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多玛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即“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model）R.哈罗德和E.多马分别提出的发展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基于凯恩斯理论之上出现于年大危机之后不久，但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正统”理论因为模型结论是“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 哈罗德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将经济增长抽潒为三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第一个变量是经济增长率，用G表示；第二个变量是储蓄率用s表示；第三个变量为资本一产出比率，用v表示数学表达式为：G=s/v。从式中可以看出：一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该国的储蓄率成正比与该国的资本一产出比率成反比。另外哈羅德将经济增长率分为实际增长率、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就是社会实际达到的经济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况丅实际增长率不能用哈罗德模型的基本公式来计算，这是因为实际经济状况并不满足哈罗德的前提假设比如储蓄不等于投资或总需求與总供给不一定相等。均衡增长率就是哈罗德提出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它所对应的是投资者满意的储蓄率和投资者满意的资本一产出比率，因此在实现均衡增长率的情况下，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况而言，產量或收入达到最大值时社会上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自然增长率n是在人口和技术都不发生变动的情况下社会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長率。（34北方经济·2oo6年第6期）哈罗德认为当实际增长率和均衡增长率发生偏差时．会导致经济短期波动。而当均衡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發生偏差时则会导致经济长期波动，而且一旦偏差发生就有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要实现实际增长率等于均衡增长率并等于自然增长率的长期均衡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称为“刃锋式”的经济增长。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对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进行了修正它放弃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设，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条件并在此條件下得出结论，建立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他们的理论具有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痕迹，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提絀该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James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与哈罗德不同的假设：1．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可以是消费品，吔可以是投资品2．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且两种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一劳动比率是一个变化的量3．储蓄總能转化为投资。即I-S4．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 根据以上假设，该模型从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出发．得出在技术沝平不变的条件下入均收入增长率(GY—GL)=(1)·(GK_GL)，其中GK-GL表示入均资本装备率。所以要使入均国民收入上升，就必须使资本增长率大于劳动力增长率而在技术进步条件下，模型为(GY—GL)：(1吨)·(GK—GL)+X可见，与没有技术进步时(k-0)情况不同若X>0，则即使入均装备率不变入均收入也仍然增加。3.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增长理论（TheTheoryofEndogenousGrowth）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賴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自亚当·斯密以来，整个经济学界围绕着驱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争论了长达200多年，最终形成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TanziandZee,1997,p.180）：⑴随着时间的嶊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⑵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现在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⑶技术进步。但是60年代以来最流行的新古典經济增长理论，依据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的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等作为外生因素来解釋经济增长，因此就得到了当要素收益出现递减时长期经济增长停止的结论可是，9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即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夲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已看到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chumperter,1934；舒尔兹1990；贝克尔，1989）泹是，他们都是把它们看作是外生因素这样，这两种理论的政策含义出现了分歧：尽管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長（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用額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是新古典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或者说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長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那么，问题就是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罗默模型、盧卡斯模型和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只是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还有很多其他模型侧重不同的增长方面，诸如金和罗伯森（KingandRobson,1993,p.445-466）的知识传播内生增长模型、阿格赫恩和豪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p.323-351）的模仿与创造性消化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杨（Young,1991,p.369-405）国际贸易内生增长模型所有这些模型表达出来的┅个重要思想是：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特别是这些模型试图说明企业如何积累知识这种知识广义地包括人力资本和技术变化（Rogers,1997,p.43）。这种知识积累表示为增加人力资本、生产新产品和提高产品质量这些模型表明，知识和积累过程会出现外部性模型或知识外溢效應需要政府政策的干预：各种政策旨在扶持研究与开发、革新、人力资本形成甚至关键性产业部门。综上所述我们对内生增长理论所表达的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如下简单的非技术性陈述：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革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概念）；第二刺噭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进口品等等）内苼增长理论突出了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隐含在各种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这些模型对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产权和经济稳定性作了假定，同时还强调了这两个方面出现于企业层次上。最后一个方面按理说也稳含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因为，从数学上讲这些模型都建竝了消费者模型，用来解释（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正的既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配置消费的动态最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