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义乌经验启示④｜商人遍地的义乌，为何鲜见超级大老板？

今年是改革开放38周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中国当代史上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在38年史诗般的征途中，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从“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不仅创造了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奇迹，也使自己成长为折射改革走向的“风向标”城市。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

2006年6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义乌召开座谈会，推动当时已在浙江掀起的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热潮向纵深发展。此前的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学习推广义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经验。

“义乌发展经验”由此成为继“温州模式”后，浙江又一个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值此改革开放38周年和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县域经济优等生”与“中国式市场经济最佳典范”双重身份的义乌，带给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中国改革的启示。以下是“财富篇”。

2016年2月，世界义商总会成立。

楼仲平办公桌后的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幅书法：以小博大。“这四个字，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们企业的灵魂。”这位略显腼腆的小个子义乌商人对澎湃新闻说。

楼仲平执掌的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确够“小”：工厂堪称“袖珍”，占地只有18亩，生产的产品是小小一根饮料吸管，而其本人，也从未登上过各类形形色色的“富豪榜”。

但也够“大”：从规模上说，双童是世界最大的吸管生产企业，楼仲平因此赢得了“吸管大王”的称号；从影响力上看，它是多个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的起草者，甚至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游戏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作为中国唯一的制造企业，参与了《食品用塑料吸管细则和规范》ISO国际标准的起草编制。

如此强烈而鲜明的反差，一如它所在的这座因拥有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而名扬天下的浙江中部县级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能像义乌一样，将大与小的逻辑演绎得这般淋漓尽致：小县城，大名气；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老板，大财富。

这些“以小见大”的辩证关系背后，呈现出的是草根经济的力量，更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魔力。

51岁的楼仲平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14岁那年，初中还没毕业的他，每天跟随父亲挑着百余斤的货郎担，走街串巷做起了手摇拨浪鼓的“鸡毛换糖”生意。

此后15年，他收过废品、干过铁匠、搞过养殖，甚至做过“倒爷”。“总之什么赚钱做什么，前后换了20多个行当，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楼仲平对澎湃新闻回忆。

1991年，他回到义乌，开始考虑找一个稳定的行业安身立命。恰好当时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刚建成，楼仲平拿到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

楼仲平回忆，一开始他其实根本没想好卖什么，后来发现市场附近有条专业街，专卖台州黄岩生产的塑料制品。于是，就拿了一些在自己的摊位上代销。

之后，代销的产品越来越多，一米宽的摊板上居然码了几百种产品。当然，其中也包括塑料吸管，“先是到广东、福建一带，把那里生产的吸管买回来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销售，后期是替义乌大部分工厂生产的吸管代理销售。”

两年后，楼仲平的摊位成为当时市场里日用百货类别的佼佼者，一年净赚二三十万元。

不满足于摆摊生意的楼仲平此时又动起了心思。1994年3月，楼仲平经销吸管产品的一家企业老板找到他，说想花50多万元购买一套全自动吸管生产线，但由于手头紧张，只能把手上的半自动吸管生产线卖掉。

考虑到自己手里已经积累了一批客户，楼仲平顺理成章地花了5万元买下了这套旧设备，然后在村里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吸管厂。“说是工厂，其实就是小作坊，厂里干活的就我们夫妻两人再加上我父亲。”他的“吸管大王”之路自此蹒跚起步。

在义乌，楼仲平式的小人物创业史俯首可拾，浙江最知名的女商人——有“中国饰品女王”之称的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便是义乌草根创业者的又一经典。

出生于小山村的周晓光早年经历与楼仲平相似。1978年，只念了一年高中、16岁的周晓光拿着一本地图册，背着从刚刚萌芽的义乌廿三里小商品市场批发来的绣花针和绣花样，开始了长达7年的“货郎女”生涯。

1986年，已经成家的她决定结束奔走四方的“行商”生活，和丈夫在义乌安营扎寨。他们拿出1.5万元积蓄，在义乌第二代小商品市场里买下一个1平方米大小的摊位经营饰品，开起了前店后厂式的“夫妻店”——丈夫到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购进原材料后，她和妹妹们就在晚上加工，然后第二天摆摊销售。

依靠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完成的积累，周晓光开设了义乌第一家饰品店面，又在1995年，创办了用自己和丈夫虞云新名字各取一字命名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

无论楼仲平，还是周晓光，都显现出在义乌这片土地成长起来的商人之于国内其他商人群体的独特之处：他们几乎从零起步，从未期待一口气吃成个胖子，而是凭借着草根的韧性和机敏，以一种“勿以利小而不为”的姿态，瞅准那些不起眼的小商品、小配件，善于发现别人尚未注意到的市场缝隙和商机，将“规模经济”的经济学定律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赢得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如此，义乌商人也被形象地称为“蚂蚁商人”。

但正是这批“蚂蚁商人”，却“导演”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奇迹”。义乌小商品市场从1982年仅有700多个摊位的马路市场起步，历经8次搬迁、十余次扩建，现有营业面积550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经营着26个大类180万种商品，出口219个国家和地区。市场成交额连续25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国际商贸城微缩模型。

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企业产业集群成长模式。目前，义乌已有2.67万家工业企业，以及由这些企业汇聚而成的以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为代表的20多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13个国家级产业基地，它们与航母级的小商品市场共生共荣，形成了一个市场带动工业、工业支撑市场，两者相互依存、共同成长的局面。

更令人吃惊的是，义乌的蚂蚁商人群体仍在不断壮大。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义乌共有各类市场主体27.36万户，约占浙江全省的二十分之一、全国的三百分之一，比上年增加17%。若以义乌2015年末125.88万常住人口计，平均每5个义乌人里就有1个老板，远高于浙江每13个人中有1个老板的平均水平。

“遍地的老板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最终使市场成为义乌一个能量巨大的反应堆，引发着资本、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连续裂变。”中国小商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衍虎对澎湃新闻分析，“可以说，无数个‘隐形冠军’造就了义乌这个‘大冠军’。”

尽管商业超乎想象的发达，但一个显见的现象是，在义乌，巨无霸式的大企业与超级大老板却屈指可数。以浙江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协会等机构今年10月发布的“2016浙江省综合百强企业”和“2016浙江省制造业百强企业”为例，上榜企业中，没有一家来自义乌；在浙江省工商局和省民营企业发展联合会11月联合公布的“2015年度浙江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中，义乌企业亦榜上无名。登上“2016胡润百富榜”的278位浙江富豪，仅有2人出自义乌。

“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是由义乌长期形成的商业格局决定的。”长期研究浙商群体的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小商品、大市场”的开放特性。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史上，一个被各地竞相学习的重要成功经验是“划行归市”，即将所有商品进行分类，同类商品集中到一个交易区经营，这使大量相同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涌入同一交易空间，彼此之间接近于完全竞争。

“在这样真正彻底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他们要想脱颖而出，只能想方设法提高产品竞争力，在质量、价格、档次、适销对路等方面下功夫，可以说机会绝对均等、竞争异常充分，注定了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很难凭借资源垄断一步做成‘巨无霸’。”胡宏伟说。

另一方面，也是至为关键的，答案要从“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脉络中寻找。

同100多公里外的因“温州模式”而举世闻名的温州一样，义乌也是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更糟糕的是，处于金（华）衢（州）盆地的义乌土质属黄红壤，酸性强而肥力较差。土地不养人，经商便成了农民糊口活命的生存之道，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用糖饼向客户换取鸡鸭鹅毛的“敲糖帮”由此而生，至少相传了数百年。

义乌拥有悠久的“鸡毛换糖”经商传统。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大门初启，穷得“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袄”的义乌农民怀着脱贫致富强烈愿望和冲动，重拾“敲糖帮”的“鸡毛换糖”经商传统，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义乌商人发迹之初，没有任何本钱，文化程度也普遍极低，是中国改革开放军团中起点最低的一群创业者，这迫使他们必须从‘小’起步，构成了小商品市场发育的最原始动力，进而形成以‘小’为主的‘市场经济生态圈’。”胡宏伟说。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浙江民营经济的另一典范——温州。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启动前后，同样拥有悠久商业文化传统的温州人为逃离贫困，率先向计划体制发起敢死冲锋。彼时，10万温州人游走四方到外地谋生，大多推销温州家庭小作坊生产的纽扣、晴纶布或电器等五光十色的紧俏小商品；在温州境内，则崛起了最负盛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小商品，大市场”也是“温州模式”的源头之一。

然而，同样发端于底层的“义乌发展经验”与“温州模式”又有着显著差异。温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是民众的自主制度创新，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顺应形势和环境，力求通过“无为而治”和事后调节与追认的方式维护、培育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

义乌则不同，其地方政府是顺势“造市”，在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进程中，主动对“小”进行整合，助推义乌的“大”嬗变。从最初的尊重、宽容民众的“小”创造，开放小商品市场，到娴熟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创造“大平台”，无不打下极为深刻的“有为政府”烙印。

两种制度安排，结出的果实迥异。进入20世纪90年代，身为市场“东方启动点”的温州，专业市场渐渐失去昔日的耀眼光环。1991年起全国数次评选“十大市场”，温州均未上榜；除永嘉县桥头纽扣市场等少数几个市场外，当年的温州十大专业市场有的波澜不惊、难见起色，有的甚至已经销声匿迹。相反，义乌小商品市场却从区域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起步，发展成为“买全国、卖全国”的“华夏第一市”，并逐渐向“买全球、卖全球”国际性商贸中心蜕变。

“温州专业市场的辉煌不再，确有交通地理环境相对不便等客观因素，但政府力量缺位是非常关键的原因。相较之下，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顺应市场规律，不刻意求大，每一项决策都能恰到好处地踏在节拍上，与民众形成内外合力，使市场的生命力不断激发。”胡宏伟说。

已在吸管行业深耕20多年的楼仲平对一味做大企业规模不再兴致盎然，他甚至将办公楼大厅里的题词——曾经让双童引以为傲的标签“全球最大吸管企业”，换成了“全球吸管行业第一品牌”。

楼仲平不是没有做大企业的机会。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时候，很多像他一样规模的企业投身其间，但他抵挡住了暴利的诱惑。“几年前，义乌周边有个地方有意让我过去，给几百亩土地。但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放弃。”楼仲平对澎湃新闻说，“如果我同意了，肯定要建厂房，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自有资金不够，需要不断融资，这意味着风险的放大。”

更为极端的是，从2003年起，双童开始有意识地限制大客户的采购，基本上不再接伊利、蒙牛、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品牌的配套吸管订单，而将重心转向中小商超、咖啡馆、奶茶连锁店等小客户。这被楼仲平称为“小客户原则”。

“最高峰时，以沃尔玛为首的5家超级企业的订单量占到了90%。现在谁说自己是沃尔玛的生产商，外人一定都觉得这家企业了不起，但业内人都清楚，那是最惨的劳动，产品要求苛刻，利润低，每次都会给你压到最低。”楼仲平说，“小客户的订单量不大，却是个高利润市场。如果一个大客户顶10个小客户，我为什么不去找10个小客户做生意呢？面对大客户，全是他们单方说了算，而和小客户合作，我们能商量。”

“对于企业做大，要辩证地看，做精做细做强，同样也是一种‘大’。”他说。

义乌也决定将这种“小”坚持下去。“‘兴商建市’是义乌的‘传家宝’。30多年来，义乌经验最大特色，就是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不动摇，同时根据实际不断赋予新内涵。”今年1月29日，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在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上说，新的时期，必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坚定不移地走“兴商建市”发展道路。念好“商”字经，做好“市”字文，干出义乌人民的百年基业。

显然，义乌决策层明白，作为一个建在市场上的城市，义乌在大规模的超级工业制造方面并无优势，“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才是义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2016年2月，首届世界义商大会召开。

曾为义乌做过城市战略咨询的中国城市问题专家李晓鹏在其所著的《城市战略家》中，将义乌的这种优势称为“二三产业联动的小微企业创新体系”：数以万计的小商户和中小企业以市场为圆心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每天都在不断前进、可以应对任何市场需求变化的庞大创新体系。

“外部的变化、冲击和挑战，对义乌来说30多年间已多次遭遇，但每一次它都能很快应对，产品的质量、设计、档次、种类、客户对象等都很快能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调整。”他认为，这就是义乌最牛气之处，而且，这种建立在小微市场主体高度活力基础之上的创新体系，目前尚看不到衰落迹象，发展空间还很大。

“充分绽放‘小’的魅力，用市场机制凝聚而成‘大’的增长动能，义乌在过去30多年中因地制宜所选择的个性化发展路径，恰恰是市场经济物竞天择、顺应规律的共性使然。假以时日，随着义乌因时而变、不断升级进化，在这片活力勃发的土地上生长出大而强企业的茂密森林，也同样是符合市场逻辑的事。”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对澎湃新闻说。

“义乌市距上海３００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联合发布的《震惊世界的中国数字》报告如是介绍。

２００６年的义乌，俨然是《马可?波罗游记》中世界之城泉州的现代版。

５．８万个摊位、２．５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５０万种商品目录中的４０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２０万人，１０００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２０００多个１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４万多个摊位都装着宽带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得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

５０平方公里、６８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８０００多名肤色各异的异国常住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朝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计算机，电视里可以看到ＣＮＮ、ＢＢＣ和中东的国际频道。

扩张仍在进行：一个又一个工地和脚手架凌乱而不掩饰地彰显着膨胀的痕迹，更多的买主和货物在涌入涌出。

在义乌这个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工厂主、房东、工人、厨师、三轮车夫都围着市场在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每天赚上一二十元，而义乌工商学院里的学生们也个个开起皮包公司接订单、下订单、报关。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义乌这样，只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像市场一样，深刻影响着每个义乌家庭的生存或者繁荣。当地流行的一个玩笑是，如果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最紧张的人一定不是市长而是房东，但这些数量庞大身份复杂的房东紧张了，市长当然会比他们还紧张。

很难想象，仅仅２０多年前，这里只有两三条小街，城区面积不足３平方公里，而商业世界仅仅存在于乡民们的货郎担和提篮里。

让观察者感到吃惊的是，从最初的不忍、默认、旁观，到主动规划、管理，再到把市场的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义乌的城市管理者们所做的决定与其他改革先行地区的决策并无二致，但是为何在这里，政府的作用看起来更恰如其分？

“如果说义乌社会经济诸方面犹如宇宙间之众多星球，地方政府就是导致这个庞大体系运转起来的第一推动力，”在《市场义乌》一书中，陆立军如此评价。１９９３年起，陆担任义乌市政府顾问与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义乌人多地少，许多地方因土壤酸性重难以种植农作物，人们苦苦耕耘却总是“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袄”。穷山恶水逼出了绵延数百年的“敲糖换鸡毛”传统：冬闲季节，农民们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到外地叫卖本地红糖，换取鸡毛沤肥来改良土壤。

鼎盛时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建国后，义乌进行工商业改造，“敲糖帮”一度销声匿迹。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肥料奇缺，换鸡毛的绿灯又不得不亮起。１９６３年，刚成立半年的义乌县工商局首次办理了上千份临时许可证。即使是在“鸡毛换糖”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期间，全县外出糖担最多的一年，仍达７０００多副。

就像５００年前大西洋贸易为英国打开财富之门，并引发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数百年间原始的红糖与鸡毛的交换，却在１９７０年代末，机缘巧合地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给义乌带来了希望和财富。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在浙江义乌，当代敲糖帮到１９８２年时已经成为遍及全国的小商贩群体，对各地的小商品需求极为敏感，而更多的义乌当地人也纷纷开始为他们提供货源，这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但是，虽已没有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吓人帽子，上述行为却仍在当时政策的严厉禁止之下。

１９８２年初春，一个被收走提篮的妇女冯爱倩愤怒地冲进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争论持续了一个下午，依然没有结果，但县委书记在她走后陷入沉思。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瘦小、喜欢一根接一根抽烟、一杯又一杯喝茶的县委书记提出“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市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参加那次会议的龙华村金关福老人后来回忆，谢高华对他说，我最看得起先富起来的人。

市场放开后，义乌这个三面环山的穷县交易额像发酵般飞速膨胀，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９万元上升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４４４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１２１万元。

就像被猛然推入一个飞速旋转的星系，义乌的摊贩们很快就发现短缺经济提供了一个无比饥渴的市场，仿佛他们用尽２４小时也填不满。

１９８４年，政府将“兴商建县（１９８８年义乌撤县建市后改为“兴商建市”）”确定为义乌的战略方向。

老百姓潮水般涌向市场，湖清门臭水沟边的百米小街涨潮般地满了、堵了，政府、工商局和个体工商户一起出资５５万到太祖殿盖了个玻璃钢棚，那里很快又像吹气般地膨胀成小城最臃肿的地方。于是第三个、第四个市场次第出现，一个比一个更大、更专业化。

１９９０年以前，义乌成了“上海滩”――货物的联托运点每天都上演着打斗、抢客、抬价钱、强装强卸，甚至有人因此而被判刑。

“一小伙人”走在了变化中的时代的前列，趁机渔利。１９８５年５月，几个在市场拉货的三轮车夫架起一台磅秤，几张桌子，成立第一家联托运处，将各种货物拼装起来，用汽车拉到南京浦口转从铁路运出。丰厚的利润使类似公司马上如雨后春笋，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乡镇企业名目下都挂满了运输公司。

争斗也由此而生，心惊肉跳是许多人对那时的共同描述。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任市长上任。

１９９０年，政府成立“联托运整顿指挥部”，决心把六七十条线路的经营权全部收回，以承包的方式发放，一条线路一家公司，时称“一点一线”。上接第１７版

但安静的日子只持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很快，垄断又带来新的麻烦。许多客商又开始怨声载道，服务不好不说，同样的路程，货物从义乌出去的价格比外地过来要高出许多。安徽客商投诉说利润的２ ／ ３都被运输吃掉了。

市场上频频出现客商越过义乌，直接找广东、上海等地厂家拿货的现象，而“黑点”（未经政府批准的私人联托运处）悄悄地从许多角落钻了出来，公安局报告说强装强卸又开始出现。

１９９４年，政府成立新的整改领导小组，这次是为了让价格降下来费尽心思。先是让利１０００多万，免收５分钱 ／ 公斤的市场建设基金。接着要求各托运处交纳风险押金，少则５０万，多则３００多万。

但情况并未就此好转，后来，政府宣布如有违规收费的情况，两次就吊销线路运营权。结果一家义乌―湖州的托运处恰好被抓到两次，尽管加起来也才多收了几十元钱，但还是毫不留情被吊销运营权，以期杀鸡儆猴。

可是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只不过让猴子更加小心隐蔽。１９９５年，政府成立联托运开发总公司，将原来分属各单位的１０８个托运处权力上收，同时新增加几十个点。为了保证路线的独立，他们像当年敲糖帮一样仔细划分了每条线每个点的范围。

但“一线一点”制造的麻烦依然在延续，抱怨声还是不断从各种渠道发出来。

１９９７年，继任者宣布“打破垄断”，“一线多点”，从货运量较大的北京、上海等线路开始，分７个批次开放１３０多条线路，至于谁跑哪条线路，不能挑肥拣瘦，由符合条件的公司一块抽签决定。

此举一出，竞争激烈，运输价格应声下跌３０％，有的甚至跌破成本价，比如核准８毛 ／ 吨公里的，有人２毛５就干。最多的时候，出现了２０３家托运处。

不过很快数量又开始减少，因为合并不断在发生，有被兼并的，也有同一条线路上经营的好几家公司由拼得头破血流到自发合成一家，提高价格后按股分成。

到２００４年，国家实行新的道路运输法规，道路许可证彻底退出舞台，这意味着义乌联托运将彻底放开。一场大讨论由此而生，部分政府官员认为线路全部放开难以管理，说不定“上海滩”又将重现，而更多的人则相信竞争只会对市场有好处。

“争论非常激烈，”时任联托运总公司老总的华林群回忆，“但最后还是达成放开的共识。”

从２００５年起，政府取消风险押金，不再收取承包款。只要有执照和税务登记的公司，均可经营任何一条线路。不久，２００多条线路一下就冒出７００多个托运点，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运输市场的利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数量又渐渐少了下来。

现在，市场上每天都有托运处开张，每天都有托运处关门。

２月１３日，元宵的月亮刚上柳梢，浙江义乌市郊的公路上早已“龙灯”成群。与其他地区不同，义乌“龙”由放着灯笼的一条条板凳串成，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抄起家里的板凳串进去，堂阁村里看热闹的老人们说，过去家家户户齐上阵，一条龙能绵延几百米。

不过龙灯们耍斗起来总免不了出事故，有人打架，也有人摔伤。直到前两年政府规定村子里要耍龙就得先交１万元押金，混战才不再发生。

分工与合作将分散的农民凝聚成龙，依照游戏规则奔跑跳跃，“板凳龙”的奥秘也许正是这个浙江中部的小县城从贫穷到繁荣的一个重要秘诀。

保联东街这条专业街的故事，就是一个从混乱到有序、从分散到合作的义乌注脚。

１９８２年市场放开后，摊位一次次告急，市场几乎每两年就被撑满不得不搬迁、新建。

但还是有许多商贩没法进入市场，１９９１年，一些塑料制品商贩渐渐租起了保联街的店面。这条街离已有的两个大市场都不远。

１９９２年，新建的市场盖好，２０多户塑料制品商贩获得摊位，不过他们很快发现，在一米宽的狭小空间里，根本摆不了多少个品种。看到保联东街已经有一部分塑料制品集聚起来，也纷纷搬到那里，渐渐就形成一条专业街。

不料，１９９５年宾王市场开张，划行归市后纺织品整体搬迁进入，保联东街人去店空，房东们陷入极度恐慌，一致同意主动招租。

他们选出５名房东代表，成立专业街筹备小组，还审批来一枚公章。刚好，一位首饰商人向一名房东打听房租，顺口抱怨他们原本所在的稠州路租金涨得太快。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保联东街的房东们马上开始招商，他们制作了上百份通知，一户户送到工艺饰品店面。通过和几家牵头的大户讨价还价之后，１００户工艺饰品商贩搬进了空荡荡的保联东街。

不过，热闹并没有持续多久，保联东街的生意没能做起来。

眼看着三年租约马上要到期，保联东街的房东们又开始四处打听各行各业的情况。听说内衣走俏，经营户又非常分散，房东们马上想到将他们组织到一起。刚好，不远处的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已经改成针织市场，袜子、内衣、内裤刚好可以连成一片。

吸取了上次没能引来大多数大户，结果分散了市场的教训，这一次，房东们各显神通找到了几十个内衣大户，基本摸清整个行业的情况，而筹备组和居委会则不断动员地段较好的房东为大局着想，为长远考虑，降低租价，吸引内衣商们整体搬迁。

不断的讨价还价之后，房东们确定将保联东街分为５档，按照地段好坏，每档差２０００元。最低１．３万元，最高２．１万元。

半年之后，１２０多户内衣商人搬进保联东街。

不过这个数字只有当时另一个内衣市场上内衣商人的一半，刚好当时附近的桂林街也正准备效仿保联东街，联合起来集体招商，于是保联东街的房东们就把他们也变成了内衣街第二期。

后来者不断涌来，于是附近的庐山街、漓江街也渐渐都依样画葫芦，遂连成了一个内衣城。

另一方面，竞争在毫不留情地进行。

１９９２年，第三个市场开业，整栋楼被划分为四个交易区，同类商品都归在一处，是为“划行归市”。

竞争陡然就在隔壁产生，客商们个个货比三家，质量、款式、服务都变得重要起来。笑脸相迎的多了，花色款式变化得更快了。原来头花和鞋子零散的摊位毫不起眼，但“划行归市”后，头花每天都有新款面世，而鞋子一跃成为市场里仅次于服装的紧俏货。

义乌市长吴蔚荣将政府的作用称之为“调控有度”，他告诉记者，做到这一点的秘诀是：一手把握市场控制权，也就是市场产权；一手把握物流场站资源，也就是最重要的配套设施。说这话时，瘦且高、衣着考究的市长语调和表情一样波澜不兴，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决。

现在，产权依然是垄断资源，政府通过它来保障“经营者有其摊”。国际商贸城一个９平方米摊位，租金仅为５万元 ／ ５年，但私底下的转让价格高达１００多万。因为要想直接分得摊位，必须满足许多条件，例如此前连续经营３年，以税收为凭。据说当年温州人曾试图一次拿下整栋楼，却因此铩羽而归。

不过，新的观念悄悄冲击着过去习以为常的做法，政府正面临着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持控制权的新挑战。

许多人开始质疑商城集团（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公司的简称）。“就像中国石油拿着所有中国人的资源，却和海外投资者分享利润，商城集团靠义乌老百姓的资源给股民分红，这不公平。”一位老板说。

经过５次搬迁９次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已从湖清门臭水沟搬进了每个摊位都装好了宽带的国际商贸城。这座２６０万平方米的巨大建筑里有５．８万个摊位，即使每个摊停一分钟，以每天８小时算，要走４个月。

“市场是义乌所有老百姓的命根子，政府怎么会阻碍它的发展？”众多受访者都是如此回答。（来源：南方周末）

半年来，笔者替在澳洲做生意的一位亲戚办货，去了7次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上海七铺路10元买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那里卖7角；100支装的双头棉花签在上海家乐福大卖场卖1.2元，那里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护疮膏、拜迪牌和邦迪牌的形状一样，马路上有巨幅广告，100片一盒，2.7元。一个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20元！十几元的玩具手枪这里只要3元！至于各种女孩子喜欢的漂亮饰品和工艺品，50元可以买一大堆。

    卖100根牙签只赚1分钱，一个姓王的商贩每天批发牙签10吨，按100根赚1分钱计算，他每天销售约1亿根牙签，稳稳当当进账1万元。有个摊位卖得是缝衣针，粗的、细的、长的、短的一应俱全，平均1分钱2枚，这个小商贩一年卖针也能挣到80万元。

    小小的牙签为何能有这么多的利润？这就是义乌商人的精明所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价抢占市场。小商品周转快，销售量迅速变大，使义乌成为某个小商品的全国集散中心。这样的“中心”越多，义乌也就慢慢成为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在义乌，靠做这样只赚1分钱生意起家的老板不计其数，人称“蚂蚁商人”。“蚂蚁商人”赚钱的秘诀是：家家自己开工厂，把成本拉到最低，每件商品只赚一分钱就卖!他们算账:一双袜子赚一分钱,一个普通摊位每个月要销出70万到80万双袜子,也就有7000元到8000元利润,一年下来将近10万元。租10个摊位，就是100万！

    义乌一家很大的服装集团在上海的超市里卖三四十元一条的西裤。集团董事长解释:“尽管超市西裤价格比较低,利润不大,但是3个月就结一次款,资金可以马上回笼。去年我们在上海几个大超市做了1000多万元生意。”

    一位商人在公路旁开了一家饭店，菜味鲜美但价格非常便宜，因此每桌饭菜约亏10多元，生意火爆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食客说这样的饭店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就要关门。但出人意料的是这饭店不但能坚持下来，而且还增开了一家分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为什么？原来这位商人在附近农村开办了养鸡场、养猪场、养鱼场，此外还种了几十亩蔬菜，但农产品经常滞销。开了饭店后，农产品往饭店送，用农场的盈利填补了饭店的亏损。

   在用几间民房改装的车间里，李老板有条不紊地安排着40多个工人生产时尚的无顶太阳帽。这个开足马力的作坊，一天可以生产出20万个太阳帽，它们经过贸易商的中转后，全部挂进沃尔玛的卖场里。

    李老板知道，自己这个看起来工序简单的太阳帽，一旦挂进“天天低价”的沃尔玛在欧美的超市里，身价将几倍甚至10倍以上飙升，但是李老板的定位却是一个帽子只赚一分钱，这就是他能跟世界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做成生意的关键。

    金洲公司以每米11-12元人民币把布供应给香港的贸易公司，香港公司把布转到泰国一家服装厂委托加工，再把成衣(如衬衫)以3美元(约25元人民币)价格卖给沃尔玛，沃尔玛挂到美国商店售卖的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美元(约合240多元人民币)甚至以上。抱怨归抱怨，金洲公司始终没有放弃这个卷走其工厂30%产量的大客户，这间接的供货关系已经维持了8年。说到底，是金洲公司依然还觉得有利可图，一年30万美元的利润对于一个百人小厂并非可有可无。

    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只有5厘、1分钱，真的能制造“暴利”吗？当然能！2004年，一家叫茂盛的小工厂的出口量达9000万支，利润为90万元。5厘、一分钱打天下的首要原则就是抠成本，根据自身的实际运作成本来抠，而不是盲目地缩减工人、工序。茂盛厂又是如何计算“微利创暴利”的这笔账呢？主要一点是厂子所在的农村有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地租便宜、劳力集中。

    人称义乌是一个“全民皆商”的城市，每一个人都在想着赚钱，小学的课本中专门加了一本《义乌的城乡贸易》。更让人感慨的是，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城市赚到钱。本地的、外地的，还有外国的，都在义乌寻找着他们自己的淘金梦想。

    “这里的小商品为什么这么便宜？”俗话说，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许多初到义乌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对此，义乌市委宣传部长陈秀仙说：“价格是市场竞争取胜的有力手段，同一类同一质量的商品，在义乌要便宜50%甚至更多，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就是能够始终在全国乃至世界上保持着超低的市场价位。”一件衬衫5分利，一双袜子几厘利，这样的生意恐怕搁在哪里也没人会放在眼里，但义乌人不但放在眼里，而且极为乐意接受这样的生意。就是这起不起眼的交易，义乌每年不知要走出多少个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便宜也是相对而言的,总体上批发是比较便宜的,因为现在这里是市场出名了,很多地方都学义乌的做法.
假货是肯定有的,不是销售的骗你,你采购的人主动要冒牌的,也不等于说是假的.贴牌的大家都好做生意.呵呵,,,,追求品牌是人的本性...
现在的CN就这样了....

说的也是，义乌必尽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相对别的小批发的地方来说肯定是便宜点！但怎么说呢！货源也不是就只能在义务能买的到，别的贵点的说不定质量个方面就好些！现在在阿里巴巴这个批发平台上批发产品也很好啊 ！不光是价格便宜，质量也很好！因为现在的网络那么方便，在义乌能买到的，在网上都能买的到，还省了你的路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