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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尘世
奶奶在世时，每年父亲的生日，她总要把一块猪肉烧熟，然后对着某堵石壁祭拜。奶奶说那是“石婆婆”，父亲的干娘。奶奶去世前，专门嘱咐我母亲，希望在她死后，母亲能来此为父亲祷告。只是母亲没有记在心里，也或许是母亲不信这套，总之自从奶奶去世后，再没有谁在父亲的生日为他祈福了。一个母亲的心愿，从此折断于苍茫岁月。
奶奶去世时，父亲已出了远门。有很多年，父亲忙完农活后就要出远门卖药。用父亲的话说，他背着一个草药包走遍了全国，说这话时他有点得意，尤其是面对村里从未出过远门的人，他总觉得自己要比他们高出一筹。早些年我不明就里，后来却感到了沉重，因为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当父亲再次出远门，他其实是被逼的，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逼出去；尤其是当他再次回来，却再也见不着奶奶时，我就更加确信这个“逼”字，就是被生活所逼的“逼”。
奶奶去世将近两月，父亲才回家。此前，奶奶并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从身体不适到去世仅十余天，就像秋风卷叶，猝不及防，更防不胜防。回到家，随手丢下东西，父亲就奔向了奶奶的坟头，还未到达坟头，就已双腿跪地，整个身子软了下去：“娘，我对不起你……”，接着就泣不成声了。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哭——父亲是个很刚强的人，即使艰难，即使打击，也从未哭过；即使伤心，也伤在心里，绝不痛在表面；但这一次他哭了，毫不掩饰地哭了，哭得像个没娘的孩子，那样真实与无助。
父亲是奶奶的长子，七八岁便跟着奶奶干活，这让奶奶很看中他；更重要的是，长期一起干活，让母子间颇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也因此，奶奶病重时，每天念叨的都是我父亲。最初的几日，奶奶问我：“你爸爸究竟在哪里？来信没有？”每次似乎都是随便问问，盼望父亲回家的心情还紧紧藏着。到她知道自己将要离世时，盼望父亲回家的心情就表露出来了，有一次她甚至生气了，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怨恨分明挟裹其中：“你快给你爸爸写信，说我就要死了，他再不回家就看不见他娘了。”再最后，奶奶就不问了，只一个人不断地念叨：“小长生咋还不回来啊，小长生回来啊……”小长生是我父亲的乳名。这时候，奶奶只剩下了最后一点清醒，而唯一的清醒就是盼望我父亲回家。
奶奶终于没有等到我父亲回来，父亲也没能赶上看奶奶最后一眼：
“我从红尘中率先早退
你却在因果间迟到”
一切都错过了，一切已经不可再来；一切都只能铸成他们母子俩留在这个尘世上共同的遗憾。
所谓遗憾，它就像某根针刺，经年地锥在人心上，不能弥补也无法修复；尤其是死别——就像放手的情景，当一只手离开另一只手，当一只手从尘世消失，逐渐隐入黑暗，留给另一只手的，就只有了孤独与悲伤，纵有千种新的欢乐，对另一只手而言，也无济于事。正如奶奶去世前希望我母亲替她为她的儿子祈福一样，当她不得不放下手，她其实正是孤独与悲伤的；正如父亲不得不看着他的母亲去到另一个世界，当他只能用一只被放下的手空载怀念，他也是孤独与悲伤的，并直至更残漏尽，余生不再。
一个人的偏执就在这里：明知不可为，却偏要自陷其中；明知已空渺无痕，却要为之苦苦寻觅——譬如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譬如纳兰性德：“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一生一死、一思念一惆怅，尘世的痛就一点点泛上来，一个人的灵魂也一点点透彻起来。
对我的父亲而言，他只是个农民，他的悼亡并无诗意。他只是走不出奶奶的影子，只是没能看上奶奶最后一眼，觉得没有尽到为人子的孝道，进而转化成内心的罪愆——“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圣经》语），在父亲看来，他对于奶奶的怀念，正是为了这一份“诅咒”，在那里，他一直渴望忏悔，更渴望弥补，当然更渴望重来——父亲的悼亡只在这里，贴着心灵，贴着地面，但那灵魂的痛与透彻毫不逊色。
奶奶逝去后，无论父亲走得再远，每年清明这天他总要赶回来。在奶奶的坟头，父亲的思念黏稠一如老酒。父亲一边烧纸钱一边喊娘，自顾自地跟奶奶说话，仿佛奶奶还像多年前安静地坐在某张椅子上，安静地听她的儿子絮说一样，说她的孙子、孙女，以及她不曾见过的曾孙，说她的孙子、孙女们已经参加工作有了出息，说曾孙子、曾孙女们如何聪明、活泼和可爱；说完父亲的表情就开始转弯，由晴转阴，重重地磕一个响头后，父亲就会再一次说：“娘，我对不起你……”一直到父亲两鬓染霜，岁月不在，仍然不停地喊：“娘，我对不起你；娘……”
父亲跪在奶奶的坟前，每一次，风声浩荡，万物轮回，时在移，山川不断变更，父亲苍老的身影则像此间落下的某个符号——微不足道却又深藏隐喻；但父亲显然不在乎这些，他只是一门心思地忘记了他早已增加了“父亲”和“爷爷”的身份；只一门心思地记得他还是个孩子，一个没了亲娘的孩子……
故人万里无消息，便拟江头问断鸿——就连我也相信：自从奶奶去世，再没有谁替他祈福时，父亲就已经是一个没娘的孩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我是真的觉得：在苍茫尘世，不论贵贱，不论贫富，不论年龄大小，他或她真的像只孤雁，断鸿声声中，一定是别离，是情的不堪……
雷蒙德·卡佛曾为他二十二岁的父亲写过一首诗：“我研究我父亲那张拘束的年轻人脸庞。/他腼腆地咧着嘴笑，一只手拎着一串/多刺的黄鲈鱼，另一只手上/是瓶卡斯巴德啤酒。/”我也曾研究过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一张照片，不同的是，我始终觉得雷蒙德·卡佛的二十二岁的父亲是散漫的，还有可能是不图上进的；而我二十二岁的父亲咋看咋像一个严肃有为的青年——父亲双手垂立，白衬衣，青色裤子，虽然也有点拘束，但一经天安门的映衬，一切都变得庄重起来。
这张照片摄于四十多年前，遥远的时光落在纸上像一滴浑浊的泪痕；这一年，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煤炭工人先进代表大会。
会上父亲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接见了所有参会人员……再有的父亲记不得了，因为太兴奋了，那时他只记得鼓掌，只记得喊口号，短短几分钟，毛主席都离开了会场，但父亲们一直还在鼓掌，一直还在喊口号——即使多年之后，当父亲说起这一瞬的“接见”时，仍会激动得站起来，就像一根弹簧突然蹦起来，言辞也慷慨起来，仿佛那场景就在眼前……
研究这张照片，我还进一步猜想：当二十二岁的父亲站在这里，他所看到的，一定是灿烂的前景——
只是我猜错了。实际上，父亲开完会就辞掉工作回家务农了。
多年后我曾问父亲回来的原因，父亲只说那时年轻，考虑事情不周到，想回来就回来了——言谈间分明有些悔意；但人生是不允许后悔的，后悔更多的是一种折磨，就像勒着你记忆的一根丝线，放松了，又拉紧了；就像锯齿，一点点地磨着你情感的轮廓——想放下，却又放不下——所以我唯愿父亲只是说说，并不真的后悔！
关于父亲的选择，我始终觉得是个迷；一直当我读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新约·马太福音》)时，才为之释然——沉浮人生，有谁真能懂得那“门”的寓意？——窄也好，宽也罢；生也好，死也罢，又有谁能举重若轻？
好在父亲并没有这么严肃，也不会去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
在父亲而言，最多是：他遇上了，然后就选择了；他选择了，就成全了一段经历——再往深一点说，就有了故事，尤其是到过北京的经历，还使他一直艳阳高照，春暖花开。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父亲总是挤在其中——先是你来我往，从家长里短到村里的飞短流长，再就到了外面的世界——眼看一曲戏就要向高潮推进了，于是就有人问父亲：“听说你到过北京？……”于是场面瞬间安静下来，汹涌的潮水迅速退去，每个人都屏住气息——父亲顿了顿，轻轻干咳一声，站起来，双目转了个圈，就不紧不慢开了场：“那一年，我去北京开会……”每一次都这样，都极庄严与神秘，就像从前说书的，只差一件仙风道骨的长衫在那里窸窣作响了。
有一次乡政府的到村里掀计生对象的房子，父亲“义正辞严”地指责干部们作风粗暴。面对半路杀出的程咬金，领头的干部大发雷霆，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父亲身上……可就在这时，另一个干部对着领头的耳朵嘀咕起来，稍后，领头的就跟父亲有了这样一段对话：“听说你到过北京开会？”“那还有假？”“听说你见过毛主席？”“那是当然！”……自始至终父亲都以盛气凌人的架势紧逼对方。对话结束后，乡干部们竟然撤走了。事后村人竟相传说此事，都说父亲搬出毛主席吓退了乡干部；一时间，父亲在村里的地位就像快速升值的股票，飙升到了顶峰。
经此后，父亲到过北京的经历却让他自我陶醉并迷失得找不着北了。
父母意见分歧时，父亲就会扔出一句：“我连北京都去过，这点事还不懂？”母亲则反唇相讥：“你那几十年的老皇历了，还好意思去翻？你不脸红我还替你脸红呢——你去过北京又咋了？一头猪拉到北京去回来还是头猪——”母亲话说得刻薄，父亲就像被人砸了一闷棍，只好摆出一副坦然的模样说：“你说我是猪，我就是猪吧。但猪能进北京吗？真是笑话！”沉默一会后，又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一句：“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只是已经像快要沉下去的水泡，声息细微并很快了无痕迹。
父亲找回内心的优越感是在后来的某天，我九岁的女儿当着我母亲的面问他：“爷爷，听说你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女儿又转过来问：“奶奶，你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没有？”在得知奶奶没有到过北京也没见过毛主席时，女儿无师自通地下了一句“评语”：“爷爷到过北京见过毛主席，爷爷比奶奶厉害……”女儿刚一说完，他的爷爷一下子就笑开了花，一把搂过她，连声说：“将来我的孙女还要比我更厉害，将来我的孙女还要去北京上大学，还要在北京工作……”说话的同时还不停地用眼睛瞟我的母亲……
我们都明白父亲的意思：他在炫耀，从心底的自我炫耀。
作为农民，陶渊明做得应该最是潇洒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作为农民——像陶渊明用诗意来消解苦难与艰辛的农民，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
算了，还是先打住。写我父亲，却先说起了陶渊明，绝对有点离谱，也有点可笑——不会写诗的父亲咋会跟陶渊明搅在一起？
也真是，你陶渊明是诗人又怎么了？——如果让我父亲知道，按他的脾气，他一定会这样说；按他生活的款式，绝对是不会跟陶渊明搅在一起的，他就是他，他只做他想做的农民。
父亲心目中的农民，一定不要写什么诗，诗歌对农民而言，简直就是狗屁——诗歌能当饭吃吗？作为农民，你就在泥土里刨食好了，一寸泥土一寸金，一粒粮食一尊神；农民的信仰与诗歌无关——这就是父亲所认的理，也是不成文的内心逻辑。
我身体先天孱弱，还多病，自从我降生以来，就没有一天消停过，最后留下了一副羸弱的肩膀。一开始，父亲就火眼金睛地看出了我跟一个农民的距离，然后就是彻底的失望。
我可以对着良心起誓：我是很愿意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农民的。对一个农民必备的一切，我其实是入脑入心的。只可惜我失败了，我孱弱的身体根本扛不起泥土上的生活，譬如我始终背不动一张用来打稻谷的达斗；又譬如我只要多挖几锄头，双手就要隆起血泡……这不是锻炼所能克服的，在我看来，它更像某种宿命……
父亲只是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干活，从不需要我插手，即使给他打打下手他也不愿意；在看着他一个人干得让我心痛时，我顾不了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就说：“让我来干吧？”父亲则连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只是继续着他手中的活儿，半晌后才慢吞吞地说：“你看你那样子能行吗？”有时候甚至不答话，就当我不存在——在我二十岁时父亲这样，在我三十岁时父亲这样，甚至到我四十岁、父亲已近古稀时他还是这样，我的没出息就像一把利剑，几乎横穿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看重我则是近几年的事。近几年，父亲偶尔会把我作为他的骄傲——他会对村人说起我，他说你别看那小子长得弱小，却也弱得有点名堂呢！末了，他还忘不了要重点补充一下，说那小子不单混了个小科级干部，还会写文章呢，听说还发表到北京的大刊物上了……
我叫父亲别再这样说，理由是我混得其实很不好。“谁说你了，有时间我就当我的农民，我土地里的农活忙都忙不过来，谁有闲功夫说你那些破事了……”父亲不承认（我就知道打死他也不会承认）；但至少他说的有一半是事实：那就是他一直在做他的农民……
父亲对于农民的身份是很有感情的，近些年，当父亲老去，当他一次次拒绝我劝他到城里居住时，我就真切地发现了一个事实：他在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这辈子他已经无法离开土地了。一辈子的农民生活，让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株庄稼，深深地扎进了泥土内部——父亲所有的秘密正藏在这里；就像捉迷藏一样，在转了多年绕了很多圈后，父亲突然撩了撩他的衣衫对我说：“你看，你要寻找的全在这里……”
只是父亲没有想到，他的农民梦——他所建立在泥土上的内心宫阙有一天会坍塌，彻底地坍塌——不是他老了没力气再干下去，也不是他厌倦了土地而抛弃它，而是有一天，土地全被政府征拨；这一天确切地说是二零一二年的某一天，阳光被秋风洗得格外清凉，村庄新近又添了几座坟茔，父亲则像一根经霜的枯草，已近古稀的年龄染满寒意；但他还是那样站立着，看得出他一直在努力使自己颤巍巍的身子保持多年前的姿势，他显然在送别，又似乎在凭吊，他静静地看着被压倒的庄稼，一块块被凌乱所复制的土地……终于还是控制不住，一串浑浊的泪滴在风中落下来……
也就是这天，父亲叫我回村去。晚上，阵阵秋风从老屋上刮过，月光清凉似雪，照彻村庄的同时，也照彻扑朔迷离的时光——就像一些意味深长的词句，瞬间出现了，瞬间又散落了；它甚至让我想起一只在月亮地里忽隐忽现的神秘的银狐，它为暗示我们而来。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后问我：“你说农民丢了土地，还是农民不？”我说：“是，也不是。”父亲疑惑地望着我：“究竟是，还是不是？”我沉思了半晌，最后说：“不是，但似乎也是”……
唉，我又怎能说得准呢？——到最后，我还是让父亲失望了！
一念之差便落叶纷纷
天凉了，每滴泪都温暖诸佛
世间事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
据说这是仓央嘉措的诗。我喜欢那种神秘的气息；忧伤的气息。它跟我对衰老的想象与重构很吻合，它甚至可能还是父亲此刻的画像。
只不过那“一念之差”是属于我的。此前，关于父亲，我并没有想过有关衰老的话题，我一直认为时间还很长——我一直认为还有很长时间留给我们，我完全可以有充裕的余地去等待，我甚至想：等某天父亲衰老了，我就从匆忙的尘世抽身出来，拉着他的手一起看一次落日，看一棵被夕阳染红的枫树，看一朵夜来香在月亮下静静绽放……就像多年前他拉着我看春天的蝴蝶与繁花锦簇……
某一天，当我从那首神秘的诗歌里抬起头来，我却发现父亲已经老去多年，就像一件旧去的物事，在那里，落叶纷纷中，他一次次目光混沌，遍野的皱纹一如秋日的时光疯长——
这种发现是痛苦的，因为我突然明白：这个尘世一直在制造遮蔽，我们一直在迷失——时间的假象总让我们忽略，忽略身边的事，忽略我们最亲爱的人，甚至包括忽略我们自己。
可是父亲偏不这么想。在我这样想时，父亲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倔强，父亲总是说他还不老，说他还能做很多事——尽管他只要一坐在椅子里，整个人就像一堆散架的泥巴，似乎只要轻轻一抽手，那些泥做的骨肉，立刻就会水一样流失。
父亲不愿露出他衰老的破绽。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父亲依然坚持一个人住在村里，先前土地还没有被征拨时，他依然像年轻时一样种庄稼，年复一年，从未停歇；土地被征拨后，他就养猪，养很多的猪，一批接一批地养——渴望赚钱倒在其次，父亲一直在向我们证明：他还能干活，他还没有衰老。
父亲甚至还不给我们打电话，当我们打电话过去，他总有几分不满地说：“没事打什么电话呵，何必花那点电话费？”他始终漫不经心，甚至认为我们打扰了他。但我知道，他不给我们打电话，不愿意我们给他打电话，实际上只是想装着没事——你想，一个整天在电话里跟子女絮絮叨叨的人，不是证明你真的老了吗？父亲可不愿意这样。
后来我只好换了方式跟父亲说话，我不说他老了，只说他患了颈椎骨质增生，不要再干农活了——我真怕无休止的干活加速父亲在尘世的走失。但他立即就明白了我的用意：“人又不老，一点骨质增生算什么？”父亲显然是时时提高了警惕，他可是个有心眼的人，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发现他任何的蛛丝马迹。
父亲的倔强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即使生病，也不让我们送他进医院，理由不是怕花钱，只是说他还不老，一点小病小痛还能扛得住。记得土地没被征拨时，有一次他去给稻子打农药，结果被熏晕了。把他送进医院，他一直大吵大闹：“吸进去一小点农药算什么？我又不是老了……”到最后竟不顾一切拔掉针头回村去了。我们跟着追上去，他愤愤地回过头骂：“你们真以为我老了？”一副谁说他老了就跟谁势不两立的样子。
私下，父亲却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治病。他配置的各种草药摆满了屋子，只要我回去，父亲就会紧紧跟着我，深怕我发现了什么秘密；未等我开口，父亲往往先发话了：“我最近又研究了一个药方，效果绝对很好……”或者是治风湿的，或者是治肾结石的，每一次都会说出一些新的病名，唯独不会说到他自己所患的病。父亲一直在绕道走，一直想要引开我落在他身体上的视线。
有一次他却露馅了。他研制的草药让他自己中了毒。这次我出门不在家，据说弟弟将他送到医院时，他还跟弟弟“抬杠”了——他还是想要扯掉针头，他说他根本没有中毒，他要立刻回村里去。据说弟弟是真的生气了，弟弟说：“你如果想死，我立即叫医生来拔针！”“我就是要拔，你看我会死不会！”据说最后还是医生出面，好说歹说，父亲才算接受了，但嘴里还一直唠叨个不停；输完液，趁弟弟去窗口结账时，一个人拦了辆货三轮就回村了，打电话也不接，让弟弟慌忙了好一阵子。
有好几次我跟弟弟说，按父亲不服输不服老的性格，到他自己觉得扛不住时，会不会选择自杀呢？弟弟说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就像他警惕我们一样——那一刻，我们兄弟俩都觉得了沉沉的荒凉；可是父亲却一定不会这样想，在他看来，他甚至认为这是在帮我们，因为他一直不愿给我们添麻烦，但他又何尝知道：尘世毕竟是琐碎的，也是鸡毛蒜皮的，更是牵牵绊绊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说：“爱是我们去世时唯一能够带走的东西”，一个人离开尘世，所带走的、所留下的 “爱”，其实正是“牵牵绊绊”的一些琐事，但父亲会明白吗？
父亲是真的老了；不管他承不承认，事实早已不可更改。除了他越来越明显的脆弱外（父亲越是倔强，越显露了他的脆弱），父亲的脊柱也越来越弯，逐渐变成了一张弓，时间的分野在一张弯弓上早已棱角分明，年代渐渐向深——父亲从那里走过，每一步都像趔趄；每一步都像是在走向深渊；每一步都像在丈量尘世的长度……
每一次，我都觉得了尘世的深与重，只是我不明白，一滴能够温暖佛手的眼泪，是否能够温暖
我们永世落寞的灵魂？
李天斌：1973年生，贵州关岭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民族文学》《人民文学（增刊）》《北京文学》《作品》《鸭绿江》《天津文学》《四川文学》《红岩》《散文百家》《散文海外版》等30余家刊物发表与被转载作品。散文集《看得见的河流》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扶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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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魏尔锅
编辑｜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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