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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阵痛 教育阶层的固化时间： 20:19:15来源：知水柳
原标题：社会的阵痛 教育阶层的固化
　　网上有这样一则报道：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估计现在清华北大中农村生源比例占不到百分之五。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同样是城市的考生，在县里和市里也出现巨大的不均衡，以山东省为例，每年清华、北大在山东省招生名额一般是140-150人左右，而山东省一共有140个行政县，抛去市里占的名额，每个县每年只有一个清华、北大的比例，而实际上市里一些牛的中学往往是清华、北大生源供给大户，举个例子来讲，东营市的中学龙头老大胜利一中在2015年考取清华、北大14人，市一中学5人，下面各个区县考上的人数寥寥无几，有许多县一中四、五年考不上一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不外乎三个原因，一个是市里一些中学师资力量雄厚，吸引周围县区的一些高分学生争相涌入，而且这样还能形成一种循环，一旦考上清北的人数多了，社会上的人就以为这里的教学质量高，争相把学生往市里的一些学校送，大量的优秀生源的流失，有一所县一中2013届新高一的生源中流失的高分生源多达60人，这样市里的一些重点中学成就突出就不足为奇。这种高分生源流向市里的现象还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县区的老师、领导、学生不管怎么样努力，教学质量总是很难获得突破，而校长和分管县长都要承担压力，于是在生源流失的前提下，拼命向管理上要成绩，从这程度上说，县区老师、学生的生存压力要比市里的高得多。
　　其次，城市的一些家庭经济条件相对雄厚，他们有条件请名师为自己的孩子进行辅导，看看周末、假期里辅导机构里的孩子一般是城市的孩子，一般没有农村孩子的背影，有许多城里的孩子在高一的暑假已经把高二的数理化预习了一遍，在高三开学初已经把一轮复习进行了一半，他们在开学初期已经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出现两极分化也在意料之中。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在现在自主招生中，农村孩子越来越不敌城市孩子。自主招生不只考核中学所学的知识点，而是出题很活很广甚至是怪。这就要求考生除了学习以外，把视野更多地投向书本外，关注热点焦点等等。然而，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由于受经济不发达、教育资源紧张等因素的局限，考试起来自然就难敌城市孩子，这就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所以有人不无偏激的说，自主招生招的就是城市的孩子。
　　这其实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城市的孩子进入名校之后，他的朋友圈、家庭组合、同事一般都在名校中产生，而农村孩子的生活圈子就相对窄很多，不少的农村孩子踏上社会之后的生活圈子还在社会下层或者在农村，这样就造成了各个阶层的固化，没有流通性。
　　真正的教育公平是让生源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他们都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各个阶层通过高考能上能下，这样的社会才是有活力的社会，是充满希望的社会，而如果农村孩子没用进入上层的渠道与机会，他们就会感觉读书无用，很早的辍学，如果考入名校的生源没有来自农村的学子，由于他们没有在农村吃苦的经历，不能耳闻目睹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他们以后的决策就不能真正站在下层的角度上考虑问题，不会关心农民的疾苦。
　　科举制度延续了上千年，就是因为他相对公平，使下层的劳动人民能看到希望，能把下层的优秀人才输送到上层，如欧阳修、吕蒙正、张居正等。如果下层的人民看到上层的大门对他们关闭，如果感觉科举无望，下层的人民可能不在辛勤劳作供给孩子读书，许多聪明的孩子可能及早辍学回家，把自己的才智用于反面，这会为社会增添很多不安定因素，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最后我要谈一点就是科举制度除了为统治阶级输送人才之外，它更是一个统治工具，是一个紧箍咒，套在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自觉地遵守朝廷的规章制度，不敢得罪朝廷，否则世代不能考取功名，而且一个家庭为了供给孩子考取功名，父母往往辛勤劳作，倾全家之财力供给孩子读书，当这个紧箍咒再不能套住百姓的时候，他们就很难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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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你努力工作却不能出人头地--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有多严重？
社会学家认为，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一个国家和民族，因为阶层固化导致的恶劣结果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底层很难有出头之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3月31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向上流动在何方”的文章。文章为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些勤劳朴实的村民们点赞，同时也批评了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拼爹”等现象和中国面临的阶层固化危机。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而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
按照社会学的解释，社会分层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差异，勤奋努力的程度不同，一部分人在竞争中势必处于优势，并享受相对较多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逻辑下，社会结构和阶层之间的流动是正向的。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如个体之间的竞争是公平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受权力的干扰。
这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显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即一个阶层的致富不是以损害另一个阶层的福利和权益而实现的。
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未按照帕累托改进模式进行下去，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权力与财富、官员与商人纠缠到了一起，导致了阶层两极分化剧烈，阶层之间缺乏公平的流动性。一方面，形成了日益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被边缘化，仅仅通过勤劳已经难以改变自身命运。
1980年代，中国社会还普遍信奉“知识改变命运”这句格言，但是，19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句话了。大学生一毕业即面临失业等社会现状令“上学无用论”、“拼爹”等看似充满负能量的社会话语流行起来。
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湖南湘潭27岁副县长徐韬、“湘潭神女”王茜等等新闻见诸报端，背后无一不飞舞着社会对官员子女的质疑。
阶层固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阶层跃迁变得异常困难。比如，与1980年代相比，农村家庭的孩子通过教育实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且动力越来越小。一些普通城市家庭的年轻人也时常抱怨说：“我真的很努力了，但是却不能出人头地。”
与“火箭提拔”一样备受公众质疑的就是公务员“萝卜招聘”现象。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杂志曾报道称，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仇富仇官，他们在心理上普遍具有很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反社会的情绪，这种社会情绪往往对社会具有破坏性。
社会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接受界面采访时称，如果不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改善阶层固化的现状，会严重影响低收入者对于政府和政策的认同，甚至会爆发某些社会矛盾和危机。
《人民日报》在31日的文章中写道，如何让向上流动的路畅通起来？从逻辑上讲，根本的手段是让规则变得公平起来。
上述文章指出，管住野蛮而任性的权力，让它退出它不该在的领域和场所，让各种形态的竞争失序、无序终结，人们在平等的规则下各放异彩。这与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依法治国”相吻合，法治是善治的根基，清明的社会环境，需要法治视野下的各安其位。
面对日益严重的阶层固化和贫富不均问题，新一届中央高层也正试图通过反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
而李实认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目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能给社会底层提供各种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
阶层固化正给中国社会带来严峻挑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警告：“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而社会阶层固化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这篇文章，帮你读懂“富二代”、“官二代”背后的阶层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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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颜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思想库报告（thinksifl）
本文摘自第75期鸿儒论道
21财闻汇已获得授权
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是要削弱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社会地位、收入、教育水平的影响。
社会流动性差，就是所谓社会固化，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而社会流动性好，就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古代，实现社会流动很大程度上靠科举制度。在经济学中，衡量社会流动性的指标是两代人的相关系数，包括收入的相关系数、社会地位的相关系数、教育水平的相关系数等。
相关系数等于1，意味着上一代人的收入完全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收入，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固化的社会；相关性等于0，意味着无论上一代人的收入如何，下一代人的收入都是随机分布的，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这样的社会就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如果相关性等于-1，意味着如果你的父母是社会中的最高收入者，那么你将是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是革命。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爆发革命的，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通常是在0-1之间波动。两代人的收入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你的收入又不是完全由父母的收入完全决定。
因此，要提升人力资本，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我们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静态的不平等，其实基尼系数没有那么重要，美国的基尼系数很高，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很低，问题并不出在收入差距本身，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这叫动态的不平等。
我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两个社会，假设在第一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低，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第二个社会中基尼系数很高，但社会流动性很高，哪个社会更有活力呢？显然是第二种社会，这就是美国型的社会，但是如今美国社会流动性也在降低。
代际相关系数解释了一个人成功靠什么，是靠基因、靠家庭出身、靠社会环境、靠自己的努力，还靠运气。如果某个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全靠基因和家庭，那自己努力就没有用了，就不会去努力地积累人力资本。所以，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是社会活力的保证，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保证，也是我们成功地进行效率驱动增长和创新驱动增长的保证。
事实上这个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精英为什么不能保证社会持续增长？著名经济学家Acemoglu就指出，精英社会就是一个低流动性社会，精英阶层为保护既得利益，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社会削弱精英之外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精英社会压制各种要素投入的积极性。
这里面我们也做了很多认真的研究，实证发现，社会流动性的高低与GDP增长率呈正向关系，社会流动性高，GDP增速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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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态的角度看，效率与公平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要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必须有动态的视角。合理健康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能够保持社会活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社会的动态平等。
面对严重的静态不平等，如果我们只是关注静态不平等，试图以强行的再分配去实现静态的平等，则适得其反。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动态平等，增强社会活力，同时能够逐渐减少静态的不平等。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Ariely and Norto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民极大的低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top 20% down 84%，&实际59%），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美国梦”就是描述美国社会这种高流动性，所谓“美国梦”，就是说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大房子、大车的生活。
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也结合很多国家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流动性容易降低，社会结构容易固化？
因为以前的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分层，带来利益阶层，由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不完善，既得利益集团就想要固化这种分配模式，加上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做到公平、公正，社会对于动态的机会公平没有文化共识，最终就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
我们引用Hertz等人关于社会流动性的一个研究数据，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低流动性跟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关的：秘鲁的代际受教育相关系数高达0.66，智利高达0.6，巴西高达0.59，美国0.46，美国现在也不低了，很多发达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代际相关系数低就是流动性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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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Hertz等（2007）
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社会流动性是非常高的，有人开玩笑说改革开放前十年，发财靠胆子；第二个十年开始，发财靠路子，社会流动性开始降低，再过十年，发财靠老子，那就是社会流动性最低了。
根据斯坦福教授Khor和Pencavel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1998年后，中国社会流动性在降低，所以才出现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官三代、富三代。现在这精英阶层里面还分层，比如红二代看不起官二代，官二代看不起富二代。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像“我爸是李刚”这种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事件。
这种情况跟我们古代是一样的，古代科举制度刚开始给社会提供了比较高的流动性，但随着社会逐渐成熟稳定，社会流动性都会降低。
我曾做个一个研究，看明朝的进士，有多少是精英家庭出来的，有多少人是普通老百姓：早期的时候，进士出身于精英家庭的比例只有20%，然后随着时代的推延，这个比例一直上升到60%，后来虽然有下降，但总体而言的趋势都是上升的。所以，到了万历时期，80%的进士出自精英家庭，老百姓就没什么前途了。
进一步的，我们还研究了天气冲击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天气非常恶劣的时候，由于收入的效应非常明显，穷人更没钱上学和考试，所以这些时段精英阶层中进士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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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明代出身于精英家庭的进士比例
高考制度跟科举制度起的是类似的作用，但现在教育的水平和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出生和出生地：钟莉200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1990年中国城镇和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2.6%和0.9%，前者约是后者的三倍，而2003年分别为26.5%和2.7%，二者差距扩大到了近十倍；
再看教育质量，杨东平2006年的研究指出，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1999年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
以我们光华做例子，一个教室200多个学生，首先地区就不平衡，我说有几个是人大附中的？有十来个，但学生中来自人口大省的，比如江苏等，上光华也不超过5个；再看农村生源比例，光华管理学院本科学生中，来自农村家庭学生不到10%。为什么？社会阶层固化，他觉得没有希望，我干吗要考大学呢？反正考也考不上，为什么考不上？因为大学强调素质教育啊，农村小孩没法搞素质教育。
这一点中国走上美国的歧途，美国的歧途是什么？就是公立教育缩短学时，一点半就放学，黑人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在街上玩儿，慢慢拉帮结派。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一点半以后干什么？是家长带着上各种培训班。现在据说有精英学校，一定要爸妈都参与，这个是很奢侈的，普通工薪阶层爹妈都得上班的，哪有功夫管，所以就变成精英教育。中国现在也有这个趋势，讲素质教育，比如说要弹钢琴，几个农村家庭买得起钢琴？一张笔，一支笔是最好的、最公平的竞争手段。
所以，我们说各种不平等、各种固化使得社会活力逐渐降低，适度的社会流动性保证动态的公平，才能激发老百姓的积极性，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减少不平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
为此，政府需要做什么？政府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首先就是要保障机会公平，需要消除体制歧视，比如户籍改革、尽快消除二元体制、市场准入、职业限制、实现更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全国统一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更重要的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
同时，真正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要求考虑动态的机会公平，这要求政府公正有力，能科学合理决策，但这个把握度很困难，比如美国的平权法案保证大家有公平的权力，但保证过头也有问题。
在这其中，教育和健康平等至关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东亚奇迹的关键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平等，实现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健康和教育的均等化。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是日本的教育平等：日本尽量保持校际间不出现师资、设施设备上的差距，中小学生均经费地区间最大差距仅约2倍，学校设备全国统一标准，山区小学和东京的小学设备一样，另外，日本教育法规定一位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工作不得超过5年，尽量消除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在提高社会流动性方面，社会组织也要承担起相关责任，社会文化要凝聚共识，增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共识，要从“达则兼济天下”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社会良性而有序的流动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趋势，这是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影响。而阶层固化将对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危害，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国梦的实现。
　　社会流动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极为重要，它影响着社会的阶层和产业结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希望能够向上流动，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才是良性发展的社会，社会应形成开放性的分层结构而不是封闭性的分层结构，开放性的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弹性，社会流动性较大，个人地位能够靠个人努力而获得，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封闭性的社会则意味着社会阶层较固定，社会流动较少或者基本没有，个人无法自由选择其地位，这样会导致社会的动乱，不利于社会发展。而阶层固化，则是各阶层之间社会流动受阻。一般来说，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先赋性因素，即个人出生即获得，先天赋予的条件，例如家庭背景，通过先赋性因素获得地位称之为先赋地位；一是自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后天努力所获得的能力，这样获得的地位称之为自致地位。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地位，先赋性因素决定性太强，向上流动困难，代际流动趋于停滞，社会分层结构就会趋于封闭，形成阶层固化。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演变
　　在传统社会，中国主要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是一个人出生就有的东西，即先赋性因素，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是血缘继替，一个人的地位是从出生就决定了的，通常父亲的地位决定了子女的地位，子女的地位主要是靠继承来获得，对社会分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血缘和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对于传统社会分层结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将其称之为“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①。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十分封闭，想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获得向上流动机会非常少，且难以实现。
　　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然后依据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进行分配。社会流动基本上属于政治主宰型模式，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决定了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与地位。同样的，在这个时期，身份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基础，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单位制所形成的户籍制度、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等，已经将所有人进行了身份定位：工人、农民或干部。在各种身份中，政治身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对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性影响，对各个阶层的边界进行固定。而农村户口则几乎断绝了农民改变身份的可能。社会分层结构仍然十分封闭，社会流动的几率很小，向上流动十分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以身份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分层结构过渡。在这一时期，单位制开始弱化，户籍制度也被打破，高考制度恢复，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差额选举制度等等，使得身份不再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虽然仍存在许多制度性限制和障碍，但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获得技能、知识和才能，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命运，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自致性因素越来越多地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社会分层结构从封闭转为相对开放，人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可能性大大增加，社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向上流动。这个时期的社会分层结构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契约即是指根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
　　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经过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的经济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先富带动后富”的“先富”已经实现，“后富”却没能够成功“带动”起来，从而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逐渐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性又开始增强，社会底层的人员进入上层社会的阻力又开始增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又开始降低逐渐出现了“阶层固化”的现象，尤其是在青年一代。
　　近些年来，“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这些词逐渐成了热词，“官二代”世袭权位、“富二代”世袭财富、“穷二代”世袭贫困越来越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不争事实，拼搏不如拼爹，精英开始再生产而不是循环，“二代”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现今阶层固化的倾向。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主要是从以血缘为基础的身份社会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政治身份为主的身份社会，再到以市场为主导、自致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契约社会，发展到21世纪又开始慢慢向身份社会进行回溯，但如今的身份社会的形成与性质已与之前的身份社会有了较大的区别，可以说是一种新身份社会。社会分层结构也从封闭到开放再到如今又开始有了封闭的趋势，人们的切身体验也表明阶层固化的趋势开始加速，青少年通过教育也很难找到好的工作，个人的能力也并不能成功帮助其向上流动，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成为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当今阶层固化的原因探析
　　引起阶层固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总的来说，阶层固化是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主要由先赋性因素所决定，自致性因素对社会地位获得的作用弱化，导致代际流动趋于停滞，精英人员出现复制或者再生产而不是循环，底层社会人员的向上流动的渠道变窄。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使得先赋性因素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中越来越重要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所导致的。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改革初始，为了增强经济活力，提高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国民收入，国家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扩大收入差距的利益分化政策。在此政策下，经济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一部分人迅速地富裕起来，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之后，所有制、所有权方面的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多样化，同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的格局。这些经济上的改革，使得新型阶层大量出现，阶层产生分化，但同时也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财富这种资源的传承主要是代际传承，这就使得下一代的财富从一开始就处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底层社会人员难以拥有平等的发展条件。这种差距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今天，充分显示了其不可跨越性，虽然国家及时进行了政策调整，将“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与公平”兼顾，然而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以及再分配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原先政策的受益者担心失去已有的利益，从而阻挠甚至反对深化改革，导致在短时间内，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向上流动的阻力更大，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阶层两极分化越加明显，阶层的分界线越加明显，“富二代”“穷二代”大量涌现，阶层固化开始明显。
　　导致阶层固化的政治因素通常与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政治体制对阶层固化的作用并不像经济体制那样直接，而是通过为经济体制保驾护航而对阶层固化产生影响。一方面，早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的一些制度，如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等虽然随着改革开放始逐渐松动，但仍然存在着惯性作用，户口代表的身份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户口的人员拥有着比农村户口的人员更多的资源。即便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缺乏监督与制衡，当政治权力进入市场经济，必然会对阶层分化和固化产生影响，有权力的人与没权力的人，权力大的人和权力小的人进行交易，公共权力成了私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同时监督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权力腐败，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使得自己的子女进入官场，继承自己的政治地位，产生出“官二代”。
　　阶层固化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文化资本的缺失，这体现为教育的不公平。教育是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生代的青少年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教育本应该是帮助青少年通过个人后天努力，获得自致地位的方式，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如此，帮助大量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十年，教育的作用开始被政治与经济因素所掩盖，青少年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开始变得困难。一方面，在起点上，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分配极为不公，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分配不公，教育费用大幅度提高，这使得农村地区的青少年以及贫困群体的青少年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能够接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少，失去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另一方面，在结果上，由于就业体制的不健全，通过教育所获得的自致能力也不能够为青少年获得相对应的就业岗位，来自下层群体学历高、能力高的大学生在找工作时，可能只能找到月薪两三千，成为租住在狭小房子中的“蚁族”，在公务员考试中即使以高分成绩通过笔试，也因没有关系而在面试过程中被刷掉。而“官二代”、“富二代”却能够凭借权力和财富，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这使得先赋性因素对社会地位的获得越来越重要，阶层被进一步固化。
　　不同类型的社会因素也为阶层固化做出了贡献。首先，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的家族观念可以说是阶层固化的思想起源。这种思想观念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社会，在当今社会中仍然是比较根深蒂固的想法。父母通常希望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职业，并以此为荣，因此，通常为此使得父母想方设法的为子女能够继承自己的职业而努力。其次，中国是一个讲关系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与熟人社会，是强关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则成为了承载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载体，一个人所拥有的强关系越多，其成功的几率越大，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这种社会性质使得先赋性因素本身即成为了决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关键。再次，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作为平衡由于收入差距过大的再分配机制，其关键便是实现结果的平等，将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倾注到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中去。保障底层人员的生活质量，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是实现这一过程的重要载体，使得底层社会成员能够拥有较好的医疗卫生、教育等资源，扩大底层人员向上流动的渠道与机会。然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再分配并不能公平的进行，从而使得阶层固化没有办法化解。
阶层固化的危害
　　一个社会要想发展与进步，则应具有开放性的社会分层结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应该良好且有序，社会成员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下实现向上流动。而阶层固化，不仅会为个体社会成员带来负面情绪，也会对整个社会运行造成极大的危害。
　　阶层固化使得个人不能够实现正常的发展，剥夺了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权利，一方面导致底层社会人员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绝望感，积累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这种负面情绪的积累，会导致底层社会人员产生不公平感与被剥夺感，最终导致反社会情绪的产生，当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则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同时，阶层固化会使得我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差距进一步扩大，长此以往，容易产生矛盾与对立，导致社会紧张，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
　　阶层固化同样不利于社会的运行，降低社会运行的效率。在一个阶层流动主要靠背景、靠关系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底层社会群体的人员无法跻身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其发展愿望被扼杀，最终其将会失去努力的动力，得过且过，使得社会失去了发展的群众力量；而上层人员为了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则会牺牲国家利益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思进取，不想创新，使得社会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同时，阶层固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分配到并不缺乏资源的上层社会，而真正需要资源的底层却无法使用，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得社会运行效率低下。
　　阶层固化本身便是社会公平缺失的反映，反过来阶层固化又使得社会公平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合理而平等地分配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利益，强调权利平等、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从而促进社会均衡合理和稳定和谐的发展，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早期由于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偏差，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将资源运用在经济发展好且快的地方，而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人们在先赋性资源拥有上的巨大差距，导致了阶层的固化，若阶层进一步固化，底层社会人员无法获得需要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的不公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最后，阶层固化将导致中国梦难以实现。在不久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对中国梦做了进一步阐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同时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②中国梦的最终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使人民生活幸福，然而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社会成员无法通过努力来实现自身愿望，提高生活质量，人们无法实现“我的梦”，阶层固化只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会使得人们因为无法向上流动而绝望，不能带给人民幸福感，更加无法实现“中国梦”了。因此，阶层固化将使得中国梦难以实现。
　　总的来说，当今中国社会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已经在青少年一代中开始出现了阶层固化的倾向，这种阶层固化将会给个人带来负面情绪，影响个人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破坏社会公平，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中国梦的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梦的总体架构和指标体系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13@ZH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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