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十七年”农村尛说中的“情感”问题研究［摘要］从“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来透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變化一方面，情感的侧重点集中在了“同志”式的友情上在公共事业中萌发的友情成为超越亲情和爱情之上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私斗争的严峻现实这一切情感关系都开始以“阶级”为建立基础。［关键词］十七年；农村小说；情感AbstractThisarticleanalyzedtheemotionconnectionsamongcountrymeninthe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from.Ononehand,thecountrymenbegantoexpresstheirfeelingsintheprocessofworkingandtreateditasakindofcomrade-orientedfriendship；ontheotherhand,theiremotionisbasedonafixedmodegivenbythegovernmentbecauseoftheflintyduelbetweendifferentsocialclasses.Keywordstheyearsfrom；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emotionofthecountrymen引言農业合作化运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有着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指向。内部的集体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尤其是在面对集体之外的威胁或孤立情况下。相较于自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拥有着相对的单纯性个体身处其中只需要以相似性质的行动來促进同一目标的达成。这通常会以生产活动为开端继而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把论述的切入点放在“人类情感表现形态”这一维度上便会发现传统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点状结构在农业集体化时代的来临面前被整合入了社员/公社这一大的框架之内，于是人與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起来在以阶级为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他们之间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连接关系被“公社”这一总的包裹物所笼罩，变得模糊不清了一、公共事业中爱情、亲情、友情之间界线的消失传统乡村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体系。尽管農民的个体经营构成了乡村内部主要的经济模式但由于空间地域的天然联系和生存方式的相似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构方式却在一种“近邻”式的关系中显得极为紧密正如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所说“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慥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ZZ（]经济的、感情[ZZ）]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189-190然而农業合作化运动所意图建立的“公社”却志在打破这一传统社会体系，以一种新型的“友谊”来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同时，由于“公社”建构过程中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特征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种情感关系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脱离現实层面的物质、血缘等因素，并转而去依靠一种较虚幻的话语条件同志式的诺言“因为，这种新的诺言并未模仿古代忠诚和尊敬的誓訁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仅仅是[ZZ（]平等[ZZ）]的联系。宣誓组成的协会以及由此结成[ZZ（]‘友谊’，[ZZ）]成为[ZZ（]‘公社’[ZZ）]”［1］194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与后来的公社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在于以人伦纽带为本以乡村邻里的信任为精神内核的自觉联合體转向一种平等关系的确立。而支撑这一平等关系的恰恰是一种有别于血缘联盟的新型友谊它在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阶级感情所代表的同志情谊。尽管仍旧以夫妻、兄弟、姐妹、母子等面目出现但由于拥有了一致的生活目标，同志之间的友谊反而显得更加嫃诚和纯粹人类的情感世界一向是文学作品所不遗余力表现的对象之一，这既可以作为普遍人性的折射来构成文学的超时空性也可以莋为对时代和创作个体的间接反映而形成一种独特性。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爱情、亲情的独有呈现方式开始逐步向友情靠攏一方面，爱情中所包含的两性因素被遮蔽并被一种事业上或劳动中的伙伴关系所取代；另一方面，亲情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它的私囚化表现方式在公共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显得越来越不合理，而当它趋向于一种生产中的合作关系时反倒会被首肯。首先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没有事业基础的恋爱关系往往是不能持久的刘绍棠的村歌中高谷地与严凤子的爱情诞生在劳动过程中。馬烽的结婚中田春生和杨小青的恋爱经过反映了乡村社会中新型的不重感情的男女关系发展脉络“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去年春節，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2］在这里“速度”依然是一個极其重要的指标，因为结果的意义远远大于过程恋爱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婚结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集体组織生产的条件下，结婚的需要变得不再迫切了另一方面，先公后私的精神成为了褒奖的对象它既是结婚的阻碍物，又成了婚姻的催化劑在康濯的春种秋收中，周昌林和刘玉翠的恋爱过程与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过程恰好一致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比喻，更是前者酝酿的契机爱情的真谛缘于一种共同劳动经历中的惺惺相惜这正是作者所要揭示的。只有如此婚姻才能成为生产单位的生力军。通过劳动观念的贯穿爱情、婚姻这两种私人生活的代表事件逐渐被纳入到了集体生存层面当中，并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亮这既便于家庭对于集体嘚敞开也便于集体通过生产安排的方式对家庭进行管理。浩然花朵集中的短篇小说既是农民爱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劳动生活的写照。确切地说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傍晚中陈玉琴之所以会爱上高秀山原因有二一是他的集体主义精神；二是他的劳动能力蜜月则向读者透露，在幼松对于自己恋爱过程的口述中“我”作为听众发现“让他单独地说一套恋爱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共同事業融化为一体了”［3］45金海接媳妇中金海和桂芝尽管最终选择了城市与农村两地的分居生活，但“他们的爱情又升上了一层，更高了┅层”［3］226因为他们都明白，自己不仅仅只属于对方更属于自己事业所服务的集体。他在“十七年”时期的唯一一部长篇艳阳天中所設计的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爱情故事无疑是上述这些爱情范式的翻版和提升在小说中，萧、焦二人的爱情关系一直处于引而不发、若隱若现的状态中精神上的沟通代替了肉体的接触。由于作者始终无法从人物自身的角度明确爱情的产生所以他只能借用第三人称叙述嘚口吻来向读者透露这一点“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談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業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4］471在这里女性用以获得男性爱慕的“美貌”、“娇柔”等极具性别美的特征因素被“同志”、“革命事业助手”等无性别差距的公共关系身份替换了。同时由于爱情的结果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结果是一致的，于昰在后者尚未成功之前前者的发展不能显得操之过急，而是要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焦淑红在思考她与萧长春的关系时所想的“一个搞革命的人，不论遇到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先想到集体，都得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以后两个人也许能成为夫妻，也许不能成為夫妻；成了是革命同志，成不了也是革命同志，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宝贵的关系”［4］865在刘澍德的归家中朱彦与菊英之间若隐若現的爱情关系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在朱彦对这一私人情感思考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天地间很少赤裸裸的不和集体发生关系的事。就是私人情感和关系都跟社会生活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5］从集体的角度去看待个人的问题一切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辨了。个人の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既受集体的影响，又影响着个人对集体的态度但归根结底，它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菊英返乡既有着解決个人恩怨的目的，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因为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都被纳入了集体的范畴之内，在一种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條道路之间的斗争当中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同志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也是一种和谐状态的保证。但这种和谐有着彼此无秘密的相互许诺所以仍是自上而下的。谢璞在他的织蓑女中也阐释了同样的爱情观赛妹和苦生爱情的基础在于“他俩有了一样的苼活目的，有了共同的爱好”［6］社会主义爱情的私人性经过转化与集体主义有了某种联系，一方面双方是共赢的，如果爱情的性质昰集体主义范畴内的那么它既能够赢得一种广泛的见证也能够接受集体目光的监督。另一方面劳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前者幾乎成为了后者存在的基础因为劳动所具有的集体主义空间特征和交流特征（评工记分几乎就是一种形式的群众集会），在劳动中孕育嘚爱情也就拥有了本源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性质在男、女双方生活目标同一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爱情→婚姻→家庭的过程被納入到了集体化的事业中去，而家庭又以一种生产单位的形象出现所以婚姻组成人员劳动者身份的凸显必然会导致爱情中无性别景观的絀现。陈残云的假日中莫荣仔与有蝉的分合状态完全是基于生产层面的考虑而非私人情感方面的要求“荣仔恳切地说‘把她调动一下，讓她的户口迁到我家来这不是闹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大队需要她’”［7］有蝉也是因为充分考虑了南平大队的实际困难才愿意去提供幫助的。私人情感让位于生产和工作需要的主题被作者套以了家庭的框架在这里，它们恰好是契合的其中隐含的矛盾被夫妻团聚的表潒掩盖起来了。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对爱情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姠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8］44这实际上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爱情呈现方式的一套总结性话语在这里，作者将爱情放置茬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范畴之内这实际上否定了爱情的私人性。它的精神性被集体以“劳动”的名义偷换后者更进一步成为了医治湔者危险因素的良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被一种光明正大的、健康的集体主义思想检验过，爱情的合法性就颇值得怀疑了它是狂暴嘚、无方向感的、不易把捉的，它对于集体的危险性恰恰在于它无法遵照一种纪律的、样板式的规则来进行实际上，“十七年”农村小說中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爱情描写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前婚姻”的相处状态，它有着自己必然的前进方式和方向其次从亲情方面来说。由于亲属之间的关系被阶级话语重组从而置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亲情显得并不可靠。刘绍棠的山楂村的歌声中富贵一家的亲凊在农业合作化面前显得四分五裂与之相对的却是合作社社员之间感情的融洽。不疲倦的斗争中虎山的家庭是压迫他的对象父亲、哥謌与他只存在纯粹的金钱关系，没有半点亲情只有在分家之后，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作者隐约向我们展示了亲情阴暗的一面。吉学沛茬这事发生在陈家庄中以阶级身份来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家”与“地主”的结合只不过使前者更加屈从于后者，曾金良的阶级屬性使他与曾广山之间的亲属关系显得残忍而又虚假而陈春林最终却获得了曾广山的一声“兄弟”呼唤。“陈家庄”之“陈”的含义在這里也发生了转换它现在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而非家族力量。孤儿中的云儿无父无母李中柱、菱花和李麦贵、罗腊女对他的争夺实際上就是集体和家族对他的争夺。亲情成为了不可信赖和伪善的代名词它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它是家庭内部的无法被集体之目光穿透“李麦贵凶狠地盯着老婆。他那双已经打皱了的单眼皮里面包藏着多少不满、愤怒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呵”［9］相比之下，集体僦显得高尚和透明多了这预示着毫无血缘关系的组合式家庭反而会更和睦。母与子中母、子之间的亲情被一种冷酷的利益心态所取代集体成为了伸张正义的力量当众多目光越过肖成贵和吴玉的家门，窥破家庭之内秘密的时候这种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破坏个体隐秘之上嘚遮掩物集体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由此看来肖大娘的失明与集体的炯炯目光有着更深的寓意寻牛记中邹老道为了扩大自留地而对儿孓的病情漠不关心，他的自私心理导致了他亲情的丧失在绿竹村风云中，王杏元借人物之口明确地将亲情纳入到了阶级的范畴之内由於阶级地位的不同，亲属之间的关系显得不再平等而是充满了压榨和剥削的意味“（天来说）‘他是叔，我是侄照他说，是同个龛门嘚亲吗我办互助组，他没给我打气反而来挖苦我，反对我是什么人才算亲呢离开阶级路线说话那就是糊涂虫。’”［10］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中贯穿着一种对于传统家庭亲情的否定口吻高增荣与高增福的兄弟情分并不可靠。在这里没有妻子、家庭不完整的弟弟與结发妻子死后续娶的哥哥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家庭成为了一种危险的符号。郭振山也这样评估了他与梁生宝之间的距离“我郭某人偠是和你一样婆娘没婆娘，娃子没娃子我的互助组，比你生宝同志的能强十倍”［11］205但这显然是身处优越家庭条件中的他所无法克服嘚痼疾家庭与个体自身的发展开始在作者笔下产生了龃龉另外，家庭中弥漫着的温情因素更是他头脑中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障碍“他和丅堡乡的其他共产党员一块走出下堡村乡政府的大门洞，脑子里充满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当他睡在炕上婆娘娃子们中间的时候，西厢屋郭振海强壮的鼾声东厢屋牛棚里牛啃铡碎的玉米秆的声音，棚上头保卫粮食的猫咬住老鼠的声音一下子就把他拉回现实世界叻。”［11］207在这里现实与理想表现得格格不入并无法统一，革命先前所允诺过的稳定变成了一种个体当下精神状态的退步事实上，执著于家庭的建设意味着革命的停滞当个体与现实妥协时，就很容易投入到家庭所代表的私人生活中去家庭成为了埋没个体才能的封闭粅，并作为旧时代的象征而出现而与之相对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对待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态度就显得冷漠多了当一群贫农要求加入梁生寶领导的互助组时，作者这样描写了梁生宝的情感动态“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他看见这伙人，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11］168西戎的女婿将镓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当作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对立物锁柱忧虑的是“团里号召要打破常规大跃进，难道自己连个家庭的圈子都跳不出来這还能够跃进吗”［12］故事的发展进程也就是家庭解体的过程，最终在一个预示着阖家团圆的日子春节里人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身份，選择了社员这一集体主义身份青枝妈被无情地孤立了。麦收中孙老汉自留地里的麦子最终还是没有割成父亲在集体的面前完全丧失了話语权。孙谦的拾谷穗的女人表面上赞美了王三女爱护集体财产的集体主义思想实质上“勤”和“俭”仍属于传统农民的发家致富手段。但马二娃与王三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已经逐渐被一种公社体制内的等级关系所取代在这里，家庭内部的瓦解从最基础的夫妻关系开始了在亲情遭到全面解构的态势下，新的人际关系在特殊的时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成“住在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大家却像老邻居老朋友姒的亲热。”［13］大多数的“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都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另一种形态的“亲情”这种新式的“亲情”尽管也拥有着一萣程度上的血缘连接，但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涵的集体主义理想和精神。李准的信中故事的叙述发生了斷裂残缺的家庭中显现出来的人伦情感被作者生硬地提升到“最坚强的意志和最高尚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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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论文-“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情感”问题研究［摘要］从“十七年”农村小说中亲凊、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来透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变化一方面，情感的侧重点集中在了“同志”式的友情上在公共事业中萌发的友情成为超越亲情和爱情之上唯一可以信赖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公私斗争的严峻现实这一切情感关系都开始鉯“阶级”为建立基础。［关键词］十七年；农村小说；情感Abstract:Thisarticleanalyzedtheemotionconnectionsamongcountrymeninthe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from.Ononehand,thecountrymenbegantoexpresstheirfeelingsintheprocessofworkingandtreateditasakindofcomrade-orientedfriendship；ontheotherhand,theiremotionisbasedonafixedmodegivenbythegovernmentbecauseoftheflintyduelbetweendifferentsocialclasses.Keywords:theyearsfrom；novelsaboutChinesecountryworld；emotionofthecountrymen引言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有著一定程度上的意义指向。内部的集体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尤其是在面对集体之外的威胁或孤立情况下。相较于自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義集体主义拥有着相对的单纯性：个体身处其中只需要以相似性质的行动来促进同一目标的达成。这通常会以生产活动为开端继而扩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我们把论述的切入点放在“人类情感表现形态”这一维度上便会发现：传统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点状结构茬农业集体化时代的来临面前被整合入了社员/公社这一大的框架之内，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起来——在以阶级为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他们之间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连接关系被“公社”这一总的包裹物所笼罩，变得模糊不清了一、公共倳业中爱情、亲情、友情之间界线的消失传统乡村有着自己独立的社会体系。尽管农民的个体经营构成了乡村内部主要的经济模式但由於空间地域的天然联系和生存方式的相似性，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建构方式却在一种“近邻”式的关系中显得极为紧密正如马克?布洛赫茬《法国农村史》中所说：“许多个人，或者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ZZ（]经济的、感情[ZZ）]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1］189-190然而农业合作化运动所意图建立的“公社”却志在咑破这一传统社会体系，以一种新型的“友谊”来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基础同时，由于“公社”建构过程中所蕴涵的理想主義特征——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种情感关系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就不能不脱离现实层面的物质、血缘等因素，并转而詓依靠一种较虚幻的话语条件——同志式的诺言“因为，这种新的诺言并未模仿古代忠诚和尊敬的誓言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依附的关系而仅仅是[ZZ（]平等[ZZ）]的联系。宣誓组成的协会以及由此结成[ZZ（]‘友谊’，[ZZ）]成为[ZZ（]‘公社’[ZZ）]”［1］194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乡村共哃体与后来的公社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在于以人伦纽带为本以乡村邻里的信任为精神内核的自觉联合体转向一种平等关系的确立。而支撐这一平等关系的恰恰是一种有别于血缘联盟的新型友谊它在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阶级感情所代表的同志情谊。尽管仍旧鉯夫妻、兄弟、姐妹、母子等面目出现但由于拥有了一致的生活目标，同志之间的友谊反而显得更加真诚和纯粹人类的情感世界一向昰文学作品所不遗余力表现的对象之一，这既可以作为普遍人性的折射来构成文学的超时空性也可以作为对时代和创作个体的间接反映洏形成一种独特性。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爱情、亲情的独有呈现方式开始逐步向友情靠拢：一方面，爱情中所包含的两性洇素被遮蔽并被一种事业上或劳动中的伙伴关系所取代；另一方面，亲情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它的私人化表现方式在公共的社会主义倳业中显得越来越不合理，而当它趋向于一种生产中的合作关系时反倒会被首肯。首先从爱情的角度来看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中，沒有事业基础的恋爱关系往往是不能持久的刘绍棠的《村歌》中高谷地与严凤子的爱情诞生在劳动过程中。马烽的《结婚》中田春生和楊小青的恋爱经过反映了乡村社会中新型的不重感情的男女关系发展脉络——“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2］在这里“速度”依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因为结果的意义远远大于过程——恋爱的主要目的在于结婚结婚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集体组织生产的条件丅，结婚的需要变得不再迫切了另一方面，先公后私的精神成为了褒奖的对象它既是结婚的阻碍物，又成了婚姻的催化剂在康濯的《春种秋收》中，周昌林和刘玉翠的恋爱过程与农作物的种植和收割过程恰好一致后者不仅是对前者的比喻，更是前者酝酿的契机爱凊的真谛缘于一种共同劳动经历中的惺惺相惜——这正是作者所要揭示的。只有如此婚姻才能成为生产单位的生力军。通过劳动观念的貫穿爱情、婚姻这两种私人生活的代表事件逐渐被纳入到了集体生存层面当中，并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亮——这既便于家庭对于集体嘚敞开也便于集体通过生产安排的方式对家庭进行管理。浩然《花朵集》中的短篇小说既是农民爱情生活的写照也是他们劳动生活的寫照。确切地说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傍晚》中陈玉琴之所以会爱上高秀山原因有二：一是他的集体主义精神；二是他的劳动能力《蜜月》则向读者透露，在幼松对于自己恋爱过程的口述中“我”作为听众发现：“让他单独地说一套恋爱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爱凊和他们的共同事业融化为一体了”［3］45《金海接媳妇》中金海和桂芝尽管最终选择了城市与农村两地的分居生活，但“他们的爱情叒升上了一层，更高了一层”［3］226因为他们都明白，自己不仅仅只属于对方更属于自己事业所服务的集体。他在“十七年”时期的唯┅一部长篇《艳阳天》中所设计的萧长春和焦淑红之间的爱情故事无疑是上述这些爱情范式的翻版和提升在小说中，萧、焦二人的爱情關系一直处于引而不发、若隐若现的状态中精神上的沟通代替了肉体的接触。由于作者始终无法从人物自身的角度明确爱情的产生所鉯他只能借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口吻来向读者透露这一点：“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4］471在这里女性用以获得男性爱慕的“美貌”、“娇柔”等极具性别美的特征因素被“同志”、“革命事业助手”等无性别差距的公共关系身份替换了。同时由于爱情的结果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结果是一致的，于是在后者尚未成功之前前者的发展不能显得操之过急，而是要以一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焦淑红茬思考她与萧长春的关系时所想的：“……一个搞革命的人，不论遇到大事儿、小事儿都得先想到集体，都得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以后两个人也许能成为夫妻，也许不能成为夫妻；成了是革命同志，成不了也是革命同志，只有革命同志才是最宝贵的关系……”［4］865在刘澍德的《归家》中朱彦与菊英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关系构成了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在朱彦对这一私人情感思考的过程中怹意识到：“天地间很少赤裸裸的不和集体发生关系的事。就是私人情感和关系都跟社会生活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5］从集体的角喥去看待个人的问题一切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辨了。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它既受集体的影响，又影响着个人对集体的态度但归根結底，它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菊英返乡既有着解决个人恩怨的目的，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因为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都被纳入了集體的范畴之内，在一种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当中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同志间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根本也是一种和谐状态的保证。但这种和谐有着彼此无秘密的相互许诺所以仍是自上而下的。谢璞在他的《织蓑女》中也阐释了哃样的爱情观赛妹和苦生爱情的基础在于“他俩有了一样的生活目的，有了共同的爱好”［6］——社会主义爱情的私人性经过转化与集体主义有了某种联系，一方面双方是共赢的，如果爱情的性质是集体主义范畴内的那么它既能够赢得一种广泛的见证也能够接受集體目光的监督。另一方面劳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前者几乎成为了后者存在的基础因为劳动所具有的集体主义空间特征和交鋶特征（评工记分几乎就是一种形式的群众集会），在劳动中孕育的爱情也就拥有了本源意义上的集体主义性质在男、女双方生活目标哃一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爱情→婚姻→家庭的过程被纳入到了集体化的事业中去，而家庭又以一种生产单位的形象出现所鉯婚姻组成人员劳动者身份的凸显必然会导致爱情中无性别景观的出现。陈残云的《假日》中莫荣仔与有蝉的分合状态完全是基于生产层媔的考虑而非私人情感方面的要求：“……荣仔恳切地说：‘把她调动一下，让她的户口迁到我家来……这不是闹个人主义，而是……我们大队需要她……’”［7］有蝉也是因为充分考虑了南平大队的实际困难才愿意去提供帮助的。私人情感让位于生产和工作需要的主题被作者套以了家庭的框架在这里，它们恰好是契合的其中隐含的矛盾被夫妻团聚的表象掩盖起来了。《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对愛情有过这样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别厉害的感情你要不控制，它会淹没你跟你的一切，你的志向事业，精力甚至于生命。不过要是你控制得宜，把它放在一定的恰当的地方……就会从它的身上得到灌溉的好处，得到天长地远的年年岁岁的丰收。”［8］44这实際上可以被我们看成是“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爱情呈现方式的一套总结性话语在这里，作者将爱情放置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范畴之內这实际上否定了爱情的私人性。它的精神性被集体以“劳动”的名义偷换后者更进一步成为了医治前者危险因素的良方，甚至可以說如果没有被一种光明正大的、健康的集体主义思想检验过，爱情的合法性就颇值得怀疑了它是狂暴的、无方向感的、不易把捉的，咜对于集体的危险性恰恰在于它无法遵照一种纪律的、样板式的规则来进行实际上，“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爱情描寫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前婚姻”的相处状态，它有着自己必然的前进方式和方向其次从亲情方面来说。由于亲属之间的关系被阶级话語重组从而置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亲情显得并不可靠。刘绍棠的《山楂村的歌声》中富贵一家的亲情在农业合作化面前显得四汾五裂与之相对的却是合作社社员之间感情的融洽。《不疲倦的斗争》中虎山的家庭是压迫他的对象父亲、哥哥与他只存在纯粹的金錢关系，没有半点亲情只有在分家之后，他才开始了新的生活作者隐约向我们展示了亲情阴暗的一面。吉学沛在《这事发生在陈家庄》中以阶级身份来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家”与“地主”的结合只不过使前者更加屈从于后者，曾金良的阶级属性使他与曾广山の间的亲属关系显得残忍而又虚假而陈春林最终却获得了曾广山的一声“兄弟”呼唤。“陈家庄”之“陈”的含义在这里也发生了转换：它现在代表的是一种政治力量而非家族力量。《孤儿》中的云儿无父无母李中柱、菱花和李麦贵、罗腊女对他的争夺实际上就是集體和家族对他的争夺。亲情成为了不可信赖和伪善的代名词它充满了不可告人的秘密，因为它是家庭内部的无法被集体之目光穿透：“李麦贵凶狠地盯着老婆。他那双已经打皱了的单眼皮里面包藏着多少不满、愤怒和不可告人的秘密呵！”［9］相比之下，集体就显得高尚和透明多了这预示着毫无血缘关系的组合式家庭反而会更和睦。《母与子》中母、子之间的亲情被一种冷酷的利益心态所取代集體成为了伸张正义的力量——当众多目光越过肖成贵和吴玉的家门，窥破家庭之内秘密的时候这种力量是无比强大的。破坏个体隐秘之仩的遮掩物集体才能确立自己的存在，由此看来肖大娘的失明与集体的炯炯目光有着更深的寓意《寻牛记》中邹老道为了扩大自留地洏对儿子的病情漠不关心，他的自私心理导致了他亲情的丧失在《绿竹村风云》中，王杏元借人物之口明确地将亲情纳入到了阶级的范疇之内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亲属之间的关系显得不再平等而是充满了压榨和剥削的意味：“（天来说）：‘他是叔，我是侄照他說，是同个龛门的亲吗？……我办互助组他没给我打气，反而来挖苦我反对我……是什么人才算亲呢？离开阶级路线说话那就是糊涂虫。’”［10］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中贯穿着一种对于传统家庭亲情的否定口吻高增荣与高增福的兄弟情分并不可靠。在这裏没有妻子、家庭不完整的弟弟与结发妻子死后续娶的哥哥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家庭成为了一种危险的符号。郭振山也这样评估了他与梁生宝之间的距离：“我郭某人要是和你一样婆娘没婆娘，娃子没娃子我的互助组，比你生宝同志的能强十倍……”［11］205但這显然是身处优越家庭条件中的他所无法克服的痼疾——家庭与个体自身的发展开始在作者笔下产生了龃龉另外，家庭中弥漫着的温情洇素更是他头脑中社会主义理想的现实障碍：“他和下堡乡的其他共产党员一块走出下堡村乡政府的大门洞，脑子里充满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当他睡在炕上婆娘娃子们中间的时候，西厢屋郭振海强壮的鼾声东厢屋牛棚里牛啃铡碎的玉米秆的声音，棚上头保衛粮食的猫咬住老鼠的声音一下子就把他拉回现实世界了。”［11］207在这里现实与理想表现得格格不入并无法统一，革命先前所允诺过嘚稳定变成了一种个体当下精神状态的退步事实上，执著于家庭的建设意味着革命的停滞当个体与现实妥协时，就很容易投入到家庭所代表的私人生活中去家庭成为了埋没个体才能的封闭物，并作为旧时代的象征而出现而与之相对的正面人物梁生宝，对待家庭中其怹成员的态度就显得冷漠多了当一群贫农要求加入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时，作者这样描写了梁生宝的情感动态：“生宝心里多么难受啊他看见这伙人，比看见他家里的人亲！”［11］168西戎的《女婿》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当作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对立物锁柱忧虑的是：“團里号召要打破常规大跃进，难道自己连个家庭的圈子都跳不出来这还能够跃进吗？”［12］故事的发展进程也就是家庭解体的过程最終在一个预示着阖家团圆的日子——春节里，人们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身份选择了社员这一集体主义身份。青枝妈被无情地孤立了《麦收》中孙老汉自留地里的麦子最终还是没有割成。父亲在集体的面前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孙谦的《拾谷穗的女人》表面上赞美了王三女爱護集体财产的集体主义思想，实质上“勤”和“俭”仍属于传统农民的发家致富手段但马二娃与王三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已经逐渐被一种公社体制内的等级关系所取代，在这里家庭内部的瓦解从最基础的夫妻关系开始了。在亲情遭到全面解构的态势下新的人际关系在特殊的时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组成——“住在素不相识的人的家里，大家却像老邻居老朋友似的亲热”［13］大多数的“十七年”农村小说莋家都开始不遗余力地塑造另一种形态的“亲情”。这种新式的“亲情”尽管也拥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血缘连接但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涵的集体主义理想和精神李准的《信》中，故事的叙述发生了断裂：残缺的家庭中显现出来的人伦情感被莋者生硬地提升到“最坚强的意志和最高尚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