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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在当代的失范与社会主义孝道的构建.pdf 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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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在当代的失范与社会主义孝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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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AbstractAsthecodeofconductincoordinatingrelationsbetweenfamilymembersinthefeudalsocietyofChina,thetraditional“feudalfiliality”wasthoughtcrucialimportanti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hichwasregardedaslatitude-longitudegridoftheworldandstandardsofpeople’sbehavior,beginningofthehumanrelation,andfoundationofmorality.“Filialpiety”associalideologycameintobeingwiththe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incertainstage.Havingbeenplayinganirreplaceableroleinvariousrealmsoverthepastflourishingthousandyears,thetraditionalfilialpietyhasbeentransformedfromreligiousethicstofamilyethics,fromfamilyethicstopoliticalethics.Inaddition,itplaysanactivepartbothincoordinatingrelationsbetweenindividualandfamily,familyandsociety,andincultivatingpersonalsenseofresponsibilityandobligation.However,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istmarketeconomy,people'slifestyle,systemofvalues,hencefamilyvalueshaveundergonesignificantchanges,thusresultedingreatchangesinfamilyvalues.Thetraditionalfamilystructureofmulti-generationhousinghasbeengraduallydisintegrated,turnedintoasmallernewtypeoffour-two-onestructure(thatis,onechildfamilywithtwoparentsandfourgrandparents).Andaseriesofsocialproblemsincurredconsequently.“Lovingfather,filialson”isoneofthetraditionalvirtueofChinesepeople,manyafamilynowadays,however,tendtoputtoomuchimportanceonthe“kindness”ofaparentratherthanonthe“piety”ofachild.Thebeliefsoffilialpietyinmodernpeoplearefadingout,consequently,thelossoffilialpietyphenomenaaredeteriorating.Variousfactorscontributetothephenomena,whiletheycanbesummarizedintwoaspects.Foronething,it’samatterofrealisticjustifications,foranother,it’samatterofhistoricalcauses.Thesolutiontotheproblemsistolearntheessenceoffilialpietycultureaccordingtotherequirements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etyonthebasisofcriticizingandinheritingV万方数据--------------------------Page2------------------------------traditionalfilialpiety,andmeltingmodernspiritsintothefilialpietyculture,hencetoconstructamodernf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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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第六章：人口与经济发展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第六章：人口与经济发展《放开生育刻不容缓》全文刊于《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2期，共有12章，本篇是第六章《人口与经济发展》作者：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 （一）人均财富 —— 人口是分母还是分子？&&&&&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富裕程度最常用的指标。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人们习惯把人口当成分母。在谈论中国GDP时，很多人会无奈道：虽然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但因为人口太多，人均GDP才排在中上水平。事实上，人口更多与人均GDP更低并无因果关系；更合理的表述应该是，虽然中国的人均GDP是中上水平，但GDP总量就已经世界第二了。&&&&& 分析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人口密度更大的国家，人均GDP甚至还略高一些，尽管关系并不显著。而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省，其人均GDP也大都排在前列；其他国家内部也大都如此。在中国内部，人口密度最大的5个省份依次是江苏、山东、广东、河南、浙江。在全国27个省区的人均GDP排名中，这5个人口最稠密省份分别位于第1、第7、第5、第19、第2位，即便是排名第19的，位于中部的河南，其人均GDP也高于同属中部、面积相当、资源更丰富、人口不到河南一半的江西。&&&&& &当然，即使富裕的地方真的人多，那也可能是因为富裕吸引人口而不一定意味着人多致富。但上面结果至少说明，人口越多越穷的说法与数据不符。实际上，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中性或略偏正面的因素（McNeill，1963；Hicks，l969；Glover、Simon, 1975；Jones，1981；North，l98l；Robin，1998；Simon，1998；Bloom等，2003；Lal，2006；Poot,2008)。&&&&& &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 中国的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数倍，但人均GDP却远小于美国。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但中国与美国的比较只有2个样本点，而前述分析则比较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结论更有普遍意义。当然，致富的因素有很多，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中国曾长时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处于最富裕的国家之列（Maddison，2009），但西方科技和工业革命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将中国抛在后面。直到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才走上正轨。虽然现在中国人均GDP低于美国，但增长的速度却远快于美国，说明两国经济之间尚未达到均衡状态。&&&&&& （二）财富是流量&&&&& 按视野不同，经济学分析在时间上有短期和长期之分，在空间上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同一行为在不同视野下分析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短期看来有利的事情，长期未必如此。比如，行业保护在短期内有利于企业维持市场份额和赢利，但长此以往却会弱化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降低市场效率，最终损害企业的自身利益。同样地，微观上有利的事情，宏观上可能没有意义。设想银行把1元换成10元，如果银行只对你一个人这么做，你的100万元资产将变成1000万，你变成几乎原先10倍富有。但如果银行对全民这么做，那相当于货币贬值到原先的1/10，人们的财富没有丝毫增值。也就是说，把1元换成10元这个行为在微观上有利，但宏观上却毫无意义。微观分析看的是外部条件给定时个体行为产生的效应，而宏观分析看的是所有个体的共同行为所产生的集体效应。&&&&& 要探讨人口与富裕程度的关系，需要明确财富到底是什么。从短期和微观的视野来看，个人或家庭的财富可理解为资产价值，是存量。但在长期和宏观意义上，衡量经济体富裕程度的指标通常是人均GDP，也即单位时间内人均生产和消费的价值，是流量。为什么不使用人均资产来衡量经济体的富裕程度呢？这是因为作为存量的资产在长期和宏观上的意义，不同于在短期和微观上的意义。比如，个人可以不断积蓄资产，积蓄越多的人，今后消费的能力相对越强。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过度积蓄，整体超过对未来的投资所需，那么不仅当前消费会萎缩，而且积蓄的资产由于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也将面临泡沫化。换言之，提高积蓄比例这个对个体有意义的行为，对整个社会未必如此。就像在体育场看比赛时，一个人站起来可能视线更好，但如果大家都站起来，整体效果可能还不如大家都坐着。&&&&& 在长期和宏观意义下，财富是流量而不是存量，这点从经济产出来看更明显。我们所享用的物品和服务几乎都是在过去一年、几年、或几十年内创造的。宏观上的存量如果不通过积累转换成长期创造流量的能力很快就会被消耗掉；葡萄牙和西班牙曾在殖民时代掠夺无数财富，但现在却处于西欧最贫穷之列。由于财富是单位时间内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经济体的富裕程度取决于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够实现多少匹配；每达成一次匹配，生产和消费同额增加，社会财富增多。那么人口对这种匹配的作用如何呢？&&&&& 首先，人口越多，居住越密集，现有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比如，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因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很稀奇的物品和服务都可能有商家和机构愿意提供。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需求和供给更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大城市的优势将来会越发明显。&&&&& 其次，人口越多，现有的需求和供给越可细分，专业化越高，劳动效率越高，匹配效率越高。比如，珠三角制造业中，各种专业的技术工种不计其数，相互关联，零配件的种类和型号更是数以千万计，这种专业化和综合化的优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难以复制的。&&&&& 再次，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复杂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需求和供给，孕育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达成新的匹配。比如，中国的航天、高铁或印度的电影都是中小国家难以支撑的。&&&&& 总体来说，广义的交易成本占GDP比例远高于自然资源的贡献，因此，只要发挥得当，人口众多的规模和聚集在节省广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甚至都可以弥补乃至超越自然资源相对较低的不足。如果把财富看成存量，分享的人越多，人均当然越少。但从长期和宏观的视角来看，财富是流量，是经济体内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的匹配。参与经济循环的人越多，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效率越高，循环越顺畅，人均创造和享用的财富也可能越多。如果把资源比喻成土，人口就是水。在土之上，水的充沛是经济之树茂盛的有利条件。&&&&& 春节期间大量外地人回乡，北京地铁变得宽松，让人觉得北京平时就是这么多人就好了。这是典型的用微观视角来看待宏观问题，即假设如果平时真的这么少人，地铁服务规模和效率还是一样。但如果平时真的少那么多人，北京的经济总量不会有这么大，建设地铁的需求和财力也没有这么强，也就没有这么多地铁线路和这么密的车次。要看北京人口减半的影响，不是去设想现有条件下，人口减半会如何，而是去看现在人口只有北京一半的城市如何。比如广州建成区人口大约是北京的一半，但广州的地铁里程目前也仅北京一半。&&&&& 一方面，人口一少，地铁马上就宽松了；但另一方面，人口少了也会降低地铁建设的需求和财力，并最终降低地铁服务的规模；但这个作用过程非常漫长，其效应间接而抽象。也就是说，减少人口的好处是短期和微观的，容易为人们所感受；而减少人口的坏处却是长期和宏观的，难以被人体会，尽管其作用可能更加深远。&&&&& 人口政策涉及国家民族之根本，必须从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把握。那种认为人口下降会提高人均财富的观念是短视和狭隘的，是用短期和微观的视角来分析长远和宏观问题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应该摒弃。&&&&&& （三）就业机会 —— 人多有利还是不利？&&&&& 控制人口的各种理由中，最荒唐的莫过于减少人口有利于就业。其实，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多需求大，工作机会也多。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超过欧美总和，但中国人口总量也大于欧美，衣食住行的需求也大于欧洲，因此工作职位也多于欧美。&&&&& 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的说法与事实相悖。比较世界166个国家和地区（其余无数据），以及中国除直辖市以外的27个省区，可以发现，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失业率倾向于更低，但关系不是很显著。这印证了，人口对就业的影响基本是中性，但略偏正面。实际上,过去30年，中国人口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往人多的地方迁徙。如果人口少有利于就业，那么人口应该往相反的方向迁徙。&&&&& 为何人口对就业的影响略偏正面呢？这是因为人口越多，求职者与工作机会越容易匹配。比如，在人少的地方，一个人有表演才华，因为观众太少也许只能把表演当成爱好，但在人多的地方就可能成为一个专业演员。再者，社会复杂性更高，容易孕育新的工作机会。如果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1/5，教师、零售人员、出租车司机这些职位可能也只有现在的1/5,但航天、高铁这些人口大国才能支撑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减少人口最终可能加重就业困难。孩子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生长、学习、婚恋、养育等过程，这一切需求都是工作机会的源头。低生育率下，许多这样潜在的工作机会消弭于无形，整个经济缩减，规模优势下降。而且，低生育率会减少年轻人的比例, 恶化人口结构。在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社会，除了医疗、养老、殡葬外，还有多少行业不是夕阳行业？&&&&& 还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有数亿人因为技能不足而不能充分就业，减少人口有助于缓解这个问题。但限制生育减少的是未来的孩子，并不是选择性地减少技能不足的人。相比现在的成人，孩子更容易适应未来的生活方式，更能发展未来所需的技能，所以限制生育结果是，压低了那些更适应现代经济循环的人口的比例，相对加大未来就业技能不足人口的比例，恶化就业形势。&&&&&&&&&& 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十多年大学扩招速度太快，从1998年的每年108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599万，增长了4.5倍，年均增长18.7%。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是一些行业的招工难。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的起薪已经与体力劳动者持平，说明大学教育可能超前于经济发展，或者说其提供的技能不足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大学生就业难，让减少人口利于就业的说法更有迷惑性。比如，一个毕业生申请手机软件开发的工作，因为竞争者太多未被录用。他可能会想，如果当年的生育率再低一些，竞争者可能就会少一些。这又是用短期和微观视角来看待长期和宏观问题。如果当年生育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会更少，手机市场的容量也会更小，申请的这家公司可能就不存在，或者没有足够的销售额来维持软件开发的职位。只是，减少人口降低竞争压力的短期和微观效应直接而直观，容易让人感受；而其消减工作机会的长期和宏观效应间接而抽象，容易被人忽视。&&&&&&&& 劳动市场除了就业难外还有招工难。在经济循环中，生产和消费应该是平衡的。但由于经济决策通常基于预期，而现实与预期经常会产生系统性偏差，从而导致经济失衡。如果消费需求小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萧条，这时有就业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小于工作意愿。反之，如果消费需求大于生产供应，经济就会过热，这时有招工难，即整体上工作机会大于工作意愿。如果有人既有消费需求又愿意为之工作，但却没有机会，说明经济失衡导致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会。同样，如果企业有消费市场却无法招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说明经济失衡导致低迷的工作意愿还未转化成消费市场的萎缩。因此，就业难和招工难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或者太少，而是由于经济失衡，也就是经济体内消费和生产偏离均衡状态。导致经济失衡的因素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 其中，内部因素是经济体的内生性振荡。在经济循环中，现实与预测的偏差不可避免，这种偏差通过个人、企业、政府的决策中广泛存在的正反馈机制不断传导、放大，最后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波动。比如经济危机时，企业可能会减少雇佣，这反过来又会降低消费，进一步加深危机。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与经济全球化又使原先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耦合起来，有可能加重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波动性。经济体的这种内在波动性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过热或过剩，因而可能会引发用工荒或就业难。由于这种内在波动性，均衡只是理想状态，而失衡尤其是结构失衡则是常态，所以劳动市场的就业难或招工难将长期性地伴随着经济周期交替出现，这与人口总量甚至人口结构没有多大关系。货币和财政等宏观政策可对总体失衡进行调控，但局域过热或过剩的结构失衡只能通过增加经济体内的润滑性和柔韧性、强化负反馈机制来缓解。&&&&&&&&&& 导致经济失衡的外部因素包括技术进步、人口变迁、机制改变等。尽管外部变化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劳动市场的严重失衡，但长期来看，只要不去人为扭曲结构，经济系统会自我调整，适应变化，最终形成新的均衡，让劳动市场得到缓解。本质上，劳动市场不存在多余的人。只要有工作意愿，任何人都拥有比较优势。换言之，哪怕这个人的每种技能都差于他人，他也可以接替他人相对低收益的工作，让后者节省时间来专注于更高收益的工作，最终通过交换达到双赢。这也是为何服务业创造工作机会的潜力是无限的。实际上，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更需要个性化、多样性和创造力，所以这样的时代，人的价值更大，人口众多的优势更加突出。&&&&&&&& 技术进步是引发劳动市场变化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有人担心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人力需求，如果不控制人口会有劳动力过剩。但技术进步对就业冲击只是短期的，长远影响则是正面的。上百年来，人类社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就业却越来越充分。分析世界各国和中国各省区的数据可以发现，人均GDP越高的地方，失业率越低。由于人均GDP越高，自动化程度通常也越高，这倾向于表明自动化程度与就业率是正相关。&&&&& 实际上，某种工作被机器取代，本质上相当于社会整体用更少的工作时间创造出同样甚至更多的产品，社会整体的受益要大于失业者的损失。因此，合理的政策是让失业者从机器化带来的社会收益中分得一定的补偿，让各方受益。如果失业者有工作意愿，那他们新的工作带来的产出则是新增的社会财富流量。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人类可以选择享受更多的闲暇，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个性化、创意性的物品和服务。&&&&& 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工作和生活规律不同，人口结构的改变是经济失衡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生育限制政策强化了这个因素。比如，近年春节后招工难的原因之一是，1990年代出生人数陡降导致当前新增年轻人口减少。虽然年轻人口萎缩既会减少年轻劳动力也会逐步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促成新的均衡，但因为新增劳动力的收入本来就较低，而他们中很多从事的出口加工业市场不受国内需求影响，所以消费萎缩滞后于劳动力减少，导致短期招工难。不过，招工难对中国未必是坏事，因为它可能让就业更充分，加快底层人群收入增长，倒逼技术升级，有助于中国尽快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然而，这些好处本可通过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来实现。而且，年轻人口的持续减少会弱化规模和聚集效应，并降低内需而损害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最终损害就业市场。&&&&&& （四）抚养压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由于人在不同年龄的消费需求和工作能力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经济循环的重要外部因素。这种因素的影响可以粗略地从抚养压力变化来分析。类似于国际上通常的标准，抚养压力可定义为被抚养人口/工作年龄人口；其中被抚养人口包括0至19岁的孩子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而20至59岁的则是工作年龄人口。假设2015年全面放开但不鼓励生育，那么抚养压力自1980起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1、年：抚养压力下降阶段；2、年：抚养压力上升阶段；3、2055年及以后：抚养压力稳定阶段。&&&&& 在抚养压力下降阶段，生育率下降带来孩子比例的减少多于老年人比例的上升，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则上升。其间，经济产出中有更大比例可以用于基本抚养以外的消费及生产积累，因而有利于经济发展，这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人口红利。由年世界各国的年龄别人口和GDP数据可以估算出，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根据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率变化数据可估算出，在1980年后没有生育限制的情况下，中国过去30年的抚养比变化轨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育限制政策从1980年起，对人均GDP年均增长的贡献最高不到0.4个百分点。相当于30年来最多只让人均GDP高了13.6% ，即最多快了两年，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15。因为计算过程中每步都是使用最宽松的假设，这个估算应该是一胎化贡献的上限。&&&& 中国抚养压力上升阶段始于2013年前后，大约会持续到2055年前后。其间，孩子比例下降少于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日本和德国是因为长期低生育率而最早步入抚养压力上升阶段的两个国家。日本的抚养压力在1990年由降变升，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名义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但2013年却比美国低26%，尽管这期间日元对美元升值和日本低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推高日本的人均名义GDP。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化被普遍认为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的主要原因（经济学人，2010；Krugman,、2013；大前研一，2010；Akram，2012）。不少人把日本的衰弱归咎于日元升值，但日本曾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真正影响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并非日元升值。&&&&& 德国的老龄化没有日本严重，而且其劳动市场和优势产业是欧洲一体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受益者，但德国在2000年后几年也陷入经济停滞（欧洲委员会，2008），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德国经济在近年好于欧洲其他国家。但是，德国的工资在欧洲一直不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德国在财政上的地位可能牺牲了其生活品质。&&&&&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30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低生育率带给中国的负面经济影响要晚一些。届时，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消费和生产将同步缩减；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相对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人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随着社会规模减小，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已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老化，规模效应下降。由于劳动力供给受人口结构变化比消费需求更直接，短期内劳动力可能趋于短缺，工作收入提高较快。尤其是需要年轻人的行业可能出现招工难，但老年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就业难。随着老年人占有的名义财富比例增加，年轻人啃老现象会更普遍。&&&&& 同时，资源需求的增长可能放缓，但缓和作用会被其他国家的资源需求上升所抵消。中国资源消耗占世界的份额将逐步降低，在国际资源市场上的地位将下降，也许会导致中国的平均购买价格升高。由于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变化的动力加强。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可能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年轻和中年人口减少，创造新产品的动力下降，旨在节省劳动的技术进步的动力变强，但资源节省型技术进步的动力变弱。随着年轻人口不断减少，整个经济将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 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低位，抚养压力最终会稳定于高位。到这个阶段，各年龄层人口将成比例减少，相对比例不变，但人口规模不断萎缩。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其痛楚只是不再加剧，但不会减轻。届时，经济系统已适应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更加渺茫。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微。&&&&& 总之，长期低生育率在前几十年会给经济带来非常有限的好处，但其后上百年要还债，后面的代价要远大于前面的好处。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的生育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扣除了其他因素如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于持续的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会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即使人口老化和衰减有巨大的负面作用，中国经济整体上依然会进一步增长。因此，所谓生育率持续走低会导致经济相对萎缩，是指与正常生育率的情况比较，低生育率下的经济增长相对更慢，并不是说经济规模在绝对意义上会很快萎缩。综合预计，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过美国，最后人均GDP会稳定在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到本世纪下半叶，由于人口规模大幅衰减，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又会被美国反超。如果中国能够提升生育率至更替水平，维持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人口优势，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也会更快，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之后会长期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在规模效应及更有活力的状态下，达到均衡状态时，中国的人均GDP会比低生育下的均衡值更高。换言之，走出低生育率陷阱会让未来的中国更富裕、更强大。&&&&& 目前，国际上大多数经济学家（Kelly、Schmidt，2005；Bloom等，2008）都认为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尤其重要。Robin（1998）、Prskawetz等（2007）认为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短期有益但长期有害，与本文结论相符。不过Bloom等（2010）也认为，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对亚洲未必是坏事。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大都基于现有经验的实证分析，而低生育率至今仅在极少几个国家发生，时间还不长，所以他们对低生育率长期危害的分析并不深入，而且他们的研究都局限于纯经济领域，没有考虑到人口规模在国力和文明层面对经济的影响。&&&&&&& （五）低生育率对养育和养老的影响&&&&& 低生育率对财政的影响，可以从政府对养育和养老的投入以及政府收入来分析。政府对养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教育。在世界各地，教育投入只占税收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用于抚养老年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5%，而养老开支则约12%。由于美国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的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及归还以前的赤字。赤字本质上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是个人工作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工作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投入。这个结论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对没有小孩的夫妻，尽管早年给政府节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12%的养老费用，也没有下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孩子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为更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年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 中国的情形与美国类似，税收占GDP比例将近20%，而教育投入是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将来工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未来用于养老的支出将可能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生育看似节省了当前的养育费用，但却大幅降低了政府未来的财力，更是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一种杀鸡取卵似的短视行为。&&&&& 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而工作者减少又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年人福利或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的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只有15%，未来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家庭生育孩子，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收益大于开支，但对家庭来说，在经济意义上则是“亏本的生意”。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养儿防老是养育孩子的经济动因。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生育政策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却因此受到惩罚。&&&&& 低生育率长期持续下去，整个养老体系面临崩溃。要缓解低生育率问题，需要经济奖励政策来抵消养老社会化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在中国生育水平如此之低，即使全面放开也难以维持在更替水平的情况下，政府应奖励而不是处罚多生孩子的家庭。真正合理的社会抚养费应是政府对多孩家庭的补助，而非罚款。如果担心这种奖励会让父母只注重生育数量而忽视质量，也可以把奖励与小孩未来的贡献挂钩，例如可把小孩纳税的一部分转移给自己父母养老，让抚养出高收入孩子的父母，获得较高的养老收入。&&&&& 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年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个观点从宏观来看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何种方式养老，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 除了房屋等使用年限很长的物品，老年人当年创造的价值在一代人之内基本都消耗掉了。养老积蓄并非把当年创造的产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把其投入于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兑现时，按相应价值来购买后面工作人口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其投入的未来生产能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人口衰减，未来经济规模会相对缩减，届时创造的价值总额萎缩越厉害，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那技术进步是否可缓解中国养老压力呢？&&&&& 不妨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分析技术进步的作用。假设在当前社会中，平均意义下，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5万元的价值，其中15%分给老年人，60%分给自己，25%分给孩子。这里老年人、自己、孩子所得份额包含各种财政支出，如公共建设、社会服务、行政、国防等的价值分摊。考虑未来两种情形，一是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不变，依然是老年人15%、工作者60%、孩子25%。二是严重老龄化社会，相应的分配比例是老年人45%、工作者40%、孩子15%。老龄化社会与稳定社会相比，老年人所得比例大幅增加，孩子所得比例下降。&&&&& 技术进步让单位时间的工作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假设30年后的稳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5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5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15（0.6×25）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5倍，享用的价值也是现在的5倍。由于老龄化和人口衰减会降低社会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老龄化社会的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通常要慢一些，假设30年后的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是现在的4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个工作者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将从现在的5万元增加到20万元。那么工作者分得的价值将从3（0.6×5）万元增加到8（0.4×20）万元，即劳动效率是现在的4倍，享用的价值只是现在的2.67倍。&&&&& 按上述假想数据，在同样的付出下，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53.4%。换言之，为了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老龄化社会的工作者需要付出几乎双倍于稳定社会工作者的努力。即使假设老龄化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幅度与稳定社会一样，工作者的享用价值在老龄化社会中只有稳定社会中的66.7%。总之，尽管老龄化社会依然有技术进步的空间，这种进步即便可以提高工作人口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却不如年龄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何况老龄化本身也可能延缓技术进步的步伐。&&&&& 而且，对压力和痛苦的感受主要来自横向而非纵向比较。纵向比较下，当前中国科技工业水平远胜于宋朝，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则比不上那个年代。现在普通人在生活上，特别是通信、交通、娱乐方面可媲美千年之前的帝王，但这种纵向进步并不会让社会整体感觉良好。决定老龄化压力和人口衰减的痛苦更多来自于横向比较，宏观上体现为中国整体国力在世界上的衰弱，微观上体现为工作人口在其创造的财富中享用的比例走低，比之年龄结构稳定的社会，工作人口的相对压力更大。这还不包括老龄化给家庭亲情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挑战。&&&&& 对外投资有助于避免本国经济相对萎缩对养老的不利影响，是支撑养老的方式之一。这本质上是让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给本国老年人养老。中国在2014年亚太峰会上，表现出大规模投资海外基础设施的意愿，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口颓势下不得已的选择。用这种方式缓解养老压力的前提是，接受投资的国家能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回报，并且总体上能形成足够的规模来支撑中国养老。但是，在未来数十年内，尽管有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的不利影响，由于城市化和技术进步以及过去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底子和相应的聚集效应，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依然高于世界平均。在扣除交易和风险成本之后，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收益未必显著高于国内投资。&&&&& 更重要的是，中国体量太大，没有谁撑得起给衰老的中国养老的责任。在201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例按名义汇率是12.2%，按购买力平价是15.8%。在达到相对顶峰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例也许可达到30%以上；其后随着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这一比例也将大幅萎缩。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将难以出现像过去30多年的中国这样体量巨大、一体化的、聪明勤劳、追求世俗成功、擅长经济发展又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西方和俄罗斯本身都受老龄化困扰，甚至需要靠其他国家来养老，印度、东南亚、中南美洲、中东和南部非洲除了人口优势外，其他方面则差强人意。虽然这些地区的经济会继续增长，但像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的那种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现象难以再现。&&&&& 此外，中国要从对外投资获得高额回报，投资接受地除了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外，还需要有成熟而开放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机构需要强大的竞争力才可能从中受益。在中国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的前几十年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在现有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经济规模有限，缺乏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环境，难以形成庞大而高效的资本市场。中国货币至今还未真正国际化，资本市场仍未开放，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在语言、文化、历史经验上都没有优势。&&&&& 虽然在理想状态下，资本的流动是互惠的。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各国既合作又竞争的现实不会改观。而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本，未必会充分顾及国家的政治、军事、产业上的战略利益。（全文共有12章，本篇是第六章）推荐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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