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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喋血孤城》(常德之战)：
抗日战争之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又被称为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源点。
事变发生前，中国方面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总兵力达到十万，司令为宋哲元，副司令为秦德纯，参谋长为张樾亭。日本方面驻屯军约5600人，一面向中国地方当局施压，一面增加在卢沟桥一带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出国宛平县城，被中国守军严厉拒绝。
根据《何（应钦）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的秦德纯的证词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队在未通知中国北平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在国民革命军驻地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并之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当时驻扎在卢沟桥的是国民革命军第37师219团吉星文部队的一营，营长是金振中。由于时间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之后日军包围了卢沟桥，双方都同意天亮后派出代表去现场调查。但是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日军入城搜索的要求，在中方回绝这一要求后，日军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城内守军未予反击。在日军强化攻击后，中方守军以正当防卫为目的开始反击，双方互有伤亡。随后卢沟桥北方进入相持状态。”
17日，蒋介石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此番言论得到了共产党以及各系军阀的支持与响应。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一方面通过谈判表面上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标榜“不扩大”方针，另一方面却向华北增兵。得到增援的日军于7月26日占领廊坊。日本司令员香月清司随即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27日，日军对通县、团河、小汤山等地第29军驻军发动袭击，守军分别退至南苑和北苑。
28日，日军向整个平津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主攻部队第20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驻守南苑的第29军特务旅、第38师第114旅、骑兵第9师等部发起攻击。激战中，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殉国。天津地区，驻防天津的第29军第38师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动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攻占天津总站日军驻地。然而在日军飞机与炮火优势反击下，下午开始败退，日军反攻占领整个天津。29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作战结束。
日军占领平津之后，制定了在华北决战的作战计划，企图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和绥远，待保定作战之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南下平汉线作战的侧翼安全并获取煤炭等战略物资，以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联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不久山西重镇大同即告失陷，导致第二战区不得不采取收缩防御的态势，将军力集结于雁门关、平型关、娘子关，沿内长城进行防御。日军第5师团攻占河北省阳原、蔚县、山西省广灵后，挺进山西浑源、灵丘，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与察哈尔派遣兵团进行协同，欲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
由于上海战场战况激烈，日军急需抽调兵力增援上海前线。为此，日军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完成平汉、津浦线北段作战任务并占领太原。10月21日，日军第20师团从河北石家庄沿正太路分两路进攻山西。日军右纵队强攻河北井陉娘子关，中国第26路军依工事顽强抵抗。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对溃退的中国守军展开追击，30日占领晋东阳泉。
11月2日，晋东方向的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35军守太原。5日，日军从东、北两面逼近太原城郊，8日当晚日军突破了北面城垣，傅作义率部从城南突围，太原在9日陷落。
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占山西省大同后，主力沿同蒲铁路南下，攻向雁门关、平型关防线，意图进逼太原。
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携带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晨7时许，该部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115师主力预伏地域。平型关道路狭窄，该地区道路狭窄，雨后路面泥泞，日军机动性大减。八路军随即发起进攻。经过激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车辆100余辆，并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
毛泽东在大捷次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日军不可战胜”这一说法也在这次战斗后告破。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与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年底，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中共抗战的方针与决心。
为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地区主动展开反击作战。德国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也认为上海必须固守：华北平原开阔平坦，无险可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不利阻击。但上海地区复杂的水道与街道，则有利于中国军队的作战。
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在上海部署了七十一个师，约六十万的士兵作战，包含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军德式训练部队、新组建的中国空军、以及广东、广西的爱国军阀部队。日军也先后共投入约三十万兵力作战，同时出动战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130多艘军舰。中日军在上海狭窄的巷弄里进行惨烈的巷战，双方都死伤惨重。
8月14日，双方首次空战，陈一白、高志航给敌机以重创，击落日机6架。蒋介石日记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下达总攻击令。8月28日，日军第11师团推进至川沙口南方地区后，以主力攻占罗店镇。德国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建议国军死守罗店：“目前最要害地点，莫如罗店。宜绝对在该处阻止敌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奉命阻击日军于罗店一带，但日军采取飞机轮番轰炸、战车掩护步兵推进、猛攻撕裂突破口的战略，突破国军防线阵地，围困宝山中国守军。国军第98师师长夏楚中奉令死守宝山，他发电文称：“战至一兵一卒亦须固守，准备充分巷战，万一城垣被陷，亦当与敌偕亡于城中！”宝山守军第583团第3营姚子青阵亡于东门，守军全部阵亡。国民政府因伤亡过于惨重，下令停止现有攻势，转而进行阵地防御。防御战中更是有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悲壮篇章。
上海战事之惨烈，何应钦曾言：“战事发生至今，国军在淞沪死伤达六万三千余人。中国空军损失约四十架，海军几已被全灭。”
11月9日，松江失守，蒋介石下令撤退，但部队秩序已经混乱，撤退转而变为一场大溃败。因日军战斗机不停朝沿路退兵机枪扫射，国军此阶段伤亡尤为惨重。蒋介石也在日记中记载：“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极！”
11月12日，上海沦陷。
南京保卫战
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将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往武汉。日军方面，11月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国民政府中枢所在地进行追击。
兵临城下，国民政府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却争议不下。白崇禧表示：“现部队已残破不全，也没有后续部队可调度，建议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陈诚也赞同不守南京。作战组组长刘斐建议“用12至18个团象征性的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李宗仁认为“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坐困孤城”。唯有唐生智提出南京非守不可：“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犠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11月20日，蒋中正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期望固守南京三个月至一年”。南京城守军因前线撤退伤病不满编的问题，总兵力约为8万人左右。
12月6日，日军对南京发动全面进攻，第三飞行团猛烈轰炸国军主要阵地。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日军对雨花台一线阵地进行攻击，遭国军顽强抵抗。8日，唐生智下令撤守外围阵地，日军尾随国军撤离部队，直逼南京城下。12月12日，南京东南方紫金山、雨花台沦陷，守军全数殉国。唐生智召开撤退会议，军事委员会电文曰：“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随后唐生智正式下令撤守南京，各部队突围。13日，日军进入南京，南京沦陷。此后六周，日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其暴行无论其如何掩盖和狡辩，终难逃历史的制裁。
攻占南京后，华中日军继续向南推进，意图打通津浦铁路，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为此先后调集8个师、3个旅、2个支队约24万人，实行南北对进的方针，计划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国民革命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日，日军猛攻山东青岛与烟台。蒋介石急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务必固守津浦沿线要地，不料韩复渠为私利置之不理，不战而退，省会济南、泰安相继沦陷。津浦线门户大开。
4月，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主力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与日军进行决战。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5月13日，日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团，由荷泽渡黄河，准备在远方截断陇海路向西的交通。第二日，菏泽被攻克。华中派遣军第十三第九师团强渡淮河，北攻徐州，主力经由宿县，而扑向徐州西方的陇海路要地砀山，切断国军西撤路线。另外又派第三师团以及两个支队北上，直逼徐州。日军陆战队登陆连云港，对徐州进行三面包围。
5月15日，为保证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日徐州陷落。日军继续推进，占领开封，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阻断日军前进路线，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后撤。徐州会战告一段落。
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是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场对日作战胜利，是徐州会战中重要的闪光点。
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连陷临城、枣庄、韩庄后，不顾第5师和第10师长濑支队在其两侧进攻受阻，孤军深入，向台儿庄突进，企图一举攻占徐州。李宗仁决定固守徐州的咽喉要塞台儿庄，同孤军深入的日军决战。李宗仁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固守台儿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率部让开津浦铁路正面，转入兰陵及其西北云谷山区，诱敌深入，待机破敌。
3月25日，第十师团进攻至台儿庄外围阵地，孙连仲下令31师守中央主阵地，30师、110师在左翼，27师独立44旅在右翼，布开口袋阵，同时汤恩伯在外围运动配合作战。28日，汤恩伯下令对台儿庄的日军进行合围。日军以第5师坂本支队从临沂驰援台儿庄，旋即也陷入包围网。4月6日，坂本支队独自向北撤退。第10师团濑谷支队内无外援，外有重围，无奈烧毁所有的重装备与补给，然后全力突围而逃。4日7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华军，全力扫荡，日军死亡人数超过16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
武汉会战为抗日战争期间爆发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此战中，日军共投入兵力30余万，国民政府军力110余万。战事以武汉为中心，横跨安徽、江西、河南、浙江和湖北等地，历时四个半月。
武汉会战之前，日本由于发动对华战争，国内兵源日渐匮乏，虽然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延缓了经济崩溃，但绝非长久之计。为此，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中说“要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见帝国雄师百万受制于中国”。南京沦陷后，重庆虽然是名义上的国民政府首都，但在经济和工业上，武汉才是实质上的中枢。因而日军决定孤注一掷，对武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
武汉会战率先在万米高空打响。国军方面由于事前加强了准备，在“二一八”、“四二九”空战中都没有让日本空军占到便宜。
日，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战的地面战场开始。9月底，日军第106师团以4个团的兵力迂回至德安县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薛岳命令第4军、第66军及第77军侧击日军，日军第27师团试图增援，但被埋伏在万家岭以西百岁街的中国第32军军长商震阻击，10月7日中国军队实施最后总攻击以包围日军，激战持续了三天，全被中国军队击退。10月10日，由于遭到孤立及缺乏补给，日军第106师团以及前来援救的第101师团，第27师团，三个师团遭受重创。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
在长江以北，日军第6师团在7月24日由安庆渡过太湖，突破了中国第31及第68军的防线。8月，中国军队扼守田家镇要塞，并协同友军准备侧击日军。但因日军火力强大，要塞告破。10月24日，日军攻占黄陂，迫近汉口。在大别山以北地区，日军第10师团突破了国军第51军的防线并在8月28日攻占六安。9月19日，击破国军在黄河地区的抵抗防线，21日攻占庐山。10月12日日本第2军攻占信阳及进至平汉铁路南面，会同第11军一同进攻武汉。
与此同时，日军在此时决定抽调3个师的后线部队对中国的海上生命线施加压力，故决定以两栖登陆的方式占领广东沿海港口。由于广东地区的粤军主力多抽调支援武汉会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广州地区沦陷。
广州沦陷后，出于战略考量，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日军在10月26日攻占武昌及汉口、10月27日攻占汉阳，至此武汉地区落入日军之手。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损失十余万兵力，战略进攻能力受到极大损伤，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国军损失兵力四十余万，空军和海军都受到重创，但主力尚存，日军与中国决战的目的并未能达到。
抗日战争之相持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武汉会战后，日军兵力、物力、财力都越发紧张，发动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已是力不从心。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日本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战场。
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因为受日军“扫荡”和国民政府经济封锁的影响，在财政方面日益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战争，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大风川等地的屯田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率先开进了南泥湾。不久，其他各团及三五九旅旅部也进驻了垦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随后也来到南泥湾参加垦荒。一时间，在南泥湾掀起了一个开荒生产的热潮。经过三五九旅广大指战员辛勤地劳动，大生产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41年，他们开荒11200亩，收获细粮120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种面积达到26800亩，收获细粮3050石。南泥湾也成为了中共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案例。
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的开始。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打击中国敌后抗日力量，日本军队在1939年夏季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荒原挖沟筑堡试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劝降国民政府，扶植汉奸势力，一种对抗日悲观的情绪开始散播开来。对此，八路军高层决定发动一场较大规模破袭战打击日军气焰，提振民族抗日精神。
八路军参战部队主要为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部队等，总兵力约为20万人，先后参战部队共计105个团，最高指挥为朱德与彭德怀。百团大战的主要作战目标为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
作战第一阶段从日到9月10日，以破坏华北交通要道正太铁路为序幕。因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9月下旬，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作战目标达成。
第二阶段从日到10月5日，战斗对象转移到铁路交通线两侧的日本守军与被抗日根据地包围的日军据点。战场范围扩大到山东与安徽，日军展开了疯狂反扑，战事相当激烈。八路军甚至遭遇了日军的生物武器攻击。
第三阶段为日到日，此时日本军队开始将各地的机动兵力集结于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一方面以运动战和游击战、麻雀战反击，另一方面抓住机会继续打破袭战和伏击战。到日，八路军击退日军扫荡，百团大战正式宣告结束。
聂荣臻曾言：“百团大战，并非偶然。它不是出于个别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我党我军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
中国远征军
二战爆发后，英国陷入欧洲战场的泥潭无暇东顾，对于远东殖民地只力求保障利益最大的印度，将其余殖民地视为保卫印度的战略纵深。但对于同样处在抗战最艰苦时期的中国而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缅甸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滇缅公路承载着外援补给的重要任务，是抗战物资的生命线。若缅甸沦陷，滇缅公路不保，则抗战必将陷入无援的苦战境地。因而国民政府极力争取与英国间的军事同盟以保障作战资本。中国远征军就是根据中英军事同盟而组织的。
1942年初，日本侵占马来西亚后，开始入侵缅甸。1月30日，日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英军求援中国，国民政府以罗卓英（后杜聿明接任）为司令，史迪威为参谋，组织十万远征军入缅作战。
由于英军催促，远征军先头部队200师先期抵达同古。3月16日，日军开始轰炸同古，此为远征军与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接触。3月19日，200师首次与日军地面部队接触，由于缅甸交通线不断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再加上英方的消极延误，后续部队始终没有按原定计划到达同古，10余日后，200师歼敌5000余人，重创日军第55师团，但自身伤亡也达2000余人，内缺粮弹、外无援兵，并且还要面对4倍于己的敌军包围，杜聿明审时度势，下令200师于3月29日晚从同古以东突围。
仁安羌之战
4月17日凌晨，日军第33师团以其第214联队约3000之众，迅速占领仁安羌油田附近，断绝英军后路，将英缅军一师包围于仁安羌油田东北、平墙河以南地区。英缅军总司令命已在平墙河以北的装甲部队打通公路，但北岸渡口已经被日军高延大队占据。英帝国缅甸军军长斯利姆将军急电远征军求援，请求支援被包围在仁安羌的英军。
远征军新38师孙立人部距仁安羌最近，之前4月14日罗卓英应英军要求，指示命孙立人接应英军，孙立人命113团刘放吾团长，前往驰援。此役毙伤日军官兵1200余人，113团也伤亡官兵500余名。孙立人原想继续攻击，但日军第33师团集结，英缅军第一师北撤无力再战，20日斯利姆派员传达盟军全线向印度撤退，113团随即撤离战场。113团以不满千人的军力，击退日军，救出友军。消息一出，英伦三岛震惊。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也是抗战时期境外作战首胜，有着正面意义。
缅北大撤退
4月29日，日军攻克腊戍，中英联军的曼德勒会战计划落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撤退。东线远征军退至萨尔温江东面，取路回国。中线杜聿明严格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国内撤退，向全军发布命令“各部队分路回国，自寻生路。”杜聿明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离开密瓦公路改道向西北方向追去，转打洛到新平阳，迷路的远征军在野人山森林里转来转去，很多人因为饥饿、疾病死去，还有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最后在美国飞机的帮助下，辗转逃往印度。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直接向西撤往印度，因而避免了大量伤亡，成为唯一一支保存建制的部队。
远征军首次出征以失败告终，共计伤亡56480人，击毙日军约45000人。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抗战援助物资只能通过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输送。日，远征军开赴印度兰姆伽。在这里，远征军换装美式装备，在美军指导下进行系统的现代军事训练，并且补给充足。国民政府也不断为远征军输送兵源新鲜血液。远征军逐渐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队，战斗力极大增强，自信心也有很大提高。为对日反攻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之反攻阶段
远征军大反攻
1943年3月，新38师的114团即先行开进野人山区，掩护中美部队修筑自印度列多到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1943年10月下旬，雨季停止，在列多的新22师和新38师主力乘车到达胡康河谷边缘，驻印军缅北反攻战正式开始。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至日，远征军攻克乔梅，与英军胜利会师，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任务至此胜利结束。远征军的大反攻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反攻拉开了序幕，也是日军战败的关键转折点。
密支那战役
1943年10月下旬，远征军以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以及美国的麦瑞尔突击队为主力，投入总兵力约3万余人，为争夺密支那与掩护修筑雷多公路与日本守军展开激战。日，中美联军攻占密支那，日军56步兵旅团长水上源藏少将于突围后自杀，该战役以中国攻下密支那作结束，此役共击毙日军3400人。中美联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总伤亡6551人。
在驻印军反攻初具成果之后，国内滇西的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日第20集团军于雨季强渡怒江，于6月底血战至腾冲附近。攻击腾冲城的远征军部队为霍揆彰率领的第二十集团军。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为空中支援部队。
在攻克了日军高黎贡山灰坡、唐习山、大塘子等处据点后，远征军用绝对优势兵力进攻日军据守的来凤山。来凤山日军兵力只有400人左右，但远征军屡攻不下，只能呼叫美军57架战机对山上日军火力碉堡进行轰炸后，再动用火焰喷射器进行扫灭。日军无力招架，残部退入腾冲城中，准备与远征军决死一战。
7月27日，远征军发动攻城战。美军战机在炸弹上绑上尖锐的钢条，以便炸弹能固定在城墙上爆炸。腾冲城墙被炸塌十几处，8月9日，远征军以城墙裂口为突破点，攻入城中，与日军展开惨烈白刃战，但伤亡惨重，只能暂时放弃城墙阵地，退回城外。此后几天远征军均在美军空中火力掩护下突袭城中，与日军巷战，双方各有伤亡。战至9月11日，日军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几乎全部战死。远征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收复腾冲，也是抗日战争以来国军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守的县城。
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军伤亡1.8万余人，歼灭日军4.8万余人；滇西中国远征军伤亡67403人，歼灭日军21057人。外援物资进入中国的输送线重新被打通，全面的战略反攻即将到来。
豫湘桂会战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橡胶、钢铁被列为国家资源，禁止向民间出售；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必需打通中国的铁路线。此外，1943年，陈纳德领导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奇袭了台湾新竹空军基地，重创日本空军。这也让日军意识到必须夺取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解除空中危机。因而，日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发动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日军称呼其为“一号作战”，为有史以来日军动员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作战，总计动员兵力41万，战车近800辆。
此时的国民政府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蒋介石与美国参谋史迪威矛盾激化，在指挥和情报判断上错误不断。国统区内由于法币发行泛滥导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持续了七年之久的全面抗战让国民政府也开始在经济、资源、兵源等问题上一筹莫展。在军事上，此时远征军的大反攻已经打响，国民政府为保障外援生命线，将大部分的美国援助物资、武器以及预备部队投入西南战局，在国内军力上有所不足。在日军主攻的河南和湖南，汤恩伯部和薛岳部准备不足、战力低下，是极大的隐患。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共14.8万余人，在第11、第13军各部配合下，强渡黄河，向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国民革命军所辖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十四、第四、第三十六、第三十九集团军，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会同支援参战部队在黄河南岸设河防阵地抗击日军。4月19日，日军突破阵地后，至23日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尉氏、汜水、密县。
5月18日，日军菊兵团(第63师团一部)攻击洛阳。5月21日，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之下，负责掩护部队西撤的第36集团军司令李家钰中将阵亡，守军奋战至5月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1944年5月中旬，日军占领河南，国民革命军全线溃败。日军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47万中国军队，到6月初便控制了北平到汉口的铁路。
1944年5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共10个师团、4个混成旅、1个飞行团和海军一部，共20余万人，以攻占湘桂铁路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4个集团军（共15个军）另6个军共约40万人，在空军(飞机181架)、友邻战区支援下，以节节抗击，消耗、迟滞日军为战略目标，主力分别控制于浏阳、长沙、衡阳及宁乡等要地，相机歼敌。
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守军第37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6月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6月16日，日军第34、第58师团、第68师团一部攻击长沙城区。第4军坚守至6月18日下午，伤亡殆尽，长沙城失陷。
7月11日，日军第68、第116师团经修整后以15个步兵营、12个炮兵营攻击衡阳。衡阳守军第10军以不满2万人的兵力，顽强抵抗日军攻势，一直坚守至8月7日。8月8日凌晨，日军包围第十军指挥所，衡阳失守。
占领衡阳后，日军开始谋划攻击广西，委任冈村宁次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日，冈村宁次指挥共约16万日军，向桂林、柳州发起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第二十七、第十六、第三十五、第二十七集团军，及第六战区孙连仲第二十四集团军、汤恩伯兵团，共9个军约20万人，分区防御抗击日军。
11月9日，日军第23军第104师团、第11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突破中央兵团的防御阵地，攻向柳州。11月11日，防守桂林城区的中国军队撤退，部分在撤退途中被俘，桂林陷落。同日，日军第13师团、第3师团分由柳州以北、以东和东南发动总攻。10日凌晨，日军攻占柳州飞机场。美国陆军航空队支援战机30架及桂林机场遭日军击毁；坚守柳州城区的第26军伤亡过半，奉命撤离，柳州失守。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尾声、远征军和中国敌后武装取得对日作战胜绩之时，国民政府的豫湘桂会战大溃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暴露了其在政府、军事、经济三大方面的落后程度。日军虽胜，重夺“大陆交通线”，但是其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被放大。巧合的是，日军作战目标之一是解除美军对其本土及周边地区的空中打击威胁，然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美军跳岛战术，美军战机可以从关岛、塞班岛及其周围群岛起落，空袭日本本土。日本的空中压力不降反升。随着国际大局的趋势，日本距离战败也已经是时间问题。
日本的最终战败
中共领导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
由于华北日军主力大部调往南方，与国军陷入胶着状态。中共中央5月11日开始向华中局、北方局发出《关于敌进攻河南情况下的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向沦陷区进军，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建立根据地。7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命令。在华北大扫荡中蛰伏已久的八路军趁机对日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1944年局部大反攻，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普遍发起了局部反攻，主要是攻击敌占城镇，拔除日、伪军在解放区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日、伪军，恢复并扩大解放区。
在一年的局部反攻中，各解放区共作战1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俘日、伪军6万多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多人，晋察冀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9900多个，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改变了解放区被分割的局面；晋绥解放区军民解放村庄3100多个，绥西、绥南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军民攻克县城八座，解放人口50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华中解放区军民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并把解放区先后调整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中、浙东和鄂豫皖八个解放区；华南解放区军民控制广九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根据地。
桂柳反攻战役
1945年4月，盟军已攻占硫磺岛及琉球群岛，日本本土告急。4月，日军根据其第6方面军缩短防线的计划，将第22、第58师团及第13师团一部撤退西江两岸及南宁，以集中兵力，防止中国守军反攻。
东南战场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下，发动桂柳反攻作战。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以第46军一部攻占都安后，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直取柳州，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国军于5月27日克邕宁，日军向龙州、柳州撤退。国军于6月30日收复柳州。尔后，第3方面军第20、第29军兵分3路沿桂柳公路和湘桂铁路向桂林并进，至7月17日，克复雒容、中渡和黄冕，日军退守永福，凭险顽抗；24日，攻克桂林南方门户永福；在各路部队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续向东追击。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9日收复全县后指全向湖南。此时，日本在原子弹打击下宣布投降，国军的反攻作战宣告结束。
抗战的胜利
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与9日，美军先后对广岛和长崎发射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50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歼灭日军达70多万人，日本主力部队基本覆灭，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来。
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中华民族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吉林公布日本侵华档案记录杨靖宇等人牺牲细节
　　中新网长春4月27日电 (记者 李彦国 贺宝庆)吉林省档案馆于近日对外公布了4件反映侵华日军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档案，其中在档案中还有记录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赵尚志等抗日名将遭到日军杀害牺牲的情况。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在民族存亡之际，东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
　　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羊书圣介绍，这次公布的关东宪兵队档案中，反映镇压东北抗日联军的档案共4件，分布在《思想对策月报》、《铁路沿线治安周报》、《特周报》等档案中，记录了杨靖宇、魏拯民、陈翰章、赵尚志等抗日英雄遭到日军杀害牺牲的情况；还记录了日军在东北境内出动军警对抗联将士进行镇压、围剿，以及抗日部队动向等情况。
　　关东宪兵队《思想对策月报》档案记载了通化地区曹亚范、韩仁和、黄海峰、平日军等率领的抗日部队活动地点、人数，特别提到杀害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内地朝鲜民族形势调查报告》中有关魏拯民牺牲地的记录显示，抗联第一路军副总指挥魏拯民率领11名抗联战士，在吉林省桦甸县第七区夹皮沟北部附近两处山寨潜伏时，遭到日军长岛宪兵工作队突然袭击，经过一个半小时交战，魏拯民及7名战士英勇就义。魏拯民牺牲地点为吉林省桦甸县第七区夹皮沟北方8公里四道沟891高地。
　　在日日军铁道警护总队总监部警备科形成的《铁道沿线治安周报》中，第一项记载了日，陈翰章部队十五六人在图佳线鹿道站附近被发现，并与其交战，陈翰章及其他4名战士牺牲，另有5人被捕。日本人根据被逮捕人员的供述及日军的检验结果确定，牺牲人员中包括陈翰章。
　　档案还记载了日军对抗联部队进行搜索、追击、偷袭、射杀、逮捕的残酷镇压细节，以及反映抗联部队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和顽强抗战的斗争意志。
　　在佳木斯宪兵队日《特周报》中，记载了被害人身上佩有赵尚志、王永孝的印章，尸体存放在兴山镇警察署。日本宪兵队推测，赵尚志是准备进入苏联途中与日伪警察交战时被杀害。
　　羊书圣介绍，档案还原了历史真相，还原了日本侵略行为。通过档案反映，抗联部队的反抗始终遭到日军的残酷镇压。抗日英雄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反抗斗争从来没停止过，前赴后继、顽强反抗。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羊书圣说，中国有句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档案蕴涵着历史的沉痛教训，是鲜活和生动的教材，将唤起每个有良知的人为正义而战。&
一个美国人眼中抗战：起点系1928年皇姑屯事件
　　历史真相，这么近那么远
　　横店版“抗战”离我愈近，真实的抗战离我愈远。
　　抗战的起点是什么时候？是从七七事变算起，还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重见天日的老照片告诉我们，1928年，日军炸死了中国最高统治者，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花圈，日本政治自此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战端重启……
　　时光在喧嚣里继续奔驰向前。
　　海岚·里昂，一个之前不为人知的美国人，其丰富的旧藏，让那一段岁月重又历历在目。尘封资料总拍卖价格达270万美元，而其真正的价值，恐怕很难估算。
　　真实的抗战，就在这些尘封的史料里。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能仔细比对研究，就能找到真相的基因。(姜浩峰)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抗战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记者｜姜浩峰
　　海岚·里昂(Hylan“Bud” Lyon)，一个在早前的中国近代史中并不显眼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4年4月的报端。《扬子晚报》一篇《张学良随从战争日记重见天日，数千旧照再现淞沪血战》的报道，被媒体广为转载。报道中提到，“苏州商人杨先生自称手中有几千张淞沪会战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是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
　　报道公开后，也有人质疑，认为这些照片不都是海岚·里昂所拍摄，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报道提及，作为张学良的随从，海岚·里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囚禁起来，作为随从，他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并在中日两军对垒时，近距离拍摄到双方的照片呢？
　　《扬子晚报》的报道刊登了上海“大世界”被炸成废墟的一幅照片，浙江大学的沈弘教授提出，“大世界”被炸实际系当时中国空军失误造成；另一幅图片说明为“轰炸结束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图中站立者为里昂”，沈弘认为：“实际上图中的站立者并不是所谓的美国人里昂，而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更是称：“张学良所有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
　　带着疑问，记者几经辗转，终于在上海长宁区的一栋商务楼里，与不愿向公众透露名字的杨先生会面。杨先生1991年起赴美国、加拿大留学和工作，如今被美国公司派驻上海，每半年去一趟美国、加拿大。他的家依然安在苏州，一般情况下，每逢双休日、节假日就会回到苏州。
　　抗战从何时开始？
　　“这是张作霖追悼会，你看，这是日本外务大臣田中义一送的花圈。”一落座，杨先生就给记者看里昂旧藏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日邦瀚斯拍卖所得，如今是杨家的家族收藏品。
　　杨先生给记者掰着指头算：“我们常说'八年抗战’，指的是从日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也有人认为，抗战应该打了14年，那是从日日本关东军偷袭沈阳北大营算起。当然，如果要算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则要晚到日。然而，从海岚·里昂收藏的照片，其实是可以印证，抗战的起始日期，我觉得应该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算起。”
　　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面对着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团组成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寻求列强支持，特别是与日本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在北京达成秘密谅解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可日本人逼迫更急，希望进一步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乃至在葫芦岛修筑大港。内有北伐军挑战，外有日本人威逼，张作霖这个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遂从中南海出走，在前门车站踏上了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专列，从北京回返东北。
　　日，张作霖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轰然炸响，遇刺的张作霖当日逝世，终年53岁。张作霖遇刺前一天——6月3日，也正是被张作霖称为“小六子”的张学良27岁生日。
　　张作霖身亡时，北伐军刚刚进入北京，直到6月28日才更名北平。而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时间是日。“国际上，许多国家和民间人士，认为张作霖身亡时仍是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即使是内战双方，也都看得到张作霖的地位。你日本的正规军——精锐之师关东军，把一国领导人给炸死了，这和宣战有什么区别呢？”杨先生如此说道。
　　事实上，确如杨先生所说，张作霖去世后，不仅北洋阵营的曹锟、段祺瑞、吴佩孚致了挽联，属于北伐军阵营的李宗仁、白崇禧同样也发来了挽联。而里昂旧藏的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照片中，有一张明确显示——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男爵田中义一送来的花圈。田中义一不仅与张作霖有私交，在军事、政治上更与关东军的激进派有所不同。这位“老狐狸”的如意算盘是——以架设索伦、吉会、长哈三条铁路和联络中东、吉会二线的两条铁路、共计五条借款铁路为由，迫张作霖同意满蒙与关内分离，如此一来，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也就水到渠成，无须关东军再去动兵了。
　　皇姑屯一声炸响，不单送了张作霖的命，更让田中义一懊恼不已。田中当时流着泪写信给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 :“一切都完了。”他不是单哭张作霖。自皇姑屯那趟列车出轨之后，日本政治也便脱离了田中预设的轨道。
　　围绕田中义一有一桩“悬案”。是当时抗战期间，中国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称田中义一曾秘密上奏昭和天皇，其中有一句话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二战之后，在位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做过民国外交部次长的秦德纯在出庭作证时也只是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问题是日本军阀就是按照这份预言书去行动的。”秦德纯并未能确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如今，找得到最接近田中奏折的内容，是曾就职于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所言。1940年，铃木称，他与时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等人于1927年密谋，要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铃木甚至点明，所谓“满蒙”，指的是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外蒙古而言。
　　亲历西安事变
　　那么，拥有张作霖追悼会原始照片的这位海岚·里昂，到底是何许人也？邦瀚斯拍卖公司官网文章《西安事变：海岚·里昂的历史资料》(The Xi'an Incident: The Papers of Hyland “Bud” Lyon)显示，出生于1908年的海岚·里昂，于1925年至1934年曾当过好莱坞演员。在邦瀚斯提供的里昂藏品资料中，有他担任普通演员、特技演员、飞机师和修车技工的照片。
　　邦瀚斯官网显示，1934年，里昂倾慕已久的好莱坞演员克莱尔(Dee St.Claire)来到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照片中，看到一张妙龄白人女子的照片，即为克莱尔。注释中称她为“showgirl”，直译过来应是“歌舞女郎”的意思。注释称里昂为了她来到上海。之后，里昂往来于上海、昆明等许多城市，尝试不同的工作机会。他倾慕的克莱尔回到了美国，他却留在了中国。“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他爱慕的人离开了，他却留了下来。看来，中国的魅力，比他爱慕的这位克莱尔还大。”杨先生感慨道。
　　在一封日写给外祖母的信中，里昂如此写道：“去年11月27日上午，我接到电话，张学良大元帅的机械师叫我马上前往龙华机场，说有工作给我做。龙华机场位于上海南边10英里处……我抵达龙华机场后，科尔告诉我大元帅从美国订了两架飞机，今早刚刚送到，但还未组装，零件还在箱中……张大元帅的飞机本应送往南边100英里处的杭州空军基地，或内陆575英里外的汉口军营，然而因为木箱体积庞大，才决定在上海就地组装，组装好再将飞机飞到内陆。”两个星期后，里昂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原本已经拒绝他的中国航空公司，转而决定聘请他做永久职员。
　　邦瀚斯公司官网上一篇《原汁原味的中国》如此写道：“里昂先生随后飞遍全中国，有时修理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收拾坠机残骸，每次必照相记录，并写信回家。”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甚至在飞机上航拍到红军渡赤水的照片。
　　邦瀚斯公司称，被公司派往各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里昂应张学良飞行团队负责人朱利叶斯·巴尔之约，出任张学良专机副驾驶，不久后又成为了张学良特别信任的随从。记者看到一本里昂的日记本，封皮上有烫金印刷楷体字“兰安 上海 中国航空公司”字样，其中“兰安”应是“Lyon”的另一种音译。这本日记本里，记录了作为飞行员应该记住的乘客密语化名。比如阎百川，也就是阎锡山，被称作“进密”；宋子文被称作“咸密”……，还有一位在本名栏里标明“严先生”，被称为“年密”，杨先生认为可能是苏州木渎人士严家淦。《新民周刊》记者了解，严家淦在蒋介石去世后，曾作为蒋经国接班前的过渡人物，当选过台湾地区“总统”，可1937年前后，他年资尚轻，不过是个厅局级官员。此“年密”到底是何许人也，还有待考证。
　　数十份地图、鸟瞰图、飞行航图，几本记录了里昂在华期间的每一次飞行的飞行记录本，这些资料，都对研究张学良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期间的行动轨迹颇有价值。
　　1936年，里昂被派到汉口担任教官。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他与另一名机械师紧急前往西安。在邦瀚斯公司提供的里昂旧藏里，有一份记载为日的文件，如此写道：“我们被军警包围，不准离开空军基地，不准碰自己的个人财物，连上厕所都要有人陪同……”资料显示，西安事变期间，里昂与另外几名飞机驾驶者负责来回接送会谈人员。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后，两人一同飞回南京时，里昂就在那架飞机上。
　　从纽约邦瀚斯拍场带回里昂旧藏的杨先生，这一年多都在研究这数千张照片、底片，以及书信、杂件。在一封日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中，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张群称，其接获驻日大使许世英传来电报，说明日方有意愿重启谈判，但又担心张学良此际投效抗日势力。许世英亦表示，日方担心抗日事件与日俱增，要求蒋介石展现决心，管好属下，弥平抗日势力。
　　张群于信末表示，这可能是日方的最后通牒。
　　“这封写给蒋介石的信，不知为何落到了张学良手里，使得他得知蒋介石宁可与日军谈判，而不愿与共军谈判。”杨先生认为，这封信对研究西安事变的起因，极为关键。
　　还有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英文签名“Meyling Soong Chiang”、篆体朱文印章“蒋宋美龄”，以及亲历者签名，他们是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专机驾驶员的罗亚尔·伦纳德(Royal Leonard)，还有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和张学良飞行团队总机师朱利叶斯·巴尔(Julius Barr)。“这算是孤本了吧？”杨先生说。
　　杨先生还向《新民周刊》记者道出一个细节：“日下午，蒋介石乘坐张学良的波音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里昂随行。当时驾驶飞机的是张学良专机飞行员伦纳德、里昂等。飞机抵达洛阳后，蒋介石改乘南京方面的容克飞机，而张学良仍乘坐波音飞机。当时，机组人员判断波音飞机可以甩开南京方面的护航飞机，飞到对张学良来说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张学良拒绝了。”
　　在伦纳德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亦曾如此记录从洛阳起飞后的情形：“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有可能给少帅提供一个契机，扭转他未来年代的仕途：国民党的护航机被波音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没这样，仍坚持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我也曾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不管它，’少帅冷静地说，'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和公开的回忆录相比，私人信件的真实性、可信度，可以从另一个维度作为参照物。在里昂旧藏中，有一封张学良写于民国廿六年(1937年)一月六日的手书，其中有如下内容：“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日，张学良已经随他信中所称介公的蒋介石，抵达南京。从这封“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可见，当时他确实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想法。
　　同样是私人信件，里昂与外祖母简·杭特女士(Jane C Hunter)以及家人的通信，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局势，还对印证乃至解开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细节，不无补益。比如西安事变之后，一封日他写给外祖母的信中，如此写道：“目前局势依然诡谲。已经三周了，但北方军队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军依旧谈不拢。我的工作则是陪同詹姆士·奥德先生，充当他的保镖。张大元帅的二房，一位非常貌美的赵小姐，很幸运地在9日从西安逃了出来，11日抵达此地。真是惊险！搭载赵小姐的飞机是晚上飞进来的，我和奥德先生到机场去接她，把她带回家……现在赵小姐每要出门，总是会叫我陪同她。”里昂信中提及的詹姆士·奥德，是英籍人士，张学良当时的管家。信中同时还记载着当时颇复杂的间谍活动，比如尾随跟踪5名美国人的俄国人，以及逮捕了一名代号为“匹克”(Pick)的欧洲双面间谍。
　　“八一三”他在上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里昂受委托，协助赵一荻与幼子处理家务，成为他们的飞机驾驶员和随行工作人员。
　　里昂在日这样写道：“过去三个半月以来，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期间都遇到了千载难逢、千变万化的人生经历。”邦瀚斯拍卖的里昂旧藏中，还有近百张明信片，其中一大部分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寄出的。比如一张新年明信片上，有印刷的中英文“恭祝圣诞& 并贺新喜”字样，以及于凤至的亲笔英文签名“Mis. FengTge Chang”(张夫人凤至女士)。除此之外，还有于凤至与赵一荻之间的通信，都被里昂保管，如今得以重见天日。
　　记者从杨先生提供的照片资料中看到，里昂不仅在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合影，还拥有于凤至穿着旗袍打乒乓球的照片。还有赵一荻穿着毛皮大衣在轮船上的倩影多张。赵四小姐当年是怎般模样的美女，跃然纸上。回想“九一八”事变，40余万东北军面对2万日本关东军，不抵抗而沦丧关外整个东北。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哀沈阳》诗二首。其一为——“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把张学良直接贬为纨绔子弟风流成性。张学良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晚年已与赵四相伴度过70年岁月的张学良，甚至表示最恨马君武“赵四风流朱五狂”那句诗。不过晚年他也仍大言不惭称：“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
　　回顾日当晚，在北京中和剧院有赈济辽西水灾的演出，张学良亲临鼓动捐款，并邀请英国大使夫妇和香港首富何东夫妇作陪。有史料记载：“至22时许，忽见随从来报告说请接沈阳电话，张学良让来人代劳。随即又来报告，说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让亲自接听。张学良离席后一去不回，也无任何交代。客人以为张学良毫无礼貌，非常不快，第二天才知道发生了大事。”
　　然而，关于不抵抗政策，晚年时过境迁的张学良仍亲承：“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这是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口述历史时，张学良所说。当时是1990年，当年的少帅已年近九旬，蒋介石早已于1975年清明节作古，就连蒋经国都已去世，张学良此言，系在无任何压力下所说。张学良甚至说，当年是误判形势，想不到日本人会来这一手。
　　而里昂旧藏关于“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照片，也如同于凤至、赵四这些女性日常照片一样，都标明“含底片”。比如两张日本旗舰“出云”号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照片——一张静止着，背景是外滩的万国建筑，看起来摄影者所在位置是从浦东向浦西拍摄；另一张前景是外滩当时著名的胜利女神雕像，中间是“出云号”，背景是滚滚浓烟。图注是机械式打字机敲出来的字样，意思大致是：“8月14日晨，中国空军开始轰炸。他们的目标是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前面的NYK码头的日海军旗舰'出云’号。”
　　还有看似是从当时的百老汇大厦，也就是今日里的上海大厦楼顶俯拍的外白渡桥，图片说明大意为：“淞沪会战前夕，上海百姓通过外白渡桥，撤进租界区避难。”
　　至于浙江大学沈弘教授提出的两点质疑，《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资料里，查阅到里昂对此的图注是：“大世界门口尸体堆起一层层”、“日军轰炸后，上海街头尸横遍地”，并未标明那位穿着西装、三节头皮鞋正在拍摄的白人男子背影是谁。可见，引起学界质疑的两个图片说明，应系报纸编辑不严谨造成。
　　至于沈宏教授所说“大世界”被炸系由中国空军失误造成，缘起于“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初。日，日本用军舰运送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吴淞口登陆，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空军派遣轰炸机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前去轰炸日军军舰。属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是以日本人为主的租界，日军在那儿设置了密集的高射炮群，用以狙击国军的轰炸机。
　　8月14日早上，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两次受到中国军机轰炸，却没被炸沉。下午，中国空军继续轰炸“出云”号，有人看到一架飞机投下了两颗炸弹，后者落在西藏路与爱多亚路交叉的地方，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边界上。这些炸弹炸死了450人，炸伤了850人。后来，又有两颗炸弹落在了南京路跟外滩接壤的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的中间，又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沈弘认为，大世界之被误炸，也与此类似。而杨先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他从里昂旧藏中发现一张照片——在大世界建筑上空，有日本军机，可见轰炸大世界系日军所为。杨先生认为：“'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日本和英美关系还没有破裂。这个《每日电讯报》特派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拿到日本人放给他的消息，就往回发稿，称大世界是中国军队误炸，以干扰西方视听。”
　　杨先生提供的里昂旧藏淞沪会战照片，不仅有国军照片，还有日军照片，甚至有日军战地医院伤兵照片；不仅有日间照片，也有夜间照片，数量上要比西安事变时期多得多。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美国人的身份——1937年，日本和美国关系尚密切，根据“一战”之后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日美可以和平地瓜分太平洋；美国仍不断向日本出口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距离日的珍珠港事件还有四年多……另一方面，也与此时拍摄的对象不是蒋介石、张学良等高层人物，拍摄更为随意有关。
　　珍珠港事件后回美
　　“奥德先生，Edith和Bobby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Edith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这是一份里昂发给奥德的电报手抄稿，其中的Edith就是赵四小姐，而Bobby则是她与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
　　“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里昂陪伴赵一荻母子，从上海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度过了3年，直到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日，中国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当时在香港照顾赵一荻母子的里昂，离开了中国。杨先生称，里昂最后登船时，曾说：“我在中国没什么留恋的了，再见，'悲惨中国’。”
　　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交给美国朋友伊雅格和埃娜夫妇代为抚养。随后，她返还中国，接替于凤至照顾被囚的张学良，由此，与张学良共度余生。日，张学良与赵一荻还在台北市的北投温泉风景区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此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4岁了。1941年时未满10岁的张闾琳，长大成人后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
　　回到美国的里昂，带着装载个人文件与相片的六大行李箱，以及受张家所托储存私密物件的保险柜，回到洛杉矶。在二战以后，他仍注意收集来自中国的消息。比如有两张报纸报道了湖南芷江附近的景象——“战争后期，日军在在湖南省一个小山村，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展开屠杀，挖掘出的尸骨，震撼人心！”这些报刊与刊载里昂摄影报道的报刊混合，外加一些有底片的宋氏三姐妹合影系列、东京审判系列照片，与里昂之前收集的照片，被他自己归纳、整理。
　　里昂旧藏里，还有他本人的持枪证、驾驶证和记者证，加之他晚年整理过的这批材料，整合起来，成为了一个美国人眼里，从皇姑屯事件到东京审判，整个中国人对日抗争的悲壮历史。“里昂晚年或许想撰写回忆录，所以对旧物做了系统整理。可惜，在1973年他过世了，这批旧藏尘封至2012年。”杨先生说，“直到去年，我们和国内一些人士，通过拍卖，将大多数旧藏收回了国内。”邦瀚斯公布的总拍卖价格高达270万美元。汉口& 日
　　亲爱的简：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谁写信了，我每个星期从早忙到晚，每个星期只有一个晚上有休息。
　　日本在华的势头变得越来越严峻，这样的严峻的态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周了。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国民政府已经在所有的主街道的交叉路口建立了大量的混凝土机枪碉堡。沙袋和那种便携式的铁丝网也将被堆放在好些街道的角落里。日本人在汉口的租借地很大，那毫无疑问就是严峻的战争形势这样快速出现的原因。
　　请原谅我就写到这里，因为我确实没有准备写很长的信，我必须丢掉一些内容，使得信可以马上寄到你那。
　　深爱你的
　　重庆& 日
　　亲爱的简：
　　我刚刚回到重庆，之前为了政府的一个特殊旅程离开了一个星期。这是一次有趣的旅程，我获得了一些新的经验，旅程中遇到了十分坏的天气，我不得不在汉口做了三天短暂的停留。首都南京待了一天，九江呆了三天。
　　开始时，我一直骑福特三轮摩托，到了第五天换成了洛宁飞艇，在第六天的时候和其他飞行员共同驾驶史汀生牌飞机飞了600英里，途经长江三峡和其他糟糕的乡野。在第七天重新恢复了我机械师的职务，加入到锡鹅飞机(福特)的责任维修中。
　　我很少有机会能够和尼尔森进行这样的长途飞行，但是我想我不大会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规定：不允许机械师到驾驶舱里去，即使作为乘客也不行，更不要说做一些飞行工作，虽然我飞了有大约50小时了。这些飞行大多在上海、汉口、重庆、九江、云南之间进行，还包括一些更小的地方，和一些飞行测试。我很少呆在本地，或者测试起飞。
　　报纸、杂志、小册子和大量的指南从O.K来到这里，每本小册子收税两美元。我现在手头上有充足的读物，所以不用再给我寄任何的读物，除非是有什么非常不同寻常的新闻，或者是有某个 “好莱坞公民”偶然出现了。我可以经常读到的有文学、指南和宣传册等，适用于我的工作。一个参考图书馆对我来说没有作用。
　　我在信封里多放了一些照片，我知道看上去不是太好，但是是我们能用已有的相机拍出来的最好的作品，实际上在一个月内这里的好天气非常地少。我想要一个莱卡相机或者相似的相机，想了好些年了，最后决定砸钱买一个。它花费了我55100墨西哥元。
　　我相信我在不久前告诉过你，汇率已经高到了离谱，黄金的兑换率也是一样。我的工作现在只值以前的75%。我知道买一部相机很有些奢侈，但是你要考虑到中国政府在其中征收了40%的税。考虑了所有的事情以后，我最后决定买了这个相机，如果它能够给我我想要的照片。这是一个要么得到那些照片要么一张照片也没有的问题，有了我预订的这部莱卡相机，我想我会得到很多好的照片，如果这些照片对我来说值得的话。这种相机配置有一种特殊的镜头，这种镜头很快，而且不需要复杂的操作，这样可以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一系列的照片，而在这之前，这些都无法办到。而且这种相机可以在光线很弱的地方拍到很好的照片，这种功能是一般相机所没有的。
　　我刚刚得到消息，我将会乘坐福特飞机去汉口、南京、上海。我在上海可能会呆好几天，赶上那里的各种主要的轮船服务工作。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我将会努力把玛丽昂的银镂器物送过来……
　　爱你的巴德
　　(简是里昂的外祖母，巴德是家人对里昂的昵称)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
　　记者｜姜浩峰
　　海岚·里昂，在2013年春季的邦瀚斯拍场上，被人称之为张学良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随从。当杨先生拍得的海岚·里昂照片在媒体发布，各种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
　　那么，里昂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张学良，这些民国政坛大佬身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外国人呢？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起到过什么影响？
　　里昂是个什么角色
　　从之前公布的相关史料上，确实很难查阅到海岚·里昂其人。包括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专机飞行员的罗亚尔·伦纳德，在其著作《我为中国飞行》一书中，也未提及。反倒是在日邦瀚斯的拍卖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里昂写给外祖母简的家信，提到：“朱利叶斯·巴尔、罗亚尔·伦纳德、詹姆士·奥德和我四个人整天都在帮助张学良大元帅处理家务，保护他的家人，以避免被政治狂热分子欺负。”但这并不能证明邦瀚斯拍卖的这批文件、照片是伪造。
　　诚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双林所判断的，邦瀚斯拍卖张学良日记本中的文字，与哥伦比亚大学现存张学良资料文字内容仿若、字迹同源，应是真的。老照片研究者、同济大学出版社陈立群先生，从“大多数照片都有底片”的角度分析认为——至少照片不会说谎，但有相当多的照片不是里昂本人拍摄，比如1928年张作霖追悼会时，里昂还没来到中国。而这些照片，或许大多数来自张学良家藏。
　　在东北改旗易帜之后，张学良担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绝对的大佬级别。围着他的外国人不少。比如飞行主管朱利叶斯·巴尔、飞行员罗亚尔·伦纳德，以及张学良的英籍业务总管詹姆士·奥德。
　　在里昂旧藏里可以查到，西安事变当晚，也就是日晚，朱利叶斯·巴尔致信里昂：“我现在去飞机场，王先生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说机场周围到处都是士兵。我觉得我应该让你跟着我。”从口气中，可以看出巴尔的级别要比里昂高。
　　再看里昂在1941年写给奥德的信：“Edith和Bobby(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将乘下一班轮船出发，并将于23日到达。请确认你是否能在旧金山接他们母子，并安排Bobby在美国长期居留，因为赵四小姐坚持要马上返回国内。” 从信的内容、口吻，可以看出作为张学良特别行动顾问，参与了西安事变策划的奥德，在张学良被囚以后，仍是里昂的上级。而里昂则一直在上海、香港两地，跟随赵四小姐处理其母子等人的生活、工作事宜，直到赵四将张闾琳送到美国，而自己回到国内。
　　张学良被囚后，张家人分崩离析之际，里昂成为了赵一荻母子的随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美。
　　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以前一直留在北京，在民间，他与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并称京城四少，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后来帮助他戒毒的是德裔美国人米勒。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还能看到他另外一个外国朋友红颜知己——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2008年2月的一份《环球时报》曾载文称：“1930年，埃达独自前往中国旅游，在北平得到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的热情接待，在多次盛大的舞会上，见识了张学良的风流倜傥，令埃达情有所属。可是张学良浑然不知，直到埃达即将告别时，她的女秘书才告诉张学良这些，并转达埃达的两句忠告：'戒掉烟瘾，积极抗日。’”杨先生告诉记者，里昂的旧藏里，也有一张埃达的照片。
　　后张学良还曾前往意大利寻求军事援助。墨索里尼除安排中国代表团参观意大利空军阵容、飞机制造厂外，允诺将协助中国建立空军及购买飞机。同时，这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还派来一个空军顾问团。虽然意大利空军顾问团的首席是著名飞行员罗伯托·洛蒂上校，可顾问团里还有一些冒牌货，比如机械师卓第，在国内不过是个普通技工，却来华冒充顾问，对中国空军机械人员指手画脚。有一次在检查发动机时，“洋大人”露出了马脚，证明他的本事还不如中国空军的普通机械师。卓第一天到晚只顾喝酒跳舞，特别爱好踢足球。洛阳分校中由意大利教官执教的几届培训班，毕业率奇高，一些不能独自驾驶飞行的学员都被不负责任的教官允许毕业，美国顾问说：“不晓得意大利人是来发展中国空军还是毁灭中国空军的。”直到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与中国决裂，顾问团不了了之。
　　媒体人改行不在少数
　　和张学良一样，蒋介石身边从来就不缺乏外籍顾问。比如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接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作为顾问。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身边的高参是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甚至有研究认为，北伐军连战连捷的局面，得益于军事行动由加仑将军策划。
　　担任蒋介石顾问时间较长的，是端纳(Donald William Henry)，这位1875年出生的澳大利亚人，1903年还在香港《德臣报》做编辑，获悉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岑春煊到任两广总督，端纳不知怎的就与岑大人搭上了关系，成为其顾问。然后，端纳在辛亥革命时为孙中山做外宣执笔，在袁世凯称帝时又力谏其退位。直到担任张学良顾问，亲历了“九一八”事变，之后陪伴张学良远赴欧洲考察。西安事变时，端纳在张学良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斡旋，不仅成功地化解了西安事变，之后又成功地发起禁烟运动，得到蒋介石赏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主要谋划者，被外媒称为“帝王身后的权力”“中国的头号白人”“中国棋局的幕后推手”。最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端纳档案——一个澳大利亚人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冒险》，则披露了端纳在筹建飞虎队、谋划新生活运动、成立国宣处等问题上，进行的缜密探索。
　　另一位担当中国高层顾问者的媒体人，则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这位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后裔，是正宗的医科生——1887年从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然而，莫理循后来竟然放弃医科而成为一位媒体人，于1897年起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并且极力吹捧袁世凯。
　　1912年，这位记者先生转而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莫理循对早年的袁世凯堪称激赏。甲午战争之前，袁世凯担任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在处理清廷对日关系上，强硬又不失计谋，让日本人极为头疼，甚至希望用满洲人当年对付袁崇焕的反间计来对付袁世凯。莫理循在回忆文章中对此大书特书。
　　辛亥革命期间，莫理循是第一个以“革命”一词向外部世界发出报道的西方记者。当时的西方对武昌起义持审慎的态度。《泰晤士报》国际版编辑在刊发莫理循电讯时，删掉了“革命”一词。在袁世凯称帝后，莫理循一再规劝他放弃君主立宪。然而，在回忆录中，莫理循又屡屡为袁世凯称帝寻找理由，认为当时如此做是不得已而为之。
　　与莫理循、端纳类似，另一位澳大利亚人田伯纳，作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大量收集南京大屠杀资料，不仅在报刊发表，还著有《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并于1938年6月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此后，田伯纳长期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机构，却与大佬们交涉无多。
　　与莫理循、端纳、田伯纳不同，虽然海岚·里昂持有美联社记者证，但就整个生涯来说，他还是个“工科男”，从事过特技师演员、飞机机械师，以及张学良家随从、摄影记者等多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
　　纽约追宝记
　　“我出38万，那个美国人马上出39万。等了将近10分钟，拍卖师米德先生落槌之前，我报了40万美元。可那位美国人'一路追杀’，直到我报了一个将近50万美元的价格，对方才在接到电话后歇手。”
　　记者｜姜浩峰
　　仲春时节，上海长宁区一栋商务楼的咖啡馆，身处风口浪尖的杨先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采访。
　　“一听说纽约邦瀚斯有个'海岚·里昂之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拍卖’，其中要拍卖毛泽东手书，我的大哥就非常兴奋。毕竟，毛泽东手迹在中国内地是国家一级文物，不能拍卖的。”杨先生说，他的大哥在苏州，是位书法家，特别喜欢怀素、米芾、毛泽东等的草书。杨先生奔着毛泽东手书去了拍卖会，谁知道从纽约带回来的，竟然是一大堆旧照片、书信、明信片甚至密码本，可就是不见毛泽东手书。
　　疾飞纽约探究竟
　　杨先生的哥哥由于事务繁忙无法前往纽约，2013年3月，杨先生立即筹资，从上海浦东直飞纽约，替大哥到拍卖会现场一探究竟。
　　“我老哥关照我，要我在飞机上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书法，我就带上了两本《毛泽东诗词》手迹本在飞机上看。当地时间3月19日凌晨1点多钟到达纽约，天一亮，我就去了邦瀚斯。”
　　纽约邦瀚斯的门面，位于麦迪逊大街580号，与古董商云集的57街交会，紧邻着苏富比和佳士得。接待杨先生的，是本次拍卖的项目主管、邦瀚斯公司古籍文献部主任卡萨琳·威廉森博士(Dr. Catherine Williamson)。她接过杨先生名片，首先问：“先生，您和杨虎城将军有关系？”苏州人杨先生摇摇头。随后，一行人来到地下室，探看毛泽东手迹。
　　“大失所望！”杨先生向记者感叹道。邦瀚斯图录中，所谓的手迹是“海岚·里昂之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拍卖”的第二号拍品，这封信只是一份手抄件，署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其中“彭德怀”“毛泽东”系粗笔签名，内文中亦有粗笔涂去两处，意为批改删节。
　　邦瀚斯提供的信息是——这三页纸所载信件，书写日期不详，估计为1936年4月，书写地点亦不详。收信人为汉卿将军，也就是张学良。粉红色薄纸张有些许纵向及横向折痕，轻微褪色。
　　杨先生认为，这封信件的手写署名中“毛泽东”三字，非毛本人亲笔。记者所见，这三个字与毛泽东后期狂草签名相比，确实不尽相同，但当年43岁的毛泽东之签名，与后期不同也属正常。看起来，这三个字与1930年代毛泽东的书写风格，也算一脉相承，是否本人亲笔签名，还有待考证。
　　博士卡萨琳·威廉森女士则认为：“不管怎么说，此封由彭德怀与毛泽东分别以红军领袖与红军政委身份共同署名的书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张学良书面联络之信件，亦可能是双方首次互通往来的文件。书信开场，毛泽东赞扬'少卿团长’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继而提议双方合作，执干戈以卫社稷，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另一参加拍卖的国内买家称，在日中午的拍卖前，邦瀚斯发布公告提示——“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署名应为秘书代写”。最终这件拍品还是以45.8万美元的高价成交。
　　短兵相接夺珍品
　　当地时间2013 年3月20日中午12点10分，纽约邦瀚斯比预定时间延迟10分钟，举行了这场规模不大的拍卖会。拍卖师为邦瀚斯拍卖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运营官帕特里克·米德(Patrick Meade)。开始拍卖时，现场有19名竞拍者，后来竞拍者增加至30名左右，电话委托者大约5名。卡萨琳·威廉森女士对外称，参与今次拍卖的买家主要来自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共有30多人。但邦瀚斯拍卖公司按照常规的惯例，不公布买家的名字和详细信息。
　　仅仅一小时时间，8件(套)拍品全部拍完。
　　“第一件就是我拿下的。”杨先生不无得意地告诉记者，“这是李宗仁赠给张学良的密码本。当时拍卖会刚开始，就争夺得很厉害。最终，我以包含佣金共2万多美元拿下。”
　　《新民周刊》记者在杨先生提供的资料中看到，该本《明密码电报新书》抬头写“汉卿兄惠存”，落款是“李宗仁敬约 廿二年二月廿日”，也就是在1933年。此时，李宗仁和张学良都已在蒋介石麾下，但李宗仁此时在广西拥兵自重，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南宁绥靖公署主任，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维持广西的半独立局面。
　　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下令进攻热河。18日，张学良正与宋子文在热河前线视察。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同日，27名东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唯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23日，日本驻南京领事上村就日军侵入热河事，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罗文干面递日政府备忘录，指责张学良有抗日行为，与“满洲国”主权相抵触。
　　值得一提的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写下《哀沈阳》诗句，其中“翩翩蝴蝶最当行”一句，隐射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曾与张学良过从甚密。胡蝶后来被军统头子戴笠收为情妇。而胡蝶有一个女儿胡友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于1966年在北京嫁给了丧偶的李宗仁。当时李宗仁75岁，胡友松27岁。
　　1933年时，桂系李宗仁与张学良交换密电码是何用意？可以说，里昂旧藏的拍卖，又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
　　第七份拍品——海岚·里昂珍藏，是杨先生最为看重的。他虽然在探看展品时，没能看到想象中的毛泽东书法，有点失望，可在仔细看了所有藏品后，直感到此行不虚。“不单有里昂自己的东西，还有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几十页原稿，系该书在纽约出版前关于西安事变的补充文章，我认为整个来说第七件拍品最具历史意义。”
　　时隔一年，杨先生仍为当时的争夺而兴奋。“我认为，不买第七件，其他拍品都是孤立的。所以我只在第一件李宗仁与张学良密电码上拍时，以2万美元拍下，然后就攒足了劲拼这一件，毕竟我只带了100万美元。”
　　“拍到30万后，只剩下两个竞拍者。我出38万，那个美国人等了几分钟才出到39万。等了将近10分钟，拍卖师米德先生落槌之前，我报了40万美元。可那位美国人'一路追杀’，直到我报了一个将近50万美元的价格，对方才在接到电话后歇手。”
　　在现场观战的资深艺术评论家陈儒斌透露：“那次拍卖，大多数买家来自中国，现场有一名受理电话竞投的工作人员是美国人，但我很清楚他能说非常流利的汉语。”据《新民周刊》记者多方了解，这位与杨先生竞拍的幕后者，系去年红遍微博的一位“大V”。
　　第八件拍品系一本酒红色封面精装本的《西安半月记》，有宋美龄亲笔签名和印鉴，亦被杨先生以1.5万美元收入囊中。
　　拍卖结束后，项目主管卡萨琳·威廉森博士称，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后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自己的态度，而这个小小的笔记本披露了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内心想法——救国的初衷反而成了“误国”。
　　拍卖之后风波
　　为了此番拍卖，作为邦瀚斯公司古籍文献部主任，卡萨琳·威廉森博士和她的团队整整准备了两年。
　　“2011年的一天，我们接到位于南加州的一个拍卖联络电话，电话来自海岚·里昂的后裔。此后，拍卖公司组织了一个5人的专家团，其中包括两名翻译，经过两年时间的研究和精心筹备，终于成功举办此次拍卖。“威廉森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拍卖，邦瀚斯对拍卖结果非常满意。我很高兴能够看到中国珍稀文献的市场价值正在不断上升。”
　　西安当地媒体《华商报》曾经披露，西安事变纪念馆馆长林道琦在拍卖期间曾表示，“这些资料我根本没有见过，听都没听说过，太珍贵了。但我们一年的经费也就百万，如果是几万元的史料，我们必然会买下，但这几百万的东西，我们肯定不行。”
　　西安文史研究专家、收藏家宗鸣安则称：“目前市场上，有彭德怀或毛泽东签字的资料一张20万左右，美国此次估价偏高。私人购买文献资料我一般都很积极，但这批珍贵史料私人很难买，价值太大了，而且这批史料如果在拍卖会上流失，将是重大损失。我只能通过媒体呼吁有关机构设法回购这批史料。”令宗鸣安没有料到的是，杨先生以私人的身份，拍得了里昂旧藏照片。
　　来自陕西旅游集团的项目顾问王友群对媒体称：“在获悉邦瀚斯有此拍卖之前，陕西文物总店曾作过宣传，征集延安和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物，并在陕西的报纸上刊登征集广告，结果有读者将美国邦瀚斯拍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的消息告知他们，他们立刻组织了陕西、北京和美国三方面的专家和人员，研究这次竞拍的可行性，以及资料的珍贵程度，最后委托在美国的朋友参加现场拍卖。” 王友群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艺术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经在2010年组织西安专家协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成功修复原来位于唐太宗墓的石雕“昭陵六骏”，对国内机构收集流失海外之文物，一直提供热心帮助。
　　对邦瀚斯此次推出的拍品，质疑声亦一直不断。比如拍卖方歇时，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副教授邵铭煌就称：“张学良留下的资料都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凡是学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大概都没听过张学良身边有海岚·里昂这号人物，被拍卖的信函没有说明是何时写的，所以必须有相当的佐证才能证明为真。如果是毛泽东、彭德怀共同署名，当初写信时理应有草稿、拟稿，然后才正式写成信函，被拍卖的信函若属真迹，中共中央应该留有副本。”
　　陈儒斌对此的看法是：“张学良留下的'所有资料’确实都捐给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这个'所有’，我的理解是张学良最后拥有的所有资料，但是张学良以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所有资料’，比如信件，写给收信人之后，自己就无法掌握了，而自己的藏书或者物品，也可以送给别人。其次，海岚·里昂作为一名机械师、保镖或者助手，这样的'次要’角色往往不会被人们所知道。”同时，陈儒斌亦表示，“这些资料很值得深入研究，无论是其历史，还是材料本身的内容或者真伪。”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郭双林教授，在比对以85万美元成交的张学良笔记本文字，与张学良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字后，认为确系真品。郭双林称：“纽约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告别信’是否张学良手书，可以做如下比对——既然笔记本中记录的写作时间为日。我们可以查阅现存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张学良日记。哥大保存的这24本张学良日记，始于日，止于日，早年有中断。其中1937年、1945年至1954年，张学良记了两种日记，一种是32开的大本日记，一种是袖珍小本日记。想必当时张学良已经作了最坏打算，一旦大日记本被没收销毁，他还可以保留小本日记。在日这一天，张学良在两种日记本上都写有日记。”郭双林2009年曾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到这两种日记，并且将相应日期的两种日记都拍摄回来。“从以上三张照片中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从内容上看，同一个人同一天晚上写下的文字，在思想上应该有一致性，至少不会自相矛盾。查邦瀚斯拍品中有'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一语，而张学良在大本日记'提要’栏写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与邦瀚斯拍品中'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这句话相比，文字虽有不同，意思基本一致。由此我们认为邦瀚斯拍品系张学良的手笔。”郭双林说。
　　“在拍得珍品以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莉莎阮告诉我，之前，里昂的这位后人答应，将藏品捐赠给研究院。而拍卖以后，听说张学良的后人和里昂的后人打起了官司。”杨先生如此看待这批如今的自家藏品：“许多事物，没有发现时，觉得根本不存在。比如里昂旧藏里，最后一件藏品是日，尼克松写给里昂的信，信中称他是美利坚的在东南亚抗日的伟大战士！”
　　邦瀚斯拍卖行(Bonhams)创立于1793年，过去被译做宝龙拍卖行。邦瀚斯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庞大的拍卖行之一，专注于艺术精品及古董拍卖。
　　邦瀚斯拍卖行通过其在伦敦的新邦德街及骑士桥的两个主要拍卖场及5个其他拍卖场，举办不同类型的拍卖会，来满足不同爱好收藏家的各种需求。此外，拍卖会也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及波士顿；加拿大的多伦多、摩纳哥、中国的香港、阿联酋迪拜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多地举行过。邦瀚斯拍卖行全球共设有57个分门别类的专研珍藏部门，分公司遍布于全球25个国家及地区。
　　第二件拍品，即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给张学良的信。
　　第三件拍品，系日中共方面写给“李毅先生”的信，共5页，另加一页国共两党主要人物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张学良等35人的代名对照表。通过对照表可以看到，李毅先生就是张学良。内文以蓝色墨水书写，并有黑笔修改痕迹。纸薄，有轻微折痕、褪色，末二页有回形针污迹。
　　信中共列出十八点，说明如何劝蒋介石与中共合作。还详述了未来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亦即先在张学良军队的合作下占领兰州，继而出兵绥远抵抗日军。信中还称，此计划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趁蒋介石忙于弥平两广事变，加紧行动。两广事变，也就是广东的陈济棠联络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于1936年发起的逼蒋抗日的兵变。信中强调，一旦任务成功，蒋介石将别无选择，被逼不得不与红军共同抗日。信中还附有一份“重要特务代名清单”，其中包含重要国民党、共产党及苏联特务工作者之代名，并标明“至八月十五日有效”。该拍品以包括佣金共362500美元成交。
　　第四件拍品系张群写给蒋介石的密件，写于日。显示了蒋介石当时正在与日方秘密斡旋。这也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公开发布的“严正声明”吻合。蒋在声明中提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封信最后的成交价是含佣金6875美元。
　　第五件拍品，是手抄的《抗日救国协定》，有正本和副本，文字内容完全一样。信末有手抄的“一九三六年& 月& 日”，以及“红军代表& 毛泽东”签名加印章，在“红军代表”之上的“东北军代表”栏，没有签名与印章，留下空白。邦瀚斯方面认为：“此《抗日救国协定》，原准备交予张学良签名，但终未能签成。”《新民周刊》记者了解到，此一式两份的《抗日救国协定》，系继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协商后，由毛泽东亲自拟定并签署。文件开头写道：“在抗日救国争取民族生存之共同要求下，东北军代表张学良红军代表毛泽东互矢最高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而艰苦的革命斗争……”，随后明列协议之目标，亦即对日本武装抗战、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抗日联合阵线、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本希望张学良以东北军统帅身份签署此文件，然而张学良却在西安事变期间将文件交由蒋介石签署。国共最终未能签署抗日救国协定，然而张学良囚禁蒋介石12天后，国共双方也确实同意共同抗日，并且释放在抗日活动中被捕的人士。此项拍品最终以含佣金506500美元成交。
　　第六件拍品，是一本笔记本，载有张学良手书。
　　其中一段为：“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 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第二段则是叮嘱家人，叮嘱兄弟子侄，大致是：“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言下之意，西安事变发展到后来产生的结果、影响，不是张学良最初计划的样子。而他之所以陪蒋介石到南京去，是为了使得事变不再“更生枝节”。
　　至于“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出典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公元322年，晋室重臣王敦起兵作乱，其弟王导及家族受牵连。为了请罪，一大早王导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