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水浒。
楼主 杜马 说：
《水浒》大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有群众基础的一部，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大郎卖炊饼、时迁偷鸡……无一不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民间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当中，有人可能不知道“黛玉葬花”，但极少有人不知道“武松打虎”。同样是偷情，有人可能不知道崔莺莺与张生，但很少有人不知道潘金莲与西门庆；同样身体矮小，有人可能不知道土行孙，但很少有人不知道武大郎。杨志可能比不上秦琼有名气，但“杨志卖刀”在历史长河中的点击率绝对不会比“秦琼卖马”低。
　　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和一个小说塑造的人物，宋江留给读者的话题和争论绝不会比刘备少；李逵算不上《水浒》的主要人物，但其知名度未必比红楼一哥贾宝玉差；武松与孙悟空同样打死过老虎，但“武松打虎”成了一个品牌，而孙悟空打虎却鲜为人知（当然老孙也有自己的品牌——大闹天宫）……品水浒，自然首先要夸《水浒》。这里的夸不是说《水浒》一定比其他古典小说怎么怎么好，并且如何如何高，笔者只是想阐明一个立场——《水浒》这本书有看点。更重要的是，不管你现在是做哪一行的，你都能在水浒里找到跟自己职业相同（或相近）的梁山好汉。
　　如果你是教书的，那么你跟民办教师吴用是同行；如果你是武术教练，那么你跟禁军教头林冲是同行；如果你是办假证的，好，你跟萧让和金大坚是同行；如果你是医生，那么你跟神医安道全是同行；如果你是政府公务员，那么恭喜你，你跟梁山一哥宋江是同行；如果你是公安人员，那么你跟朱仝和雷横是同行；如果你是开饭馆的，那么你跟孙二娘是同行；如果你是踢足球的，那么你跟高俅是同行；如果你是生意人，那么恭喜你，你跟梁山二哥卢俊义是同行；如果你是卖肉的，那么很不幸，你跟挨打的镇关西是同行；如果你是宗教界人士，那么你跟公孙胜和鲁智深是同行；如果你是杀人犯，那么你跟梁山很多人都是同行……林冲、武松、宋江、鲁智深、李逵、吴用……这些人物想必众人都耳熟能详，他们的英雄事迹想必也都晓得，即便不怎么读《水浒》的人估计也能略知一二。这就好办了，不管你是《水浒》迷也好，不是也罢，只要你耐着性子把本书往下看几章，你就会发现水浒世界原来如此妙趣横生，如此令人玩味。
　　比如说，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中的那把宝刀，杨志开价是三千贯钱，它相当于现在多少人民币呢？换算结果是九十万～一百二十万元（古今汇率及换算过程参见下面的章节）。杨志身上一把刀就价值百万元，这杨志可真称得上是大款了。你也不必大惊小怪，值钱的东西还在后面呢。金枪手徐宁有一副祖传宝铠“雁翎甲”，当时价值三万贯。相当于现在九百万～一千二百万元，这徐宁是不是更能称得上是款爷？像徐宁这么一位千万富翁，堂堂国家干部，皇帝身边的保安队长，放着舒服体面的工作不做，为何偏偏要上梁山呢？徐宁上梁山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内幕？不要着急，往下看，下面自有交代。
　　再比如说，林冲担任过八十万禁军教头。官职貌似很大，其实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正营级。比起林冲，鲁智深更惨，他曾担任的提辖官也就相当于如今的排级干部。比鲁智深更惨的还有，如急先锋索超。他出场时仅是个正牌军，相当于现在的班长。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些梁山黑帮大佬们原来有不少都曾经在人家屁股后头混事。
　　扈三娘是梁山的第一号美女，她自上梁山后一生只说过一句台词，并且还是句脏话。这么一位美女英雄，上梁山后为何失语了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扈三娘一言不发？耐心往下看，后面章节里会做详细分析。其实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基本没什么台词的远不止一个，花项虎龚旺和中箭虎丁得孙加起来不超过一句台词，比扈三娘还沉默。还有兽医皇甫端和铁扇子宋清，这二位加起来台词也不超过三句。这正是位低职微难开口，失语岂独扈三娘。
　　以上这些只不过是全书中的小插曲，真正的主旋律还是那一幅幅官逼民反和波澜壮阔的起义画面。一百单八将以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方式齐聚梁山，过程或曲折离奇，或悲壮惊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被勾勒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们主要要讲的就是这些人物背后的那些事。
　　名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阅读的快感和视听的享受，一般还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比如，水浒人物的服饰，每一个好汉出场，施老都要从上到下并从褂到裤描写一番，这使我们了解到了北宋时各行各业人物的着装打扮。对研究服装的学者或拍古装剧的导演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再如，宋江上江州刑场一节，行刑前在头上刷胶水、插纸花，还要吃长休饭、喝永别酒……于是我们知道了，宋代犯人斩头时还要走这些“程序”。另如，宋江装疯一节，它使我们知道了宋朝的精神病人是不必负法律责任的。还有发配林冲一节，我们了解到了宋朝政府在发配犯人的过程中官差沿途住宿是不必付费的……通过《水浒》我们可以了解到北宋基本的社会生活画面，事实上史学家有很多问题就是通过各种文学作品找到答案或依据的。
　　几百年后，当小偷界把时迁供奉为偶像，黑社会把宋江供奉为楷模，卖肉的把张飞供奉为祖宗时，我们不禁要感叹，名著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已触及每一个角落。这就是名著，这就是名著的魅力，它带给我们的享受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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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杜马 说：
　　一部《水浒》共涉及七百八十七位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五百七十七位，有名无姓的九位，有姓无名的九十九位。书中提到，但没有出场的一百零二位。这七百八十七位人物中，共有女性七十八位，约占人物总数的百分之十。男女性别比差距如此巨大，这在世界名著中也是罕见的。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共涉及七十七个姓氏。其中以李姓最多，有七人。约占好汉总数的百分之七，这一比例基本与如今李姓在全国人口的比例相当。笔者禁不住要感叹一下，施耐庵老人家真有先见之明！
　　在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曾经在宋朝各级政府当过公务员的有三十三人，占山为王的黑社会人物有二十五人，地主或富农出身的有十人，开酒店的私营个体户出身的九人，打鱼出身的八人，吃技术饭的六人，小偷出身的三人，其他出身的十四人。不难看出，公务员与黑社会出身的占据了梁山集团半壁江山，这两大阵营对梁山集团的发展和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身的差异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生观的差异，日后梁山集团在招安问题上分歧巨大，一定程度上就是源于好汉们的出身差异。
　　除去三位女性，梁山共有一百零五条男性好汉。这一百零五个老爷们儿中，书中明确交代结过婚有过老婆的（二奶也算）有三十五人，剩下的七十位好汉都没有老婆。七十来个光棍，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正值精力旺盛的时候。他们个个不娶老婆，匪夷所思。梁山好汉不近女色是出了名的，从上面这组数字来看，的确所言非虚。《水浒》共涉及七起婚外情，直接或间接跟梁山好汉扯上关系的有四起。梁山好汉光棍够多，对待女人也够暴力，但其被人戴绿帽子的概率也还是蛮高的。态度决定一切，对于已婚男人来讲，当你离女人越来越远的时候，绿帽子则离你越来越近。
　　一百单八将人人都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这些绰号中以凶猛动物为题材的最多，有三十七个。其中带“虎”字的十二个，带“龙”字的八个，带“豹”字的三个。龙（蛇）、虎和豹加起来达二十三个，真可谓生龙活虎！
　　梁山一百单八将的籍贯分布在宋国四十九个州府，其中以济州籍的最多（十人），包括宋江、吴用、朱仝和扈三娘等；其次是江州籍（八人），包括戴宗、童家兄弟和穆家兄弟等；再者是青州籍（六人），包括花荣、黄信和孔家兄弟等。北京大名籍贯的也不少（六人），包括卢俊义、石勇和蔡家兄弟等；诸如南京健康籍、莱州籍、登州籍、东京籍、沂州籍的也不少，均在三人以上。梁山好汉中有很多都是老乡，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老乡观念绝对比现在要浓烈得多。千里之外遇上一个老乡，就如同现代人在国外遇上自己同一个胡同的邻居一样，那种喜悦和不由自主的亲近感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梁山集团包罗了四面八方的豪杰，这些好汉们在掺杂上老乡观念之后各方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也更有了看点。
　　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共有十对亲兄弟（如阮氏三雄、穆家兄弟和孔家兄弟等）、三对姑舅兄弟（如汤隆与徐宁，解珍、解宝与顾大嫂），以及若干对结义兄弟（如宋江与武松、鲁智深与林冲，以及武松与张青等）；另外还有九对师徒（主仆或叔侄），如林冲是曹正的师父、李忠是史进的启蒙老师、杜兴是李应的随从，以及邹渊是邹润的叔叔等。不过梁山好汉之间很少以师徒或叔侄相称，彼此之间多称兄道弟，似乎都成了平辈。也难怪，大家在聚义厅一个头磕在了地上都成了结拜兄弟，辈分自然也就扯平了。还有一些亲情关系也很微妙，如乐和是孙立的小舅子；秦明是花荣的妹夫。解家兄弟与孙家兄弟是姑舅弟兄，同时解家兄弟与顾大嫂又是另一头的姑舅姐弟，而顾大嫂与孙新又是夫妻。
　　出身、年龄、乡情、亲情、友情……一层层关系如一张张无形的网将梁山好汉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这种缠绕很有意思，梁山上的很多事便是由此展开的。从前期的晁派和宋派之争，到后来的宋派和卢派各行其是，梁山始终不能团结成铁板一块。究其原因，还是由于上面一组组数字彼此搅和缠绕的结果。
发表于 0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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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杜马 说：
前面已经提到，在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曾经在宋朝各级政府当过公务员的有三十三人（以人物出场后为准）、占山为王的黑社会人物有二十五人（以人物第一次出场为准）、地主和富农出身的有十人、开酒店的私营个体户出身的九人；打鱼出身的八人，以及其他出身的二十三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竟没有一个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如果非要把陶宗旺算做农民出身的话，也仅此一人而已。这样的人员构成，这样的领导班子，宋江领导的梁山起义无论如何算不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梁山义军的起义口号和政治纲领是“替天行道”，这跟“分田地、均富贵、免粮税”等农民义军惯用口号和指导纲领丝毫不沾边。再说了，“替天行道”的“天”怎么讲？天下百姓？还是天子？
还有一点我们应该特别在意，即一百单八将中政府公务员出身的竟有三十三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这些人原本都在宋朝各级政府任职，过惯了悠闲自在的办公室生活。或多或少都对“铁饭碗”及“吃皇粮”这样的生活有些感情，这些人也构成了后来梁山领导层支持招安阵营的主体力量。
在梁山领导层最具发言权的“三十六天罡”中，公务员出身的竟然达十七人。如果把李逵也算在内的话（李逵曾经在江州监狱当过小牢子，也算吃过公家饭），公务员出身的将达十八人，正好占梁山集团三十六个董事会成员的一半。难怪宋江一再坚持招安，看来走招安路线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
当然这只是宋江坚持走招安路线的原因之一，更深层次的原因远不止这么简单。并且公务员出身的也未必就一定支持招安，如原禁军教头林冲、原渭州提辖鲁智深和原清河县都头武松都是铁杆的反对招安者。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以后再做详细分析。
一百单八将中黑社会出身的有二十五人，这些人多数都是占山为王的黑帮老大，过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生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上了梁山，组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强盗集团。虽说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幌子，但黑社会性质未必有多大改变。后来宋江走招安路线，这些黑老大们意见也不一致。有的想换种活法，做了半辈子黑社会终归不是了局，下半辈子弄个国家干部当当也不错；有的则对宋朝政府存在不满和反抗情绪，想一黑到底。
在以公务员出身和强盗出身为主体的梁山中，黑和红两种势力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很难说一开始就凝聚成铁板一块。出身的差异，对待招安的意见分歧构成了梁山集团最根本的矛盾。事实上这些矛盾到最后也没能彻底化解，梁山到最后也没有凝聚成一块铁板。让这帮黑老大出身的服从那些公务员出身的不可能，同样让公务员出身的听从那些黑帮老大们更不现实。并且各种出身的好汉们还互相分化组合，构建了一个个“地理派系”。仅比较抢眼的就有什么“江州派”、“登州派”、“清风山派”和“郓城派”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梁山从一开始的晁派、宋派之争，到后来的宋派和卢派各行其是，无不表明梁山集团内部矛盾真实存在且难以调和。宋江为笼络各方，打出了一个大伙都能接受的政治纲领（或是宣传口号），即“替天行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各方，至少是表面上的。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有明确年龄记载的十四人（以第一次出场为准），其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宋江。书上说是“年及三旬”，估计不会超过三十五六岁；神医安道全的年龄也较大，不过书上没有具体记载。从妓女李巧奴对其难解难分的那股劲头分析，安道全不会超过四十岁。再下面就要数鲁智深、林冲和柴进了，都是三十四五岁。然后是关胜、卢俊义和张顺，三十二岁。年纪最小的是史进，出场时只有十八九岁；武松、施恩、孔亮和燕青的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四五岁；张青、杨雄和石秀的年龄记载也比较确切，分别是三十、二十九和二十八岁。这十四个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岁，相当年轻，正是当打之年。梁山好汉们以不到三十岁的平均年龄，做着平常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大事，这在世界名著长廊里也是极为罕见的。
有人会说了，用十四人代表一百零八人，说服力不充分啊。的确，这十四个人的平均年龄也许不能代表梁山一百零八人的平均年龄，那么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平均年龄大概有多大呢？
我们前面说一百单八将中宋江年龄最大，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只是笔者的一种感觉。在宋江行走江湖逃难的时候，所有遇到宋江的人都称宋江为“哥哥”，这是不是能说明宋江在这伙人中年龄最大呢？也许有人会说根据黑帮组织的规矩，坐第一把交椅的无论年龄大小，下面的人都要称他为“大哥”。大伙一致叫宋江“哥哥”，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问题是在宋江离开官场之后未加入黑社会之前，也就是他最落魄的那段时间，所有遇到他的人就已经称他为“哥哥”了。这恐怕就不是黑帮行规的问题了，而是宋江的年龄确实要比其他人大些。再说以宋江那脾气，没有梁山入伙之前，若是有人按黑帮规矩称呼他，想必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
由此笔者以为，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年龄最大的应该是宋江。宋江行走江湖每每与人结拜，做大哥的总是他。保守一点，宋江也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物之一。宋江上梁山时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又比宋江小。再加上有史进等一批二十来岁的小年轻，可以推断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平均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
平均年龄三十岁，可见梁山集团领导层的年龄构成相当年轻。按现在干部任用制度来说，基本符合“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三十来岁的年纪正是事业有成且干劲十足的年龄段，也是一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年龄。仅从此方面讲，梁山集团就是一支绩优股，最起码可以用朝气蓬勃和年轻有为来形容。高太尉率领“十节度”围剿梁山，宋江当时有些心虚了，害怕了，便和吴用商议对策。吴用也看出宋江心虚没底，于是就安慰他说：“如今放着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那十节度已是过时的人了，兄长何足惧哉！”吴用这番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梁山这帮兄弟们年纪轻轻并敢打敢拼，十节度已经老了，也过时了，年轻人还打不过老人吗？吴用不愧号称智多星，他完全看出了梁山集团最大的优势--年轻。
如果有人对一百单八将的平均年龄还有疑义，不要紧，我们也可以对梁山其他好汉的年龄做个大体推断。
比如，曹正是林冲的徒弟，年纪应该不会超过林冲（三十四五岁）；李俊、童威和童猛与宋江结拜，认宋江做哥哥，年纪应在宋江（三十五六岁）之下；吕方和郭盛书中说是“少年壮士”，估计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孔亮二十四五岁，哥哥孔明应在二十七八岁左右（双胞胎另当别论）；张顺三十二三岁，哥哥张横应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张青三十岁，夫人孙二娘估计也差不多这个岁数；扈三娘梁山入伙时还没有结婚，以古代女子谈婚论嫁的年龄推算，她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徐宁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那么他的年龄应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按古代男子二十岁结婚算）；汤隆是徐宁的姑舅弟弟，年龄自然在徐宁之下；朱仝、雷横、戴宗、李逵、燕顺和花荣等人，一开始就称宋江为“哥哥”。可见这些人的年龄不会比宋江（三十五六岁）大，同理还可得出很多这样的结论。
从《水浒》一百单八将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史进开始，到所有人齐上梁山，前后大约用了三年时间。此时年龄最大的宋江、林冲和柴进等都是三十七八岁年纪；年龄居中的武松、施恩和孔亮等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年龄最小的诸如史进和扈三娘等，也就二十一二岁。此时一百单八将的平均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最大的也不会超过三十二岁。
梁山好汉的年龄跨度大约在十五岁左右，宋江及以下人等都以兄弟相称，并未出现“叔叔”和“师父”等字眼。尤其特殊的是宋江与孔明和孔亮、李忠与史进都是师徒关系。相互之间却称兄道弟，颇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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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杜马 说：
《水浒》是一部流传甚广、气质生猛的古典文学小说，它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描写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古代农民起义画卷，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该书问世几百年，一直享有盛誉，尤其在民间广为流传，已达到了妇孺老幼皆知的程度。林冲、武松、李逵……一提起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小孩子也好、文盲也好、年过花甲的老人也好，估计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名著的魅力，这就是名著对于我们平凡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于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增进民族修养，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金圣叹“批本”问世，更是将《水浒》推到了一个新高度，被誉为“第五才子书”。
关于《水浒》中所揭露的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大众性话题，本书涉及不多。这些东西以前很多文学家、史学家、评论家、社会研究学家们已经提过若干次了，再说的话就有些老生常谈了。
本书所讲的，是《水浒》主要人物梁山一百单八将生平事迹背后的层层内幕。一百单八将是众所周知的英雄，但他们首先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有优缺点，因而我们看到梁山好汉里许多人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比如李逵，嫉恶如仇却有滥杀无辜之嫌；比如宋江，仗义疏财、义气深重，却过于迂腐，葬送了一大帮情同手足的兄弟；比如吴用，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一百零八种结局，是性格决定结局，还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一百单八将谈不上个个形象鲜明（大部分还属于跑龙套角色），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儿，三百六十行每个行当在梁山都能找到相应人才，梁山集团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这么多行业标兵聚在一起，管理起来无疑很伤脑筋，对于宋江这么一个各种专业技能都不突出的领导来说尤其如此。宋老大是如何将这些业务尖子紧紧团结起来，并合理分配使之成为一台持续有效运转的机器的呢？这就涉及到领导艺术、领导才能问题了，这也是本书探讨的内容之一。
以现代的眼光看，梁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集团公司，梁山集团的发展壮大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竞争、不断大鱼吃小鱼的过程。梁山集团先后经历了三任领导，第一任领导王伦、第二任领导晁盖都失败了，王伦的失败在于他根本不是做老总的料，在激烈的黑道竞争中被淘汰完全在情理之中；晁盖的失败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在于他虽然适合当老大，但不具备把集团做大、做强的能力，外因在于他身边有宋江这么一个虎视眈眈的兄弟。梁山三度易主及晁宋之争也是本书探讨的内容之一。
说《水浒》，招安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话题，关于宋江选择招安是对是错的话题，人们争论了几百年，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可谓见仁、见智，总也理不出个头绪。本书从梁山集团内部及宋朝政治社会背景两方面入手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招安是出路还是自取灭亡的争论做了一个“了断”。
《水浒密码--解密一百单八将》这本书共点评了七十多位梁山好汉，数量之多、之全在其他“评水浒”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其中很多观点都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些好汉们幕后故事的曝光，很大程度上加深了读者对水浒人物的理解。如果你喜欢《水浒》，如果你是水浒迷，那么这本书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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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1: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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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杜马 说：
没文化梁山好汉的业务分工比较细致科学，基本达到了人尽其才。上山前学的什么专业，上山后基本上就被安排在了什么岗位。有专门马战的，有专门步战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营销的，有开酒店的，有打探消息的，有做衣服的，有打兵器的，有医人的，有医马的，有管纪检的，有管组织的，有管财务的……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跟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差不多了。
一百单八将的分工细致而科学，可谓物尽其力，人尽其才，基本达到了“领导干部专业化”的要求。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都属于“大老粗”。一百单八将中除了宋江和林冲偶尔能吟几首诗，卢俊义、柴进和燕青勉强算个文人，吴用做过民办教师，裴宣做过法院书记员以外，其他人都谈不上什么文化素质，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那些公务员出身的好汉们以前多是中下级武将，天天跟兵器打交道，文化程度未必怎么样。用现在的学历衡量，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已经很不错了。这些人里能达到本科水平的恐怕只有韩滔和杨志两个（中过武举）。那些黑帮出身、盗贼出身、打鱼出身和开酒店出身的好汉，估计大部分连小学文化都达不到。比如，张横连给弟弟张顺写信的文化都没有。
可以说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离“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相差甚远。知识决定一切，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团队注定不会有多大发展空间。
宋江其实很重视知识分子，也很重用知识分子，如卢俊义、林冲和吴用这些文化稍高一点的都处在梁山集团最高领导层的位置。柴进负责后勤兼财务工作，裴宣负责纪检工作，也都是很重要的部门。虽然如此，宋江在知识分子的培养方面做得却很不够。也没见他在梁山举办过什么领导干部培训班，也没见他给兄弟们扫扫盲。试想朝廷招安这么一批“粗人”干什么？除了用这些人打打仗外，能放心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文职吗？这些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和拿刀杀人的好汉们，能做好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吗？
过多的大老粗聚在一起，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共同理想、施政纲领或奋斗目标，也很难形成持久的凝聚力。宋江面对这样一个战斗力很强，但是文化素质很低的特殊团队，也只能用一个模糊不清的“替天行道”来维系队伍内部的稳定。在梁山集团一部分人眼里，奋斗的目标似乎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论秤分金银”，快活一天算一天。跟这些人谈什么革命理想，拜托，省省吧，那无异于对牛弹琴。
总之，梁山集团在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及“专业化”方面做得不错，但在最重要的“领导干部知识化”方面相当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阻碍了梁山集团向更高及更强方面的发展。客观上讲，仅靠梁山集团领导层现有的实力和能力，很难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有三种结局，一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刘邦和朱元璋；二是被镇压下去，如陈胜、李自成和洪秀全；三是接受招安，替现有朝廷出力。第一条路成功的案例很少，宋朝之前似乎只有刘邦一个；第二条路失败的案例却有太多太多，宋朝之前就有绿林军、赤眉军、黄巾军、陈胜、黄巢……“自幼曾攻经史”的宋江想必对这些已了如指掌，梁山集团具体走哪条路，他心里可能已反复权衡了很多次。
宋江之所以选择第三条路，是不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定位呢？改朝换代不可能，被镇压下去不甘心。宋江面前只剩下第三条路了，那就是招安。不过“招安”这条路在宋江之前还鲜有人走，宋老大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把自己和一百零七个兄弟当做了赌注和试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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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杜马 说：
一部《水浒》共有女性人物七十八位，约占人物总数的百分之十，可以说女性人物在《水浒》人物中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水浒人物总数为七百八十七个）。然而女性在《水浒》中的死亡率并不低，七十八位人物中明确描写死亡的有三十四位，约占女性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女性人物在《水浒》中创下的一高一低（死亡率高，性别比例低）也可说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放在世界名著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女人若是生在《水浒》这部书中，一多半要成悲剧角色。
《水浒》中仅有的几位出场较多的女性人物，要么不守妇道（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娇秀、白秀英、狄太公女儿和贾氏），要么是长舌婆（如王干娘、李大娘、刘高老婆和阎婆），要么是被男性化的女人（如扈三娘、顾大嫂、琼英、孙二娘和段三娘），要么就是纯粹的受害者（如金翠莲、刘太公女儿、林冲夫人、王义之女和瓦罐寺妇人）。除此之外，就是一些连跑龙套也够不上的小人物了。可以说凡是在《水浒》中出场较多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既符合古代“好女人”的标准，又落得圆满结局的女人。
《水浒》位居四大名著之列，其艺术成就世所公认。明清奇人金圣叹批的《水浒》一出世，更是画龙点睛。将这部名著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被誉为第五才子书。然而施耐庵在书中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蔑视妇女的封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思想价值。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女人只有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二点八，比例实在可怜。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女性人物在整部书中只占人物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十八个女性中最后落死亡结局的有三十四人，且死因大部分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关。死亡率之高，死亡原因之不正常，再加上作者一再流露出的对女性的蔑视，不得不使人怀疑作者施耐庵是不是对女性怀有偏见。这已不单单是封建意识问题，在封建思想统治下，“好女人”的尺度应该是诸如“三从四德”、“贤妻良母”、“无才便是德”、“贞洁操守”及“相夫教子”这样的标准。而在《水浒》里，符合这样标准的女人几乎为零。整部书里称得上“深明大义”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叫“秦玉兰”的女人。但是这个秦玉兰在《水浒》中是个不入流的角色，跑龙套都得往后站。
梁山一百零五条男性好汉，李逵怀疑宋江搞女人，立马翻脸，甚至不惜跟自己最最崇拜的宋哥哥动刀子。在这些梁山好汉眼里，谁娶老婆，谁近女色，谁就算不得真正的好汉，这不是对女人的轻视是什么（或是变态）？梁山好汉对女人的轻视实际就代表作者施耐庵对女人的轻视，毕竟书是他老人家写的，基调是他老人家定的。
纵观全书，作者对女性的蔑视和诋毁随处可见，作者运用其高超的写作手法常常在书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女性的蔑视，甚至诋毁。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详谈，这里姑且带过。有人就怀疑过作者在写这部书之前，是不是在情感方面受过女人的什么强烈刺激。这种推断不无道理，至少可算一家之言。
《水浒》中提到的几个庄园主人，如宋家庄的宋太公、桃花村的刘太公、白虎山的孔太公和揭阳镇的穆太公等都只有“太公”出场，没有“太婆”什么事，难道这些太公们的老伴都死了？笔者不禁要感叹一下，女人在《水浒》里真的不长寿啊。
《水浒》作为一部名著，看点颇多。建议几个看点读者不要错过，一是一百单八将上梁山的复杂原因（被逼、被赚及自愿）；二是宋江与晁盖的关系及晁、宋派系之争；三是梁山集团领导层一百零八人对待招安的复杂心理；四是一百单八将的排位问题；五是宋江、卢俊义及吴用间的三角关系；六是施耐庵对待女性的问题。
以上六大方面排位不分先后，我们以后还要逐一讲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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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杜马 说：
《水浒》中常提到的一些官职，如提辖、禁军教头、押司及都头等到底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职务（级别）呢？为了方便阅读，加深了解全书，我们不妨做一次古今官职对照。
施耐庵先生生于元末明初，此时离北宋已过去了几百年。我们看到施老先生在安排《水浒》人物中的官职时也不是很准确，或者说与北宋真实情况有较大出入。所以我们在讨论梁山好汉的官职时，既要考虑北宋官职的真实品级分化，又要考虑书中的情节背景，同时还要揣摩施老先生的写作本意。
宋朝的干部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分为十八个级别。宋朝的公职人员分两种，一种称为“官”；一种称为“吏”，所谓官吏其实是公职人员的统称。概括地讲，“官”属于高级公职人员；“吏”则属于低级的公职人员。比如，宋江的押司就属于“吏”，故而宋押司在各种场合一再自称“郓城小吏”。宋朝向来重文轻武，这是从开国皇帝赵匡胤那会儿就留下的传统。老赵是后周武将出身，“陈桥兵变”做的皇帝，所以他对武官有着特别的警惕心。“杯酒释兵权”以后，武将的地位整体上一直低于文官。比如，太尉高俅属于正二品，这已经是武官的最高级别了，同为一品和正一品则没有武官职位。
下面对梁山好汉曾担任过的官职做一次“古今对照”。
禁军教头（王进和林冲担任过的职务）：位列禁军都教头之后，相当于现在的正营级或副团级。
提辖（鲁智深和孙立担任过的职务）：一个州（路）提辖官的编制大约在三十人上下，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连长。
押司（宋江担任过的职务）：属于“吏员”，一个县治最多可设六个押司，职能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秘书。搞案件的则相当于县级法院的审判庭庭长，为副科级。
都头（武松、李云、朱仝和雷横担任过的职务）：一个县治一般有两个都头，职位略高于押司。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刑侦科长，正科级。
节级（戴宗担任过的职务）：略相当于副监狱长，连级或副营级。
知寨（花荣担任过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镇长。
保正（晁盖担任过的职务）：村长。
孔目（裴宣担任过的职务）：法院审判庭庭长，副科级。
押狱（蔡福和蔡庆担任过的职务）：一般监狱干部。
制使（杨志担任过的职务）：朝廷派出的办理公务的官员，大约相当于正营级。
统制（秦明担任过的职务）：一个州（路）的兵马总管，大约相当于正师级。
都监（黄信和董平担任过的职务）：级别低于统制，大约相当于正团级。
都统制（呼延灼担任过的职务）：略高于兵马统制，大约相当于副军级。
正牌军（索超担任过的职务）：大约相当于班长或排长。
管营（施恩老爸担任过的职务）：劳改大队大队长，大约相当于正科级或副处级。
通判（黄文炳担任过的职务）：知府的副手，相当于副市长或市长秘书。
团练使（韩滔、彭玘、单廷珪和魏定国担任过的职务）：分为都团练使和州团练使，从《水浒》中描写看，所掌握的部队规模大约在两千~三千人，大约相当于正团级。
经略使（种谔担任过的职务）：掌管边防各州军马，大约相当于军区司令员。
宋朝公务员分十八级，我们现在的公务员分为二十二级，所以官职不可能一一对应。以上对照只是笔者根据《水浒》情节描写及一些参考文献资料揣摩而来，如有疑义，可以讨论。，，
高俅这人身上的长处还是不少的，书上说他“吹拉弹唱，刺枪使棒，相扑玩耍，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可以说高俅这厮在音乐、武术、文化和体育等方面都有“造诣”。除此以外，最拿手的绝活还是踢得一脚好球。黄金右脚也好，黄金左脚也罢，总之高俅的球技在京城是相当出名的。知名度大概不会比现在的中国“国字号”球员低，“高毬”的外号便由此得来。
踢球这项运动在两个时代最流行，一是北宋；二是现代。高俅这种人如果生在其他朝代，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小混混。然而高俅很幸运，生在了一个踢球盛行的年代。
像高俅这样文化方面懂一点，音乐方面通一点，足球踢得好一点，道德方面“前卫”一点的社会青年若是生在现代，那肯定是娱乐圈或体育圈里的焦点。偶尔弄出点球场暴力和花边新闻，再偶尔踢进一两个“世界波”，高俅的知名度估计不是如今男足国脚们所能比的。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带领中国队踢出亚洲，在世界杯上夺个名次什么的。并且当选世界足球先生，成为中国的马拉多纳也说不定。可他偏偏生活在宋代，并且阴差阳错地转会到了皇家足球俱乐部--齐云社，高俅的人生开始朝着另一个轨迹发展。
高俅加入皇家足球俱乐部齐云社事出偶然，当时他正像一个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柳世权把他踢给董将士，董将士不敢接，把他踢给小苏学士。小苏学士不愿接，一倒脚又把他踢给了当朝驸马王晋卿。王晋卿偏偏是个球迷，他见高俅是个“人才”，于是不再倒脚留在了自己府里，很快高俅成了驸马府的一个主力球员。
时间不长，时为大宋朝端王爷兼足协主席的赵佶看中了高俅，高俅那一记“凌空抽射”给端王爷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赵佶一句话，把高俅的组织关系从驸马府转到了端王府。从此高俅成了齐云社的一号主力球员，与端王成了黄金搭档，形影不离。
后来赵佶从端王爷兼足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摇身一变当了皇帝，即宋徽宗。作为齐云社的一号主力球员，高俅很快成为徽宗皇帝重点培养和重点提拔的对象。
对于高俅这样非科班出身的体育明星，要挤进宋朝文官圈子很不现实。因为在宋朝，县长以上的文官都要具有进士学历。高俅连秀才都够不上，徽宗皇帝想提拔也没有理由和借口。于是提拔高俅只有从武将方面入手了，宋徽宗为了提拔高俅做武官，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把高俅下放到基层边关，镀一镀金。然后再调回中央，为升迁打下基础。
在徽宗皇帝的精心栽培下，高俅从一个足球队员一跃成了殿帅府太尉，真应了那句话“朝里有人好做官”。何况高俅朝里的“人”不是别人，是说一不二的皇帝。从平头百姓到国家高级干部的转变，高俅只用了半年时间。
时代造就人才，像高俅这号人若是一门心思踢球，他不做球星谁做球星；若是一门心思做官，他不做奸臣谁做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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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杜马 说：
高俅的发家史很好笑，充其量一个体育特长生，竟摇身一变成了国家高级干部，如高俅这般靠体育特长身居朝廷要职的，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凤毛麟角。这个曾经连董将士和小苏学士都不敢或不愿收留的混混，为什么会在小王都尉和徽宗皇帝那里受到特别重用呢？
董将士只是一个开药铺的本分的小市民，小本生意本本分分。在他眼里高俅这种混混收留在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影响下一代不说，还似一颗定时炸弹，指不定哪会儿就会爆炸，所以不敢收留；小苏学士是正儿八经的文化人，并且是文化名人。他眼里如何容得下高俅这种破落子弟，所以不愿收留。在正经的小市民和文化人眼里高俅一钱不值，要么不敢收留，要么不愿收留。书中还特意提到“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请注意书里提到的“人民”字眼。人民二字很重要，它代表了基层大众的心声。
一个为人民所不容的人，在朝廷里却得到十分重用。并且是平步青云坐着火箭往上升，这样的朝廷不是黑暗是什么？这样的皇帝不是昏君是什么？天下不乱才怪！
人们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笔者看未必。高俅的发家史说明了什么？不正说明了朝廷的黑暗，皇帝的昏庸吗？高俅、童贯、蔡京和杨戬之流受到赏识，又说明什么？没有昏君，何来奸臣？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施耐庵不便明说罢了。
金圣叹在批《水浒》时曾说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单八将，则是混乱源自民间（乱自下作）；不写一百单八将，先写高俅，则是混乱出自朝廷（乱自上作）。金圣叹不愧是才子，一语中的且入木三分。
让高俅这号人出任国家高级干部，干好事未必行，干坏事却绝对在行。新官上任三把火，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既不是操练士兵，也不是严明军纪，而是把跟他有过节的下属，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修理了一番。其实也不是王进自己跟高俅有过节，而是王进的父亲王升曾经揍过高俅，把高俅揍得三四个月下不来床。数年之后，高俅把这笔账算在了王进身上。王进也看出了高俅要整治自己，被逼无奈，唯有离家出走，目标延安府。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上星期还在殿帅府上班。忽然之间就落得背井离乡、携母出逃的结局，这是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
后来高俅的“兄弟儿子”（父子称呼，兄弟辈分）高衙内由于性激素分泌旺盛，看上了另一个禁军教头林冲的夫人。高俅略施小计，生生把一个老实巴交且忍气吞声的林教头逼上了梁山，这是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二把火。高俅烧第二把火的同时，林冲也烧了一把火--火烧草料场。当然林冲这把火还是高俅那把火引起来的，高俅不烧那第二把火，林冲也不会去沧州烧草料场那把火。
再后来，杨家将的后代杨志给高俅送礼，想官复原职。哪知高太尉不买杨家将的账，大笔批了个“不”字。收的钱也不往回退，直弄得杨志流落市井街头。实在没有钱换饭吃，不得不卖刀糊口，这是高太尉上任后烧的第三把火。
王进被迫离家出走，直接引出了史进。史进的出场又引出了少华山的三个黑帮头目朱武、陈达、杨春，以及提辖鲁达，鲁达又引出了林冲。林冲又引出了杨志，杨志又引出了“生辰纲案件”，生辰纲一案又引出了晁盖等人上梁山……这一系列核聚变般的连锁反应，正是这位高太尉“烧火”造成的。
可以说梁山集团日益发展壮大的背后，也有这高太尉的一份功劳。难怪施耐庵写《水浒》时一开始不写一百单八将，而先写高俅的发家史，这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大宋朝的腐败史。
如果有人认为高俅仅仅是靠踢得一脚好球而得到皇帝宠的爱，那未免太小看这小子了。高俅不是寻常之辈，在玩弄权术上还是有一套的。
宋徽宗这人做艺术家还可以，做皇帝却是外行，他将某些艺术家拥有的极度自信不遗余力地用在了皇权上。高俅恰恰迎合了徽宗好大喜功和自以为是的心理，他在管理好训练军队上玩了不少花架子。花架子顾名思义就是中看不中用，身上流淌着艺术家血液的徽宗显然被这些花架子迷住了，于是高俅在军事要职上一坐就是十数年。
另外，高俅自身也确实有一套，歌舞、诗词、武术、相扑、乐器、足球……当时的流行文化他样样精通。对于一个艺术家出身的皇帝来说，高俅身上这些长处无疑是他非常欣赏的。而高俅本人，也将这些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程度上，高俅担当的就是徽宗皇帝艺术知音的角色。高俅身上这些艺术细胞大约是梁山好汉中宋江（能诗词）、乐和（能唱）、焦挺（会相扑）和燕青（能歌舞）等几个的总和，高俅的本事不是吹出来的。
高俅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知恩图报。他曾经给苏轼当过跟班。官居要位之后对于苏轼一家也是各方面多加照顾。如每有苏家子弟入京，高俅无一例外多番体恤，高俅如此行事使他在社会上也赢得了一些口碑。《水浒》中交代高俅曾给小苏学士当跟班，按三苏排位。“小苏”应指苏轼的弟弟苏辙，不过更广泛的观点则认为是苏轼。这里我们也少数服从多数，采取后一种观点。金圣叹批《水浒》对“小苏学士”另有见解，读者可以参阅。
高俅并未被列入“宣和六贼”之中（蔡京和童贯则高票当选），他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百般唾弃，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水浒》这部书。林冲、王进和杨志则不必说，前途直接毁在了高俅手里。宋江和卢俊义更不必说，性命都是被高俅暗算的。高俅对梁山好汉百般刁难并多方暗算，终于使他“赢得”了一个与蔡京和童贯并驾齐驱的千古骂名。
金兵南渡黄河，宋徽宗匆忙将皇位传给太子（宋钦宗），而后仓皇南逃。南逃途中高俅与童贯为争宠而产生矛盾，高俅斗不过童贯，无奈称病返回开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童贯和蔡京相继被钦宗皇帝处死，高俅因没有参与徽宗集团与钦宗集团的斗争而幸免。这里要说明一点，对于老皇帝集团与小皇帝集团之间的斗争，高俅不是不想参与，而是被童贯排挤得没有机会而已，这反倒使他免受了斩首之灾。高俅虽侥幸逃脱了斩首之灾，人终归还是死了，是病死的。比之童贯和蔡攸之流的罪有应得，高俅的下场要幸运许多。恶人未得恶报，不要说宋江、卢俊义和林冲他们不痛快，读者心里也别扭，历史就这样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遗憾。
对于高俅来说，虽然没有童贯和蔡京等那般败坏国家之甚，但他败坏起军政来却也不含糊。没能阻止金兵南下，高俅是首当其冲的第一责任人。同样是奸臣，“奸”的程度不同而已。身居军委要职，高俅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训练军队和严明军纪上。而是一门心思讨好皇帝，摆花架子。养兵千日，最终不能用兵一时。金兵南下，高俅手下几十万中央军成了摆设。
最适合做艺术家的人做了皇帝，最适合做球星的人做了高级军官，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一段历史悲剧吧。
《水浒》中的高俅迫害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王教头走投无路被迫私走延安府。王进的离家出走，直接引出了《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梁山好汉--史进，史进如一根导火索燃起了一百单八将上梁山的序幕。
《水浒》中那么多好汉，比史进更厉害并更出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单单要安排他第一个出场呢？史进的出场对梁山意味着什么？史进的哥们儿朱武又是怎样一个角色？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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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杜马 说：
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比史进功夫好并且名气大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施耐庵单单安排他第一个出场呢？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做过解释，认为“史进”二字的意思是历史的进步或历史因此而进步，总之就是这么一层意思。史进第一个出场表明历史在发展，从而引申出另一层意思。即梁山好汉的出现代表了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上顺天意，下合民心”。
当然以上的解释只是一种猜测，一家之言而已。笔者认为单从《水浒》这部书本身的情节需要来讲，安排史进第一个出场是大有深意的。
史进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最年轻的一个，出场时只有十八九岁，能与史进比年轻的大约只有扈三娘一个。史进在梁山集团中应该算最有朝气和胆识，并且最年轻有为的青年好汉的代表。安排史进这样的青年好汉第一个出场，说明梁山集团是一个朝气蓬勃且蒸蒸日上的团队。作者施耐庵大概是在透露这么一个信息，即连最最年轻的史进都如此英雄，其他年龄大一些的梁山好汉岂不是更了得了？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十八九岁的史进一出场便遇到了一系列突发事件。先是遇上王进重新学艺，后父亲身亡，又与少华山黑帮不打不相识。接着武力反抗朝廷缉捕，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一个富家子弟到“革命分子”的转变史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他所走的道路实际上也是梁山其他好汉们所要走的道路。作为一个热场型人物，史进的形象十分鲜明，有朝气，重义气，爱好武艺，仗义疏财，好结交朋友。最后被逼造反，这是一个典型的梁山好汉形象。
经过一系列突发事件，史进的思想日趋成熟，再不是刚出场时的毛头小子。“革命觉悟”越来越高，逐步具备了上梁山的政治条件。试想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都已具备了如此高的“革命觉悟”，那么另外一百零七条比他年龄还大的好汉，“革命觉悟”也应该很高了。史进的出场和成熟实际是一种暗示，即从现在开始一百零八条好汉“思想”已日趋成熟，聚义梁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也是施耐庵安排史进第一个出场的原因之一。
九纹龙史进排名天罡星第二十三位，号称“天微星”，与“天微星”相对的“地微星”便是矮脚虎王英。把史进与王英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一个英俊，一个猥琐；一个风流，一个下流。王英是条大色狼众所周知，而史进对女人也很感兴趣的内幕却鲜有人知。王英再怎么好色，也只是寻找眼前的，而史进找女人却可找到千里之外（家在陕西，却能跟山东小姐厮混熟）。
施耐庵把史进和王英列为“天微星”及“地微星”对比，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另外巧合的还有史进排名天罡星二十三位，扈三娘正好排名地煞星二十三位。无论从年龄、相貌还是武艺等方面讲，扈三娘与史进都堪称绝配。梁山第一美女嫁给史进远比嫁给王英合适得多，可惜扈三娘出嫁时史进还没有上梁山。真不知道黑老大宋江在日后面对史进和扈三娘这对俊男俏女、金童玉女的时候，心里作何感想。
从北宋的审美观点来看，史进确实是一个帅哥，“银盘也似一个面皮，刺着一身青龙”。在一个以文身为美的时代，银娃娃般的史进绝对是帅呆了。倘若放在现在，任谁身上刺着一身青龙，从一般人眼里看不是混混，就是地痞，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英雄联系起来。时代不同，审美观念不一样罢了。
梁山好汉里边身上有刺青的不少，除了史进，还有燕青、鲁智深和杨雄等。宋江为得到朝廷的招安，从徽宗皇帝的二奶李师师那里找突破口，派燕青作为特使。李师师美女爱英雄，看上了燕青那一身花绣，当然燕青不可能为了肉体欲望而犯原则性错误。给当今皇帝戴顶绿帽子，梁山集团还如何被招安。不过这事换了史进，这错误没准就犯了。君不见史进家住陕西，却能勾搭上山东东平府的娱乐界小姐李瑞兰，而且来往甚密。陕西到山东千里之遥，史进的泡妞本事的确不一般。“作战”距离如此之长，恐怕梁山第一色狼王英也自叹不如。
同样有一身好看的花绣，燕青能行的事史进未必行。宋江也看出了这一点，宁可派自己极不信任的燕青去跟李师师谈，也不派同样有一身花绣并且还算中规中矩的史进去。宋江在看人和用人上的确有一套，鲁智深和杨雄同样有一身花绣，派这二位去如何？更不合适。大家想啊，一个文身的胖和尚频繁出入皇家二奶李师师家，岂不是很容易引起官方的注意吗？杨雄有文身不假，不过他这人太木讷。面皮淡黄，有一种病态，这种形象很难讨女人喜欢（潘巧云便是例子）。
话题扯远了，我们还说刚一出场的史进。
史进自从跟禁军教头王进学武之后功夫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好看变成了实用，从花架子变成了真本事。并且十八般兵器样样精熟，在当地越来越有名气。
史进的名声引起了附近少华山黑帮组织的注意，其中的三个头目朱武、陈达和杨春在对待史进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陈达主张硬来，朱武和杨春主张回避，结果少华山与史家村结下了梁子。幸好朱武及时上演了一出苦肉计，阻止了事态恶化。此后少华山黑帮与史进不打不相识，竟成了往来密切的哥们儿。
少华山黑帮组织是《水浒》中出现的第一个黑帮组织，黑老大就是七十二地煞排名第一的神机军师朱武。当朱武领导的少华山黑帮敢打华阴县城的主意时，王伦领导的梁山泊黑帮也只是打劫一些单独过往的客商而已。朱武叱咤风云威震华州的时候，吴用还只是一个乡村民办教师而已。
史进与少华山黑帮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双方多次礼尚往来，先是史进请朱武等上史家村吃酒，朱武等送金子酬谢。史进又回赠朱武等人上等衣服，还明目张胆地邀请朱武等中秋节来史家村搞聚会。两边一来一往，越来越密切。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引起了华阴县地方政府的警觉。线人李吉告密，华阴县政府军在中秋节夜里包围了史家村。政府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少华山黑帮头目及史进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在史进看来，投降是死，“革命”也是死。同样是死，还不如“革命”一把。于是一场激烈战斗不可避免地打响了。战斗的结果是政府军方面损失惨重，线人李吉被杀，两个正科级的都头战死。史进虽成功突围，却从此失去了家园，成为朝廷通缉的要犯。唯一没有损失的是少华山黑帮，黑帮还是那个黑帮，朱武还是那个朱武，反政府的性质还是那个性质，却多了史进这个帮手。
“大闹史家村”是整部书的第一个小高潮，它直接导致了史进走上“革命”道路，也拉开了其他一百零七条好汉陆续走上这条大道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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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杜马 说：
在《水浒》第二回中陈达和杨春应算是配角，其实二人在《水浒》中从来都是配角。对于这二位的生平，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陈达和杨春分别是少华山黑帮的二当家和三当家，史进加入少华山后二人位置顺延，分别位居三当家和四当家。
与其他多数梁山好汉不同，陈达和杨春上梁山并非主动投怀送抱，而是被拉拢上去的。少华山四大头领上梁山完全是因为史进，史进与梁山高层领导鲁智深有交情，与梁山一般干部李忠也有师徒情分。当史进华州遇难之时宋江很仗义地出手相救，大闹华州救下史进，史进因此带领朱武、陈达和杨春加入梁山黑帮。至此梁山集团成功兼并少华山集团，陈达、杨春与二哥朱武及大哥史进一起成了第八十一批次上梁山的好汉。
作为《水浒》第三个和第四个出场的梁山好汉，陈达和杨春在一百单八将中的排名并不高。陈达排名地煞星第三十六位；杨春排名地煞星第三十七位，在七十二地煞里面位置正好居中。不过从总排名看，陈达总排名七十二位；杨春总排名七十三位，属于中下位置。梁山集团领导分工时，陈达和杨春分到马军小彪将职务。“小彪将”也是将军，但在马军将领中等级最低。梁山马军大将共分三等，第一等是马军五虎将；第二等是马军八骑先锋使；第三等才是马军小彪将。陈达和杨春做的就是马军第三等职务，即便是在第三等职务中也只排在倒数第四和倒数第三的位置。可见二人在梁山领导职务中分量较轻。
陈达和杨春在梁山排名低且职务轻，也不能说宋江在用人上有问题。宋江在人事安排上有时的确存在问题，但陈达和杨春不在其中。二人排名偏低主要还是因为能力实在有限，武艺稀松平常。智谋更谈不上，跟他们大哥史进（能打）及二哥朱武（有谋）不在一个档次。翻开《水浒》，很难找到陈达和杨春立过战功的记载，这对于在全书中第三个和第四个出场的热场型人物来说是件很尴尬的事情。即使不是主角，施耐庵老人家对这二位的安排也不能如此潦草。作为全书的热场型人物，怎么也得给一点戏份吧。后人大约也意识到了这种尴尬，于是在《水浒》后补二十回中加了杨春立功的记录--用大杆刀砍死偏将武能。杨春这种能力的人，基本上也只能对付武能这样的偏将。施耐庵在第二回书重点提到杨春的这把“大杆刀”，后补情节加上大杆刀杀敌斩将之事，也算对前面的描述有个交代。陈达在第二回书一出场已与史进交过手，二人“斗了多时”，史进才把陈达降住。如果说史进的功夫很了得，那么陈达能与之“相斗多时”，足见其功夫也不是差得一无是处，这也算对陈达的黑道生存能力有了一个交代吧。
陈达和杨春这对搭档一开始在少华山就形影不离，上梁山后也不离不弃，基本上以史进副将的身份相伴左右。二人也曾客串过花荣和林冲的副将，不管做谁的副手，兄弟俩始终没有分开过。在征方腊“昱岭关”一战中陈达和杨春同大哥史进一起被乱箭射死，兄弟三个连同石秀等人成了第三十八批次牺牲的梁山好汉。陈达和杨春这对兄弟从生至死没有分开，这在兄弟义气满天飞的梁山好汉中，在“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誓言下除了这哥俩，又有谁能真正做得到？
朱武是少华山黑帮老大，“大闹史家村”的另一个主角，在一百单八将里朱武也许算不上响当当的角色。但他却是一个极具个性、耐人寻味并富有悲情色彩的人物，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朱武这个人。
朱武是《水浒》里第二个出场的梁山好汉，他领导下的少华山黑帮是《水浒》里出现的第一个黑帮组织。朱武等人计划攻打华阴县时，王伦领导的梁山黑帮才敢抢劫单独过往的客商而已。当时的桃花山、二龙山和白虎山等黑帮还没有形成规模，根本不能与少华山同日而语。
朱武的黑社会经历与资格比梁山多数好汉都要多，都要老。后来少华山并入梁山集团，朱武心里未必乐意，只是碍于史进的情面和宋江救史进的恩义没有明说罢了。朱武也晓得大鱼吃小鱼是千古不变的江湖规矩，除了顺从并购潮流，别无选择。这样朱武成了第八十一个入伙梁山的好汉，与他一同入伙的还有史进、陈达和杨春。
朱武上梁山之后，并没有受到宋江的重视和重用；相反还一味受到吴用的打压和排挤。同样是吃军师这碗饭，吴用当然不想别人来分享自己手中的权力。有一个副军师公孙胜搅局，吴用已经很不爽了。又冒出个神机军师朱武，这是吴用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上梁山之后至受招安之前，这段时间朱武不显山不露水，很少发言，很少参与大事的决策。梁山集团一百单八将排座次，朱武被安排在地煞星第一的位置。地位看似很高，却在什么穆弘和解家兄弟的后面。安排职务时，朱武的头衔是“同参赞军务头领”。也就是说吴用是正军师，公孙胜是第一副军师，朱武是第二副军师。像朱武这样的职务，基本属于有名无实了。
招安之前，朱武唯一的闪光点体现在招安大计上。宋江打算通过皇家二奶李师师直接与徽宗皇帝谈判，朱武则建议走太尉宿元景的后门，毕竟华州“金铃吊挂案”对朱武的影响太深了。事实证明，李师师和宿元景这两条路线的合并终于促成了梁山集团的招安大计。神机军师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朱武的才能真正得到施展是在宋江和卢俊义分兵作战以后，在征大辽和征方腊的战争中他一直是卢俊义方面军的军师和副总指挥。
辽国军队与田虎、王庆和方腊等农民起义军不同，是国家的正规军。在古代，正规一点的军队都讲究阵法，如辽国军队就非常讲究排兵布阵和阵法变换。农民义军则不同，他们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作战基本采用群殴或单挑方式。在对辽作战中辽国曾布下“五虎靠山阵”和“鲲化为鹏阵”等阵法，号称多才多艺的卢俊义一下子就蒙住了。幸好朱武在场，一语点出了其中奥妙，才不致使卢俊义在辽军面前太丢面子。完颜延寿布下的“太乙三才阵”、“循环八卦阵”和“藏头八阵图”等，吴用看了半天一个也不认识，而朱武一眼就能识破。尤其是在宋辽决战时辽国摆出了一个阵势，我们的吴大军师连见都没见过，而朱武一语道破是“太乙混天象阵”并能道出其中的变化和奥妙。后来证明，朱武所说与九天玄女所言完全相同，在九天玄女帮助下宋江破阵成功。单论阵法，朱武不知要比吴用高出多少。
朱武可以说是阵法方面的天才，但这种一技之长并不能保证朱武在梁山集团的地位。他不属于宋江嫡系，故而只能跑到卢俊义那边去立功了。
为梁山集团北征南讨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地煞星排名第一，看似很高，其实总排名只是第三十七位。
有人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地煞星第一终归比天罡星第三十六强些。其实不然，三十六天罡属于正将，七十二地煞属于偏将，正将和偏将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梁山集团领导班子的组成，宋、卢、吴和公孙四大董事处在最高层，其他天罡星也属于董事会成员，而地煞第一的朱武却没有资格列为董事会成员。
再看朝廷对天罡和地煞的赏赐规格，三十六天罡赏的是金牌和红锦；七十二地煞赏的是银牌和绿锦。朱武比燕青只低一位，燕青可以拿金牌和红锦，而朱武只能拿银牌和绿锦。金牌和银牌之差很明显，而红锦和绿锦也是有差别的。在古代红锦是除黄锦之外最尊贵的一种，绿锦就差多了。比如，三国时曹操手下的大将们有血缘关系的都穿红，无血缘关系的具挂绿，等级之差可谓明显。有一次一群武将为争夺一领红锦袍竟大打出手，乱作一团。
在征方腊的战争中朝廷给梁山好汉的赏赐也是按天罡和地煞区分的，天罡星赏的是御酒和锦衣。而地煞星赏的就差多了，只是一般的缎匹，连酒都没有。征方腊成功以后，朱武是幸存者之一。但朝廷并未因为他是卢俊义这一路兵马的军师和副总指挥而特别封赏，依然以正将及偏将划分。正将封忠武郎，偏将封仪节郎，差了一个档次。想必梁山集团内部定工资的时候，也会有天罡和地煞之分，差一级工资应该没问题。
朱武的功劳比起天罡星中的李应和穆宏等很多人，只高不低，所得待遇却远远不及。
在宋和吴实际主管下的梁山集团，朱武的处境很尴尬。专业技能与吴用重叠，绰号比吴用叫得还响，不受吴用挤压才怪。朱武上梁山是借史进的关系，而史进是托的鲁智深的门路，鲁智深入伙又是托的孔明和孔亮的关系。这样关系托关系及路子找路子办成的事，总有种“强扭的瓜不甜”的味道。再加上朱武上梁山之前与宋江从无往来，上梁山的时间又比较晚，没什么资历，不受宋江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倒霉的是朱武上梁山不久晁盖便牺牲了，他连另投其主的机会都没有了。
地煞星第一的排位同参军务头领的职务，一切看起来风光。其实有名无实，鸡肋而已。朱武的悲剧告诉我们，领导干部的排位很重要，有时哪怕只差一位，所得的待遇也会天壤之别。还有有能力要提早施展，不要等职位定下来之后再发挥，那就晚了。
朱武这个人物先说到这，现在翻回头还说史进。史进自“大闹史家村”之后，随朱武等三人到少华山避难。朱武想拉史进入伙，史进不肯，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玷污？劝我落草，再也休提。”此时史进对生活还是有幻想，他的想法是“寻得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金圣叹在批《水浒》中说得明白，此时史进的初衷也正是一百单八将的初衷（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愿意入黑社会做贼。史进打点行装离开了少华山，然而并没有与少华山完全断绝关系。手下的庄客全部留在山寨，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也寄存在了那里。史进这样做估计也是在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对“寻师父、讨出身”的计划其实也没底。这种当断不断且藕断丝连的做法，也为史进后来重返少华山埋下了伏笔。
史进离开少华山，往延安府寻找师傅王进，路过渭州遇到了一个英雄人物--提辖官鲁达。这个鲁达一出场，便掀起了《水浒》中第一个大的高潮--拳打镇关西。
“拳打镇关西”这段情节充分表现出鲁达的为人和鲜明的个性，用金圣叹的话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那么鲁达的鲜明个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拳打镇关西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玄机？鲁智深当和尚是不是人为操控？当和尚之后又做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请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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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杜马 说：
“拳打镇关西”是《水浒》的第一个大高潮，在这一回中逃亡的史进与鲁达相遇，又与李忠相遇。好汉相逢，酒自然不能少，在一块吃顿饭也很正常。渭州是鲁达工作的地方，吃饭喝酒自然是他做东。这鲁达也就是后来的鲁智深，没出家以前俗名叫“鲁达”。
这鲁达一出场，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就是鲁莽急躁且不讲情理。丝毫没有好汉风度，反倒像一个十足的地痞恶霸。
鲁达一出场最先做了三件事，第一件砸打虎将李忠的场子；第二件骂酒店的服务人员；第三件吃霸王餐。这三件事说不上大，也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件件不怎么光彩，地痞和恶霸的形象表露无遗。
我们且看这三件事的缘由。
第一件砸李忠的场子，鲁达邀请史进的开手师父李忠一同吃酒。李忠一时脱不开身，回复说“待小子卖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人家李忠是打把势卖艺和卖膏药为生的，在街头耍了半天枪棒，费了半天力气，还没向观众讨赏钱呢。李忠说讨了回钱再去，很正常，很合乎情理。可鲁达等不及，叫你去你就去。说什么废话，三下五除二就把看热闹的人群骂散了。可怜李忠，费了半天力气连一贴膏药也没卖出去，一文赏钱也没捞到。面对凶猛的鲁达，他也只能赔笑道“好急性的人”。
第二件骂酒店的服务人员，鲁达、史进和李忠三位来到潘家酒楼。服务生拿着菜谱请鲁达点菜，性急的鲁达又发话了“问甚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这厮只顾来聒噪”。人家服务生让吃饭的顾客点菜，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并且很合乎常理。顾客不点菜，人家饭店也没法做啊。这样合乎常理的事情鲁达竟然看不惯，还骂人家酒保“这厮”，痞子形象表露无遗。
第三件吃霸王餐，鲁达、史进和李忠三人喝酒过程中突然听见隔壁雅间有人啼哭。这位鲁提辖又受不了了，脾气上来竟然翻了桌子，“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掀翻桌子的理由竟是人家打扰了他吃饭，看，这位鲁大官人的谱可够大的。摔盘子摔碗也就罢了，吃完饭还不算账。“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这就是鲁达的原话。鲁达叫店老板“主人家”，看来他连人家店主的姓名都不晓得。跟人家店主又不熟悉，赊哪门子账啊！面对地痞般的鲁达，店主也没办法。钱要不回来不算，还得赔笑脸“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注意，店主人说这话的时候是“连声应道”，可见渭州人民对鲁达是多么惧怕。鲁达第二天还了潘家酒楼的酒钱了吗？没有，第二天他“拳打镇关西”去了。之后便逃离渭州，这笔酒账也就成了死账。鲁达在潘家酒楼吃的这顿饭也成了他在渭州吃的最后一顿霸王餐，纪念意义重大，观众不可不知。后来鲁达还在五台山喝过霸王酒，在瓦罐寺吃过霸王粟米饭，看来这老毛病始终没改。
这鲁达出场头三件事件件不怎么光彩，这哪里像条好汉，分明是混在官府里的黑社会老大嘛。施耐庵如此描写鲁达，用意何在？请看下一节。
后来金家父女的出现，使鲁达的形象陡然高大起来。
潘家酒楼，当金家父女将自家“强媒硬保”和“虚钱实契”的悲惨遭遇诉说后鲁达的牛脾气来了。酒也不喝了，对李忠和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这一句话十足地显示出鲁达的霸气，可见他平日做事也不计什么后果。杀人这么大的事，怎么也得计划计划吧。不过这时鲁达的暴躁形象里打抱不平和除暴安良的成分多了，他的形象开始高大起来。
为在经济上资助金家父女，鲁达自拿了五两银子，又从史进那里借了十两。管李忠借钱时，李忠只从身边摸出了二两来银子。二两银子其实已经不少了，按购买力算，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块钱。可鲁达嫌少，将银子一把丢还李忠，还数落人家是个“不爽利的人”。骂人还不揭短呢，就算人家李忠不爽利，也不能明说啊，这鲁达说话可够直的。李忠真是一个不爽利的人吗？也未必，他一个打把势卖艺的能有多少钱？拿得出二两银子已经很不错了。可我们的鲁大官人不这么认为，一门心思认定了李忠“不爽利”。后来鲁达在桃花山再遇李忠，还是看着人家不顺眼和不爽利。结果把人家山寨里的金银器皿都卷跑了，不辞而别，这鲁达倒是很“爽利”。
鲁达、史进和李忠三人喝完酒，离开酒楼就地分手。史进和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之后再无下文。史进和李忠对金家父女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汉所为。李忠怕事情闹大了惹官司上身也还罢了，史进怕什么？他已经是个犯法的人了，再犯一次又何妨？收拾“镇关西”其实最好不用鲁达出面，史进出手最合适。因为他是外地人，生面孔，办完事之后可以一走了之。事实上史进并没有卷入金家父女这档子事，而是采取了回避态度，出面摆平这事的只有鲁达一人。与大闹史家村时相比，史进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对待金家父女的态度丝毫不像好汉所为。与鲁达的慷慨激昂相比，史进只能算是小英雄，李忠则排不上英雄层面上来。施耐庵把史进和李忠安排得默不作声，把鲁达安排得慷慨激昂，也是在衬托鲁达的英雄形象。
第二天一大早，鲁达来到客店保护金家父女上路，离开伤心地渭州。鲁达是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并爱睡懒觉的人，让他起这么个大早也够难为他的。此时史进和李忠估计还睡在被窝里做梦呢，英雄不英雄，多么强烈的对比，此时鲁达的英雄形象在史进和李忠两个“狗熊”的衬托下进一步高大起来。金老请鲁达里面坐会儿，鲁达道“坐甚么？你去便去，等什么？”言语虽直爽了些，却显示出一副热心肠。这语气与在潘家酒楼的语气一样，不过让人听起来舒服多了。
在鲁达一双拳头的帮助下金家父女顺利离开是非之地渭州，彻底解放了，当然鲁达在中间免不了把拦路的店小二揍一顿。救人救到底，为防止店小二通风报信，他又在店门前足足坐了四个小时。等金家妇女去得远了，这才离开。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鲁达办事够彻底，粗鲁中透着细心，可谓粗中有细。至此鲁达的形象开始无比高大起来，人格魅力开始显现，前面给人留下的痞子形象完全被推翻。直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施耐庵不愧是才子。前面贬鲁达，正是为了后面更好地褒他。欲扬先抑，可谓做到了极致。
事情到这里，金家父女已完全脱离苦海，摆脱了“镇关西”郑屠的控制。如果事情就此结束，也未必不圆满。鲁达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提辖官，郑屠估计也不敢找鲁达的后账，两全其美。那么事情结束了吗？鲁达收手了吗？没有，鲁达不把郑屠修理一顿不会善罢甘休，要不怎么叫疾恶如仇和惩恶扬善呢。在鲁达眼里，镇关西这号人不修理是不行的。不过修理人也有很多方法，文的、武的、明的、暗的……鲁达是如何修理郑屠的呢？请看下一节。
“镇关西”郑屠的肉铺开在状元桥边，东边还是西边书中没有交代，总之离状元桥不远。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大掌柜郑屠在柜台边坐着，十来个刀手在案前卖肉。
鲁达应该早就认识郑屠，不然他怎么知道郑屠开的肉铺是托小经略相公的门路。而且他怎么会径直来到状元桥边，说不定鲁达还曾经赊过郑屠的猪肉呢。
鲁达来到郑屠的肉铺，见到郑屠没有提金老的事，也没有硬来，而是以顾客的身份买肉。先要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又要十斤肥肉，也细细切做臊子。臊子就是吃面条的时候在面条上浇的卤儿，山西人一般都说臊子，而不说卤儿。用猪肉做臊子，想必肉应该切得比一般的肉馅还细。二十斤肉，老大一块呢，全部切成臊子谈何容易。并且鲁达不许别人帮忙，全要郑屠一个人切。郑屠又不是绞肉机，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公正地说，郑屠的服务还是很热情并很周到的。他用了近两个小时将十斤精肉和十斤肥肉全部切成了臊子，并且是细细的。用荷叶包好，还要派人送过去，服务质量可谓一流。郑屠服务态度这般好，也可能是源于小经略相公的面子和鲁达的威猛。总之郑屠的服务态度很好是没有疑义的，和气生财。郑屠是生意人，这点道理还是懂的。不过当鲁达要十斤寸金软骨切做臊子时，郑屠终于忍无可忍“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顺坡下驴，“二十斤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那一把无名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拳打镇关西的正戏就这么开演了。
一向鲁莽急躁且直来直去的鲁达怎么玩起了切肉剁肉的游戏，并且前后耗时一个时辰？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摆平郑屠，而非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子呢？这里面大有玄机。
第一，如果直接来武的，跟郑屠单挑，鲁达恐怕要吃亏。因为鲁达起了个大早，又在板凳上干坐了四个小时。腰酸、背痛且腿抽筋不说，精神消耗也非常大。郑屠则不同，以逸待劳，身边还有十来个刀手。纵然鲁达功夫了得，也未必占得了便宜。
第二，教郑屠切二十斤肉臊子，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耗他的体能。鲁达自己则可借机休息一番，这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颠倒性转变。事实证明鲁达这条计策行之有效，两人单挑时鲁达只一脚便把体能消耗极大的郑屠踢翻在地。
第三，先以顾客的身份叫郑屠切肉，而后发生矛盾，再动手单挑。在旁人眼里这不过是一场买卖纠纷而已，并且是郑屠先拿刀动手。郑屠手下的那十来个刀手也没有理由因买卖纠纷而上去打群架，这为鲁达速战速决且全身而退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四，从鲁达买肉到与郑屠产生矛盾，再到打死郑屠，从事面上分析属于“过失杀人”。鉴于郑屠先拿刀动手这一因素，给鲁达定个“正当防卫”也是有可能的；相反，如果鲁达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将郑屠打死，那么在量刑上就是“故意杀人罪”，情节比“过失杀人罪”和“正当防卫”严重得多。鲁达是提辖官出身，懂法律，他当然不会蠢到那种地步。
鲁达粗鲁、直爽、鲁莽、急躁，却并不糊涂，在对待大是大非和一些具体事务时甚至细心过于常人。比如修理郑屠的手段很多，鲁达独选择了“切肉”这一出。明知郑屠已被打死，却说人家装死。又为自己逃跑赢得了宝贵时间，着实令人拍手叫绝。
施耐庵是文人，在文人眼里什么都离不开艺术，这鲁达杀死镇关西也便成了艺术。为增加艺术效果，作者又从嗅觉、视觉和听觉三个方面做了细致描写，风趣幽默匠心独到。鲁达杀了人，郑屠死得也很惨。但读者非但没有感到血腥味，相反从心里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这就是作者文字功夫的高深之处，我们通常把这种高深叫做“艺术”。
鲁达杀死镇关西后并没有像杨志杀牛二那样好汉做事好汉当，投案自首。他选择了畏罪潜逃，逃跑的理由不是怕偿命，而是怕吃了官司没人送饭，实在可笑又可爱。逃跑途中鲁达阴错阳差上了五台山做了和尚，完成了从鲁达到鲁智深的蜕变。
鲁达上五台山当和尚完全是赵员外一手安排的，赵员外本身与鲁达并无瓜葛。但他养的二奶金翠莲却与鲁达颇有关系，鲁达是金翠莲的救命恩人。没有鲁达“拳打镇关西”，金翠莲也不会得到自由之身，赵员外也不会搞到这么年轻漂亮的二奶。所以出于金翠莲的情面，赵员外对鲁达还算不错，至少表面是这样。
这赵员外很会来事，第一次见到鲁达“扑翻身便拜”。接着置酒相待，然后又接鲁达到七宝村自己家里款待。后来由于官府通缉得紧，又将鲁达安排到五台山做了和尚。
在给鲁达安排后路的问题上，赵员外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如给鲁达些银子让他远走高飞，再如把他送进某个黑帮山寨，又如花些银子打点官府，给鲁达杀人案定个“正当防卫”……为什么赵员外单单安排鲁达上五台山当和尚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在揭开此谜底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赵员外与金家父女、赵员外与鲁达间的微妙关系。
鲁达在雁门县与金老相遇后，出于报恩，金老和金翠莲父女在自家盛情款待鲁达。这事不巧被赵员外知道了，这赵员外心里当然很不爽。有谁能够容忍自己的二奶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喝酒，并且还在自家屋里。所以赵员外在得知情况后，马上带领二三十个打手前来“捉奸”。赵员外也是男人，这般反应倒也于情于理。在金老说明原委后赵员外心中疑团这才散去大半，但不一定完全消散。
鲁达与金家父女相遇完全出于偶然，偶然的相遇使金老及金翠莲产生了强烈的报恩心理，置酒相待很自然。可赵员外未必这样看，他会认为鲁达是有意来投奔金家父女的。天下这么大，偶然相遇也太巧合了吧？赵员外包养金翠莲的时间并不长，他对金家父女的底细还不十分清楚，应该说还有很强的戒备心理。鲁达前脚走进金翠莲住所，赵员外后脚就带人赶来，反应可够快的。他对金家父女防范之严可见一斑，暗中派人监视也说不定。
防范归防范，怀疑归怀疑，大面上的礼节还得过得去。于是乎赵员外对鲁达拜也拜了，酒也喝了，又陪着说了半夜闲话。在鲁达的住宿问题上赵员外又动起了心思。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鲁达与金家父女住在一起，第一，孤男寡女住在一起自己不放心；第二，他甚至怀疑鲁达与金家父女之间有什么阴谋，从他反复动问打镇关西一事便可看出，老赵在暗里与金家父女对口供。出于稳妥，赵员外把鲁达安排在了七宝村自己的老家。雁门县城金翠莲的住所，只不过是赵员外包养二奶的一个小巢，真正的家在七宝村。
鲁达在七宝村大约住了一个礼拜，其间赵员外天天置酒相待陪着鲁达。不要以为赵员外这样做是出于对鲁达的感激，他实际是在提防鲁达，不给鲁达与金家父女单独会面的机会。读到此有人会问了，既然老赵如此不信任金翠莲，为什么还要包养她呢？原因可能是他太喜欢这个金翠莲了，喜欢的东西就要呵护，呵护到变态就是防范。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大家都看过吧，赵员外的心理就有点像电视里的男主角，只不过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而已。
当金老报信说官府通缉鲁达的风声很紧时，赵员外终于有了撵走鲁达的借口和理由。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金家父女已看出了赵员外对自己的防范和对鲁达的不信任，所以金老故意编造了风声太紧的借口支走鲁达，以此消除赵员外的疑虑。要真是这样的话，这金老可太不仗义了。不过在一个人人自危且弱肉强食的年代，金老所为也透出一种无奈。
不管外面是不是真的风声很紧，总之赵员外是铁了心要送鲁达去五台山当和尚了，这种做法相当高明。
首先，鲁达当了和尚之后便是个“六根清净”之人了。日后如果他再去找金家父女便会有很多顾忌，一个大和尚老往人家“二奶”家跑什么。即使他自己无顾忌，总还有寺规约束。运气好的话，鲁达真的皈依佛门，不再问世俗之事，也不再主动找金家父女了。如此一来赵员外就可打消顾虑，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日子了。
其次，把鲁达安排进五台山文殊寺当和尚，鲁达就是文殊寺的人了。万一官府缉拿到鲁达，窝藏要犯的罪只能算在文殊寺的头上，而不会找他赵员外的麻烦。再说宋朝是尊佛重道的社会，一般不会对寺庙下手。
再次，金翠莲以前被“镇关西”包养过。赵员外包养的只不过是个“二手”，这个底细在雁门县一带只有鲁达一个人知道。赵员外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的人，自然不希望别人对此事说三道四并四处张扬。金老和金翠莲不会自己说，可能走漏风声的就只剩下一个鲁达了。所以要把鲁达“摆平”，有谁会相信一个吃肉喝酒的花和尚的话？
赵员外在安排鲁达当和尚的问题上可谓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让鲁达当和尚，而是给他些银子远走高飞，那么鲁达银子花完了或是遇到什么棘手事，说不定还会来找赵员外；如果把鲁达送进某个黑帮山寨，那无异于在赵员外身边按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赵员外对金翠莲有异心，鲁达说不定还会仗义出手。昨天可以拳打镇关西，明天保不准就会拳打赵员外；如果花钱买通官府给鲁达杀人案定个“正当防卫”费钱费力不说，日后如何安置鲁达还是个问题。赵员外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杀人灭口。这可能是老赵的第一个思路，不过他马上否定了。因为在赵员外与鲁达说闲话较量枪棒过程中，老赵已经知道鲁达是个绝顶高手，杀人灭口危险系数太大。当然，鲁达并不是赵员外想的那种人。
在赵员外看来，送鲁达上五台山当和尚是最省时、省钱和省力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鲁达这颗炸弹。
赵员外如此作为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出于鲁达、金翠莲和赵员外三方考虑，也未尝不是三全其美的办法。既照顾了金翠莲的情面，又保全了鲁达，也消除了赵员外的疑虑。
最可怜的要数鲁达，被赵员外来回摆布兀自不知，还真心实意地谢人家，着实令人愤愤不平。鲁达就是这么一个人，打抱不平行，除强扶弱行，喝酒吃肉行，论起人情世故来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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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杜马 说：
因为一个女人，鲁达从提辖官变成了杀人犯。还是因为这个女人，又从杀人犯变成了和尚。对于身份的变化，鲁达没有惋惜。一副知足常乐的架势，这才是好汉的胸怀。
赵员外是五台山文殊寺的施主檀越，又与智真长老是兄弟，所以鲁达在文殊寺也算有背景的人。出于赵员外的情面，智真长老对鲁达还是很不错，很宽容的，这种宽容却为文殊寺埋下了祸根。
鲁达刚一进文殊寺，寺里的僧人们就看出鲁达不是出家的料，于是禀告长老智真：“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智真却以“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为由不听劝告。为堵众人的嘴，又为剃度鲁达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如他。”更有趣的是，智真长老赐给鲁达的法名叫“智深”。智真与智深同属“智”字辈，却是师徒关系，很让人费解。
有上级领导护着，再缺乏同事的监督，鲁智深这和尚做得很不像和尚，不念经、不坐禅、随地大小便……同事们忍无可忍，又去长老那里举报：“智深好生无礼，全没个出家人体面……”面对下级举报，智真长老不但不约束和不提醒鲁智深，反倒呵斥举报者：“胡说！且看檀越之面，后来必改。”瞧瞧，有这么当领导的吗？鲁智深不被惯出毛病才怪。
鲁智深第一次破酒戒是在四五个月后，在山下喝得酩酊大醉。寺里又有人举报鲁智深，智真长老依旧不加约束，反倒替鲁智深开脱道：“虽是眼下有些啰唣，日后却成正果。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按照寺规，和尚破戒吃酒应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那么智真长老是如何处罚鲁智深的呢？四十竹篦没有打，赶出寺更不可能。连关禁闭和写检查这样的处罚也没有，只是象征性地找鲁智深谈了一次话。无关痛痒不说，还留鲁智深在方丈里吃早饭，又送衣服又送鞋。这是在处罚，还是在奖励？有了这一次喝酒破戒的经历，鲁智深的胆子越来越大。反正领导不过问，闹吧，于是为大闹五台山埋下了祸根。
鲁智深第二次破戒是在本次事件的三四个月后，这次不光破了酒戒，还破了荤戒。鲁智深这次事闹大了，打塌了半山的亭子，打坏了山门外金刚。并逼迫两个禅和子吃狗肉，打伤禅客几十个……动静之大，恐怕五台山有寺庙以来绝无仅有，这就是《水浒》中继“拳打镇关西”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大闹五台山。在宋朝，狗肉不是随便就可以吃的，就如同今天不能吃大熊猫肉一样。吃狗肉在宋朝是要被判刑的，情节严重的甚至是死刑。鲁智深触犯大宋律法（聚众吃狗肉）、损坏公共建筑（半山的亭子）、毁坏五台山形象（搬倒金刚）……情节之恶劣超出一般。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么严重的后果？一是鲁智深鲁莽豪放和不受约束的性格使然；二是智真长老的一再纵容并袒护。从一定程度上讲，智真长老的一再袒护成了鲁智深闯祸的最直接原因。
鲁智深一入寺，下面人就反映鲁智深不是当和尚的料，智真长老不听；鲁智深不念经、不坐禅并随地大小便，下面人又举报，智真长老又不管；鲁智深破戒，众僧打算赶他走，智真长老还不管。这哪像当领导的，对下级的纵容和包庇也太过了吧？从不务正业到破酒戒，再到大闹寺院，鲁智深的胆子越来越大，这都是智真这个当领导的一点一点纵容出来的。
对于鲁智深的一再犯错，智真长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且看赵员外檀越的面，容恕他这一番”，赵员外成了一再纵容鲁智深的理由。在我们智真长老眼里，赵员外是寺院的赞助商，是寺里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这便是智真长老的心理。你鲁智深破坏东西不要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反正有赵员外掏钱。至于袒护鲁智深的另一个理由“上应天星，终成正果”，那纯粹是扯淡，堵下面僧人的口而已。
智真长老这人，最适合的工作不是做什么寺院长老，而应该去做生意。从文殊寺控股的山下大批酒店和大批酒馆就可看出，智真长老是做生意的好手。
智真长老一再袒护并纵容鲁智深是不是说明他治寺不严呢？未必，从文殊寺下属各个酒店坚决不卖给鲁智深酒吃就可看出，智真长老在治寺方面未必不严。之所以对鲁智深特殊照顾，完全是因为鲁智深有赵员外撑腰的缘故，因为赵员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赞助文殊寺。得罪鲁智深也就等于得罪了赵员外，得罪了赵员外就少了一个赞助商，这种“傻事”智真长老自然不会做。在寺规与赞助面前，智真长老选择了后者。
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一把手，智真长老在对待下属的态度上很有问题。有关系、有路子和有人撑腰的另眼相待，像鲁智深这样不具备出家资格的，只因有赵员外撑腰，便可顺利剃度并能坐到“智”字辈的位置上。而没有后台的禅客和门子们挨了鲁智深的打，这位智真长老却也能做到不闻不问。文殊寺在“干部”任用制度上的确问题多多，其根源自然出在一把手智真长老身上。
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和当家人，智真长老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基本业务上（钻研佛法和开坛讲经），而是一门心思搞第三产业，搞创收。文殊寺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事业单位，作为业务一把手，智真长老不专心钻研佛法、不专心普度众生，而把精力放在经济上。实在不是一个业务上的好干部，这样的人早该开除出出家人队伍。
文殊寺在五台山下闹市区入股酒店和酒馆，早已不是秘密。鲁智深两次喝酒破戒，那酒全都出自文殊寺下属的酒店里。喝文殊寺的酒并砸文殊寺的庙，真是有意思。智真长老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单位搞“一支笔”和“一言堂”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多埋怨智真长老，五台山地区大大小小的寺庙有几十座，那么多僧人要吃饭，不搞创收也不行。在香客有限的情况下，寺庙间的竞争自然十分激烈。不拉赞助，生存恐怕都是问题。从文殊寺的规模看，怎么也有几百号僧众。这么多人吃喝拉撒睡都需要银子，钱从哪来？指望着有限的香客也不长远，所以得自己搞产业，拉赞助。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纵使智真长老是得道高僧半仙之体，在现实的生存问题面前又岂能免俗。
鲁智深在文殊寺闹得动静太大，智真长老再不拿出些处罚措施，恐怕下面人不会服气。迫于下面压力，智真长老下了一纸调令，将鲁智深调到了东京大相国寺智清禅师那里。鲁智深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路程。
鲁智深在文殊寺闹得动静再大，也只算一个不守规矩的和尚而已，与“好汉”沾不上边。他真正恢复好汉本色，还是在去东京的途中，那么鲁智深在半路上又做了哪些路见不平之事？请看下一节。
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的途中，发生了“大闹桃花村”和“火烧瓦罐寺”两个插曲。作者施耐庵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插曲呢？评论家金圣叹的解释很到位，即鲁智深取了智真长老书信，若说“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两回书都发生在和尚寺里，何处显其龙跳虎跃之才。于是中间得有插曲隔开，况且这两个插曲并不是凭空加上的，是情节发展的需要。
桃花村刘太公家的一起“强迫婚姻案”，使鲁智深又有了伸张正义的机会。鲁智深总算没白在五台山混了十来个月，跟刘太公讲话竟也恭恭敬敬自称“小僧”，还自称会“说因缘”。把刘太公唬得不轻，以为遇到了救星，看来鲁智深在和尚职业上还是迈出了一小步。
鲁智深救了刘太公的女儿，还意外遇到了故友李忠。这李忠不再打把势卖艺，他加入了桃花山黑帮。桃花山黑帮是《水浒》中出现的第二个黑帮组织，不过势力比后来的二龙山和梁山要弱很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忠和周通本事平平，他们的“桃花山集团”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景，后来被梁山集团吞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鲁智深对李忠的印象并不怎么样，总认为人家“不爽利”。原因就出于上次鲁智深借钱，李忠只摸出了二两银子。鲁智深嫌少，丢还了李忠。其实从一个“摸”字上看，李忠当时已是倾其所有了，不过鲁智深却不这么认为。
李忠和周通好心好意下山为鲁智深抢劫路费，鲁智深却趁人家不在竟把山寨的金银酒器全都踏扁拴在包裹里不辞而别，还说什么“拿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其实这山寨上的东西哪样不是抢来的，今天抢的是“拿官路当人情”，以前抢的就不是？鲁智深嫌人家小气，自己倒是够“大方”，值钱的东西一扫而光。话说回来，人无完人，这样的好汉才显得真实并可爱。
桃花村这一篇掀过去，鲁智深在瓦罐寺又遇到了不平事，这是鲁智深出道以来第三次仗义出手。有趣的是三次打抱不平竟都是为了女人，第一次是救金翠莲；第二次是救刘太公女儿；第三次就是救这瓦罐寺里的妇女。《水浒》至此共出现了四个女人，第一个是王进的母亲；后面三个便是鲁智深搭救的三个。在施耐庵笔下，女人作为无辜受害者出现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不是表示出作者对女人的一种态度呢？
在鲁智深与瓦罐寺一僧一道的交手中，九纹龙史进再次出场。并与鲁智深联手摆平了这一僧一道，可惜这次未能救得那妇女性命，作者安排瓦罐寺妇女死亡，大概是为了与金翠莲、刘太公女儿有所区别；否则鲁智深接连三次英雄救美成功，故事就俗了。
鲁智深不近女色，却要接连搭救三个女人；鲁智深为人慷慨，却偏两次遇上吝啬的李忠；鲁智深好喝酒，却偏去当了和尚。性格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这几回书写得跌宕起伏且妙趣横生。
施耐庵为什么在“瓦罐寺”一节安排史进重新出场呢？
金圣叹在批语中写得明白，史进忽然飞来赤松林，忽然又飞去少华山。如果理解成鲁智深在瓦罐寺真的摆不平那一僧一道，而必须安排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