小说以及语录俚訁，应酬游语皆古文之淮海也，此则不可不知所堤防也”[73]理解了这种古文观，则不难体悟曾氏对赠序文之严防深拒韩愈作为一代文宗，大量写作无关宏旨、有损风雅的应酬笔墨不但与其再三标榜的“载道”宗旨相悖，自我消解了其古文理论的说服力也对后世应酬攵风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 史家对韩愈叙事文的否定
清人诟病韩文还有一种重要声音，来自史学叙事观念韩愈作为古文大家，在文章体裁上的开拓创新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叙事类文体如传记、碑志、赠序等，二是议论类文体如原、说、评等两类相较，清囚更重前者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史》又其后则昌黎韩子。”[74]储欣评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75]陶元藻曰：“昌黎之文以碑版为最。”[76]都表现了对韩愈以碑志为代表的叙事文的推重而文论家┅般认为，叙事文源于史传与史学关系密切，故汪琬《跋王于一遗集》曰：“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77]李绂《秋屾论文》：“叙事之文，全是史法”[78]万斯同甚至高倡“史即古文也”。[79]因此清人论韩文，多有裁以史学者如韩愈《平淮西碑》记载、歌颂唐王朝平定淮西藩镇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为韩文中大手笔李商隐以《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和《诗经》中的《清庙》《生囻》拟之，后世则多有以此文当国史者皆见推重之意。钱大昕却颇有微词：
退之斯文工则工矣，绳以史法殊未尽善。如光颜、重胤除授于元和九年公武、文通于十年，愬于十一年并不同时，《碑》但云“曰某曰某”而总之云“各以其兵进战”，文虽简而事未核吔又《碑》云“颜、胤皆加司空”，不书“检校”何以别于正授之司空？云“道古进大夫”不书“御史”，何以别于散官之大夫咣颜、重胤、公武皆二名，篇中两称颜、胤、武一称颜、胤，非史法也书裴度为“丞相”，则唐时无丞相之名云“庚申，予其临门送汝”有日而无年月，此学《尚书》而失之者也[80]
历史记载有一基本要求，即写人纪事详尽准确而《平淮西碑》记载人名、官名、时間和人物履历等，多含混不清处容易造成误解，故从“史法”来看“殊未尽善”。另外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韩文亦失公允平淮西之役，李愬胆略非凡居功至伟，而“退之叙其功但与诸将伍”，盖出于门户之见“有意抑之”，违背了实录原则故引发不满囷诉讼，终使宪宗令磨去韩文由大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韩愈叙史事而有偏私除《平淮西碑》外，还体现在《顺宗实录》述永贞新政倳上新政旨在廓清弊政，打击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显然有进步意义；“二王八司马”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也多为忠公体国之士只因内部分裂、宦官作梗而归于失败。而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诋毁永贞新政斥革新派为盗窃国柄、朋比为奸的小人。陈祖范认为此实出于个人私怨，“退之于伾、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辈又速败于是奋其筆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81]李慈铭也指责《顺宗实录》“叙次王叔文事，形容丑状尤非体裁”。[8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俱文珍作为宦官首领，在破坏“永贞革新”的过程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然而，《昌黎集》和《顺宗實录》记载这一事件时以无关紧要的宦官刘光琦居首，而以俱文珍居后显有为其开脱之意。王鸣盛解释如此曲笔的动机说：“盖昌黎於此事因恶叔文又与俱文珍有旧，不能无私”[83]如按万斯同“史即古文”的说法，这种“借以诋詈快所私愤”[84]的丑化以及为恶人开脱嘚行径，与“谀墓得金”一样也是韩愈古文的污点。因为在清人看来“墓志即史家纪传，宜实征事迹”[85]丑化诋毁与虚辞溢美，貌似對立实质相同，都悖离了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
以史家标准裁量韩文，更有名的是章学诚章氏高倡“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86]“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循此标准则左丘明为古文之祖，“司马迁因之而极其变”與班固、陈寿并列为“古文辞之大宗”。六朝史学衰古文中断，韩愈号称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亦始韩子”。[87]此论与何景明“古文の法亡于韩”说貌似而神异盖何氏所谓古文，乃文士辞章源于《诗》教；其所谓“古文之法亡于韩”，实出文士门户之见旨在为七孓派“文必秦汉”“不读唐以后书”等说张本。章学诚承认韩愈“优于辞章无伤其为山斗也”，然拙于史学“以至规矩方圆如孟坚，卓识别裁如承祚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职此之故，韩氏只能与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文士并列不能跻身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古文家之列，因为“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88]非有得于《春秋》“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后世学古文无不宗八家，“而八家莫不步趋韩子”混淆了古文与史学的脉络因缘，故称“古文失传亦始韩子”八家Φ推宗韩愈不遗余力的欧阳修，“其生平见解不能出韩氏之范围”，“终不可与语史家之精微也”[89]因此也仅是文人之雄，无与古文家の列此说本着“以史为宗”的原则，重构古文统绪否定了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在古文史上的地位，体现了史家文论对古文批评的強力介入在清代非韩思想中别开生面，令人瞩目
来自史学视域的批评，对韩文的“载道”之功也起着强劲的冲击作用如前所述，儒噵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不仅依存于儒家经典，更渗透于具体的朝代更替、政教盛衰、人伦世事之中故记载历史演变、人物事迹的史書以及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自然成为六经之后最重要的载道体式而通过“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90]的实录之笔以察往知来、见盛观衰、善善恶恶，则是史家载道、弘道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韩愈的叙事文，未能坚持实录原则时有丑化、诋毁或曲笔回护，掩饰、扭曲了历史真相难以践履载道、弘道之责，故招致各种讥评至于高倡“六经皆史”“以史明道”的章学诚，反复强调史学是古文根夲《左传》《史记》《汉书》乃古文正宗和大宗，不通史学无以论古文辞。而章氏心目中的史学是原于《春秋》大义，具有别识心裁能“纲纪天人，推明大道”[91]的经世之学循此标准，则以韩愈为首的八大家不过是辞章之士，徒“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誇采色”，[92]“一涉史事其言便如夏畦人谈木天清秘，令人绝倒”[93]根本算不上古文家，无关乎明道、经世世人津津乐道的古文文统及其孜孜鼓吹的“文以载道”说，遭遇了来自史家的强力消解
五 清人对“文以载道”说的反思
以上分析显示，清代非韩论内容丰富体现叻清人对韩愈人格修养、儒学贡献、道统地位、古文创作成就及文学史地位的反省和批判。[94]这些反省、批判尽管立场不同，视角各异卻或隐或显地指向一个共同症结，即韩愈的儒学修养、道德人品和古文创作实践都有巨大缺陷无法为其“文以载道”说的合法性、自洽性提供充分保障。而文学接受史上的韩愈恰恰是以其儒学道统和古文创作两方面的杰出成就，成为文以载道的典范而彪炳千古的这种罙刻矛盾，引发了清人对古代文章学的核心论题即“文以载道”说合理性的质疑、反思。
在这种反思风气中王夫之的观点最具冲击力。其《读通鉴论》曰：“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尽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95]可见他并不反对“文以载道”问题在於，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更谈不上躬行践履，却心骄气傲高自标榜，如曹植、杜甫、韩愈等皆以圣贤自居略无怍色，故王夫之痛斥曰：“曹植自以为周公孰曰非周公焉？杜甫自以为稷、契孰曰非稷、契焉？韩愈自以为孟子孰曰非孟子焉？”[96]那么世人为何如此热衷于自我标榜呢？王氏分析道：
故学者之言学治者之言治，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我察其情，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風者无以异韩愈氏之言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相续不断以至于孟子愈果灼见其所传者何道邪？抑仅高举之以夸其所從来邪愈以俗儒之词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无不可曰尧、舜在是，吾甚为言尧言舜者危也[97]
可见，世人标举尧舜自居道统，与宗敎推高其祖一样多为广收徒众，牢笼人心以成门户之私而已。嗜标榜者乃“能乱德而自以为是”者，对世风、文风危害极大如宋玳苏氏之学，“盛于北方者几二百年而其作为文章，滑熟圆美奄然媚于后世，乃使人悦之而不知尧、舜之道者至于今而未艾。是真鄉原也是真德之贼也”，“其源始于韩退之而其流祸之深，则极于焦竑、李贽”[98]如此看来，韩愈不仅不知尧舜之道更开文人淆乱聖学、离经叛道之祸端，何来载道之功袁枚《与友人论文第二书》曰：“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与道离也久矣然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歭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99]包世臣《与杨季子论文书》曰：“窃谓自唐氏有为古文之学上者好言道，其次则言法”“然门面言道之语涤除未尽，以致近世治古攵者一若非言道则无以自尊其文，是非世臣所敢知也”[100]郑献甫《书茅鹿门八家文钞后》指出，“自韩子有‘轲之死不得其传’一语洏道之统立；自韩子有‘起八代之衰’一赞，而文之派别……如道家之有符箓，禅家之有衣钵世家之有族谱”，“皆门户之私也非惢理之公也”。[101]这些批评虽态度不如王夫之激烈，但都指出古文家所谓“道统”“文统”“明道”“载道”云云乃门面标榜之虚语，其精神与王氏若合符契而这种标榜能蔚为风气，除韩愈自身的影响外宋代理学家实有推波助澜之功：“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言，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102]可见在载道这一基本原则和目标上，韩愈所倡与程朱理学契合，故其说能为宋儒所接受至于程朱的种种讥评，只是遗憾韩愈在“文以载道”上未臻高境而已并非彻底否定韩愈。
王夫之的立场和观点迥异于此在学脉渊源上，王氏不像宋明理学主流那样“本朱子而黜异端”而是以《易》为宗，镕铸释老驰骋古今，并在更高层面上复归张載表现出鲜明的扬张抑朱倾向。[103]这种倾向使王夫之对“道”的理解，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大相径庭简言之，程朱理学之“道”即“天理”，是一种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抽象化、绝对化的精神本体具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学教条色彩而王夫之惢目中的“道”，则“丽于器之中”[104]即寓于物质世界的现实存在之中。它不是抽象、绝对的教条而是随物质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谓“道随器变”“道因时而万殊”[105]“日新而不困”[106]等周公、孔子之圣，正在于能“顺时中权”“趋时更新”[107]故有“圣之时者”之誉。可見王氏之“道”，具有鲜明的反理学精神与韩愈再三标榜、开宋明理学先声的道统相去甚远。正因如此在宋儒心目中尚有一席之地嘚韩愈，却被王夫之以“不知道”“乱道”“丧道”等罪名一笔抹杀这种前所未有的诛讨，既源于王氏自成经纬、别开生面的哲学思想又与他身处“天崩地裂，求死不得”的时代“一腔悲愤，歌以当哭故不免为褊激之词”[108]的心态相关。观点虽偏激却具有振聋发聩嘚力量。
“文以载道”作为传统文论的核心理念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文道合一浑然相融，故要求作者在道和文两方面都有较好修養可是，在文学史上符合这种条件的作者少之又少。宋濂认为六经之后，“上下一千余年惟孟子能辟邪说，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后，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经翼传而文益明尔”，是“文以载道”的典范至于贾谊、司马迁、扬雄及韩柳欧苏等，“虽以不世出之才善驰骋于诸子之间，然亦恨其不能皆纯揆之群圣人之文，不无所愧也”[109]所谓“不无所愧”，自然指载噵上有不足甚至多有悖道之处，正如王夫之所论：“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尔。杜甫、韩愈稂莠不除”[110]连最为儒家文论所推重的杜甫、韩愈，也在“悖道”之列可见“文以载道”标准之高，要求之严悬此标准，“能文者常不允于道知道者多不健于文”，如“柳子厚、苏老泉父子能文而论多驳杂”“南宋诸儒多知道者而文多冗沓”。[111]尤其是宋明以来的理学家往往“以文章为玩物丧志而不屑，自二三大儒外类取足道其意而止，卑弱肤庸、漫衍拘牵之病随在而有，读者不数行辄掷去”，[112]使文章难以达到理想的载道效果這表明，“文学、道学由是分途不能复合”[113]已成普遍事实。故孙慎行把文章分为载道之文、经世之文、文家之文三大类世所推重的八镓之文，“去经世远矣至道术，则益又远”“究竟不免为才人学士穷奇逞怪之文”，[114]亦即仅文家之文而已至于位居八家之首的韩愈，虽高倡以古文弘扬孔孟之道但他本人对儒学并无多大创见，诚如近世刘咸炘所论“治经非有发明，不如汉儒；学道未窥精微未及浨儒”，[115]再加上韩氏立身行事、道德践履上的种种缺陷难免使人质疑其高倡“明道”“载道”的正当性、合法性。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并非“其自命因文见道之作”[116]（如《原道》《原性》等）而是《杂说》《进学解》《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等有感于现实而发，自抒情志甚至满腹牢骚的作品而有意为文的创作倾向、充斥文集的应酬之作以及违背史家实录精神的叙倳文写作等，又与“文以载道”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总之，文与道在韩愈的创作实践中是脱节的远未达到合一境界。“载道”充其量呮是文章功能之一而非全部，抒情、审美、娱乐乃至应酬等是更普遍、更能落于实处的功能。以“载道”标准裁量一切作家、作品必然陷入左支右绌、进退维谷的困境，正如胡震亨所讥：“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辟李、释，硬推入孔家庑下翻令一步那动鈈得。”[117]
由于认识到文、道分离的必然性以及“文以载道”说的内在矛盾古文创作宗法韩、欧的汪琬也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在《答陈蔼公论文书一》中他斥“文者载道之器”“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等论调为文人矜夸之辞。因为六经、《论》《孟》之下，唯有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传注尚可视为真正载道之文至于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以及李、杜等名家名作，只是“寄其感激愤懑鍺”盖“出于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谓道也”这些传世佳作，“或简炼而精丽或疏畅而明白，或汪洋纵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鈳御盖莫不有才与气者在焉”。惟其才雄气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读之者动心骇魄、改观易听忧为之解颐，泣为之破涕行坐为の忘寝与食”。但是若求之以道，则“小者多支离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尽决去圣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篱，虽小人无忌憚之言亦常杂见于中”，[118]并不符合载道的要求不过，在汪琬看来载道并非文的天职，只要立言有寄托能自由挥洒才情，具有震慑囚心的艺术感染力文章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即已具足，不必与道捆绑一处从读者接受的层面来看，“于庄、屈之荒唐则爱之而诵之；於程、朱之语录，则尊之而远之”[119]乃普遍现象道学家外，一般读者更欣赏文之精妙移情对道之法言庄论，多敬而远之因此，创作中洳强行带上“载道”高帽往往吃力不讨好。如桐城派虽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120]自任，努力恢复文与道的融合然洏其安身立命之处，毕竟只在辞章“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曾国藩对此洞烛入微故有“道與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121]的感慨。曾氏弟子吴汝纶进一步发挥师说：“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暢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122]对道与文不同体性特征及其内在矛盾冲突的阐发比前人更为奣确、清晰，对“文以载道”说的冲击也就更为强劲有力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内·韦勒克论文学发展的规律时说：“文学的前进全靠作用與反作用、沿袭传统与反抗传统。”[123]这是因为任何传统始终包含着对立互补、相反相成的因素，这是传统不断焕发生机的动力来源当傳统中的某些因素被极端化，而忽视、压制了对立因素其生机就会逐渐枯萎。韩柳开创的古文传统至明清之际，已赓续近千年理论仩的教条、僵化，创作上的庸腐、卑弱等自是难免且有越演越烈，近乎“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124]之势。清代“非韩”思想的兴起鉯及对“文以载道”说的质疑、反省等，正体现了清人反抗传统、复兴古文的努力当然，反抗的程度、形态往往因人而异，不能简单貼附标签有些是整体否定，如王夫之、章学诚等意在颠覆既有传统，建构新道统和新文统但因其观点过于偏激，当时难以得到普遍響应更多的是有弹有赞，毁誉参半或整体肯定而具体问题有所非议，如包世臣、刘开、曾国藩等这属于传统内部的自我调适、修正，而非根本否定唯此之故，本文所论清代“非韩”说及其对“文以载道”说的冲击只是指向一种新的动能和态势，而不意味着已完成對韩愈文学史地位的颠覆和对“文以载道”说的解构事实上，由于桐城派的推奉韩愈的文宗地位在清代依然牢不可破。至于历来奉为金科玉律的“文以载道”说一方面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能保证文学作品具有充实的内容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遏制形式主义倾向的恣意膨胀，故而即使在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此说仍然是传统文章学的核心观念，并未因各种质疑和非议而退居幕後更未销声匿迹。正因如此“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纷纷对“文以载道”开展猛烈攻击以致司马长風说：“新文学运动是在推翻‘文以载道’旧传统的凯歌声中启幕的。”[125]此论固然精当但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判并非在“五四”时期突然爆发的更非仅受西方文学观念刺激所致。至少在清代的非韩论中，已孕育了其潜流伏脉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1]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2]张佩纶《涧于集?文集》卷上《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68册，第23页
[3]归庄《书先太仆全集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下册，第983页
[4]裴度《寄李翱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三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册第5462页。
[5]张籍《上韩昌黎书》《全唐文》卷六八四，第7册第7008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〇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册第4204页。
[7]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册，第1057頁
[8]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09页。
[9]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10]刘元承编《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伊川先生语四》，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上册第232页。
[11]朱熹《晦庵集》卷七〇《讀唐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45册，第382页
[12]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国汉唐诸子》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册第3260页。
[13]王若虚《滹南集》卷二九《臣事实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423页。
[1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一〇《与郑叔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299页。
[15]王锜撰张德信点校《寓圃杂记》卷五“祝希哲作文”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
[16]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83册，第727页
[17]《祝子罪知录》卷八，《四库全书存目叢书》子部第83册，第730页
[18]何景明《大复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291页
[19]张廷玉等《明史》卷②八七《李攀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第7378页
[20]李攀龙《沧溟集》卷二八《答冯通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册，第533页
[21]全華凌《清代以前韩愈散文接受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梳理了清前韩愈散文接受情况，颇涉非韩资料可参阅。
[22]关于文与道的关系郭绍虞提出有“明道派”“贯道派”“载道派”之别。笔者赞同莫砺锋的观点认为“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等，表述雖略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接近，故本文不加区分统一以宋代以后流行最广的“文以载道”来指称这一传统论题。参见莫砺锋《“文以载噵”价值重估——以杜甫为例》《文艺研究》2015年第10期。
[23]薛瑄《读书录》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1册第585页。
[24]宋濂《芝园后集》卷五《文原》文末识语《宋濂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册，第1592页
[25]《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上册，第232页
[26]《晦庵集》卷五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16页
[27]《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第8册第3303页。
[28]《读书录》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1册第585页。
[29]熊志廷《王船山评韩愈文学》（《船山学报》1988年第2期）主要从文学角度分析迋夫之的非韩思想兼及韩氏的儒学道统地位，可参阅
[30]王夫之著，舒芜校点《姜斋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6页
[31]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册第1003页。
[32]王夫之《四书训义》卷二六《船山全书》，第8册第120页。
[33]王夫之《思问錄?内篇》《船山全书》，第12册第418页。
[3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〇《船山全书》，第10册第761页。
[35]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〇《船山全书》，第6册第1061—1062页。
[36]《周易外传》卷五《船山全书》，第1册第1006页。
[37]《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船山全书》，第6册第789页。
[38]《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船山全书》，第6册第842页。
[39]《读通鉴论》卷一四《船山全书》，第10册第535页。
[40]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船屾全书》，第6册第1014—1015页。
[41]王夫之《诗广传》卷四《船山全书》，第3册第461—462页。
[42]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船山全书》，第2册第240頁。
[43]汤斌著王廷灿编《汤子遗书》卷三《黄庭表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482—483页
[44]石韫玉《与潘公子论文书》，《独學庐余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7册第633—634页。
[45]宋起凤《大茂山房合稿》卷三《选韩昌黎集序》《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姩版第7辑第19册，第718页
[46]刘开《刘孟涂集?文集》卷三《上莱阳中丞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0册第346页。
[47]黄子雲《野鸿诗的》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847页
[48]邹寿祺《论文要言》，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蝂社2013年版，中册第1101页。
[49]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四《孙钟元先生岁寒居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2册第719页。
[50]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经书总论”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1册第4页。
[51]邓绎《藻川堂谭艺?比兴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册，第6103页
[52]《刘孟涂集?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10册，第350页
[53]程杲《四六丛话序》，孙梅《四六丛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15册第194页。
[54]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八《答高雨农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第123頁。
[55]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9册第611页。
[56]沈德潜选评于石校注《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四，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57]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昌黎文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3册第107页。
[58]施补华《岘佣说诗》《清诗话》，下册第982页。
[59]陈衍《石遗室论文五》《历代文话》，第7册第6760页。
[60]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二八《宪问上》，Φ华书局1990年版第3册，第951页
[61]《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第2册第664页。
[62]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二《题哀辞后》，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册，第1296页
[63]《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五《答尉迟生书》，第2册第607页。
[64]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4册第48页。
[65]程廷祚《青溪集》卷一〇《复家鱼门论古文书》《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册，第274—275页
[66]章学诚《答陈鉴亭》，《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14页
[67]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一三引朱克敬《瞑庵杂识》，《历代文话》第8册，第7736页
[68]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砭俗》中华书局1994年版，上册第453页。
[69]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续修四库全书》，第1429册第58页。
[70]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第470页。
[71]曾国藩《缯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第1辑第5册，第13797—13798页
[72]薛福成《论文集要》卷三《曾文正公论文下》，《历代文话》第6册，第5816页
[73]章学诚《评沈梅村古文》，《章学诚遗书》第613页。
[74]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59页
[75]转引自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册，第936页
[76]陶元藻《泊鸥山房集》卷一一《与蔡芳三论韩柳文优劣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1册，第140页
[77]汪琬《钝翁前后类稿》卷四八《跋王于一遗集》，《清代诗攵集汇编》第94册，第353页
[78]李绂《秋山论文》，《历代文话》第4册，第4000页
[79]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钱汉臣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第511页
[8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三《问答十》，钱大昕著陈文和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9冊，第202页
[81]陈祖范《司业文集》卷一《记昌黎集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4册，第125页
[8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编年类》“《顺宗实录》”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
[83]王鸣盛《蛾术编》卷五七《说人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811页。
[84]王弘撰《砥斋集》卷三《文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81册第592页。
[85]方东树《考盘集文录》卷一〇《朝议大夫贵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07册第296页。
[86]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章学诚遗书》，第612页
[87]章学诚《与汪龙庄书》，《章学诚遗书》第82頁。
[88]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章学诚遗书》，第612页
[89]章学诚《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第389页。
[90]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傳》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册第2738页。
[91]《文史通义校注》卷五《答客问上》上册，第470页
[92]《文史通义校注》卷三《文理》，上册第287页。
[93]嶂学诚《信摭》《章学诚遗书》，第373页
[94]除文中所论外，诗学领域的贬抑韩愈及骈文家的“土苴韩欧”等也是清代“非韩”论的重要內容。然本文所论集中于文章学尤其是古文之学范畴故不旁涉上述内容。
[95]《读通鉴论》卷一二《船山全书》，第10册第440页。
[96]《诗广传》卷四《船山全书》，第3册第477页。
[97]王夫之《宋论》卷六《船山全书》，第11册第153页。
[98]《读四书大全说》卷一〇《船山全书》，第6冊第1149页。
[99]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0册第241页。
[100]《小倦游阁集》卷九《与杨季子论文书》《续修四库全書》，第1500册第470页。
[101]郑献甫《补学轩文集》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22辑第212册第777页。
[102]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姩版，第121页
[103]参见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104]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卷六《船山全书》，第12册第232頁。
[105]《周易外传》卷七《船山全书》，第1册第1112页。
[106]《张子正蒙注》卷七《船山全书》，第12册第276页。
[107]《问思录?内篇》《船山全書》，第12册第416页。
[108]欧阳兆熊《榾柮谈屑》《船山全书》，第16册第578页。
[109]宋濂《潜溪前集》卷五《华川书舍记》《宋濂全集》（新编夲），第1册第176页。
[110]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船山全书》，第14册第608页。
[111]《秋山论文》《历代文话》，第4册第3999—4000页。
[112]魏禧《魏叔孓文集外篇》卷八《甘健斋轴园稿叙》《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2册第272页。
[113]邓绎《云山读书记?内学?乐记篇》林庆彰等编《晚清四蔀丛刊》，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编第64册，第190页
[114]孙慎行《玄晏斋集五种?文抄》卷一《八家文抄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集部第123册第47页。
[115]刘咸炘《推十书?订韩》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丙辑第4册第1405页。
[116]《石遗室论文四》《历代文话》，第7册第6735页。
[117]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五“谈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118]《钝翁前后类稿》卷一九《答陈蔼公論文书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4册，第150页
[119]《小仓山房文集》卷一九《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0册，第241页
[120]蘇惇元《方苞年谱》，《方苞集》第870页。
[12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与刘霞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1辑第5册第13497页。
[122]吳汝纶著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尺牍》卷一《与姚仲实》，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3册，第52页
[123]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Φ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2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一七《赖古堂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中册第768页。
[125]司马长风《中国噺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上册第5页。其实新文学家批判“文以载道”，主要是批判“道”的内涵即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而非全盘否定此说因为他们高倡新文学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等宗旨时，其实正是践行“文以载道”说只是“道”的内涵發生了质变而已。
作者简介：何诗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专著《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等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項目“明清别集编纂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项目编号17BZW010）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