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藏南问题_【中印藏南问题】中印藏南领土问题终于要解决中国不战而胜-疾风资料库
中印藏南问题_【中印藏南问题】中印藏南领土问题终于要解决中国不战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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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藏南问题】中印藏南领土问题终于要解决中国不战而胜
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还真的没有打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燃料，这就是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现实。当时北京的公共汽车都背着一个大气包，有的公共汽车后面背着个炉子，烧木炭驱动发动机。汽油和燃料全部运往了东南沿海前线，而且还少的可怜。没有人卖给我们油。我们还记得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吗？闹的天翻地覆说到底就是为了油料。德国还指望着从巴尔干半岛撤退的这支装甲兵团保卫德国呢，但是让瓦尔特给炸了。虽然德国没有守住不全是这个原因，但是肯定有这个原因。战争需要燃料。后来的事谁都知道了，英国有个军事家说，中国军队像热刀子切黄油一样解决了印度军队，中国军队大获全胜！问题是，中国那点燃料也在战争胜利后几乎耗干了最后一滴。战争期间，千百个运输兵牺牲在蜿蜒的川藏公路上，几百台坠下悬崖的车辆在燃烧。这些车辆三分之二装着上山要消耗的油料，只有三分之一是前线急需的物资。离战区还有几百公里就不通车了，上万头牦牛慢吞吞的走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在东南沿海，几百股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先遣队不断的向内地疯狂渗透，海面上艨艟巨舰鬼影憧憧。神州大地已经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中原因为旱情严重颗粒无收。中南海里，毛泽东已经宣布不再吃肉，周恩来消瘦的面颊上眼睛显得更大，更忧郁。这就是当时的共和国，乌云压城城欲摧。回过头看那段历史，我们实在是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问题是，我们当时能这么说吗？从战况上看我们的胜利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的军队已经越过藏南挺进到印度的腹地，战士们的棉裤被茂密的热带植被撕烂，变成了“棉裤衩”，沿途的印军扔下武器投降，还与我们的战士抢饭吃。整个印度犹如惊弓之鸟，上亿人开始向海边大逃亡，恒河上漂浮着无数争渡落水的死尸。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美英开始大量军援印度，而苏联不帮中国帮印度，也送去了大批军援。印度的后备军正在组建，大批的美、英、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到这些部队里。毛主席说，这一仗打下来能保持三十年的和平！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真的需要和平。如果我们在藏南维持一支常备军，当然可以保卫藏南，问题是怎么维持？一个师的物资供给需要五个师运输。车辆油料怎么办？牦牛能常年保持几万头的往返次数吗？假如一个师不行呢？两个师，就要是十个师搞运输，车辆、油料、牦牛又要增加一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打了几十年，真正死在枪炮下面的很少，人员基本都死在了路上。一个在高原作战的士兵，维持他的给养需要五到八名士兵背上去，这最后十几公里，牦牛都上不去。半个世纪零二年过去了，我们保持了中印边境五十二年的和平。五十二年后的今天，西藏又修了两条公路，特别是青藏线，沥青铺装，运输量大增。更重要的是我们将铁路修到了中印边境不远的地方，一个昼夜可以输送三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师和装甲师。最近，拉日铁路通车，外电形容这是中国在中印边境打的又一个漂亮的左勾拳。目前，西藏不但有N个大型的国防工程，储存着十几个师的武器装备，以及足够的油料，还有N个大型的空军基地，驻扎着战斗轰炸机。目前，中印边境两边的实力对比已经彻底的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逆转，特别是在永久冻土上修建的铁路，不但彻底的解决了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也极大的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观印度，未来百年也不可能修一条铁路进入中印边境地区，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高度阶梯差太大，别说修铁路，就是修公路都非常难，以印度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印度目前的解决之道就是花大钱购买美国的C17，然后在离边境不远的地方建机场。一旦开战，中国甚至不用导弹和战斗轰炸机，就是远火都能轻易的覆盖这些机场。当年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拱手相让，现在怎么可能会拱手相让呢？藏南问题现在是个政治问题。据外电统计和预测，2028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一个发展跟不上人口爆炸的未来在等着印度。也许有一天，藏南问题瓜熟蒂落，中国不战而胜。另外关于62年对印战争在一片胜利之声中突然单方面停火，然后在印度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之时就全面撤军，基本回到原实控线的原因，我就比较熟悉与肯定了——其实一般的业余军事爱好者也都明白——天然地理、气候条件导致的后勤保障难以长期保证是我军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注三）。这直接致使PLA无力在藏南地区和印军长期大规模作战，主要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当然，当时还有另外一些对我不利的因素），62年的军事胜利才没有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对于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总而言之，藏南问题的来龙去脉与现今坊间最流行的简单化解释之间有着相当的实际距离，它或者放大了说——中印边界问题——大背景其实是和整个西藏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与中国主体分分合合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不了解这些，也就无法了解中国没能及时将藏南纳入有效管制之下的种种原由。小子不自量力，竟欲作一小文，以对藏南问题的历史及背景略作管窥之引。然而以在下的浅薄见识，文中充满谬误自是难免，所以还请方家不吝斧正。正文:首先，按中国写文章的老规矩，先得上一堂历史课。本文本来就是要谈历史的？那就先讲更老的历史。没从盘古开天、三皇五帝说起，就已经很节略了^0^西藏现在毫无疑问是中国的领土，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把西藏归属中国的起讫一直上溯到唐朝，那确实有点夸张了。吐蕃是唐朝最大最强的外敌，双方在长达百年里一直打得你死我活，所谓“甥舅之盟”的“友好交往”，其实不谈也罢。总而言之，唐朝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认为吐蕃是自己的藩属。五代十国，中原混战，而到了两宋时期，吐蕃已经崩溃，而赵匡胤以玉斧划界后，对大渡河以西不闻不问成了中原政权的国策，西藏地区几乎从（中国）史书上消失了。元代设理藩院，可以说是将西藏纳入中国中央ZF统治之下的开始，但元对西藏完全是遥控，既没有派军队也没有派官员进藏驻扎，西藏此时基本仍然属于是外藩。明代对西藏方向的边疆政策和元差不多，甚至在青海方向还有收缩。众所周知，明代对于开疆扩土，开国初叶之后一向没有什么大兴趣。西藏无可否认的归于中国，不得不说是清朝的功劳。其实据我个人看史料得出的印象：清开始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也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注四），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清廷更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康熙年间，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部，结束了长期以来，西蒙古部落对于西藏世俗政权的轮流控制。不过，此后不久，可能出于政治原因或是后勤问题，清军也又退出了西藏。西藏内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尼就在这时也成为清的一个外藩），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留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又以“金瓶掣签”制度直接控制了达赖、班禅等喇嘛教主要*的产生，由于喇嘛教及其高级*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这种制度不但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西藏的控制，更证明了西藏的最高权力已经合法转移到中国中央政权手中。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但是，由于文化及地理、气候原因，终清一朝，都没有对西藏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旧藏地方ZF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作者注：旧藏地方ZF名称一般被叫做嘎厦）控制，历任清驻藏大臣，除了对于少数重大事件和涉外及安全事务会比较积极参与外，对大多一般事务方面往往不加过问，长期如此行事之后，其甚至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所以，西藏的实际行政权力仍然基本被政教合一的嘎厦控制。清亡前数年，由于英国势力不断入侵及与以十三世达赖为首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一系列冲突，清曾再次派遣大批军队入藏，直接控制了西藏，驱逐并宣布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并计划在西藏进行改土归流，但没来得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后，由于内地大乱，再无人过问西藏，藏族地方势力趁机击败军心动摇的原驻守西藏的清军，并迎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其后在西藏建立起了一个以达赖为首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以政教合一和农奴庄园制为基础，对外主要依拢英国、对抗中国，由于各种因素，这个小政权成功维持了近四十年不受挑战的独自统治西藏，甚至偶有“对外斩获”。这段时间自然也就成了如今达赖流亡集团心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了。这里俺忍不住要暂时扯开主线，谈几句题外话——如今，所谓的“西藏香格里拉论”甚嚣尘上，不仅在欧美，甚至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小资”或是“艺术家”声称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如何符合“天人合一”的精妙思想以及如何“与自然最和谐的相处”，其中很有人或明或暗、或曲笔春秋或赤膊上阵的批评近几十年来对于西藏社会及生活的改变。俺并不反对如果有人自己愿意，可以去过“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但据俺所知，至少俺们国内这些最“热爱纯朴充实的自然生活方式”的主大都住在钢筋混凝土森林的大城市中，似乎没几个打算把户口搬到西藏去的，即使是西藏首府的拉萨市都不干。当然，如果进一步要求他们捡牦牛粪生火、几年不能洗澡确实属于故意出难题了，虽然这确实是西藏原来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本来，环境保护和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完全正确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也确实令人向想不止。但万事过犹不及。把原来实际极为艰苦的西藏平民生活吹得天花乱坠原本是达赖流亡集团与外国一些媒体、作家基于共同利益（外国人倒不一定都是出于反华，很多更是为了名气、金钱和推销自己的理念）结成的宣传同盟所为。实际上，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工业化以前，都可以说有一副“田园牧歌”式的外表，但在这个外表下，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营养不足、疾病流行、短寿易折，更不用说信息闭塞、等级森严了。西藏旧有生活方式有一些好的方面，但它更有差的或者说不适应当代现实的一面，当外界的情况、影响足够多的渗入之后，就不可能继续不变的维持下去。最简单的例子：对于一名普通孩子来说，可口可乐就是比无任何污染的天然矿泉水更好喝；对于几乎所有的普通人来说，电视（通常是各式各样的肥皂剧和综艺节目）的诱惑力也远远超过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戏剧。虽然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旅游者多会认为，前者都是垃圾，后者才是极品。但我也相信，把任何一名这样认为的外来游客扔进“原生态或田园地区”三个月，回来后他（她）的首先最想做的事十有八九就是一边大嚼“垃圾食品”一边看“垃圾节目”。至于那些能对遇难的登山队员,大唱“胆敢挑战神山的人死得很好”的“充满对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相处之爱”与“真正尊重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权”的“爱心正义人士”，他（她）们这种人的所谓“爱心”与“正义”，只不过是一堆狗屎。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1912年后影响西藏的大环境、大走向，大家一定比较熟悉了。民国年间，中国长期混战不止，北洋ZF时期几乎是对西藏不闻不问，国民ZF时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它的另一个针对对象是外蒙），并成功说动在拉萨设立了联络处，但除此之外，实际收复工作也没有多大进展。这段时期西藏在实际管制上是完全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现在达赖集团制造的“独立西藏”的理论主要也正出在此。不过幸好的是，由于旧藏那些*、贵族们的水平还远比不上清末的军机大臣，再加上当时英俄大角逐尚有余波的因素，旧藏ZF没能实现得到外部正式承认其独立的企图，使得中国对于西藏整体的主权，在法理上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挑战。但这期间发生了一桩对后来的藏南甚至整个西藏问题都影响深远的事情，对了，就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导致“麦克马洪线”出笼的西姆拉会议。其实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野心远不止于要划一条中（藏）印东段的麦克马洪线（附图九-1)，事实上，那仅它的次要目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将整个西藏（还不止于现西藏自治区的地理区域）都从中国实质分裂出去，以作为英控印度次大陆的“缓冲区”的计划（附图九-2，请注意所谓的“内外藏分界线”）。不过这没有得逞。对此，可以参考Alarm兄已在河里的转过的《“麦克马洪线”的三重含义》一文。具体来说，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日，英方代表在德里与藏方代表夏扎一份秘密换文中，在附件中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的地图。夏扎签字真正的理由已经不得而知，一般认为，既是因为他畏惧英国两次成功入侵西藏的历史而屈服于英方的压力，也是由于垂涎英方私下答应赠给西藏的5000支枪、50万发子弹（后于1914年出售给藏方），及将在外交及其它各方面上支持西藏的许诺。旧藏ZF一开始对麦线的态度如何，如今已无从确实考证，可以肯定的倒是：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更关心的是“汉藏分界线”，而且他们对此的胃口大的惊人，对夏扎这方面的成果很不满意，例如十三世达赖就在召见夏扎时，就指责他同意将藏区分为“内藏和外藏”，而不是在坚持在条约中将整个藏民聚居区域都划为“西藏”（《喇嘛王国的覆灭》P33-34美梅.戈尔斯坦着，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似乎达赖对于割让麦线以南并没有表示太大不满，当然这也可能是达赖或记录者更关心其它方面的缘故。而且由于英方认为让西藏保持在中国一个虚宗主权之下的实质独立对英国更有利，并把此写进了西姆拉条约，这更令藏方不满（喇嘛和嘎伦们想要得到完全独立的承认）。所以当后来发生达旺之争时，旧藏ZF以中方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为由，表示不承认这条边界线（但1959年达赖出逃后就又承认了）。不过，也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否认并不彻底干脆，而是用词相当含糊。根据以后多年藏方各次表述，可以比较肯定的推断：藏方对于麦线，至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真实底牌是暂不承认，等英方能迫使中方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或者以新约方式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西藏方面就会承认麦线作为对英方的报答（注：此推断主要基于《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提供的资料）。不过不管藏方内部是如何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的，藏方毕竟没有否认夏扎的签字效力，所以签约之后，英方对于麦线还是非常满意，梅.戈尔斯坦记录到一位查尔斯.贝尔爵士（抱歉，没查到他官居何职，从语气看应该是个大人物）总结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的收获“……五。西姆拉协定包括割让西藏的达旺地区给我们，这片土地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西藏还割让了东北部边境地区部落的一大片土地……”（《喇嘛王国的覆灭》P33）1935年英国植物“探险学家”肯东瓦德（F.KingdomWard）事件，是引发达旺实际之争的主要导火索。肯东瓦德事件本身还是老一套——未经许可自行入境，私自采集标本，被地方官吏逮捕，于是大英帝国表示严重关注其臣民的命运云云——我们就不谈了。反正据说（当然是英国人说），在对肯东瓦德是否确实越境的调查过程中，英方官员“再次发现”了麦线，随后当然是据此提出了领土要求。嘎厦由于在班禅事件上正有求于英方的支持，所以对此事采取了含糊的拖延战术，除了并不实际撤退驻达旺地区的人员外，在口头上不时说些英方爱听的话。以至于当时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帕特（Battye）中尉在电报这样向英国ZF报告——“西藏ZF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即麦克马洪线，作者注）。”（《喇嘛王国的覆灭》P235，摘自英国原印度事务部档案，L/PS/12/4200，印度ZF国务大臣致新德里外交和政治部的电报）另外对此事，后来中央派遣入藏工作的高级干部杨公素引述嘎厦官员的回忆说：他们（英国人）是根据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提出这一要求的（因为藏方是正式签过字承认西姆拉条约的）。这就又有个问题——西姆拉条约后的附图上到底是一开始就和那个私下换文中麦线是重合的，还是原来两者是不同的——按说原始地图的制作者都是英方（中方在会谈中受到有意的边缘化，而藏方，按英国人的说法是“根本不懂画地图”），两者重合完全是合乎逻辑的，杨公素的回忆中，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原话是：“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个手脚，这个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但另有一种说法——英国人在1938年重新出版1929年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时，篡改了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公议内容之中，而出版日期仍用1929年原版日期。并在伪版本出版后，下令把1929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这种说法似乎也不无可能，比如在梅.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也提到1936年英方将《西姆拉条约》收入《艾奇逊条约集》中时未附地图（P236，另，这里时点与上述1938年有所不同，有可能是其中一方记述有误，也可能是西姆拉条约收入《艾约集》与《艾约集》公开出版的时间不同），但我没有见过所谓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14卷“两个版本”的对照，不敢轻易采信这种说法，仅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在此后几年，英国人开始了对藏南地区实际大规模占领。1938年4月，英军上尉莱特福德（G.S.Cinghtfoot）首次率军进入达旺，同年，英国驻亚东商务商务委员再次正式提出要占领达旺。1940年和1941年，英军分别在卡科（Karko）和达旺东部思昂河畔的热嘎（Riga）建立了军事哨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英国人来说，是欧战的爆发），英国并没有马上占领达旺地区。但到了1943年，英国争夺达旺的行动又开始积极起来。1943年3月英印ZF给嘎厦的备忘录中，有要求噶厦召回其驻达旺地区人员，并停止对更南边的如巴、歇尔岗、噶拉塘等地的征税。1943年4月噶厦外交局给英国复信。其中提到关于达旺地区的内容，仍坚持达旺地区是西藏地方。但表示承认达旺以南的如巴、夏贡（歇尔岗）、噶拉塘等地区为英国属地。据杨公素回忆，嘎厦官员柳霞与他谈到这个复函中放弃如巴等地的原因，是说噶厦当时还想依赖英国得到武器与资助，并保持西藏贵族、寺庙去印度经商的便宜，不愿与英国搞僵。此后，英国又在1944年分别侵入占领了下察隅的瓦弄地区，以及达旺地区色拉，并于月与藏方的会谈中，企图再次用“支持西藏独立”的许诺来换取领土让步，但受到了藏方的拒绝（1945年3月原西藏外交局至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信）。（以上资料来源于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杨公素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然后，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长期内战终于以中国*的胜利而告基本结束，新中国ZF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之际，以18军为主力，组建了进藏部队，经过众所周知的军事、政治双重手段斗争，于日在北京，新中国中央ZF和旧藏地方嘎厦ZF签署了《中央人民ZF和西藏地方ZF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也就是俗称的“17条协议”。日，第18军先头部队到达拉萨。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但印度是和平独立，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新ZF按预定计划从英印ZF手中接管了政权，除了印巴分治带来的几个月的难民潮外，印度的独立过程可以说是按步就班，相当顺利的），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也无力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很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PLA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甚至有人据此并联系到62年的胜后撤军，声称从一开始，新中国的领导层就有一个准备放弃藏南地区，以讨好印度的政策。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其它的理由先不说，首先，在50年代早期，中央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但却没人见过，就是想“卖”也无从“卖”起。前面说过，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ZF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更无法相信英国人或印度人（总不见得就以他们提供的资料，作为自己去谈判的佐证），而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ZF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嘎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据负责接收的杨公素所说，那是一份大小不到一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他还问及是否有其他文本协议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时，噶厦予以否认。其实还有一个换文，这个图只是换文的附图（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这时，中央都还不完全了解当年到底在“英藏划界”上具体都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嘎厦同时还提供了另一份图，声称这个图划的就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那张图从拉达克一直到阿萨姆，甚至包括了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可是它的划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划的界线图一样，只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是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认为这些都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作者注：这里要解释几句，拉达克地区在现中印边界西段印方一侧，所以前面没有提到。这个地区的原住民族与藏族属于同一族系，主要也信奉藏传佛教，所以西藏地方ZF也视拉达克居民为藏人，对其派过差役，并据此将拉达克视为自己管辖地。但克什米尔的印度统治者（这里的“印度”是指英殖民以前的概念）也认为拉达克是他的统治区域，双方为此还打过仗，从此看，拉达克原来应该是两属地区。1846年英国吞并查漠—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ZF统治，在未等清朝ZF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邓礼峰《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英占领拉达克的具体时间没能查到资料，根据逻辑推断，应该至少在1865年英印当局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勘察”之前。至于亚东以南的锡金等地，老实说，更算不上西藏的固有辖地，那里只能说是由于宗教等因素，可算是西藏的“属藩”（注五）。）——由于似乎要价过高，所以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中方并没有按着这份地图去和印度谈边界，仍然是以否认西姆拉条约及德里换文的有效性为理由，主张中国与印度之间从来没有划过界，只有一条习惯线（注六）。那么51-53年间，PLA为什么没有分兵到藏南呢？实际上，还是因为旧藏嘎厦ZF与中央之间斗法、牵制的缘故。众所周知，“17条”其实是昌都战役打出来的，嘎厦方面对此深怀不满的人多的是，或者说，根本就没几个旧藏官员、喇嘛不想着把PLA早点赶走，恢复从前自己独尊的地位。而且这批汉人还和从前的蒙古部落、满清朝廷不一样，即使从17条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可不准备满足于仅挂个宗主虚名的地位。而且旧藏的老爷们再闭目塞听，也知道新中国是不可能永远容忍西藏维持旧有的政教合一与农奴制度的。而根据17条，西藏地方的实际行政权力又仍然基本都掌握在旧藏地方ZF手中（这种状况基本要一直持续到1959年叛乱之前）。结果就是旧藏的权贵们变着法子给PLA制造限制和麻烦，最突出的方面就是尽可能不卖东西给入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甚至包括基本食品。出于政治原因，PLA又不能强迫他们出售物资，这在后勤上给进藏部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时西藏不通公路，从数千里之外的成都、兰州地区运输物资，成本和损耗大得惊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了保证进藏部队的给养需要，全国的骆驼就几乎死了近一半（骆驼在青藏高原上似乎比骡马更适合远途运输）。再加上政治上安抚旧藏势力的需要，所以实际进藏的部队人数并不多，而且基本被局限在拉萨与内地进藏道路沿线。这段时期的情况（张国华后来对这段时期的西藏局势，曾总结为“军事上我们有优势，政治上嘎厦有优势”），自然无法分兵到边界上去了。这仍然主要是由于印度继续采取“全面的向中印边界进军”的政策，即能占领的就占领，一时不占领的也常派巡逻队来视察。在阿里方面（即中印中、西段边界），在过去原英印时代占领了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等地的基础上，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又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在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这些情况是PLA报告给中央代表的，嘎厦方面，据与中央联络的官员柳霞称，有些嘎厦并不知道，有些知道，也交涉过，但都没有向中央转述过）（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在中央驻藏人员请示后，外交部下发了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注八），后来又发来中央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就是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据杨公素回忆说，这一方针的背景是——当时中方还只认为印度的企图是在继续占驻英国的侵占线，占着对他有利的控制线点，制造纠纷，迫我谈判承认它的边界主张。如果杨说的确实是当时中方包括高层在内的对于中印边界的真实想法，那么可以说，这时中方是幻想通过谈判，以类似亚东等问题的方式一样解决问题，这里是有判断失误的（对印方的决心）。根据这些指示，PLA派出了边防部队进驻一些重要据点，并对另一些地区如乌热等派出巡逻队，以求阻止印军进一步蚕食。对印军占领的地方则采取交涉，加强对边界地区情况的调查（亦见注八）。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乌热”这个地点同时出现了在当时中印行动的范围内。不错，这个“乌热”确实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争夺边界地区之一，并成为双方正式谈判的由起。乌热是个高山牧场，当地人把它当作夏季牧场，同时也是印藏间的一个边境贸易市场，传统上，藏方宗本会来收税。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员赶走藏方人员，此事报告外交部后，中方将其作为印方新侵领土开始与印度交涉（后来发觉其实乌热纠纷已经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动作真慢），中方代表（这代表里又有杨公素，此公当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真可谓是少有的主要当事人了）前往印度与印方谈判，这是中印为领土争议进行的第一次官员级的谈判。谈判中双方连谈判区域都没能达成一致，不过据杨公素回忆说，因为当时并未交峰辩论，所以“气氛良好，谈判空虚，无果而散”。中方代表回国后，去北京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听后，对中印边界原则发表了重要指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应是在边界未经两国ZF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这段指示后来经常被一些人解释成是放弃麦线以南地区的宣示，并将此与以后59-62间中国ZF对待中印边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动都联系起来，指责其一开始的政策就是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然而，其实仔细分析陈毅的这段指示精神，只能说，当时中国的政策是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之上（想要谈判解决，自然要以避免冲突为主），我们后人可以根据已发生的历史批评当时对国际关系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从“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就可以看出，说政策就是准备完全放弃麦线以南地区是夸张不实的（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实际情况后，恐怕也就没有抱着能通过谈判得到全部争议地区的奢望）。同时还可以看到，在这一指示中，对印我力量对不同的地区，下达的处理方针也不相同，规律是对比越是对我有利的地区，处理的态度就越是强硬。东段要避免武装冲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区就可以抓起来（在这段指示下不久就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见注九）。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方高层对待边界纠纷的态度实际上取决于如果发生冲突时双方可投入力量的评估。另外，杨公素关于朗久事件（亦见注九）的回忆也证明，中方正在不断采取实际行动，一方面巩固已有控制区，一方面为下一步的谈判作积极准备（当然，后来并没有能谈，不过这是起初无法想到的了）。同时还需要说明一个极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旧贵族和宗教势力掀起的叛乱已经开始大规模漫延，实际上，以广义上的藏区而论，早自1956年，康藏地区的大叛乱就开始了。而到了1958年，这些在康区已经受到打击的残部正纷纷逃入西藏，与旧藏地方势力结合，象所谓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已经给驻藏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西塞罗网友在河里对这支叛军有过专文介绍），整个西藏完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在这种条件下，驻藏部队的主要任务只能是保卫西藏本部主体及其重要城镇，准备迎接（潜在）叛军的挑战，而不是急于与印度打边境甚至全面战争。实际从印度方面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势的变化对于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与否的关键性影响。比如批评藏南等中印边界问题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对印软弱，甚至有意放弃领土造成的人，往往说在1956年，*就通过缅甸向印度传话，暗示愿意接受麦线，反而导致了印方进一步胃口大开，对麦线以北和阿克赛钦地区提出主权要求，丧失了对印边界谈判的主动。但对此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如上已述，印方对中印争议地区的夺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这段时间，相对来说，印方对于边界地区的抢占要缓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鲁早在1956年就认定中方会完全接受麦线，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区，为什么在间，印方对边界地区的抢占速度和规模既无法与之前比，也无法与之后59-62年间比？而为什么到了59年，印度又改变“蚕食”政策，再次企图大规模北进，是什么导致了尼赫鲁在三年之后突然开始执行极为强硬的对华政策？（日尼赫鲁给*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这几年中，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军队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国经济上遇到了“三年灾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来与西方的对立，又与苏联公开发生严重分歧。按任何严肃的逻辑推理，这都是尼赫鲁改变态度最可能与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乱之际，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再象51-53年那样大捞一票。老实说，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这一策略应该是正确的。当然后来事实证明，尼赫鲁们被一连串所谓的“拿破仑式的胜利”冲晕了头脑，高估了自己在边界附近的实力，更过分低估中国的力量；具体用兵上又犯了先骄后躁的错误，导致了62年在军事上的惨败。不过这是后话了。说到59-62年的西藏叛乱。在大多的公开介绍中，似乎就是PLA简单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初期关键的拉萨之战就赢得十分凶脸，如果不是旧藏军的战斗力太差，如果他们有康藏叛军的素质，如果他们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作战计划，以兵力对比，PLA很可能会吃大亏。而一旦在拉萨败北或者仅仅是不能速胜，整个PLA的驻藏部队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个孤立集团。即使拉萨之战获胜，PLA随后也没能实现聚歼叛军主力的战略计划，叛军大多安然退出国境，其后数年，PLA不得不将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灾害”已经来临，这时候同样不可能是和印度开战的好时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实控线上单方面后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忆，《文汇读书周报》））。但关于这一点，雷英夫的回忆却同时又提到“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实际控制线20公里，那么怎么还会有命令部队在此区域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实控线一侧，又怎么会有“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的可能？联系当时的情况，我的推测是，所谓“后撤20公里”实际很可能只是将实控线一侧20公里内的固定哨所暂时后撤，但仍然会有部队不时巡视。显然，这些（固定哨所后撤以及“几不”）举措都是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达赖，支持、武装叛军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乱基本被彻底平定的62年就爆发了中国“忍无可忍”的对印反击战，难道仅仅是巧合？62年的中印战争，如今倒是这段历史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了。相关的资料都不难查到，所以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自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10月20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击溃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长，攻克了克节朗-达旺地区，其间比较重要的事态还有，10月22日以国防部名义正式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第二阶段主要是从11月16日到21日，我军从西到东，全线大捷，特别是在东段，当面印军主力基本全部被击溃，我军前锋直逼中国所主张的“习惯线”，甚至可以说，当时只要我方愿意，饮马布拉马普特拉河也应该不是件难事的。可以说，这是建国之后的对外战事中打的最畅快淋漓的一场。不过也正是由于战场上压倒性的胜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后的无条件全面撤军，有的人更是借此抨击*及其他领导人视国土如弃履，为了个人的“天朝心态”而丢掉了所有的胜利果实。但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正客观的，检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动撤军的决策是非常符合对于当时中印双方在边界上可投入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而这一顾虑，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交通困难导致的后勤补给问题。建国之初的PLA，历经千锤百炼，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印军与PLA并不在一个层级上，但是，正如有力气并不代表在所有场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气一样，例如金门之战，一水之隔就使得叶飞兵团主力只能坐视战友苦战不支，再如何愤怒却也无能为力。而在当时的物质、科技以及国内外政治条件下，无论是从外来威胁的主要方向考虑，还是从实际可以长期维持的角度考虑，都是无法在西藏长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队的。而从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虑从内地进藏的交通问题，可从西藏前往藏南地区，虽然直线距离要比前者短，但却是更大的挑战。因为此时要面对的对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战争优势无法持久，即使他的对手仅是小小的尼泊尔，更何况是当时国力（不是军力）基本和中国同一等级的印度（还不考虑其它强国可能的武装干涉）。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后勤战，再强大的现代军队，没有了后勤供应也会不堪一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中国在62年战争中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是争取到了中印边境上长期的基本稳定。*当初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这一细节也与坊间流传的有所不同），而实际上，这种安定基本维持到了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发生最严重的对峙的1987年，双方最后也都克制住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东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但几十年来，始终没有敢借机复仇。除了可能的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力外，应该说，也有当年PLA奇迹般的胜利余威尚在也是个重要因素。仅此一项，节约的资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当年为了防备苏联和美国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费的资源和或有损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说如果发生真的冲突，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其次，是无意的副产品——老巴成了我们最铁杆的朋友，通过这条线，无论是在外交上，还是一些敏感活动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说实在的，这只能说是中印关系破裂后的极为勉强的弥补，毕竟，印度的块头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话又得说回来，老巴至少在目前为止，表现得它是一个很忠实的盟友，比中国从前任何一个大力援助过的国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长国威，连印度这么大个，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个大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气的在旁边喊：“我是没准备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认，新中国实力非凡。没有包括这次在内的几次外战胜利，当年中国也没有资格成为中美苏大三角中的一员，虽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毕竟能挤进去就极不错了。八十年代中国外交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及在此基础上打开的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良好的局面，其实大部分底子还是靠建国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对印战争的一份功劳（当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话，并不大）。从上面的史实和逻辑分析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62年的时期内，仍然没有任何站得脚的、难以辩驳的证据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测可以表明：中国ZF高层中有或有过一个放弃整个藏南的实际计划或事实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推论只能是：中国在这段期间，因为一直有大量不利于与印度摊牌的客观限制条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图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或至少暂时缓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战争大胜时“突然”的撤军决定，也是建立在对于后续局势发展的清醒认识上的——胜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时也可能是个巨大的陷阱，如果被胜利冲晕了头脑而作出就地坚守新取之地的话。不过，该检讨的还是得检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对印外交政策有没有失误？有的，主要是确实存在着对国际关系思考过于理想化的问题，这是国际共运和传统王道思想带来的国际浪漫主义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高层外交思维中的后果。反映在对印的具体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乱气焰已经被基本打下去，驻藏部队的力量与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后，而印度却仍在步步进逼时，仍然以为靠后撤、隔离就可以稳定边界状况，这被事实证明显然是判断失误的。另外，在62年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东线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么彻底，比如在麦线以南至少保留几个象征性的据点，也是可以探讨的（不过西段就并没有撤得很彻底，见附图十，东段是否实际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并没有占据决策的主要考虑地位，尤其在中印边界这个具体问题上（实际上，这种浪漫主义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务上），出台的（对印）忍让政策基本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所限，甚至可以说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摊牌的话。另外，当初采取那些“软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过早冲突之外，也有保持与印度关系，祈望印度也能够最终以同样的态度来商讨问题。当然，上面已经提到，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但在这点上，也必须考虑到，当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一度相当友好，双方除了在边界上的争端外，似乎结成了牢固的准盟友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说是整个50年代），认为最终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不仅是中国方面的想法，其实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50年代，整个第三世界（当然，当时还没有“第三世界”这个称呼）国家中，都有一股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全面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能与美苏阵营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过，印度以尼赫鲁为首的领导层，大都受过长期的西式教育及熏陶，对于建立在西方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国际斗争方式和特点的了解更透彻，而且他们在独立运动及独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归属斗争中积累了相关的丰富经验，所以在与中国的边界争端中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争取到了更大的主动。不过在“称赞”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时，仍然要指出，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印度有这样选择的自由度。天然条件是国际竞争中各国不平等的起始点，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对中国）天然优势极大，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件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抽离出来，单独进行看待的做法。因为那样除了可以把历史当成面团，随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释外，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在藏南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局势背景的。如当PLA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要点都已经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本部内部却又有重重潜伏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能是能收回藏南？还是更有可能会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者ZF，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事实上，新中国ZF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嘎厦ZF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的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历史知识，根据力量对比，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直接有效治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的，而没能取下藏南却成了极大的罪状。ZF的尴尬在于无法公开承认无力在与印度的对峙中保持藏南，何况自己还把失地数字说得那么大（这倒本是所有国家对争执领土的通例——即先画进地图再说，而国朝还有个要和民国、包括逃台后的国民党竞争的压力），这本来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的（公开承认无法收复甚至保护领土是任何ZF都不肯承认，也不能承认的，那在政治声誉的损失上将是灾难性的）。于是有些人正好利用这种不得已又不能说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扞卫每寸国土的高姿态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不负责任、断章取义的摘取某些情况进行上纲上线的大批判。遇到这种麻烦的情况，ZF又干脆发挥了本朝的“特长”——闭口不谈。而攻击其的人更不会替他们解释具体情况。时间一长，大多数人除了仅仅知道一个“藏南九万失地”之外，对于事情真实的来龙去脉自然一无所知。说实在的，这是标准的鸵鸟政策给自己制造或者说扩大麻烦的例子。扯开说一句，这又一次证明，仅靠一味的隐瞒和拖延，从长远看，不但无助于真正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只会增添更多的困难。只有真实、完整与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聪明的政策（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远了，不提了）。另外，在藏南问题上，还有一些夸大其词、但又流传甚广的说法，比如声称藏南有着极为丰富的、而中国现在甚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资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经向其移民六七百万之多，如果藏南在我们手中，向那里大量迁进内地移民，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西藏问题云云。在这里也略作分析。根据天涯社区的尼丹小网友通过直接的印度数据考证，整个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藏南争议领土印控区基本都在该邦）现人口也不过一百余万，其中有部分地区尚不在中方主张区内，如果再考虑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于中国主张习惯线附近的有关地域本来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两属地区（这个问题的详细解释请参考吕昭义先生的《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很显然，所谓“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万”一说是完全失实的。这同时也显示，企图在藏南地区大量安置内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实藏东南部分地区的海拔也不比云贵、西北高原高得太多，仅从理论上，向那里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难以适应气候条件的因素）。至于藏南的两大资源——森林和水（力）。前者，还是一个如何不经印度，合乎成本的运输出来的问题；而后者，好象如今最宏伟的水利构想——南水北调，其中最最乐观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并调”，脑筋最远动到怒江头上，我甚至还没看到有把雅鲁藏布江水调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说，因为与其那样，似乎还是从南北极运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于发电，首先西藏大部分潜在水力资源现在就在我方控制区内，其次，除非把电力卖给南亚地区或是能源传输技术有质的突破，否则藏南即使开发了大量电力也无处可用。注一：中印东段边界争议领土印控区面积作者Elite摘自地图爱好者联盟论坛中印东段争端领土好多资料都是说9万，下面是我根据资料的计算，供各位参考。从地图上看，麦线涉及5个县，隆子县涉及极少，下面主要讨论4个县，也就是错那县墨脱县察隅县朗县。4个县的面积从我们的论坛可以查到，视觉上看，除了朗县外3个县面积接近，也就是都是3万多的样子，论坛的数字基本可以采用：错那县34979墨脱县3）察隅县31659朗县4186总面积是101821。当然这个101821不是都被印度占领，下面我们计算被占领的面积。我可以查到的资料是（从中方资料看）1）、错那政区总面积为34979（也有24937）平方公里，其中包括被印度非法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门隅地区，现实际控制面积为10094平方公里。如此计算被占领的是24885，这个数据基本可以采用。2）、墨脱印度非法占领我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有墨脱县2.1万平方公里)总面积3/30553）多个资料说我们实际控制面积是10000左右，如果按照34000计算，减去21000则不是2.1万，如果按照30997计算，这个2.1万也是一个可取的数据。（目前找不到更精确的数据）3）、察隅察隅县总面积31659平方公里（实控面积19200平方公里）。东西长250公里，南北宽约180公里，边界线总长538公里。其中中印边界长400公里，中缅边界138公里。这个数据基本可取，被占领面积为12459。4）、朗县4186，被占领的面积大约1/3，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资料，按照1395计算（注：朗县和隆子县在麦线南的面积是重叠的,扎热区(有印占部分)原属于朗县(见下图),现在划入隆子县.现在朗县已经不和印占区接壤－ELITE）这样简单计算，印度占领约59739（由于四个县数据来源不同，汇总时会有一定差异），可以说是6万平方公里（算上隆子县一些面积）左右。中印东段争议地区的面积问题（从印方资料看）:根据中国1959年公布为约90000平方公里。根据印度ZF公布,印度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面积为83,743平方公里，我们认为因为当地在印度控制之下，印方经过实地测量，数字应当是准确的。3、东桑朗县（EastSiang）4005平方公里，有约2／3在中国主张的领土范围之内，计2670平方公里。以上三县在中国主张的领土范围之内合计18794平方公里。第二和第三部分合计为67077平方公里。这一面积应是真正的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土地，占整个阿鲁纳恰尔邦面积的80％。综合各方情况，中印东段争议领土面积应在6平方公里之间（附图三），如果在加上在地图上调整给不丹塔希冈宗东部的约4000平方公里，1959年中印边界争议公开时东段争议面积实际是6平方公里，和中国ZF当时宣布的约9万平方公里差距较大。我们认为中国ZF宣布的约9万平方公里数字是不可靠的，原因是中国ZF没有控制过该地，没有实际测量过，而在地图上推算，也因为当时该地区地图不精确而误差较大。注二：中国在藏南部分地区相关活动历史介绍资料几种1。中印边境区域早期有关中外文献记载门隅-洛隅-察隅地区，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的是清乾隆末刻本的盛绳祖《卫藏图识》，按《清史稿》，是书共五十卷。书谓：“洛渝（三点水应以反爪代，以下同），野人国也，在藏地之南数千里，其人名'老卡止’，……卫藏凡犯罪至死者，解送赴怒江，群老卡止分而啖之”（任乃强按，此为盛绳祖误雅鲁藏布江为怒江）其后，同治《四川通志》、《西藏图考》所记洛渝情况，皆拮《卫藏图识》之句，有不足道也，唯改“老卡止”名为“古名罗卡布占国”。光绪初，江西贡生黄（木矛木）材受四川总督丁宝祯之命，往西南探险，黄自西康入滇，西游缅甸，印度，回川后撰《西輏日记》，又撰《印度札记》。《西輏日记》记印度“亚山”（即今之印度阿萨姆）有云：“亚山部，一曰阿赛密（阿萨姆），在孟加拉之东北，四境多山，……又东北有一路，历怒夷俅夷至江卡，而达于四川檄外之巴塘，尤为险阻，人迹罕到，其道理无可考（愚按：此似指由洛隅至察隅，至芒康转巴塘）。盖东北二面，皆洛渝野人，《卫藏图志》所谓'戳裸乌鲁尔兔族’是也，又名老卡止，唇割数缺，涂以五色，穴居巢处，生啖蛇虫，英人以利诱之，亦渐驯服。”英人贝尔之《西藏今昔》（或《西藏志》，民国时出版）（1918）曰：“吾国既与不丹定约，获得其主权矣，然余总嫌有所未足也。缘不丹之东，西藏东南部，与阿萨姆缅甸之间，有多数野蛮部落，以亚波尔（门隅）、密西米（洛隅）为最着。其地纵横七八十哩至一百哩，藏人称曰'洛巴’，分为'卡洛’与'顶洛’两部，即'门口洛夷’与'洞底洛夷’之义。前者沿西藏之工部与波密而居，经商西藏。后者居印缅边界，与康藏无往来，惟以土产橡皮至印度平原交易食盐。……川边西南，即西藏之东南部，本为西藏最低部分，亦最温暖肥沃。……凡七百哩，……。其时余为印度ZF（英印ZF）之藏事顾问，……曾于1909年（宣统元年）七月，向印度外交署提议，派人考察此等部落之内容，其地方可以开辟达于何地，其山谷能否作为印缅之藩篱，其宗主权究竟属于中国或西藏，ZF未曾采纳余议。然次年，……谓中国军队已抵康地民族境内（康地即康地龙，今之察隅东南，属缅甸。任乃强按：当时边军（赵尔丰边防军）势力实未深入康地龙，不过驻门空（今西藏门工）边军曾使人招抚康地人而已）。……于是印度ZF（英印ZF）决然而起。1910年（宣统二年）8月，某要人主张瑰集关于此等民族之报告，计划收抚，并力言关系重大，不可再缓。……于是此四五万方哩之大面积地方，为吾人探险殆遍，渐次收抚其人而钳制之。……自是以后，印度之北东两面，皆有险障自保，西北自克什米尔起，东南至缅甸止，其距离在两千哩以上，为伦敦至爱丁堡距离之五倍云。”2。年赵尔丰部属在察隅地区的划界（节选自《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作者：吕昭义：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3。清末中国在西藏东部的行动作者：Elite地图爱好者同盟论坛根据艽野尘梦和一些相关材料，可以勾画出清末中国在西藏东部的大致情况：1)、1909年，钟颖率川军进军西藏，赵尔丰的边军（川边军）位于川军的南侧，保障并管束川军的行动。2)、年，钟颖川军进入拉萨后，其一部（陈渠珍部）驻扎在工布地区，就是以现在的工布江达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在工布的东部，当时存在着一个即不受中央ZF管辖，也不受西藏ZF管辖的独立部落－波（首领叫“白马青翁”），这个部落活动在现在米林－波密周围，阻隔着西藏和珞瑜地区，并且不断骚扰周边，为此，川军陈渠珍和边军共同对“波”进行了围剿，军事行动的结果是消灭了“白马青翁”，把当地纳入军事控制下，但未建立行政政权。在军事围剿的过程中，川军从北侧靠近过后来的麦克马洪线地区，但是并没有到达此线的位置，更谈不上越线进入山南珞瑜地区地区。3)、年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边军程凤翔部进军察隅，该部越过了后来的麦克马洪线，并在当地进行了树立界碑，建立政权的活动，但活动范围只限于察隅，没有涉及珞瑜地区。4)、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藏清军陷入混乱。陈渠珍的川军放弃了刚刚征服的波密，全军开向拉萨（陈等人在半路逃走），在拉萨的川军又和藏军冲突，最后从印度回到内地；边军程凤翔部情况不太清楚，看来尚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期，但13世DALAI回到西藏后不久，就在川边地区发生了藏民的暴乱，边军在各地被围困，由于当时内地军阀混战，ZF无暇他顾，到1914年，藏汉以雅砻江为界划定了停战线，估计那时候，察隅也已被放弃。5)、1914年，在印度召开了西姆拉会议，当时已经是西藏谋求独立（内藏和外藏的划分），麦克马洪线也同时出笼。6)、从现有资料来看，现在的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门隅、珞隅、察隅三个地区中，门隅一直是受西藏ZF管辖的；察隅是在清帝国即将覆亡的最后几年才被内地的军队占领的；而珞隅地区始终没有被中央或西藏地方ZF管辖过。当然1910年前后，中国的势力曾经非常接近过那里，从发展趋势上看，也许只要给当时的川军或边军几年时间，中国就会在当地扩展政权，牢牢控制住珞隅和下察隅，但遗憾的是辛亥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这个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附：陈渠珍着-《艽野尘梦》反观印度，在二战期间，为了进行对日作战和驼峰运输，印度阿萨姆邦有完善的机场网，且机场离麦线极近，飞机不需加油机可往返，现印度能在麦线南进行频繁的空中运输均依赖此种便利条件，虽目前印度的空军和空运力量不是很强，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开战后，美空军利用这些机场给我方造成重大困难的因素。公路运输方面：以麦线达旺方向为例：11月－次年4月：我方：由于我西藏高原位于北方，会从北到南逐渐降雪，高原山口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运输中断，由于降雪自北而南，只要最北面的山口不能通行，即使南方不下雪，运输也会中断。印方：麦线以南大部分地区进入旱季，运输便利，仅邦迪拉到达旺的公路在西山口段在雪大的年份会封山，但由于该地比我方的山口位置都南，封山的时间也比我方晚，开山时间反比我方早，所以西山口的封山对我方来说也没有什么便宜好占，相反如果我军南进越过西山口，西山口的封山对我方来说是重大的补给障碍。次年4月－7月：我方：天气转暖，冰雪开始熔化，我方原封山地区开始开山，但由于我方的补给系从北向南，北方开山晚于南方，所以我方的运输要等最北面的山口开山后方能运行，非常耽误时间。开山后由于冰雪融化，泥石流和滑坡加剧，道路坍塌，运输很难进行。印方：进入雨季，也存在和我方一样的难题，但由于运输距离近，困难情况稍轻。7－11月：我方：7－9月是高原暴雨的季节，如遇暴雨，道路比为泥石流或滑坡阻断。10－11月，天气晴好，天气逐渐转冷，原来以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路段因为逐渐上冻而好转，此时运输便利，利于作战。印方：山南逐渐进入旱季，运输补给均便利，利于空军活动。……注四：清室的信仰（笔者自释）其实，清朝皇室，在入关前主要信萨满教，后来信仰萨满成为清室的祖宗成法，一直到清亡，萨满名义上也一直是清室宫内的首席（这个用词可能不用恰当，大家知道意思就行了）宗教。但实际上入关后，清皇室在各方面迅速汉化，从顺治起，直到慈禧，大乘佛教就成了清室内部真正的主流宗教信仰。同时出于政治需要和实际汉化的双重影响，儒家思想则被宣布为清朝和清室的正统思想。此外，少数一些清皇室成员也崇信过道教，比较有名的是雍正。而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说实在的，除了一些嫁入清室的蒙古后妃，皇室主要男性成员基本没什么人真非常崇信它。但是，由于政治需要——从精神上联系、控制信仰喇嘛教的蒙古族、藏族地区——清室又在公开场合极力尊崇藏传佛教，不但大封*，猛修寺庙，而且皇帝们也大都声称自己十分崇信喇嘛教。康熙之后，还干脆半主动的接受了大喇嘛们拍马献上了“文殊菩萨转世”的头衔，就是说清朝皇帝也成了大法王。不过我一直没想通，他们究竟是怎么解释同一个菩萨在父子间转世的。当然，这种在信仰问题上同时脚踏几只船，还都面面吃得开的情况，也只有在流行“不管是什么神仙，先多拜拜总没错”的中国才会发生。注五：关于锡金及它与西藏的关系，请参看王在田先生的《锡金政治史概述》注六：关于中国一直所称的中印习惯线（也就是中方现在地图上的主张线）的来历，吕昭义教授在《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中有相当详尽的阐释。注七：1954年中印协议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日，以副外长章汉夫为全权代表的中国ZF代表团同以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全权代表的印度ZF代表团（经过四个月的谈判）在北京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是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通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系首次在公开的外交文件上出现——编者注）而缔结的。协定规定中国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噶伦堡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在亚东、江孜、噶大克设立商务代理处；指定中国西藏某些地方和印度某些地方为贸易市场；规定两国香客朝圣和商人、香客的出入与往来过境事宜等。双方还互换照会：规定印度ZF将其驻在亚东和江孜的武装全部撤退，并将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邮政、电报和电话等企业及其设备和１２个驿站及其设备全部交给中国ZF；此外，还规定双方商务代理的某些职权和有关双方商人、香客的事项等。双方同意上述换文成为两国ZF间的协定。注八：外交部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及西藏地方具体执行办法摘自：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1、中印边界全为未定界，历史上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造成不少纠纷。西藏解放后，印度进一步侵占，又形成一些新的纠纷。近年来印度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加强活动，企图扩展印度的领土范围，中印边界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2、印度对中印边界的意图，是想通过使我承认英印历来侵占西藏领土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并利用边界尚未划定的情况，乘我军力尚未控制的空隙，抢先进占一些地方。同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尚悬而未决，印方对我尚有疑惧。3、我国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是：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根据外交部及中央的指示，我们会同军区、*部门的有关单位，研究出具体执行办法：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米及墩（马其顿，印方称为塔马顿），桑噶尔桑坡，勒、龙等地，扎西岗、什普奇等暂维现状；对楚鲁普、什普奇。乌热等地派出巡逻队。所谓暂维现状就是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军前来占领。2、提出交涉，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军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斑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其顿及则拉宗一带（则拉宗管辖的有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杂日山圣湖等地），所谓重点工作就是作好军事边防工作，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或者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调查。同时收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注九：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摘自：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4．朗久事件根据中央、外交部及陈老总的指示对于中印边界的方针政策是清楚了，特别对于&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明确了，但是&麦线&究竟在地面上实际在哪里，我们还是不大清楚的。&麦克马洪线&在那张简略的地图上只划了一条较粗的红线，因为没有具体勘察过，那条线在地面上实际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线南的门达旺原来归错那宗管辖，印度占领了门达旺，他们派人巡逻达旺寺管辖地到北边山口，西藏错那宗本不能派人越过山口，我们军队进驻错那宗后自然也不能越过山口，但是那山口究竟是不是&麦线&所划的界线呢？这就需要经过实地去勘察。噶厦接到报告说印度军队占领了马其顿，马其顿是藏民朝拜杂日圣山必须停留经过的地方。为了要弄清楚&麦线&实际在哪里，1959年我们会同军区组成一个考察团，去那些地方（如马其顿）实地去调查。这个考察团由西藏外事处蒋副处长和军区派的白团长带领一个加强班和外事处的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以蒋为团长，沿错那宗至杂日圣山一带考察。行前西藏工委、军区领导一再指示，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小心谨慎，不要引起冲突与纠纷。他们从错那宗出发，到了离马其顿不远的朗久地方，那里驻有印度边防哨所，根据当地藏民报告，马其顿、朗久历来就是他们的地方，他们过去一直从那里去朝拜杂日圣山，近来印度军队占领了，不许他们去朝山了。蒋、白商议后要去马其顿、朗久附近勘察，白天去怕被印军哨所发现，决定夜间由向导带路摸索前去。这个决定没有报告拉萨就由蒋拍板定下了。谁知到了夜间前去时，因为看不清周围环境，走到了印军哨所附近，被值勤的印军发现并遭到射击，我军在自卫下也开枪还击，结果打死打伤印军各一人，其余印军十余人，连夜撤离哨所逃走了。这就是&朗久&事件，引起了两国ZF的交涉。当调查团回来汇报经过时，军区首长批评白团长不应盲目回击，而实际决定夜行军摸索前进并批准开枪还击的是我处的蒋，他却未作任何检查。我在会上指出这次查明了印军确实越过&麦线&，在我控制线内占地设哨的情况，但不应该夜间行军，开枪回击，这是违背中央和工委军区指示的精神的。朗久事件后，无独有偶，同年冬季又发生西段的空喀山事件。空喀山口为中印边界西段是我国传统习惯线的一个山口，我国派有边防哨所驻守。日印度武装人员3人在空喀山口地区非法进入我国领土，中国边防人员在劝告他们退出遭到拒绝后，立即解除了他们武装并予以扣押。21日又一支70余人的印度军队在同一地方侵入中国领土，并向在该地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以优势兵力分两路包围，逼近人数很少的中国边防军，并开枪射击。中国边防军不得不进行还击，在约两小时的冲突中，双方各有伤亡，7名印军被中国巡逻队俘获。在这两次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印ZF间展开外交交涉，于是有了外交&照会战&。
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的由来
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属国际争端，后者是中国内政。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讲，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历史和现实在许多方面纠葛在一起。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历史上，中印边界原本没有什么争议，有喜马拉雅山作为天然屏障，中印历史上的习惯边界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二十世纪以前，这一段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也没有一块界碑，双方以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两国边界的长度也一直没有准确测量，大约有公里。一直到英国占领印度，并不断实施侵占西藏的阴谋，才给日后的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祸根。中印接壤的地区绝大部分在西藏，小部分在新疆。两国边界西起喀喇昆仑山口，东至中国、印度、缅甸3国交界处，当中隔着喜马拉雅山区的尼泊尔、不丹，锡金。边界争端涉及12.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分布在3个地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有3.3万平方公里，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现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下，阿克赛钦驻守着中国海拔最高的海军部队；中段阿里地区有2千多平方公里，双方控制区域犬牙交错，现已互相交换了这一地区的实控线地图，争议不大；东段有9万平方公里，现在印度的实际控制下，东段的达旺地区，是双方争议的焦点。早在上世纪初，英国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的西姆拉，英国一手策划了“西姆拉会议”，与会者包括当时袁世凯执政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十三世达赖的特使夏扎伦青，英国政府代表、英印殖民政府外交政务秘书麦克马洪。会上，英国一手炮制了“西姆拉条约”，人为地把我国藏族划分为“内藏”、“外藏”，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等等。1914年3月，麦克马洪提出了一条英方勘定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习惯认定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西藏境内最富饶的9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英国的印度殖民地。无法确切知道当年西藏当局的动机，有一种说法是麦克马洪许诺给西藏5000支枪和50万发子弹，还有一种说法是“西藏人不会画地图”，根本不懂边界被篡改了，反正日，西藏代表夏扎伦青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德里同麦克马洪秘密换文，接受了麦克马洪提出的上述边界线。秘密换文中没有就麦克马洪线走向作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提出划线依据。麦克马洪为会议准备了一份备有附图的条约草案，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悄悄向北推移约96公里，把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麦克马洪利用这种欺骗手段诱使陈贻范在条约草案和附图上“画行”（即草签）。陈贻范画行后当即声明，正式签约需在接中央政府命令后方可进行。陈贻范在草约上画行的消息公布后，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对。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命令陈贻范不得在正约上签字，并立即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签订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3日，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命令麦克马洪代表英国与夏扎伦青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对此，陈贻范当场发表中国外交部声明：该条约未得中国政府同意，英藏方面签字画押，中国万不能承认，会议宣告破裂。事后，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未能使中国政府“正式签字”。显然，这个《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20年时间，英国也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他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西姆拉会议”从开始到破裂，拖拖拉拉开了8个月零12天，没有形成任何共识，却给中印两国留下了不幸的历史遗产。中印传统边界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归属，就这样成了中印边界问题争端关节所在。现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有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目前中印双方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合法边界。现在，西藏南部在印度的控制之下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种理论存在，仅能表达中国的主权要求。实际上，早在1950年以前，“麦克马洪线”同样只是理论，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基本没有行政建制，当地老百姓按照祖辈的方式生活，根本不管国际争端。 印度是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对此，中国政府也给予热情的回报。在抗美援朝最紧张的1951年，印度爆发粮荒，中国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分6批紧急向印度调运了66万吨大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国频频互访。周总理先后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在尼赫鲁的主张下，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吟诵屈原“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与尼赫鲁话别。那段时间，中印两国到处是“中国印度是兄弟”的欢呼声。然而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印关系危机悄悄来临。中印两国解放独立之前，虽然未正式划定边界线，却早已形成了一条各自遵守的习惯边界。印度1947年独立后，开始时也一直遵守着这道边界。但1949年后，印度发现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正在形成，预见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于是决定前先下手为强，从1950年开始，印度军队越过传统边界线向北推进，到1953年，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当时解放军刚刚进藏，加之印度在国际上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故新中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1954年，印度政府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千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合起来有12.5万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两国关系就此跌入低谷。印度在边境扩张方面一向是锲而不舍的，现在我边防部队时时能感到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印度记者曼克卡尔在《谁是六二年的罪人》一书中所披露说：“1961年11月，尼赫鲁总理向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发出了新的命令：尽一切可能向前推进，在边防线上，哪里有空隙，就到哪里巡逻，或建立哨所。在陆军总部的会议上，尼赫鲁说：哪一方修建一个对立的哨所，那么它就将成功地在这一特殊地域建立自己的主权，因为实际上的主权十个有九个都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印度在边境上不断进逼的同时，对1959年的西藏叛乱，提供了实质性的援助，收留了逃亡的达赖和流亡藏民，把印度北部小镇达兰萨拉提供给达赖作为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的驻地，现达兰萨拉已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代名词，是藏独分子的活动基地。1959年西藏平叛的胜利后，印度政府公开向中国提出将东段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3.3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其无理要求遭拒绝后，便推行“前进政策”，武装蚕食中国领土。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部队官兵多人。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周总理说：“中国、印度共同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印度的圣河佛殿，经典颂文，曾经给中华民族的成长注入过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造纸术和火药，也为印度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做过贡献。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真正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但印度则判断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十分困难，认为中国军队的忍让是软弱可欺，对中国的善意不予理睬。日，印度军队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10月10日，又攻击东段的中国尺冬哨所；10月20日，向中国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事情终于发展到中国忍无可忍的地步。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藏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中国政府决定自卫反击。10月20日开始，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4个师14个团共4.3万人，在山南和察隅两个方向以及西段，对入侵印军13个旅约5万人发起快速反击。我军以伤亡仅千人并无一人被俘的代价，全歼印军3个旅，打垮5个旅，毙敌4100多人，俘敌3900余人，打出了一场高水平的边境局部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时1个月，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据点。部队向前推进速度之快，连指挥系统都无法控制。参加过那场战争的原西藏林芝军分区政委阎士贵回忆说：“1962年自卫反击战，打过去很顺利，几路基本都打到了传统习惯线，只用了1个月就基本收复失地。有个西山口，印军说我们至少要攻半年，结果一个早上就拿了下来。那时候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我们以穿插和偷袭为主，他的后方一动摇，前线马上溃退。印军说你们不正规，没这么打的。他们都是雇佣军，胡子兵，说中国是娃娃兵。吃了败仗之后，他们才知道娃娃兵的厉害。”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战斗过程时说：“我们战胜敌人的法宝，靠的就是我们的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毛泽东立即给予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当时中国部队士气高，战斗力强，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那一带历史上一直为藏文明覆盖，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印控区，所以当地老百姓心向西藏。林芝军分区的原副司令李春回忆：“反击战开始后，我们沿江一路下推，一个连击溃了印军上千人。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那一仗支前的牦牛有3万多头。所有物资，还有伤员、烈士，都是靠老乡背。家家户户都出人，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支前。当地孩子十二三岁就能背一百四五十斤，不穿鞋。德东下边扎西家的小男孩才4岁，背4筒罐头，有8斤重, 他爸爸牵着他爬山支援我们，没有老乡，我们根本没法打胜仗。”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后撤至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写道，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阎士贵说：“不要这片土地，军人想不通，老百姓也想不通。62年我们从雪山向下压，势如破竹，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越打越快。往回撤的时候，可是越走越慢。战士们想不通，这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还要撤？为了体现我们是仁义之师，还把缴获的装备全都收拾好，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地都还给了他们。”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不仅是放弃全部收复的失地，撤回到“麦克马洪线”，还要再从“麦克马洪线”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这样，印军不但轻易返回原来控制的地区，又趁虚而入，继续向北蚕食推进，建哨所，修工事，反而多占了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一片被中国收复又放弃的土地，是比西藏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富饶的地方，有西藏“江南”之称。那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下降到一二千米甚至几百米,有印度洋暖风的滋润，属亚热带生态环境。土地极其肥沃。植物茂盛，能够生长菠萝香蕉。自然景观奇异，矿产丰富。雅鲁藏布江著名的“大拐弯”,可利用的落差2230米,如果横切大拐弯建一条40公里长的引水隧道,可建成世界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最低为4500万千瓦以上,是葛洲坝电站的17倍，是三峡电站的4倍，投资要比三峡电站低得多,还没有移民、生态、战争威胁等问题。然而这个设想中的超级水电站,现在被“麦克马洪线”拦腰切断。我们说西藏森林蓄量居全国第二, 实际西藏森林资源的52、8%在我们控制线之外。 中印边界曾是世界上陈兵最多的边界线之一，印度把全国25%的兵力（25万）部署在中印边界。不过，自中印1993年和1996年签署《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及《关于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以来，边界没有发生过冲突。一家印度报纸说：“在如此漫长、未定的边界上，几乎天天面对面的两国几十万军队近几年却没开过一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实际上，印军在中印自卫反击作战吃亏老实了多年之后，于 1986年又开始越线蚕食我国领土，再一次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1987年4月，我军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旺东、克节朗、朗久等关键地区，采取以进对进的手段，设立边防点，与印军据点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有效地配合了外交斗争，遏制了印军的蚕食行动。同时，也是由于我们的克制，才避免了武装冲突。中印边境现在是封闭的，虽然中印两国贸易越来越大，但90%以货物通过海运。日，中印在拉萨举行会谈，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引起世界关注。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加尔各答550公里，曾是历史上是著名的“茶马古道”的一部分。根据会谈纪要，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市场，是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的仁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目前实际交易量很少。 中印关系从手足情深到反目成仇，追根溯源主要是尼赫鲁的所谓“大印度联邦”在作祟。“大印度联邦”本来是英国殖民者以印度为基地，向周边、东亚和印度洋沿岸拓展势力的战略构想，想不到尼赫鲁对它格外欣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后来可能他自己也觉得这种狮子大开口的“联邦”实在是莫名其妙， 于是在他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作了修正，把“大印度联邦”定格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和中亚西亚。为此，尼赫鲁设计出一个“理想边界”，即将克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防务内线，把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国”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将“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约翰逊线”是1860年英国派测绘军官约翰逊作探险旅行，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约翰逊从拉达克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他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于是将其画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 ，历代中国政府都不知道此事）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线。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在1947年3月的“泛亚洲会议”上，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就怂恿西藏独立，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棻强烈抗议才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又阻止西藏当局上北京和平谈判。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一方面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同时向西藏当局提供军火，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当初藏军明知不是对手，为什么还要在昌都与解放军较量一下，这与英美的纵容与印度的直接支持有很大关系。 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后中国政府多次交涉，印方的军事活动有所收敛。但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回去，那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就作为正式的边界线出现在印度官方地图上。 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破灭。于是，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中国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执意实施“前进政策”，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军下达“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终于全面爆发。印军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尼赫鲁乱了方寸。连忙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美国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当时印度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其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就在这时，中国军队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希望以此推进谈判，恢复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但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军队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俘虏，交还所缴武器说成是阴谋，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指使军队重新占领中国军队后撤后的中国领土。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组建了专门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直到1969年元旦，英迪拉?甘地政府才迫于国内外局势发展的需要，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寻求中印争端的解决”，中国政府自然予以友好的回应。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时说：“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么”。但印度国内的反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他们支持“藏独”分子在新德里举行活动，还把“西藏问题”和“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议案提交联大。与此同时，英迪拉?甘地政府又把侵占的中印边界东段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东北边境特区”上升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也就是说，中印关系虽有解冻迹象，但印度并没有诚意采取实质性的举动。直到1976年，印度才主动恢复向中国派驻大使。日，人民党政府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中印边界问题仍然是一个难解的结。虽然从1981年起，两国商定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谈判，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国希望一揽子解决，印度则要求分段解决。1986年，印度议会两院又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印度第24个邦，即“阿鲁纳恰尔邦”，企图从法律上使占领合法化。至今印度已向该地区迁入了700多万人口。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严正抗议。一次印度组织100多人的代表团访华。其中一人以“阿鲁纳恰尔邦”官员的身份申请签证，中国政府拒签，印度代表团为此取消访华。中国与阿富汗的边界谈判用了不到10个小时，与印度却谈了20多年。现在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还是达成了一些共识。日，拉吉夫?甘地访华，中印双方同意通过和平方式协商解决边界争端。 1998年5月，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