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教育失败_百度知道
为什么中国教育失败
就拿生活中最常见的来说,比如一个孩子对他父母提意见,叫他要尊重自己的意见,如果在西方一些国家,父母肯定会大力支持,而在中国的父母一听就立刻吼:放肆！翅膀长硬了是不是？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告诉你，就算你长出胡子，还是我们儿子，还得听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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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1、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是不应该把有些成年人参与的思想和使命，强加到了学生身上。毕竟天真无邪的儿童、意气风发的青少年，在步入社会前，他们的思想是一张白纸，这是他们思想的贞操，他们将来为个人前途事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为国家发展复兴，会适时形成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判断。2、教育理念的核心问题是忽视人性和自然法则，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是非人道的高压灌输教育和非伦理、非科学的大学“放羊式”教育。人性是与生俱来的品性，需要在强化体质、认知自我、道德规范、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形式灵活的教育，使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发育的成熟，其心智也越来越健康成长。而进入中学后，学生应当逐渐形成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及借机偏见的思想意识：为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要有一种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中国的多数学生从中学就开始崇尚权力和玩权谋游戏，家庭和学校无不充满这种畸形的文化氛围。3、教学内容的核心问题则是腐朽僵化、不适时宜的内容太多，而创新的、道德的、体育的和现代人文的东西太少。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给学生脑壳里灌输了太多残次的、甚至垃圾的知识，大大浪费了学生大脑的“内存”。而导致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僵化的体制对创新知识有很大的抵制作用；二是老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存在着极大的缺陷。4、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大规模误人子弟。近两年来，我先后都神户、东京、香港、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考察完一些大学及中学教育后，有这样一个切身感悟：一个优秀的学校，无论从教育理念还是校园都没有围墙，与现实社会是相通相融的，是面向市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而中国多数大学和中学，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封闭管理和运行，而最最误人子弟的是师资力量的“弱化内循环”。怎么来理解这一现象呢？在我接触到的当今许多国际知名大学，总有现实社会各个领域里的优秀人士，会流进大学从事一线教学工作，而且主要是实战策略及优秀案例的教学；他们不仅有来自政界退下来的名流，也有大型财团的管理层；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很好的外国语言水准，但是，他们知道传授给学生怎样的知识。比如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系，都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很丰富的教授和讲师；而且这些实战型人士进入大学后，会给那些搞纯理性的、数理性的教授，提供良好的富有创意的思想和理念。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院派权威教授及弟子们”的封闭血环：不同门派、不同山头的教授们，把好的晋升、海外留学等机会，都给了自己的弟子，弟子的弟子一直占据着高校的优势地盘和好的饭碗，他们不用、也不敢面对市场和社会，只能缩守在学校内。因此，很多教授及其弟子不敢面对现实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见底，只是照本宣科而已。我们能够看到的情景是这样的：没有体验过一天企业管理的人在讲授现代企业管理教程；没有当过一天记者编辑的人在讲授新闻采编；没有一天体制内公务员经历的人在讲授行政管理；没有当过一天律师、法官的人在讲授司法体制改革，没有丝毫财政金融工作体验的讲授财税改革，等等。正因为如此，导致大学培养出的好学生都是一代代“呆子”学生，并留校作为嫡系弟子培养，而不好的学生都是进入社会，重新在实践中开始自己的学习、奋斗经历。总之一句话，没有尝过大枣的人在告诉你大枣是什么味道。5、教育资源配置严重扭曲。大家都知道，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及办学模式，导致教育的资本投入、师资力量、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在各个层面、不同地域的差异很大，“教育资源分享不公”已经衍生为越来越严峻的问题。我到西部一些地方考察时发现，全县几十万人中，稍有钱的家庭，都送孩子到县城上学，而且在县城买房或租房，而贫穷的孩子只能守候在条件越来越差的乡村学校；更有钱有地位的家庭，则送孩子到省城去上学。这是因为教育资源倒挂现象很严重，越是偏远地区、越是乡村，教育资源配置就越差，即便是在一个中心城市里的公立学校中，优势教育资源也往往配置在少数学校。教育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公办教育系统，因为各地经济条件及文化底蕴不同而差异较大；二是公立主导的教育体制，导致民办学校缺乏政府及社会支持，特别是民办学校师资匮乏且不稳定；三是好的越好、坏的越坏的不良循环，导致优秀师资扎推在好学校。虽然进几年来，中央政府及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但是，由于传统的办学思想及僵化的教育体制并未被打破，导致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严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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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情况都差不多吧，只不过我们学校还要好一点，要管那些“坏学生”不过也像你所说的那样，毕竟中国教育那是几千年的文化，要改过来很难但是中国教育失败也不是全部，至少中国孩子在计算方面比外国人更好，却缺乏许多的创意能力和想象能力我们学校也一样，副科少得要死，而且还常常被正科霸占掉，比如说那个心理健康课，现在开学近两个月了，本来是一个星期一节课，少说也上了个7.8节了，我们却还在上第3节课……我想这节课估计开了也是个摆设吧，全校30多个班，只有一个心理健康老师……再说说成绩吧现在都不是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么，应付考试那是当然，像成绩好的同学相比起来有许多的方面都比那些调皮的同学差加上现在的学生相比以前的中国起来可谓是多出很多倍，家长在社会压力大，学生在学校压力也大，如果想要一举成名，估计就是从几千万的学生里脱颖而出的那种“天才”吧自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父母以子女为傲你想想，哪个父母不想自己有面子啊----学校的话，很难说。总之也不能说中国教育完全失败，还是有些方面比较好，只不过总体素质论起来要比国外的学生差一些以上是我自己的看法，与社会无关（PS:我是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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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失败的原因在于对钱的认识上。钱本来是公平交易为基准的，可中国是个有浓厚封建阶层意识的传统国家。比如有什么样地位的人就有什么样待遇，有什么地位的人就要有什么特权等。回到教育也是，表面上否定功利，但又摆脱不了人性功利的内需。这是根本原因，可能有些人听不懂。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天搬运工人或农民的收入和大学教授或市长的收入基本一样的话，考不考大学就成了个人的爱好了。别说不可能，当搬运工人或农民少到一定时候就会了，可中国偏偏用什么毕业证，什么等级大学或什么干部级别限制该阶层的收入。说实话这叫剥削，还冠冕堂皇的说按功劳大小分配是政策，真无耻，市场经济会按供需自然调配的干嘛还分三六九等，为什么底层社会人交税，上层人享用，全民还被忽悠的认为他是领导者或高学历者贡献大。其实中国的一切教育都在违背人本性教育，目前教育的最终目标其实是如何去冠冕堂皇而且巧妙地去通过少劳多获地去占有别人的劳动。
中国教育在批量制造大学生的同时总有高素质人才诞生。
不可否认也许大多数学生总碌碌无为。但是也有精英学生诞生。而恰恰是精英学生们，以后将后成为社会的主力。
教育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你是想成为或有能力成为社会主力，在以后的过程中更多助力将有可能来自你家庭。教育的不平等已经愈演愈烈。
生产大学生是中国近阶段不可能改变的事实。为了提高人口素质，为了各方利益改革教育都是当政者难以改变的核心问题。
现在的师生关系到底这么了？
今天老师怎么体罚学生，甚至对学生种种侵犯。明天学生怎么殴打老师，甚至让老师直面生死。现在的师生关系到底这么了？
徒弟——像兄弟姐妹一样。徒儿——像父子母女一样。
现在能听到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家长在送孩子到学校时更多的是希望老师能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但是更多的老师能吗？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更多的老师只是一种工作。谋生手段而已。
上代人的思想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我们能做的是让这些思想从着一代消失
很多人知道这些问题
但知道又有什么用
发现问题却不去改正
着还是失败
未来是我们的
别让祖国再我们着一代断送
社会已经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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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假如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假如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经常使用一个词儿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果断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做出决定，立即行动。假如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非凡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假如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实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槃。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槃。涅槃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槃，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熟悉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所谓“净土”，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堂、乐园，是许多宗教信徒烧香念佛，查经祷告，甚至实行苦行，折磨自己，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方。据说在那里可以享受天福，得到人世间万万得不到的快乐。我看了壁画上画的房子、街道、树木、花草，以及大人、小孩，林林总总，觉得十分热闹。可我觉得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那就是，那里的人们都是笑口常开，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他们的日子大概过得都很舒服。不像在我们人间有这样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有时候办点事，还要找后门，钻空子。在他们的商店里——净土里面还实行市场经济吗？他们还用得着商店吗？——售货员大概都很和气，不给人白眼，不训斥“上帝”，不扎堆闲侃，不给人钉子碰。这样的天堂乐园，我也真是心向往之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使我最为吃惊或者羡慕的，还是他们对待要死的人的态度。那里的人，大概同人世间的猫们差不多，能预先知道自己寿终的时刻。到了此时，要死的老嬷嬷或者老头，健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身后簇拥着自己的子子孙孙、至亲好友，个个喜笑颜开，全无悲戚的神态，仿佛是去参加什么喜事一般，一直把老人送进坟墓。后事如何，壁画不是电影，是不能动的。然而画到这个程度，以后的事尽在不言中，假如一定要画上填土封坟，反而似乎是多此一举了。我觉得，净土中的人们给我们人类争了光。他们这一手比猫们又漂亮多了。知道必死，而又兴高采烈，多么豁达！多么聪明！猫们能做得到吗？这证实，净土里的人们真正参透了人生奥秘，真正参透了自然规律。&&&&
&&　　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我这个三“不”主义，轻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但不要过头。一个假如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至于不挑食，其心态与上面相似。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庐山般大，也决不毫无原则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假如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家庭是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在这里，人们主要祈求的就是温馨。　　在任何时代，人生都是一场搏斗，搏斗就难免惊涛骇浪。在这样的浪涛中，有胜利者，当然也有失败者。在整个社会中，家庭对这样的浪涛来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胜利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在温馨的气氛中，细细品味这胜利的甜蜜；失败者回到这个避风港中，追忆和分析失败的教训，家庭的温馨会增强他的斗志。回忆之余，奋然而起，他又有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再回到社会中，继续拼搏，勇往直前，必须胜利在握而后止。　　对世界来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对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国家公民。对社会来说，他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应当在道德方面不断修养和锻炼，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对世界，对国家和社会，对家庭都能尽上应尽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　　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希奇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实，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愉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人，究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上根本就没有哪一个伟大文学家中过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前的周进和范进等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上一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决不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嘴中有很多形容贫穷而瘦的穷人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皮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一批人一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他们这一身瘦骨头。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赌注”，轻易不能押上的，押上一输他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他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一身瘦老骨头。他们称这个为“骨气”。&&&&
&&　　骨头本来就讲一种生理的东西，用到人身上，就是指人要讲气节。孟子就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我们也不怕，贫贱我们也不怕，威武我们也不怕，这在别的国家是没有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有我的人格，顶天立地，不管你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你做得不对我照样不买你的账。　　当然，我们讲爱国主义要分场合，例如抗日战争里，我们中国喊爱国主义是好词，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压迫别人、侵略别人、屠杀别人的“爱国主义”是假的，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所以我们讲爱国主义要讲两点：一是我们决不侵略别人，二是我们决不让别人侵略。这样爱国主义就与国际主义、与气节联系上了。　　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古人常说，某某人一身系天下安危。陈寅恪先生《抚王静安先生》诗中有一句话：“文化神州丧一身。”而我却想说：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　　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真不能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中华乃文章大国，北大为人文渊薮，二者实有密可分的联系，倘机缘巧遇，则北大必能成为生产文学家的摇篮。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具体的例证，最近几十年来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北大人灿若列星。　　但愿你们永不忘记这一场燕园梦，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北大人，一个值得骄傲的北大人，这个名称会带给你们漂亮的回忆，带给你们无量的勇气，带给你们奇妙的聪明，带给你们悠远的憧憬。有了这些东西，你们就会自强不息，无往不利，不会虚度此生。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　　在中国古代，教授似乎只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然而，成了舶来品以后，至少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教授都是一个显赫的头衔。虽然没有法子让他定个几品官，然而一些教授却成了大丈夫，能屈能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身子在北京，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却在南京。有朝一日风雷动，南京一招手，便骑鹤下金陵，当个什么行政院新闻局长，或是什么部的司长之类的官，在清代恐怕抵得上一个三四品官，是“高干”了。一旦失意，仍然回到北京某个大学，教授的宝座还在等他哩。连那些没有这样神通的教授，工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清高。存在决定意识，于是教授就有了架子，产生了一个专门名词：“教授架子”。　　现在，在大学中，一登“学途”，则有“不到教授非好汉”之慨，于是一马当先，所向无前，目标就是教授。但是，从表面上看上去，达到目标就要过五关，其困难难于上青天。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一转瞬间，教授可坐一礼堂矣，其中奥妙，我至今未能参悟。然而，跟着来的当然是教授贬值。这是事物的规律，是无法抗御的。于是为了提高积极性，有关方面又提出了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的办法。无奈转瞬之间，博导又盈室盈堂，走上了贬值的道路。　　我从前到香港，买国产的商品，比大陆要便宜得多。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中国商品有的质量并不次于洋货，正是由于包装不讲究，因而价钱卖不上去。我当时就满怀迷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还是使用包装？　　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　　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辛亥革命前后出版的书，叫做《厚黑学》。我颇同意他的意见。我只觉得“厚”、“黑”二字还不够，我加上了一个“大”字，总起来就是“脸皮厚，心黑，胆子大”。&&&&
&&　　我觉得，皇帝可以分为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开国之君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马上皇帝为代表：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二人都是地痞流氓出身，起义时，身边有一批同样是地痞流氓的哥们儿。最初当然都是平起平坐。在战争过程中，逐渐有一个人凸显出来，成了头子，哥儿们就服从他的调遣、指挥。一旦起义胜利，这个头子登上了宝座，被尊为皇帝。最初，在金銮殿上，流氓习气还不能全改掉，必须有叔孙通一类的“帮忙”或“帮闲”者（鲁迅语）出来订朝仪。原来的哥儿们现在经过“整风”必须规规矩矩，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不许乱说乱动。这个流氓头子屁股坐稳了以后，一定要用种种莫须有的借口，杀戮其他流氓，给子孙除掉障碍；再大兴文字狱，杀害一批知识分子，以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才能安心“龙御宾天”，成为什么“祖”。他们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厚、黑、大也。　　假如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商店几乎都要关门大吉。商店越是高级，我越敬而远之。店里那一大堆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的商品，有的人见了简直会垂涎三尺，我却是看到就头痛。而且窃作腹诽：在这些无限华丽的包装内的究竟是什么货色，只有天晓得。我觉得人们似乎越来越蠢，我们所能享受的东西，不过只占广告费和包装费的一丁点儿，我们是让广告和包装牵着鼻子走的，愧为“万物之灵”。　　“考”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千军万马独木桥”，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考”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四人帮”横行时代，连大学教授也要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到什么完满呢？　　我认为，每一个大学都有四种构成因素或组成部分：第一个是教师，第二个是图书设备（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第三个是行政治理，第四个是学生素质。　　根据中外各闻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闻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光荣。问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任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价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十年浩劫前，一位文教界的领导人说过一句话：“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在浩劫中受到严厉批判，在当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环境下，这是并不希奇的。但印度古语说，“真理究竟会胜利的”，这一个朴素的真理也胜利了：大学的台柱究竟是教师，非凡是名教师、名人。　　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似乎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似乎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北大的师生，在所有抨击邪恶、伸张正义的运动中，无不站在最前列，发出第一声反抗的狮子吼，震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前进，为世界人民的前进，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北大师生中，不知出现了多少烈士，不知出现了多少可以被鲁迅称为“脊梁”的杰出人物。这有史可查，有案可稽，决非北大人的“一家之言”。中国人民实在应该为有北大这样的学府而感到极大的骄傲。&&&&
&&　　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治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我们北大可以说具备这五个第一流的。　　清华和北大各有其优点，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练习，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　　规定60岁为老年，在旧社会是可以的。然而，到了今天，专就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60岁正是黄金时期，读书多了，资料把握也多了，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已经有了，正是写作的最佳时刻。然而社会却忽然告诉你：你已经“老”了！不中用了！成为社会的负担了，“老龄化”一个“化”字就把你打入另册，谈老色变，似乎是谈艾滋病、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等威胁着人类生存前途的祸害一般，老龄人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真正不了解，谈论“老龄化”究竟想干什么呢？从前的皇帝有权“赐自尽”，难道现在的社会也想赐老人自尽吗？事实上，今天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干事、想干事、肯干事的大有人在。老在他们耳边聒噪什么“老龄”、“老龄”，搅得他们不得安宁，这对社会不利，对中青年人也不利。这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都需要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打一个简单明了的比方。纲纪如同大街上的红绿灯。试思：假如大街上没有了红绿灯，情况将会何等混乱，不是一想就明白吗？　　我们中国制约社会活动求得安宁的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传下来的文化，非凡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障。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我觉得，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　　《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中国一向主张父慈子孝。　　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指《评海瑞罢官》）使用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捕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罄竹难“数”。它把青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什么是“国学”呢？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既然这样，那么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　　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　　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把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　　天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重，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功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把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比学习外语还难。　　六七十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认为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
&&　　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人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　　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答应厌烦，更不答应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　　我的中心想法是不要骗自己，不要骗读者。做到这一步，是有德；否则就是缺德。写什么东西，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不相信而写出来的要读者相信，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自己不懂而写出来要读者懂，不是缺德又是什么呢？　　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要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考着什么。这样一来，你的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了。材料当然也得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　　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一批文人。但文人往往是阮囊羞涩，兜里没有钱，因而必须依附他人，主要是官僚和商人，后者尤甚。文人是真正懂得饮食精美的，清代袁子才就是一个好例子。郑板桥等“扬州八怪”大概也是如此。但是他们最多只是“七品官”耳，有的竟是“布衣”。他们之所以聚集在扬州，因为这里有盐商，个个腰缠万贯，富得流油，偏又想附庸风雅，于是文人与商人作相结合，而饮食就愈加精美了。　　人和其他生物一样，其“性”就是“食、色，性也”的“性”。其本质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人的一生就是同这种本能作斗争的一生。有的人胜利了，也就是说，既要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他就是一个合格的人。让别人活的程度越高，也就是为别人着想的程度越高，他的“好”或“善”也就越高。“宁要我负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负我”，是地道的坏人，可惜的是，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一个人过了幼稚阶段，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会感到，人类必须互相依存，才都能活下去。假如一个人只想到自己，都绝对地想到自己，那么，社会就难以生存，结果谁也活不下去。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国家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一个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模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　　根据我自己的思考与分析，满（自满）只有一种：真。假自满者，未之有也。吹牛皮，说大话，那不是自满，而是骗人。　　谦（谦虚）却有两种，一真一假。假谦虚的例子，真可以说是俯拾即是。故作谦虚状者，比比皆是。中国人的“菲酌”、“拙作”之类的词儿，张嘴即出。　　在当今中国的学坛上，自视甚高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则绝无仅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
&&　　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闻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　　古人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吗？但是，到了今天，时移世转，应该改一个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这样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祝人高寿，常说：“长命百岁！”我想，这个说法不恰当。从前说“长命百岁”，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说，就成了限制。人们为什么不能活过百岁呢？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　　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膏继晷，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　　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　　爱国主义这个词是一个很好的词，大家一听爱国主义，都是不会批判的，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爱自己的国家。但它同我们市场上的货物一样，有真货，有假货，有冒牌的。　　爱国主义有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答应别人侵略；更高层次的则是陈寅恪先生的爱国、王国维先生式的爱国。　　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德国书中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轻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　　李慎之先生在《守死善道&
强哉矫》那一篇文章里引用了古人的话：“朋友，以义合者也。”我认为，这是含义深刻的一句话。但是，什么叫“义”呢？韩文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这仍然是“妻者，齐也”同音相训的老套。我个人觉得，“义”起码包含着肝胆相照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朋友之间不说假话，要讲真实的话。　　我觉得，金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善与恶决定于：金钱是怎样获得的？金钱又是怎样使用的？来的道路光明正大，使用的方式又合情合理，能造福人类，这就是善，否则就是恶。　　为了保护环境绝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绝对是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绝不答应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关。　　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
&&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只是为了唱似的。比如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马上挤出几支洋歌，其声鸣鸣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嗥。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　　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最好放松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马上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马上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　　几乎每次开会都必须合影留念，我曾在中南海一块大草坪上同数百名各界人士合过影。那几次合影确实是秩序井然的，因为是以我们竖立半小时为代价的。在其余的会后合影时情况则完全不同。指挥摄影的人左右奔跑，高声呼喊，然而效果甚微。你说：“大家请静一静！”然而那些特立独行的男女人士却偏要交头接耳。你说：“大家请看着我！”他们却偏要左顾右盼，你说：“大家请赶紧就座！”他们却偏要姗姗来迟。左边的秩序整顿好了，右边又乱了起来；前面的秩序整顿好了，后而又乱了起来。等到费过千辛万苦，把相照完，即使是在冬天，指挥者的额头也会淌下汗珠。我暗想，宁愿指挥千军万马，也不指挥几百人合影。　　爱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当然也不能提高到世界大局、人类前途等等的水平上来评论；但是对某一些爱猫的人来说，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小猫能带给他们从别的地方得不到的快乐。对这些人来说，难道这不能算是大事吗？　　我虔诚希望，我们人类同大自然成为朋友，不要再视它为敌人，成了朋友以后，再伸手向它要衣、要食，要一切我们需要的东西。　　（坏的翻译）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　　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他无论对谁都说他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但熟悉他的人却说，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这样他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根本就不抬头。倘若有人访他，却只看到桌上摆的俄文原本而震动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力量多呢？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上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力量才能发现。在杂志上题目的下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后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他们的意思也不过表示译者和著者不敢抗衡而已。在中国却又不然。我看到过很多的书，封面上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者三个大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大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一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上或里面的目录有时我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上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后面一个括弧里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译者，他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他们自己的列在一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不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大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一看就有大小偏正之感，方法也颇显明。我马上想到德国大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兴高采烈，在各个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贴满了放大了的选举票的式样。上面写了他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下面印了两个圈，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球，年纪大一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不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人要在大圈里画一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他的人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了功，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人都选举了他。他总怀疑有些人根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人都必须画一个记号，他们只好拿起笔来向大圈里一抹了。我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大概差不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映辉，各有千秋。&&&&
&&　　有一些序跋，非凡是名人的序，大概是受人请托，情不可却，也许还有一点什么“效益”之类的东西，于是乎，虽然那一本书实在并不怎么样，写序的人也只好不痛不痒地加以空洞的赞誉，虚伪之气溢于楮墨之表，扑人眉宇。谁读这样的序而不感到别扭，不感到腻味呢？　　学术涵盖面极大，文、理、工、农、医，都是学术。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　　中西融会，龙虫并雕。　　从中国学术史上来看，学者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专门从事钻研探讨，青箱传世，白首穷经，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因而名标青史，举世景仰。一类专门编写通俗文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往往瞧不起后者，古人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可以充分透露其中信息。实际上，前者不乐意、不屑于做后者的工作，往往是不善于做。　　小骗局花样颇为繁多，举其荦荦大者，有以上诸种：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在公开学术报告中听报告人演讲，平常阅读书刊杂志时读到别人的见解，认为有用或有趣，于是就自己写文章，不提老师的或者讲演者的以及作者的名字，仿佛他自己就是首创者，用以欺世盗名。　　拿做学问来说，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我认为，这个百分之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丝毫没有贬低勤奋的意思。无论干哪一行的，没有勤奋，一事无成。我只是感到，假如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是有限度的。　　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假如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少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　　有的人为了提职，需要提出“著作”，于是就赶紧炮制。有的人为了成名成家，也必须有文章，也努力炮制。对于这样的人，无须深责，这是人之常情。炮制的著作不一定都是“次品”，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东西。　　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过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也写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敌人”这个词儿，而用“非朋友”，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　　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个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证不信，“拿证据来”，不容你胡思乱想，毫无根据。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大盛于清朝乾嘉时代，当时大师辈出，使我们读懂了以前无法读的古书，这是它最大的贡献。　　史学家们窥伺上意，纷纷赞颂不休，说什么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真是这样子吗？历史事实证实，农民战争即使是胜利了，也不过是以暴易暴，哪里谈到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假如不胜利，则不过破坏生产，破坏经济，使生民涂炭而已。假如一定要说它有进步意见，则只有肯定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的主张。唐太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　　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有时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要害在于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他们的“论”。　　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我决不敢有违。假如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　　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非凡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恐怕还难以圆满。&&&&
&&　　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　　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足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预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假如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　　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　　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　　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午夜零时起，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人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四周的环境，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经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四周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　　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虫最初藏在地下，黄昏时爬上树干，天一明就脱掉下旧壳，长出了翅膀，长鸣高枝，成了极富诗意的虫类，引得诗人“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了。我现在就是一只长鸣高枝的蝉，名声四被，头上的桂冠比“文革”中头上戴的高帽子还要高出很多，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脸红。其实我自己深知，我并没有那么好。然而，我这样发自肺腑的话，别人是不会相信的。　　我相信，我同朋友之间就是有缘分的。我们一见如故，无话不谈。没见面时，总惦记着见面的时间；既见面则如鱼得水，心旷神怡；分手后又是朝思暮想，忆念难忘。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　　我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我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我认为是值得的。我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有时幻想：自己为什么不能像朋友送给我摆在桌上的奇石那样，自己没有生命，但也决不会有死呢？我有时候也幻想：能不能让造物主勒住时间前进的步伐，让太阳和月亮永远明亮，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停住不动，不老呢？哪怕是停上十年八年呢？　　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暖和。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至此，实在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这样舒服。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自得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向外人道也。&&&&
&&　　我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一位“过客”那样，我的任务就是向前走，向前走。前方是什么地方呢？老翁看到的是坟墓，小女孩看到的是野百合花。我写《八十述怀》时，看到的是野百合花多于坟墓，今天则倒一个个儿，坟墓多而野百合花少了。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　　记得有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愿便平常。”我现在深深地熟悉到在朴素语言中蕴含的真理。我现在确实如愿了，但是心情平常到连平常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是日，同日，除了多一天以外，绝没有任何不同的地方。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到了晚上，仍然会在西方落下。　　我经常说：人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是我的最根本信条之一，我也身体力行。我现在仍然是黎明即起，兀兀穷年，不求有惊人之举，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吃下去的饭。　　多少年来，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他的那一首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感到，我现在大体上能够做到了，对生死之事，我确实没有多虑.。要害在一个“应”字，这个“应”字由谁来掌管，由谁来决定呢？我不能知道，反正不由我自己来决定。既然不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么由它去吧。　　我认为，我是熟悉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在任何文章中讲的都是真话，我不讲半句谎话。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经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假如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我这一面心镜，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然确实并不迟钝。我相信，我的镜子照出了20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依靠的。　　个人走的路有时候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假如我当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条贫农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风险决不会大。我今天的路怎么样呢？我广开了眼界，熟悉了世界，熟悉了人生，获得了虚名。我曾走过阳关大道，也曾走过独木小桥；坎坎坷坷，又颇顺顺当当，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假如当年让我自己选择道路的话，我究竟要选哪一条呢？概难言矣！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经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假如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古人云：太上忘情。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忘情的地步，只有把自己钉在感情的十字架上了。　　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忿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算不少了。　　中国的旧式文人有的有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气：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种习气，我幸而沾染得不算太浓，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　　一个人一辈子做事、读书，不管是干什么，其中都有“机遇”的成分。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大概从1973年开始，在看门房、守电话之余，着手翻译。我一定要译文押韵。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我就坐在门房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半都不熟悉，只见眼前人影历乱，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自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　　我同绝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和教师一样，怀着绝对虔诚的心情，向住光明，向往进步。觉得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大有飘飘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点忘乎所以了。我从一个最初喊什么人万岁都有点忸怩的低级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飞驰前进；再加上天纵睿智，虔诚无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运动中。常言道：“众生拾柴火焰高。”大家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觉自愿，绝无半点勉强，对自己则认真进行思想改造。　　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每一人都有一个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粗略地说，地位可以分为两大类：整人者与被整者。细分起来，那就复杂得多了。而且这个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动的进展，队伍不断地分化，重新组合。整人者可以变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变为整人者。　　我的地位长期悬在空中，心里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宁。后来我逐渐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划归敌我矛盾。有这一点，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于是打着人民的招牌，逍遥起来了。要知道，在当时，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在人民与所谓“反革命分子”之间，横着一条其宽无比其深无比的鸿沟。假如处在鸿沟这一边，在人民的这一边，许多事情都很好办，即使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这都算是一时不小心所犯的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被划到对岸去，成为敌人，那就会有无限的麻烦，即使夹起尾巴，处处谨小慎微，决不敢乱说乱动；可是一时不慎，办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比如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或者倒转过来，那就必然被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成为现行反革命，遭到批斗。但是划分敌我，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权力把握在谁手里呢？我真有点说不清楚。我的脑筋很简单，百思不得其解。虽然我暂处在鸿沟的这一岸，但是却感觉到，自己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鸿沟的对岸，那就等于跌落到地狱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一些自命为出身好的教员和学生，果断贯彻“阶级路线”，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膊上缠上一块红布，这就算是革命者的标志。所谓出身好，指的是贫下中农、革命烈属、革命干部、工人。这些人根子正，一身红，领导革命，义不容辞。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活动中反对过陆平的人。他们觉悟高，现在来领导革命，也是顺理成章。我记得，戴红臂章的人似乎只限于第一种人。臂章一戴，浑身红透，脸上更是红光满面，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这一次选举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风暴过后举行的。很多以前有选举权的“人民”，现在成了走资派，相应被挤出“人民”的范围，丢掉了选票。我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欢喜欲狂了。　　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们都知道，当年打派仗的时候，所有的学校、机关、工厂、企业甚至某一些部队，都分成了对立的两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独左”、“唯我独尊”。现在看起来两派都搞打、砸、抢，甚至杀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谁也不比谁强。现在再来讨论或者辩论谁是谁非，实在毫无意义。可是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派性”的东西，摸不着，看不见，既无根据，又无理由，却阴狠、毒辣，一点理性也没有。谁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样，一个原来是亲爱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假如不幸而分属两派，则夫妇离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阋于墙”，天天在家里吵架。&&&&
&&　　假如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安闲的逍遥派，痛愉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假如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一点犟劲。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熟悉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的脑筋一旦开了窍，我就感到当事人处理这一场灾难（指文革）的方式有问题。粗一点比细一点好，此话未必毫无道理。但是，我认为，我们粗过了头。　　这些坏人比好人有本领，“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和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　　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虽然有一段时间流行过一阵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根据我的看法，那不过是碰伤了一块皮肤，只要用红药水一擦，就万事大吉了。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幕。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在这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似乎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战争初期阶段，德军的胜利使德国人如疯如狂，对我则是一个打击。他们每胜利一次，我就在夜里服安眠药一次。积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饿得厉害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饿鬼地狱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个吞下去。　　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觉得天非凡蓝，草非凡绿，花非凡红，山非凡青。全中国仿佛开遍了漂亮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线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处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假如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似乎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适，我舒适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　　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决心既下，我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我把历年积攒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最后看了与我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刚预备出门跳墙逃走，大门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押解我到大饭厅去批斗了。这真正是千钧一发呀！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希奇。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仰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　　至于我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则另是一大码事。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站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这一类人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官据要津。即使别人不找他们算账，他们自己假如还有点良心，有点理智的话，在灯红酒绿之余，清夜扪心自问，你能够睡得安稳吗？假如这一类人——据估算，人数是不少的——也写点什么东西的话。拿来与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人民的教育意义，非凡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我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只会得到褒扬，不会受到谴责，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　　深知西方地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太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神曲》。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　　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制造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入油锅、叉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背语录活动。　　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　　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　　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蜜蜜的梦中，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的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　　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牌这一个新生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　　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后已。　　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子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　　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毕恭毕敬，“天上圣明，臣罪当死”。他们内心里的感受，我从来没想去了解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主动争取戴帽子的。可我现在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总觉得或者预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顶帽子，心里才踏实，似乎是寒天大风要出门那样。　　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　　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注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却没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　　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　　古代有所谓“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顺藤摸瓜，把与抄家者的三亲六友有关系的线索都摸清楚，然后再夷九族。他们逼我交出记载着朋友们的地址的小本本，以便进行“瓜蔓抄”。我此时又多了一层担心：我那些无辜的亲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关系，把足迹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们哪里知道，自己也都要跟着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坏的，都打坏了。地面堆满了书架子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我辛辛劳苦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坚固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样被洗劫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谁都不说话——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我们哪里还能有一丝一毫的睡意呢？　　来到我家抄家打砸抢的小将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如说这样的人不是好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　　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
&&　　白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恭候提审，晚上躺在枕头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我茶不思，饭不想，眼前一片漆黑，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黑暗才会过去。能不能过去？我也完全失掉了信心。我白天似乎都在做梦。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用那一把刀砍我，而不是我砍别人。我不禁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我一会儿又看到那一只装满了烧掉一半的信件的篮子。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在燃向我的身边。我又出了一身冷汗，蓦地醒来。我一会儿又看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了满嘴的硃齿獠牙，正想咬我，宋美龄则变成了一个美女蛇。我又出了一身冷汗，霍地从梦中跳了出来。　　按道理，一个人决定死是非常困难的，感情应该有极其剧烈的波动，甚至痛哭流涕，坐卧不宁，达到半疯的地步；然后横下一条心，慷慨死去。江淹说：“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我一没有饮恨，二没有吞声。我的心情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感到异样，感到不可解。　　一个抓住我的右臂，拧在我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重重地压在我的脖颈上，不让我抬头。我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好，我就弯腰。“低头！”好，我就低头。但是脊梁上又重重挨了拳：“往下弯！”好，我就往下弯。可腿上又凶猛地被踢了一脚：“再往下弯！”好，我就再往下弯。我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马上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的重力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承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情况，要我变成那个样子。他们工作作风谨严至极。光是调整我的姿势，就用去了几分钟，可我的双腿已经又酸又痛。我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我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了。　　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　　我下定决心，天天站在阳台下进行锻炼。我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我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而后止。　　我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十年浩劫期间，北大这样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熏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却成了我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有点难闻，但是非常安静。野猫野狗是经常能够碰到的。猫狗的“政治觉悟”很低，完全不懂“阶级斗争”，它们不知道我是“黑帮”，只知道我是人，对人它们还是怕的。到了这个环境里，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也还敢抬头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异常地快乐。对这里的臭气，我不但不想掩鼻而过，还想尽量多留一会儿。这里真是我这类人的天堂。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马上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　　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　　假如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
&&　　我因此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锻炼了书法，打人锻炼了腕力，批斗发言锻炼了诡辩说谎，武斗锻炼了勇气。对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你能说十年浩劫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似乎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　　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左右一切。　　正如在战争中武器改良迅速，在“文化大革命”中，折磨人的方式也是日新月异，无时不在改进、丰富中。往往是一个学校发明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比电光还快，立即流布全国，比如北大挂木牌的办法，就应该申请专利。结果是，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共同努力，各尽所能，又集中了群众的聪明，由粗至精，由表及里，由远及近，由寡及众，折磨人的办法就成了体系，光被寰宇了。　　根据口头法律，谁也不许抬头走路，谁也不敢抬头走路。有违反者，背上马上就是一拳，或者踹上一脚。在出发劳动之前，我们必须到树干上悬挂的黑板下，抄录今天要背诵的“最高指示”。这指示往往相当长。每一个“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须背得滚瓜烂熟。任何监改人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可能让你背诵。倘若背错一个字，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更严厉的惩罚。　　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有等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清脆的耳光声响彻夜空。更厉害的措施是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两只脚。　　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里一些树下都有人影，笔直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膊，向前作拥抱状。实际上拥抱的只是空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棚友已经站在那里拥抱空虚有多久了。　　我们“罪犯”们已经丢掉了笑的本能。笑本来是人的本能，怎么竟能丢掉呢？这个“丢掉”，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劳改监督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觉自愿”。试问，在打骂随时威胁着自己的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　　我自己似乎梦中的游魂，稀里糊涂地低头弯腰，不但前后有人，而且左右也有人，似乎连上下都有人，弥天盖地，到处都是人。我能够看到的却只有鞋和裤子。　　这个地方不是地狱，胜似地狱；自己不是饿鬼，胜似饿鬼。假如还有感觉的话，我的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别人看自己是这样，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　　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杂物，乱七八糟，破破烂烂，什么都有。我忽然发现，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我简直是如获至宝，拿来装在口袋里，在僻静地方，背着监改的工人，一个人偷偷地吃。　　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反而倒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　　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决不会改造人的灵魂。假如还能达到什么目的的话，我的自暴自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假如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　　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是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　　小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似乎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忿忿不平之气。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似乎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蹄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压到我身上，使我无法消化，使我感到沉重。　　我希望，现在能够把当前的日子过得仔细一点，认为不平常一点。非凡是在走上了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时，更应该这样。　　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仙。　　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不“平常”。　　我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但一碰到一个必须深入、更深入钻研的问题，就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人们都承认，有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　　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一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沙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天天往返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然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得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纵观中外几千年的学术史，在学问家中，真正杂而精的人极少。这种人往往出在学艺昌明繁荣的时期，比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几个大哲学家。他们是门门通，门门精。藐予小子，焉敢同这些巨人相比，除非是我发了疯，神经不正常。我自己是杂而不精，门门通，门门松。　　我对吃，从来没有什么要求。早晨一般是面包或者干馒头，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从来不让人陪我凌晨4点起床，给我做早饭。午晚两餐，素菜为多。我对肉类没有好感。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宗教信仰，我不是佛教徒，其他教徒也不是。我并不宣扬素食主义。我的舌头也没有生什么病，好吃的东西我是能品尝的。不过我认为，假如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我真觉得无聊，“斯下矣”，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　　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假如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妆扮得珠光宝气，天天坐在穿衣镜前，自我欣赏，他（她）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傻子。假如只是给别人去看，则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你满足了这一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决不能使人人都兴奋，皆大欢喜。反不如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妆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我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
&&　　我有我的老主意：以不变应万变。一身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所以我的开支项下，根本没有衣服这一项。你别说，我们那一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哲学”有时对衣着款式也起作用。我曾在解放前的1946年在上海买过一件雨衣，至今仍然穿。有的专家说：“你这件雨衣的款式真时髦！”我听了以后，大惑不解。经专家指点，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变化，现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