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车在机场接到上尉后立即加速，绝尘而去。狭小、寂静的房间里，将军端坐着，腰杆挺直，神情专注。夜色中的台阶闪着清冷的光，少校等在那里。忽然，一阵轮胎的尖啸声传来，军车停在门口，少校和上尉一同快步跑上台阶。没有虚礼，将军迅速起身，伸出一只手。上尉扯开文件袋，递上一叠厚厚的纸质文件。将军急切地翻阅，说了句什么，少校出了房门，粗犷的命令声在走廊响起。戴眼镜的男子走进来，将军递给他那叠文件。那人的手指微微颤抖，开始分类整理。将军挥挥手，上尉离开，年轻而疲惫的脸上挂着自豪的笑容。将军的指尖敲打着光滑的黑色桌面。眼镜男将桌上几张有折痕的地图推到一边，开始大声朗读。
我写这份东西，最初只为消磨时间，因为我受够了整天傻呵呵地往窗外看。但到我快写完的时候，开始明白过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是我唯一能仰赖的人，等你看完这份东西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帮我。我不知道谁能把它交给你。不管是谁，肯定都不愿事后被你指认出来。记住这个，还有，求你了，乔——赶紧行动!
一切的起源，是因为我懒。当我甩开睡魔，从旅店离开时，长途汽车已经没有空位。我把行李塞进廉价寄存柜，找地方消磨发车前这一小时。汽车站这个地方，你了解的，就在密歇根区旁边的华盛顿大道上，就是布克·凯迪拉克和斯塔特勒这类的豪华酒店。底特律的密歇根区，就像洛杉矶的缅因区，或现在破落的芝加哥第六十三区一样，我待的就是这样的地方。许多便宜的电影院、当铺、小酒吧，还有一两家投币游戏厅和饭馆。那些小饭馆卖的都是汉堡、牛排，和四十美分的面包黄油咖啡套餐，战前只要二十五美分的那种。
我喜欢当铺。因为我喜欢摄影机和各类小工具，爱看满满当当的橱窗，里面什么都有：从电动刮胡刀，到整套的螺丝起子，再到各种型号的模板。所以呢，有一小时闲逛时间的我，就从密歇根区溜达到第六大道，然后再从街对面走回来。这片区域有好多中国人和墨西哥人——中国人都开中餐馆，墨西哥人则喜欢做南方家常菜。在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之间，我停下脚步，盯着几句广告词，它们宣传着一个勉强可称之为电影的东西。商店橱窗被漆成黑色，做得十分业余的标牌上用西班牙语写着：“底特律首映……千人参演大片……票价十美分……仅此一周。”窗上仅剩的几张海报也非常粗制滥造。它们肮脏，褶皱，上面是穿铁甲的骑兵，还有看似宏大的战争场景。只要十美分。正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大学时恰巧就是历史系的。不过我买这票的时候，多半是因为运气，而不是想到了这一点。总之在放映厅里，我坐上好不容易才打开的、晃悠悠的折叠椅。除我之外，仅有五六个嚼着玉米饼的半大孩子在看。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蒜臭味儿。我坐在门口。房顶挂了几盏光秃秃的灯泡，光线足以让我看清四周。正前方的店堂深处是银幕，看着像一块刷了白漆的纤维板。等我回过头看到一台破旧的十六毫米放映机后，开始后悔，觉得十美分的票价也不怎么值。但毕竟，车还有四十分钟才开。
每个人都在抽烟，我也点了一支，那个收钱的落魄墨西哥人关上门，闭了灯。但在那之前，他很是疑惑地看了我半天。我是付过钱的，所以也毫不示弱地跟他对视。一分钟后，老旧的放映机开始咔嗒作响。没有演职员表，没有制片人姓名，也没有导演的名字。画面只是微微闪烁了一下，然后就是近景特写，出现了一个留着两撇胡子的家伙。字幕提示说他叫科尔特斯，是西班牙征服者。然后是一个脸上涂了油彩，头上插着羽毛的印第安人——“瓜特穆斯，蒙特祖玛的继承人”；一段空中俯拍镜头，“1521年
墨西哥城”。场景模型做得很精致。紧接着，前膛装弹的大炮纷纷开火，被击中的厚实城墙乱石纷飞，瘦到皮包骨的印第安人接连惨死。无非是常见的尸体空中旋转、硝烟弥漫、雾气腾腾、血浆乱喷之类的画面。但这影像质量极高，让我禁不住坐直了身体。它完全没有老旧胶片常见的划痕和剪接迹象，画质非常清晰，镜头也不会谄媚地追随帅气的主角。应该说，这片子压根就没有什么帅气主角。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极具真实感和思想深度的法国或俄罗斯老电影？明知他们预算很少，没有大明星，仍能让你叹为观止。这部，就当时的状态而言，也给我那种感觉，或许更好。
直到整部影片结束，荒凉寂寥的远景镜头放完，我才觉得有些不对劲。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上千群演，也不可能有中央公园那么大的外景空间。光是从三十英尺高度坠落的戏份，成本就足以让审计人员咂舌。这部片子里全是又高又厚的城墙，剪辑却非常拙劣，音效也没有。除非电影是在默片时代摄制的，否则根本说不通。但我确定它不可能那么早，因为画面的色调是那个时代做不到的。整体感觉，这就是一部经过充分预演，但剧本极其糟糕的新闻纪录片。
那些墨西哥人正缓步离去，我跟在后面，走到正在倒卷胶片的苦瓜脸面前，询问他影片的来历。
“我从没听过最近要上映什么史诗电影。而你这个片子，看起来还挺新的。”
他承认这的确是新片，然后补充说这是他自己制作的。我的回应不失礼貌，但他看出我并不相信。于是，他在放映机旁挺直了腰杆。
“你不信，对吧？”
“我当然不信，但现在我要去赶长途汽车了。”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不信吗？具体的原因。”
“长途车马上要——”
“我是诚心请教。要是你能指出这部影片的缺点，我会非常感激。”
“其实片子本身没有问题。”他等着我继续说下去，“首先，这种电影胶片不是为十六毫米放映机专门制作的。你放映的是缩制后的三十五毫米胶片。”然后我还说了另外几个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他的电影不同于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地方。说完之后，他闷闷不乐地抽了几口烟。
“我明白了。”他把胶片从放映机上取下，放进盒子里，“我店里有啤酒。”我表示自己也喜欢喝啤酒，但是长途车——好吧，只喝一杯。他从纤维板后拿出一些纸杯，和一个大号啤酒瓶，然后一时兴起，关上前门，挂了“暂停营业”的牌子，再用墙上的开瓶器打开啤酒。这里以前可能是杂货店，或小饭馆。店里椅子很多，我们拉了两把过来，放松而友善地坐到一起。啤酒是温的。
“你对这个行业还挺了解。”他在试探。
我把这当成一次提问，笑着回答，“也没那么了解了，只是沾点儿边，” 我们喝着啤酒，“以前当过电影交易所的卡车司机。”他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
“你不是这儿人吧？”
“怎么说呢，也对也不对。大致上，我不常来这儿。脖子上的瘘疮让我总是住不下，但亲朋好友又总叫我回来。以后可能不会回来了，我老爹的葬礼就在上个星期。”他说这真是不幸，我表示没什么，“他也老长瘘疮，活着很没劲。”这是玩笑话，他给纸杯里添酒。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底特律的气候。
最后，他很突兀地问：“昨天晚上，我在这附近看到的是不是你？八点钟左右。”他站起来，去取更多啤酒。
我对他的背影说：“我不想再喝了。”但他还是拿来一瓶。我看看手表，“好吧，再来一杯。”
“什么是我吗？”我举起纸杯。
“你昨晚是不是也来过这附近？”
我抹掉胡茬上的啤酒沫。“昨儿晚上？不是我，但我宁愿是。要是早点儿回这儿，就能赶上早班车了。不，昨晚八点，我还在汽车酒吧呢，一直待到深夜。”
他若有所思地咬咬嘴唇。“汽车酒吧。就是这条街上那家？”我点头。“汽车酒吧。唔。”我好奇地看着他的脸，“你想不想……嗯，你肯定会想的。”我还没搞清楚他在讲什么，他就又去了店堂深处，从纤维板后推出一台巨大的收音电唱机，又拎出一大瓶啤酒。我拿起酒瓶，对着光亮处看，酒瓶还是半满的。我看看手表，他把巨型收音机推到靠墙的地方，打开盖子，调节里面的旋钮。
“往后伸下手好吗？开关就在墙面上。”我不用站起来就能够到开关，于是照办了。但没想到灯居然熄灭了，于是我又伸出胳膊四处摸索。接着，身后有了亮光，我转过去，松了口气。然而此刻发光的并不是电灯，而是屏幕上的街景！
这一切很突然，吓得我连啤酒都洒了出来，人已无法坐定在椅子上——那街景在移动，但我没动；然后时间变成白昼，又变成夜晚，我出现在布克-凯迪拉克酒店门前，正在进入汽车酒吧。然后看到自己点了一杯啤酒……而我知道自己很清醒，并不是在做梦。我惊慌失措地滚到地板上逃开，一路撞翻椅子，泼洒啤酒，为找到电灯开关弄伤了指甲。等摸索到开关——这期间我一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敲响吧台，召唤酒保——我已经惊吓到近乎崩溃。突然就被丢进这样一个噩梦般的世界里。终于，我打开了灯。
墨西哥人看着我，表情非常奇怪，就像他下了一只捕鼠夹，捉到的却是青蛙。我呢？我猜自己的表情就像见到了撒旦本人。或许我真的见鬼了。地上满是啤酒，我堪堪地坐到最近的椅子上。
“那个，”我吃力地问，“刚才是怎么回事？”
‘收音机’的盖子合上了。“头回看到的时候，我的反应跟你一样。现在都忘记了。”
我手指抖得厉害，连烟都拿不出来。我暴躁地扯烂烟盒上半截，“我问你呢，刚才怎么回事？”
他坐下来，“刚刚那个是你，昨晚八点钟的你，在汽车酒吧里。”我一定是一脸茫然，他递给我一个新纸杯，我失神地伸出手，等着他添酒。
“听我说——”我被他吓了一跳。
“其实我知道这事儿很吓人。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初的反应，当我第一次……不过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了。明天我要去菲利普无线电公司。”我坦率地承认不懂他什么意思。他继续解释。
“我现在凄惨落魄，身无分文。已别无选择。我会为了现钱卖出这份成果，满足于收取专利费。”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一开始很慢，然后节奏加快，直到他不停地来回踱步。我猜想，他已经受够了无人倾诉的日子。
他名叫米格尔·何塞·扎帕塔·拉维亚达。我也说了自己的姓名：莱夫科，埃德·莱夫科。他的父母都是甜菜农场的佣工，二十年代从墨西哥移民过来。当这对移民的长子得到国家青少年奖学金，有机会离开终年辛劳的密歇根农场时，他们没有反对。奖学金用尽之后，他曾在汽车修理厂打工，做过卡车司机，当过店员，挨门推销过毛刷，只为生存和求学。军队首轮征兵，打断了他的学业，让他成为了一名雷达技术兵。退伍时，他得过嘉奖，还有了一个远大到近乎狂想的创意。那时候工作机会很多，不难挣到足够的钱租到一辆拖车，在里面装满军队淘汰的无线电和雷达设备。一年前，他完成了自己的设想；完工时，他形销骨立，营养不良，内心却极为躁动。但他毕竟获得了成功，造出了那台机器。
‘那台机器’，如今被他装在一台收音机外壳里，一方面便于操作，一方面是伪装。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敢申请专利。我仔细地察看了那台机器。留声机和收音机的旋钮，都已被众多精确的千分格转盘取代。有一颗大转盘的标志数是1到24，还有几个是1到60，另有一个左右的转盘，数值是1到25，加上两三个没有数字提示的。总体上，它的外形最接近于高档收音机或发动机检测仪，在超高级电器商城能看到的那种，仅此而已。只是在收音机壳和喇叭的位置，有一块纤维板挡住了内部构造。看上去人畜无害的一坨东西，却能够——
我感觉到，自己已在狂想。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幻想，假设自己暴富，出名，周游世界，有各种奇遇。但我依然会时不时感到不安——刚刚还坐着喝温热啤酒的我，却突然就发现人类长期以来的梦想已经不再是梦想，仿佛自己成了神，可以随意转几颗旋钮，就能看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曾发生过的事。
至少我能看出这点，这不是什么高级玩意儿。有好多水银，铜材，还有不少金属线，都是很容易得到的便宜货，但具体连到哪里，怎么连接，为什么能实现这种效果，就完全不是我能搞懂的了。光也有质量，包含能量；光的质量总是会损耗一部分，并能够转换为电能。麦克·拉维亚达本人说，他偶尔发现并制造出来的机器并不新鲜，早在战前，此类现象就已经多次被见证，康普顿、麦克逊和普费弗等人都发现过，但都把这当作无用的实验室异常。而且当然，那都是原子能研究获得最高优先权以前的事。
最初阶段的震惊过后（麦克不得不为我做了第二次演示），我的反应一定很夸张。麦克后来说，我当时完全坐不下来，会突然跳起来，在老旧的店堂里来回暴走，把椅子用力踢开，或被它们绊倒，而且一直嘟嘟囔囔，说一些不连贯的话，语速快到让舌头不堪重负。我终于发觉他在笑我。而我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任何可笑之处，于是我推搡他。他开始生气。
“我知道自己手里是什么。”他忿忿地说，“我并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虽然你好像这样认为的。”他回到收音机旁，“关灯。”我照做，然后我又看到自己出现在酒吧里，这回，我看屏幕的心情好多了。“看这个。”
酒吧向后退去。视角回到大街，又掠过两个街区，到了市政厅。沿楼梯上到会议室。那里没有人。议会在休会期，接着这个情景消失了。这不是一幅画，也不是投影或者幻灯片，而是边长十二英尺的生活截图。如果我们靠近，视野会变窄。如果向后拉开，背景就和前景一样清晰。这画面——如果你称之为画面，跟你透过门廊看房间一样真实、生动。它们就是曾经的真实生活，三维立体，只有远处的背景墙隔开视野。麦克一边调整转盘，一边说着什么，但我被画面迷住了，什么都没听进去。
我呼喊，闭紧双眼，两手捂住它们，就像你在高空俯视地面，下方什么都没有，只有几朵浮云。我吃力地眨眼，再次观看，就像在一段漫长的垂直俯冲镜头的末尾，我又一次回到原地，俯瞰下面的街道。
“你可以去赫维赛德空间中的任何地方，深入任何洞穴，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视像模糊，街道变成了一片稀疏的松林，“想找深埋的宝藏吗？当然可以。去找就好了，你有最佳工具。”树木消失，我手伸到背后，开了灯，他把收音机盖子合上，坐下来。
“如果连启动资金都没有，又怎么用它赚钱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曾在报纸上登广告，声称我能帮人找回遗失物品；但我的第一位顾客却是执法部门，要求查验我的私家侦探执照。我曾看到过本国所有最厉害的投机者坐在办公室里买进卖出，制订计划。如果我开始出售远期市场信息，你猜会发生什么？我一直都在关注股票市场，看行情在别人的操控下起起落落，却没钱买股票，投注到自己有信心的地方。”
“我看到过一帮秘鲁印第安人埋藏阿塔瓦尔帕皇帝的第二笔赎金，却没钱支付前往秘鲁的路费，也没钱购买掘宝工具。” 他站起身，又拿来两瓶啤酒。他继续讲，这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几个点子。
“我看过抄书人誊写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毁的典籍，要是我抄下一份，又有谁会购买？谁会相信？如果我去图书馆，告诉他们历史应该重写，又会是什么结果？如果人们知道我在旁观他们偷窃、谋杀、洗澡，又有多少人想要吊死我？要是我拿出历史人物的照片，又会被关进怎样的监狱，假如被拍摄的人是华盛顿，或者恺撒？或者耶稣？”
我同意，他的担心很可能全部属实，但是——
“你觉得我是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你看到我只收十美分播放的电影了。要价十美分，影像质量也不过如此，因为我甚至没钱购买胶片，用正常的方式拍摄，尽管明知道该怎样做。”他开始口齿不清。情绪越来越激动。“我做这些，是因为没钱买材料去挣更多钱，然后才可以——”他气急败坏，把一把椅子远远踢开。显而易见，要是我出现得稍晚一点点，菲利普无线电公司就将坐收渔翁之利。或许我也应该离开比较好。
不过现在嘛，尽管老被别人说我没什么本事，但在捞钱方面，我还真不算迟钝。我尤其会占难度很小的便宜。我感觉挣钱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很好赚，几乎是全世界难度最小、速度最快的挣钱方式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幻想着遥远的未来，自己脚踏巨额财富，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激动到难以呼吸。
“麦克，”我说，“咱们先干了那瓶啤酒，然后去个有更多啤酒的地方，或许再吃点什么。我们有好多事儿要谈。”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啤酒是超棒的润滑剂，我一直是个很能侃的人，等离开那家酒馆，我已经很清楚麦克原先的设想。等我们在纤维板屏幕后面安置下来准备过夜，两人已经成了亲密的事业合作伙伴。我记得，我俩甚至都没握手表示成交，但这份伙伴关系却毋庸置疑。麦克对我言听计从，我感觉自己对他也一样。那是六年前的事儿了。我只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消除掉了我们之间为数不多的分歧。
七天以后，一个星期二，我已经带上鼓鼓的公文包，坐长途车前往格罗斯波因特。两天后，我改乘亮闪闪的出租车，从格罗斯波因特返回。公文包已空，兜里塞满钞票，就这么容易。
“琼斯先生——或史密斯先生——或布朗先生，我是名流摄影工作室的员工，这是您个人的惊爆照片。我们觉得，您本人或许愿意买断您的这张照片……不，这只是一份样品。底片还在我们档案库里……这样，如果你真心有兴趣，我可以之后再来一趟，带来存档文件……我相信您一定会赴约，琼斯先生。谢谢您，琼斯先生……”
下流吗？的确。敲诈勒索终归是下流行为。但如果我有妻子、家人、好名声，我会安心吃自家牛排，不去惦记外面的羊乳小干酪。况且是很重口味的羊乳小干酪。麦克对这种事的接受程度比我要低。他需要被说服，而我也不得不搬出“逆取顺守”之类的老调陈词。再说了，那些人又不缺钱，这简直是毛毛雨。此外，要是事情败露，他们至少可以销毁这些底片。有些照片还真挺劲爆的。
我们就这样搞到了钱。不算很多，但足以起步。进行下一步之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出决断。社会上有好多人谋生的方式，就是让数百万人相信斯迪高平价商店的肥皂品质更好。我们面临的挑战更难一些：首先，我们需要开发出一种有销路、能盈利的产品；第二步，我们必须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相信，我们的“产品”绝对可靠，信息绝对精准。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把某件事重复说很长时间，声音足够“响亮”，很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都会相信它无可置疑。这就要求国际层面的知名度。考虑到世上有那么多生性多疑的人，他们不可能接受广告，无论你做得多夸张，所以我们必须使用另一种媒介。又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第一次就做对。要是没有麦克的机器，这事儿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没有那机器，这件事也就没必要了。
我们挥洒了许多汗水，才找到唯一可行的方案，我们当时那样认为，如今也同样确信。我们选择了无须战斗就能接触到每个人头脑的方式，就是娱乐业。我们必须绝对保密，直到计算好全部细节，才开始行动。我们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找了一幢适合的建筑物，是麦克一人找的，我飞去了东部，在罗切斯特待了一个月。他租下的那幢房子，以前是家银行。我们把窗户全都封上，前端装了一间华丽的办公室，防弹玻璃是我的主意，房间有空调，一座移动吧台，还有麦克可能喜欢的各种电线，加上一位金发女郎秘书，她只知道自己为麦-埃实验室工作。我从罗切斯特回来之后，就接手了讨好泥瓦匠跟电工的活儿，而麦克在前银行簿记部门的办公室里折腾，透过窗子，能看见他以前的店面。我最近听说，那儿改卖蛇油了。等到我们所谓的工作室完工，麦克搬进来，金发女郎每天按时上班——读些爱情小说，拒绝所有的推销员。我动身前往好莱坞。
我花了一个星期钻研演员选派中心的文件，才得到满意的结果，但还是花了一个月时间四处打探，暗里塞出不少钱，才租到一台能够拍摄真彩电影的摄像机。我这才放下心里最大的包袱。等回到底特律，那台巨大的广角摄像机也从罗切斯特送来，配了一卡车的彩色玻璃板。万事俱备。
我们隆重庆祝了这一时刻。关了百叶窗，我起开早前买下的一瓶香槟。金发秘书表示震惊，此前她在做的，只有收取包裹和箱笼而已。我们没有专用的葡萄酒杯，但大家并不介意。我们太紧张，太兴奋，喝光一瓶就没再继续，把剩余的香槟都送给金发女秘书，告诉她当天下午放假后(我感觉她还有些失望，本以为随后会是一场狂欢大派对)，我们把门一锁，进入工作室内部，又锁上一层门，然后开始工作。
我之前说过，所有窗户都已经密封。内墙都漆成了深黑色，加上银行大堂遗留的高房顶，整体效果还挺棒。但内部并不黑暗。工作室正中是真彩摄影机，装好了胶片，随时准备开工。虽然看不清麦克的机器，但我知道它就在附近，影像投射目标设定在周边的黑墙上。强调一下，并不是在墙面上，因为机器投射出的影像是在半空中，就像两条探照灯光线交错那样。麦克揭开上盖，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被照亮旋钮的小灯映射出来。
“怎样？”他期待地问。
我那时感觉相当好，豪情万丈，钱包尤其充满期待。
“看你的了，麦克。”打开开关，他出现了。空中有个年轻人，他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去世。但投影却极度真实，几乎触手可及。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我们还是详细说说第一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吧。我觉得自己永远不会忘记随后一年左右发生的事。首先，我们追随亚历山大度过他的一生，从头到尾。我们当然会跳过一些时期，忽略他做过的那些平常小事，有时跳过几天，几星期，甚至几年。然后有时会找不到他，或者发现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不同时间跳来跳去，像炮兵寻找炮弹落点一样，直到再次找到他。而那些公开出版的传记几乎帮不上忙。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生平事迹居然被歪曲了那么多。我常常会好奇，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关于名人的谣传。当然，他们的生平本来就很惊人，像小说一样离奇。但不幸的是，我们不得不跟普遍接受的历史保持接近。如果不那样做，每位教授恐怕都会躲进角落里由衷地嘲笑。我们不能冒这种风险。至少一开始不行。
我们大致知道何时何地发生过哪些大事件后，就开始借助此前的笔记，回放一个看起来特别有画面感的时期，拍摄并研究一段时间。最终我们有了一个清晰的设想，知道电影作品将会是什么样。然后我们才坐下来，写一份实际工作遵循的剧本，写明任何需要回去补拍的内容。麦克把他的机器当作投影仪，而我把真彩摄影机焦距设定好之后，亲自来操作它，就像录制一部已经拍好的电影那样。我们完成一卷胶片之后，马上就送到罗切斯特进行加工，而不是送到更便宜的好莱坞洗印厂。罗切斯特那边的人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加工奇差无比的业余影像，我怀疑根本没有人看他们加工的任何内容。等到胶片返还回来，我们就自己看，确定场景选择，画面色调等问题。
比如说，我们必须展现传统文献里记载的父子冲突，他跟父亲菲利浦之间的争斗。大部分内容，都只能依赖后期配音。她的妈妈奥林匹亚斯，还有她搞出的那条没有毒牙的蛇，倒是用不着任何配音，因这选择的角度和距离，那段情节无须任何对白。亚历山大驯服烈马的轶事，其实是某位传记作家拍脑袋的发明，但我们觉得这个太著名了，所以也没有舍弃，后来用替身补拍了近景镜头，而远景画面里真正骑马的年轻人，实际上是个塞西亚男孩，王室马厩中的马夫。罗克珊倒是真有其人，跟亚历山大接手的其他波斯人妻一样。幸运的是，这些女人都足够有钱，至少能打扮得看似美丽动人。马其顿王菲力，帕米尼奥，还有其他重要角色都有大胡子，这让必要的替身演出和配音工作难度降低了不少。(要是你真正看过那个年代刮胡子的场面有多惨烈，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爱留络腮胡了。)
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拍摄室内场景。那种冒着黑烟的猪油灯，不管动用多少盏，光线都不够强，哪怕只是快速录影。麦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真彩摄像机每秒只拍一帧，让他的机器保持同样的回放节奏。用延时曝光实现了惊人的画面清晰度和景深效果。我们几乎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截取可能范围内最好的画面和摄制角度。即便是用世界上最好的演员，最昂贵的实景特效以及最苛刻的电影导演指导下反复的拍摄，都无法跟我们比拟。我们有主角一生的素材可以从容选取。
最终，我们拍摄了成品中百分之八十的画面，然后把胶片大致剪接到一起，呆呆坐在那里，惊叹自己的工作成果。它甚至比我们所梦想的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宏伟壮阔。尽管缺乏连续性和音效，它还是足以让我们确信：我们完成了一部杰作。我们已经做到了能做的一切，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所以我们叫人送来更多香槟，告诉那位金发美女又有事情要庆祝，她咯咯娇笑。
“说说吧，你们到底躲在里面搞什么？”她问，“每位上门的推销员都问，想知道你们在生产什么产品。”
我开了第一瓶香槟。“只要跟他们说，你-不-知-道。”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但他们觉得我笨得要死。”我们一起笑那些推销员。
麦克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们经常喝香槟的话，就应该准备些那种空心柄的玻璃杯。”
金发女郎喜欢这个主意。“而且可以放在我抽屉最下层。”她的小鼻子可爱地皱起来，“这些泡泡好可爱——跟你们说哦，除了去参加别人婚礼，我只在你们这儿喝过香槟。而且婚礼上只给一杯。”
“再给她倒一杯。”麦克建议，“我的杯子也空了。”我给大家倒酒，“你上次拿回家那几瓶呢？”
她羞红脸，咯咯笑，“我老爸本想打开的。但我跟他说你们说过了，这东西要留着庆祝重大事件。”
到这时，我的两脚已经伸到她办公桌上。“现在就是重要时刻啊，”我向她敬酒，“请再干一杯，那个谁……你叫什么名来着？我不喜欢下班以后还用敬称。”
她很震惊。“您和拉维亚达先生还每周给我开支票呢！我叫露丝。”
“露丝。露丝。”我含着满嘴冒泡的酒品味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
她点头，“而你的名字是爱德华，拉维亚达先生的教名是米格维尔。对吧？”她对麦克甜笑。
“请读成米格尔，”他回以微笑，“西班牙语的习惯读法。通常简称麦克。”
“要是你能再递给我一瓶酒，”我提议，“就可以把爱德华减成埃德。”她马上递过酒瓶。
等我们喝到第四瓶香槟时，三人就已经像一张地毯里的小甲虫一样亲密。她看起来似乎只有二十四岁，自由自在，白人，单身，喜欢香槟。
“但是，”她眉头微皱，打个酒嗝，“我还是想知道你们没日没夜在里面忙活什么。我知道你们整晚上在这里忙，因为有时候到了深夜，还能看到你们的车停在外面。”
麦克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好吧，”他有点儿晕晕乎乎地说，“我们在拍照片。”他挤了挤一侧眼睛，“要是你足够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考虑给你拍照片。”
我接过话头。“我们在给模型拍照。”
“是的，各种东西的模型，也有人物模型，啥都有。很小那种。我们努力让拍出来的东西看起来真实。”我觉得，她应该有些失望。
“好吧，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这样我会感觉好一些。我签收过那么多罗切斯特寄来的账单，一直都不知自己在签什么。只知道肯定是胶片之类的东西。”
“完全正确，就是胶片之类的东西。”
“好吧，之前我还挺困惑的——啊，不，电扇后面还有两瓶呢。”
只剩两瓶了，她还真能喝。我问她想不想度假。她说目前还没想过度假的问题。
我告诉她，最好现在就开始考虑。“我们后天就要去洛杉矶，好莱坞。”
“后天？为什么会——”
我安抚她。“你的工资照发。但我们不知会去多久，你干坐在这儿无所事事，也没什么意义。”
麦克说，“我们再来一瓶。”我递给他，继续说，“你会照常收到支票，要是你愿意，我们也可以提前开支，以免——”
我已经有点喝高了，大家都一样。麦克自得其乐哼着歌，像一根快乐的炸玉米卷似的。金发的露丝像是跟我的左眼耗上了——我完全能理解她的感受，因这我的眼睛也有点问题，总离不开她的身体跟转椅重叠的部分。蓝眼睛，个子那么老高，蓬松的头发，嗯哼。谁说只工作不玩耍——她把最后一瓶香槟递给我。
她悄悄咽下一个小酒嗝。“我要收集所有的瓶盖——算了，我不能收，老爸又会教训我说我怎么想的，跟老板一起喝那么多酒。”
我说，惹老爸发火肯定不好。麦克说，为什么要用坏点子，明明有更好的。我们很想听，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好主意更能活跃气氛了。
麦克像恶魔一样威风八面。“向洛杉矶进发。”
我们一起庄严地点头。
“为了工作，向洛杉矶进发。”
“为了工作，向洛杉矶进发。可是，没有迷人的金发女郎，谁替我们写信呢？”
太惨。没了迷人的金发女郎，谁替我们写信？喝香槟的时候找谁？太可悲。
“反正还得雇人写信的。或许这次不是金发女郎，好莱坞没有金发女郎，至少没有乖的那种。所以——”
我猜到了他的天才好主意，替他说完了，“所以我们带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一起去洛杉矶，继续替我们写信!”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如果早一瓶酒的时间说出来，它的精彩程度就会大打折扣。露丝乐得冒泡，就像新打开的香槟，麦克和我坐在那儿笑得好得意，跟两个白痴似的。
“但是我不能去啊！我不能就这样后天说走就走。”
麦克现在豪情万丈，“谁说我们后天走的？改日程。我们现在就走。”
她一脸错愕。“现在？就这么走了？”
“就现在。就这么走。”我特坚决。
“没有但是。就现在。就这么走。”
“连替换衣服都——”
“哪儿还不能买衣服啊。到洛杉矶，拣最好的买。”
“但我的头发——”
麦克提议，或许，好莱坞也有理发店吧？
我拍拍桌子，那感觉好踏实。“给机场打电话。订票三张。”
她打去了机场。这女孩还真容易被说服。
机场方面说，我们可以马上飞去芝加哥，然后从那儿转机去洛杉矶。麦克想知道既然我们随时可以出发，还在电话上啰嗦个什么劲。这是在延缓时间之轮，就像轮齿中的金刚砂粒。给她一分钟，戴上帽子就走。
“到了机场，再给你老爹打电话。”
她的所有反对意见，都只需要几句话就能驳倒——只要描述下好莱坞有多好玩儿就行。我们在公司门口留了个条“去吃午饭——年底即回。”然后赶去了机场，及时坐上了四点钟的航班，但没能挤出时间给美女他爹打电话。我对停车场的人说，汽车要长期存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然后我们就跑上台阶，正好及时登机。舷梯收起，发动机轰鸣，升上了天空。露丝紧握她的帽子，怕它被想象中的微风吹走。
在芝加哥，我们需要等待两小时。机场不卖烈酒，但有位好说话的出租车司机为我们在附近找了间酒吧，露丝在那儿给她爸打了电话。我们小心翼翼地远离电话亭，但根据露丝的转述，感觉她老爹一定气炸了。酒保这儿不卖香槟，但还是给了我们特别优惠，专为想喝香槟的客人准备的那种。出租车司机确保我们赶上了两小时后的航班。
在洛杉矶，我们入住了准将大酒店，这时才完全恢复清醒，为自己的莽撞之举感到羞愧。第二天，露丝去买衣服，顺带帮我们两个也买了。我们给了她尺码和足够的钱，来补偿她宿醉的痛苦。麦克和我打了若干电话。早饭后我们坐等，直到前台通知说，有位李·约翰逊先生来找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