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首推于&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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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以前在北京认识的两位同事，为事业打拼多年之后他们都面临人生的选择关口，要么继续在北京生存，买房结婚生子，承受高物价快节奏带来的生活压力，另一种选择是回到家乡（他们都来自于小城市），过一种看上去平稳的生活。这两人的选择各异，一位在选择在北京死磕事业，三年前一咬牙买下北京一间小破房，全部储蓄搭进去不说，还背上沉重的贷款压力。前几年，连我们这种旁观者都看得出来他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下馆子的次数、旅游次数、“买买买”的次数明显减少。与他的惨状相比，另一位选择离开大城市回到故乡的，则过了一段显然是舒适的日子。朋友圈的照片里不是今天聚个会就是明天旅个游，生活似乎很滋润。当时，有不少人觉得选择留在北京的那个人是傻：干啥也别跟生活死磕啊。不过，几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他新跳槽的公司业绩逐渐有起色，其收入也一直在稳步增加，还添置了车和女友。加上其不动产的价值，此君的全部身家已开始接近八位数。至于那位回到小城市的同事，似乎没有多少显著变化，收入几乎多年没变，所居住城市的房价据说还小跌，唯一增加的，是他不断膨胀的腰围。在货币迅速贬值的今天，你的收入如果没有增长，或者增长不明显，其实就等于你在变穷。两个人选择不同的城市造成了几年之后他们财务上越来越大的差距，而随着时间流逝，差距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大。这种现象只是笔者观察到的个案，还是具有某种普遍性呢？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并且还在加剧。根据《证券时报》在前段时间的报道，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不同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根据前不久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如果以此为参照标准，我们会看到，有一部分城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了5万元，还有一些城市和地区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如果连统计数据中的地区平均值都相差数倍，那么真实的收入差距，必将会远远高于此。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对比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中国当下的经济现实。除了收入差距存在巨大鸿沟这一事实，我们还注意到今天的一个趋势是：越是有钱的城市，以后会变的更有钱的几率越高；越是穷的城市，以后变富的机会就越渺茫。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城市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虽然总体上升，但这些年人均收入却随着房价的变化愈加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富的地方越来越富，反之亦然。这种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预示着未来你选择在哪一个城市开展你的事业，很可能就会决定你一生的财富走向。何以至此呢？为什么越有钱的地方，人会变得越有钱，越穷的地方，以后只会更穷呢？这是否不太公平？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个老生常谈的“标准答案”，那就是人口流向决定经济和收入水平。例如说，大城市资源集中，这里有最好的社会服务、最多的就业机会、最好的教育资源等等，人们因此都往这里扎堆，当然收入就自然会高了。至于那些人口总是向外流的地方，缺乏必要的事业机会，留不住人，自然也不会为人们带来收入的显著增加。这类答案并没有解答问题的实质。凭什么人多的地方收入就一定增加的多呢？其实，仔细想想，二者并没有直接联系。假如我们把全国最穷的人全部赶到一座城市里边，让这座城市人口密度成为中国最高的，但这样做也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实际上也增加不了他们的收入。要想明白为何城市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不能只看人口流向，而要参考其他指标。至于说到为啥人们都往大城市扎堆，很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大城市的“资源吸引力”，即是说大城市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公共设施等等，因此吸引人们蜂拥而至。但其实这也并不是问题实质。你想想，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你不过一个打工仔，能使用到吗？至于说社会福利，假如你没有本地户口，作为一个外地人也是无法充分享受的，另外，所谓更好的公共设施也属于一种自我意淫。不客气的说，北上深这些城市的公共设施除了给人添堵以外，其他的作用有限。最近颇受关注的“共享单车”事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受限于人口素质，中国大城市的所谓公共设施，其实也就那样吧。把以上这些因素都排除了，我们再来说说，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人都往什么城市扎堆，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之间收入差距增大的现实。今年2月的某期《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新闻“为何有钱的城市越来越有钱”。文章说到，2016年，以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迎来财政收入的暴涨：上海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06.1亿元，较2015年增长16.1%，位居全国第一；深圳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3136亿元，增长15%，已经超越天津、紧随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三。由于财政收入增速整体放缓，各个省市间收入的鸿沟正在加大，其他城市正被远远甩在身后。新闻紧接着对此解读说，北上深等地的财政收入增长显著，源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一二产业目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利润空间相对较大。因此，其为城市带来的收入增加也最为显著。中国的第三产业哪里最集中、最发达呢？当然是一线城市。第三产业“欣欣向荣”的前提是，国家要给第二产业“去产能”，同时扶持产业转型，第三产业因而变得吃香。伴随着宏观政策的偏向，那些第三产业集中，并且受到政策“特殊照顾”的大城市的财政收入当然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这种收入增长会直接推动金融、地产行业的繁荣，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言下之意，当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增加了，金融地产行业繁荣了，这座城市才会长期的变得“有钱”。如果我们对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财政收入两张表格，可知城市财政收入高的地方，这里的居民收入也会比别的地方高。也就是说，先是大锅里的肉多了，个人的小灶里的肉才有增多的可能。而哪座城市财政收入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导向，不完全取决于市场因素。由此再次验证那句话的真理性：在中国，想要赚钱的人都必须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哪怕只是赚一点小钱也是如此。这种政策导向的财富分布机制为何可以持续？我们来设想一下当一个地方的市政收入高速增长，从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历史上有一个阶段恰好符合以上的情况，那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时期发生在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收入的显著增加会增加劳动者的创造力。在经济史学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可一个共识：当年的英国之所以能够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在于英国工人收入提高大大超越同期的欧洲，多余的收入让他们可以投资自己，用于技术进修和创新的学习，从而进一步推动英国国内生产力的增长。如果我们把过去的英国想象为现在那些收入增长很快的中国城市，结论同样成立。收入增长会显著增强这些地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会带来持久的财富，并且留住具有竞争力的人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中曾指出，技能的创新会导致工人间生产率的变化，进而扩大工人间的工资差距。技术进步与创新在技术密集型的部门有利于增加熟练工人的工资，在劳动密集型部门技术进步有利于非熟练工人工资的增加，假如一个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那么这种增长就会更为明显。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中国的一线城市，显然已经在“经济转型”的进程中优先获得政策优势，此种政策优势直接带来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城市收入的增长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长会增强劳动力的创新能力，反过来促进城市经济长期的增长……这就是如今越有钱的城市，个人收入增长越高，并且和其他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根据一份国内学者撰写的劳动力研究报告，在中国的大型城市，创新型企业依赖大量高素质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员工，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让高技能员工流失，必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其提供更高的工资和福利。这一部分额外人力成本支出造成了公司必须对水平不足、能力不强的员工进行裁员，以控制总成本。因此，大城市加大创新的投入，势必会增加创新人员的支出，从而挤压能力一般的生产人员的生存空间，导致低能力、低创新的人被淘汰出局，离开大城市返回到小城市。于是，这个对大城市来说的“良性循环”，恰恰造成了一种对小城市而言的“恶性循环”。随着创新成本提高，能力和素质低的人不断被淘汰回到小城市，但由于回到小城市的劳动力普遍创新能力不如大城市，因此其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对有限。加上产经政策不会优先关注小城市，小城市既缺乏政策优势，也缺乏创新优势，其收入增长速度自然是远低于北上深等地了。城市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说回我们的现实。今天不同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说明一个问题：你待在哪座城市，或许真的对你的一生会有决定性意义。“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树挪死人挪活”这类说法恐怕未来将不再适用，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放弃留在大城市继续死磕事业，其实等于是放弃自己未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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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投稿稍后认证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请问邓，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对于弱势群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帮扶呢？
全部答案（共1个回答）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利用“三次分配”来限制贫富悬殊过大的。我们国家这几年已经注意到了“三次分配”的作用。
你肯定不属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不然你就不会问了
我这个回答就是标准答案
先富裕起来的人就是制定政策的人
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权，后果相当严重。
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倾斜的恶果
一直以来国家的倾斜政策造就出了地域贫富差异
权力集中更是造就出了一个富人阶级
于是出现了现在这种状况
答: 按揭贷款买,借的话,人家催着要,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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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是我熟悉的地区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_时政频道_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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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日 13:15:16
　来源：t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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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行业收入的不平等，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
从学术界到百姓的日常言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都算得上一个“热门话题”。进一步细究下去的话，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构成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重要。
从世界银行专家提供的数据看，与过去相比较，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和总体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虽然低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正在缩小。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同样的收入差距，在城市内部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显然要比在农村大得多。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上升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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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行业间的不平等已经被人们普遍感受到，从十万年薪的电力行业抄表工到银行业高管们的天价年薪事件，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与灰色收入一样被视为“收入不公”的重要表现，这就有别于一般的“收入不均等”，因而这样的行业不平等便具有了不公正的性质。
从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数字来看，从1978年到2006年，全国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的差距，由1.6倍上升到了4.7倍。
城市内部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显然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几乎全部工作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劳动工资，而工资水平又完全由计划体制决定。在同工同酬的理念之下，除了职务和工龄外，其他的因素（包括教育和性别）对工资级别的作用被人为地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研究发现，在当时的收入决定因素中，工龄要比生产率（教育）更为重要。由于工资级别由劳动管理部门统一制定，企业对利润的支配权很小，因而行业和企业的效益差别对职工的收入影响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劳动工资和收入的决定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教育回报的提高和行业间差别的扩大。市场化改革使得在计划经济下被扭曲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读书无用论”一去不复返。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决定工资和奖金水平的权力，这使企业效益的差别可能体现为员工收入的差别。而市场化的改革恰恰使企业更多利用货币对职工实施激励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这就使得行业和企业间的效益差别有了实实在在的体现――不同行业或企业间职工收入的差距。
&&& 市场化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截然不同
但是，为什么市场化过程也导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呢？正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答案就在于市场化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在1996年之后，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就业结构剧烈调整，人们的就业状态迅速分化，失业率明显上升。那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从亏损企业开始的，当时的政策仅允许连续亏损两年的国有企业通过下岗分流的方式减少企业富余职工，而亏损企业显然更多地集中于竞争性部门。
对于像公用事业、邮电、通讯等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垄断盈利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他们影响不大。相反，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快速成长起来的金融、电信等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利润，随着企业能更自由地制定工资，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体现为这些行业内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以后，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低技能要求的岗位上，这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城市内部原本收入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面临更为激烈的就业竞争。
1997年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换句话说，那些继续留在国有部门的人获得了国有部门主要的产出增长，而被分流的富余职工除一部分再就业之外，另一部分则转为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
一部分下岗职工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他们再就业之后，也几乎不再可能进入垄断行业。收入差距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简言之，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人群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原本处于竞争性行业、低教育水平或低技能的人群在改革中受益较少甚至受损，于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避免。
&&& 要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加大竞争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这说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部分行业相对受益更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并没有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走向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日益扩大的行业间不平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这也为政府为缩小收入差距来打破行业垄断提供了动力机制。
要打破行业垄断，需要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同时加大竞争。在商品市场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反垄断法》终于在2006年完成了起草任务，2007年正式颁布，2008年即将正式实施。可惜的是，这部《反垄断法》的对象，主要是“经营者”，而对于由政府导致的行政性垄断，没有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规定。
同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尤其重要。从逻辑上来说，即使商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只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够保证，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被均等化。
遗憾的是，如果观察周围的现实，不难发现，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身份、家庭背景等都成为人们进入垄断部门从而获取高收入的筹码。看来，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行业收入的不平等，将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陈钊
作者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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