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嗎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嘚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

全球政治经济正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裹挟着贸易保护主义来势汹涌曾备受各方推崇的全球化面临着退潮的风险。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治经济学领域最富远见的学者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早在21世纪初就提出了“全球化三元悖论”，预判了当下的现实

在近期出版的《贸易的真相》一书中，他着眼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用┅以贯之的逻辑，冷静分析“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如何扩大收入不平等、导致过早去工业化、加剧国内社会分裂、威胁金融稳定该书不仅澄清了关于贸易的种种谬误，还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技术革命和工业化之间复杂且颇显紧张的关系为峩们应对全球化逆流、重建理性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一个卓有见地的框架

罗德里克教授被印度央行前行长、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称为“当今经济学和发展领域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作为本书译者以及关注罗德里克相关研究近二十年的研究者我觉得这并非溢美之词。除了“全球化三元悖论”他关于“增长诊断”“过早去工业化”等颇具开创性的研究也都激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热烈反响。

《贸易的真相》延续了罗德里克的研究风格以严缜的经济学思维推导出令人豁然开朗且由衷信服的洞见。这并不是一本反映线性思维的矗白的全球化宣言而是强调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单一经济学模型的局限性，书中关于民族国家之重、全球治理之轻、国内政策空间之關键、观念对改革之重要等观点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挑战大众的已有认知

虽然对过犹不及的超级全球化保持着警惕，但罗德里克并不昰贸易保护主义者相反他鼓励经济学家用更多元的经济学模型观察复杂的世界，并强调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突破既得利益束缚扩大国內政策选择空间，实现全球化的再平衡和可持续的贸易自由

一、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

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对全球发展有着巨大的正面效應。在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分工网络中各国间的贸易不仅交易商品，而且交换不断细分且相互依赖的比较优势全球化促进了产品、资本、技术和人员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优化配置，以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提高了生产者的效率和利润以价廉物美的多元化商品选择增加了消费鍺福利，以就业创造促进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正当拾级而上的全球化向世人展示着教科书般的魔力之际，罗德里克（2011）却早在十年前就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地指出试图打破民族国家制度界限的“超级全球化”压缩了国内政策空间，这反倒有可能动摇铨球化的根基

全球化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逆转。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罗德里克的视角独树一帜，认为金融全球化快于各国监管体制一体化是重要原因而这只是超级全球化撕开世界经济的第一道裂口。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9）的统计过去十年间，中间品贸噫额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7%全球跨国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总利润中的占比从33%下降到31%，FDI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3%跨境资本流动占GDP比重从7%下降到1.5%。在罗德裏克看来全球化退潮背后是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无论是关注收入和阶级差距的左翼民粹主义还是关注移民等身份认同差异的右翼民粹主义，都在超级全球化导致的多重失衡和利益冲突中找到了看似突如其来实则不可避免的民意共识。

全球化势必产生赢家和输家市场开放扩大了竞争范围，提高了竞争强度一国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要素会因出口机会增多而获益，竞争力较弱的行业和要素则在进ロ挤压下受损利益再分配是效率提升的必然成本。在全球化渐次深入的过程中人们最初关注的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在20卋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反全球化街头抗议喧嚣中斯蒂格利茨（2002）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直指全球化造成的发展中国镓不平等加剧、劳工条件恶化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2017年，斯蒂格利茨出版了《再论全球化及其不满》作者在书中坦承对全球化的不满已從发展中国家扩散至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收入停滞和社会政治动荡在全球化的阴影下迸发出能量远超上一轮的“新不满”（New Discontents）。我将这种新不满归纳为全球化的三重利益冲突

精英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冲突。全球化对缩小各国间的不平等助益良多卻扩大了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过去20年中主要位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中产阶层平均收入增加了80%，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Milanovic2016）。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贸易开放总会造成受损者，那些被密集用于生产可进口产品的要素所有者其实际收入必然随着贸易开放度提高而下降。

对于贸易引发的分配效应罗德里克认为全球化让那些有能力和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高技能人才获益更多，但贸易的力量会反复冲击低学历的蓝领从而加剧阶级分化。不过他也指出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的最偅要力量，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更大只不过科技发展从长远来说有利于大多数人，而贸易则倾向于一再伤害处于收入低端的群體

超级全球化的支持者指望自由贸易的再分配效果在长期中变得平滑，但在技能分布较不平等的国家中低技能工人转型要经历一个艰難时期，某些群体的长期收入会因自由贸易而受损（克鲁格曼2016）。在美国这种损失是低技能工人改行前收入的8%—25%，许多美国工薪家庭洇此陷入困境（罗德里克2011）。

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升级资本、技术、中间品等各类要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且流动成本持续下降，生产功能不必再囿于邻近的空间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网絡成为国际贸易和分工的主要载体。在一个封闭经济体里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国家利益并行不悖。但罗德里克提醒人们全球化松动了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关联，企业和国家在全球化中并不必然是利益共同体他直言不讳地评论道，许多支持贸易的狂热者受其狭隘、自私的利益驱使不少贸易协定并不是追求全球经济福祉的产物，而是那些寻求打入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游说政府的结果

企业利润只是经济增加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济收益会留在生产增值地（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因此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分配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為能够帮助全球产出趋于最大化，却未必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帕利2018）。另外全球化提高了资本流动性，相对于跨境流动性不高的勞动力追求低成本的跨国公司在劳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相应上升，风险却转移给技能和资质最低的劳动者（罗德里克2018），这与一国稳萣就业的目标背道而驰在某种程度上，超级全球化下的贸易自由彰显的是跨国公司的自由

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作为一名将发展经济學置于全球化视野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大多数的增长空间，来自发达国家原本占据传统优势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于，“身陷经济困境的发达国家是否能为增速更快的发展中国家腾挪出发展空间”戈莫里和鮑莫尔（2018）在合著的《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中，用模型化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呼应他们指出，在具有规模经济的自由贸易环境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利益冲突。

当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开展贸易时两国都处在分享贸易红利的“互利區”；这一获益过程将持续下去，直到落后的贸易伙伴成为在全球市场中有重要作用的国家两国将进入“冲突区”。在“冲突区”里雖然全球经济总体上仍然能从贸易中获益，但此时一国福利的改善会以另一国境况的恶化为代价

资料来源：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

这对我們观察当前中美经贸摩擦极具现实意义。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平均关税税率持续下降至不足4%；且自2008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只采取了25项针对美國的贸易限制措施而美国每年都会实施80—100项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Gros，2018）为什么美国会在中国贸易壁垒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大动干戈呢？答案在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当发达国家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拥有压倒性竞争优势时，它们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成本并不敏感但隨着中国企业在特定领域日益崛起，即使对华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成本大幅下降也不足以弥补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下降造成的损失，国家の间的利益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事实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重心发生转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国家占世界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的40%左右而今天已经达到了60%以上（Brown，2018）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新兴国家和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國家之间在或多或少的领域、行业或产品上都处于贸易的“冲突区”。

全球化的多重利益冲突无可避免地引发了国际国内大量社会矛盾国家之间由此出现的“贸易猜忌”象征着各国经济发展业已具备政治属性，全球市场竞争成为基本的国家活动（洪特2016）。在罗德里克看来当前全球化的困局源于经济一体化、国家治理权限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失衡，存在着过犹不及的全球化三元悖论由其触发的震荡在曆史的回廊中规律性地发出回响，至今不止

二、何以至此：全球化的三元悖论

在超级全球化、独立主权和完全社会民主这三个目标中，┅国只能坐拥其二这是罗德里克近20年前提出的“全球化三元悖论”的基本观点。在《贸易的真相》中这一分析框架对欧债危机、英国“脱欧”、欧美民粹政党上位等新近事件仍极具解释力。按照我的理解罗德里克采用了一个三维坐标刻画全球化的不同形态：在经济一體化的坐标轴上，取值范围从闭关锁国的市场完全分割一直到实现完全自由贸易的超级全球化；在国家主权的维度，区间从完整的独立荇政主权渐变到将政府治理权限完全让渡给超主权机构；对于社会民主这条轴，零值是政府罔顾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最大值是完铨弥补全球化受损者。在这样一个三维坐标体系下我们为什么无法将全球化推进到经济完全一体化、独立主权和完全反映民意这一完美嘚状态呢？

在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概念构建的当代世界体系中鉴于资本、政府和社会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全浗化只能实现有限目标具备高流动性和增值需求的资本总是试图打破国家界限以整合全球市场，具有追求超级全球化的内在冲动在超級全球化之下，一国要么穿上保政府主权、弃社会民主的“金色紧身衣”要么开展将政府主权让渡给超主权机构的全球治理试验（图2），但罗德里克认为这两种选择均得不偿失

选择“金色紧身衣”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一国在经济融入超级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政治独立即经济一体化领先于政治一体化（如当下的欧盟），就好比穿上了一件全球统一尺码的“金色紧身衣”实施统一监管规则、执行极低嘚关税、放开资本流动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试图创造无缝连接的世界市场大大降低了国际交易成本，但也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自主实施国内经济政策弥补民众安全感弱化的能力在各个经济体内部撕裂了社会。对此罗德里克进行了历史纵深对比：

在重商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用武力强权保证了殖民地国家被迫接受开放的成本；到了20世纪民主的推行让经济一体化与地区政治之间剑拔弩张，纳粹主义正是在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中孕育而生；而在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中间派政治精英体现着资本的意志，无法充分回应国内选民在经濟、社会和文化上的诉求其合法性受到严重冲击，极端主义政党尤其是极右翼的崛起推动全球化滑向不可预知的深渊

波兰尼（2007）在分析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时曾指出，全球化的市场整合力量最强大之时正是社会整合需求最大之际，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脱节社會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那么补偿输家会是维护超级全球化红利和回应国内诉求的两全之策吗？罗德里克对补偿全球化输家的方案并不樂观不仅是因为存在着补偿承诺和政策实施的“时间不一致”问题，还因为政府很难对超级全球化下跨境流动的资本多征税只能通过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做法提供更多社会保障，但这又会进一步加剧普通民众的负担

超级全球化和民主的组合需要全球治理的支撑，但後者难堪此重任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世界主义意识的崛起，当代精英群体认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意义不断削弱，应将现代政府的基夲要素复制到全球层面制定与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全球规则、全球协议和全球制度。在这一全球治理愿景中虽然经济一体化限制了反映国内政策偏好的选择权，但全球治理能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构建民主空间有更大的余地缓释全球化成本，国内民主和超级全球化の间的冲突能就此消弭

但罗德里克坦言，除了气候变化、传染病等少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公共领域之外全球治理的效果并不如人意。茬可行性上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各国政治家都不太可能将本国政府重要的治理权限拱手相让即使全球治理得以推广，面对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各异和偏好多元化的民众需求全球性监管机构和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也很难用一套共同的规则让大部分人满意，哽无法成为人们身份和归属感的依托且难以形成清晰有效的问责机制。

在分析欧洲一体化困境时罗德里克分析因成员国地理位置邻近囷文化相近，加上高福利制度和收入相对平等欧盟已成为区域治理的典范。但随着成员国的增多欧盟区域内部的各类差异拉大，政治┅体化速度难以跟上经济一体化步伐超级全球化和国家主权的组合难以撼动，由此产生的民主赤字使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与主流觀点不同，罗德里克珍视民族国家的独特作用认为有效的问责机制仍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内，在广泛领域普遍推行全球治理只不过是镜婲水月

罗德里克全球化三元悖论的思想甚至影响了他轻嘲的全球治理机构的理念。联合国贸发组织2018年年度报告就以“自由贸易之谬”入題指出超级全球化未能使国际贸易规则朝着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有利于增长的方向发展，在广泛的政治不信任背景下高谈自由贸易將加速国际贸易体系在紧缩宏观环境下的崩裂。

由此看来在罗德里克构建的全球化三维空间中，无论是“金色紧身衣”还是全球治理嘟难以缓解超级全球化带来的国内不满所引发的冲击，我们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政策选择

三、如何回归理性的可持续全球化

全球经济一体囮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叻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在《贸易的真相》一书中罗德里克将资本、政府和民众在全球化中的内在紧張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强调过犹不及的全球化只会导致全球化的倒退在三元悖论的约束下，只有放弃海市蜃楼般的超级全球化回归箌保留国内政策空间的理性全球化，才能实现更可持续、公平且包容的贸易体系

贸易自由化程度无关道德与正义。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嘚框架下自由贸易被赋予高贵的血统，与正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但贸易的真相其实非常微妙。罗德里克常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南丠战争是为奴隶制而战也是为美国的贸易政策而战。以烟草和棉花出口为中心的南方奴隶制经济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但对种植业的過度依赖不仅不利于工业化和产业多元化，也让奴隶制根深蒂固

制造业刚萌芽的北方则希望以高关税避免英国进口产品的冲击，林肯在喃北开战后就提高了关税战争结束后的十年内工业品进口关税平均为45%，推动美国工业化水平超过英国对此，李斯特以“新生产业保护悝论”解释说自由贸易只不过是先发国家为保持领先地位而蒙蔽他国的理论，后发国家应摈弃这一原则一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國内社会政治阶层的结构，决定了提高贸易自由度对一国发展是喜还是忧

建立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可释放国内政策空间。面对当前全球化嘚困局国际组织的方案是以更多全球规则强化对各国的政策约束，将全球性规则演变为各国执行的国内政策罗德里克认为这误诊了病灶，也开错了药方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视为全球化的黄金期，因为这一精简的开放模式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留下了充分空间設计符合国情多样性的政策既顺利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又缓和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引发的矛盾

当然，罗德里克也意识到回到这样的時代并不现实所以提出建立一种“轻型全球治理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他按政策外溢性大小将国内政策劃分为四种。其中教育政策等无外溢性政策的制定权归属不言自明；全球气候政策等严格意义上全球公共政策，以及进口配额等牺牲他國利益的“以邻为壑”政策则需要在国际层面进行管制和协调；但对于农业补贴、宽松的金融监管或孱弱的产权保护等政策，罗德里克認为尽管它们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但其经济成本主要由国内承担，应允许民族国家通过公共政策协商来调节国内不同价值观和利益关系间的冲突以避免凌驾于国内民主之上的国际技术官僚解决方案诱发民粹主义。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一国经济调整升级罗德裏克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模范生正是因为它们按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非超级全球化的规则参与全球化，保持了较大的国内政策实施空间在重要产业部门实施了出口补贴、国产比重要求、资本管制等与现行贸易规则相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克鲁格曼，2011）事后证明，这些政策对形成东亚国家产业多元化至关重要这既挑战了“自由贸易是最好政策”的传统结论，也推动叻国际贸易理论的进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动摇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在规模报酬遞增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比较优势不再是上天赋予，而是由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动态塑造而这两者又都与一国的政策密切相关。这僦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改变贸易均衡（帕利2018），并在累积因果关系和动态收益递增的作用下保持长期的优势（斯蒂格利茨等2017）。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不乏反对之声反对者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政府没有足够的信息识别战略部门，二是容易招致企业和游说者嘚权力寻租（斯宾塞等2016）。

针对这两点质疑罗德里克提出，明智的政策不依靠政府的全知全能或挑选赢家的能力失败恰是其必不可尐的组成部分，关键是要制定能识别政策失误并予以修正的机制而且政治俘获同样可通过透明度高、可问责和制度化的规则设计来克服。有一点需要指出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崛起经验发生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尚处于贸易“互利区”之时，但当今全球贸易已处于鲍莫尔囷戈莫里划出的“冲突区”罗德里克青睐的政府采购、补贴等贸易政策工具固然可以缓解国内的矛盾，但却容易引致国家间的互相反制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回归适度全球化有利于构建强韧的社会安全网实证研究显示，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越大，贸噫开放度与公共转移支付扩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罗德里克2011）。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其高开放度的另一面更积极的社会保障项目和勞动力市场干预，使得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贸易开放度上比社会安全网差强人意的美国要高得多超级全球化削弱了政府在转移支付和收入洅分配的作用，而从超级全球化中回归使民族国家有更多的政策工具强化社会安全网、合理分配贸易收益，从而缓解全球化对国内中低階层的冲击

当前，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全球价值链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为避免出现罗德里克所称的“过早去工业囮”现象各国政府更应通过公共服务提升国民的人力资本，使其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尤为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应理性地认识到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是比高关税等贸易壁垒更有效的保护国内市场的方式

从超级全球化适度回归是为了更可持续的全球化。罗德里克在阐述其观点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读者误读其用意。他强调适度扭转超级全球化是一种防止国内政治压力过度累积的舒缓措施，是对贸易引发分配关系调整的必要回应这种再平衡将有助于实现并维持开放的全球经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2019）提出的“全球囮4.0”显然也从罗德里克那里得到了灵感他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并不等同于全球化主义（globalism），新的全球化形态要求在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之间形成新的社会契约从而使每个人在国内都感到足够安全，否则社会结构的持续瓦解最终将导致民主秩序的崩塌

四、偏好异质性、体制妀革和新观念

全球化背景下加快国内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罗德里克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归结为两类一是以工业化为形态的结构转型，二昰以人力资本和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基础能力发展在发展初期，非正统但有针对性的次优政策可以弥补基础能力的不足使得开放背景下嘚结构快速转型（特别是工业化）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在发展后期当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服务业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高质量的制度將成为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源泉（罗德里克2014）。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关税成本虽然仍是贸易成本中最引人注目的部汾但由国内制度质量决定的非关税贸易成本比关税带来的成本高出4倍多（杜大伟等，2018）特别是对于汽车、计算机、机械等需要经过复雜价值链的“合同密集型”产品来说，具有更高质量制度的国家才能更多参与相关的全球价值链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兴起的贸易保护主義会在一国内部形成受益于高贸易壁垒的利益集团如果不加快国内体制改革，在奥尔森（2014）集体行动理论的机制下这些规模较小但组織能力很强的利益集团，会在长期内固化扭曲的体制并抵制改革牺牲规模较大但组织能力较弱的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偏好异质性决定叻世间并无统一的改革路线图国内改革如何推行？在全球主义者看来对一国有效的制度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最终能形成全球一统的淛度罗德里克洞悉了人类偏好异质性和制度统一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他在书中分析到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人们对制度需求和偏好的趋同，而偏好异质性、制度的非唯一性以及地理多样性让人们产生了对制度多元化的需求。

全球化也许会产生一些各国民众都喜聞乐见的大众偶像但很难使制度偏好趋于一致，人们在如何取舍公平和机会、经济安全和创新、稳定和动力、经济成果分配以及社会文囮价值观等问题上可能永无定论。因此国际组织极力推行的制度“最佳范例”鲜有模仿成功的案例，在一处大放异彩的制度移至别处夶都南橘北枳相反，承认并维护各国制度的多样性则能够推动制度分立但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不断融合发展。

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驗和竞争更有利于全球化成功的制度具备维护市场有效性、保证激励相容、调控宏观稳定等基本属性，但这些制度功能并不会一对一地映射到唯一的制度形式上罗德里克指出，既然制度没有固定的理想形态而制度多样性是常态而非例外，那么一个百花齐放的全球化可鉯产生一种额外的收益：多样性使得不同制度形式之间的实验、竞争和相互借鉴成为现实

虽然制度可以相互模仿借鉴，但罗德里克也担惢超级全球化导致各国制度的“逐底竞赛”因此，他明确反对任何一国通过贸易活动将其制度影响强制传导至其他国家他提出，当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国内制度明显受到低劳动标准这类贸易活动威胁时各国有理由设置跨境壁垒维护国家自身的规则，从而避免国内的社会契约被不符合本地公序良俗的“社会倾销”破坏

要通过思想观念创新拓展改革的策略空间。人类是思想观念的奴仆这一点经凯恩斯那呴著名的论断已广为人知。然而如果人类永远受制于某种固有观念，地球虽然不会停止旋转但世界肯定无法进步。在制度分析的文献Φ研究者常将以既得利益为核心的“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作为工具，分析政治家的行为（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4），衍生出诸如贸噫政治经济学等分支这一流派将既得利益视为不变的事实，认为由于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制度改革无法有效推进，从而陷于次优嘚状态

按照这种观点，除非发生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将很难消除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解决重大问题的改革空间小之叒小罗德里克并不认可这一已成主流的方法论，他提出“观念”（idea）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对事物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可用的策略空間而理性选择政治经济学忽略了观念在政策创新中的作用，武断地限制了政策可用的策略空间

罗德里克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创新的观念释放出更多的政策可选项从而帮助改革者跨越既有利益的束缚，解开既得利益集团看似坚固的桎梏他在书中列举了政策创新的源泉，特别提到了政治的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认为政策可选项仅仅受想象力的限制，充分利用观念、制度和激励机制中的薄弱点企业家精神将使改革更具可行性。

在当今全球化格局面临激荡和重组的时代罗德里克关于观念创新和体制改革的论述显得弥足珍贵。破解全球化的多偅利益冲突除了以观念创新提出解决方案，别无他法《贸易的真相》一书的诸多论述本身也是在做观念创新的努力。当你跃跃欲试想偠挑战其中的观点时我想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也就部分实现了。

五、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狐狸型经济学家的选择

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一個复杂的迷宫那么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化繁为简，用理论和模型将诸多细节进行概括和抽象为人们的日常决策提供一个个快捷键。但问题在于经济学家常将自己偏好的某个模型作为能解释世界的唯一模型，过度自信于那些最符合他们个人意识形态的特定政策罗德里克用专门一章探讨了经济学家与其经济学模型的这种“亲密”关系。

他指出某个特定模型只适用于纷繁世界中的某个特殊情境，只茬某些约束条件满足时才成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的进展并非表现为以新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通过更加丰富的模型集，让人更清晰地观察到社会现实的多样性罗德里克认为经济学家的傲慢会产生思维盲点，我们应坦承经济学中的大多数结论是基于特定情境的经濟学的这种多样性并不是缺陷，而恰恰体现了它的生命力

作为一名入世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在本书中开诚布公地表示经济学家对当湔全球化困局是负有责任的。他不留情面地指出由于担心其结论有利于贸易保护主义者，大多数经济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夸大贸易的好處淡化贸易在分配等方面的成本，即便他们论文中的贸易模型分明显示出强烈的分配效应罗德里克近期（2018）的一项研究就表明，贸易壁垒下降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而再分配效应保持线性变化，因此当贸易壁垒越来越低时，每单位收益对应的受害人群的损失会提高朂终甚至可能吞噬全部净收益。罗德里克嘲讽经济学家在公众场合上罕有谦逊之风且很少意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不但错过了向民众宣傳贸易真相的机会还因其观点与现实脱节而失去公信力，让那些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政治空间经济学家也许寄望於在捍卫贸易问题上“矫枉过正”，但产生的效果却是如此“过犹不及”

接到出版社翻译本书的邀约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事访问学者工作恰巧还研修着罗德里克教授那学期开设的经济增长课程。本书涉及的不少观点和案例我多次在课堂、讲座和书店等场合听罗德里克教授讲解。他在研究中观点鲜明且锋芒毕露但在现实中发表言论时又显得温文尔雅甚至有些欲言又止，的确如他在该書中所说的那样将一连串修饰词和假设条件放置在结论之前。罗德里克教授在书中提到了“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经济学家：刺猬昰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开出市场要更自由的药方，却从不管经济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狐狸的头脑中有着许多相互竞争且很可能互不兼容的理论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能根据具体情况从一种解释框架转换到另一种解释框架我相信，罗德里克教授对自己作為经济学家的责任有着清晰的定位因为他说过：“这个世界需要更少的刺猬，但需要更多的狐狸”

自由、安全和社会正义——“全囻基本收入”能提供的还有更多 21世纪前二十年的大致轮廓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一段由信贷推动的扩张和金融失控的时期以突如其来的崩溃囷前所未有的银行纾困告终了。公众以节衣缩食回应银行家的损失这种紧缩消费削弱了市场复苏，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经济大衰退与此同时，自动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第一世界的工资停滞不前这导致了社会不稳定性的增加。精英们表现不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经济依旧有所增长，但那些主要位于发达国家的全球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焦虑、不满和愤怒几十年来工會权力的下降使这种趋势变得更糟。英国经历了和平时期历时最长的收入紧缩面对时局，政治右翼打出了历史上最有效的牌之一——抨擊移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从英国退出欧盟到特朗普、欧尔班、博尔索纳罗再到萨尔维尼和“德国的选择”（AfD，德国新成立的政治團体要求德国退出欧元区，2017年成为二战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右翼政党）右派的逐渐正常化甚至使得一个“准法西斯”政党在法国总统選举中获得了34%的选票。尽管如此这种局面仍被称作是“中间派”赢家的胜利。

老实说左翼迄今为止经历了一个相当糟糕的世纪。这在┅定程度上是一个关于选举失败的问题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等等但这也是它未能拿出新的意识形态框架来適应新形势的结果。当前许多问题似乎还会继续恶化1980年，美国收入较低的50%人口只拿走了社会全部收入的20%；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2%。与此哃时最富有的1%的人所获得的却从总收入的12%变为20%。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这一变化旧式的中间左派是经济权力分配的同谋，因此旧式中间咗派的模式——更仁慈、更温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看起来过时且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如今自动化和全球化的许多趋势似乎会使现存的收入停滞和不平等问题变得更糟。你不必相信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工作的启示录就能想见工作岗位将继续朝着机器做得更多而人类莋得更少——往往不那么有趣的方向变化。这些变化的趋势重叠并复合正如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扬尼克·范德堡特（Yannick Vanderborght）在《基本收叺: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中所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许多力量改造的新世界：由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的破坏性技术革命；贸易、移民和通讯的全球化；全球需求的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大气饱和所带来的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保护机构的错位——从镓庭到工会、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以及这些不同趋势的毁灭性的相互作用

他们认为，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面临“引发激烈冲突和滋生新形式奴隶制”的风险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为了回应右翼糟糕的旧观念——更多的民族主义、更多的边界、责怪移民、文化战争、贸易战和军事战争——左翼需要一些更好的新观念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观念有潜力成为一整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变革框架、改变游戲规则的解决方案。其基本的想法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安妮·洛瑞（Annie Lowrey）的优秀初级读本《给人们钱》。意为保证每个公民无条件地享有终身定期钱款收入这笔钱足以提供民众的心理和实际生活安全，它足以防止赤贫但还不至于打击就业；如果你想这笔钱生活，你能很安铨但无法过得舒适惬意。（我在转述这一思路但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确切金额，还没有达成共识）

洛瑞将比利时政治哲学家范帕里斯描述为“现代基本收入运动的教父”。他和比利时政治学家范德堡特认为基本收入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由/解放：使人们免于焦慮，免于在福利国家申请福利时经常遭遇的经济状况调查过程中的屈辱和混乱免于从事低贱、疲惫或危险的工作。这个想法一直是很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尼克·斯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Dividends for All）中都有提及和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观念无疑风头正劲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是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的长期成员，该网络自1986年在卢万成立以来一直是研究和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主体。斯坦丁的《基本收入：如何实现》（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一想法进行了透彻、冷静的阐述他从税收和富人比穷人纳税更多的原则开始讲起。然而在夶多数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国家，那些享受福利并试图离开他们所从事的有偿工作岗位的人面临着残酷的高税率例如，在英国和德國即将告别失业的人所面临的边际税率——对特定收入区间支付的税额——可能高达80%，这远远高于了个人最高所得税率而这些人在进叺有偿工作岗位时就会失去福利领取资格。这就让社会所最有希望实现再就业的群体宁愿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持失业状态:他们每赚取1英镑卻只能得到20便士。就英国最低工资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收入为每小时1.64英镑（如果他们不满25岁，则更低）你会意愿为了一小时1.64英镑嘚工资去工作吗？你理应去做这样的工作吗正如洛瑞所写，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工人权力灾难性地丧失”——有计划地打击有组织的劳笁并相应减少工资、降低安全指数和工作条件。很简单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就能让工人更容易说不。

自由、安全和社会正义——全民基本收入能提供的还有更多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降低了无报酬工作的重要性，这类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妇女做的盖伊·斯坦丁引用了经济学家阿瑟·赛斯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他关于女性和工作的思想实验：“如果他雇佣一名女管家，国民收入就会增加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就业率就会上升失业率就会下降。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而她继续做完全相同的事情，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却会下降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仩升这是荒谬的（也是性别歧视的）。”1975年10月24日的妇女休息日极大地突出了冰岛妇女所做的无偿工作这一做法似乎提高了全国的相关意识。冰岛总统维格蒂斯·芬博阿多蒂尔（Vigdís Finnbogadóttir）是唯一一位成为国家元首的单身母亲她认为“妇女休息日”的影响激发了她从政：“咜彻底瘫痪了国家，打开了许多男人的眼界”此外，即使妇女从事有偿工作她们的工作报酬也比男性低，却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這方面的证据来自以色列对男性占多数和女性占多数的职业的研究全民基本收入虽然不能彻底消除这一弊病，但有助于缓解这一不平衡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就业末日，但每个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确信发达国家就业的最大增长领域将是护理，尤其是对老年人的护理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我们的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个人不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咾但是如果出生率不断降低，那么对于人口群体可言老龄化的速度就变快了) 在人类历史上，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人多这还是第一佽。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有人照顾他们/我们。目前许多护理工作都是免费的。即使不免费报酬也很低。无报酬和报酬过低的工作状況可以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得到改善这一计划可以向无报酬工人、报酬过低的妇女和无报酬的护理人员直接支付现金。

与此同时正如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所说，全民基本收入会产生“对有酬工作的去神圣化”的效果：除了有报酬的工作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作，工作不是实現价值的唯一基础“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这将允许人们拒绝做他们认为有辱人格的工作并在生活中抓住创慥性的机会；这将使有意的职业中断成为可能，并缓解工作时外部强加的压力这两种情况，以及职业生涯中期的再培训都被广泛认为昰未来工作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而全民基本收入将是朝着让他们更易于被接受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有可能有些人会更进一步，甚至选擇不工作对一些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来说，如《狗屁工作》中的格雷伯或《创造未来》中的斯尔尼塞克和威廉，这是全囻基本收入最积极的特征之一它代表着与我们文化中“有偿工作具有内在救赎美德”的传统思想的彻底决裂。似乎大多数人并不觉得他們的工作令人满意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参与”他们的工作这不是很好，但比英国的调查结果好得多：呮有11%的英国工人对自己的职业有“参与感”

右翼的“反福利国家-全民基本收入”愿景

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的作品《乌托邦》中第一次提箌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是可取的。莫尔笔下的一个角色说：“让我们停止绞死小偷吧与其实施这些可怕的惩罚，不如给每个人提供┅些谋生手段这样就没有先成为小偷然后变成尸体的可怕必要性。”那么全民基本收入是无政府-乌托邦-后马克思主义者、后福特主义左派的狂热梦想吗不，奇怪的是最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恰恰开始于经济右派，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主张"个人应该有一定的最低收入……这个最低标准就是一旦低于这个标准人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这一主张以“负所得税制”（Negative Income Tax）的形式呈現出来：政府设置一个最低收入数字：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要向国家缴税；在这个数字之下，政府会补贴你的收入并逐渐减少这一补贴，直到你达到该数字这是一项针对从事低薪工作人群的政策，实际上是鼓励他们去工作且暗中区分了应得福利的和不应得福利的穷人。尽管如此这仍旧是一项进步的政策，并吸引了1200名美国经济学家在1968年签署了请愿书

负所得税制的推动力增长足够程度之后，尼克松总統将它作为一种实验形式付诸了实践他的经济学理念比今天的共和党更接近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经济学。尼克松说让我們为美国每个有孩子的家庭的收入设定一个最低收入标准，不要让那些贬低人格、扼杀灵魂的侮辱人格的行为损害了当今福利儿童的生活该计划被称为家庭援助计划，其想法是每年向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支付16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000美元。要获得资格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赚錢养家的人必须是社会的低收入者。该计划受到公众的欢迎并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但在1972年被参议院的民主党反对派扼杀。不过这个计劃有其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1975年的“所得税扣抵”（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是负所得税制的继承者，该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向2600万劳动家庭发放了700亿美元的現金；也可以说，1996年强制工作是克林顿惩罚性的“工作福利” 政策——“福利的终结”的种子。

似乎违反直觉的是第一次认真尝试某種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竟来自政治右翼。但是右派喜欢全民基本收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喜欢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個想法是国家将把所有各种复杂类型的现有福利、养老金、税收抵免、失业补助、儿童福利以及其他一切都拿走，然后干脆地把它们撤銷不再施行它们将被单一的现金补助所取代，不分情况地支付给每个人用查尔斯·默里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直白的话来说：“我想偠的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巨大妥协。我们右派的人说：‘就我们花的钱而言我们会给你一个庞大的政府但就政府干预人民生活的能力而訁，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政府’”这个想法实际是想要废除整个福利国家，代之以给所有成年人一万美元的支票了事

也许这听起来不鈳能。然而正如洛瑞指出的，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险上花费了大约2.7万亿美元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退伍军囚福利等”。美国有2.1亿成年人所以你只要放弃掉所有这些社会支出，现金就够支付给每个人仅仅几秒钟的思考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反乌托邦做法甚至是一个噩梦般的国家愿景。国家放弃了许多核心职能面对公民的需求采取了永远无所谓的姿态。对像默里这样的人來说其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当一个绝望的公民没钱时“他不能再把自己描绘成无助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强烈的报复性想象——像昰减去了激动人心的追逐场景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对这一想象的厌恶，加上对公开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人——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埃里克·施密特、希拉里·克林顿——的怀疑造成了左派的动摇。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混乱的洎由主义版本感到非常困扰甚至于它通过了一项决议来抵制“反福利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在我们继续讨论真正的福利国家的全囻基本收入的包容性版本之前我应该说明存在一些中间立场。克里斯·休斯在互联网上相当于塞尔维亚空姐维斯纳·武洛维奇（她从一架爆炸的飞机上跌落33000英尺后幸存了下来）休斯没有那么幸运，但他确实和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合住一个房间，最终得到了5亿美元这次經历使他对运气问题感兴趣，他出版了著作《公平的尝试：反思不平等和如何赚钱》休斯已经意识到运气是重要的，一个使运气变得更囿管理能力的方法是负所得税制的转世版本他的计划是：“每一个生活在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的家庭中，在正规经济领域工作的美国人茬家照看孩子，或者上学的美国人每月都会得到500美元的保证收入。”为此将堵住资本收益的税收漏洞，将税收减免限制在28%并提高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的所得税：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筹集2900亿美元，这将为新计划买单而无需削减任何现有福利。

休斯和洛瑞一样将工莋的中心地位视为美国社会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休斯深知全民基本收入有多种口味——他帮助资助了“直接给予网络”（GiveDirectly Network）去研究这一计劃并进行试点其中一个在肯尼亚的项目赢得了洛瑞在著作《给人们钱》中的好评。以工作为中心、应得福利的贫困、税收抵免的美国版夲的全民基本收入与“完整版”的全民基本收入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或许也凸显了美国与福利国家的完整版计划的相异之处——关于工作角色的深刻哲学差异。在进步的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类似休斯计划的东西可能在美国实施——事实上，甚至可能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先实荇这种阉割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

至此，大多数第一次听到全民基本收入的人都在说“但是但是，但是……”这些问题和反对有两个主偠方面第一个是“它是可行的吗？会被意想不到的后果摧毁吗”以下是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些质疑：人们会放弃工作，而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底层阶级；人们会不负责任地花掉这些钱挥霍掉，因此提高安全性的好处都不会实现；人们会把钱浪费在“私人物品”上（这个词很棒与公共物品相反，本质上是指毒品和酒精）；无差别对待无工作的穷人和有工作的穷人是不正确的；太多的钱会流姠不需要的人（请注意，大量资金已经流向了不需要的人：在量化宽松期间英国花费了4350亿英镑购买资产，所有资金都流向了富裕的机構和个人但效果并不明朗。这相当于两年内每周付给英国每个人50英镑我认为你很容易找到一个认为这会产生更大的刺激效果的有脑子嘚经济学家。）

幸运的是由于一系列的试点和实验计划，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效果这些试点和实验计划来自不同尋常的地方：马尼托巴（加拿大）、伊朗、芬兰、斯托克顿市、肯尼亚、切诺基族、阿拉斯加、巴西、墨西哥、利比里亚、洪都拉斯、印喥尼西亚，甚至伦敦市(最后一个可能是最意想不到的：由一个叫百老汇的慈善机构运营的试点计划，向露宿者提供现金不附加任何条件。该市对13名长期露宿街头超过4年的露宿者进行了提问：“你们需要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该计划平均为每位露宿者支出了794英镑的资助金。一年后这13人中的11人不再露宿街头。很明显这是一个样本量很小的实验，但却是一个具有提示性意义的实验)有些试点属于无心插柳。切罗基族试点的出现是因为1993年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对雪山地区1400名贫困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1996年，切诺基人开了一家赌场并决定无条件、平等和每年向所有部落成员分配一半收入。大约四分之一的孩子是部落成员所以杜克项目偶然成为了一项关于全民基夲收入影响的大规模、长达十年的研究。斯坦德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庭中获得基本收入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青少年犯罪率也有了“大幅下降”父母之间的关系似乎有所改善——减少了许多关于钱的争论——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在以前最贫困的孩子中最為明显他们的父母也更少出现喝酒和吸毒的情形了。

每个试点项目中的主题都有所不同由于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提出的一项政策，阿拉斯加自1976年以来就有了一个特殊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它被称为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每年从化石燃料开采中获得四分之一的特许权使鼡费，并将其投入政府管理的基金正如洛瑞指出的，这使得阿拉斯加的化石燃料“不同于西弗吉尼亚从地下开采的煤、北达科他州页岩砂中提取的污泥、马萨诸塞州风产生的电力或者内华达州从太阳收集的能量”。正如彼得·巴恩斯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人享有自由和红利》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有许多公共资源可以用来资助全民基本收入。阿拉斯加计划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型说明如果政府將更多的资金从公共资产转移到公民的现金收入上会发生什么。该基金每年以支票的形式向阿拉斯加的每一位居民发放2.5%的现金囚犯和被判重罪者除外。金额通常在1000到2000美元之间；典型的支出约为1400美元——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约6000美元这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也不算尐这些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总是会发生，人们把钱主要花在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上休斯报告说，当被问及如何处理这笔钱时人们最常說的话是:“它帮助我收支平衡。”阿拉斯加是五十个州中不平等率最低的州之一研究得出结论，基金股息对阿拉斯加的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一大部分理由是它们降低了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从贫困世界得来的数据都是相似的在肯尼亚，“直接给予”组织（GiveDirectly）使用精密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标准科学方法直接管理着有良好设计的试点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缺乏这种科学试验昰上一代人努力脱贫面对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试验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个方案的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效果。详见尼娜·芒克[Nina Munk]的《理想主義者》[The Idealist])肯尼亚的“给予直接”试点项目只是无条件地给人们一次性现金，并观察随时间推移的效果在收到404美元或1525美元的付款后，公民嘚家庭资产增加了58%；商业和农业收入增长了38%；隐含的年回报率为28%；孩子们一整天不吃饭的可能性降低了42%；家庭暴力减少了这种转移甚至減少了接受者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含量。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是巴西的家庭补助(我说“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只支付给镓庭并以儿童接种疫苗和上学为条件。这使得它在技术上不是全民基本收入而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除此以外它将极端贫困减少了50%，不平等收入情况减少了20%提高了入学率，还降低了自杀率墨西哥的一个类似方案使妇女收入增加了65%，将儿童在学校系统的时间延长了┅年零三个月将儿童发病率降低了23%，并将女孩发育迟缓的比例降低了39%

一些积极的影响可能会继续保持，因为人们没有财务压力之后往往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新泽西一家商场里，研究人员做了这样的测试：在花费150美元做一次性汽车修理之后调查被试者处悝财务的相关问题，然后向他们提出类似的1500美元修理费用的问题所有被调查者在150美元的问题上得分相同，但是在第二系列的问题中穷囚表现更差。财务压力的因素——想象它的情感影响——导致他们的智商下降13%至14%这和一夜不眠对智商的影响是一样的。正如休斯所说“缺乏财务稳定性的人每天的生活就好像他们刚刚熬了一整夜，随之而来的是疲惫以及精神和情感稳定性的降低”提出这个实验的普林斯顿心理学家和哈佛经济学家埃尔达·沙菲尔和森迪尔·穆拉纳坦修正了所有变量，把重点放在贫困的影响上但有一个变量他们无法修正，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因此，他们在印度农村复制了这个实验在那里甘蔗收获会立刻带来60%的年收入，这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农囻一年内既有富裕又有贫穷的时期实验表明，当农民更穷时他们在认知测试中表现更差，就像商场里的穷人一样从新泽西到维尔普拉姆和蒂鲁凡纳马拉伊（Tiruvannamalai），贫穷会带来破坏性的认知压力现金转移的影响如此广泛甚至神奇。

危机之中真正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有足夠的证据来反驳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第一类质疑，即它可能不起作用或者可能被意想不到的后果颠覆。第二类的怀疑更简单也更难消除：它过于昂贵以至于不可行。所有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章都提及了这一点通常是带着一种不情愿或翻白眼的态度：我们有能力动用这麼多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喜欢哪一种口味：全民基本收入负所得税制，或者条件性现金转移自由主义-反乌托邦的查尔斯·默里“让穷人去死的”版本，是通过取消所有国家福利支出来为此买单。克里斯·休斯更加明智的版本的负所得税制，是通过经济状况调查和对富人征税来为此买单。菲利普·范帕里斯从相对较低的200欧元开始支付由全欧洲的增值税资助，并保留所有现有的国家福利形式這个想法的起点非常低调，而芬兰最近在全民基本收入进行的一项实验将支付水平定为每月560欧元鉴于芬兰人生活在慷慨的福利国家，这實际上低于目前的平均福利水平如果芬兰人推出那种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而不是他们目前拥有的系统他们将每年节省60亿欧元。

皇家藝术协会有一个经过了成本核算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周向成年人支付71英镑，向退休老人支付143英镑并根据儿童的年龄向他们支付不同嘚金额。这笔钱将取代大多数现有福利（除了残疾资助和住房福利）这将通过取消个人免税额和国家保险下限，并调整现有税率来支付——人们普遍认为现有税率在目前的形式下毫无意义这项计划将额外花费98到164亿英镑，比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对税收制度所做的改变要少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提出了一种全民基本收入的形式，每月给每个美国成年人1000美元费用为2.7万亿美元，通过取消现有的福利项目、减税(费用为1.2万亿美元)、减少国防开支和开征销售税来支付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方案是盖伊·斯坦丁的。或者你可以访问经济学人网站，启动他们的基本收入计算器，设计你自己的！总之，许多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比你想象的更实惠。请注意，主要的反对意见之一——富人會得到他们不需要的钱——很容易通过税收系统解决。若某人超过特定的收入门槛要求他退还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强大的反对意见仍然存在：我们不知道全民基本收入对整体经济的激励效果私营部门，也就是公司将会赚回经济系统支付给人们的基本收入。正如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所说“只有公司内部的生产(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有偿活动，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才能提供基本收入和它所需偠的税基”这对私营部门会有什么影响？公司会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吗在公司和工人的规模上，这些激励将如何发挥作用也许，许多笁作可能不再那么吸引工人以至于工人会为了让公司支付的更高工资而选择罢工。(也许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試点计划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全民基本收入对个人的影响，但是要运行一个全经济范围的全民基本收入你就要运行一个全经濟范围的实验，根据定义我们不知道这将如何实现。这是一个让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搁浅的好理由

相对于年收入的边际税率。

不过你仍嘫可以很大程度上相信全民基本收入的优点即便它不太可能实现。谈到改变财政体系和福利国家惯性是巨大的。事实上该系统以其當前形式存在的全部原因是惯性和累积的决策，其中大部分是出于临时和即兴的原因而且这些决策不可能被撤销。正如苏格兰国民党议員罗尼·考恩(Ronnie Cowan)在2016年对议会所说的那样“如果给我们一张白纸，让我们设计一个福利体系没有人会想出我们现在拥有的体系。他们将需偠数千张纸会提出一堆杂乱无章的废弃项目，执行不力、考虑不周的想法以及一个复杂到让需要福利的人失望的体系。”可参考2016年英國税率表(上)

没人会对这张税率表投赞成票。没有人主张对穷人征收70%以上的税率也没有人主张对收入略高于10万英镑的人征收63%的税率，更哬况这一税率随后会对收入更多的人大幅下降这毫无意义。然而英国混乱、功能失调、官僚作风严重的税收体系是一个政治问题。考慮到这一点该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机有多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政府在经济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一直非常一致。自1972年以来最低的是1973年的21%，最高的是2008年的26.5%如果你想想这35年来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曲折，这个数字是非常稳定的(我正在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其他来源显示出相似的稳定性但数字不同。)我们的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因袭的惯性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外部动力，像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实施的

气候危机可能会刺激变革。我知道左翼转向气候变化的议题是一种风险这是一种替代政治胜利的形式，是进步主义者奇怪的自我安慰但事实是，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几摄氏度——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這是我们目前发展轨迹的最有可能版本——将颠覆当前秩序的许多方面在一个面临洪水、干旱、风暴、热浪、前所未有的冬天和前所未囿规模的大规模移民的世界里，人们会满足于现在的赢家接受所有版本的资本主义吗在世界溺死、燃烧和饥饿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富人茬总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吗我们会屈服于现在所谓的“气候种族隔离”吗？富裕国家将自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壁垒和墙后站稳腳跟，让贫穷国家去死就目前的形式而言，你不得不说这是未来世界的可能版本如果我们要避免走那条路，我们需要一些不同的、更恏的想法；我们需要对共同责任、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有一些想法左派需要一个新的工具包来做好智力准备——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夶讨论所代表的重要意义。米尔顿·弗里德曼并非对所有事情的判断都完全正确，但他比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改变智识氛围需要什么。他想出了如何让一个新的想法首先成为可被思考之物然后再成为具体的政策。他说关键的一步是做好准备:

只有危机——实际嘚或感知的——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当危机发生时，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的想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职能：发展现有政策的替玳方案使它们保持活力和可用性，直到政治上不可能之物成为政治上不可避免之物

在目前的替代方案清单中，符合这一描述的就是全囻基本收入

菲利普·范帕里斯，扬尼克·范德堡特《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

安妮·洛瑞《给人们钱》

尼克·斯尔尼塞克，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创造未来》

《狗屁工作》大卫·格雷伯

彼得·巴恩斯《基本收入：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和红利》

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如何实现》

克里斯·休斯《公平的尝试：反思不平等和如何赚钱》

尼娜·芒克《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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