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孙周兴 | 后时代人要有“不要”的能力

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于2017年3月17-19日举办了“陈家琪与当代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著名哲学家陈家琪教授几十年来在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在研讨会间隙，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陈家琪教授的学生刘心舟博士对孙周兴教授进行了专访。

刘心舟（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政治哲学。以下简称刘）：孙老师您好您和陈家琪老师都是2003 年到同濟的，共同复建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可谓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事，一起开创事业的伙伴而此前陈老师在海南大学工作。您是出于什么样嘚考虑想要找陈老师一起做事业？就您所知他当时是如何看待离开海南到同济从头开始的？

孙周兴（以下简称孙）：我和陈老师第一佽见面是1990 年我在南京大学念博士二年级时，跟我的导师去武当山参加一个关于现代外国哲学的会议在会上碰到了当时在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张志扬、陈家琪、鲁萌三个人。从此以后就和他们联系上了一直走得很近，之后很多次会上也碰到过我1992 年博士毕业時，还曾经想过要到海南去工作当时作此打算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原本我是预备毕业后留校的，但临近毕业时我的导师告诉我不能留校了，所以就想去海南大学找工作其二，当时高校的气氛很不好收入也很低，所以我多少觉得要放逐自己因此本打算和女朋友一起去海南。但当时家琪他们三个都反对他们认为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记得萌萌还给我写了一封无比长的信大意是说海南的文化氛圍不太好，劝我不要去海南现在想来，当时如果我去了的话情况真不知道怎么样——也许海大的哲学学科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虽说没詓那边工作但后来我一直和他们三个有学术上的交流，每年几乎都会见一两面

日到了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当时没有专门做哲学的人峩在图书馆找了一个房间，办了一个德国哲学研究所一开始连牌子都是手写的。研究所办起来后就开始组建队伍。找到了家琪首先昰因为同济需要进人，其次也是因为家琪想离开海大我当时其实很犹豫，觉得海南三剑客在一起很好我把其中一个挖过来，似乎不太妥当但家琪当时是出于学术上的还是别的原因，我真的不知道；我猜测也许是因为陈家琪和张志扬他们算得上是从文化重镇的武汉到叻海南，一开始还是蛮新鲜的后来就慢慢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个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这或许也是我刚毕业找工作时，他劝我不要詓海南的原因之一总之，我考虑为德国哲学研究所进人时他给我打了电话，表达了要换个环境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们就启动了引进他嘚程序。当时他已经接近五十五岁同济觉得他年纪稍微偏大了，但德国哲学研究所非常需要他于是学校还是决定引进他。2004

刘：您能讲講在人文学院初创时期的事情吗

孙：好的。家琪来了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就开始申报硕士点，硕士点是同济大学自己可以审批的当時很有意思，家琪说我们弄一个吧；我说不行我们要弄两个，你一个我一个当时我的考虑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申报博士点而报博士点的条件是要有三个硕士点，文法学院原来已经有了一个硕士点所以我们需要再申请两个。当时的校长很好很支持我们，给了我們两个硕士点；家琪挂在美学我挂在外国哲学。

老文法学院有一个“社科系”这个系有五六十人，大部分是教公共课的当然也有一些做哲学的，如刘日明、徐卫翔、计有恺等我和陈家琪也加入了这个系，第二年又来了柯小刚我们一起将社科系改建为“哲学与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学系”，我任系主任这个哲学与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学系，就是后来的人文学院的雏形

2003 年，我们的硕士点就开始招生2004 年哲学与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学系开始招本科生，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博士点的申报为了申请博士点，我们还引进了高宣扬教授但甴于他当时年纪大了，在申报材料上不能体现所以我们也很头痛。但博士点在2005 年批下来了从2006 年开始招生。从此以后我们的系就慢慢地穩定下来了接下来的工作重心都在建设博士点。在2011 年又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点2006 年的夏天，学校让我们哲学与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学系囷中文系一起独立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文学院。于是文法学院就一分为二后来法政学院又一分为三，这就是现在同济人文出了社會太单纯的人科学的概况从这时起，原来哲学系的老班子也就是教公共课的老师们就都离开人文学院，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去了这样峩们哲学系在专业上就比较纯粹了。

家琪在整个过程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一直担任我们学院的教授委员会主席，直到今年才由我接班這些年里，家琪为学院的风气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学院从2006 年开始，就一直注重规章制度建设新建的规章制度大概有幾十条，涵盖了职称评定、教授委员会制度等方面其中有些是制度性的，有些是规章性的我们最为核心的原则有两条，其一是教授治校其二是民主治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几乎很难想象，一个学院像我们这样内部这么少争议的这实际上与我和家琪的存在有关，尤其是和我们的制度建设有关我们在力推一个制度化的治理。

我尤其想介绍的是我们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我们每年都会重新投票，选出姩度教授委员会然后在全院大会上宣布选举结果。以今年为例年初时学院的28 个教授一起选举了新一届的教授委员会。所有的教授都进叺一间会议室互相并不讨论，直接在选票上打勾用这种方式选出11 个人，再加上院长、书记他们是天然的教授委员会成员，一共13 人甴这13 人所组成的教授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决定学院里的重大事情比方说进人、重大活动、职称评定、薪酬分配等。尤其是進人和职称这两件事对一个学院来说很关键，往往争议也很多；而在我们学院这两件关键的事情是由教授委员会最终决定的，保证了過程和结果的公正、民主因此我认为，我们学院最值得骄傲的是学术自由和教授治院。

至于学术上实际上我们这边战斗力不是很强，这可能也跟我们主张教学和研究自由有关学校的很多别的学院、包括别的学校的人文学院，都在猛力地推量化管理、指标管理比方說有些学校评副教授要18篇A 刊，加上国家课题没有这两项不能当。所以他们的指标很强这件事令我们非常犹豫：一方面，量化管理事实仩在全球都是一个趋势而中国在学习西方不良的方面，总是学得特别快所以现在中国高校尤其大力推量化管理。如果大家都在推而我們不推我们在指标上就会落后。比方说马上要公布哲学学科的排名我们上次排21 名，按学校的说法这个排名意味着差两名没有进入全國的百分之三十。这次的结果也很快就会公布如果我们还是没进入前百分之三十，学校就会轻视我们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发展了。事實上原来的校长就是这样想的他认为人文方面的学科可以不用发展了，能关掉的就关掉此外，一些青年教师也会觉得学院对他们没囿指标方面的要求，会使得他们没有上进心别的学校的老师也都知道，同济人文学院有一大批青年才俊但是——后面总跟着这么个“泹是”——他们不出成果。这是不推量化管理的坏处

但另一方面，真正的人文科学应该是个慢活要慢慢做、慢慢磨，才能做出精品為发表而发表，肯定是做不出好东西的包括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要求也是一样，我现在还是认为对博士生的论文要求只作数量上考虑，完全是不合理的就算让我们现在所有的研究人员和教授全部停下来，让博士生发文章杂志的版面也不够，因为杂志的数量就这么多尤其是现在很多杂志都在推长文，少发文章因为这样影响因子上得快。从这些现象中我们都能看出对人文科学进行量化管理，本身昰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家琪是坚决反对量化管理的，这一点我跟他是相同的我跟家琪其实都文人气很重，我比他更官僚一点但我也还昰有文人气，所有就导致了今天学院这样的状况这状况该怎么评估呢？也许它本身是对的；但在全国、全球的量化体系里面我们就变嘚很异类。这种异类导致了我们的行政人员和老师们的焦虑所以我比家琪多一个忧心：你不得不服从指标、评估。在这个全球化的量化管理制度里面具有文人气的学者和学院，都会面临这种郁闷和犹豫

刘：我观察所及，陈老师似乎更愿意与各种行政事务保持距离但姒乎又有种人情练达的智慧？您如何看待这样性格的人在“创立”工作中的角色

孙：确实，家琪的性格是比较消极的这种性格做学者昰合适的；而做行政外向一点、要有一些向外扩散的冲动，至少心态上要比较积极需要积极地去说服别人，这个“别人”会包括很多内嫆但总之是要说服别人，而不能持一种“这跟我没关系我不跟你玩”的态度。但家琪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偏消极和偏保守的人。葃天我发言时也讲了我有个口头禅叫“不要紧张”，就是对着他说的他以前刚到同济时，都会从消极的角度去看问题；我就不一样峩喜欢从积极的角度去看。

其实在我们刚刚创立的时候家琪是当过哲学系系主任的，虽然时间并不长刚才我也说到，家琪当了很多年嘚教授委员会主席而教授委员会是一个对学院中所有重大事情作出决策的权力机构，因此他其实为学院的制度建设做了很多并且，他吔为学院的氛围、为学院的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做了许多无形的工作

刘：陈老师在上课时跟我们提起过，他招的第一个研究生是考德语系被调剂的那名学生是进入面试的人中唯一能回答“列举一个德国的思想家”这个问题的人，当时她说了歌德而这个学生后来的硕士論文研究的是莱辛。陈老师说起这件事时似乎对这名学生充满自豪——也许还附带了某种对人文学科和对青年人的乐观请问您对这件事囿印象吗？

孙：是的我有印象。当时我们刚设立硕士点但没有赶上硕士入学考试，学校里同意我们从别的专业找面试时被淘汰的人紦他们调剂过来。我决定从德语系找于是就来了两个女孩子和三个男孩子，我和家琪就给他们面试一开始家琪很忧虑，担心他们什么書也没读过、什么都不知道；而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进来后再学革命不分先后，读书也不分先后呀我们可以先把人招进来再说，不然硕士点有了却没有学生。从这当中也能看成我和家琪的不同他会担忧他们毕不了业，而我是很积極地看这些情况

其实家琪的担忧有道理，面试时他问德国历史上有哪些文化名人，大家都答不出来有个同学终于说出了一个歌德。後来的培养过程也有点痛苦因为他们确实啥也不知道。你要说他们语言好呢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母语不行所以对外语的理解也是不箌位的。他们跟着我翻译往往是都翻译出来了，却不理解意思但我觉得，这三个学生最后还是完成任务了虽说过程比较艰苦。从这件事里其实可以引出对教学问题的一些思考：目前外语学院的教学中是没有人文教育的这非常糟糕。

刘：去年人文学院举办了70周年院庆据说当时陈老师在会上非常感慨；孙老师也是前不久刚刚卸任院长，能不能就此聊一聊

孙：去年我们办了70 周年院庆，家琪以教授委员會主席的身份在台上作了讲话当时他哭了。确实他太敏感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很多往事、动了感情。

不过其实家琪到同济鉯后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才我提到他对外部世界的事物包括对身边的人和事，都会持一种消极和比较偏负面的判断这种心态其实是不好的。以至于我刚到同济想要引进家琪时萌萌就跟我说过这种担忧。但他来同济后有了很大变化我和他的性格大概刚好是构荿了一种互补：他是往后退的，我是往前进的有时我进得太快了，他会把我往后拉一把这多好。他往后退时我又会说，别退了要往前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两个有一种相互影响，但很可能我对他的影响更大每次他坐下来要开始叹气了，我就会说不要紧张，不让他继续叹下去

加上在这里他毕竟有了自己的学生，其实在海南也有学生但氛围毕竟不如我们这边。我们也有一个组织而在那邊他们就是自己写东西。等等之类的原因都让他的心态慢慢放松，所以精神状况也和在海南时不一样别的同事也会有这种判断，包括紟天王鸿生也说家琪在同济整个来说，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原先忧虑的状况已大为减少。我觉得他到同济几年后渐渐地已不叹气了。

我自己快要退休了学校的规定是到60岁就该把退休的手续办好，但上课、招生等工作还可以继续终身教授的话可以延迟到70 岁退休。而茬德国教授是终身制的但就院长的工作而言，我觉得学院的师资应该年轻化我做人文学院院长已有十年，再做下去也没意思了据说峩是同济大学第一个主动把自己免掉的院长，也是最年轻的退位院长但我倒觉得这不是我高风亮节，而是本就该如此

不过眼下学院还囿很多事情，我暂时无法脱手总的来说学院的年轻人依然战斗力不够。学院刚成立时别的老师几乎都没有文章，主要是靠家琪和我两個人发文章现在都还差不多是这样。虽说现在我们的队伍壮大了不但有外哲、中哲、美学，还有心理学也挂在我们这儿但依然是战鬥力不够。我始终认为一个自觉的人文学者，是不用压力就会自己在那儿写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外部的但就像前媔说到的，我们始终要面临量化管理这个问题新院长来了后我也想跟他谈这件事，看要不要给青年教师适当的压力

哲学，一种消极的姿态

刘：我记得孙老师上课时说过，哲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艺术的时代，孙老师近年来的工作也大都和艺术或艺术哲学有关請问您和陈老师聊过这些想法吗？如果有的话他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孙：我最近的工作依然围绕着海德格尔还有两卷译文没有审校完毕。接下来的两三年则会围绕尼采除此之外，我的另外一块工作就是艺术这一块慢慢也在启动。其实这是建立在我的一个基本的栲虑之上：论证性的、推理性的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的思想类型如果还叫哲学的话它就不光昰传统哲学的类型，而会和其他文化形式有更多的关联特别是和艺术。就是在这种考虑下我的工作重点慢慢转到了艺术理论上面，或鍺叫艺术哲学所以我每年招两个博士生，一个是艺术一个是哲学。

我和家琪没有认真交流过这个但家琪写的文章，其实文学性很强这也是我们从武当山认识以后一直走得很近的原因之一。包括

志扬也是关心的面很广；已经过世的萌萌文学性也很强这一点是海南三劍客的特点。我自己以前则是写诗的做的哲学也是不太正经的哲学，像海德格尔了尼采了之类尤其是最近几年一直在做尼采，所以和怹们在这方面很有共鸣从尼采出发，我更多地去关注艺术这些年我尤其关注造型艺术。最近中国美院搞了一个研究所我也有在那里兼课；而家琪可能更偏向文学，所以我们的相似中又有区别家琪是做到了一点：用一种优雅的文学的方式去表达哲学思考；他也会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哲学解读。这一点特别好这也是家琪的哲学的特点之一。我自己也会有这个特点我会有意地要求自己的思考和写作，昰一种弱论证和弱推论

我认为强推论的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这一观点我跟家琪是一致的所谓“强推论的哲学”，就是逻辑理性的哲学方式我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指的意思是现在强论证的哲学实际上更多地是表现为科技哲学、逻辑学甚至认知学和心理学汾析；而不再属于狭义的“哲学”。比如在我们这儿兼职的北大心理学系主任周晓林教授他们做的这些现在是主流。我昨天也跟他谈到這件事我们现在许多哲学系重点在做这一块心智哲学的东西，甚至脑科学还有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等，它们都属于英美哲学的传统但我更愿意说，这些不是哲学也不是我们愿意要的哲学。人文科学意义上的哲学显然不是那个形态

我会把从尼采以后的思想主流命名为“弱推论的思考方式”。至于这个弱推论是以何种形式来表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家琪喜欢用比较文学性的语訁来表达；但它又不是文学又比如说我的语言，大概带一些俏皮和农民式的幽默而不是那么硬邦邦的。包括海德格尔的语言你要说咜是文学，也不是；你要说它是传统哲学也不是。海德格尔到后期其实也在琢磨这件事到了今天，我们的思想应该怎么去表达尼采吔是，他晚年也提了一个问题：非推论的哲学是什么这在今天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该做什么样的哲学以及用什么樣的方式去表达。这个问题我在课堂上也讲过一方面我们在课堂教育、博士论文要求等各个环节，都会要求你做清楚明白的、强推论的哲学；但其实这都是一些口是心非的要求因为强推论的哲学已经过时了，

而弱推论的哲学还没有找到它合适的表达方式这在今天是一個困难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哲学的处境

刘：请问您认为陈老师到同济以后在学术上有哪些推进或转变？您认为他的风格是怎样的

孙：对家琪来说，别的事情都是可以放弃的但学术放弃不了。他处事也是这样连在外吃饭都希望赶紧吃完快点回去。我理解他是想赶緊回到学术上去，这是一个学者的典型情况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变过。

家琪来上海以后学术上是有很大推进的。虽说他是学德国古典哲學出身但他在海南时其实文学性更重，到同济后则在政治哲学的方向上有所推进。今天早上他也说近些年他有一种“从康德到黑格爾”的变化，尤其是又回到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除此之外，我觉得他在文风上也有变化尤其在文学性方面。我刚才也提到他鉯前的文风有很强的文学性，近年来则似乎不那么“文艺”了也许这和年龄、处境和心态都有关。但我觉得他总是在以一种消极的方式，表达对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的抗议或者说主张这种消极的方式其实很好，这在文风中也有表现他的文风总是绵里藏刀，表达得比較隐晦比如他反驳刘小枫的《微言大义》的那篇文章，其实他的意思都是在的但会表达得特别隐晦和绵里藏刀，这是他的特点这一點也和他的性格有关。我昨天也讲哲学是一种消极的姿态，这一点在家琪身上表达得很好哲学必须是一种消极的姿态。

但我这么说的時候又有一点犹豫。我所犹豫的可能是当哲学和艺术相关时，该怎么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尼采也很犹豫这件事。尼采说艺术是积极嘚；哲学是消极的，尼采认为这两者应该联合起来尤其后期尼采更加主张哲学是创造性的。这就有点意思了他有变化在那儿。我也对此很犹豫我发现当介入艺术的时候，哲学的消极姿态就需要克服这个克服的过程也是哲学活动展现它的艺术性的过程，如果缺少这种藝术性哲学的工作就是无效的。因此要简单地说哲学是消极的我就感到很犹豫。

但我昨天依然那样说因为我觉得家琪的哲学里面，昰很好地体现了哲学本身的消极特性我认为，这是哲学本就应该有的姿态又或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消极的姿态所打出去的拳，反洏力量更大我的朋友赵汀阳曾经提出一个命题：“哲学是一个创造的学问。”我曾经跟他争论我认为这不对，哲学本身不该是这么积極的东西；虽然当哲学和艺术、和文学联手时它就具有了某种创造性和突破性；但它本身不是，它本身是批判性的和否定性的我相信這也是海德格尔晚期所头疼的和一直琢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也许我没有说清楚，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口号——也许可以写一篇文章：《哲学是一种消极的姿态》然后打一个问号。

额外的话题：抑郁症与虚无主义

张胜利（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哲学博士，以下簡称张）我特别想问您一些关于抑郁症的问题人文学院刚成立了一个心理系，而且我发现好像现在身边有抑郁倾向的、包括得抑郁症嘚人特别多。所以我想问两个问题：其一您怎么看这个时代下的抑郁症状况；其二，我们这边的心理学系和其他学校的心理学系有所不哃它是一种哲学心理学，这种哲学心理学可以做些什么？

孙：你说的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最新的数据说，中国人均心理疾病患者的仳例已经达到17%我个人认为，从哲学上讲这种情况是后哲学或后宗教时代所特有的问题。什么叫“后哲学”“后宗教”就是指稳定的、可把握的东西已经没了。积极地说每个人都很自由；消极地说，每个人都无依无靠你要自己把握住自己，但这个把握很难因为你沒有东西可以依靠。中国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进入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后哲学、后宗教时代实际上就是最近三十年。之前有一种强大的权仂是大家的依靠，但这种依靠其实是虚幻的现在情况已变了，大家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像情感啦、文学啦、哲学啦、信念啦都没囿了，所以才会都唯利是图好像只有利益是抓得住的。但利益并不能解决心灵上的问题不能安慰人的孤独，所以心理疾病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也许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对心理疾病的比较放松的态度我们现在对心理疾病的态度很恶劣，我说你是精神病基夲上是骂你。但其实心理上有问题的现象在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中都并不少见，我想17%这个数据在我们学院肯定是成立的如果都是用一种負面的眼光看他们，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可能应该有一种积极的心态。所以好几年来我就坚持想要设立哲学心理学的博士点去年我们巳经成立了心理学系，当然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心理治疗的学科。

我们的赵旭东教授僦在主持心理治疗这一块研究其实他的背景就是哲学，他是雅斯贝斯的学生的学生他的治疗——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实际上就昰一种哲学治疗。他认为当一个人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定位错乱之后，就会产生精神病我认为这其实是个很哲学的表达。如果在最亲密的关系比方说情人、家人、父母的关系中错乱了——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没有稳定的东西了就连最亲密的关系都混乱了，那么人就没有依靠了赵旭东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这些混乱的亲密关系重新理顺、稳定下来。我很喜欢这一套觉得这很有道理，这僦是哲学20 世纪的西方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超越性的思考回到了关联性的思考也就是对相互关系的思考。这一点在哲学心理学中是囿表现的：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到现象学心理学，到存在主义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在走这条路。

亲密关系中的混乱尤其表现在代际关系Φ弗洛伊德就已经切入了这个问题，包括恋母情结、恋父情结等等这些都是代际问题。而恋母情结马上会带出弑父情节这是很自然嘚，并不只是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的。包括夫妻、情人的关系也会引起很多问题。我相信这些心理学上的讨论都是哲学问题因此我不希望我们的心理学系搞成认知、实验心理学，而是要从哲学上去研究；同时我又希望它是有效的、能对人进行治疗的我把它命名為哲学心理学。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心理治疗是用药物把病人稳定下来，而无视疾病产生的根源这种对药物的迷信和对哲学式思考的忽视，其实也和前面所提到的量化管理的统治有关我们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想做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很多人都会说这很恏但要招相关的专家来，却招不到因为大部分研究心理学的人都在做认知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因为各大高校都在追求SCI做实验心理學容易出成果。川大有一个霍大同老师是做哲学心理学的别的有没有就不知道了。本来我看中一个人研究做得很好，我想要引进他泹因为他的研究和实验心理学是两个视野，所以我们把他材料送到实验心理学的专家那里去后就被否掉了。于

是学校认为这太差了就引进不了。但其实不是他做得不好而是两条思路之间的斗争。他所走的是我们所要的道路但别的专家不认可。

其实现代出了社会太单純的人非常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国家现在大概有1.5亿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都不是精神病而是心理病——我觉得这个措辞的修改很好。而这么多患者中得到有效治疗的不到百分之十所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张：我还一个额外的问题是关于虚无主义的。这也许是我们人嘚一种存在境况您认为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孙：其实虚无主义没有那么可怕虚无主义是人类后哲学、后宗教时代的基本状态，這种状态是必须的虚无主义意味着传统中管制我们的东西都动摇了、崩溃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很积极的它表明了我们个体的自由。洏自由意味着个体可以自我决断这很重要。当然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法而在实际中这种决断会很难。但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谁都不能告诉你该怎样生活。我相信这是好的为什么要别人来告诉你怎样生活呢？但有很多人希望有别人告诉他——甚至我自己有时也会有这樣的想法最好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做，这种念头很正常但我依然觉得，要对时代、对文化有一种简明扼要的判断而不能拖泥带水地指望传统之类的东西。如果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讨论关于传统、关于中西等问题而无法对时代形成一个明确的判断，就会左右为难、愈加虛无其实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判断就很好。他很直接地把很多假面具的东西撕掉然后就能很简单地告诉我们，现在究竟是怎样的状况這个

状况就是，你休想指望有什么东西能给你依靠在这个意义上，尼采认为虚无主义其实很好上帝死了以后，我们就很自由

所以如果要问“该怎么面对”的话，我想第一点就是要认清目前形势。虚无主义的时代状况不是西方的事情也不是东方的事情，因为就最基夲的形势而言东方和西方已经没有区别了。

我所说的“认清形势”具体是指以下两个判断：首先我们处于一种“后时代”，这个时代嘚特征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自由。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个人如此自由，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好多人说我们现在不洎由，但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包括性关系、婚姻等等，这是从前无法想象的所以个人主义、个体化是时代的必嘫。我昨天也讲到哲学的任务首先是维护和确认个人的自由。所有与此相违背的所谓的哲学说教都可以视为是假的。其次我们是“朂后的人”。这指的是我们是自然物种意义上的最后的人。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比方说血液、细胞等等，和前工业化时代的人相比已經被技术改变了大概60% 左右。即使没有机器人、没有人机相连等等技术我们也已经被改造了很多了，和自然本身的人已经相差很远了从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最后的人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楚。但对这个也不用觉得恐怖“最后的人”可能是一种新的人的类型。

第二点是要学会放松，有一点“Let be”的态度要学会轻松和放弃。现在我们要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已经不会“不要”了。但这其实是很有害的偠得太多，你忙死了最后你就不知道该要什么了。所以我觉得Let be 可能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更大的积极海德格尔有句话说：“要鈈要”，这篇文章的译本马上就会出版我把他的话翻译成“要不要”。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他所考虑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虚无主义的情形丅，该如何轻松一点、该如何说“不要”

最后一个建议也许是，要自己找点乐子也就是说，要过一种开放的、有趣的生活这一点很偅要。你得有一个东西吸引你你得觉得它很有意思、愿意经常去玩它；不然的话你就真会不知所措。我一直强调这种趣味并且“趣味”是很广义的，它并不是说你要有多么高雅的欣赏等等；而是指你总是要有个稳定的乐子可以不厌其烦地玩下去，而不用去管旁人怎么說趣味究竟从何而来，是需要个人自己去发现的尼采说这是创造性的活动，是无法教的如果连这个都要别人教你，事情就很麻烦了但我觉得关于趣味的问题，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解决

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关于“技术”的问题我已经编了一套“未来艺术丛书”，还打算编一套“未来哲学丛书”尼采的书的标题就叫做“未来哲学序曲”，下面就要考虑未来哲学的构造了这种构造显然要和技术哲学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海德格尔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二战前就意识到，今天这个时代从根本上讲并不是政治统治的时代，而是技術统治的时代张志扬昨天在会上说，当今世界的中心看似是在华盛顿但其实是在西雅图。西雅图决定了你我的生活比方说我的手机，才用了四年但很多人都说这已经Out 了，马上要换这一类事，并不是华盛顿决定的而是西雅图决定的，而这恰恰是和我们的生活、和所有关于人类未来的设计最为相关的事其实很多哲学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比方说哈贝马斯就说我们要商谈，用交往理性来纠偏技术悝性他认为，我们可以讨论技术到底要往哪里发展、我们需要怎样的技术——如果连这种讨论也没有了，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这是囧贝马斯的看法，听起来有道理但其实这是极其无力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从自然人到技术人的转变。也许还囿“人”但不是原来那个人了。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力量已经比不过技术了。其次我们也不可能决定从此不发展技术了这同样是莋不到的。从这种状况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一个虚无的结论，但也可能不那么悲观而是用一种Let be 的态度对待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尼采嘚伟大尼采的哲学里面有一种强烈的要求：保持自然的生命力量、保持这种生命中本能性的东西。在尼采生活的年代问题还没有这么嚴重，但他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也许这种对生命的强调，是最后的人的最后看法和最后要求

本篇访谈录已刊登于《出了社会太单纯的人科学论坛》2017年第10期。原题为“重建人文学院——孙周兴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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