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有人说很多中国投资人的名声并不好 理由如下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啊哦，沈南鹏、徐小平、朱啸虎等中国投资人们，你们作何感想？ ”
有人说，很多中国投资人的名声并不好，理由如下
见到皮埃罗·斯加鲁菲时，雾霾红色预警在北京已持续了4天。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更喜欢我们叫他皮埃罗，而不是斯加鲁菲先生。
这位年过六旬的长者拥有一头茂密的银发，但皱纹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很健谈，精力充沛，一聊起硅谷就立刻兴致高涨。尽管出生在意大利，他却没有明显的口音。自上世纪80年代起，皮埃罗便生活在硅谷，一路见证了近40年来硅谷的发展与变化。
他是《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一书的作者。被认为“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地讲述硅谷的独特之处和成功奥秘的一本著作”。
12月20日，皮埃罗刚刚与几位中国专家结束了一场关于“发现中国创新力”的讨论。“在硅谷我们是不谈创新的，创新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在清华大学百年礼堂的后台相遇，皮埃罗显得意犹未尽。他毫不吝啬言辞去揭露硅谷存在的问题。在皮埃罗眼中，硅谷的大公司们买下了所有的创业公司，却也在摧毁这些公司。
中国投资人加剧了硅谷泡沫
经济观察报：有一些中国的天使投资人一年能投几十个项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皮埃罗：我从未在硅谷听说过这种情况。在西方，投资人他们要带你，会保护你，而不是仅仅给你钱。他们真的想知道你在干嘛，每周都要见面听取你的进展。很严肃地说，你一年投那么多案子，哪里有这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或许一些投资人能投10到20家公司，但是核心仍然是天使投资人在把创业公司当成孩子来呵护。我要抚育我的孩子；我希望帮助你的事业成长；我把你引荐给别人。所以听说有投资人投那么多案子，对我来说真的很诡异。
经济观察报：在硅谷，一个天使投资人一年通常会投资多少家公司？
皮埃罗：大多数天使投资人都很谨慎，一年投资一个项目，或者2到3个。他们会非常小心地跟进。但是，现在有太多资金。这会造成一个可怕的情况。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越来越多早期投资人去硅谷投资项目。你如何看待？
皮埃罗：很多中国投资人的名声并不好。当然，对于那些急于从中国获得资金的人来说，这些中国投资人的名声是很棒的。然而，我们要思考，很多中国投资人其实并不明智。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许多投资案例，有时我们真的很难理解。许多钱放到了基金或者孵化器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些人在传统行业实现了财富积累，但是他们大多都不真正懂高科技。此外，中国投资人有太多太多钱，就不免会出现浪费。投资应该是有所选择的，应该奖励那些优质的项目。
现在硅谷的确有很多新兴的独角兽公司。如果研究一下是哪些资金在背后推波助澜，有时会发现其中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资本。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把钱投在这些地方？硅谷的投资人把钱放在这里有时很好理解，可能因为在当地的一些资源需要协同。
此外，硅谷存在着连锁反应——一些机构投了，另一些机构就会自动跟投。比如你投1000万，他投100万……这是典型的硅谷泡沫。恰恰这个时候，中国投资人来了，还往里砸入5000万。
投资人常常是问题所在
经济观察报：天使投资的助力对于创业来说非常重要。对于硅谷的创业者而言，什么样的投资人算是好的投资人？
皮埃罗：所有投资人都是坏的。创业公司应该保持饥饿。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这么看？
皮埃罗：资金本身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创业者很容易就拿到了政府或是投资人的钱，他创业的初心就变得难以保持。硅谷现在正在酝酿的问题就是创业公司拿钱太容易。然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靠谱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当我来到硅谷时，情况正好相反，那时候创业公司很难拿到钱。80年代创业需要辞掉工作全力以赴，没有钱只能去车库，然后不断打造产品向风险投资家们展示。
当钱很少时，人们关注的是到底创业者是不是真正相信他们在做靠谱的事情。他们或许会有很多次失败，但至少你知道他们真的信仰自己的事业。他们严阵以待，会每天工作20个小时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我更宁愿市场上的钱少一些。
经济观察报：在硅谷，最受欢迎的投资人身上有什么特质？
皮埃罗：创业公司欢迎资本，但让创业者拿钱太容易却是投资人最坏的一种帮助。好的投资人提供资源网络，而不仅仅是资金。优秀的投资人应该像是一位严格的父亲。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听说过因为投资人而导致优秀的创业项目最终走向失败的案例？
皮埃罗：我听过许多次。我不认为投资人是世界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他们常常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硅谷不是由投资人创造的。
经济观察报：现阶段，中国存在很多创业公司仅仅是为了融资而融资。
皮埃罗：是的，硅谷也有类似现象，因为市场上有很多钱。顺便提及一下，现在中国的投资者们给了硅谷太多太多资金。
现在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舍弃了优质的工作、高昂的薪水去创业，原因在于他们马上就能拿到500万美元投资。那我如何能判断这些人真的严阵以待呢？
谷歌等大公司正在扼杀创新
经济观察报：2001年—2012年，是美国风险投资挣扎的十年。投资的财务回报率也很低。现阶段，形势是否有所好转？
皮埃罗：我更喜欢危机的时代。所有伟大的创新都是在危机的时代诞生。
硅谷变化飞快。在过去5年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第一，太多资金；第二，大公司们买了很多小公司，这扼杀了创新。
这些问题不是创业公司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硅谷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拉里·佩琪（Larry Page，谷歌创始人之一）自己也知道创新将不再来自谷歌，作为一家巨大的公司，它很难再去真正地创新。
硅谷的大公司们正在买下所有的创业公司。有时，他们并不是在买公司，而是在买那些创业者。大公司可能会花1000万美金来买他很欣赏的人所创立的公司，然后扔掉技术，仅仅让创业者来领导其他的项目。所以现在有一个新词叫“acqui-hire”（人才收购）。大公司兼并了一家创业企业，是他们想要这里的人，这才是真相。
我的观点是谷歌正在买下这些公司，他们雇佣了这些人去投入到自己的项目之中，却也正在摧毁这些公司。
经济观察报：或许这些公司本来可以成为下一个谷歌。
皮埃罗：是的。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00年代，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因此苹果、谷歌、脸书，等等，还拥有机会去成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机会并不存在了。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悖论。然而，谷歌花掉了那些所有的钱去买创业公司，这本质上是在扼杀创新。
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如何能成为下一个谷歌？如果谷歌买下他们的话。如果有人从谷歌萌芽之始就买下谷歌，今天就不会有谷歌了，谷歌可能会是一款非常糟糕的搜索引擎。没人买下谷歌，所以谷歌才能够有机会成长，继而专注于它的核心技术。现在的我们才能拥有一款优质的搜索引擎。
谷歌正在试图确保没有谁能够成为下一个谷歌，希望历史止步于此。谷歌在去年买下了几十家公司。今年，可能又会买另外几十家。硅谷的大公司们买下了所有的创业公司，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这对谷歌和创业公司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对创业者而言，他们拿到了钱、20多岁就能实现财务自由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整个生态系统却是病态的。
硅谷的创新不是由政府规划而来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说过，硅谷是特定环境的产物。硅谷在湾区，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新力的地方。硅谷的所有艺术都很具有创新性。那么，在你看来，艺术与科技创新相关吗？
皮埃罗：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当一个地方的科技领先时，这个地方的艺术成就也会同样斐然。比如1000年以前的中国是当时的创新源泉，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政治家、艺术家、作家、诗人、数学家。
创新力是打包成套出现的
经济观察报：记得你的观点是硅谷不可复制的吗？创新来自于其自然演进而来的社会土壤。
皮埃罗：在硅谷我们是不谈创新的。在硅谷，创新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事情，所以我才会经常讲我们不断的去关注技术的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错误，至少在硅谷是这样的。因为创新是来自于一个本身就非常具有创造力的社会。那类人是最具有创新力的？首先，最不具有创新力的就是官僚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传统企业。而最具有创新能力的通常是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媒体人，而不是技术人员。
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在全世界范围内，是移民与当地人融合程度最高地区。这些移民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文化，在这里共存。所以在我的书里面，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社会在创新的过程的重要性。
硅谷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创新并不是首先由政府规划的，而且也并不是由大型公司来主导的，而是在本身就非常具有创新力的社会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但硅谷模式并不是创新的唯一模式。硅谷喜欢破坏性，而中国人喜欢和谐，这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新。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模式，硅谷给世界提供的最大的启示就是在一个包容的具有创新性的社会中自然可以产生出具有创新力的技术。
很多科技园区像是监狱
经济观察报：如果一家公司里，都是同一类型的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家公司很难有创新？
皮埃罗：这是几乎是一个监狱了。我来到中国后，中国的朋友带我去参观科技园区。中国有很多非常不可思议的园区。但我仍觉得这是一个监狱，非常美丽的监狱。这些园区不是一个属于创新者待的地方，而是属于那些只懂服从和执行的人。这与旧金山的湾区大不相同。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书中提及，硅谷的价值不在于发明，而在于把科技成果迅速传播。中国也不是互联网的发明之地，但今天中国移动互联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你如何看到中国移动互联网近年来在全球的扩张？
皮埃罗：这让我印象深刻，但这不是创新。中国企业非常善于融合旧经济和新经济，但我没有在中国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人工智能是一个泡沫
经济观察报：你曾写过一本300多页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书。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皮埃罗：人工智能绝对是一个泡沫。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这个词它其实第一次出现在1956年，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它整整沉寂了60年。
大量资金在短期内进入了人工智能领域。但包括谷歌在内的公司都没有在这个领域获得收益。所以，人工智能领域绝对是一个泡沫。我在我的书里表示，人工智能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大的。大家觉得机器人将无所不在。但实际上，在人们家里、街上，我们都没看到人工智能的运用。但是，你仍然能够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很多人工智能的消息。
首先，我这本书是一本介绍人工智能历史的书籍。揭示了到底人工智能能做什么。机器不会拥有常识，而人类具有。人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做很多事情。能买东西，能逛街，这是常识的体现。有常识才有智能。如果你知道16乘以24等于384，但你不能自主逛街，这不是智能。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给智能套上了错误的术语。智能不是关于阿法狗，智能是关于简简单单的事。我在煮开水，水很烫。我让你把手伸进去，人类不会这样做。
但如果你命令机器人这么做，它会毫不犹豫，因为它没有“常识”。只有人类构造的工作，才能够被机器人“窃取”。很长时间内，构造工作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创造了日常工作，也创造了机器人来做日常工作。但是机器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并不能做所有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需要真正的智能。
12位投资人的反思：这一年我们如何抵御寒冬，对抗周期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媒体、网红和直播出现时，“一下子就懵了。”
徐小平今年60岁了，他告诉财经天下记者，很担心自己这种年龄的人，一忙其他事就落后于这个时代。“所以要保持与时俱进，保持相关性。去努力了解最受瞩目、最具争议、最让大家迷茫、失落甚至愤怒的现象背后发生了什么。”相比人们一直强调的投资回报，2016年他显然更担心错过。“如果这些东西跟不上的话，就是千亿美元的淘汰。”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是创伤之年。DCM中国联合创始人、董事合伙人林欣禾认为，很多人在前两年投资太急，结果“闯祸”了。“因为投得太快，投得太猛，投得太贵，导致在2016年时暴露出问题。而这是整个投资行业心理上的创伤，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到2017年。”
也有人认为外部市场的变化不足为惧，更多焦虑来自内部。
今年4月，GGV纪源资本宣布完成12亿美元的基金募集，持续推进全球化布局。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童士豪告诉财经天下记者，做一只全球化的基金并不容易，其精力与准备，都比只做一个市场要求高得多。“而在全球化成长的过程中，内部是否会有人因此会失去耐心，是否会有人感觉到气馁，这是我这一年里最大的担忧。”
多数机构在2016年放缓了投资节奏，但项目估值却没有明显降低，这意味着场上的所有人都变得更加谨慎，也意味着投资人不仅要和创始人博弈，投资人间也在相互试探，这最终变为多方角力的游戏。博弈正蔓延开来，愈演愈烈。
与2007年-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当时美国金融市场体系出现严重问题，各金融监管部门失衡，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信心下降，纷纷抛售股票。机构投资人、退休基金、大学基金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导致PE、VC们上游的资金来源枯竭，投资者们心有戚戚焉，却口袋空空。
最终，雷曼兄弟倒闭了，但有人却借由危机大捞一笔。
同样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策略所导致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在2016年的中国风险投资行业也陆续上演。
人们还在谈论估值
“上一轮金融危机时你在做什么？”
在桌子的另一端，蓝湖资本合伙人胡磊想了一下。8年前，他供职于GGV纪源资本，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硅谷的老牌投资机构成立于2000年，2005年进入中国，先后投资了包括阿里巴巴、世纪互联、去哪儿在内的多家一线互联网公司。2014年，胡磊离开GGV创立蓝湖资本。
严格来讲，GGV几乎从第一天开张起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互联网泡沫。
2000年3月，以技术股为主的NASDAQ（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攀升到5048，网络经济泡沫达到最高点。泡沫于3月10日开始破裂，该日NASDAQ综合指数到达了5048.62（比仅仅1999年翻了一番还多）。仅仅9个月后，便跌破2600点大关。而在这次泡沫破灭前的半年左右，GGV刚完成第一期基金募集。
如果回过头去研究GGV的基金回报率，会发现其业绩亮眼的几期基金几乎都在危机中诞生，而这些基金往往只用三四年便等来了行业的再次繁荣。
“VC行业本身就是反周期的。当股价都特别好时，很多人都去购买股票，这恰恰是VC退出的时候。大的危机中往往也孕育挣大钱的机会，所以所谓的金融危机，是危中有机。”高榕资本合伙人张震说，机会往往产生于这种箫条中，因为这意味着可能要有新技术来提升效率，也可能是行业要被挤压水分，估值大幅下降。
这些接受采访的投资人表示，今天行业的平均估值仍偏离公司的实际价值。有些公司估值几亿美金，但只要看一看其业务单量、流水规模，就会发现那完全是个天价。但即便如此，这类公司还不是人人都能投得进去。
“2015年项目来找我们时，我们心理清楚，他有很多选择。一些刚刚兴起的基金，他们总要先投几个项目，可以给LP们做一个解释。所以创业者一旦进到这个房间里来，心里是有谱的。”
今天创业者不再享有这种优待。林欣禾提醒被投企业：“过去两年犯错，你还可能被原谅，再融资。而今年，将没有人为你的错误买单。”
他发觉一个显著变化是再次融资时项目估值涨幅只有10%-20%，而在一年之前，会有三倍估值。2015年4月，58赶集合并，作为58同城早期投资人，DCM是此次合并最大受益方之一。
蓝驰创投合伙人朱天宇也有类似担忧。“CEO们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目标。我们用自己十几年的亲历周期的经验去分享，去提醒他节流开源、保持节奏。但对于投资人来说，我们只是副驾驶，油门和刹车最终在创始人自己手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告诉记者： “今天市场上钱很多，不只我们有钱，我们的竞争对手、同行手里的钱也很多，只是大家都觉得估值高，所有人不出手。这对尚处在交接过程中的创业公司来说伤害很大。今天的高估值，有一天可能是你的负担。”
以太资本创始人周子敬发现，这一年自己所经手的FA项目呈现出几个趋势：融资周期变长；投资的确定性变低；投资人虚晃一枪的概率增高（即便给出投资意向，反悔的概率增大）；创业项目数量较之去年有明显下降。
“以前只要一个团队好，我们就有很大把握帮他融到钱。现在不是，如果仅仅是团队好，方向稍微差一些，融资都很不容易。”周子敬说，原来找20家基金聊就能搞定的项目，现在可能要找三四十家。
“我们的投资节奏没有发生大变化，但这更多取决于创新领域地图打开的节奏，在没有很好的地图打开前，市场会进入到一个投资的间歇期。今年投资数量，以及有质量的创业公司数量不如前两年。”源码资本创始人曹毅说。
FollowPlus提供的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获得第一次投资的项目数量为2833个，2016年为861个。那些尚未产生正向现金流的公司不得不面临下一轮的融资难题。两年中，所有公司所有轮次获得的融资金额总额分别为2.11万亿和1.72万亿。
“可以从数据中看出，今年的投资总量比去年下降20%，中后期轮次投融资额度基本持平，主要是早期项目受到的影响比较大，集中在B轮前。今年投资机构整体的募资量不降反升，其实是去年很多资本在年中募到资，去年下半年就赶上就资本寒冬。所以投资人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持币上观。”对比近两年数据，FellowPlus创始人兼CEO郭颖哲得出了这个结论。
恐惧的根源
GGV纪源资本董事总经理童士豪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多数投资人都明白，不管是智能手机的红利衰退，还是用户在移动端的使用时间趋于饱和，都将引发一系列的变革。“所以我们会说走向农村很重要，但农村市场是崭新领域，以往的经验不一定适用，是不是有足够优秀的团队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是个未知数。”
自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从最初投资手机上的工具、游戏、天气、应用商店到2014年开始兴起的O2O和2015年的互联网金融等领域，过去几年间，大家从不缺乏系统性的投资主体，那时大家担心的只是投资节奏的问题。
到了2016年，优质的To C项目突然呈断崖式下跌，流量越来越贵，平台增长红利消退。除了几个屈指可数的热门项目外，这一年的多数时候，VC们见面时打招呼的方式变为：“你最近有看到什么好项目？”
不只在中国，硅谷也遭遇类似的尴尬。美国创投孵化器Y Combinator COO Qasar Younis告诉财经天下，更多的公司仍然选择传统的高科技技术创新，而不是商业模式创新。对于科技含量低，没有商业模式创新公司来说，他们所处的领域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而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
“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热度下降，区块链热度不减，人工智能继续升温。” YC的投资重点不是押注可能火爆的行业，而是把重点放在创始人的核心品质上。“因为趋势总会变化。”
从早期项目来看，有质量的创新在变少。大片创新领域没有成熟，创新地图没有打开，青黄不接的局面从结果上导致企业获得融资金额的变少。
“但本质不在资本寒冬，更多的原因是资产荒，好的有质量的创新进入到了一个过渡调整期，这会随着技术的调整孕育新的创新。”源码资本创始人曹毅说。与其说是资本寒冬，本质是资产寒冬，创新进入瓶颈期。
在资产寒冬，拿到钱的企业数量变少，尽管资金供给充足，但问题出在公司端和资产端。较多拿到A轮的领域经过B轮C轮的考验，必然出现有人被淘汰和资金收敛的局面。
对于早期VC而言，科技创新尤为重要，而过往的这些创业公司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大公司和巨大杠杆，每家基金内的多数资金开始向头部项目集中，各子行业的头部公司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资金。
过去一年，巨头在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部分上市公司在内，都开始有意选择策略性投资。与财务投资人仅仅追求的账面回报不同，这些巨头在收购过程中往往不计成本——他们更多的去考虑市场份额及其他衍生价值。
核心的互联网企业，包括BAT、京东、小米在内，都积极进行股权投资并购。新美大、滴滴快的、58赶集背后的产业资本也在发挥作用，A股上市公司通过相关机构，也参与到股权的投资并购中。
“如果钱能把竞争壁垒建立起来，那么很多人可能倾向于把钱放在一个项目里，尽管这样综合回报可能降低了，但是安全边界也同时变大一点。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项目从A轮到E轮在快速地完成，一路融下去。”晨兴资本合伙人程宇说。
曹毅坦言，过去一年，自己和团队对投资的重点企业投入了大量精力，其中一些获得很好的回报和成长，遗憾之处则在于，没法对其他企业投入更多的资源。
如果回到10年前，市场只有有限的几家基金，创业公司也很少，大家知己知彼。今天则是一个多对多的市场，有数不清的基金和创业者。
一位投资人告诉财经天下记者，十几年前可能每一个领域里的好项目自己都见过，只是投与没投而已。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如今不可能一家基金做市场上所有项目和领域的覆盖。而好处则是，这令很多新基金拥有一战成名的机会。
“这对我们而言是挑战。晨兴持续在追求超额的投资回报，因而对所投项目的运营杠杆要求很高。这种打法让我们抓住了YY、UC、小米这样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因此错过很多机会，比如在电商、团购、视频等需要大量投资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的领域。”程宇告诉记者。
寒冬之下，越来越多的名为“Demo Day”的路演活动重出江湖，和许多年前那种VC们“求贤若渴”的初创项目展示不同，今年的几场“Demo Day”，被业内人士戏称为“接盘侠大会”。
一位投资人这样向记者描述他的吃惊：“很多基金都在开这种会，意在把他们的Portfolio（项目）推出来，让其他圈内人来看，觉得好就投。前几年的项目推介会，大家以交流为前提，目的性并不明确，而今年这种情况是我在行业待了十几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我们曾经历过几次波动，软银中国成立于2000年，赶上了那次互联网大泡沫的破灭。那时大家都挣扎，我们也在挣扎，阿里也挣扎，我们在当时投资阿里巴巴可以算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但互联网泡沫破掉之后，日子并不好过。我们的第一个基金盘子1亿美元，投了大部分项目都是挺难受的，但是那次危机之后挺过来的项目，现在已是胜者为王。” 软银中国合伙人宋安澜对记者说。
“最近一次论坛，听到某位天使投资人说自己投资的回报已经几千倍了，我不敢再发言了。软银曾投资阿里巴巴，目前也只是几百倍回报。”他说。
节奏与反思
2016年3月，在高榕资本的LP年会上，张震向LP们展示了两张图，第一张是上证指数在过去一年的趋势图，第二张是高榕资本过去一年各时期新签投资意向（Term Sheet）的数量，两个曲线的趋势恰好相反，印证了高榕资本的投资节奏呈现出反周期的趋势。如同巴菲特所说“应该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高榕恰是凭借着投资纪律和敏感性，这么去执行的。
2015年下半年，张震有不少焦虑。行业的诱惑增多，比如基金管理公司要不要登陆新三板融把快钱，要不要在拆VIE以及借壳上市的事情上去做努力等等。这些事情团队有能力去做，而一旦选择去这样做，意味着丧失了最初的核心出发点，变为一个套利机构。这与高榕一直坚持的价值投资相违背。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甘剑平对表示，这一年，自己最大的焦虑来自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则直言不讳。“政府这个水龙头有时候关，有时候开。”
“政策的不确定因素会让我感到焦虑。去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政府非常了解我们需要创业，需要创新，但在具体执行上往往会出一些不太符合商业环境的政策。比如互联网金融，两三年前还是国家鼓励，建设了国家级的互联网金融中心，后来出来一些骗子，就不太敢有人再来创业，有很多人因此失业或离开这个行业。”甘剑平说。
原IDG合伙人毛丞宇2014年创立了云启资本，他回忆，整个2016年，云启的很多被投企业去上新三板，他基本都极力劝阻，至少劝他们不要将过多希望寄托在新三板上。当时，很多基金找到云启的被投企业，毛丞宇都会提醒他们，千万不要花太多精力去和那些所谓的新三板基金周旋。
“事实证明有些人听了，有些人则浪费了时间，没有从新三板基金处尝到甜头，最终也耽误了正常融资。”60后的毛丞宇对此颇有警惕。
十几年前，深圳创业板也曾有过诱人的退出机制，后来遭遇变动，当时死掉大批等待退出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背后的人民币投资者也遭遇重创，有些在此之后就消声匿迹。
一位人民币母基金合伙人告诉记者，2015年上半年新三板火爆时，曾冒出很多打着“1+1”“2+1”（回报周期）的短期基金，今天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了。
“很多基金管理公司打着融资的旗号来谋取短期利益，我们就问他一句话，你基金的周期多长？如果是低于‘5+2’的，我们也就不用见了。投资讲求关注企业的内在价值成长，所以我们一直是说1万小时定律，这个是躲不开的。”而他也坦承，在当时，新三板火爆的泡沫确实让很多专业投资人“找不到北”。
“时不时就有某家机构出来说，它们又在市场上融了成百上千亿，对于我们这种做长期投资人来讲，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干了。”
风投行业素来有三三三的说法，也就是所投资的三分之一的项目会自然毁灭或被清算，三分之一不死不活，另外三分之一项目状态良好，是收益保证。
2014年，O2O上门美甲项目嘟嘟美甲获得来自红杉资本和源码资本的A轮融资。今年2月，58到家宣布合并嘟嘟美甲。“早期投资人需要理性反思之前决策的问题、冷静取舍进退。这是对人性惯性的考验。感性上很难割舍的艰难决策最终还是要遵循规律和趋势，顺势而为。”曹毅这样复盘这一仗。
对于曹毅而言，过去一年最大的焦虑来自成长路径、节奏和模式的把握。“投资让我们有很宽的选择面，考验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什么时间表、走什么路径、采用什么工具模式将对结果产生质的变化。”
“不只我们这个基金，任何VC都一样，投20个项目最后产生巨额回报的只有那么两三个，可能不会更多了。这也就意味着有60%-70%的决策都是错的，所以，VC其实是一个一直在犯错的群体。”胡磊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应该拿到投资的，因为钱太多了。很多不该拿到投资的公司拿到投资，这些就变成了噪音，使得本应拿到投资的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有些是无序的竞争。”红点创投主管合伙人袁文达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大部分早期投资人会认为市场上热钱太多，可到今天为止，钱还是多。
日，旗下拥有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的移动视频平台一下科技确认完成5亿美元E轮融资，这是红点创投在2012年与晨兴资本共同投资的项目。
过去几年，VC行业以美元基金为主导，价值产业链由美元VC构成。人们追求在纳斯达克上市退出，或者被BAT收购。但从今年起，人民币VC看上去似乎所向披靡。一个明显的案例是，在备受追捧的直播项目映客的几轮融资里，已几乎看不到美元基金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币VC。
这些项目未来可能的退出通道是国内IPO，也有可能被上市公司直接并购，足见当下整个创投产业的价值链条，已从资金链一端悄然变化。
2016年10月，红点创投宣布成立首支中国基金，并完成共计1.8亿美元的首期基金募集。就在红点创投宣布成立人民币基金的一个月后，启明创投也宣布完成第四期人民币基金15亿元的募资。
“寒冬之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在甘剑平看来，二级市场仍到处可见涨停板，兼并购层出不穷。二级市场中，老牌基金募资顺利，一些新锐基金也在稳步成长。“两年前，很多BAT的高管还没辞职就已经被机构锁定拿到融资，现在他们可能要更谨慎，或是先自己放点钱。过去拿钱太舒服，现在创业者也应该三思而后行。”
“我们从事风险投资工作十几年，看到的是这个行业在过去十几年蓬勃发展。我亲身参与的携程，当初投资时只有100多名员工，现在有两三万人，因为VC投了钱，这些公司去开发技术、做地推、打广告。由于我们的参与，帮助这个行业创造出了BAT这种量级的世界级公司。”甘剑平说。
徐小平告诉记者，在成长过程中，老家江苏泰兴从他出生到离开，住房、街道都没什么变化，只是多了几辆自行车，多些电灯泡而已。“但是今天的泰兴或者扬州、南京、北京，这种变化是极其迅速的，所以这是一个时代命题。”他说。
几年前，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胡磊曾遇到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作为京东的早期投资人，张磊提起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他和团队抓住了很多今天看起来非常难得的投资机会。而在那之前，整个市场情绪高涨，有人因此做出非理性投资，张磊没有出手，并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讯号。
很快危机到来，这些人忙于善后，也因此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当真正的投资机会摆在眼前时，他们或者没钱，或者没有时间。那天，张磊回忆起这段经历，向在场的所有人分享了自己亲历几轮危机后的心得：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你要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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