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 　　国务院参事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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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席夏斌:经济改革的战略思维与技术
　　夏斌 中国论文网 /3/view-7623066.htm　　国务院参事 　　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主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组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银行家》杂志编委会主任，上海、北京等多个省市政府特聘专家、顾问，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及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并购公会首席经济学家。主要从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及资本市场的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过去中国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可持续。对此，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在投资出口消费比例失调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经济转型模式发展就势必需要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 　　从经济总量角度分析，自美国危机之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已经非常明显。“那么中国存在的这些问题，或者不可持续的问题，从原因来讲，主要在于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层次阶段。可以理解成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是解决某一个单一的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就能保持可持续健康的发展。”夏斌表示。 　　“三期叠加”与“底线思维” 　　Q：您屡屡提及宏观调控的“底线”，到底指的是怎样一种思维？ 　　A：这个问题是我在去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文章在指出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既不必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的极端认识后，指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谨慎乐观：从趋势看是乐观的，但这是建立在对当前形势的正确判断及政府采取恰当的调控技术基础上。即谨慎乐观是有条件的。当前的中国经济，如果任其市场自然发展，政府不去作为，经济硬着陆是必然的。但是若一味采取总量刺激政策，忽视深化改革与结构调整，不准备忍痛付出代价，那只是拖延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时间而已，其结果同样是危险的。怎么办？不能走极端，要走中间道路。而两者之间的“度”又怎么把握？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作为，又不过度作为，如何基于这个原则，有作为且会作为？ 　　美国政府尽管不用“底线思维”这个词，但是在危机中其货币政策的底线意图同样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围绕影响社会稳定的就业率目标。至于围绕实现底线目标的货币政策手段，在学术理论上是对还是错，其溢出效应对他国是利还是弊，美国政府与美联储从来是不管不问，不在乎的。 　　于中国国情而言，底线思维可以在回答“三期叠加”现象描述背后的疑问中展现。 　　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增速要下来。我们能容忍下到什么地步？底线在哪？我认为：一是稳就业，稳住社会能容忍的较低的失业率；二是稳风险，在经济增速下降中允许一些企业破产，“市场出清”，但不能引致传染以致最终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两者说到底，均为确保社会的稳定。 　　结构调整阵痛期，调整意味着什么？意味要深化改革。要改革必然直面风险暴露并带来阵痛。那么，改革速度怎么掌握？底线在哪？底线在“部分阵痛”可以，但不能因阵痛加剧而引致“生命危险”，也就是不能引发国家的全局性、系统性风险。譬如资本账户开放改革，当国内诸条件不成熟，且资产泡沫风险犹在，如果一下子完全打开资本流动大门，会引起中国经济的混乱，那么该项改革只能是“部分阵痛”，渐进推进。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消化意味着什么？直接意味着要付出代价。面对由前期货币政策刺激起来的畸形的超级繁荣，遗留下了长期过剩的产能和僵尸企业，就要淘汰破产，要市场出清，相应地银行要减记资产，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要缩水。此底线是什么？全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缩水，金融可以去杠杆，企业可以破产，但是不能对当前的经济增长，继而对就业有剧烈的冲击，也不能因部分企业债务问题连锁引发全国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经济危机。换句话说，对业已存在的风险，只能用时间换空间，力争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去慢慢消化，而不能用危机式的、休克式的方式去消化。 　　归纳以上所说，说到底，底线思维是什么？我认为，是政府在实施各种调控技术中，必须牢牢确保就业稳定和不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大局。这既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同样也是出于对社会和政治大局稳定的考虑。若确实能做到这二者，GDP增速再低一点，改革步伐再快一点，并不可怕，就此逻辑意义讲，GDP增速本身可以说不是底线。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底线思维其实又并不是一种新思维，而是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的另一种表述：“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 　　因此，在今天国民经济遇到重大困难与转折时期，政府应该是毫不隐晦，直面坦承，处理好改革（结构调整）、发展（经济增速）、稳定（经济与社会风险）三者间的平衡关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的理论家不应简单地拿书本理论分析当今中国经济，市场人士也不宜简单地用外国分析数据套用当今的中国经济。 　　“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 　　Q：基于上述底线思维的思考，您认为当前应当如何把握经济宏观调控技术？ 　　A：我在2014年6月撰写的“当前的经济困局与应急对策”文中曾谈及四部分内容：一、当前经济走势关键看房市；二、房市下跌已成必然定势；三、系统性风险的引发、传递及后果；四、非常时期的非常对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16条。在去年11月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经济正处于困难、微妙的转折时期，政府要有作为且会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关键不是取决于调控方向、口号、用词的辩证思维和描述，也不取决于经济学上泛泛的理论讨论，而是取决于能不能对转折时期经济形势有个冷静、客观的判断，取决于对“三期叠加”中三个“现象特征”之间是如何影响以及某种调控技术的选择又是如何加重或者减弱某一“现象特征”，能否做到心知肚明。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要实施正确的调控技术，涉及方方面面内容，确实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实性，真正是细节决定成败。
　　Q：那么，面对当前的经济增速下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说，目的到底是什么？ 　　A：货币政策调控是否一定要完全体现逆周期调控的目的，将经济“下行”硬调控为“上行”？我认为，近几年经济增速适度下行既然是必然的，因此货币政策调控的边界不应是“逆调周期”，而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定要稳住整个金融体系。只要金融体系是基本稳定的，就能确保整个经济运行基本稳定，不会硬着陆，这是在经济增速合理下行内货币政策调控的底线，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必需。当美国爆发了百年一遇大危机后，无奈的选择、首先的出路也是给金融体系尽快注入流动性，稳定整个金融体系。但是，他们是“马后炮”，我们应要当“马前卒”。 　　确保金融体系的充足流动性，客观上会起到一定的逆周期调控目的，但是又要注意，目前宏观经济的调控不能完全指望货币政策。基于历史发展而来的当今中国经济既然已经是“三期叠加”，则调低经济增速，加快结构调整与改革，消化前期历史遗留下来的房市泡沫、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三者中，哪一个都指向、都要求关闭破产一些企业和地方平台，都需要通过稳健货币政策来营造中性适度的金融货币环境，都需要有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因此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时，绝不能一味片面追求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次，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重要的不是货币政策口号、用词的描述与解释，而是调控中的技术细节。在技术细节上，当前货币调控除要关注结构、定向微调外，在总量指标上，功夫要下在社会融资总量上，而不是下在货币供应M2上。调控中不要太在乎M2多增长半个百分点还是少增长半点百分点的目标。为什么？M2是表示银行系统的负债，而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是金融、银行系统的资产方，是由贷款、股票、债券、票据等所构成的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但是这一指标近几年增幅波动太大，很不稳定、不稳健。社会融资量的季度增量，2011年四季度环比增长48%，2012年四季度环比只增长2.4%，2013年四季度又增长12%。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该指标背后的各项融资活动是被央行、发改委、证监会政策所左右，各自步调不一，缺乏有效的部际协调。建议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央行统一加以协调，提高整个宏观的调控水平与效率。 　　第三，在当前经济转折的微妙时期，既然央行已经发出明确的稳健货币政策的信号，因此在操作上，一是市场信号一定要明确，预期要清晰，不能发生让市场、机构去猜央行意图的混乱现象，影响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发放和经济增长大局。二是既然讲稳健货币政策，就要讲政策细节的实施结果，最终是应看实体经济层面可得的资金量状况。而社会融资余额月均增速，2009年约30.2%，“四万亿”之后的逐步下降是正常的，到了2013年月均已降到20.3%。进入2014年前10个月月均增长又降到15.8%，这降速是否有过快过大之忧？在市场出清机制未落实，存在地方政府和房企较高融资能力的挤压，难怪出现一边在强调稳健货币政策，一边民营小企业融资仍不稳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的现象。 　　最后，货币政策的调控同时要有准备，要与其他政府部门紧密配合，做好房市和经济增速如果出现“断崖式”下跌的政策储备。只有做好了防意外准备，才能从容有备，真正去实现经济软着陆。 　　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 　　Q：在关于深化改革的行动框架中，您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应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要素价格改革为核心和突破口，推进征地、社保、财税、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其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怎样的连锁反应？ 　　A：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提出居民收入提高的量化目标。主要包括：未来八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城镇居民养老标准、贫困救助线等扶弱目标；逐年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的量化目标；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各项社会保障量化目标。推进这方面改革带来的财政收支压力，会进一步倒逼财税体制改革。同时，解决长期负利率导致居民财产损失问题，会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提高农民收入重点是依法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级差收入和长期增值收益。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应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两大原则，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进入市场。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是，今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归农民后，我国经济马上会暴露一些突出问题，考虑到收入分配、社保改革中新增的财政支出及多年累积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因素，就会倒逼财税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在财税体制改革中，解决严峻的收支缺口问题，只能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和出售部分国企股权的改革中寻找出路。 　　Q：进一步深化改革，除了要消除造成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还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素价格改革及其连锁反应又是怎样的？ 　　A：渐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银行存贷利差必然缩小，导致竞争加剧。防范银行破产风险，会倒逼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有助于监管部门改变“保姆式”监管，有助于取消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等的行政限制，有助于发展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加快这项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加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方式，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推进水、电、气、油、矿产等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一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倒逼企业改革；倒逼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削减行政审批，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抑制过去那种不计成本、浪费资金与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片面追求投资扩张的增长惯性，从而逼迫企业与地方政府寻找服务经济中的发展机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后达到根据市场信号和竞争压力而不是通过行政指令实现产业和区域结构调整。
　　Q：总结起来就是，抓两大核心的改革和四大重点的改革。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改革顺序？ 　　A：因为其中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本质要相对公平，在这个背景之下，经过研究，在城市里面，收入赶不上GDP增长的速度，主要的原因是薪酬工资差别大，因此要改就要提高工资水平。在农村，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财产收入上，因为农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改变社会保障制度，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还是财政改革。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专门把财税改革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改革提出来，因为财税改革很重要。要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财力和事权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任务。 　　Q：的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后，不仅仅提出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方向，而且各界人士都反映，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内容相当广泛。对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和老百姓前一段对改革的呼吁、对民生改革的要求几乎都有。 　　A：我们要加快改革，还要兼顾当前的社会稳定。说穿了就是要处理好整个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要稳住现在的地方财政格局，这就决定了我们改革的速度要跟当前的社会接受度结合起来。有的改革涉及到其他部门要协调的，比如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人享受城市人的待遇。有的需要配套，有的是提出了方向，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到2020年前全部实现。因此，从这几个方面看，改革过程中就会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消除不确定性。所以，尽管我们有明确的改革方针，按照经济改革的核心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Q：但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具体性以及不确定性怎样面对？ 　　A：这就要强调统一协调。这个不确定性要通过认知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及相关的分析来解决。我们要寻找出中国渐进改革的关键点，什么是渐进改革，就是它的首要特点是双轨，要达到均衡，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的均衡。 　　这样的趋势，会贯穿整个改革的全过程，其实这本来就是渐进改革持续的动力。我们要坚定信念，既要强调总体实际，又要对以后进行改革中现实的复杂性、可能遇到的困难有信心，这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金融走出去的内外判断 　　Q：我们注意到，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化始于美国危机后全球救助策略大背景下中国过多的货币存量和过多的产能，已成为宏观政策选择中不可或缺的思考。从千亿元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到400亿美元丝路基金，再到400亿人民币?A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中国政府一系列决策，其信号已非常清晰。在引导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在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在这个问题上，您早在2006年前后已反复呼吁外汇储备运用要多元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今天，您从学者的视角，又有何新的思考？ 　　A：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前几年的动作确实慢了点。我曾说过，前几年中海油收购尤尼克未成，给了我们信号，楼继伟挂帅的中投公司已被多国盯住了，是“死老虎”，有些事是干不成的，我们应和民间资本、和台资、港资、和外国资本合作，共同走出去，才能用好外汇储备。今天，大家逐步取得共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消化始于美国危机后全球救助策略背景下中国过多的货币存量和过多的产能，已成为宏观政策选择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点，如果在2008年美国危机前后提出还不易为多数人理解的话，北京APEC会议提出的互联互通、亚投行、丝路基金，信号就非常清晰了。中国已作为世界大经济体之一，面对企业走出去问题，不仅具有短期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大国外交和地缘政治的长远意义。对此，目前我国政府已有诸多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作为补充，我认为要进一步关注以下三点： 　　一、 面对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负担与压力之时，可以动用国家资金（央行和财政资金），更重要的是应动员民间资金。在此方面，除需配合资本账户有关规定之外，应彻底放开企业、加快放开自然人的本币与外币跨境直接投资中的各种行政限制。这有利于培育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提高国民福利，同时也有利于减轻国内的货币供应压力。 　　二、 除20国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外，应“两条腿走路”，尽可能绕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因素对我国战略实施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力量，鼓励民间及国内金融机构与境外机构合资成立各类中外合资银行、基金等银行、非银行机构，去实施“一路一带”和亚太经济一体化战略。当然，这是讲的原则，操作措施可以有许许多多。 　　三、 鼓励企业“走出去”，更应鼓励人民币走出去，这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结合在另一层面的长期思考。应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所持人民币到境外贷款与投资，除同样能起到消化国内过多产能外，还有助于逐步追求和形成扩大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逐步提高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财富再分配能力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在短期内，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中的在途资金规模、在全球形成多个离岸市场中的人民币滞留，本身也均有助于部分冲减国内货币供应的压力。因此，在今后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过程中，主管部门应更多的选择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要载体的通道，加快通道建设（包括上海自贸区和沪港通等），逐步放大“通道额度”，减轻外币大进大出的不可控压力，增加中国央行在利用人民币实施资本账户开放中的调控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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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
tzb.&&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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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 昉&
　　周 文&
　　●对话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周 文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张 雁&
　　缘起：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和不断创造的历史辉煌，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闪烁着中国智慧、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但毋庸讳言，对西方学术的盲目“迷信”和“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经济学界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主流经济学历来是大国经济学，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如何走向世界？如何构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的经济学者该如何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这是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的话题。为此，经济学专刊特邀请林毅夫、蔡昉、周文三位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主持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成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经济发展之路，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创造和鲜活的宝贵经验。有一种说法，谁解释清楚了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能否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林：理论的创新总是来自于一些新的不能被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恰恰充满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新现象。国际上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屡屡做出不正确的判断，其原因应该出在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上。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方面存在根本缺陷，比如，对我国双轨制改革的前景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充满悲观，认为中国经济随时会出大问题。&
　　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中国改革就应该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休克疗法，其理由是：一个经济体要有效运行，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包括价格由市场决定、产权私有、自由化、政府平衡预算。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而是推行渐进式、双轨制的改革开放，对没有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立即私有化，而是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由此，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的国家维持了30多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蔡：最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解释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在于数学模型，而在于解释力和经世济民的实效。过去30多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减贫奇迹，经济学在其中无疑发挥了积极而显著的作用。&
　　理论成果看上去是滞后于鲜活的实践的，但许多学术成果和对实践的总结，有助于在顶层设计中帮助决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为什么经济学能够成为“显学”的原因。西方经济学也讲发展理论，也讲制度变迁，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归纳的那些教条——如“华盛顿共识”，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着眼于“三个有利于”，选择了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和地方政府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经济学者如果能够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就是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神话”和“圭臬”的经济学理论创新。&
　　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但在实践上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理论上也有很多丰硕成果。比如，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过程，就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理论创新。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政府与市场是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而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增长实践则证明了两者可以是互补的“正和关系”，林毅夫教授把它精炼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再比如所有制结构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收入分配理论，这些都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贡献。&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经世致用才是其目的和本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一直以中国人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是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水平和成就的。但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成功。&
　　主持人：三位都认为应该总结中国经济实践当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做出系统性的经济学理论总结。能否这样理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国发展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可能更侧重于发展与转型，因而也更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作用？&
　　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取得了政治独立，开始追求国家现代化。当时国内知识界普遍有一种认识，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他的道理，因此积极到西方国家学习，希望把西方理论拿回来运用，帮助我国实现现代化。但仔细研究过去70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理论去制定政策并让国家成功的。极少数的几个成功的国家或经济体，他们主要的政策在推行之时，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发达国家的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形成的，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这个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其实，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所以才会有旧的理论不断被新的理论替代的情形。&
　　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跟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条件是比较相似的。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成败经验总结出来的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要高很多。&
　　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从特有的国情出发的，避免了生搬硬套，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成为一般性规律，并以此丰富经济学知识宝库。&
　　与此同时，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诸多共同之处，有大量成功经验和走弯路的教训，值得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概括和抽象，创建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发展经济学。例如，中国减贫扶贫的成功经验为世界瞩目，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羡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而著称。虽然“华盛顿共识”在国际经济学界广受诟病，但只有中国经验能够提供另一种成功的选择，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这些经验从工作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理论化，否则传播的范围就不够。&
　　周：中国奇迹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在这个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普适性提升的一种渴望。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
　　主持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为经济学理论的成长与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但中国经济在实践上的探索远快于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学术创新还明显落后于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经济学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应如何发展新的经济学理论，引领中国经济实践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林：20年前，我曾发表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这篇短文，倡言以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断言若能如此，不仅可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做出贡献，也可以对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要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首先必须把要解释的现象理解透彻，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此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吃透所要解释的经济现象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第一步。&
　　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学习掌握现有西方经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是必要的，但在运用外来的现成经济理论来分析、理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切忌生搬硬套。只有经过“创造性重构”的思维过程，弄清这个理论所舍象掉的社会变量在我国同样是无关紧要、这个理论所抽象出来的几个变量在我国同样是重要的变量时，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经济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国内每年发表的经济学论著可谓不少，但到现在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没有得到多少承认，少数做得较好的也被认为是在为外国学者整理资料。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不只一端，其中之一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在现有理论上有多大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思想上的禁锢一旦消除，理论界便出现了一片空白，经济学工作者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学习、引进西方现有的理论成果上，这些工作自然得不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虽然近年开始有经济学者对我国的经验、现象进行总结，但还止于描述的阶段，因此只能得到国外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重视。&
　　蔡：中国经济实践与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实践经验乃至教训是理论创新的土壤和养料，所以理论看上去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理论讨论往往是在实践决策过程中发生的，既是受实践检验和审视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过程。固然，理论抽象有赖于方法论的规范化和创新进步，这需要学习借鉴当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技术和方法，但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的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
　　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说，应该克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过度数学化和计量化。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既要见森林（统计数据），更要见树木（现实生活中的人）。因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创新经济理论。二是避免把工作中的观察等同于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科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经验科学的学科，因此要按照学科规范来分析问题、抽象出理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检验，最终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
　　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阐释和论证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来源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国的发展奇迹使中国学者具有运用自己的经验检验已有理论、创造新理论的底气和发言权，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已进入了全面自主创新的新时代。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经验基础上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规律的新发现，必将汇聚成经济学理论范畴和体系的新革命，为世界经济学宝库增添中国财富。&
　　应当承认，与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相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新尚显滞后。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薄弱，比如，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缺乏基本规范，存在不少片面、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再比如，研究方法创新不足，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运用。另一方面，在引领经济学发展方向上缺乏厚重的理论支撑，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常常对外国理论生搬硬抄、拔高甚至神化，并以此标榜甚至“自以为”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一些学者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来裁剪中国的社会现实，将中国丰富的实践和创新变成解释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习惯于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
　　主持人：中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经济学如何在理论上全面系统解读新常态？进一步地，新常态的提法是否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蔡：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有两层重要含义。第一，它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体现全新认识论的一个范例。新常态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国情，还是更积极、奋发向上的集结号，通过强调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帮助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过去、把握今天、决定未来。第二，新常态这个概念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判断经济形势出发，提出了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要依靠改革、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型，转向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驱动型。由于这个理念既具有经济学的抽象力，有助于我们预测未来，又具有经济政策的实践力，所以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一个将会通过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完善从而与时俱进的理论。&
　　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当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对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并明确提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是中央对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正式界定，对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发展理念、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未来态势进行了初步论述，基本形成了“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总结了进入新常态三年来的经济实践，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创新。&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说明对一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应只关注短期的热点问题，应该更加注重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各种要素禀赋、发展趋势、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我国提出经济新常态的研判，就是强调经济发展要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方向。因此，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创新。&
　　主持人：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蔡：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实践，也形成了大量新成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任务、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真正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把从国情出发作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出发点。越是中国的才越是世界的，从国情出发上升的理论，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实践具有切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更有借鉴意义。&
　　第二，实践经验有时来自于个别事例，或者分别表现为个别事例，只有揭示每一个事例和每一项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才能升华为理论，否则也只是经验的堆砌，指导意义就被降低了。&
　　第三，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我们所要创立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理论，它必然与以往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更要求达到指导我们今天和明天新实践的时代高度。&
　　林：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国际化，不应舍近求远，而应以本土问题为入手点。研究对象的本土化除了有利于我国经济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外，还将使我国的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经常是在现有理论解释不了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发生的，因此，即使是对国际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也是某一特定社会的本土化理论。对我国目前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现象的解释和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我国的经济学家从本土现象的深入研究中提出新的理论来，这样才能较好地说明产生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并找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周：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改革开放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为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五大发展理念、对外开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是构成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主持人：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向世界？能否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经济学学派，进而能够在世界学术界起到引领作用？&
　　林：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当地人，就是旅居英国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原因就在于，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我判断，最慢到2025年，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是美国的1.5倍或者更高。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会是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解释这个经济现象的理论会是最重要的理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并迎来中国籍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并且，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也会对其他面临和我国相似的条件和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借鉴，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蔡：最富有史诗意义的经济发展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动力，把经济学研究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我们从未如此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对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经济学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强烈，不仅将用来指导中国长期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成为我国的一种软实力。&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我国各级干部深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其次要求我国经济学家站在世界经济学科发展的前沿，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否则中国奇迹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面而达不到理论的高度；最后要求中国的经济学家及其成果要有更高的标准，胸怀更大的使命感，引领国际经济学前沿。&
　　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简单归纳和总结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而是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我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中国经济学才可能得以建立。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根和土壤，中国经济学研究应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范畴引入研究框架和范式，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引领发展的高度。&
　　此外，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要尽快扭转只在“西方笼子里跳舞”的倾向，立足中国现实，提炼中国问题，借鉴国外，融入国际，正确总结“中国理念”，科学概括“中国经验”。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引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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