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歧视，还是阶级压迫？——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探讨
性别歧视，还是阶级压迫？——关于性别不平等的探讨
近来，女权主义（也称女性主义）的口号在国内渐渐增多，有点像欧美在196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的情况。在这场主要依靠批判作为武器的性别战争中，最基本的观点是：女性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主要是由社会上性别歧视的偏见造成的；女性是这种社会氛围的无辜牺牲品，而男性，不管是否歧视女性，实际上从中获利了。这种观点经常引发一些乞求统治者加强教育平等的呼声，以及对于“冷漠的看客”的义愤，而两者似乎都无助于情况的根本改变。更严重的是，这种观点在追求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年轻人中很容易引起误解和分歧，使本该团结行动的人们产生隔阂，阻碍社会的进步。
因此，我将尝试辨析这种流行的女权主义观点的正误得失，希望让无论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女权主义的年轻人能够有一个团结行动的基础，更希望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追求平等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中的所有人而不只是局限于中产阶级，以避免使平等的口号反而被用来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本文只是我初步的想法，冒昧地写出来见教于读者。
我们知道，农业社会的生产往往采用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在这其中，女性的地位往往是非常低的（农业社会之前的园艺社会、采集-狩猎社会里，承担战争和祭祀任务的人拥有更高的地位，而且往往是男性）。直到民国时期，在中国乡村还有着繁荣的人口贩卖市场，其对象主要是穷人家的女孩，这些女孩被卖作童养媳、包身工、女佣，甚至是妓女。至于其中的原因，也许有人会说是社会上普遍的性别歧视，但一样是性别不平等，为什么就不能是反过来男性被歧视呢？实际上，农业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沉重的剥削所促成的。首先，农业社会里的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但农业技术的低下导致在体力方面不占优势的女性只能更多地从事辅助性的家务，而把生产口粮的重活更多地交给男性去干。其次，不仅农业技术低下，而且乡村地主和国家统治者往往横征暴敛、兼并民田，从而导致民不聊生，因此，男性体力优势的重要性被放大了，这样一来，还导致女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性也被放大了，尤其是生男孩，即所谓“养儿防老”。生育技术的低下导致女性要为生孩子付出较大的健康代价，也使女性更加远离农业生产，女性劳动的很大一部分在家庭劳动力（主要是男孩）的“再生产”上。年轻女性背负着生育孩子的重担，其口粮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家中的男性劳动力，这种在家庭经济关系上的依赖，再加上生理因素（大脑构造和激素分泌）导致的女性比男性更少竞争性而偏重合作，造成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每个家庭中的丈夫就如同现在每个企业中的老板，扮演着自己领地中的君主的角色——而所有的历史记录都告诉我们，寄希望于统治者的仁慈是不现实的。农业社会的几千年里，家庭内部的男女地位一般是极度不平等的，例外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一些家庭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例如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由于盛行男耕女织的家庭劳动分工，而且女性在家纺织挣到的钱有时可以超过男性务农的收入，因此在这些家庭，女性的地位也许并不低。
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制度逐渐代替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劳动者不再附着于某一个奴隶主、地主或家长，而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被任何一个雇主自由购买。这时的情况就要比农业社会复杂得多了，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来源变得更隐蔽了。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以下就从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比来说明工业社会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第一个不同点：工业生产单位之间的竞争促使生产技术飞速发展、生产单位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这就加大了工业对农业的优势，迫使大量农民逐渐转变为工业工人。
这一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过程就像我们在九十年代看到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盲流”大潮一样，往往伴随着农民的巨大牺牲，同时也产生了大量被称为打工血泪史的故事。这些原先的农民被迫放弃或直接被剥夺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生产工具——土地，不再向普通商品的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而是向一种特殊商品即劳动力的市场直接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这一转变过程，统治者从表面上可以看到的生产内容的角度称之为工业化，反对者则从劳动者切身经验的角度称之为原始积累，即通过剥夺劳动者的劳动工具（对于农民而言尤其是土地）来使得越来越多人的劳动力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
在农业社会，小农家庭或地主家族之间的互相竞争往往是通过依附于能够提供武力保护的统治者，这种竞争过程并不必然会产生技术进步。而在工业社会，出现了劳动力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制度，企业的竞争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对雇工的剥削，于是，企业主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沿袭农业社会的传统做法，进行官商勾结，垄断市场；二是通过发展技术来增加产出的效率，同时避免或延缓工资率的增加。对于在一个尚未形成垄断的市场中的竞争者来说，发展技术的道路尤其具有吸引力。
因此，工业化产生了技术进步的积极成果，这对于女性在家庭里地位的上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的城市中，自来水、洗衣机、煤气等等家用设备大大减轻了家务劳动的负担，有助于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家庭经济收入的总量不一定变化，但男性在家庭经济收入中的比重一定是由此而下降了。但是，这一积极成果的意义，并不足以弥补原始积累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我将在说明第二个不同点之后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第二个不同点：随着人们从农业转入工业并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进一步转入服务业，经济生产的基本单位就从家庭变成企业，而企业本身也从工匠聚集的工场逐渐变成蓝领工人在流水线上操作的工厂或白领工人所处的各司其职、等级分明的办公室。劳动者在这一或快或慢的演变中逐渐成为受到企业主和管理层控制的雇员，而农业社会里控制劳动者的一些地主和家长则通过开办企业或土地兼并来维持自己的地位，但对于大多数小农家庭的男性家长来说，他们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君主地位一去而不复返了。
企业主以扩大利润为目标，企业利润则与普通雇员的报酬没有直接关系；而在农业社会的家庭中，家庭生产直接影响到其成员的生活水平。在劳动力从固定出卖到自由买卖的转变中，劳动投入大大增加（或者说剥削程度大大加重），这也导致除非农村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生存，农民一般不愿意长期进入工厂。早期的工厂工人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女性（和儿童），那些低技能的工作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在农业社会中处在低下的地位，所以被迫为家庭做出牺牲，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已经被家庭中的父权（家长制权力）所驯化，再加上工厂工作只是她们在结婚后回到农村之前的短暂阶段，所以面对工厂高强度的劳动她们更倾向于忍受而不是反抗。
但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往往伴随着女性的家内地位和政治权利的上升。例如在欧美，历史上第一次有大量女性发出性别平等的呼声正是在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期间，而女性获得完全的选举权则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青壮年男性上了前线，女性作为补充被征召进厂。在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传统深厚、工业化快速进行的地方，女性地位的上升受到更多阻力，但毕竟也是大势所趋，尤其在永久性的城市居民中，由于受到一胎政策和高养育成本的影响，女性地位上升得更明显。
从家庭内部的角度来看，工业社会确实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普遍提高，这是一种进步。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女性依然是受到压迫、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唯一的区别只是她们从父权制家庭的等级结构转移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中，也就是说，压迫和剥削她们劳动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随着物质生产的重心从农业转向工业，父权制家庭直接行使的劳动剥削功能被资本主义企业取代了。因此，这种地位提高主要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正是大多数男性地位的下降才造成了女性地位的相对提高。而且，在对女性劳动者的剥削中，企业比家庭提供的保护更少，因为企业向女性索取的劳动中并不包括生育劳动，而女性的身体就是生育劳动的生产工具，为了获得高质量的生育劳动就必须保养好女性的身体。
但是，如果我们对于父权的衰落并不惋惜，又有什么理由去欢呼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呢？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或工业化）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欢迎来到真相的沙漠。”——电影《黑客帝国》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雇主对作为雇工的男男女女是一视同仁的，根据人们的特点不同和“能力”高低来安排相应的工作，但同样只给仅够养家糊口的报酬。以劳动力自由买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给雇主带来空前有利的剥削致富的机会，正是因为它有空前巨大的能力把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商品交换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服从于供求关系的调节，而不需要有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承认，商人确实是在“诚实劳动”，但其内容无非是低买高卖。在劳动力市场上，资产阶级雇主就是商人，而劳动阶级人们的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就是可以从中牟利的商品，而且是这个泯灭人性的市场上唯一的商品。
在这个把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过程中，不同的人先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日后所从事工作的地位：先前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缺乏可以与雇主交换的资源（与政治权力或经济资本的“关系”、个人掌握的知识技能），这在表面上表现为他们缺乏“能力”（常常以文凭为标志，有时甚至包括穿着谈吐的“魅力”），而且他们的“供应”量必然是非常大的（因为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因此雇主在购买他们的劳动力时就只会付出他们可以接受的最低价，这个最低价仅仅保证了他们不会饿死，最多还保证了他们能够养活他们的孩子直到这些孩子也进入这个市场来重复他们父母所走过的道路。于是，这些出身更低的雇工虽然也是“诚实劳动”，但在与雇主的“自由”交换中只能无奈地随行就市，接受比其他雇工更低级的职位。
或迟或早地，统治阶级会发现，先前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需要用强制力来完成的剥削过程（如收租收税、征用民力），到了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得出奇地简单：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比武力的强制更加有效，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并不常见的工人罢工和更加少见的工人起义），这种强制是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的：军队是救灾的天使，警察是打击偷盗的守护神——这正应了古话所说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对于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来说，真真是妙不可言！在这个制度下，资产阶级雇主对待自己雇佣的工人还不如农民对待自己养的牲口或奴隶主对待自己买来的奴隶：牲口或奴隶死了尚且会觉得可惜，雇工一旦失去合格的劳动能力则只要简单地辞退并补充新的工人就行了——没有文化、没有“关系”，给你一个糊口的机会就已经是恩赐了！
因此在工业社会里，体力性蓝领雇工的地位相当于过去地主家里的短工，专业性白领雇工相当于过去地主家里的长工或佃农，掌握少量货币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则相当于过去的自耕农。相同的是，短工想做长工、长工想做佃农、佃农想做自耕农、自耕农想做地主，所有劳动者（至少在年轻时）都在做着让自己翻身、让别人继续受苦的黄粱美梦。不同的则是，从奴隶到农奴、小农，再到今天的工人，越来越大的人身自由反而带来了越来越沉重和越来越隐蔽的剥削。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它虽然带来了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但却造成了人性和能力的退化！对于劳动者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一方面，人们越是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产品就越是反过来奴役他们，因为雇主为了获取利润而给这些产品定了高于劳动成本（包括直接劳动和蕴含在原材料里的间接劳动）的价格；但另一方面，为了换取用来养家糊口的货币，他们又不得不付出比在农业社会里更多的劳动，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限制被工业化的成果（电力）打破了。于是，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就陷入了日复一日的枯燥劳动，而不再有任何发展自己潜能的机会，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被通过垄断货币而从中牟利的资产阶级雇主榨干身上的劳动力，沦为雇主的赚钱机器。工业化的技术进步给少数人带来了纸醉金迷的宫殿，却给大多数人带来了血汗工厂的牢笼。
统治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如鱼得水，他们吮吸着劳动阶级的血而纵情享乐，却也因为他们的寄生性而比劳动阶级退化得更快。工业社会的统治者比农业社会更无能（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统治的合法性来源由世袭仪式转为选举仪式），更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所赋予他们的“神力”，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也更迷信，除了传统的风水测字、求神拜佛、个人魅力之外，还有现代的商标、企业文化、统计报表。
工业社会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社会结构上。简单地说，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像一个洋葱，而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则像一座金字塔。农业社会的统治关系是从家庭（生产单位）到宗族、乡绅（小地主）再到文官政府（大地主），多层递进、一目了然，在每一个层次都是简单的两极对立，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工业社会的统治关系则并不那么一目了然，这是因为新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人数占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的10%-20%，通常被模糊地称之为“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成员虽然主要进行脑力劳动，但却并不是处在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被资产阶级雇主以高薪收买来用作（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体力劳动者的工具，其主要功能包括：发展和使用技术（针对物或针对人）、执行管理和销售任务。所谓管理，就是既让劳动者在被剥削时心甘情愿甚至兴高采烈，又让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尝尝经济制裁或身体-精神惩罚的滋味，不用说，这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任务，需要由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分工完成。管理的目标是维持统治稳定，技术的目标是提高生产效率，销售的目标则是把稳定和高效的剥削转化为少数人独享的利润。如果说劳动阶级整体上相当于过去的奴隶，那么中产阶级可以被称为奴才，也就是才能较高的那些奴隶。他们的优秀才能虽然不足以让他们跻身统治阶级，但也足够让他们获准比普通劳动者更高一等了，同时也使得工业时代的统治者虽然能力退化了，但却能比农业时代的统治者更加稳固地维持统治。
在正式收买中产阶级之前，资产阶级要借助其统治下的国家，通过教育体制尤其是大学来完成对于这些未来中产阶级成员的驯化。一方面，教给他们一些知识和技能、发给他们一张特许经营证明（文凭），从而在客观上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培养他们奢侈消费的生活习惯以及为了权威（家长、老师、老板）指定的目标而主动奋斗的工作习惯，并创造一个同气相投的社会交往部落（通过各种奢侈性的消磨时间和消耗金钱的习惯），从而在主观上做好准备。
因此，现在的社会结构可以称之为“劳力者治于劳心者，劳心者治于不劳者（高官巨富）”。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模糊了统治者和劳动者的界限，因此使得整个社会结构变得更难看清楚了。不过，有一个指标能可靠地反映中产阶级的崛起，那就是服务行业（所谓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占总人口极少数（1%左右）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如此巨大的私人服务需求，而占总人口大多数（80%左右）的工人阶级由于囊中羞涩，往往只负担得起那些廉价的或甚至是免费的服务。于是，紧接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之后，服务行业就会快速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性保安和女性保姆。
在一个快速工业化的社会里，例如我国，受到压迫最深的工人是那些出生在农村的工人，他们往往占据着最底层的劳动岗位。其中，女性主要从事个人服务或轻体力工作，例如轻工业流水线、保姆、餐馆服务、清洁、娼妓，男性则主要从事重体力工作，例如重工业流水线、矿工、建筑、保安、货运。他们的微薄收入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寄回农村来贴补留守家乡的老幼妇的生活。在这个脏活累活的世界中并不存在性别歧视，因为男女的报酬都一样低（相对于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承受的风险而言）。甚至按照女权主义的逻辑可以说，这里存在着对男性的歧视，因为男性底层劳动岗位的工作环境一般比女性更加恶劣。无论如何，这些工作都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升迁机会，但从业者的数量却非常大，远远多于有职业上升空间的白领工人。工厂工人即使有微小的升迁机会，升迁的空间也受到文凭的限制，最多升到高级监工（如车间主任）。可以说，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对于大多数工人是不存在的。
既然在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大多数工作领域的性别歧视并不存在、家庭领域的性别歧视也已经并继续在减轻，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别歧视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白领职业了，尤其是女性在其中缺乏升迁的机会。但这个批评本身却是非常奇怪的，它不仅忽略了工人中的大多数，更忽略了所谓“升迁”的实质。得到升迁的白领，只是那些有能力帮助老板从普通员工身上榨取更多劳动从而收获更多“利润”的人，他们可不是因为表现出追求平等的渴望而被老板提升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是男性而得到青睐的。之所以得到升迁的多数是男性，是因为男性的生理因素（大脑构造和激素分泌）使得男性一般比女性更注重权力，也就是说，适合做压迫者的男性多于女性。当然，女性同样可以爬到社会最高层，例如八十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在她的铁腕治下，普通工人的福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老板们拍手称快。因此，那些虽然有颗男儿心但由于有个女儿身而得不到升迁的人并不值得同情：那些克服了重重歧视而爬到管理层的女性，难道不像那些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发家致富的男性一样，都是等级秩序最坚定最凶恶的看家狗么？对于一个真正的平等主义者来说，甚至应该为资产阶级在提拔走狗时的这种愚蠢和肤浅而说声谢谢呢。
的确，在社会上层中，女性的比例很小，但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是因为性别歧视吗？这里所谓的“上层”仅仅是指那些占据领导位置的个人吗？如果是这样，那么难道说，社会上层的男性都是不结婚的单身汉？这些男性的妻子（甚至是二奶），她们的可支配收入显然都已经属于社会上层，即使她们没有工作。这难道不是合法化的卖淫吗？
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有一些人会想方设法从被别人压迫的阶级挤进压迫别人的阶级，只是惯常的道路不同而已。男性主要通过激烈的组织内竞争，女性则主要通过个体化的婚姻市场，虽然在这种竞争中女性并不采取组织内竞争那些明显的、冷酷的手段，但竞争的激烈程度是丝毫不差的——比如，穿着打扮就是一项长期习得的技能。对于追求社会平等的人来说，这两条道路难道有哪一个是值得称赞的？况且，即使社会上层中的男女人数相等，就能说明性别不平等不存在了吗？同样的问题可以去问问美国黑人：奥巴马上台后，普通黑人在美国的地位是不是上升了？还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农民工：几个农民工被选为人大代表后，普通农民工的处境是不是改善了？
除了缺乏升迁机会之外，女权主义者还指责父权制家庭往往会阻碍女孩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损害了女性从事专业性白领工作的潜在能力。且不说这种阻碍只是一些仍然极端贫穷的农村里的情况，而农民正在大量地、永久性地从农村外流，进入城市并在工业或服务业中讨生活；单就高等教育本身而言，在现存条件下，这真的是一条通往社会平等的道路吗？
事实是，不用说所有人的社会平等，甚至连男女的性别平等也无法通过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来达到，因为在白领工作的升迁机会上仍将存在广泛的性别不平等。这些女权主义者号称追求社会平等，但她们对于通过教育改变个人命运的痴迷实在是让人感到奇怪：她们是在为哪些人追求平等？首先，劳动是不应该有贵贱高低之分的，因为所有的劳动都是在创造自己或其他人所需要的价值，而所有的劳动者都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生理需要。即使有相同数量的男女从事高收入白领的工作，我们要问，如果一个女性（男性也是同样）既没有出众的知识、技能，也没有出众的外貌，那么她的劳动就活该不值钱、活该被鄙视了吗？通过教育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只不过是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更加稀缺，但是，人就应该像狗一样被当作商品来定价买卖吗？更重要的是，教育中现有的不平等主要是表现为城乡差距的阶层差距（阶层是指同一阶级内部的分层），而不是男女的性别差异。对于教育的投入需要花钱花时间，或者需要父母自己有较好的文化基础，而普通工人家庭（即今天的农民工）的父母则既没有大量空闲时间也没有大量的积蓄，大多也没有很好的文化基础，这就注定了子承父业成为多数孩子的命运，而农民的处境还比不上工人。其实，工业社会里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与农业社会里小农家庭之间的竞争很相似：当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时，小农家庭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土地需要依附于统治者；当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时，工业工人为了获得更稀缺的知识和技能需要进入由统治者制定规则的教育体制，从而获得以文凭为标志的特权。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个人化的竞争不但不能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反而使不平等被稳固地维持下去。
最后，一些女权主义者还批评女性在雇佣劳动中受到了歧视性待遇。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批评。第一，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主要出在正式工与非正式工（派遣工、临时工、学生工）之间而不是在男女之间。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占据更多的底层劳动岗位。第三，女工平均工资低于男工是由资本主义的劳动力自由买卖市场决定的，这是因为大量的工作是有性别倾向的，尤其是通过“升迁”而得到的管理性工作。除了管理性工作之外，普通工作中的性别倾向也是由男女的生理差异（包括由此导致的心理差异）所造成的，比如在工业中，女性动作比较灵活所以适合轻工业，男性体力更好所以适合重工业，又比如在文化教育行业中，女性擅长人际交往所以适合做教师，男性擅长逻辑推理所以适合做研究员。普通工作中与性别倾向相伴随的女工平均工资更低的现象，不是出于雇主的性别歧视，而是出于雇主根据其所看到的女性的一般特点而对自己的利益和风险所进行的计算：首先，女性在家庭劳动中（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投入的精力一般比男性更多，从而影响到她在工作中的投入；其次，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具有屈从性、更不倾向于反抗不公正，而且女工即使反抗起来也更容易镇压。少部分女性因此而受到损失，并不能说明这是雇主对于女性的歧视，而只是说明雇主接受并利用了女性更顾家、更不易反抗的现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第四，相同工作上的男女薪酬差异一般不是来自于固定工资，而是来自于绩效奖金，是对于男性更加努力工作、为雇主获得更大利润的回报，这一努力的背后往往是“升迁”的动机，而女性的这一动机一般低于男性；即使这一差异发生在固定工资或奖金分配标准上（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这也主要是出于雇主对风险和利润的计算，就如上述第三点中分析的那样，而不是因为雇主存在恶意的性别歧视。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确实存在，但不是在雇佣劳动中，而是在没有正式雇佣关系、没有报酬的家庭劳动中（包括家务活和生育抚养小孩）。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庭劳动的价值从农业社会至今一直受到贬低，这才是女性地位低下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在不改变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夫妻平均分担家务劳动和生育抚养劳动。但是，怎么才能精确地衡量家务劳动，怎么才能做到平均分担呢？看一看男生宿舍的脏乱和女生宿舍的整洁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在夫妻地位平等的情况下，妻子出于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考虑，也会承担起更多的家务。更何况，只要不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或资源分配状况，在大多数的家庭中，丈夫的家庭出身、现在的经济收入或未来的升迁机会就会高于妻子，也就是说作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丈夫的社会地位一般会高于妻子，再加上女性一般比男性有更强的屈从性与合作性，因此就更容易接受一个承担更多家庭劳动的角色。再者，女性在生育抚养上付出的劳动，男性又能如何去分担？因此，对家庭劳动的平均分担在现存条件下是不容易做到、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科技进步到取消女性单方面养育重担的那一天以前，在社会制度进步到取消阶级压迫、没有女人嫌贫爱富也没有男人嫌丑爱美的那一天之前，与其要求同时进行雇佣劳动的男女同工同酬和家务劳动的男女平均分担，不如想办法为家务活和生育抚养小孩的家庭劳动争取报酬。这即使不能使女性在社会上获得完全的平等，至少能使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从奴隶变为雇工，在选择被谁剥削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因而也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只要女权主义者还把注意力集中在白领职业上，只要她们还寄希望于让那个由资产阶级撑腰的政府来解决问题，那么就连这个微小的目标都很难实现。
隐藏在这些女权主义者所有“性别歧视”的指责背后的，是一种奇特的人性观，一种不但看不到阶级差异而且连生理差异也被抹杀了的人性观。她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常常拒绝承认男女之间在生理（以及由此导致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区别，即使这种区别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都能看得到，例如女婴注视着人的时间比男婴更多，男婴则更好动、睡得更少。她们常常把女性看做是社会偏见的牺牲品，坚持认为女性本不应该比男性更顾家、更屈从，这些常见的品质或角色都是外在的社会压力造成的，通常这种社会压力被笼统地称为“父权制”（或“（男性）家长制”）。但是，把父母压迫子女、丈夫压迫妻子的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父权制”，其实只不过是对于现象的归纳而不是对于原因的解释。更何况，这种不承认任何制约条件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于具体行动是没有帮助的，它不但使得女权主义者被性别歧视扭曲了视线、被性别不平等蒙蔽了视野，而且在实践中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了建造空中楼阁的激情上。
与这种人性可以被任意塑造的观点相应的是，女权主义者往往把改变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尤其是婴幼儿抚养，也包括各种社会宣传、学校教育）上。她们常常设想通过中性化甚至是男性化的儿童抚养方式，并辅之以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的鼓励，以便使女性也能够并且愿意去做那些传统上认为更适合男性去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设想至少包含着三个严重缺陷。第一，由于生理的限制，这个设想很难实现。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下子跳到“男人女人宁有种乎”只有在头脑中才有可能，在现实中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的界限比阶级的界限更难跨越。例如，以色列集体农社（kibbutz）的学校鼓励学生不分性别地从事各种劳动，但人们的职业选择仍然呈现出传统的性别特征；学校的一切场所都不分男女，包括宿舍和厕所，但是到了青春期，女性开始对于在男性面前裸露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羞怯，而男性则并没有产生这种感觉。第二，这个设想暗含着对于女性传统上从事的劳动的自我贬低，比如，认为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活是低级的劳动。这种自我贬低类似于那种许多黑人觉得浅肤色更有魅力的逆向种族主义，这恰恰是女权主义者在表面上的激烈言辞中所极力驳斥的，但遗憾的是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自己也不能免俗。第三，在这个对教育的倡议之中还忽略了由谁来执行的问题，并且常使人觉得似乎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完全的强制——问题同样是，由谁来执行这些强制呢？
更重要的是，对于通过教育来改变社会的热忱希望，反映了这些女权主义者完全不理解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她们似乎把人的头脑看成是被动接受外来影响的一张白纸，所有的观念都是外在灌输的。但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对于重复接收的信息并不是一概相信的，有时也会怀疑、会拒绝，甚至会叛逆，这就体现出我们的头脑并不是一张任由“社会”来书写的白纸。提倡这一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文教行业的从业者，那么基本上就是被曾经的教育（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洗脑、缺乏个人主见和理性思考却又自以为聪明智慧的井底之蛙。这些女权主义者对于女性要解放思想的号召，就像那个反问饥民为什么不吃肉的皇帝一样可笑。她们根本不知道，沉重的劳动剥削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使得思想解放成为不可能的：前者让人失去学习知识、开拓眼界的时间和精力，后者让女性不得不出于对后代的考虑而更倾向和地位高、资源多的男性结婚（这种“考虑”常常是下意识的和不精确的，就像男性“考虑”女性的生育能力一样，是某种出于本能的东西，而这种本能是在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当然，她们作为幸运地经历了安闲舒适的大学生活以及随后的白领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也确实没有经历过这样沉重的劳动剥削，而且她们（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一般也不承认自己在择偶标准上是嫌贫爱富的，是与她们所号称的平等主义追求相反的——就像许多声称追求社会平等的男性不承认自己在择偶时嫌丑爱美一样。如果要避免暴露自己的择偶标准，从而避免暴露这些女权主义者的主张的虚伪性，确实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去择偶（不管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选择独身。一些女权主义者确实这么做了，但很难说这主要是出于她们自己宣称的那些女权主义理念。
这种对于男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天然有别的否认，不仅使得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完全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更是暴露了她们所倡导的那种女权主义的中产阶级性质：渴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却闭口不谈自己已经拥有的特权。这在恋爱、婚姻等与性行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人要吃饭，还要养育孩子，这是我们作为生物的基本性质，也就是所谓的“食色，性也”。人类在生物界中逐渐发展出了最强大的改变、利用环境的能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很多习性，但是，作为生物的基本性质依然是不变的。虽然我们可以食不厌精，但饮食的基本功能依然是为了生存。同样地，虽然我们可以为爱痴狂，但男女情爱的基本功能依然是为了繁衍。精致的食物和狂热的爱情只是让这些基本功能的完成变得更有趣、更有效罢了，它们本身则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历来如此的。更重要的是，不仅其他动物因为没能发展出这些文化产物而无福享受，而且即使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对于这些文化产物的使用也是很不平等的：工人阶级最少，中产阶级其次，统治阶级最多。对此，如果举一个更加明显的例子，那就是货币。
但在恋爱、婚姻等问题上，这些女权主义者给人们留下的最大印象却是沉默。这种沉默是可耻的，就像许多追求社会平等的男性闭口不谈家庭中的不平等一样。她们不愿意承认的是，在长期或短期的性行为对象（正式夫妻或露水夫妻）的选择上，女性才是掌握更大权力的一方。男女结合的根本目的在于繁衍后代，即使他们自己常常并不是直接考虑这一点，而是通过长相、爱情（承诺）、个性、收入等因素来间接地为繁衍后代做出有利的选择。在一个等级社会里，不同男性所占有的资源差别巨大，而女性又要独自承担怀孕和哺乳的任务，所以女性为了保证后代得到更好的抚养，总是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更高的男性作为配偶。漂亮女性在择偶上的权力则更大，这是因为，女性的身材容貌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生育能力）密切相关，而身体健康对于生儿育女的艰苦劳动来说是必要的基础；相比之下，男性在生育后代的活动中直接提供的劳动只有精子，而在女性怀孕哺乳期间则是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女性优先考虑男性的社会地位而不是身材容貌。在性行为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的今天，女性在择偶市场的权力也变得更大了，而这种本质上是经济选择的行为常常戴着爱情的光环。一项研究发现，有外遇的女性倾向于在容易受孕的日期（排卵期前后）和婚外恋情人发生性关系，并尽量避免和丈夫发生性关系。但是，在另一项列出了17种对外遇的“辩护”理由（从“寻找乐趣”到“提升职位”）的研究中，77%的女性把“爱情”作为自己外遇行为最有力的辩护理由，而只有43%的男性这样说。
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权力，迫使男性为了获得性行为的机会而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去讨好女性，例如财物贿赂、对未来的承诺、夸耀性的自我展示（主要通过语言）。自由恋爱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给女性去试探男性的真实社会地位和对配偶的忠诚度的绝佳机会，同时这也就更加确保了地位高的男性能够找到生育能力强的女性。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在繁衍后代的同性竞争中相对于女性来说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因为女性一般会嫁给比自己地位更高的男性，从而为自己的后代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甚至，在一夫多妻的社会中，女性宁可和其他女性共用一个地位高的男性，也不愿意和一个地位低、资源少的男性结婚。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女性权力导致男性采取强迫的手段来获得性行为的机会，显然，这些男性大都是社会地位较低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强奸不是个人犯罪，而是社会病变。食物与生育机会这两种人类基本需求的不平等，同样都是激发下层男性揭竿造反的原动力。
这种特权并非人类女性所独有。在动物中，为养育后代付出更多劳动的一方（对于哺乳类动物来说通常是雌性）在择偶时会更加挑剔，而相反的另一方在争夺异性时会更具有竞争性。这种竞争性在人类的原始部落中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们发动战争常常是为了劫掠对方部落里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剩余”是相对于原先的生活水平而言），通常就不再用直接抢夺的野蛮手段，而是通过更为安全、更为隐蔽的劳动剥削来维持社会等级，因此在追求更高社会等级（权力、财富、名望）的竞争中，男性常常无所不用其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但另一方面，女性在择偶市场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原因。一旦选择和比自己地位高的男性结婚，妻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受到丈夫的压迫，就不能说是因为父权制了，原因只是简单的地位差别而已。而即使是地位相近的男女结合，男方依然比女方有更大的可能性占据二人关系中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第一，女性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只能独自承担养育孩子的劳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依赖于男性，但男性则随时存在着使其他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这会导致男性用于某一个孩子身上的生活必需品被分散），为了换取男性对于自己和孩子的资源投入，女性只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第二，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一般比父亲更紧密（即使不谈女性天生的“母性”的话，这至少是因为怀孕和哺乳都是女性的活动，而所有人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总是倍加珍惜的），因此男性常常能够以抛弃家小作为要挟来使女性就范，对于从事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的下层劳动者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第三，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男性一般因为比女性更具有竞争性、进攻性以及为雇主付出更多劳动而更容易在白领职业中获得升迁，从而丈夫会在社会地位上渐渐超过妻子。无论如何，地位高的人压迫地位低的人，所用的手段无非是威逼利诱，而不需要通过歧视，歧视只是让这种压迫显得名正言顺、自然而然的一个借口。表面上看起来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男性丈夫对于女性妻子的压迫，实际上则是整个社会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延伸：谁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力。
女权主义者避而不谈女性在择偶市场上对于贫穷男性的优势地位，正如自由主义者避而不谈中产阶级在工作市场上对于普通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反映出这些人都是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只挑那些有利于自己的话来说。比如，她们从来不会反对一夫一妻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用来维持中产阶级的婚姻稳定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实际上发生的从来都是一夫多妻制（同时的多妻属于非法，但先后的多妻就算合法）。一夫一妻制保证了郎才和女貌能够一一对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中产阶级的地位能够代代相传（不至于因为婚外情而分散了原本就不算雄厚的经济资源），从而让他们俯首帖耳地为资产阶级剥削普通劳动者的事业服务。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一夫一妻制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他们的婚姻天然地就是一夫一妻的：男性缺钱，女性缺色，双方都缺乏吸引第三者插足的资源。
实际上，女性在人口生产领域的地位相当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中产阶级，最突出的特点是二者除了人人都具备的体力之外，都还拥有一部分的生产工具。女性用来生儿育女的生产工具就是自己的身体，这种生产工具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时间是很有限的（一般不超过二十年），而且是一次性的，不能留给后代继续使用。但是，只有身体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而这在大多数家庭里主要是由丈夫来提供的。中产阶级在工作中运用的生产工具则是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它也会随着时间而贬值（但一般不会完全失效），而且无法给后代继承。同样，专业技能只有在结合了更加稀缺的生产设备和生产组织之后才能发挥作用，而这更加稀缺的生产工具则不属于中产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虽然出卖的都是劳动力，但女性和中产阶级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在出卖劳动力的市场上都是稀缺的、供不应求的：在择偶市场，男性的性行为欲望作为需求，要远远大于作为供给的女性（女性的性行为欲望往往是针对与自己有固定关系的对象，而且往往是在有了性行为的经验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因此对择偶市场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在工作市场，专业技能优秀的人也是数量有限的，财力一般的企业只能招到技能一般的工程师、销售员和管理者。但是，一旦与地位更高的对象（丈夫或雇主）结合在一起之后，女性妻子和中产阶级劳动者就马上失去了之前在搜寻合作对象时所短暂拥有的权力；在此后的合作关系中，他们为了获得比普通人（或者可以是他们心中拿来做参照的任何人）更高的收益（在繁衍后代或生存工资的方面）而只能放弃自己相对于另一方的权力，因为与普通人相比，一旦失去与这个地位更高的对象的合作关系，他们将要失去的利益也会更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忠臣、贞女才会被奉为地位更低的那一方的角色模范。
在对性行为避而不谈的同时，女权主义者却要谴责家庭暴力和男性外遇。但是，这些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或者更简单地说，这些问题也有阶级性。男性外遇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这分散了原本通过婚姻的形式承诺由婚生子女独享的男性在社会上所获得的生活必需品。但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男性由于缺钱而无力去找外遇。在美国，黑人大多处在劳动阶级的下层，男性黑人由于受到沉重的劳动剥削，连自己的子女都无力抚养，这导致他们有时会完全放弃对子女的关心，转而采取极端的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繁衍策略，他们对于后代所能贡献的几乎就只是精子而已，而这些后代中的男性由于缺乏家庭教育则常常重复父亲的人生道路。这些黑人男女的婚姻状态常常是连续的一夫一妻制，不断地与新人结合、与旧人分手。家庭暴力则本来就是由社会不平等所引起的。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劳动阶级的下层之中，这是因为丈夫受到沉重剥削而收入微薄，在家里遭到妻子的鄙视，于是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脆弱的自尊或掩饰自己低下的地位，而妻子之所以忍受家庭暴力，一方面是因为希望丈夫能够把这种攻击性带到个人的职业奋斗中去，不再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另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和孩子降低了她们在择偶市场上的地位，削弱了她们的选择权。
正是在拒不承认人的动物性的前提下，女权主义者才能义正词严地指责社会把女性看作是满足（社会上层）男性性欲的玩物或（社会下层）生儿育女的工具，而同时却不批评社会把男性看作是为了获得更高地位、更多资源而互相竞争的机器，更看不到“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却被表现为和误认为是“社会”的思想）对于男性的歧视常常伴随着对于被歧视男性的排斥、甚至是肉体消灭，而对于女性的歧视则常常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这种对于两性的区别对待不是出于什么阴谋，而是出于两性在生存繁衍活动中的不同角色，是千百万年以来人类不平等的历史造成的：在阶级压迫之下，被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衍，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沦为统治者获得自己阶级利益的工具，而在这个过程中，男性更多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以及对资源的争夺，女性更多从事生命的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千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历史，使得女性关心孩子的“母性”倾向和男性喜好竞争的“男子汉”倾向通过后代更强的生存适应性而在基因中保存下来并逐渐成为主流，而与这种倾向相反的基因在历史中则被逐渐淘汰了。同样，女性对于男性地位和能力的敏锐知觉也是人类演化历史的产物，这就构成了女性的天生倾向中与男性相似的那一部分。我们需要通过出生之后的学习来使这些倾向得以更好地发挥，但这些倾向本身并不是通过学习才获得的，要对抗这些根深蒂固的倾向因而也是很困难的。例如，在以色列集体农社（kibbutz）的实验中，创建集体农社的那一代人设计由农社的儿童中心来抚养婴儿，目的是消除基于家庭劳动的性别不平等，让女性从繁琐的抚养劳动中解放出来。然而到了第二代人，女性就投票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并且取得了成功，而多数男性则仍然喜欢集体抚养。
真正的平等需要建立在认识、尊重人的个体差异而不是拒绝、抹杀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劳动不分贵贱，只有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才是罪恶的。更重要的是，男女两性不同的个性倾向既可以为不平等的社会服务，也可以为推翻不平等的集体行动服务。
总之，表面上看是性别歧视（或者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等基于身份的不公正）的地方，背后一般都是阶级压迫在起作用。
阶级不是一种个人身份，而是一种人际关系、一种社会功能。在等级社会中，一个人在与别人发生的关系或在社会中起到的功能中，只有三种可能：剥削别人（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帮助别人完成剥削（作为劳动者的中产阶级）、被别人剥削（作为劳动者的和被统治者的工人阶级）。这种不同来自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
阶级压迫可以导致各种类型的身份歧视，典型的表现就是嫌贫爱富，但这同样也不是对于“穷人”这个身份本身的歧视，而是对于这个身份所表示的社会地位的歧视，一言以蔽之，就是不仅穷（暴发户仅仅是有钱，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嫉妒），而且缺少文化（流浪艺人仅仅是有文化，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同情），并且没有与合法或非法暴力的“关系”（土匪和兵痞仅仅是有这种“关系”，就不会被歧视，虽然很可能被厌恶）。歧视总是指向那些缺乏各种资源（文化、经济、政治）的人，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对象：有时是女性，有时是男性，有时是黑人，有时是农民，有时是残疾人，有时是老年人，有时是年轻人，等等。
把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于身份歧视，是一种肤浅的、想当然的想法。利益竞争的双方所占有的资源不平等才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也就是说，社会不公正来源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歧视只是伴随着不公正而产生的附属品，是为了在事后给这种不公正找借口才产生的，而绝不是歧视本身导致了不公正。女权主义者如果不拒绝思考，不把探寻事物本质的理性思考一概贬低为男性或“父权”的阴谋，就需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现象本身就是一切吗？而对于女权主义本身，则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眼下流行的那些女权主义呼声是不是只考虑了与其地位相似的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广大的工人阶级女性更需要的是女权主义所呼吁的男女平等，还是消除了阶级压迫的社会平等？
保姆歧视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歧视的背后是阶级压迫。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家庭由于夫妻平等，再加上中产阶级的教育经历培养了他们对于体力劳动的歧视，导致夫妻双方都不愿意承担家务，而是花钱雇保姆。为了掩饰这种雇佣关系中的不平等以及人们对保姆这一身份的歧视，一些社会改良人士给保姆工作起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家政工”。这些“家政工”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女性或城市的中年下岗女工，其收入一般是远低于雇主的，但也构成了其家庭收入的重要一部分。她们大多是因为身体条件已经不能忍受高强度的工厂工作才转而做保姆的。她们的丈夫或者在老家务农，或者在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出卖体力。一些城市居民对于保姆的歧视，并不是因为保姆是女性，而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报酬低。在这种雇佣关系中，城市居民把他们在工作场所受到的资本主义压迫传递给了比他们地位更低的人，他们反倒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以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形式获得了比支付给保姆的报酬更多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自己干这些家务活，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若以金钱来计算，要多于雇保姆的费用，比如，一小时的家务活做完后口渴了，保姆喝的是白开水，雇主家人喝的是汽水，又比如，雇主在家务活上节省下来的精力使得他在工作中能够挣更多的钱，并且要多于雇保姆的费用。因此，这种歧视正是阶级压迫的表现，压迫者通过歧视被压迫者从而压制了自己的同情心，使得压迫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当少数保姆能够获得比一般保姆高得多的报酬时，这些保姆所遭遇到的就不是歧视而是嫉妒了，就像被媒体大肆渲染的极少数或极偶然能够月收入过万的快递员、建筑工那样。
就性别歧视而言，在农业社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下，实际上是出于土地所有者对无地劳动者的压迫，因为男性家长通过成为家中的主要农业劳动力而实际上成为了家庭土地的主人，他在社会上被地主所压迫，在家里则反过来压迫女性成员；而在工业社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低下，则直接源于资产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压迫，而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低下，则源于男性由于更具权力欲而更易在组织中获得升迁，从而比妻子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在这些情况中，虽然都存在着与性别相关的不平等，但都不能证明这些不平等是因为“性别歧视”。这些不平等的存在，都是因为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被阶级压迫的力量所利用了。性别不平等与劳动阶级内部的所有不平等一样，能够为统治阶级带来两种好处，一方面是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间接降低了反抗的可能性：地位更高的劳动者不愿意与其他劳动者一起团结起来反抗统治阶级，因为无论这种反抗是赢是输，都将会威胁到他现在所享有的那一点点特权——臣妾总是极少反对夫君的。
因为自己拥有某一身份，就要求得到待遇的改善和地位的上升，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怨妇或腐儒的心态，不管它被包装成女权主义来为少数女性谋利，还是被包装成“哲学王”、“文人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理论来为少数男性谋利。真正的统治阶级只干不说。下层的劳动阶级则由于不得不从事低薪、无趣、高强度的工作，而往往极力避免谈论自己低下的社会身份，最底层的人甚至常常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处在中间地位的人却最聒噪，他们既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忠心进谏，也要为自己邀功请赏。中产阶级的这些哀怨很容易博得统治阶级的“同情”，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这里不存在对于他们统治地位的任何威胁，有的只是机会，一个既可以分裂中产阶级本身、又可以加深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分裂的机会。因此，这些哀怨堂而皇之地进入政府资助的象牙塔和资产阶级资助的慈善机构，摇身一变而成为学术研究、社会事业，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不过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罢了。这些女权主义者拿着平等的口号来抱怨身处中产阶级的不自由，期望骗取全体劳动阶级的支持，但这种事情其实早就有人在做了，而且做得更加精心、更有组织——那些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归咎于党国专权、民众愚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自己既很少受到党国的青睐，也很少受到民众的欢迎）以及台前幕后的国内外老板，正是这些女权主义者难以企及的模范，因为他们很少会像这些女权主义者那样招来中产阶级男性、下层知识分子、广大工人阶级的怀疑甚至敌意。
就我国当下的这些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的诉求在现存条件下只能通过政府才能得到伸张，但“现存条件”却是，这个政府本身不是由她们说了算的，真正说了算的是国内外的资产阶级。因此非常讽刺的是，她们的诉求恰恰是增强了她们所极力反对的“父权制”统治的力量，正是她们自己在最热烈地呼唤一个慈父的登场。从暴君到慈父，看来就是这些“女权主义”诉求所能希望的全部了，她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权力从来都是有软硬兼施的两面性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中，一个戴着“与贫困宣战”面具的慈父确实在美国闪亮登场了，但慈父的脸说变就变，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随着里根的上台，社会福利和工人组织都遭到强烈的反攻，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这一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经历了稳步的下降，而中产阶级由于已经得到了稳定的优越地位，在这一轮反攻中束手旁观，只是到了最近的金融危机之后，才策动起虚张声势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算是展现了自己的存在。中产阶级如果不能摆脱它的奴才性，始终认为自己的日子过得比普通劳动者更好只是凭自己“能力”参加公平竞争的结果，那么由它领导的社会运动，就永远是这副德性：在要求更多权利的时候拉拢工人阶级，但在自己获得好处之后就不再去管工人阶级的死活了。韩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历史则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但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能够成为第一个例外吗？目前似乎还看不到希望，因为她们这种过于咄咄逼人的架势，以及过于纠缠在“名分”上的倾向，都把她们局限在一个自说自话、自我封闭的中产阶级小圈子里，不用说拉拢其他受压迫更深的人，不让她们的听众感到厌恶就算不错了。
比如，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为什么媒体以及有女权主义倾向的那些人一提到“性别歧视”，十有八九是在说白领职场上的女性被歧视？这其实很能反映女权主义和媒体的中产阶级属性。只有在中产阶级中才存在着很大的个人职业地位上升的空间，而一些相貌平平、却也想往上爬的女性由于在择偶市场与同性的竞争中不占优势，于是在职场竞争中就变本加厉地要求得到补偿，常常表现出比男性同事更加咄咄逼人的言行。她的上司很可能由于她的泼辣作风而提升她，但也有可能由于她不懂得恩威并济、只知道一味强硬，甚至让上司本人也感到威胁，而不愿意提升她。一旦升迁受挫，这些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就很容易转向女权主义的一套说辞来为自己找理由，上纲上线地把怨气发泄在一个既邪恶透顶而又无所不能的敌人头上：“性别歧视”、“父权制”、“某某遗毒”——这些表示罪大恶极的词语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像极了泼妇骂街的招数，虽然没什么实际作用，但很能过过嘴瘾。由于她们的说辞主要来自于情绪的推动，而且她们在讨伐社会的行为本身当中已经获得了虚假的力量感，因此就常常缺乏深层的思考、忽视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使得自己的观点错漏百出、经不起推敲。当然，她们连男女生理上这么明显的限制都不承认，就更难指望她们去发现、更不用说去承认自己的阶级局限了。实际上，在她们大声斥责性别歧视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对职业升迁不抱什么想头的游民知识分子，分明感到被她们歧视了！
与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与性别有关的歧视往往针对的是那些因为贫穷而被迫打光棍或即使结婚但却养不起家的男性，正所谓“笑贫不笑娼”。不过，他们知道自己被歧视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男性身份，而只是因为贫穷。虽然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贫穷是如何由资产阶级通过劳动力自由买卖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中产阶级的居间撮合造成的，在年轻时可能还常常幻想着自己也能出人头地，但是，社会造反和恶性犯罪之所以总是以贫穷男性为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婚姻家庭失败的缘故：第一，一些人因为太穷而在婚姻市场上遭到女性的拒绝，从而让这些社会最底层男性的正常性欲受到压制（“性欲”就其本质来说是没有“正常”标准的，因为其目标总是更多、更好）、甚至连基本性欲都满足不了、面临断子绝孙的境地；第二，他们即使有孩子也难以给予其足够的经济支持，而且在家里还会受到妻子的鄙视和指责，甚至面临妻子偷情的可能。在与其他结婚男性的比较之下，这很容易会导致不公平感和嫉妒情绪，激发起让他们铤而走险或报复社会的强烈愤怒，以及想通过乱法犯禁的方式来获得社会地位和社会承认的冲动。犯罪分子、性格怪癖、好逸恶劳、只顾眼前、个人失败、精神病人……社会给这一群体贴上了无数的歧视性标签，其中一些还写进了法律、写进了科学。相比之下，一些女性所受到的歧视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至少，这些歧视从来不至于把人“打入另册”、完全排斥到社会之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即使是为了新欢而不惜杀害丈夫的潘金莲，在社会上都能博得一些同情的评价——这样的社会，到底是在歧视谁呢？
有网友把当今中国的女权主义总结为“既看不起穷男人，又不想被富男人压榨得太厉害的有限度呻吟”，话虽刻薄了些，但却一针见血。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同样可以总结为“既看不起农民工，又不想被官商勾结压榨得太厉害的有限度呻吟”。
女权主义呼声的流行，在西方曾有过四次阶段性的浪潮，因此这一现象只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那就是，女性已经在现实中获得了社会地位的相对上升。现实的变化当然会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所反映，使人们感到一些旧观念已经不符合新现实了，使人们感到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享有一些过去未曾享受到的好处。具体来说，这一地位的上升表现在两个方面，它们合在一起就引发了女权主义这种带有中产阶级特色的羞答答的呐喊、夹缝中的请求。第一，一些女性进入了更高级的劳动力市场（从农民到蓝领工人，或者从蓝领工人到中产阶级白领工人），但她们马上就会遇到陌生的“富男人”的直接压迫，因此迫切想要让自己取而代之。如果要问她们，其他不如她们那么幸运的女性怎么办？得到的回答多半是，怪就怪你小时候没好好读书。甚至可能反问：没文化的人更廉价地出卖苦力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第二，社会等级的过度僵化使得大量男性失去了往上爬的前景，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些既想要继承过去男性在家庭中的特权地位、但又缺乏足够经济实力的“穷男人”，这些人当然会被那些刚刚改善了自己地位的女性所厌恶，她们感到过去那种用自己的家庭劳动来换取丈夫的经济资源的传统婚姻交易已经不公平了。如果要问她们，家庭劳动由谁来做？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反正我不做冤大头，花钱让更有效率的专业化服务员去做吧。甚至可能宣称：这就是先富带动后富！
不过，本文并不把女权主义当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而完全抛弃，而是认为，女权主义有其进步性，这体现在它对平等的要求上，虽然这种要求只是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现在，是时候剥开女权主义的平等口号这层包装，看看其中内含的究竟是什么了。一个真心诚意要求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必须反对那些呼吁让中产阶级职业女性得到更大自由的要求（不管是职业自由，还是性自由），因为在现存条件下，这种要求只能让普通劳动者更深地陷入被统治、被奴役的状态，只能加强统治者的力量。中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如果没有普通劳动者要求的平等作为基础，那么就是一种弱肉强食的自由、一种泯灭人性的自由。归根到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阻碍社会平等的首要敌人都是阶级压迫，而不是任何形式的身份歧视；而且，没有彻底的社会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个人自由。
为此，追求男女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应该成为追求社会普遍平等的人权主义者，这个“权”不是权利的权，而是权力的权。权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美好的权利只有在残酷的战斗获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而战斗的行为本身就赋予了战斗者以权力。战斗决不是讨价还价：权利从来不是弱者从压迫者那里讨来的，而是强者自己抢来的。因此，通往社会平等的道路不是上网围观上街呼吁，而是上天取经上山砍柴，这就是古人所谓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和“以直报怨”。即使失败也无须哭泣，因为眼泪不是战士的武器，而失败的战士依旧是一个光荣的战士，这份荣耀将会鼓舞后来者继续前行。
注：一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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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的群体特征研究——中国东南沿海散工典型个案研究之一》，周建新、周大鸣，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3期。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黄盈盈、王文卿、潘绥铭，载《社会》2011年第5期。
"Theories&of&Gender&Equality:&Lessons&from&the&Israeli&Kibbutz"（关于性别平等的一些理论：从以色列集体农社中得到的教训）,&Judith&Buber&Agassi（下载网址：http://www.tau.ac.il/~agass/judith-papers/gendereq.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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