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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大宰相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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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版本：V1.5.0.1 安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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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语言：简体中文
游戏厂商：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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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吳〓撰：思誠堂集(一)|原書有些字跡不清、有些頁殘，2.28M，，P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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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思誠堂集(一)|原書有些字跡不清、有些頁殘
作者: (清)吳〓撰
丛书: 丛书未知
ISBN: ISBN缺失
出版时间: 未知
出版机构: 未知
书籍价格: 0.00
书籍大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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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每日心情奋斗 21:09签到天数: 2 天[LV.1]初来乍到
清代贤相吴琠
& & 在山西上党北部的沁县，有一句流传了300多年的民谣：“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这位吴阁老，名叫吴琠（），字伯美，号铜川，沁州（今沁县）徐村人，生于明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所以，吴琠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0岁能写诗，15岁应童子试，23岁考中进士。从任河南确山知县开始，凭着他的宽厚、清廉与敏达，一步一步地升为内阁大学士，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成为康熙王朝的股肱之臣。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深入下层，关心民间疾苦，恢复社会生产，发展农业经济，平反冤假错案，为统一全国，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一代名相或一代贤相。
吴琠的成功，除了他的学识、机遇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外，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仁厚平和，从不结党营私，他清正廉洁，从不收礼索贿，他勤奋好学，一生以书为伴，以至于在他的家乡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耕读文化——读书、耕田、做官，通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他的乡党把他和鸡蛋、瓜子等地方名产列在一起而引以为自豪。
壹、我爱铜鞮山
30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是明崇祯十年（1637）的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三月初一的春风仿佛一柄扇子，悠悠地轻拂着吴氏一家人焦虑不安的心。沁州徐村的一个叫做铁炉院的堂屋前，廪生吴道默正在等待着一个生命的诞生。然而，从午后到现在，他已经等了将近一个时辰，除了被允许进入这间屋子的女眷之外，那间他日常生活的堂屋此刻变得如此的神秘和神圣，妻子陈氏的呻吟声不断传来，这使他有些担心，不由得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地祈祝祷上苍。当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不可知的时候，这似乎是消除忐忑和恐惧唯一的办法和形式了。
突然，“哇”，一声嘹亮的啼哭打破了难耐的等待，婴儿的哭声粗壮而高亢，像一声号角，宣告了自己对这个陌生世界的参与和挑战。吴氏一家人兴奋不已，吴道默的父亲吴桧，是个儒生，他翻遍典籍，取玉其贵，给他这个初涉人世的孙子取名曰“琠”。
望子成龙的心情是谁都有的，然而此时，谁也不知道这个被叫做“琠”的孩子会成为一代名相，会给他们吴家乃至更大一些范围内的乡党带来无上的荣耀。多少年之后，在由吴氏后人撰写的《吴文端公年谱》中却这样写道：“公生之前一日夜，村有陈半仙者，名善言，见一轮明月落于吴氏居地，语人曰：‘吾村吴姓当产贵子。’询之，即其甥也。”这当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在过去中国伟人的传记中，每每见诸文字，相书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其实，这都是好事者事后的杜撰，以附会宿命的光辉，不足取信。
吴琠和常人一样，饿了吃饭，困了睡觉，有一点不同的是，吴琠的祖父饱读诗书，自然懂得让子孙接受教育的道理，吴琠的父亲不仅是个秀才，而且还是廪生，享受着官府的银两补助，在村里是个塾师，相当于现在的小学老师，教着几十个学生。后来与吴琠同朝做官的陈廷敬与吴琠相交甚笃，曾为吴琠的父亲写过传记，他在传中说：“家贫不能致师，圣贤精理皆苦志玩索，心自得之，里中从而请者数十百人，劝诱训戒，各因其才使有所成就。诸子皆自教，以学为世贤人。公数应省试，不合于有司，退以益以明道授徒为己任。”
由此可知，在吴琠祖父吴桧的时候，家境并不富裕，以至于他的父亲吴道默请不起老师，学问全凭自学而得，也曾数次赴试，但皆未中，便退而做了乡村教师，他的学问大概不错，能够因材施教，所以从教者盛多，吴琠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学习的。
吴家的祖上没有当官之人，其先祖吴鼐，原是太谷县凤凰山的一位贩马的商人，后迁至襄垣县善福村继续从事贩马的生意，现在的襄垣县仍有吴家的后人。再迁沁州徐村，到了吴琠的曾祖父吴守礼一代，已不再贩马，以耕田读书为生。吴守礼也曾考中过秀才，但没有功名。从吴守礼到吴道默，三代人大概都做过读书入仕的梦，却无一例外地都破灭了。所以，吴家便把数代积淀的梦想寄托在了吴琠的身上。
吴琠6岁启蒙，过目成诵。7岁受庭训，随父入馆读书，日读经书积寸余。9岁初学作文，10岁即能做诗。
就在吴琠专心读书的时候，中国却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吴琠8岁时，为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一年，首先是李自成在陕称帝，国号大顺，建元永昌，继而是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山海关外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其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对关内的紫禁城虎视眈眈，明朝的天下土崩离析，笈笈可危。3月18日，李自成攻破北京，19日，崇祯皇帝仓促之间，一个人跑到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松树上结束了自己尊贵的生命。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拥精骑百余”，进入天安门。一个农民，经过数十年的打拼，梦想一旦实现，心里头却是一片茫然。李自成坐在明明14位皇帝曾经坐过的龙椅上，很有些志满意得，面对花花绿绿的世界使得他纸醉金迷，开始放任自己的骄淫奢欲，“集宫女，分赐随来诸人……”，他的手下如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等人沉溺于酒色财货，铁工出身的刘宗敏急不可耐地霸占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一支拥有很强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农民军由于李自成的失误而迅速蜕变，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的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大开关门，引清军铁骑滚滚而来，李自成此时悔之已晚，只好匆匆退出北京，把那只屁股尚未暖热的龙椅让给了比吴琠还小两岁的顺治皇帝。
对于这一切，尚在启蒙的吴琠当然懵懂而无知，然而，脑后无端蓄起一根细长的辫子却使他感到很有些好玩，这是在历史变革的潮流中一般人家由大明的百姓顺利过渡到大清子民的标志。但大清初立的天下并不是十分太平，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残部以及南明王朝的存在，使反清的浪潮风起云涌。清顺治二年（1645），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波及沁州，为躲兵乱，吴琠举家避乱至比较偏僻的南泉村。《吴文端公年谱》（以下称年谱）是这样说的：“鼎革之年，流寇猖狂，举家避乱至南泉村，是夜，村绅元俊宋公讳彦英，梦有猛虎在其枣树下食枣，宋公晨兴眺望，见一童子在所梦之处拾枣，询之为徐村吴希声公之子，求公通谋以女字焉。”又是一段宿命论，一个从未谋面的10龄童，被未来的岳父梦中喻示为猛虎，即以女儿许之，听起来未免有些荒唐。如果说乡绅宋彦英是见到这个前来避乱的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举止端庄有礼，断其日后必成大器，才将女儿许配于他，这是很有可能也是真实可信的。
尔后的几年，便是在辛勤读书中度过的。清顺治八年（1651），吴琠15岁，应童子试，这一年可能是县考，主考的道学官叫张道一，阅吴琠的卷子时，惊叹道：“此公辅器也，”拔冠军入泮,过了秀才的第一关。第二年，仍由张道一主考，对吴琠已有了良好的印象，遂拔为一等第五名，成为廪生，开始有了官府的补贴。这是明清时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才的一种政策，不论贫富，只要你能通过生员的县、府两科考试，就可以成为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又分为三等，第一等者，可享受政府的补助，从而能够安心读书，以求仕达。又两年，吴琠18岁时，赴省能加乡试，中第67名，成为举人。这对于吴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一年冬天，中了举了的吴琠迎娶14岁的宋氏夫人于家，虽然还没有金榜题名，但中举已经昭示着那一片锦绣前程，所以，此时的洞房花烛夜便又多了几分喜气。
大婚后的第二年，兴致勃勃的吴琠公车北上，赴京应春官试，没想到却名落孙山，归来后自然少了几分锐气，却多了几分志气。他在打谷场地东南建茅屋三间，为专心读书之所。其父安慰他说：“少年登科一不幸”，意思是少年得志并不见得是一件幸事，还是多点磨炼的好。吴琠把父亲的这句话题于墙上，作为自儆自励。
从顺治十三年（1656）到顺治十六年（1659）的4年间，吴琠读书是十分刻苦的，“暇则手不释卷，披览至于夜分，于六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纲鉴、楚辞、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集，韩、柳、陶、杜全集，唐诗全解，诗余，诗归，文体明辨，皆手自批点，最喜大学衍义补，陆宣公奏议，他若二十四史，通鉴纲目及诸子百家，无不流览……”这虽然是对吴琠一生读书的总结，但用在他刻苦攻读进士的这一段时间里，也是十分恰当的。吴琠博览群书，充分吸取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精髓，为他日后在政坛上大展身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期间，吴琠曾两次赴京参加会考，一次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也许是旅途过于劳顿，也许是考前的复习太过辛苦，临进考场的时候，他却病倒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吴琠躺在客栈的床上，那份焦急与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同行者回乡将消息通知到吴家，吴家的大大小小着实吓了一大跳，郝太夫人、陈老夫人以及宋氏夫人三位女姓将自己的首饰全都拿了出来作为盘费，由吴琠的父亲和叔父火速进京抚视，方动身，吴琠已扶病归里，一家人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在宋氏夫人的精心照料下，吴琠很快痊愈，“复篝灯诵读”。第二年，朝廷开恩科，吴琠再次赴京应试，终于考中第180名进士，再经殿试，列第三甲126名。明清时的科考，分乡试和会试两种，乡试在顺天府、应天府以及各省省城举行，由专命的主考官主持，凡国子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员、儒士未仕者、官未入流者，都可以能加应试。考中者称为举人，俗称孝廉，又称登贤书，第一名称为解元。乡试次年，全国举人都去京参加会试，会试在礼部举行，所以又称礼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贡元。贡士再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称为进士。进士共分为三甲，一甲为进士头三名，由皇帝钦点状元、榜眼、探花，称赐进士及第；二甲次之，称赐进士出身；三甲又次之，称赐同进士出身。
吴琠的科考成绩虽然不是太好，仅列为三甲第126名，但总归是进士。按照清朝的典制，考中举人便有了做官的资格，可以在县衙内当个教谕之类的小官，然后再逐步晋升，也有做到三四品的，但若论起出身来，总会被人低看一头。而考中进士便肯定有官做，起步最起码是个县令，正七品。然而，此时的清朝经过16年的整治，已经一统天下，动乱的社会也逐步趋于稳定，地方官员的更替也实现了正常化，所以，大批考中进士的儒生并不能马上就有官做。吴琠在23岁考中进士到他30岁这8年中，留在通政司观政，实际上就是等待分配的意思。
这8年，大概是吴琠一生中最为清闲的日子，有了功名，却又赋闲在家，虽然读书仍很勤奋，但似乎没有了那种科考的负担的压力，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游览名胜，寄情山水了。吴琠善诗，一生中写诗数百首，而且水平很高，在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人要把他的诗编成诗集，吴琠表示反对，他说：“吾仕宦四十年，遭逢圣祖，毫无坎坷，岂与文学之士争名耶？”这虽是谦和之词，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他所处的那个朝代，虽然被后人称为盛世，但也是这个有着文治武功的康熙皇帝始开文字狱之风，如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案，淅江乌程富人庄廷鑨得到明臣朱国桢未完成的《明史稿》，组织学人补进崇祯朝以后的内容，名为《明史》，其中对明清间的情况，多据实直录，但字里行间仍含着一种反清的民族情绪，如“长山衄，而锐师饮恨于沙磷；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衽”；斥孔有德、耿仲明为“叛国”，对清军入关后的记述，仍以南明为正统。此书出版后，被一位罢官在家的知县吴之荣得到，便向清廷告发，作为进身之本。整个庄氏家族以及作序人、参校人——凡列名于书中者、买书者、卖书者、刻字印刷者、地方官，甚至以上这些人士家中半成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一律被残酷处死达70余人，妻妾发往边关为奴，时庄廷鑨已死，也被从墓中挖出碎尸万段。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朱两家财产的一半，还被破格起复，任右佥都御使。还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戴名世案，戴著有《南山集》一书，载有永明王事迹，并纳桐城方孝标所著的《滇黔纪闻》，即南明永历时期的内容，戴、方两家五服内男女老少数百人一律被处死、充军，其他有关系的人或处死或流放，方孝标也被开棺碎尸。到了雍正、乾隆时代，因文字获罪的案件不胜枚举，那时的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罗列罪名，轻则锒铛入狱，重则株连九族。吴琠从政多年，深知文字狱的可怕，他不愿意因他的文字而给他以及他的子孙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正是他的谨慎之处。但吴琠确实可称得上是一位诗人，后人还是搜集了他的部分诗文编成了《思诚堂集》和《吴文端公诗集》，在这两部集子里，有几十首诗是在这8个年中写成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生活的一些轨迹。
&&登铜鞮山
我爱铜鞮山，独立诚矫矫。
上有紫径通，下有清流绕。
我来陟绝顶，俯厌众山小。
如何山下路，一望耿未了。
据《年谱》载，这首诗作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即吴琠考中进士的第二年。铜鞮山在古沁州城南四十里，山下有铜鞮水。铜鞮是沁州的古称，春秋时是晋大夫羊舌赤的封邑，即孔子所说的铜鞮伯华是也。铜鞮山与徐村的月岭山东西相对，中间那一大片原野称为铜川，是吴琠童年常来游玩的地方，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便以铜川为号。这里丹壑参差，盘结郁积，风光秀美，蕴含着灵毓之气，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吴琠常徜徉其间，不能不受到薰陶和感染。古人云：凡名山大川，必有灵淑之气藏于其中，必有非常之才闪烁其间，是很有些道理的。
铜鞮山又称紫金山，山上有文中子读书处，吴琠同时有诗云：
题文中子读书处
废洞依稀石麓阴，山灵招我一来寻。
泥横残篆碑犹在，门掩苍崖鸟乱吟。
献策原知非钓主，退耕何事已违心。
浮沉千载谁能识，房魏区区尚古今。
文中子是隋代大儒王通的别号。远祖为太原王氏，后世移居祁县，再移居铜鞮，《潞安府志》载：“（王）通自序曰：吾家倾居铜川六世矣”。六世以后，又迁居龙门（今河津县），所以王通、王绩又称龙门人。王通曾西游长安，向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不见用，遂知隋朝将亡不远矣，便回到故乡铜鞮山设账授徒。这里北靠太原，南俯河南，东瞰山东河北，西视长安，静可观国中形势，动可汇天下英才，一时竟“受业千数”，房玄龄、魏征、徐懋公、杜如晦、李靖、薛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成为隋朝的掘墓先锋，初唐的开国功臣。吴琠对文中子王通推崇备至，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再题文中子读书处》二首，诗中有“遗踪几度封蛛网，胜地千年任鸟耘，惟有旧祠边豆在，春兰秋菊自殷勤。”之句，可见当时遗迹尚存。
吴琠不仅诗写得好，他的书法也很有名，在他任内阁大学士的几年里，常与康熙皇帝切磋交流，康熙皇帝曾先后8次给吴琠以题赐，最长的一篇为御书《千字文与跋》，共1094字，为临米芾之作，吴琠为此曾在沁州修“御书碑楼”。吴琠的字潇洒俊逸，如行云流水，有羲之之风，米氏之骨，落顿之间又可见欧、颜、柳之法。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康熙版《山西直隶沁州志》有吴琠的一篇手书《沁州志序》，为吴琠38岁调任朝廷任职时所写，行中见草，行草结合，独成一家。在吴琠的家乡沁州之西，漳水出焉，为浊漳河西源，吴琠闲赋于家的8年中，曾到此赏游，题过一额，为“漳水源头”4字，笔法苍劲有力，同时作有一诗：
漳水源头何处寻，古碑残墅碧云深。
一溪瀑翠清如醴，万里飞声势若駸。
客路无尘朝帝国，乡山有径到灵岑。
携来共羡登临事，谁识当年老子心。
吴琠喜爱家乡的山水，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刻的感情。在他当了大学士之后，有一次，康熙皇帝问他：“天下方言，何处好听？”吴琠随口答道：“臣的家乡话好听。”康熙笑道：“此老说的很是。”康熙皇帝称赞吴琠说得对，并不是说吴琠家乡的话就真的十分好听，而是对吴琠这种诚实的精神给予表扬和肯定。吴琠的诚实是康熙皇帝最看重的优点之一，曾亲书“思诚堂”扁额赠与吴琠做为堂名。吴琠死后，由其门人赵熟典编印的《思诚堂集》便是由此而来。
然而，山外的世界或许更精彩。《年谱》说他在康熙元年（1662）的时候，曾有过一次远游。《年谱》中说：“是年，游粤西，著粤西游草。”也就是说，他此行去的是广东，但在吴琠的诗集中却见《越西感兴八首》，而且诗中所记述的“朝发太行道，夕憩吴山隈。”“平生颇远游，幽州复扬州。北顾井陉峙，南见黄河流。黄河日夜流，长江无时休。”“步出涌金门，遥望六桥水”，还有《吴山览古》、《伍子胥庙》、《西湖纪游三首》等，可知吴琠此去并非广东，而是吴越之地。途中的各地官员，或因是同窗之好，或因有师生之谊，都出面招待他，互有唱和之作。在杭州的时候，或许是兴致所至，有人为他画像一幅，这是迄今发现吴琠青年时唯一的一幅画像，倚石而坐，一手卷书，一手托石，面带微笑，显得平和而又自然。
这一趟南行，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是于康熙元年（1662）正月出游的，第二年春到达南京，见了他的老师程正揆。这位程正揆，曾在顺治十一年（1654）主持过山西乡试，吴琠就是此年中举的，可以算作他的业师。有《癸卯孟春上程端伯夫子二十韵》一诗为证，诗中说：“昔在甲午秋，驱车阅晋试。为国荐贤人，得士八十四。公门蔼苍郁，皆是青云器。深惭桃李恣，亦得蒙位置。”说得就是那次乡试，考取八十四人，吴琠即在其中。诗中提到“去年吴越游，寂寞存箧笥。”即指康熙元年的吴越之行。诗中还有“长江风浪猛，失泊诧惊悸。”句，下有注曰：“正月十二日舟至燕子矶，风急舵坏，几葬鱼腹，幸依芦洲而免。”可知在到南京的时候，曾有过一次事故，差点丧失性命，所幸有惊无险。但此次南行，使吴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于他日后的从政，是有一定好处的。
南行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吴琠考中进士的第五年，吴琠到北京侯选，与同他同时考中进士的山西朔州人霍苍璧住在一起，等了好几个月，霍苍璧赴广西上任去了，吴琠仍不见用，这与他来说，是很有些丧气的，无奈之下，只得又回到故乡沁州。
吴琠怎么也没有想到，从他23岁考中进士，到他30岁，他竟被朝廷闲置了8年。他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康熙五年（1666），他过了30岁的生日，清明时节，他一个人徜徉在野外，心中充满了惆怅，写下了《丙午清明日三十初度一诗》：
我生三十年，十年却仆仆。
那堪清明日，复行向阳曲。
马首逐莺花，寒食傍朝旭。
岂不怨别离，奈此人事促。
呼酒自斟酌，沧海身一粟。
相看百年内，生涯道路足。
闲置了8年的进士，仕途却不见一点发达的迹像，不知道他那位望子成龙的父亲是否也和吴琠一样的焦急忧虑，但吴琠从18岁结婚，十几年来宋氏夫人在生了一女之后，就和吴琠的宦途一样毫无动静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使得吴琠的祖母郝老夫人有点焦急了，张罗着要给孙子纳妾，吴道默却显得胸有成竹，说：“吾嘉儿、嘉妇，且年俱方盛，侧室何为？”
说来也怪，宋氏夫人的肚子好像是在考验吴氏一家人的耐心和意志，就在吴道默决定不给儿子纳妾之后，宋氏夫人有了妊娠之像，康熙五年十月初七，顺利产下长子时谦，尔后一发不可收拾，又陆续生了时讷、时谏、时詠三子。吴琠一生与夫人相伴，再未纳妾。这在当时那个达官贵人妻妾成群的时代，是非常之难能可贵的。
贰、书生初显济世才
也许是这个刚出生的长子吴时谦给吴琠带来了鸿运，康熙六年（1667）春节刚过，襁褓中的吴时谦尚未百日，就传来了喜讯，沁州知州董尔性亲临徐村，带来了吏部的任命，吴琠被选授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知县，这消息确实让吴氏一家人兴奋不已，这一年，吴琠31岁。
董尔性虽为知州，但却是贡士出身，比起吴琠来自觉有逊一筹，言语之间自然就多了几丝恭维。不久，因丁忧而回乡守孝。这一年是闰四月，就在吴琠准备起身赴任之际，新任知州汪宗鲁下车数日，“束于王程，辄戒途，未及备请治谱以行，草草赴官。”（《沁州志序》）地方官为一地之父母，然吴琠因有王命在身，没有来得及向新任知州道别，就匆匆上任去了。
吴琠到确山任上的时间是康熙六年闰四月初八，公历为日。确山，河南汝宁府治下（今属驻马店市），“中州瘠邑，又当七省通衢，明季流寇残破，鹄面孑遗，十室九空”（《年谱》）。可知，吴琠去的是一个穷地方，不仅穷，而且因为确山地处中原，为南北通道，明末清初，各路人马在这里逐鹿中原，使确山受到了严重的战争创伤。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后，虽经过了二十多年较为平稳的日子，但在吴琠到任的时候，仍然是满目苍夷。吴琠没有想到，等待了8年的政治舞台，却原来是如此的不堪入目，几近于一片废墟。
然而，此时的吴琠却没有任何当官做老爷的想法，他怀着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的一腔热忱，励精图治。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的创伤，给流离失所的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为此，吴琠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到处勘察灾情，张贴安民告示，一路上的所看到的情形，使他深有感触。
承檄勘灾西、遂道中即事（西、遂指西平、遂平，均在确山之北。）
驱车越吴房，此涉棠溪道。
旷野莽萧瑟，西风鸣秋草。
呜呼全盛日，尺寸亦可宝。
奈何丧乱余，土满悲遗老。
我行问疾苦，对此空浩浩。
寄谢贤邻尹，生聚当及早。
古往今来，农民的问题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经济尚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占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脉。谁愿意居无定所？谁愿意食不果腹？人心思归，人心思治！尽快招抚逃亡的百姓回家，劝农垦荒，并给予少收或免收赋税的宽松政策。吴琠之举得民心，顺民意，“极力抚循，苦心招徕，劝开垦，宽赋税，化蒿莱为沃壤，农民永享其赐。又设义学，延名师开月课较士，筹膏火优奖之，期年之间，士风丕变。”（《年谱》）很快便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逃亡的百姓们回来了，廖寂的山坡有人了，空室冒出了炊烟，蒿莱变成了绿野。
吴琠是知识分子出身，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他设义学，请名师，筹膏火，还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修葺文庙，使昔日破败的景象而今一派朗朗书声。
社会初定之后，他便着手平反冤假错案。历史证明，大凡治安不好，多与冤狱有关，也就是从任确山知县开始，吴琠一生倾力于此，也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才被康熙皇帝委为刑部尚书的。
据清雍正《河南通志》记载：吴琠“任确山令，性明快，兴利除害，惟恐不及，清赋役，申冤抑，招徕开垦，户口日益繁盛。”可见他果敢明决，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沁县志》说：“他在确山的几年，共开垦荒地60255亩，产量猛增，经济好转，治行冠绝一时。”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注定无所作为：一种人是不能或不肯按职业的要求做事；另一种人是只能或只肯按职业的规定做事。前一种人是懒汉、懦夫，怕负责任，只图自己享受，后一种人是愚腐、保守，只会墨守成规。而只有热爱并富有创意地从事自己的职业，才有可能将事业做到极致。吴琠到确山的第二年，理治初见成效，但仍有好多事情要做。确山地处交通孔道，朝廷的兵马粮饷运送频繁，而确山与信阳州相距180里，驿地陲传，中间无停宿之地，吴琠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将竹沟店巡检司移于确、信各去90里之间，立新安店，使往来驿差马匹免受兼程之苦。此举得到了当时的河南巡抚佟凤彩的赞赏，说：“确山吴令，年少才长，自我朝定鼎，无一令有见识到此者。”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惊人之举，只不过是对过去不太合理的地方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但为什么在吴琠之前的所有县令就没有一个想得到呢？
行行马首又南来，一望川原尽草莱。
驿路遥连房子国，关山近接霸王台。
村墟几点明还灭，橡栗千重障不开。
极目遗氓何处所，书生那有济世才。
这是吴琠在奔波于确山与信阳之间的明港道中写下的一首诗，这时的确山已不是“奈何丧乱余，土满悲遗老”，只见村墟几点，橡栗千重，与一年前相比，已有了几丝生气，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吴琠的努力，但吴琠自谦一介书生，那有济世之才。其实，联系当时的实际，吴琠初出茅庐，已经显示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这一句应该看做是充满了自信才对。
这一年，宋氏夫人也到了确山，照料吴琠起居，主持家政，入夏后的六月十六，次子时讷出生。
此时，吴琠的品行操守以及他的学识在河南已经有了点名气，所以，在康熙八年（1669），他被选作河南乡试的同考官。乡试结束后，他又回到确山，登上朗山驿楼，看到在他治下的确山万花争艳，百鸟共鸣，不禁诗兴大发。
登楼莫赋仲宣愁，五斗何妨向督邮。
渐狎儿童骑竹马，直教群盗买耕牛。
春深满县花争发，云隐千山鸟共游。
为吏心向何所以，玉壶一片近人流。
1000多年前的东汉末年，有个文人名叫王粲，字仲宣，曾作过一篇《登楼赋》，满篇皆是思乡别离、怀才不遇的感慨，东晋时的陶渊明，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却仕途不顺，在他做彭泽令的时候，有一天郡里派一个督邮来县，县吏叫他束带相迎，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了区区五斗米而事乡里小儿。”遂挂冠而去。吴琠的思想和王粲、陶渊明有很大的区别，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正充满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和抱负。他对做官的认识是：清澈无私，透明见底，一片冰心在玉壶。
诗中有一句“直教群盗买耕牛”，应该是吴琠在确山时的“得意之作”。据《清史稿o吴琠传》记载：“以方略捕获盗魁戴腾宇，杖杀之”，大概指得就是这一件事。1997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宰相全传》说得更为具体：“一日中午，烈日炎炎，大街小巷的树荫下坐满了淳厚的男女老少，吴琠就在其中穿梭，问这问那。忽然有一个中年男子开口道：‘大人，离咱们县城十多里的卧虎山上，常有盗贼，盗贼的头目叫戴腾宇，这几天城里又有几家有钱的店铺被打劫了。’吴琠听后闷闷不乐地回到县衙，心想，‘百姓的难事就是我的难事，应尽快捉拿归案。’他先派几个人在全城散布消息，讲本县要送大批财宝进京，现在正放在县衙的钱庄里。吴琠又让人马悄悄地潜伏好，在钱庄的周围密切注意着盗贼的行踪。不久，一个无月之夜，伸手不见五指，戴腾于率领众贼果然到了钱庄，他们绕过院墙，见只有几个老兵，心下暗喜，正找机会下手，忽然间院内灯火通明，吴琠已站在院门口，兵士们一拥而上，没等戴腾宇反应过来已经被绑得结结实实了。”
这段文字肯定加进了想象的成分，有点像演义小说，但这件事是确实是存在的。《年谱》中是这么说的：“邑有地棍戴腾宇，为豫省盗魁，钩连山东、湖广奸宄数百人，窝藏确邑西山，时行抢掠，公私舟车被其害者无算，前守令畏之，莫敢诘治者。公闻刑书某之岳翁居近腾宇山庄，延至府，秘授以计，设法捕拿，一经考讯，尽服其辜，治于法。”看来并不是简单的“杖杀之”，还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的，过堂、判决，然后报刑部核准，最后执行死刑，将这个盗贼的头目杀了。众贼没了领头人，成了群龙无首，吴琠便首恶必惩，协从不问，同时实行保甲制，恩威并用，“一时盗贼绝迹”，于是就出现了“直教群盗买耕牛”的局面。
吴琠有确山任知县的七年间，正是康熙皇帝酝酿并实行“撤藩”的时候。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帮助小小年纪的福临在中原建立了大清王朝，为此，顺治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经略四川、贵州与云南，随吴三桂同时投靠清廷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也均被封为藩王。康熙皇帝初政时，惟恐龙位不稳，再次利用吴三桂等诸王，封吴三桂为云南王，尚可喜为广东王，耿继茂（耿仲明之子）为福建王。但康熙皇帝从心底里对这些汉王是不放心的，他认为裂地分王，对大清的天下始终是一个威胁，于是，在他的政权日趋稳固之后，便开始着手撤藩了。
但吴三桂等人并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当初吴三桂大开关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刘宗敏霸占了他的爱妾陈圆圆而一时气愤所致的话，那么，今天面临康熙皇帝的撤藩则是关系到他一生的荣华富贵和生家性命。为了一个女子，他可以背叛明朝，为了他的权力、前程和命运，他更可以背叛清朝。所以，他一方面假意向朝廷奏请撤藩，一方面尽量拖延时间，积极打制兵器，整训军队。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下达了徙藩于山海关外的命令，并于八月派出了监督撤藩的三省专使。撤藩已成了康熙皇帝铁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背水一战，于十一月打起了“天下都招讨大元帅”的旗号，起兵反清。在这以后近五年的时间内，江南大地曾一度被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所有，就连四川、甘肃，也全脱离清廷统治，甚至台湾的郑经（郑成功）之子也与之遥相呼应。
这一场战争最终以吴三桂等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有多少生灵受到涂炭，多少生命为之牺牲。确山位于南北通道，每日里兵马、粮饷过之无数，吴琠作为确山县令，其负担和繁忙是可以想见的。战事之初，各种谣言纷至沓来，有人劝吴琠把家属送回故乡,吴琠说：“逆贼必不能久，然人情易动，县令遣妻子归，民能安堵乎？”并且将柴草堆于楼下，告诫家人说：“如有什么不测，就只有一死了！”在这个生死难卜的危难时刻，一个小小的县令，能有如此卓越的政治见识与超人的胆略，可见吴琠足当大器。
《霜降日，有事于教场偶成》一诗，大概就作于这个时候。
频年霜降此观兵，射圃风清雉堞平。
百里人烟依汝上，九秋号令肃山城。
黄花朗映雕旗影，旅雁寒随画角声。
谩道圣朝多猛士，原将锁钥问书生。
霜降前后，正是吴三桂反清之时，教场观兵一定也是因此而来。这一次观兵声势浩大，百里之内的百姓都赶来了，只见画角连营，战旗猎猎，在全幅武装的猛士群中，有一位俊逸却又轩昂的书生，他来此并非仅仅是为了观兵，同时还兼有筹谋策划的任务。
吴琠在确山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得到了时任河南巡抚佟凤彩的赏识。康熙十三年（1674），是朝廷大计之年，这是清朝政府对外任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官的考察称“京察”，外官的考察称“大计”。大计中的上等，叫做“卓异”，经上司举荐，就可以得到职务上的提升，二等称为“准卓异”，遇到机会，即可升迁。虽然到了晚清，由于官场腐败，卖官鬻爵，使这种考察制度流于形式，甚至于为一些心术不正者所利用，但在清朝的初期，这种制度对于发现和使用卓越人才，还是颇有作用的。
就是在这一次的大计中，吴琠被评为卓异，佟凤彩对他的荐语是：“廉公贤能”，虽然只有四个字，却突出了吴琠四个方面的优点，等于为吴琠的提升开了一张介绍信。当时清廷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朝廷就调任吴琠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官级为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地师级，从正七品到正六品，中间省去了从六品，可以说是连升了两级。
吴琠从康熙六年（1667）闰四月赴确山上任，到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二十三日到京，他在确山的时间七年多一点。这七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七年，确山从大乱到大治，吴琠显露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他日后一步又上步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升官，朝廷照例还有赏赐，如妆缎、披领袍服之类。吴琠有诗记之：
甲寅，计吏以卓异，蒙钦赐妆缎，披领袍服，值钦取至京，例赴仪部亲领，恭纪。
循良臣实愧前贤，何意恩荣被九天。
车服以庸深自靖，衣裳在笥俨登仙。
移官此日双凫入，待漏从今两袖传。
愿祝升平多盛世，端居垂拱万斯年。
出身寒门的吴琠，何止是喜悦，简直是有些喜出望外。皇帝的恩宠，更加深了吴琠为朝廷尽忠的决心，从此他决心要“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吴琠要走了，自然免不了同僚和百姓前来相送，吴琠一一都谢绝了，竟“单骑而去”。但确山的百姓忘不了他，在县城建起了铜川书院，还为他立了一块德政去思碑。
叁、醉午归来感激多
吴琠到吏部稽勋司上任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升任验封司员外郎，从康熙十三年（1674）的三月吴琠接到朝廷的调令到八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吴琠连升三级，这对于一个只有38岁七品县令来说，提拔的速度可谓惊人的了。康熙十四年（1675）,吴琠在员外郎的任上，因为“检举遗漏”，被罚俸两个月。由于史料的馈乏，我们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和原委，但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吴琠的前程。十一月，吴琠又改任文选司员外郎。第二年，吴琠40岁的时候，他又被提升为验封司郎中，成为正五品衔。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又先后任考功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吏部是朝廷考察和管理官员的地方，是“管官的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吴琠在吏部三年又十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吏部的各个部门，此间，吴琠凭着他的公正与勤恳，大力纠正吏治之弊，史载他“厘胥弊，禁竿牍，塞私窦，绝诡遇”，卓有政绩。职务上的特殊性，也使他和各地官员的交往面也不断扩大，以致于渐渐引起皇帝的注意。
康熙十七年（1678），吴琠由吏部员外郎升为鸿胪寺少卿，成为中央部院的副职，这类职务在当时称为“卿贰”，从四品衔，掌管祭奠礼仪之事。十八年，补光禄寺少卿，掌洒醴膳羞之事，虽然说从职务上是提升了，但还算不上重用。十九年，补通政使司右参议。康熙二十年（1681），经刑部尚书魏象枢的推荐，升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衔。通政司是朝廷掌内外奏章的地方，宋代称为通政银台司，所以又别称银台。右通政虽然是副长官，但与前相比，其重要性已标志着吴琠进入了朝廷的要害部门。
在吴琠近四十年的从政生涯中，有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是河南巡抚佟凤彩，由于他的举荐，吴琠由一个芝麻小官一跃成为中央部曹。另一个就是刑部尚书魏象枢，就在吴琠升任通政司右通政的时候，如果再往上升，若是没有重臣推荐，那是很难的。早在吴琠在吏部任职的时候，时任户部侍郎的魏象枢对吴琠就十分看重，因为魏象枢在顺治年间曾在吏部任给事中，也曾如吴琠一样，大力整治吏弊，后因疏请纠拾旧制，获罪入狱。所以吴琠到吏部后，等于继续从事他未竟的事业，因而他对吴琠就格外关注和赞赏，认真他是“本朝选君第一。”
魏象枢（），清山西蔚州人（今河北蔚县），字环极，号庸斋，顺治三年进士，曾任刑科、工科、吏科给事中。他仗义敢言，多次得罪权贵，为此离官十三年。重新起用后，他对整肃纲纪不遗余力，因为政绩卓著，屡屡被迁，累官至刑部尚书。魏象枢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认为读书和研究学问要从实际出发，不空发议论，主张经世致用。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在京城做官时，不请客，不赴宴，“执事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诲属吏如师。”吴琠一生中受他的影响很深，其行为多以魏象枢的学说为准则，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可以说吴琠是魏象枢最得意的学生。
寿魏环溪先生
黄花满座绿尊陈，万里风光逼小春。
国有老成金作鉴，群推大雅玉为人。
斋头紫气鸿篇丽，台上霜威谏草新。
甲子天边清昼水，常司喉舌应星辰。
魏象枢也有诗致吴琠：
读吴成甫先生传敬赋呈铜川
根深而枝茂，源远则流长。
天道有至理，人事循经常。
我读吴公传，如入君子乡。
门祚贻情白，潜德自修藏。
与物浑无竞，传家唯义方。
一朝丰厥后，食报何章章。
俯首溯先泽，厚积颇相当。
子孙荣簪组，所愿致显扬。
公家贤吏部，垂绅立庙廊。
体用备一身，太平资匡力襄力。
吾生愧衰劣，敛衽铜鞮旁。
吴成甫是吴琠的祖父吴桧的字，这是魏象枢读了吴桧的传记之后写给吴琠的诗，虽多是颂扬之词，但并非应景之作。
就在吴琠担任朝廷“部曹”和“卿贰”期间，正是康熙皇帝“削藩”战事紧张的时候。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1673）起兵反清之后，第二年又自称周王，宣布恢复明朝的蓄发和服制，福建的耿精忠也于康熙十三年、广东的尚之信于十五年相继起兵响应。远在陕西的提督王辅臣也举起了反清的大旗，一时间，风起云涌，江南全境除苏南、皖南及浙、赣各一部分外，包括四川、甘肃全部脱离清廷统治。这是康熙皇帝亲政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和考验，那几年，康熙必是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的。为了分化削弱叛军力量，他一面下诏“止广东、福建两藩勿撤，”一面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八旗子弟，同时大批提拔汉人充任将帅，如湖北的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浙江的李之芳，福建的杨捷、施琅，陕西的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等，事实证明，这些新提拔的将帅比之八旗军更为出色。经过数年的激烈战斗和攻心战术的成功运用，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耿精忠、王辅臣投降，十六年五月，尚之信投降，留下吴三桂孤军作战，渐不能支，于康熙十六年四月败退衡州，十七年，气息奄奄的吴三桂匆忙称帝，建国号周，总算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但仅拥有江南一隅的皇帝梦只做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就在风雨飘摇中带着无限的眷恋和遗憾撒手西归了。吴三桂死后，他的孙子吴世璠继位称帝，然而却已是夕阳西下，顶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击，节节败退，溃逃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清军逼近昆明，吴世璠在绝望中自杀。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削藩之战大局已定，康熙皇帝紧张而疲惫的心情总算有所舒展，为了驱散经年的阴霾，也为了预贺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康熙皇帝于二十一日在瀛台召集群臣，赐帛赐宴，君臣同乐，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
吴琠也参加了这一天的宴会，有“辛酉七月二十一日，上御瀛台，赐赐帛赐宴，醉归口号”一诗：
夹岸垂杨映芰荷，楼船咫尺见恩波。
千官竟捧罗纨丽，醉午归来感激多。
瀛台是颐和园的一部分，属于皇家花园，康熙的时候，还没有被慈禧太后用海军军费修起的昆明湖和万寿山，但水面还是有的。这一天，垂杨芰荷相映，音乐歌舞齐欢，千官
竟也不再斯文，忘形而又尽兴，吴琠喝醉了，即使醉了的心情也没有忘记感激。
感激什么呢？首先是感激皇帝的恩庞，从康熙十三年（1674）吴琠奉调进京，到康熙二十年（1681），短短七年的时间，吴琠由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升为四品京官，连升了六个官阶，平均一年多一个台阶。如果说他在确山的七年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的话，那么他在京城的七年就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飞跃。再就是感激皇帝的圣明，使连年战乱的天下出现了今天如此的太平，当然也不排除他这种感激的心情中包含着庆幸，庆幸他能有机会在这个盛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然而，此时的康熙皇帝对他还不是十分的重视和信任，但对他已经有了一种注意，这种注意的目光既是游离的也是疑惑的。有迹象表明，吴琠在任京官的七年中，是朝廷官场上的一个活跃分子，而康熙皇帝对这种活跃是极度敏感的。康熙作为皇帝，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百官结党营私，但这种结党营私又是不可避免的，几乎成为历朝历代的一种顽疾。在当时的清廷，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官僚集团，一个是以满大臣明珠为首，有佛伦、余国柱、徐乾学、高士奇、靳辅等人，这批人很有些做官的经验，也知道如何讨好皇帝的欢心，因而也就有些放肆，敢于招权纳贿；一个是以满大臣索额图为首，包括汉大臣李光第、张伯行等人，他们根基较厚，尤其是索额图，因为他父亲索尼的关系，在满族上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对权力的追逐上更工于心计，在城府和手段上更隐蔽也更凶狠。事实上，康熙皇帝对这两大集团也早存有戒心，所以，康熙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当康熙皇帝意识到他们的继续存在危害到皇权利益的时候，又把他们各个击破。另一个官僚集团就是游离于以上两大集团之间以政绩和操守取得康熙皇帝信任的一批汉大臣，如魏象枢、魏介裔、汤斌、于成龙等人，吴琠基本上就是属于第三大集团中的一个中坚人物。
在《康熙起居注》中有一段关于提拔吴琠为副都御使的君臣对话，很值得玩味。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初二，“早，上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毕，部院官员出。大学士、学士随捧折本面奏请旨……又题补副都御使员缺，开列应升官员职衔事。上曰：‘高尔位才具颇优，但盛京地方紧要，着暂留办事。吴琠为人虽优，闻与人往来踪迹颇多。’明珠奏曰：‘圣鉴极当，吴琠为人果优。’上曰：‘吴琠着补此缺。尔等满汉诸臣传吴琠至阁，将朕旨面喻，以后更改则已，若仍前不改，必不轻释。’”
这一段文字说明，吴琠由于踪迹颇多，交住较杂，而引起康熙皇帝的怀疑，要内阁大臣面传圣喻，告诫吴琠时时注意自己的操守，要洁身自好，不要滥交、杂交。同时，这段话还有另一层用意，那是说给这些内阁大臣们听的：凡是结党营私者，我终会知道的，我可以用你，也可以办你。不知当时这些一脸圣洁的满汉大臣们都听懂了没有。
虽然康熙皇帝听到了有关吴琠的一些流言，对其的任用还有些不太放心，但总归还是任用了他。在此之前的二月，吴琠已经升任太仆寺卿，掌管舆马和马政，是一个不太重要的职务，但官阶却又升了一级，由正四品成为从三品。纵观吴琠担任京官的历程，每逢到一个重要岗位之前，中间总有一个不太重要岗位的过渡，而且时间很短。吴琠在担任太仆寺卿刚满三月，就被升任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正三品。都察院是中央的监察机关，左都御使为主官，左副都御使为副主官，对朝廷各部以及各地方官都可以行使监察权，负有弹劾、建议的责任。另外还有右都御使和右副都御使，是各地督抚的兼衔，并不在朝廷办公。
此时的吴琠已成为朝廷要员，他并没有因为皇帝的批评而变得唯唯喏喏、谨小慎微，而是遵于自己的职责，每逢朝廷议事，他都能“直抒己见，不激不随”。在他担任右都御使的这一年，有过两道著名的奏疏，一是《请复督抚巡历地方疏》，一是《请复巡抚道员管兵疏》。
吴琠是从县令这个职务上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很有些地方工作的经验，再加上他在朝廷工作的实践，对地方官员官僚作风的形成是十分了解的。督抚从任命之后，即不许见客，到任之后，下官不得参见，朝廷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营私贿赂，但却造成彼此上下隔阂，信息不通，地方高官对下属的了解，全凭道府的报告，对民情的考察，也全由胥吏代劳，所以，官员得到的情况多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真者未必揭，揭者未必真，实者不尽闻，闻者不尽实，革火耗而火耗愈盛，禁私派而私派愈增”。他在《请复督抚巡历地方疏》中说：“国家之大本系乎民，民生之大命系乎吏。所谓察吏以安民，乃当今第一要务也。”官员是朝廷与民生相通的一条纽带，如果官员闭目塞听，那么朝廷的眼睛就等于是瞎的，耳朵等于是聋的。一些不负责任的地方高官，放纵自己的欲望，庇护手下的贪官，积久成弊。即使贤能的官员，也没有揽辔澄清之实，可见这是一种制度上的缺陷。这种情况的出现，皆是由于地方官“巡历久停，见知有所不及，上下相蒙故耳。”所以，他提出：“请亟敕令直省各督抚，于所属地方，亲身巡历，体验民隐，采访舆情，凡所举劾，务期闻见不爽，名实相符，以仰副皇上察吏安民之意。”让官员走出衙门，到基层去，到民间去，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疾苦，解决问题。而不必担心督抚巡历郡邑，会给地方增加负担。地方苦乐，全在于官员本身，如果是一个清廉的官，他就会“绝送迎、却供应、减从星，言过而不扰也。”如果是一个贪官，即使每日里高卧会城，“而暮夜之馈遗踵至，即闾阎之鸡犬不宁矣，”老百姓照样会不得安生的。因此，选择贤良之吏并不断地加以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说吴琠的这道奏疏是直指时弊的话，那么他的另一道奏疏《请复巡抚道员管兵疏》则切中了清廷当时兵权的要害。“三藩之乱”前，地方兵权大都掌握在将军、总督和总兵之手，巡抚、道员没有兵权，甚至在三藩管辖的地区，连总督也没有兵权。所以在三藩之乱中，首先起兵助逆者，多是提督、总兵之类，一些地方文职高官，“虽怀忠义之心，空拳莫施，惟有从容殉难，自成节烈而已。”如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巡抚马雄镇因手无兵权，亲率家人拒守，同时，将一封密信封在蜡丸之中，派人飞骑请兵驰救，不幸落入孙延龄之手，马遂被孙所囚，最终被杀。福建耿精忠起兵反清时，总督范承谟刚到任不久，虽有指挥权，但兵力十分有限，也被耿精忠所杀。漳州道台陈启泰，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自度不能守，谓妻刘曰，义不偷生，忠不附贼，死吾事也。”一家21人，包括一个仅有6岁的幼子，全部饮毒自杀。教训是惨痛的，所以事后，康熙皇帝对这些死难于藩乱中的烈士后代特别抚恤，马雄镇的儿子马世济加官漕运总督；范承谟子范时崇被康熙称为“殉难忠臣之子，”累官至兵部尚书；陈启泰子陈汝器，官至安徽巡抚。
这虽是十分必要也十分有效的善后措施，但也引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话题，吴琠的奏疏就是因此而发的。吴琠认为：如果当初能给以这些巡抚、道员以“兵马之任，调度之权，则必能奋其阖门死义之勇，而效命于疆场矣，”就不会出现“束手以徒死”的惨烈局面。
所以，吴琠在奏疏中提出：应给巡抚、道员以适量兵权，将不紧要省分提督酌量裁去，所裁之兵将，归到巡抚和道员标下；增加总兵名额，分各处总兵的兵权，将一镇兵分为数镇，统一听从总督和巡抚的调度。这样一来，在平时，这些被分散了的兵力，因力小势分，生不出鹰扬跋扈之心，一旦有事，又绝无尾大不掉之患。这是吴琠在平藩之后，吸取三藩之乱的教训，提出的关于军事改革的重要建议。这个建议很快被康熙皇帝采纳，限制边疆提镇的兵权，并限其“常来朝见”，减少营额，“兵权不令久擅”。
平定“三藩之乱”后，台湾就成了最后一块反清的堡垒。当初郑成功拒绝随同其父郑芝龙降清，“专图恢复明室，持厦门为根据地”，顺治年间曾有过一次“北伐”，“取镇江，入南京”，败退后，“仍奉鲁王至台湾，逐荷兰人”，以台湾为反清基地。康熙元年（1662），鲁王殂，成功死，其子郑经继承父业，仍用明永历年号。三藩之乱时，郑经曾派兵乘势取福建之沿海岸，康熙十九年（1680），清军以长江及洞庭水军全部调至闽海，郑经被迫放弃厦门及金门诸岛，退回台湾，于第二年病死，由其子郑克爽嗣位。但康熙皇帝绝不会忘记这一块心腹大患，在解决了吴三桂的叛乱后，腾出手来，便着手解决台湾问题。二十二年（1683），派施琅攻台，六月进攻澎湖列岛，武平侯刘国轩败走；七月，冯锡范挟郑克塽投降，作为亡明遗臣的这块最后的反清基地便陷落了。至此，台湾和大陆各省一样，成了清朝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了中国的一统版图。
这一年，吴琠47岁，十月十五日，父亲吴道默去世，讣告传来，吴琠不胜哀痛，急忙起身回乡奔丧。封建社会的皇权统治，实行以孝治天下，官员在任职期间父母死亡的，必须开缺回籍守孝，叫做“丁忧”，时间是3年，实际上是27个月。丁忧期间，不能做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举行婚嫁宴会。服满可以起复，但须经地方官员证明丧期已满，月、日稍有差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只有武职官员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可以只穿孝服而不开缺，但到了清朝，满族官员也享受此特殊待遇。同样，汉族官员因病而请假，必须开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享受6个月的病假，逾期才开缺，这是清朝的一种民族歧视。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十五日，吴琠丧服期满，但他并没有立即起身赴京复官，一方面是因为他患有心脾之疾，尚未痊愈，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母亲陈老夫人年逾古稀，需要待俸，所以他仍告假在家。
康熙二十六年（1687）冬，孝庄皇太后逝世。孝庄皇太后是康熙皇帝的祖母，是顺治皇帝的母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亲手将两个幼年皇帝扶上皇位。顺治皇帝福临6岁登基，为了保住儿子的龙位，她下嫁给了福临的叔父多尔衮，使这位雄心勃勃的摄政王充分发挥了他的骁勇和才干，为开拓和稳定清军入关后的政治局面而不遗余力，又有效地掣肘了多尔衮不甘心当摄政王时刻想取福临而代之的勃勃野心；康熙皇帝玄烨8岁登基，她辅助康熙皇帝除鳌拜，平三藩，祖孙两人感情很深，她的逝世，全国举哀。作为朝廷大臣的吴琠，于康熙二十七年正月赶往北京祭吊，参加完葬礼后，于三月又回到沁州老家。
吴琠在家之时，对母亲昏定晨省，极尽孝道，陈老夫人对儿子自然十分满意,但吴琠系国家要员，于国于家，孰轻孰重，母亲心里十分清楚，她对儿子说：“儿虽所患未痊愈，然自能力疾进京，岂可优游于林泽，负圣天子知遇之恩耶。”催促再三，吴琠遵母命，于康熙二十八年（1688）正月起程赴京候补。
屈指算来，吴琠这一次丁忧，竟达6年之久，这不能不使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这6年，对于吴琠来说，正是人生季节的黄金时期，应该是大展宏图的6年。尽孝是勿庸置疑的，但何至于非要守孝3年，又何至于仅因为母亲年老，又要侍候3年，看来封建社会的礼教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确实有其摧残人才和浪费人才的残酷性。
当然，所谓“丁忧”之制，也有变通之例，即皇帝命本当丁忧的官员，在任守制，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从这一点上来说，吴琠还没有到了朝廷离不开他的地步，说明此时的吴琠虽然位高权重，但还不能算是朝廷的核心人物。
肆、黄鹤白云千万里
吴琠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二十日到京候补，三月三十日补原职，到任仅一个月，他就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清朝沿用明制，与设六部，尚书为主官，侍郎为副主官，侍郎共有两位，分别为左侍郎和右侍郎，清朝时，侍郎设满汉两人，一般满人为左，汉人为右，为从二品衔。吴琠6年没有上班，一上班就遇提拔，这种现象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康熙起居注》中没有找到提拔吴琠为兵部右侍郎的依据，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康熙皇帝在吴琠丁忧开缺的6年中，再没有听到吴琠“踪迹颇多”的流言，或许已经改变了对吴琠的看法；而吴琠本人无论在那一个岗位上都有所建树，而且忠于职守，勤勤恳恳，洁己奉公，从不结党，为人很好，没有对立面，所以他的仕途可以说几乎是一帆风顺的。
清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明朝的《赋役全书》而来的，顺治年间仿明制颁行，其基本内容是：根据登载土地、人丁的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同时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即使各省留存部分，也须经朝廷批准，方可支配。康熙二十八年，皇帝下令修订《赋役全书》，只载主要款目，删去零头，以杜绝飞酒、苛驳的弊病。但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吴琠突然接到山西布政使的一封来信，信中说：朝廷给沁州增加了一千三百两正赋。吴琠接信后，非常吃惊，也非常气愤，立即给布政使回信，信的大意是：皇上命简明《赋役全书》的用意是删繁就简，使之更加明白易行，并不是在原额的基础上任意增减。但具体办事的官员，不由各省确据，或增或减，妄行杜撰。河南省因为新修订后的《全书》不符合本省实际，已经具实上报，修改八九处之多。这种情况全国各省都有，请你和抚台大人仍按原来的数额上报朝廷，皇上一定会批准的。吴琠的这封信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增赋之事最终没有实行。但吴琠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是在他死的其家人整理遗物时才发现的。吴琠为家乡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吴文端公祠堂记》有载：
康熙二十八年，天子命取《赋役全书》而简明之，乃当时部曹，不由各省确据，妄行杜撰，则有沁属增银一千三百两之事。藩司布公，心觉其谬，投书咨公，公答书曰：“所谓简明《全书》者，不过删繁就简，使明白易晓耳。非于原额之外，可任意增减也。”因即宣示上意，俾当事恤民瘼，而复以桑梓之痛痒相关者，反复于篇，赖宪台咸动从善，事遂以寝。然公终其身未尝告于人，厥后子若孙于遗稿中得是书，乃知吾沁之民，子子孙孙安享太平，而不苦无艺之争者，皆我公一人之赐也。
这应该是吴琠的为人准则，也是他人气指数较高的原因之一，从而可以做为他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的佐证。康熙皇帝在认真考察了吴琠的操守之后，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于是决定对他委以重任。《康熙起居注》有这样一段记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丁亥，上驻跸迁安县属米儿口。是日，上御行宫，大学士伊桑阿，学士迈图、朱都纳、博济、郭世隆以折本请旨：‘吏部题湖广革职巡抚杨素蕴员缺，或开列满州，或开列汉军、汉人请旨。’上曰：‘兵部侍郎吴琠系直戆能事之人，着补湖广巡抚’”。
从“踪迹颇多”，要内阁训示，“若不改过，必不轻释，”到“直戆能事之人，”康熙对吴琠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康熙皇帝很具有知人善任的本事，他对吴琠之所以有“踪迹颇多”的不良映象，主要是基于吴琠刚到吏部任职时比较活跃而得来的。吴琠其时刚入朝廷，对朝中的权力之争都还不熟悉，加之年轻气盛，做事认真且有热情，但还不了然其中之利害。康熙在对吴琠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后，发现吴琠的“踪迹颇多，”是他身在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和选派，留意各类人才，自然与人多有往来，其实这正是他办事认真的表现；二是吴琠在受到康熙的训戒之后，确实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吴琠是一个忠厚之人，他对康熙皇帝绝对是耿耿赤诚，但吴琠又是一个绝顶聪明之人，经过在朝十多年的磨历，他深知结党营私的严重后果，所以吴琠一生从不结党，这也是他此后倍受康熙皇帝重视的原因之一。吴琠在受到康熙皇帝的训戒之后，在与人交往上谨慎了许多，他在《寿范母金太夫人》一诗中曾说：“年来事事疏酬酢，为重人伦欲赠言。”可见他此时已充分吸取了“踪迹颇多”的教训，类似的祝寿诗，在吴琠的诗作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这说明吴琠既在朝中为官，就不可能不与人交往，于是他就采取向朝廷重臣及其父母祝寿这种方式，以表达他对这些官员的友善之意，既联络了感情，又不至于犯忌，这虽然多少有些无奈，但却使他长期在风云多变的政坛上游刃而有余。
因此，吴琠的官越做越大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明朝的时候，督抚是朝廷派出的临时性的大员，到了清朝，才作为地方官员固定下来，提督管数省，巡抚只管一省。康熙年间，督抚多用满人，汉人仅占十之一二。吴琠从兵部侍郎到湖广（北）巡抚，虽然官阶一样，都是从二品，但仍兼任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处地方提督军务（见吴琠神道碑文），也就是说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职权之重，已属封疆大吏。这是清朝政府用人制度上的一种惯例，一般来说，巡抚加兵部侍郎或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总督加兵部尚书或都察院右都御使衔，也是为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便宜行事，这种做法是否是在平藩之后，吸取三藩之乱中部分巡抚、总督因没有兵权而遭叛军杀戮的教训而定的（吴琠曾就此事上《请复巡抚道员管兵疏》），因资料缺乏，不敢定论。
这时候的湖北，刚刚发生一场兵变。原来在三藩之乱中，湖北地处前沿阵地，兵源不足，康熙皇帝命当时的巡抚蔡毓荣扩兵三千余人，三藩平定后，继任的董卫国、徐国相将扩充之兵裁撤，被裁下来的这几千兵勇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便酿成兵变。六月，徐国相卸任回京，已经登舟，被数千兵勇团团围住索要军饷，徐敷衍搪塞，急急解缆而去，兵勇大哗，又将巡抚衙门围住，巡抚柯永升刚刚上任，布政使叶映榴也才到任三天，叶映榴请柯永升给这些被裁之兵每人发两个月的粮食，以免事态扩大，柯永升不听，众兵涌入衙门，砍伤柯永升，并将柯与叶映榴胁裹至阅马场，柯永升乘人不备，一头扎进阅马场的一口井里。叶映榴被杀。哗变之兵推夏逢龙（俗称夏包子）为“兵马大元帅”，树起了反清的白旗。聚众达万人，乘二十艘巨舰顺流而下，占领了武昌周围的大部分地区。清廷闻变，速派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率水陆大军前往清剿，又派河南巡抚丁思孔到湖北荆州办理粮饷。七月，湖广提督徐治都与变军大战于应城赤矶山的鲤鱼潦，变兵大败，徐治都将夏逢龙的战舰尽行烧毁，夏逢龙化装逃到黄州，被瓦岱擒杀，清军趁势收复了夏逢龙仅仅经营了两个月的武晶地区，一场曾以轰轰烈烈的兵变很快便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
丁思孔因为平叛有功，这一年的九月被提拔为湖广总督。康熙二十八年（1689），湖北大旱，新任巡抚杨素蕴奏请蠲免武昌等属32州县钱粮，康熙皇帝遂派户部郎中舒淑到湖北视察灾情，杨素蕴大概为了迎接钦差，在骄阳之下站得久了，中了署气，一病不起，只好上疏请假，康熙很有些恼怒，以为杨素蕴在战乱之后的大灾之年有意装病，便下令夺去杨素蕴的巡抚之职，谁知圣旨刚到武昌，杨素蕴已经再没有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带着皇上的误解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于是，湖广巡抚这个重要的职务，就落在了吴琠的肩上。
临行前，照例要去向皇帝辞行，康熙皇帝对他说：“楚省荒旱已极，百姓急需抚养，卿可速去。”吴琠匍伏在地，想起自己一介书生，如今蒙皇上如此看重，不禁感激涕零，惟有肝脑涂地，以报皇上知遇之恩。从北京到湖北，中途要路过山西，吴琠顺便回了一趟家，想把母亲一同接到官邸。陈老夫人执意不从，说：“我在家，有你二弟、三弟侍奉，你不必担心，你们夫妇此去，责任重大，一定要好好做官，在我死后，如果能得到一个清官之母的名声，我就很知足了。”
陈老夫人和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没有什么文化，惟知相夫教子。在儿子做了大官之后，她丝毫没有希望儿子借官发财的想法，也没有跟随儿子到衙门里享几天清福和风光的欲望，唯一的期盼是儿子能做一个清官，她能享有一个清官母亲的名号就心满意足了。
陈老夫人是吴道默的原配，一生中育有三子，吴琠为长子，次子吴琪，三子吴王巽，除吴琠外，其余二子皆在家读书务农。吴琪善于理财，一切家政，全赖其经营，康熙四十一年（1702）时，也曾考取过举人。其时吴琠已成为内阁大学士，官居一品，也许是因为哥哥的官做得太大了，相比之下，他一个小小的举人就显得很有些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家中离不开他，总之，吴琪一生没有做官，“徜徉于南亩东郊，课晴问雨，徘徊于水涯山角，淑性陶情。”吴琠曾有诗给舍弟吴琪：
戏题赠别舍弟乡试
一官无可慰离肠，且喜循资近右堂。
祸福漫忧吾失马，文章端欲尔存羊。
从今百尺竿头稳，计日三秋桂子香。
来去去来俱自得，燕山晋水共扬扬。
诗写得很有些超凡脱俗，大概这也是吴琠对这个不愿做官的弟弟的一种寄托吧。
吴琠一生居官清廉，可以说与母亲的教诲有很大的关系。吴琠不仅是个忠臣，还是个孝子，母亲的叮嘱，铸就了吴琠做官的座右铭，他丝毫不敢懈怠，也不敢耽搁，叩别母亲，便携夫人宋氏匆匆到湖北赴任去了。
战乱带给湖北的创伤还没有平复，又遇大旱，赤地千里，禾稻枯焦，百姓苦不堪言。没想到吴琠一到湖北，天公作美，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乾隆版的《山西志辑要》如是说：“时楚北荒旱，琠莅位之日，即大雨沾足，楚人谓之曰‘吴公雨’。”
其实可以这样说，吴琠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及时雨。古人云：“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用对一个人，则事兴，用错一个人，则事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吴琠刚到湖北的时候，正临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春节，除夕之夜，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搅得吴琠心烦意乱，也许是他一路上看到了许多荒旱已极的景向，所以他急不可耐，翻身下床，起草了他到任后的第一道令《严禁花爆示》：
照得节届新春，正官吏军民同乐之时，理宜听从俗便，但楚北当兵燹之余，又遭荒旱，目今告赈纷纷，岂得仍为奢靡。乃有无知之徒，昼夜肆放花爆，取快须臾，不知博片刻之欢娱，即已费百千之钱钞。且比屋邻次，保无有失手延烧，干怒回禄者乎！合行严禁。
刚遭兵乱，又遇大旱，实在不是放炮的时候，如果你实在有钱，“对景成欢，樽洒可也，笙歌可也，萧鼓可也，何必冒烟突火，动众惊人？”何况花爆这种东西，过耳不留，转瞬销灭，如果引发了火灾，还要承担罪责，所以应在当禁之列。
那时候，官府的告示就是法令，如有不遵，“即刻拿解辕门重究，决不轻贷。”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是设法赈灾，尽快恢复生产，但当时官府的苛派滥差十分严重，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他发布了到任后的第二道令《严禁滥差示》：
照得衙蠹之害，甚于虎狼，惨于盗贼。不肖有司希图狼狈为奸，往往视为心腹，用为爪牙。于是持票执签，纵横四出，而闾阎鸡犬为之不宁矣。尝见上司差到，下属送供给，送陋规，张焰树威，声势赫奕，下属畏差不啻畏上司。州县差到乡村，锁禁私食，索钱财，咆哮狰狞，见者股栗，小民畏差不啻畏州县。甚至借口押保，锁禁私拷者有之；假公勾摄，强暴逼毙者有之。而捕巡驿所等末员，亦往往有差役扰民之事。民之身家，安得有破碎耶！本部院深悉此弊，久经严禁在案，犹恐锢习未除，奉行不力，合行申饬。
吴琠向湖北民众郑重承诺：“本部院不差一人下司道，司道亦不许差一个下府厅，府厅亦不许差一人下州县，州县亦不许差一个下城市乡村。”自本示令发布之日起，如果仍有滥差及捕巡驿所等末员违禁滋扰者，百姓俱可到抚台衙门告状，定将官参蠹处，决不姑息宽容。
湖北兵变之后，一些黠猾之徒，指仇人为贼党，地方官清浊不分，只是蔓引株连，因而引起民怨沸沸，吴琠对此明察秋毫，所以他的工作重点不是审讯这些被株连者，而是惩治那帮诬告的奸人，对于听信诬言指良为奸的官员，也按律治罪。他在审理积案，平反冤狱中发现，好多冤屈者都是屈打成招，于是他发布了到任后的第三道令《饬禁酷刑示》：
乃有等不肖有司，喜怒任情，暴戾成性，不论事之大小，辄用重刑责打，草菅人命。甚或酷以济贪，肆行无忌。及间有一二稍知操守略识官常者，又往往自负才气，图博风力，一味严猛，全无仁心。嗟哉，小民何以堪此。……本部院痛切民隐，时加体察，风闻各属，颇有其人，甚至幺麽末员，亦或妄行恣肆。除一面访实参拿外，合亟通行饬禁。
吴琠号召各级官员，务心遵令改悔，如仍有酷暴重刑害民者，一经查实，必定严办。决不能让老百姓的生命作为官府的鱼肉。
楚地号称文武之乡，历代人才辈出。但是有些地方官，却时有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尊重人才的行为，或听信谣言，或受人蛊惑，对士子“轻则戒饬，重则褫革，绝不顾念胶痒，稍存优恤，”致使士气不振，士风日下，士习日偷，针对这种情况，吴琠发布了他到任后的第四道令《申饬培养学校示》：
为有司者，须知优重斯文，待士不体。遇到户婚、田土诸事，或为豪家势族所欺，或为强奴、悍仆所侮，务怜文弱书生，为之虚公审理，不得执有成心，故行摧抑，及偏听刁民蠹棍一面之辞，动辄申详，请戒请褫。为士子者，亦各确守规矩，潜心力学，无得干预户外，自取轻辱。其人品端方，文行兼优，拔出流俗者，该学即行举报府州县加意作养。
然而，湖北又有易伤生而轻抵命之俗，邻里之间，甚至兄弟叔侄，往往因为一段婚姻，或数亩田土，或一片草场湖荡，或一二逃仆嫁婢而引起事端，轻者拳脚相加，重者呼朋引类，互逞雄峰，每每发生伤毙人命的惨剧。康熙二十年时，荆州就曾因为修堤起衅，争斗双方各执枪棍，殴死李汉公等71人，事后为此抵命达24人。吴琠到任后，又发生了江夏鲁邦直等纠集百人活活打死张阿赵之子一案。这种争强斗勇的风气，给湖北的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压力，
为此，吴琠发布了他到任后的第五道令《严禁结党私斗示》：
睹彼前车，各宜猛省，宁弱无强，宁让无争，设有不平，徐俟经官申理，毋再斗勇伤生，毋再罹法抵命。敦淳良之习，乐无事之天，以仰副我皇上如天好生之仁，则尔等幸甚，本部院幸甚。倘此后不听本部院训饬，敢有仍前结党私斗者，该地方保甲即便协同擒送到官，无论事理曲直，先照光棍例问拟治罪，如地方人坐视旁观，致伤人命，事发一体查究，坐以知有谋害不阻当救护之条。
但是刑狱之设，为不得已而用之。吴琠还是希望这种事越少越好，他苦口婆心地劝喻大家：
谁无身家，谁无性命，谁无父母兄弟、妻子朋友。哄斗场中，此拳彼脚，莫知为谁，及打伤毙命，定坐首事及先下手之人。所争事小，所犯事大，非不共戴天仇也。及水落石出，结果归根，不特所争者化为乌有，而自己之身家性命，俱属全无。父母之恩何在？兄弟之欢爱何在？妻子之聚何在？朋友之交游何在？本部院叨抚是邦，窃恨凶横者既罹法网于前，何忍愚顽者复干律例于后也？
在这些令示中，体现了吴琠浓厚的人本思想，这与他出身于耕读之家，从小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官吏腐败，即使是禁止燃放炮竹，也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的。
事实证明，吴琠确有治国之才，经过他两年多的精心治理，湖北人心大定，吏治大清，再加上老天似乎也对吴琠格外垂青，连着几年风调雨顺，庄禾大稔；连着这几个“大”，是吴琠将湖北由荒旱芜杂变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是他卓越政绩的体现。
面对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吴琠的心情是平和的也是愉快的。他在《寿丁景明制台》一诗中说：
南辕复旆两湖安，江汉风清月影团。
荆雨四时都是粟，楚天弥望尽成兰。
心闲仰面看飞鸟，身健挥鞭笑据鞍。
黄鹤白云千万里，庾楼应愧此登坛。
这首诗是为当时的湖广总督丁思孔祝寿而作。丁思孔，字景明，号泰岩，是吴琠的顶头上司，在吴琠任湖广巡抚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人合作的很好，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一派春和景明的景向。
而就在此时，陕西又发生大旱，大量饥民流入湖北，给湖北经济和地方治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面对随处可见的嗷嗷待哺的饥民，吴琠与总督丁思孔一起发动各级官员捐俸救灾，在他们俩位地方最高官员的带动下，共捐得粮食8500石，全活灾民四万余众。
江南是鱼米之乡，历来是供应京师粮食的主要基地，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漕运。由水路将所征粮食解往京师或指定地区，每年都有几百万石，称为漕粮。运粮之船称为“漕船”，康熙皇帝即位之初，就将三藩、河务、漕粮当作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并专设漕运总督。漕运是一件十分复杂和艰难的事情，因运输困难，船只消耗，官吏侵吞，耗费巨大，有时甚至以十几石的代价运粮一石。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皇帝命令截留楚北漕米十万石存于荆州，康熙皇帝又命将荆州截留之粮由荆州的兵船运住襄阳，因为此时陕西的旱情仍很严重，如果旱情继续下去，秋收无望。运往襄阳的这批粮食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吴琠接到命令后，与储粮道王道熙仔细研究了运粮的路线，感到如果用兵船运粮，从荆州起程，“下至汉口，逆流撑驾至泽口之外，接替上行，方得抵襄，计程二千余里，势必耽延旬月。到时交秋水退，层层险滩，盘运愈艰。”现在原装漕船尚未返程，不如乘此水涨顺道，前往襄阳仅七百里，不过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但吴琠不敢擅断，将此意见上奏朝廷，康熙皇帝看后，大加赞赏，在奏折上批复道：“凡事如何与民有益，不致贻误，地方官知之甚明，详加筹划，从长斟酌。果于事有济，便宜即时举行。这运送米石，巡抚吴琠、粮储道王道熙即将原船装载，期于速抵襄阳。殚心任事，殊为可嘉。”考虑到漕船装载日久，行粮已尽，吴琠又动员在关官员减用捐俸，给每只漕船发米十石，顺利完成了这次运粮的任务。
康熙三十一年（1692）八月，吴琠的母亲陈老夫人去世，讣信到楚，悲痛不已，即刻交待公务，遵制回乡丁忧守孝，吴琠到湖北任职不满三年，但治理有方，百姓对其非常拥戴，湖北绅民有意请吴琠留任守制，请总督丁思孔代为奏请，吴琠闻之，痛哭力止。临行前谢绝一切赙仪，分毫不受，说：“非母之志也”。
吴琠在回藉守孝的三年里，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来往。身为朝廷要员，自然免不了会惊动地方官员，但吴琠安静如水，毫不张扬，说明此时的吴琠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
但康熙皇帝并没有如上一次一样让吴琠在家闲上六年。三十三年（1694）四月，湖广总督丁思孔改任云桂总督，湖广总督缺出，康熙马上想到吴琠，但此时吴琠丧服尚未到期，康熙皇帝对内阁大臣说：“吴琠有守有才，又能安静不多事，用得此人，与地方大有裨益。湖广总督即用伊，俟服满赴任。”
从“踪迹颇多”到“直戆能事”，再到“有守有才”，康熙皇帝对吴琠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一个既有操守又有才能的贤大臣终于被康熙发现了。
吏部的咨文是五月初八到达沁州的，而他的任期是从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吴琠接到任命后，随即上表谢恩，并奏请“服满陛见，恪承圣训，以惠地方。”康熙皇帝批道：“吴琠服满，不必来京陛见。”可以直接从山西前往湖北。也就是说，他对吴琠的信任，已经到了不需要耳题面命的地步了。
奏表是由吴琠的长子吴时谦送往通政司投进的。吴琠共有四子，长子吴时谦，字益臣，号诚斋。也就是在吴琠升任湖广总督这一年中了进士，他长期跟随父亲在衙署中生活，对官场的规矩和习惯较为熟悉，经常帮助父亲处理一些事务，秉承了吴琠清正廉洁的性情。在吴琠到湖北做总督期间，吴时谦在家主持家政，有个湖北的官员想得到吴琠的提拔，但又惧吴琠的清廉之风，便远道来到沁州，送给吴时谦珍宝万金，时谦坚辞不受，说：“家父一生廉洁，我岂能为了钱财而玷污了父亲的一世清名。”他一生中没有做官，但是在家乡却做了很多好事，乐善好施，赈灾恤贫，修桥铺路，名贯乡里；次子吴时讷，字敏臣，比起父兄来，他只读到秀才，最大的贡献是与郡守张兆麟修了一部《沁州志》；三子吴时谏，字信臣，贡生，以孝名乡里；四子吴时詠，字复臣，虽然也是一个廪生，但其学问渊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惜只活了47岁。按说吴琠的这四个儿子，都是有机会做官的，尤其是长子吴时谦，进士出身，既有资格，也有才能，为什么终老乡里呢？这大概和吴琠的家训有关，吴琠曾对四个儿子说：“我不喜尔等人人做官，只愿多成上乘好秀才，便是快境。”
吴琠于十一月十二日服满，十二日将服满日期照例报沁州地方官转呈朝廷，十三日即起程赴任，路上走了十七天，十二月初一到达湖北境内，初八到任武昌。吴琠的再次到来，与上次已有所不同。上次是巡抚，只管湖北一省军务，尔今是总督湖北、湖南两省军务，不惟是官升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巡抚任上的政绩已被百姓口耳相传，所以，吴琠的再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站在武昌江岸，远远望见那座雄伟的黄鹤楼，脚下是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不禁诗兴袭来：
重来汉口见层楼，隔岸晴川是旧游。
万里烟波来去稳，客心长似大江流。
转眼就到了康熙三十四年（1695），这一年发生了武冈事变，“武冈奸民，煸惑聚众，竖旗执械，汹汹莫或遏，公捕其首恶，置于法，劾罢激变州牧”（年谱）。武冈在湖南境内，今属邵阳市，当地少数民族居多。这一次事变的起因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官逼民反，或是因徭役过重，逼死人命，以至于激起民变，而且声势浩大，如果不当机立断，很可能会形成燎原之势，吴琠此次使用了武力，将带头闹事者绳之以法，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事。事后，吴琠为防止类次事件再次发生，发布了《严禁鼓众党抗示》，从中我们可看出一些端倪：
有因差粮人命等事，动辄恃众逞顽，执持枪棍，蜂屯蚁聚，群焉附和，甚至鸣锣扯旗，欢哗抢夺，此是第一非常不法异事。乃楚民为奸棍蛊惑，视为故常，往往见告初时，虽此唱彼和，似若众忿，未得指名，到底水落石出，首倡之人，明有王法，幽有鬼神，累众害人，必无幸免之理。
官府逼款催粮，酿成人命，才有这一次鸣锣扯旗的事变。这在吴琠看来是第一非常不法事，既然是事变，那就一定有领头人，虽然大家都不说，但还是被吴琠给查了出来，首恶必办，于是吴琠把他给杀了。
接着吴琠又劝喻协从者：
尔等所以聚集众人，奔走欢呼者，不过轻听奸徒，以为众口示公，易于动上官之听，不知如果有钱粮真正赔累，及差徭不均疾苦难堪者，合当陈诉有司，若有司不理，即据实上控，倘一控未清，不妨至于再，至于三。使事属真情，自然为区处清理，即或词多失实，迹涉健讼，终是良民。若肆然阻抗不纳，及群众嚣然拒摄，则是天地间之乱民矣，岂有乱民而为法可轻宥乎？
你们受人煽动，聚众闹事，以为人多势众，就可以使官府相信。如果真有钱粮赔累，徭役不均的事情，也应该依法行事，如果一告不准，可以再告、三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也会妥善解决的。即使事实有些夸大，言语不准，但你们终归还是良民。你们如果抗粮拒税，而且还要嚣然闹事，那你们就成了乱民，那有朝廷对乱民坐视不管的。
有人说吴琠此举是镇压农民起义，或许有些道理。因为这则告示是完会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发布的，丝毫没有为官府处置不当而激起民变的行为作一点检讨。吴琠作为清朝政府的封疆大吏，负有维护治安、安定地方的责任，他不可能对“汹汹莫可遏”的闹事放任自流，也不可能有“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观点，或者是去和起事的“乱民”谈判，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在朝廷和吴琠看来，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为了反抗封建制度下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使多少人饱受战乱之苦，生产为也遭到极大的破坏，然而生产关系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建立的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之初，或许还是开明的，但最终不可避免的仍然逃不出腐败和衰亡的命运，于是，就会再次发生起义，再次战乱，再次破坏生产力……，历史就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怪圈中演绎着忠臣与乱民的故事。
吴琠不会也不可能去改变这种历史，所以，吴琠对武冈起事采取镇压的举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吴琠还是对那些激起民变的官吏进行了处置，“劾罢激变州牧”，算是对这次事变的“乱民”一点安抚和交待。
这时的清朝天下，平定了三藩，统一了台湾，经过两次雅克萨战争，充分显示了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与沙俄政府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虽然在西北一带与准噶尔部仍有争端，但并不影响内地的安定，所以在康熙三十四年的冬天，朝廷再次裁兵，吴琠事先与有关官员进行了认真的筹划，事后又对被裁之兵作了妥善安置，使裁兵之事顺利完成。
康熙三十五年（1696），吴琠60岁，这一年正逢全国乡试。清朝时的举人考试，是有一定名额的，朝廷根据省份的大小、人口的多少、税赋的轻重而给各省下拨指标。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增加，但每增加一个名额都要向朝廷上交银两，只增加一年和永久增加上交的数额是不一样的。这一部分钱由地方政府支出，但得到实惠的却是苦读寒窗翘首相望的士子们，多增加一个名额，对于所有求取功名的士子们来说就少了一个竞争，多了一份希望，也算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为此，吴琠特意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请求增加中式名额，康熙皇帝准奏，湖广增额17名，其他省份也有酌量增广。
乡试在秋天的九月举行，俗称“秋闱”。但吴琠在七月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升补为都察院左都御使，消息传出，总督衙门“跻堂称觞，攀辕卧辙，争立碑、画像，以纪去后之思。”吴琠走的时候，湖广百姓沿江相送，以至“泣下吞声”。
加上任巡抚时的二年又八个月，吴琠在两次湖广的时间共四年又六个月，能够得到老百姓如此的拥护的爱戴，这在清朝历史上的整个官僚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伍、从今尽是安澜日
吴琠到北京都察院上任的时间是康熙三十五年十月，都察院是吴琠非常熟悉的地方，到湖北以前，他就是都察院的左副都御使，到湖北巡抚任上时仍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现在升为左都御使，成为朝廷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官阶为从一品。都察院是朝廷的最高监察机关，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官员们畏忌和害怕的地方，这就要求都察院的属员要有很高的素养和操守，稍一放纵，很有可能会使御使们借用手中的职权寻隙扬威，甚至挟私公报，造成官吏人人自危的局面。吴琠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工作作风入手，教育都察院所有的属员说：“司风纪者，当养人廉耻，不专以弹击为能，今吾谬掌台端，任大责重，要在正己率属，岂可见事风生，以亵宪体乎？”
这正是吴琠的忠厚贤仁之处，他认为都察院的职责首要在于要让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该做的，从而最大可能地减少他们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一味的挥舞着弹劾这把利剑，耀武张扬，见事生风，那实际上是对都察院自身职责的一种亵渎。
吴琠以他的清风正气统率着都察院衙门，从容坐镇9个月，一时“台省肃然”。
这时，正是康熙王朝的中兴之期，中国内地已经成为一统天下，正当壮年的玄烨集中精力对付准噶尔部在边疆的叛乱。明清之际，蒙古厄鲁特分为四部，散居在今外蒙西部至天山南路一带地区，其中准噶尔部在天山南路及青海地区。清初，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经常向东部喀尔喀部进袭，占领元贵族苗裔土谢图、扎隆克图、车臣三汗领地，并常进入内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喀尔喀三汗商定，请求清廷加以制止。康熙命令噶尔丹西归，噶尔丹不听，长驱直逼内蒙东部。康熙皇帝派兵进驻归化（今呼和浩特）加以阻截。二十九年（1690），康熙命亲王福全率军入蒙，并亲自率大军越过大迹山，大败噶尔丹于乌布兰，噶尔丹连夜逃走，随即表示降服。三十年四月，康熙皇帝亲率军巡视蒙古56旗，噶尔丹派人来归化朝见。自后又派人进表，清廷许其入贡互市。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不听昭令，与喀尔喀部相侵掠，次年康熙皇帝再次亲率大军十万，越过大漠，抵克鲁伦河畔，另路清军由西路北进，破噶尔丹军于昭莫多，噶尔丹妻被大炮击死。噶尔丹以数骑败走。三十六年二月，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大军从宁夏进发，同时收买噶尔丹的侄子策妄，噶尔丹进退无路，在绝望之中自杀，所部尽降。噶尔丹死后，阿尔泰山以东及青海地区各部落，都相率表示归服清廷，康熙皇帝将厄鲁特另外三个部落都划归喀尔喀，自此，阿尔泰山以东及喀尔喀以西千余里尽入清廷版图。
康熙皇帝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将走之前，将这一年主持会试的大任交给熊赐福、张英、吴琠、吴雯等4位大臣。开科取士，是朝廷的一件大事，主持这件大事的官员必须是德才兼备、皇帝十分信任的人。这是吴琠在任湖广总督时上疏朝廷要求增加乡试名额后的第一场会试，所以前来能加考试的举子比往年要多，达三千余人，而录取率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因为皇帝率军亲征，不在朝中，所以这一次主持会试的责任就显得格外重大，吴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事后，吴琠曾有一篇《丁丑会试录序》，其中有这么几句,大意是:臣吴琠乃山西的一介寒儒，蒙皇上幸遇，登第拔仕，先在中州任县令，后晋铨曹，再升卿贰，又出任抚督，入总宪台，这对于臣吴琠来说，已经是皇上殊恩，超逾格外，这次再蒙皇上授予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拜命之下，使我感到更加惶慌，唯恐自己愚昧疏略，衡鉴不当，有负皇恩，所以幽独盟心，图仰报于万一。
吴琠在这篇序文中借明代哲学家薛瑄的话道出了自己做官的信条：“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吴琠正是以此七条作为自己做官的座右铭，并毕生忠实地予以实践。
康熙皇帝虽然御驾亲征在外，但朝中的奏报还是要不断地亲送皇帝御览的，会试的情况康熙是肯定知道的。在大败噶尔丹班师回朝的路上，康熙皇帝在马上当着随行大臣的面表扬了两个人，一个是吴琠，一个是河运总督张鹏翮，说他们是好官。五月十七日，康熙回銮之后，即刻召见吴琠，再次称赞他：“做官无论是其属官，非其属官，及所参革之人，皆服他是清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
如果仅是皇帝说他是个好官，那还不排除他有阿谀逢迎之嫌；如果仅是下属说他是个好官，同样不排除下属对他有阿谀逢迎之嫌；如果是与他没有任何利害冲突甚至包括被他参劾的官员还有广大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一个好官清官，那么他这个好官和清官的名声还有什么疑义吗？
就在康熙皇帝召见吴琠之后的第六天，吴琠突然接到新的任命，调他去刑部担任尚书，而接替他都察院左都御使之职是被康熙同样认为好官的张鹏翮。
张鹏翮，字运清，号宽宇，清四川遂宁人，进士出身，由河运总督升都察院左都御使，一年后，吴琠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张鹏翮又接替吴琠为刑部尚书。同年十一月改任两江总督，三十九年三月又改河道总督，在任期间，治清口，塞六坝，修归仁堤，并采用逢湾取直的办法治理黄河，因治河有功，加太子少保。雍正朝做到了武英殿大学士。
刑部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操有生杀大权，凡死刑犯人，都要经刑部核准，方可执行，其职责比都察院又显得重了一些。吴琠从做确山县令开始，就非常重视刑事案件的公平与公正，重证据，轻刑罚，一生中拨乱反正，平反和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在做了刑部尚书之后，更加稳妥和谨慎，他说：“做官不能不用刑，然须一眼看定，察其轻重，不可使皂隶操生杀之权。”这一眼看定的功夫，既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当然，“人非圣贤，岂能一民不冤，奸宄无漏乎？但谨慎详审，勿恃才，勿任意，庶己无愧于心耳。”
本来，会试和殿试是应该紧接着进行的，但因为这一年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所以殿试改在七月，吴琠被钦点为殿试读卷官，其主要职责就是为皇上把关。古代的科举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门阀制度，主持乡试、会试以及殿试阅卷的大臣，都被举子们称为恩师，说起来常常会自耀自己出自于某某名臣的门下。吴琠在湖广时就主持过乡试，到京后又主持会试和充任殿试读卷官，其门生一定是很多的。九月，吴琠再次被任命为武会试的总裁，这是古代科举制度中专为武官而设的科目，考试科目分外场和内场，外场主要考弓马骑射，内场主要考默写武经和策论。本科参加考试的武举共1324人，取武进士100名，南北各半。九月进行殿试，仍然是吴琠充任读卷官，由此可见，此时吴琠在康熙皇帝的眼里，已经成为重臣中的重臣。
康熙三十七年（1698），吴琠62岁，七月初一，皇上命吴琠补授保和殿大学士，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