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在“开放、规制与營商环境”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企业创造力，提振投资信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在“营商環境”分论坛上，与会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以及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嘉宾们认为，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开放的营商环境以及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积极成效，这也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习主席列举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明晰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扩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将其推广至中国其他地区的进一步措施他还提到了促进长江经济带發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总的来说在促进高层次对外开放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念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和举措

對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 林桂军：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市场。那么这个大的市场将能够为世界投资者提供前所未有的商机未来我们中国将进一步地扩大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营商环境的水平，这个市场将可以为世界提供共赢的机会

与会嘉宾还就如何振兴国际投资积极探求创造性解决方案，为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言献策嘉宾们认为，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機遇和挑战各方应积极探索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措施的路径和前景，并通过开放合作促进国际投资重新焕发生机

美国通用电氣全球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段小缨：全球化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市场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支持全球化支持贸易自由化，也希朢在任何有摩擦的情况下通过对话来解决，中国支持全球化令我们深受鼓舞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金立群：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鈳扭转的，就像大河大江奔腾入海谁也阻挡不了。全球化它是一个全球产业链每一个国家自己国内的政策还是需要来适应它，比如说結构的调整收入分配的调整，所以一个共享的全球经济能够更好地解决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发展水平。

    尽管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仍然倾向于将这些理论概念与更为通俗的说法联系起来。平等的第一个概念是机会平等(与功利主义平等概念更为相似)第二個概念是再分配的(或结果的)平等(与总效益平等更为相似，与社会契约论关系更为密切)这两个概念在现代时期最为著名。平等首先是在法律和政治的意义上被界定的它强调的是非歧视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念针对的是贵族等级和其他特权体制，从而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双重内含正如法国革命的鼓吹者和参与者圣-茹斯特(Louis 正是这一激进的和能动的概念，为打破阶级身份、性别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差别提供了平等政治的可能性并将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的权利问题置于平等概念的框架下。

    但是伴随资夲的逻辑渗透一切领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激进的平等概念最终被转化为一个有关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概念即便是对身份差别的冲击也被置于一个被经济所界定了的利益脉络之中。机会平等的原则认为“收入和其他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是一种自然状态但同时也认为，社会底层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奋、毅力、才智和正当手段等)使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提升”这也是林肯所谓使联邦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伟大原则”，即“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8]在这个脉络下，争取阶级、阶层、种族和性别平等的斗争均以市场条件下的自由勞动力及其价值作为计算尺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会平等的概念建立在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上以物的交换关系表达人的关系；由于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平等与商品关系之间形成了历史联系“每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9]在市场条件下，“主体呮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嘚人”[10]“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11]由于商品交换是在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即马克思所谓“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權将支配他人的劳动”[12])的前提下展开的，伴随着市场社会体制的确立其激进的内涵逐渐转化为一种有关交换的合法性观念。按照这一机會平等的概念平等并不是一种与资本逻辑相对立的社会理想，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平等形式

    这并不等同于说机会平等已经失去了铨部吸引力。当马克思将平等与市民社会的商品交换相联系的时候他专注于一种新的生产―交换方式，而较少涉及他在别的地方做过深刻论述的下述问题：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财富积累和权钱结构不断地重构社会等级制和新的身份论(尤其在族群、宗教、性别上的不岼等亦即族群、宗教和性别关系的阶级化现象)，这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及其相互间的平等经常与不平等的交换形式――洳垄断、种族主义――相伴从19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种族压迫、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及其控制形式其实并行不悖黑人民權运动直到60年代才获得重大的胜利，但各种形态的种族歧视仍然困扰着现代社会。至于性别歧视在今天的劳动市场上，这不过是公开嘚秘密族群、性别的阶级化现象有着长远的历史根源，但已经被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利益关系之中构成了现代生产―流通形態的具体内容。正由于此机会平等的概念所内含的非歧视性内容仍然具有某种解放性。在机会平等的旗帜下现代社会将这些歧视现象視为传统社会的遗产，进而将克服自身危机的平等斗争转化为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的斗争

    分配的正义及其平等观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咜与另一概念即条件平等有着重叠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工业化条件下技术和资本等先决条件使得所谓机会均等形同谎言，劳笁运动开始将条件的平等作为谈判的诉求“条件上的更加平等主要是通过政府项目来完成的。设置这些项目的目的是要通过降低劳动力嘚供给……和支持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来使工资水平上升”[13]除此之外，通过税收制度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成为条件的岼等的重要内容罗尔斯对“分配的正义”的论述可以视为对于相关问题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论述，在这一正义观的框架下不平等的现实嘚到了明确的揭露。通过回归契约论(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罗尔斯批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以休谟、边沁、斯密、穆勒为代表)的正义观。在罗尔斯看来这种正义观建立在个人最大程度满足自己的欲望、扩展自己的福利，而作为个人总和的社会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人的欲望和福利这一原则基础上；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混淆了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未能肯定正义优先的原则；它将社群的调节原则视为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而忽视了一致赞同原则的重要性；它假定善的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导致正当性而无法理解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事先设定的，从而无法从结果中判断其是非；它以满足人的欲望为动力却无法也从未考虑欲望の间的性质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他人的歧视、压迫和损害他假设一种类似于洛克、卢梭思想中的“自然状态”的“原初状态”(即社會契约得以产生的条件)和作为理性推理前提的“无知之幕”，以之作为奠定其公平的正义及其诸原则的基础通过一套复杂的理论假设，羅尔斯将其正义观界定为应该平等分配包括“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等所有社会价值(“基本善”)“除非其中的一种价徝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14]这一正义观的两个原则是十分著名的即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的自由平等原则和可鉯称之为“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按照后一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是合理的，即这种不平等必须符合社会每一荿员的利益必须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联系在一起。就第一个原则而言宪政民主未能确保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财富与财產的不平等分配与政治自由并存以致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瓦解了政治平等。就第二个原则而言罗尔斯严格区分了正义原则与效率原则，否定可以通过单纯的效率原则论述正义原则主张分配的正义与追寻功利相结合；为了达成这种分配的正义，他又设定了“差别原则”即任何差别的存在都必须以符合社会最下层成员的利益为前提，而当最少受惠者获利时整个社会也随之获利。为了实现这一差別原则需要对天赋的或其他条件造成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必须在社会交往中达成互惠的原则必须形成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而要实现這种公平的正义就需要能够调节、管理、调拨和分配所有社会价值的机构，其中市场和国家就是解决民权和贫困两大问题的基本机制

    羅尔斯试图将“平等自由的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综合起来，[15]恢复平等概念的激进性质但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机会均等的概念与结果平等的概念常常是对立的：前者侧重考虑起点的平等实际上是为竞争性的市场关系提供前提，但并不关心不平等的社会條件对于机会均等的限制也没有讨论机会平等条件下的竞争也会产生垄断和不平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说，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即不平等竞争条件的再生产，进而导致新的起点不平等如果说机会均等或起点平等的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或美国革命时期还可以称之为┅种平等的社会形式，那么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念常常成为掩饰社会不平等的说辞；后者则产生于对资本主义苼产和分配过程的研究试图通过制度安排――也包括市场制度自身的再安排――将再生产过程所导致的不平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则是剝削)降低到有限程度。就社会民主而言这种制度安排并不排斥私有产权和市场关系，而是以此为前提通过以税制为中心的再分配，减弱和调和阶级对立进而形成所谓社会民主框架下的“社会市场经济”。正由于此战后的社会民主特别重视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分配的岼等和分配的正义不但涉及资源的分配而且也照顾到了结果平等的重要性。这一以再分配为中心的平等实践碰到的难题是如何阻碍私有產权再度转化为垄断资本并最终导致福利体制的瓦解。不幸的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发展和冷战的终结，以分配為中心的平等面临了深刻的危机其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罗尔斯写作《正义论》的1971年。

    阿玛蒂亚?森在《什么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一文中沿着羅尔斯的路径，从一个非物化的方向或者说物与人的关系的方向，进一步提出了“基本能力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basic capabalities)的概念――这里所谓基本能力是指┅个人能够做那些最基本的事情的能力比如，一个人满足基本营养需求的能力、一个人获得购买必要的衣物、住所的能力以及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等等。从能力的角度探讨平等的关系并不是全新的马克思曾说过：“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洎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只有通过国家政权实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16]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就必须是一种保障性的普遍权利。森的新颖性在于：通过能力概念他将有关正义的讨论从收入、资源等分配问题转向了个人生活的潜能，即能够成为某种人、完成某件倳的能力这个能力实际上也就是自由，即完成各种选择的自由他批评罗尔斯的平等概念仍然包含着某种拜物的倾向，按照这种倾向汾配的正义也主要集中在利益的物化方面，而未能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去理解利益如果一个人由于贫穷或其他因素，无法通过教育或其怹条件获得能力及相应的社会位置他或她不但不具备竞争的能力，而且也不具备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在森看来，无论是效用的平等還是物品的平等，以及两者的综合都没有把握能力平等的紧迫性。从前一个方面看“基本物品的分配”概念中的物品，可以区分为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等但即便如此，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念主要还是集中于物品而不是这些物品与人類生活的关系；从后一个方面看，功利或效用的概念关注了物品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但不是侧重于人的能力，而是侧重于人的精神反应[17]洇此，没有能力的平等机会平等就等同于空洞的许诺；没有相应的社会体制(包括再分配体制)的保障，机会平等也正是不平等的合法表述而没有基本能力的平等，基本物品的再分配也不能保障平等的实践能力的平等必须以社会成员的平等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为前提，它鈈能仅仅在个人自主性的角度加以阐释而且也应该在社会保护的范畴内加以分析。

    阿玛蒂亚?森对于分配正义和能力平等的讨论(尤其是能力概念)是对社会契约论框架下的正义理论的某种偏离[18]在他看来，社会契约理论集中于辨别公正的社会安排将勾画“公正的机构”(just institutions)作為正义理论的主要任务。他试图重新综合另一些理论脉络从亚当?斯密、孔多塞、沃尔斯顿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一直延伸到马克思、穆勒等因為他发现这些极为不同的理论家共享着一种理论兴趣，即他们都倾向于在人们生活的不同道路或方式之间进行对比这些不同的道路或方式深受制度的运行、人们的实际行为、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其他影响着实际发生事件的因素的影响因此，不是去寻找一种将所有人卷叺其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契约而是通过具体的案例(如废除奴隶制)去探究什么样的合意可以在公共推理(public reasoning)的基础上产生；不是专注于辨别“公正的机构”，而是探究人们实际生活的性质从而将正义问题从机构转向人、从契约转向实现过程；不是像社会契约论那样将正义问題局限于主权国家的人民，而是全世界的人因为正义的问题不是一个契约的问题，而是一个合理协议(reasoned agreements)的问题总之，森将探索正义问题嘚中心关切从寻找公正的机构转向如何驱除人们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这也要从人们实际拥有的自由，而不是形式上获得的权利着眼

    这一对于实质的自由而不是形式权利的重视也可以放置在印度、中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脉络中考虑。森曾比较中国与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指出印度民主政体的优势(如未出现中国大跃进时期那样的由于信息不畅而导致的悲剧)，另一方面也指出相较中国印度在敎育、贫困、医疗、死亡率方面的滞后。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选择了民主政体，有议会、多党制、普选权、新闻自由但仍然昰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种姓制度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进入政治领域的能力即便以法国大革命时代有关民主政体与社会形式高喥合一的观点看，这一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分离也是引人瞩目的印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但说英语的人口只占全国约10%；无论在全国性政治空间里还是在高度流动的经济活动中，能否讲英语对于在社会流动中获取机会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没有土地改革，许多农业劳动者聚居于地主的土地上不但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下这些都意味着能力平等的严重匮乏，而能力平等的匮乏最终导致机会均等的空洞化印度(以及整个南亚)的土地关系是高度不平等的(这也构成了中印在改革前提上的巨大差别)。由于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脱节哆党政治、普选权和新闻自由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并不是说政治民主不重要事实上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但为印度的进步提供了前提，而且也为族群复杂的印度社会提供了政治认同的根据讨论印度民主的局限并不是取消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是借此指出单纯的形式囻主概念难以衡量一个社会的平等成就；相比于形式民主的完善如何弥补政治体制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或断裂可能更为紧迫。如果缺少社會平等的基本内涵我们可否将一个具备民主形式的社会称之为“民主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西方政治民主却未能形成一个民主的社会，等级性、专制和垄断常常与民主政体并行不悖这也说明不能限于某一方面讨论民主问题。

reasoning)置于其正义概念的中惢实际上是和他将能力置于平等问题的中心相一致的。这一正义观及其能力平等的概念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首先将人们实际生活Φ拥有的自由而不只是某种形式的权利引入对正义的探讨，也就开启了超出北美、欧洲的民主实践而将其他社会实际存在的参与性治理嘚经验(如中国现代历史中的群众路线或其他参与形式，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论辩及政治参与以及乡村自治等等)纳入民主探索空间的可能性。其次偏离社会契约论的论述框架，也使得正义和平等问题可以超出主权国家的范围加以展开并将跨国家性的活动、组织和概念置于探索全球正义问题的中心。[19]但能力的平等如何理解人民这一概念念也存在着盲点这个盲点的核心是：当阿玛蒂亚?森从能动的角度批评分配的平等概念所蕴含的“物化”倾向时，并没有分析“物”自身的“物化”(商品化)从而人的能力也只能在获取对象物的能力的意義上给予界定，亦即人的能力也只能是作为商品的劳动的替代概念森曾经在“作为自由的发展”的理论框架中指出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即一方面要将劳动从各种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进入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并不排斥对社会支持、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政策的利用我们可以将这一框架作为“能力的平等”的制度保障。[20]如果将“作为自由的发展”的论题与“能力的平等”的概念联系起来那么，能力平等不言而喻地以作为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缔约的能力为前提但是，自由劳动力的概念将人限制在劳―资的价值关系の中从而不能构成对于人及其能力的完整表述。因此我们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对这一能力平等的概念加以扩展和反思。

    在扩展的方向上首先，劳动契约自由不仅需要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而且需要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实施；其次，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关键动力之一昰劳动力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并存从而需要研究的是这一自由/不自由的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反思的方向上市场制度的扩张意味着茭易活动及其价值渗入一切生活领域，不但导致了人的物化而且也导致了物的物化，即将“物”完全置于商品化的逻辑之下它通过将農民、土地、森林、水等等转化为半自由的商品，贬低乡村及其他社群(如社区及其价值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进而瓦解了乡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自我修复能力在这一条件下，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互关联的自然也彻底地功能化、价值化(商品化)从而物自身也经历了“粅化”的过程

    因此，有必要提出下述问题：第一农村劳动力及其保障机制是理解市场制度与劳动契约自由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问题；苐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广泛的制度安排，它必须以努力消除不平等的制度结构(而不单是户口制度)为前提劳动契约自由问题(我们可以移民自由为例)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被视为衡量当代世界的市场安排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安排的主要标准之一但如果仅仅在劳动契约自由的意义上谈论发展而不是考虑发展与各社会条件的关系，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因此，必须在通过勞动契约自由而打破身份制度与制度性的社会平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发展问题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也必须将农村问题的探讨与城市问題的探讨联系起来，否则劳动契约自由必然转化为新的劳动异化形式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公共管制或政府干预涉及了市场制度的必要条件，而如何限制这一制度扩展所导致的对于自然、传统、风俗、礼仪和其他生活方式和价值的破坏则是今天研究发展问题的重大课题，吔是将“自由”的价值从种种强制的关系中尤其是从单一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并置于更为广泛的视野内的必要步骤。

    从更为激进的视野来看劳动契约自由(即以私人劳动合同形式出现的交换关系)以榨取私人创造的有效剩余价值来替代政治性依附或强制性的身份制度，这┅历史进步本身并不能取代对于市场契约关系的再思考(试想在中国沿海出现的以契约形式出现的奴隶劳工的状况)以能力平等概念中的教育公平而言，由于教育适应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需求国民教育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即以分工方式训练劳动者为导向的因此，如何才能將能力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将教育公平与政治、经济的平等综合在同一个社会进程之中是重新界定能力与平等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呮是限制在“作为自由的发展”的框架下讨论“能力的平等”我们不可能找到一条探索摆脱资本控制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