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急需25万左右还帐,由于银行财富汇到期后几天到帐没办法了,现在走投无路,想卖自

殷之光: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何要加入ISIS?&/b&&p&
日的《华盛顿邮报》捅出了一则重磅新闻。伊斯兰国的著名上镜刽子手“圣战约翰”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报道称,此人名叫穆罕默德·艾姆瓦兹(Mohammed Emwazi)。从今天西方社会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位出生于科威特的英国公民并不是那种“典型”的失败者。他有一个做出租车司机的父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一家五口人从科威特搬来伦敦。就像每一个安分守己的中产阶级那样,“圣战约翰”的父母希望能通过移民,给自己的孩子们带来一个好的生活与教育环境。虽然他们生活并不富裕,但像每一个英国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圣战约翰”顺利地进入了公立学校。 据他的邻居们说,10来岁的小“圣战约翰”体格瘦弱,时常有当地小阿飞抢他的午餐钱。即便如此,小“圣战约翰”也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2006年高中毕业之后,他申请去威斯敏斯特大学念本科。同样与所有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样,他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非常“实际”的专业:信息系统与商务管理。&/p&&p&  正是“圣战约翰”这样一个规规矩矩的成长轨迹,使得所有的西方媒体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的英国公民,一个工作努力、希望让家庭在英国过上脚踏实地好日子的移民后代,竟然成长为如此坚定的反西方极端分子。在他们看来,这一现象几乎跟上世纪六十年代时在欧洲中产阶级青年中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属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件。长久以来,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被看做是社会稳定基石。然而,今天伊斯兰国的兴起,吸引的却是大量来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们中间,不仅有移民后裔,也有白人的孩子。&/p&&p&  然而,在这个萦绕西方半个多世纪的困惑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组织形式的原教旨确信。卡尔·波兰尼在其1944年初版的《大转型》中,将西方社会的这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称作为一种“乌托邦的社会体制”。在这种原教旨的理想下,人被假定成为一种超越了社会关系的原子个体。社会则为这种原子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p&&p&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逻辑来自于对原子化个人边界的界定。在这种逻辑下,人的边界一方面被视作是其“自然的”生理需求集合。这类被称作为“基本人权”的诉求,是站在这种原子化个人中心立场上对权利的抽象理解。而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今天西方社会进行“政治正确”判断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涉及到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交往层面,原子化个人的边界则被抽象理解成为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所有权边界。而在这种所有权边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契约关系则从制度上将这一个人主义的逻辑扩大到社会群体层面。进而将各种尺度上的社会关系,简化抽象为物权,以及判定物权所属的合同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社会处理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产生于这种古典的自由主义放任思想。这一建立在物权属性基础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甚至通过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被延伸到理解国与国关系的层面。&/p&&p&  这种基于原子化个人假定所发展出来的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发源于欧洲历史背景下的普遍主义。其普遍化,则是伴随着欧洲19世纪殖民历史而产生的。然而,无论是18世纪欧洲,那些倡导绝对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们,还是19世纪工业革命后开始倡导通过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们,都没能预见到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高度多元化了的世界对这种普遍主义的普遍性所造成的深刻冲击。他们更没办法看到,这种原子化个人堆砌起来的契约结构到了今天,却促生了一个几乎完全碎片化了的社会&/p&&p&  很大程度上,“圣战约翰”的故事是这种当代碎片化欧洲社会的缩影。 在今天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确信中,城市中产阶级被许诺了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市场。这群对繁荣抱着梦想的人,不单包括像“圣战约翰”父母那样从第三世界涌向伦敦的人们,也有原本便生活在此的白人市民。然而,当对未来生活充满幻想的中产阶级将新自由主义者们送进政府,为他们打破“垄断”的市场化改革而欢声雀跃后不久,他们发现,这个所谓自由与繁荣的市场,很快便成为了少部分冒险家的乐园。&/p&&p&  这种被背叛的感情正像2010年时,当剑桥的中产阶级选民们热情洋溢地将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捧进了联合政府之后,剑桥的学生们发现,这个政府的首项举措,竟是取消大学学费限制,将本科学费从2004年的3000英镑猛提至今天的9000英镑。中产阶级的选民们,再次被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精英政治所出卖。&/p&&p&  涨学费仅仅是这个故事的冰山一角。移民英国后,“圣战约翰”一家人住在伦敦爱奇威尔路(Edgware Road)附近一栋英式公寓楼里。这里距离白金汉宫大约2英里左右,从他们家步行去著名的伦敦摄政公园(Regent’s Park)则只需10分钟。虽然一家人住的公寓是政府提供的公租房,邻居也都是与他们家差不多的阿拉伯新移民,但是距他们一街之隔便是伦敦地产的黄金地段之一:拉德布鲁克森林路(Ladbroke Grove Road)。&/p&&p&  拉德布鲁克森林路位于诺丁山(Notting Hill)区北部。根据英国最大的地产交易信息网站rightmove的统计,该地区的住房均价超过百万英镑。这个西伦敦最抢手的黄金地段集中了伦敦大量的政客与名流。这其中就包括了现任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身边的数位重要顾问及好友。这群扎堆住的年轻保守党政治与经济精英们,被英国媒体称为“大卫·卡梅伦的诺丁山帮”(David Cameron’s Notting Hill Set)。&/p&&p&  诺丁山区是伦敦作为一个大都会的骄傲。每年8月这里都会举行一场为期两天的盛大嘉年华。来自世界各民族的人们盛装从诺丁山区的主路上走过,四周的人行道旁也摆满了贩卖各类民族食品物件的小摊。各色人等,摩肩接踵,一派多元文化的祥和景象。然而,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一地区还只是塞满了新移民的贫民窟。二战之后,这里一度被此起彼伏的族裔暴动所困扰。&/p&&p&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短期内,这一改革效果显著。这一地区大量贫民窟得到改造,随着地产业的发展,这里很快在八十年代末期成为了金融新贵们的宠儿。然而随之地价飙升,诺丁山区成为伦敦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到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来自海外的土豪们更是蜂拥而至,大量购入该地区房产。不过,由于英国政府的规定,地产开发商必须在其开发的区域内留出一定比例的公租房。此举的理念是尽量能够促进贫富阶层之间的交流互动,并通过政府资助地区公立教育等方式,尽量避免阶级固化。“圣战约翰”父母1994年从科威特移民到伦敦时,他们便住进了这种公租房。&/p&&p&  虽然在那种公租房的政策影响下,至少在诺丁山区并未真正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现象。但是,这并无法填补在公租房住客与私有房产业主之间那道愈来愈深的鸿沟。居住在诺丁山区的移民们仍旧与周围的白人精英们格格不入。“圣战约翰”1994年来到伦敦,与那诸多从英国跑去圣战的年轻人一样,属于他这个时代的英国社会,阶层壁垒高筑,固化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作为金融中心的伦敦,工作机会几乎完全分散在各类服务性行业中。这其中那些诸如金融、法律、医疗等高收入行业的壁垒被教育、社会资源等搭得越来越高。新移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陌生人,实际能够选择的工作机会极少。&/p&&p&  事实上,根据英国第四频道(Channel 4)的统计,近年来在全球圣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中,就有7名来自伦敦这一区。并且,他们均是第二代移民。其中就包括去年一度被美国媒体指认为“圣战约翰”的伦敦饶舌歌手、伊斯兰国圣战的参与者、埃及移民的后代阿卜杜-马吉德·阿卜杜·巴里(Abdel-Majed Abdel Bary)。&/p&&p&  随着地产价格日益增高,诺丁山区被进一步撕裂成一个个以街道为单位的碎片化空间。 这种空间上的碎片化起源于财产权的严重不平等,更进一步影响到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一方面,类似于“诺丁山帮”那样的富有白人精英们成群结队,住在他们用百万英镑购得的城市别墅中,他们其中绝大多数的子女都将会是同一所精英寄宿高中里的同学,大学也大多会进入剑桥牛津修读法律、医学或是政治经济这类学科。而毕业之后,这群默默拼爹的二代白富美、高帅富们则很有可能轻松拿到大公司或是议员办公室的实习职位。&/p&&p&  另一方面,诸如像“圣战约翰”那样的二代移民们则面对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些出租车司机、超市收银员们的后代,大多接受的是廉价的政府公立学校教育。作为英国公民,他们也许在卡梅伦政府提高本地大学生学费之前,还有希望负担得起上大学。他们学习的专业则更多为电脑科学、机械工程、工商管理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毕业之后,这群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后代们还要过五关斩六将,试图逃脱“毕业便失业”的命运。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圣战约翰”2009年在金融危机下的失业潮时毕业,他甚至为了第一份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回到了科威特。&/p&&p&  可以说,只要有ISIS的意识形态存在,那么一定还会继续有从“自由世界”奔向他们的年轻人,他们是被新自由主义精英政治出卖的、无声的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是这个碎片化社会的受害者。然而,这种双重的碎片化现象,前者被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策略下的市场机制所合理化;而后者,则被在这种策略下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所掩盖。“圣战约翰”在套上黑色面罩端起AK47之前简直就是一个英国当代社会中的模范移民。&/p&&p&  在壁垒愈发森严的当代英国社会里,虽然“圣战约翰”上的公立小学中学无法打破阶级之间的壁垒,但是总可以从形式上提供打破种族壁垒的条件。体育运动在深受“预约文化”制约的英国社会里,多多少少能够起到促进个体与社群融合的作用。因而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我们总会不断看到对体育活动的强调。例如在今天的瑞典社会,一些NGO组织甚至通过实践,让新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们参与到滑雪这项瑞典“国技”活动中去,并将这类事例当做成功典型向社会报道。&/p&&p&  的确,体育活动可以成为社会群体融合的润滑剂。但这类活动大多需要一定的资金、时间投入,经过系统训练才能掌握相应技巧。与滑雪相比,足球可能相对更为亲民,但是深受“预约文化”规范的欧洲契约社会里,这类竞技性体育活动必须租用专用场地,在一群已经相互较为熟悉的个体之间能顺利地开展。此外,与深具中国特色集体色彩的广场舞、广播体操、太极拳等这类群众体育活动相比,西方体育活动中浓厚的竞技属性也必然使得缺乏技巧的个体难于被集体接纳。&/p&&p&  据报道,学生时期的“圣战约翰”也积极参加学校足球队的活动。然而,瘦弱的他可能在这个群体中并不出挑。老师们也回忆,他似乎是球队里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员。这孩子似乎偶尔会有些小脾气,但经过批评教育之后,倒也没捅过什么篓子。在这种深受个人主义影响的竞争团体里,“圣战约翰”很可能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陌生人。&/p&&p&  促使“圣战约翰”父母来到英国的理想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美好生活的理想基础是对经济发展可能性的信任。的确,20世纪90年代的科威特刚刚走出伊拉克占领的阴影。与大多数海湾国家一样,科威特社会宗族主义色彩严重。关键行业均被各大家族垄断。不过,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垄断实际上符合阿拉伯宗族社会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p&&p&  传统海湾阿拉伯宗族是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群。生活在阿拉伯半岛沙漠绿洲地区的宗族社会有很强的游牧特性。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土地作为一种自然物,是无法被标记所有权属性的。而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诸如宝贵的水资源等,则归属为宗族集体所有。宗族长老以其一族之长的身份,对这类集体所有的资源肩负着管理与分配的责任。 在土地上通过劳动而产生的财富,具有明确归属。而通常情况下,族长占有着大量劳动创造出的财富。他与族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财产再分配则通过宗族大会(Majlis)的形式调节。这类宗族大会在海湾宗族社会中至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君主与臣民之间沟通并达成利益分配的最直接手段。这类大会通常会在宗族领袖家中举行,其族人无需预约,直接登门拜访。他们中有些人仅仅是通过这种礼节性的拜访向族长表达敬意,而更多的,则会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向族长提出一些财产或礼节性要求。诸如向其索取一定金额的财务以补贴家用,或是邀请其出席自己儿女的婚礼庆典等等。这种迥异于现代欧洲社会陌生化的部族熟人生活方式,至今仍旧在阿拉伯社会中扮演重要组织作用。&/p&&p&  然而,在这种脆弱的部落熟人结构维持下的社会稳定极易被打破。除了来自外部的战争、全球化经济压力等因素外,甚至内部的人口增长也容易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性造成威胁。相应地,伊斯兰(或者确切地说是特定伊斯兰教派)则被转化为可提供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同时,今天伊斯兰国所叙述的伊斯兰,作为政治与道德理想,也为个人努力提供了方向。与今天我们熟悉的一个人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不同,这种伊斯兰国的政治理想将个人视为“穆斯林”这一集合概念的组成部分。因此,那些在个人主义现代社会中不被注意的“圣战约翰”们,一旦戴上了蒙面头罩,便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强大集体精神中的一分子。无论在这面罩背后是那个来自科威特移民的后代,还是那个伦敦街头的饶舌歌手,同样都传递了“圣战约翰”作为反西方现代精神的强大符号作用。通过彻底地回归到传统阿拉伯社会结构,放弃个人身份与权利,这些来自西方且无需有名的蒙面人们,实际上在对他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进行着一场“回到过去”式的本质主义抗争。&/p&&p&  虽然,无论是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家们,还是今天部分反伊斯兰国的西方学者们,都会强调今天这场血腥反抗与19世纪末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全球霸权,谋求民族独立的运动相联系。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政治理想方向差异。在面对针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时,主流的西方知识界普遍受困于一种拒斥主义态度。他们不肯承认,今天伊斯兰国的疯狂,实际上是对欧洲社会秩序及其政治理想国假想的根本挑战。这种拒斥主义的基础恰恰是对作为普遍主义存在的“个人主义社会结构”及“自由主义政治方向”的原教旨式认同。&/p&&p&  正是在这种拒斥主义影响下,“圣战约翰”才会被看做是无法理解的“疯狂”行为。与上世纪6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年轻人一样,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冲动。这种心理冲动,被“激进”(radical)一词简单概括。这个词的含混性在于它将一系列极为复杂、具有深厚历史背景、政治因素的社会现象用一个标签笼统概括。这个词既可以用来形容20世纪初,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也可以用来形容今天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活动。同时,“激进”也被用来描述一切与暴力相关的对抗,以英国社会来说,这类对抗包括19世纪末期殖民地针对宗主国的反抗,包括20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学生的抗议,包括20世纪末期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当然也包括了今天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p&&p&  将这些各自不同的问题概而论之的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对自身政治逻辑的原教旨确信。进而使得在政治讨论中,这种“激进”冲动背后可能存在的社会因素被彻底弱化。一切“激进”行为均被视为“无目的的反抗”,进而被视为非理性的疯狂,而与这种疯狂相对,欧洲社会的理性主义可能更容易理解作为正义对立面存在的“邪恶”。倘若今天的“圣战约翰”从小生长在一个父亲酗酒,母亲饱受家庭暴力愤而自杀的家庭环境里,是一个有着孤僻怪异的性格,还喜欢残杀小动物的坏孩子,那么对于西方主流社会来说,“圣战约翰”日后在伊斯兰国里做下的累累恶事,便是能够被理性化的“邪恶”。&/p&&p&  正如特瑞·伊格尔顿在他的《论邪恶》一书谈到的,那种从解释学角度出发看到的“邪恶”意义,实际上诞生于基督教神学系中对善恶二元划分的理性传统。这位垂暮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承认“邪恶”是一个道德与神学的问题,并也试图为其提供一个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在他看来,“邪恶”的行为甚至对其的道德叙述本身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与纯粹的疯狂不同,“邪恶”是理性的。它与正义一起,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一矛盾的关系为伊格尔顿理解“邪恶”及其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的事实表现提供了最基本的逻辑基础。&/p&&p&  然而,今天呈现在西方媒体面前的“圣战约翰”却完全不合这套逻辑。因此,“圣战约翰”背后的那个伊斯兰意识形态,便也像是一个幽灵,困扰着今天的欧洲。与19世纪欧洲上空的幽灵不同,今天这个幽灵来自过去。虽然今天这个幽灵也在强调自己代表了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并尽力将自己表述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立的阵营。然而我们发现,这种反帝的政治理想并未真正为世界提供平等共存的替代性方案。甚至暴力本身也超出一切,成为这种政治理想的实践手段。&/p&&p&  齐格马·鲍曼曾将911事件称为21世纪的新式政治暗杀。在他看来,这类政治暗杀的对象是符号化的制度本身。世贸大厦代表了(西方的)经济霸权,五角大楼则无疑是(西方的)军事霸权。同样,“圣战约翰”在镜头前对人质的处决,实际上也能被同样看做是对西方政治符号的政治暗杀。这种暗杀式的手段,虽然名义上可以被讲述成针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对抗,而实际上,镜头前的两者均成了暴力的施加人。而暴力之后的受害者,则是镜头背后那所有丧失了主权的人民。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今天伊斯兰国沿用了19世纪末期那种反帝反殖民的自决话语,但其本质仍旧是只为特定一群人服务的分裂性的霸权主义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圣战约翰”们所代表的对西方霸权与现代政治不平等的反抗,无疑只是一种向后看的“封建反帝”。&/p&&p&  我们今天的中国,其革命建国的历程是一场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实践。也许重提这一曾经影响了整个第三世界的政治实践及其话语略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样的理想下,中国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对霸权的反抗才真正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在这种政治“反抗”行动的内部,有着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在拒绝简单妄信某种外来的“真经”的同时,也需要同时避免这种“反抗”行动沦为新的原教旨主义与霸权。这恰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责任。&/p&
殷之光: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为何要加入ISIS? 日的《华盛顿邮报》捅出了一则重磅新闻。伊斯兰国的著名上镜刽子手“圣战约翰”的真实身份被曝光。报道称,此人名叫穆罕默德·艾姆瓦兹(Mohammed Emwazi)。从今天西方社会的衡量标准来看,这位出生…
&i&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4级本科生承子珺,本答案为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期末作业。我担保作答的内容除引用部分外均为原创。由于阅历尚浅,答案中疏漏之处,恳请诸位大神指正!&/i&&br&---------------------------------------------------下面是答案正文----------------------------------------------------------&br&&p&首先,要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先要弄清“是不是”——几千年来,暴力是不是真正减少了?即使是在以千年为单位的宏大尺度上看(而不是近几十年),人类也是在始终不断走向和平与文明的吗?&/p&&br&&p&先给出结论:的确是的。而且变化之巨,以翻天覆地形容毫不为过。几千年来的“平靖进程”,让公元16年和公元2016年的世界几乎是两个星球。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近一千年以来,无论是在集体暴力(战争、屠杀)和个人暴力(凶杀、犯罪)两个层面上,还是在暴力的规模(死亡人数、死亡率)和强度(酷刑的废除等)两个维度上,人类的暴力水平都在显著降低。&/p&&p&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对人类暴力减少的各方面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在这里摘取一些和题主问题关系比较切合的点。&/p&&ol&&li&国家暴力:战争和酷刑的减少&br&&/li&&/ol&&p&下面这张图是15世纪德国《中世纪家庭画册》内的插图,描绘的是中世纪乡村的世情百态。那么,所谓“田园诗般平静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p&&img src=&/add4a2b00e17aff374071cd_b.png& data-rawwidth=&1248& data-rawheight=&170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248& data-original=&/add4a2b00e17aff374071cd_r.png&&&br&&p&没错,这就是所谓的恬静的田园生活。&/p&&p&左上角一个人正在受轮刑(中世纪最常见的酷刑之一,将人四肢绑在轮子上用铁锤打烂后悬挂展示直至死亡,基督教的圣物凯瑟琳之轮的出处就在此),绞架上吊死的人正在被乌鸦啄食尸体,右侧还有一名囚犯正在被押送上绞刑架。&/p&&p&后面还有一张描绘中世纪酷刑的画片,口味太重我放在答案的最后,不适者请跳过!&/p&&p&然而关于这些酷刑,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刑罚本身,而在于当时的人们对这些酷刑习以为常。这些刑罚不是在幽暗的地下室里进行的,而是在广场,在菜市口,在城头——就像我们今天以跳广场舞为娱乐【?】一样,当时的人们把观看酷刑做为娱乐刺激的手段。&/p&&p&然而今天,我们几乎不用担心以上种种残忍的刑罚加诸你我身上。&/p&&p&如下图,17-19世纪,酷刑在西欧各国相继被废除。&br&&/p&&p&&img src=&/7fd0ad6be6aba9fc4483dc_b.png& data-rawwidth=&1136& data-rawheight=&82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136& data-original=&/7fd0ad6be6aba9fc4483dc_r.png&&再让我们来看战争——尽管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恐惧,但年的大国战争频度实际上在呈现下降的趋势。(如下图)&/p&&p&我们今天的高中教科书上写着这样几段话:“这个世界依旧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世界局势的特征是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然而500年前,大国之间几乎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时间陷于战火。&/p&&img src=&/1badcfc540bc7b44bfae4c_b.png& data-rawwidth=&1280& data-rawheight=&96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280& data-original=&/1badcfc540bc7b44bfae4c_r.png&&&p&有些人可能觉得这很荒谬——的确,两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不到一百年前,尤其是二战,5000万的全球死亡人数,广岛上空的蘑菇云,南京的三十万枯骨,奥斯维辛的数百万冤魂,似乎把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推到了一个恐怖的顶峰。&/p&&p&然而我们需要重视一个问题——我&b&们看到并真切感受到这些杀戮,是因为它们被记录并流传下来,从而能够被我们看到&/b&;古代的一些屠杀被记录了下来,另一些却被忽视或者否认,甚至以当时人们的标准,根本不值得被记录下来。——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近视眼”现象。&/p&&p&尽管大规模的死亡往往出自规模以上的战争,但为数众多的劫掠、仇杀、暴乱、对村庄的屠杀却不会被载入史册。&/p&&br&&p&2.个人暴力的减少:以凶杀率下降为代表&/p&&p&从个人层面上看,凶杀率也在下降。下图中是对数尺度的西欧每十万人死于凶杀的人数。从13世纪到20世纪,凶杀率从十万分之一百下降到了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b&如果你是一个西欧人,&/b&&b&13世纪你被谋杀的风险是今天的一百倍。&/b&&/p&&img src=&/cce86b98efacec440b5916_b.png& data-rawwidth=&386& data-rawheight=&29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86&&&br&&br&总之,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暴力水平都呈现不断降低的长期趋势。引用 &a data-hash=&db98a4e240b6de0dcb7de92& href=&///people/db98a4e240b6de0dcb7de92&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editable=&true& data-title=&@刘显文& data-hovercard=&p$b$db98a4e240b6de0dcb7de92&&@刘显文&/a& 的一段答案:&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经济史里有哪些有趣的问题? - 刘显文的回答&/a&&br&&blockquote&&p&下图则可以作为一个数据证据,说明暴力活动和暴力水平的不断下降。&/p&&img src=&/405d853bca96a7f6b0879c_b.png& data-rawheight=&247& data-rawwidth=&72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27& data-original=&/405d853bca96a7f6b0879c_r.png&&&br&&p&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基本上,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经济发展,无论是民间犯罪率还是国家行使暴力带来的伤亡都在不断下降,一言以蔽之既是暴力倾向的不断降低。即便是到了工业时代,不考虑两次世界大战这种特例的话,上述下降的长期趋势依然是成立的。&/p&&/blockquote&&br&-----------------------------------------------------------------------&br&所以,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br&首先我不认为是因为人性变得善良了。几千年的尺度并不足以改变人性。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假定人性不变的前提下,一定是有什么外在的因素变化了,使得人们更加“良善”,让人们更倾向于不使用暴力。&br&&br&&p&如果从人类本性以外的角度去看,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层面去分析,那么就涉及到使用暴力的成本和收益问题。&/p&&p&经济学家Gary S. Becker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指出,人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b&犯罪给他带来的预期效用超过了其机会成本。&/b&&/p&&p&所谓“成本”都有哪些?一是将同样的时间和资源用于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二是可能面临的惩罚。因此,实施暴力的成本提升让暴力变得“不合算”(刑罚对人的威慑力可以粗略地表示为&b&破案率P*惩罚力度F,&/b&因此提高破案率和增加惩罚力度都可以起到对潜在犯罪者的威慑作用),或者人们效用函数的改变,都会使人们的暴力行为得到抑制。&/p&&p&是什么让暴力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的效用函数?&/p&&p&原因有以下四点:&/p&&br&&p&第一,贸易让暴力的机会成本上升。&/p&&blockquote&人类漫长的历史以强盗逻辑为主导,只是到了近代,市场逻辑才超越强盗逻辑,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式。近代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看到强盗的逻辑,好比说罗马帝国的征服,秦始皇的统一,然后像蒙古成吉思汗的征服,用的全是强盗的逻辑。历史证明,近代以来,强盗逻辑不可能真正的胜利,能真正胜利的只有市场逻辑。&br&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blockquote&&p&——如果贸易能为双方都带来好处,为什么要抢夺?实际上,有贸易的国家之间,战争的可能性的确降低了。&/p&&p&这一点似乎颇有争议,因为反对者手里也有充足的反例,鸦片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Russett & Oneal在他们的一篇文章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里,对贸易依存度和陷入军事争端的可能性进行了多重回归。他们发现,即使在控制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等变量以后,贸易依存度与卷入军事争端的可能性依然呈现负相关关系。某个年份对贸易依赖较高的国家,在下一年更少卷入军事争端。&/p&&p&另外,研究表明,贸易的和平效应和国家的发展水平有关:已经具备境地贸易成本的金融和技术基础条件的国家,更倾向于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p&&p&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贸易的和平效应才会发挥其作用。交通、金融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使人们合作的收益越来越高,采用暴力的机会成本也就越来越低。&/p&&br&&br&&p&第二,国家——利维坦,是对暴力的重要减速器。&/p&&br&&p&别人的痛苦似乎总是不如自己的痛苦痛苦(这毕竟也是人之常情),因此在原始社会,复仇常常是过度的。人们似乎总要让对方得到比自己更深重的痛苦才能得到满足,于是就出现了冲突的不断升级和过度复仇的血腥循环。&/p&&p&于是,国家出现了。惩罚侵犯者的不再是被侵犯者,而变成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免受伤害而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刑罚是被国家垄断的暴力,可以视作一种集体的“复仇”。国家的出现,让暴力死亡率下降至之前的五分之一。(如下图)&/p&&img src=&/71a407f3ba6e2ad0c6b8adf87a26e20a_b.png& data-rawwidth=&623& data-rawheight=&68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23& data-original=&/71a407f3ba6e2ad0c6b8adf87a26e20a_r.png&&&br&&p&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视为野蛮《十二铜表法》实际上具有其不可磨灭的进步意义。它规定并限制了同态复仇(同态复仇和过度复仇比起来已经是进步的)——只有毁伤他人肢体的行为,同态复仇才是被允许的。《十二铜表法》还第一次引进了罚金,用一种可以量化的标准来对同态复仇进行替代。用罚金来替代肢体毁伤,无疑是另一个巨大的进步。(p.s.现代的“国家复仇”形式,以罚金、有期徒刑等刑罚为主流,它们无一不是“货币”般量化的惩罚,而不是原始的以牙还牙)&br&&/p&&p&所以说,在今天我们看来野蛮、尚武、好斗的罗马,在限制暴力方面着实是先行者。实际上,在罗马所处的年代,它其实要比周围的“蛮族”要文明友善很多。【友善的文明和尚武的文明,繁华的文明和粗野的文明,哪个更容易生存,哪个更容易强大?这还真是个不好解答的问题!&a data-hash=&e34ecea53fb8abfdbb683& href=&///people/e34ecea53fb8abfdbb683&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editable=&true& data-title=&@吴乐旻& data-hovercard=&p$b$e34ecea53fb8abfdbb683&&@吴乐旻&/a& 老师给出了非常精彩的回答,我在想要不要在知乎上提个问题邀请老师回答呢XDD】&/p&&br&&p&第三,人类的命变贵了。&/p&&p&——人的一条命到底值多少钱?&/p&&p&知乎上有一个关于量化生命价值的问题,非常有意思:&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人的生命可以量化吗? - 吃喵粮的汪的回答&/a&&/p&&p&美国公民的命价约970万美元,相比之下北京城镇居民的命价在101万元人民币左右,而甘肃农村居民命价的“命价”相比而下只有14万元。&/p&&p&其实不只是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命价区别很大,生命价格在历史上的差异更是匪夷所思。今天我们耻谈“为生命定价”,然而在古代,人们谈到“一条命值多少钱”的时候似乎容易启齿得多。&/p&&p&日耳曼法留下的许多蛮族法典如《撒克利法典》中专门规定了各种阶级人们的赔命价格,从贵族到平民,男女老少赔命价格不等。中国也有很多类似的习俗或规定,其中一部分一直延续到到近代。在西康地区,打死穷人一条命,赔藏洋160元即可了结。&/p&&p&《大明
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白银四十二两,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p&到了清朝,咸丰九年(1859 年),福建布政使张集馨向皇帝汇报说,福建普通人的命价为每名三十洋元。三十洋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19世纪50年代,大米的平均
价格是每石2.4洋元。折算下来,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一千八百斤大米,不过两千元人民币。(吴思《血酬定律》)&p&比之于今天,人命的价格的确是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人命变贵,说明社会对生命的评价(和支付意愿)升高,大规模的暴力、屠杀发生的成本就会提升,从而有效减少了暴力的发生。&/p&&br&&p&第四,马尔萨斯陷阱与工业革命&/p&&p&关于这一方面,是我完成这篇答案以后又看到&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经济史里有哪些有趣的问题? - 刘显文的回答&/a&这个答案以后所吸收到的。由于时间关系先贴上来,待后再补充。&/p&&br&&p&最后的脑洞:&/p&&p&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历史。我们总是关注发展,但发展的另一面就是减少破坏。&/p&&p&《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作者就感叹道,如果这(暴力减少)都不算进步,那什么算进步?&/p&&p&但是战争真的就不是好东西吗?和平就真的好吗?深陷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的世界,就算飞满了白鸽,又会如何呢?一起在相亲相爱的祥和中慢慢滑向贫困和饥饿吗?在贫困和饥饿的严酷逼迫下,谁又能保证人们不为了生存,而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刀刃相向?如此,便又是一场流血,一场刀兵,一场循环。&/p&&p&——是否在人们跳出马尔萨斯陷阱以后,暴力的减少才有意义呢?&/p&&br&&p&参考文献:&/p&&p&Pinker S.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M]. New York: Viking, 2011.&br&&/p&&p&Becker G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br&&/p&&p&Oneal J R, Russett B.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423-442.&br&&/p&&p&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br&&/p&&p&吴思. 血酬定律: 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M]. 究竟出版社, 2003.&/p&&br&&p&--------------------------------------------------分割线又来了------------------------------------------------------------&/p&&p&话说第一次在知乎正经写答案好紧张...很多规范性的东西都不懂,种种不足还希望各位多包涵,多指教!&/p&&p&另外那张中世纪酷刑的图太过重口,不知道贴出来会不会被和谐掉?&/p&&p&---------------==---------高能预警,对暴力、酷刑等场面不适者请跳过!!!------------------------------&/p&&img src=&/d5b31ed558c5fa3dd9cd1a88e72077a3_b.png& data-rawwidth=&357& data-rawheight=&497&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57&&
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4级本科生承子珺,本答案为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期末作业。我担保作答的内容除引用部分外均为原创。由于阅历尚浅,答案中疏漏之处,恳请诸位大神指正! ---------------------------------------------------下面是答案正文--------------…
那一年天下兵燹,朝野无道,有姑娘身披青衫,眉黛淡淡,乘着狂风一路奔走,说我要去江南,江南好,柳枝新芽扬,有隐居状元郎。&br&&br&姑娘说那人文韬武略,曾记十年前状元游街,他提笔上马,能安天下。&br&&br&·1&br&&br&江南二月,枝头犹有千点雪。&br&&br&木叶镇的小酒馆里,三十四岁的老板邓小白,正收拾行装准备第十二次进城赶考。&br&&br&老板娘风姿绰约,杨柳扶风,从二楼一路往下,晃得邓小白头晕目眩。&br&&br&“夫君,您说这次赶考若还是不第,该如何是好呢?”老板娘媚眼如丝,嫣然一笑,手指还在邓小白的胸口划来划去。&br&&br&邓小白满脸通红,结结巴巴道:“子,子曾经曰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是以……”&br&&br&“放你娘的屁,给老娘说人话!”&br&&br&嘭得一声大响,跑堂的小娃别过头去,偷偷斜眼瞧着,发现那老板娘一掌拍在老板胸口,接着裙中飞腿,踢得老板满地打滚。&br&&br&“子曾经曰过是吧?无恒产是吧?惟士为能是吧?老娘跟了你十年,帮你跑前跑后操持酒馆,要是这次再不中,就给老娘好好窝家里不许走了!”&br&&br&清晨的阳光从窗缝里洒下,细密的灰尘腾起,老板娘打骂半晌,许是累了,这才站定瞪着邓小白。&br&&br&邓小白抬起头,楚楚可怜问道:“娘子,我们开酒馆,难道就为了挣钱么?”&br&&br&“不然呢?”娘子眉眼斜挑,语调上扬。&br&&br&“当然是为了江山社稷!”&br&&br&邓小白一脸慷慨激昂之色,好似窗外临风傲立的残梅,红出血来。&br&&br&老板娘气息一顿,望着邓小白满是诚挚的双眸,酒馆里一阵迷之沉默。&br&&br&小二哥默默的捂上了耳朵。&br&&br&“嘭嘭嘭”几声大响,老板从小二哥眼前飞过,砰然撞到门上,溅起一地尘埃。&br&&br&老板娘气势汹汹的追过来,手脚并用,“江山社稷!江山社稷!江山!社稷!”&br&&br&“我刀呢?”老板娘霍然回头,死死盯着小二。&br&&br&小二吓了一个激灵,头摇的拨浪鼓般,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去年您也是这么威胁老板的,那刀您许是用完,就不知收哪去了吧。&br&&br&老板娘深吸一口气,便又要炸,忽觉袖子被扯了扯。&br&&br&老板娘回过头,发现邓小白一手抱着脑袋,一手颤悠悠的从包袱里拿出了把刀。&br&&br&“娘子,刚才你给我收拾包裹的时候,说为防歹人,丢进去了。”&br&&br&老板娘看着趴地上的邓小白,幽幽叹了口气,接过刀扔在一旁,说夫君你一定要好好考,我相信你这次一定能中!&br&&br&咚咚咚,忽闻三声敲门响,清越悠扬。&br&&br&邓小白从地上爬起来,抓了包袱捡起刀,说娘子有客到,酒馆得开张了,日短路遥,我也该去赶考。&br&&br&书生老板红着脸,诺诺说着,伸手拉开房门,恰见一青衫女子两眼放光,冲他怀里噗通撞来。&br&&br&老板娘柳眉一竖,身手迅捷,一把拉回书生,旋身上前扶住了姑娘。&br&&br&老板娘唇角一弯,眼波里荡出水来,“哟,姑娘来的好早啊,累成这般,想必定是住店了?”&br&&br&青衫女子面色苍白,嘴唇发青,气息不定的望着老板娘。&br&&br&“我不住店,我找人,我找状元郎。”&br&&br&姑娘吐气如兰,兰花幽香中带分血腥,邓小白鼻子嗅了嗅,眉头一皱。&br&&br&青衫女子目光越过老板娘,停在邓小白身上,勉强一笑,“白状元,久违了。”&br&&br&小酒馆里一阵冷风,带来莫名的沉默。&br&&br&老板娘突兀回头,微笑如刀,说邓小白你要不要给我解释一下?&br&&br&邓小白眼神慌张,连连摆手,说这姑娘定是错认了我,娘子你是知道我的啊,赶考十二年没考上举人,哪来的状元?&br&&br&“状元郎,你若不出,如苍生何啊……”&br&&br&青衫女子蹙起眉头,惨白惨白的面庞上浮起病态嫣红,推开拦在前面的老板娘便想逼近书生。&br&&br&谁料方举一步,便闻噗通一声,整个人平铺倒地,溅落尘埃。&br&&br&小酒馆里的三个人,眼睛都一齐瞪得老大,这瘦弱文静的姑娘背后,竟纵横交错满是伤疤。&br&&br&鲜血洒落,邓小白张大了嘴,掐指半晌,扭头冲老板娘喃喃道:“娘子,我算今日将有两个大波,偌大凶兆……”&br&&br&·2&br&&br&“夫君,这姑娘脑子不正常,都将您错认成状元郎了,我看出门也未必有活路,不如炖她成一锅肉,算得上善哉善哉吧?”&br&&br&“……娘子,别闹,子曰率兽食人,人将食人,乃亡天下,咱们不能做这种事情。”&br&&br&“那这姑娘也不能留在这吧?不如丢出门去,看她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总不至走投无路。”&br&&br&“……娘子,可这姑娘千里奔波,背后伤能见骨,强撑一口气来找那状元郎,说什么如苍生何这样的话,当是儒生同道,侠义中人,抛弃不得。”&br&&br&“……你也看得出来这女人身上有故事啊?能讲出如苍生何的姑娘,岂能是寻常女子?追杀她的人,又岂是一般人,不丢出去,自找麻烦啊你!”&br&&br&“娘子……不管是什么人,千里追杀一介弱女,都是错的!”&br&&br&邓小白望着老板娘,一字字道:“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姑娘,邓某一定要保!”&br&&br&嘭得一声,老板娘拍案而起,二楼西首的客房里仿佛涌起丈高大浪,劈头盖脸冲邓小白扇过去。&br&&br&邓小白咽了口唾沫,双手抱头道:“娘子,能不能不打脸。”&br&&br&“邓小白!你是不是就看人姑娘国色天香,恰又把你错认,干脆生了歹心?还是你真的在前些年中过一次状元,瞒了我不让我知道?!”老板娘指着青衫姑娘,眼珠一瞪,“今天你要不把这姑娘请出去,你就别想回来了!”&br&&br&邓小白偷偷张开指缝,小声道:“娘子,当年你在丝弦坊,被一群纨绔逼着卖身,小生若像今日一样不闻不问,哪能有我们相濡以沫,给你赎身的,可是我上京赶考的银子啊……”&br&&br&“邓小白!”&br&&br&书生赶忙又将脑袋捂了起来,耳边陡闻砰然声响,不由又把脖子一缩,偷眼瞧着才发现是小二开门进来了。&br&&br&“滚,没见老娘烦着呢!”&br&&br&老板娘头都不回,一声怒喝,却没听到小二如预料之中那般,连滚带爬的下楼。&br&&br&书生眼尖,发现小二两腿发抖,双眸里满是惊恐。&br&&br&“老,老板娘,楼下来了五个客人……客,客人说请状元郎到楼下一叙,说,说方今天下连年灾荒,昏,昏君无道,状元郎应心系大事,不该为一孤女弃了天下苍生。”&br&&br&小二断断续续说完这些,咽了口唾沫,脑门已全是冷汗。&br&&br&“那后面进的四个人,全身都是血,腰间别着人头和砍刀,老板娘,那都是什么人呐?”小二声音哽咽,好似要哭。&br&&br&老板娘深吸口气,回头看了眼邓小白,“你给我乖乖等着,我去去就回!”&br&&br&“娘子你等等啊!”&br&&br&邓小白大惊失色,手忙脚乱的拉住老板娘,在老板娘炯炯的目光下罕见的没有退缩,“他们错认的是我,怎能让娘子冒险?这可都是掉脑袋的勾当……”&br&&br&“知道掉脑袋你还去?赶快收拾包袱从后门出城,再晚赶不上会试,你是不是傻?”&br&&br&“我不傻,你是我娘子。”&br&&br&邓小白拉着老板娘的袖子,死死不放,脸上微微有些红,炯炯的盯着娘子。&br&&br&被秀了一脸的小二望着这对吵了十年的夫妻,忽然感觉楼下的客人,也没那么可怕了。&br&&br&“呸,想跟着那就跟着吧!”&br&&br&老板娘咬了下唇,挥手拉起书生的爪子,大步流星擦过小二身旁,雄赳赳气昂昂走下楼去。&br&&br&·3&br&&br&窗外红梅扑白雪,点点是写意,寸寸都是留白。&br&&br&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窗边赏景的霜鬓书生唇角勾笑,说状元郎选的好地方,能在此隐居,既有江湖之远,又得红尘之妙,品位不凡。&br&&br&“……这位先生,客栈是我远房亲戚留给小生的,那梅树据说是村头二大爷发癫时种的,说到底,还是先生错认了我,我不是状元郎,我只是个开酒馆的书生。”&br&&br&邓小白从楼梯上被老板娘脱下来,幽幽的说着,表情很是凄苦。&br&&br&老板娘的目光却一下落在大堂中央,那里坐了四个大汉,戎装半裸,或刀或枪,望去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br&&br&霜鬓书生缓缓从窗前转身,笑吟吟的打量邓小白,“白状元,末学吕青云,于淮南王帐下任职。十年前闻名天下的少年将军方晓白卸甲归田,状元郎你也几乎同时隐居,如今兵戈四起,灾民流窜,军政无道,贪官横行。淮南王四方救济,奈何不能扶大厦于将倾,恰在此时,听到白状元的消息。王爷已准备清君侧,平天下,素来深慕先生风雅,希望能跟先生秉烛夜谈。”&br&&br&吕青云的声音带分沙哑,沧桑而有力,一双眸子笔直望着邓小白,如春风化雨,想一寸寸望穿书生的腑肺。&br&&br&“这……这莫说我不是状元郎,哪怕真是,想必也不能去吧?”邓小白憋的满脸通红,隔了半晌,才幽幽接上后半句。&br&&br&“秉烛夜谈,您那王爷可是有断袖之癖?”&br&&br&刹那间,客栈里落针可闻。&br&&br&弹指一瞬间,呛然一声响,四个大汉里其中一个,已拔刀出鞘,硬生生撞碎身前一切阻碍,单刀如风,狠狠劈到楼梯上。&br&&br&吱呀几声,楼梯咔嚓断裂,邓小白手舞足蹈,唉呀妈呀的摔到地上。&br&&br&老板娘倒退两步,站上二楼,回首向房间里望了一眼。&br&&br&壮汉拔刀的时候,她似乎听到屋中有动静,那重伤的青衫姑娘,仿佛已醒。&br&&br&“白状元,听说你文武双全,眼下看来,也不怎样嘛。”拔刀壮汉咧开大嘴,瞅着地上的邓小白,一脸不屑。&br&&br&霜鬓书生不动声色,负手望着邓老板。&br&&br&邓老板苦笑一声,揉着屁股站起身来,“这位大哥,你手里的刀,是用来劈木头的?你早说啊!你看这楼梯桌椅给劈的,少说得赔五两银子,早说你劈木头这么快,给我打工,我包你食宿,三个月就还完这五两银子账,你看行不?”&br&&br&拔刀壮汉脸色变青,怒骂一声,挥刀就要再劈,邓小白吓得面无人色,踉跄后跌,噗通一声倒在地上。&br&&br&刀光如电,眼看便要夺命!&br&&br&半空中,遽然飞来一根银钗,劲道虽不足,却稳稳刺向大汉脉门。&br&&br&大汉啐了口痰,收刀击飞银钗,倒退三步斜望二楼。&br&&br&二楼处,娉娉婷婷走出两个姑娘,青衫女子披头散发,嘴唇仍白,还需被老板娘扶着才能行动。&br&&br&“林姑娘果然在这里,这一路风尘,可还吃得惯吧?”&br&&br&吕青云始终笑着,上前两步伸出手来,“林姑娘,令尊搜罗整理出的册子,也该物归原主了。”&br&&br&林姑娘嘴唇抽动,像是想笑,牵动伤口已笑不出,有些颤抖的手伸入怀里拿册子,颤抖的声音里尽是嘲讽。&br&&br&姑娘说十年前本就天下太平,将门世家出了个天才,大败亏输之际力挽狂澜,一个人撑起整座江山。天才的少年将军卸甲归田,白状元一纸奏折,写明了军政要策,大可让这天下得十年太平。纵有灾荒,本也无碍,淮南王为一己私欲,演了好一场大戏!&br&&br&这场戏里有奸臣,也有忠臣,有反贼有内奸,也有百姓心中真正的主公。&br&&br&忠臣和主公,自然都是自编自导的淮南王,亲身上演。就贪赃枉法的奸臣,作乱四方的贼子,也是淮南王找来的戏子。&br&&br&“家父林清穷尽一生,搜罗淮南王罪证,临逝前交给我,只盼有个威望才能俱足的人登高一呼,重整河山!状元郎,天下兴亡,只有你来担当了!”&br&&br&林姑娘拼尽最后一分力气,闭上的双眼里滑下两滴眼泪,生平做的最大一次赌,就随着那本册子,哗啦啦向邓小白坠去。&br&&br&拔刀壮汉顾不得砍人,伸手直抓册子,可另一道身影比他更快!&br&&br&吕青云本在窗边,倏然影动,再次出现已在半空!&br&&br&那册子眼看就要落入吕青云之手,突兀在更靠上的地方,浮出一只纤纤玉手,轻轻一夹,便取走了这本册子。&br&&br&兔起雀落,吕青云霍然回头,目光如刀,望见拿了册子的人后,竟也不由一愕。&br&&br&·4&br&&br&老板娘吹了吹册子上的土,叹了口气,“为何都要逼我夫君呢?他考了十二次会考,一次都没中过,林清也真是的,提起我也不说个清楚。”&br&&br&老板娘抬起头来,嫣然一笑。&br&&br&“本姑娘姓白,白倾城的白,曾化名白青城,不小心中过一次状元。”&br&&br&酒馆漏进风来,飕飕吹人冷。&br&&br&邓小白头一个反应到,跳起来问:“娘子,可我见你你在歌坊啊!”&br&&br&“妈的,戏文里说的什么女驸马,为什么老娘回去时候就发现书生变心,从了别人?邓小白你要真想听故事,等打发了这些人再细细跟你说!”&br&&br&白倾城一甩长发,劈手折断二楼栏杆,斜睨下方五位好手。&br&&br&“我十年前就已经不管天下事了,我这夫君脑子有病说什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可毕竟是我夫君,你们一个两个这样吓唬他一介书生……找打!”&br&&br&一声厉喝,那姑娘红衣似火,铺天盖地从半空跃下,夭矫如龙,木棍如火龙抬头,壮汉连刀都没来得及扬起,便被一棍点中了天灵盖。&br&&br&吕青云目光闪烁,脚下急退,沉声道:“白姑娘,此番打扰的确是我等不是。可这天下已乱象丛生,淮南王布局十年即将收官,若是抖出淮南王罪行,天下少说再乱十年,姑娘于心何忍?”&br&&br&“废话这么多,说得过我夫君我就不打你!”&br&&br&老板娘也不追吕青云,一句话的功夫,已又废了一名壮汉。&br&&br&邓小白从角落里探出头来,望着吕青云咳了两声,说:“有错要认,挨打站好,小孩子都明白,为什么你和那王爷不明白?如果你被我娘子打死,回头别忘了给王爷托梦,他没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天下也会很快平定的。”&br&&br&吕青云神色一阵变换,见老板娘已要奔来,皱眉出了口气。&br&&br&“状元郎文韬武略,本不想鱼死网破,奈何,奈何。”&br&&br&吕青云一扬手,一束响箭射出窗外,紧接着雷霆响动,有马蹄声滚滚如雷。&br&&br&小酒馆外,片刻间便已布满了兵马。&br&&br&那两个壮汉也在此期间倒地,老板娘微微喘息,望见这么多兵马,也不由咽了口唾沫。&br&&br&彼时,吕青云的手在腰间一抹,寒光湛然,一柄软剑如电,比风还快三分,向微喘的老板娘激射而去。&br&&br&老板娘退,连一句喝骂都不及出口,仍旧快不过那抹剑光!&br&&br&当那抹剑光离老板娘咽喉不过一寸的时候,老板娘忽然感到一只熟悉而又陌生的手,紧紧握住了自己的手。&br&&br&那一瞬间,江湖世家出身的白倾城感觉自己二三十年白过了。&br&&br&那根棍子像有了灵性,一袭白衣孑然,孤傲乖张,说不上快也说不上慢,只是说要杀人,定能杀人。&br&&br&吕青云呆呆望着自己的软剑升天,又呆呆的望着那根棍子击碎自己的咽喉,不敢置信的望着正站老板娘身后的邓小白。&br&&br&邓小白脸又红了一点,“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当年家里逼得紧,非让我上战场,其实我是想读书考状元的,以前还偷偷考了两次。现在过了这么久,没家里人逼我,我才忽然觉得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很多,有些仗不打不行……我原来叫方晓白,带过几次兵。”&br&&br&吕青云眼珠都凸了出来,现在才忽然明白,邓小白那一句没了淮南王,天下也会很快平定究竟是什么意思。&br&&br&随着噗通一声尸体落地,邓小白接过册子,慢慢走到门外,对着千军万马。&br&&br&“淮南王不是好东西,坑了你们这么多年,愿不愿意跟我走一遭,让他有错就认,挨打站好?”&br&&br&在万千呼声里,邓小白回头尴尬的冲白倾城一笑。&br&&br&“娘子,这次赶考或许时间久一点,要不……你陪我一起去?”&br&&br&老板娘倚门笑着,初春的阳光打在脸上,点点斑驳都是美。&br&&br&邓小白,骗老娘这么久。你完蛋啦。&br&&br&完。&br&&br&不知道题主说的有趣是哪一种,这篇算不算?&br&(这一篇,可能会跟这个大坑最后接到一起&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如何以「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为开头和结尾写出一个故事? - 房昊的回答&/a&)
那一年天下兵燹,朝野无道,有姑娘身披青衫,眉黛淡淡,乘着狂风一路奔走,说我要去江南,江南好,柳枝新芽扬,有隐居状元郎。 姑娘说那人文韬武略,曾记十年前状元游街,他提笔上马,能安天下。 ·1 江南二月,枝头犹有千点雪。 木叶镇的小酒馆里,三十四…
&b&触及根本的是英国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对于法兰西的优势&/b&&br&&blockquote&在此做一个搬运工作者&br&&br&&br&刘仲敬扬州讲座整理:债务税收和国际证券市场的路径约束&br&[00:00:05]我们今天提到关于英国的财政制度,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和国债制度的问题。这个制度涉及到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名与实。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阴阳两面。阳的一面就是,议会制度、关于新教改革的争论、宪法制度的争论,这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阴的一面就是财政制度,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国债制度和减债基金。照皮特时代的说法,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英格兰宪法的一部分,而且是英国对大陆优势的根本所在。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如果倒回去,倒到1650年前后的话,那么实际上,伦敦的银行和金融制度,在全欧洲范围内,即使不是最落后的,也是最落后之一。实际上,主要的金融中心都集中在欧洲大陆。100年以后,到1750年以后,情况就恰好相反了,英格兰银行的地位已经异常稳固,而伦敦的债券市场已经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斯图亚特王朝倒台了,发生了光荣革命,立宪君主制从混乱到稳固,整个过程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br&&br&[00:01:15]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说,金融制度最先开始是从什么地方呢,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有几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但是没有伦敦,在南方是热那亚(Republic of Genoa)。照马基雅维利的话说,热那亚共和国以混乱和党政而著称,但是圣乔治银行(Banco di San Giorgio)却以精明和审慎著称,如果热那亚共和国能够具备圣乔治银行一半的德性的话,那么这个共和国是不可能灭亡的。西班牙王室的财政代理人,主要是热那亚的银行家。另一个银行中心就是刚开始、但是日益强大的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荷兰本地人,而是依靠外来的、全欧洲各地移动而来的新教徒,特别是来自安特卫普和法国的新教徒,那些人多半是流亡者。第三个金融中心是里昂,法兰西王室从百年战争时期()开始,一再的压榨里昂的银行家,包括著名的科尔(注:雅克o科尔)的故事,往往是资助了法兰西国王的银行家,最后都会落到抄家破产的地步。所以里昂的金融中心,因为它受法国王室的控制太严格,就不如热那亚共和国,和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重要。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国王在巴黎的干涉还是太强了,相比之下,西班牙国王对热那亚的干涉能力就弱得多,而阿姆斯特丹的自治权又是保留的最强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就是,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里昂很快就要退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安特卫普正在没落中;热那亚还能够以稳健的方式,维持几个世纪,但是势头已经渐渐被北方抢去。这时候伦敦的金融生态圈还是处在草昧时代。 &br&&br&[00:03:06]当时在1650年前后,伦敦实际上是没有银行家的,只有金匠。金匠的正业,实际上,他就是卖金银首饰的人,但是因为他卖金银首饰,手上就有一些现成的黄金,所以他的信用比较好。大家都相信,手上明明放着很多金器的人,欠了债也不会还不起来,大不了到法院去,把他店里面存的那些金货拿出来拍卖一下,拍卖以后钱自然就来了。所以把钱借给这种人,那是没问题,保证能还的。所以这些金匠就起到了一个准银行家的作用。有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去问金匠要钱,没事情的时候,大家的钱都会借给金匠,存在里面。但是这些金匠,在正式上还不是商人,实际上是手工业者,这就是当时伦敦的状态。当时的伦敦有极少数的借贷人,多半是外国人,犹太人或者是荷兰人之类的,本土的真正的英格兰人很少有人做这方面。这是革命开始以前,或者说内战开始以前,伦敦的政治生态圈。这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情况。以前都铎王朝的灭亡,在需要借款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到阿姆斯特丹去借,像爱德华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都是这么干的。爱德华六世国王(在位)在萨姆塞特护国公的统治时期,依靠通货膨胀来筹集资金,导致英格兰王室在阿姆斯特丹市场的信用一落千丈。而伊丽莎白一世主要的政绩就是,她不惜血本,宁可牺牲王室的土地,一定要恢复英格兰货币的币制。结果在她在任的时间,英格兰王室在阿姆斯特丹的信用急剧上升了,这是她对英国最主要的贡献。从这些情况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在当时的国际金融网络空间,是一个草昧之地,是一个非常外围和边缘的地区。国外的金融家对英国本身能够产生控制作用,而不是反过来。 &br&&br&[00:04:51]复辟时期,1660年以后,王室开始渐渐的把它的收入放到债券市场上面,主要原因还是被动的,还是因为国会给的那些税收和担保,不能够满足国王不断增加的需要。而向国会按正规程序要钱的话,手续太复杂。太复杂的事情大家就不大愿意去干,宁可采取比较饮鸩止渴的手段,借一些短期的债券,然后把这些债券拿出去,再卖,再周转,哪怕是利滚利,滚向更大的利润。这些钱,一般来说是用海关收入,或者是用克伦威尔时期开始的货物税来担保的。但是海关的管理在当时也是极其混乱的,有些地方的海关已经采取包税制,另一些地方的海关比如说爱尔兰海关,就完全不一样,王室对海关本身也没有一笔账,也没有长远打算。从查理二世的角度来看,他对从各个环节来的收入:爱尔兰王国的收入,来自法国的资助,来自天主教徒的捐款,国会拨给他的土地税,从阿姆斯特丹借到的钱,对他来说是没啥区别的。他用各种东挪西借的手段,把这个渠道弄的钱弄到下一个地方去用,然后从下一个地方弄到的钱又弄到这个地方去用,过的是一种得过且过、有一天算一天、明天怎样我还不知道的那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一直到光荣革命为止。当时的情况下是,王室和国会相互猜忌,因此谁也不愿意考虑建立财政制度的问题。 &br&&br&[00:06:21]奥兰治亲王的联姻给国会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荷兰人不是白来的。你既然要求他替你赶走讨厌的詹姆斯,那他自然要索取一点收入。索取一点收入不仅仅是荷兰带来的那五万大军的军费,而且他还有一个外交上的需要。威廉亲王之所以愿意干这种事情,主要不是因为他对英国新教徒有多么好的好感,而是关键在于,当时的国际主战场是荷兰人和法国人作对,奥兰治亲王和路易十四作对,公愤和私仇加在一起,双方都很想把英国加到他们那一边去。而查理二世采取的是首鼠两端的政策,他签署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条约,一面向路易十四保证支持他,一面又跟荷兰人签订三国和约保证支持荷兰。两份条约都有各种保护性条款,就是说,在新教徒问题解决以前,暂不执行三国协约;在继承权问题解决以前,又暂时不执行英法协约。这样他等于是两头都占便宜,但是对谁都不做确定的承诺。这种狡猾的手段到詹姆斯时代就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光荣革命以后,奥兰治亲王对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可以不管英国国内的事情,把这些事情交给英国本土的贵族去管,但是,英国人要答应他,把英国完全拉到荷兰这一边。这一方面等于是双方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如果没有这样的默契的话,他还不愿意劳师动兵,在路易十四正在威胁很大的情况下离开荷兰本国。 &br&&br&[00:07:51]要知道,1688年远征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差一点,荷兰是很可能会因此亡国的。因为路易十四的大军在奈梅亨和约(Treaties of Nijmegen, 1678)以后,就已经部署在英格兰南部,随时可以打进荷兰。前不久他已经打进了荷兰,包围了阿姆斯特丹,占领了荷兰的大部分。勉勉强强的,因为三国同盟的关系勉强退出,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这时候他正在边境集结重兵,谁也不知道他的军队打向哪一方面。奥兰治亲王的舰队刚刚出港,法国又发动了战争。但是这次侥天之幸,这一次他的战争向德国方面前进,向莱茵河流域,向西部的哥廷根一带前进,把德国西部最肥沃的土地都占领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下他如果不打德国,把主力用在荷兰的情况下,估计荷兰就灭亡了,因为荷兰的主力已经被奥兰治亲王带到英国去了。这一次战略失误,等于说是非常侥幸的,跟无敌舰队出现在英国海岸时那样,一样侥幸。当时如果听了伊丽莎白女王的话,恐怕西班牙人就已经打进英国了。这一次也是非常侥幸,如果路易十四像上次战争的时候那样,把荷兰当作主战场,荷兰说不定就亡国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机会就永远错过了。英国和荷兰既然有了同一个君主,又结成了联盟的话,那么他就不得不卷入了以奥兰治亲王为核心的战争。因为后来英国取代荷兰的霸权,所以大家往往认为是英国称霸了战争。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不是这样。因为荷兰是处于主动地位,而英国,等于说是付出了血本,替荷兰人当枪使了那种感觉。 &br&&br&[00:09:27]战争是需要筹款的,但是这个筹款不能通过征税的方法搞掉,因为以前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都是因为征税而得罪了国会,搞出了国内的问题。而威廉既然来到英国,又是根据国会的意志去替他们赶走老国王,那么他有一个基本的默契就是,你当我们的国王就不能再向我们额外要钱了。但是战争又是需要钱的,他的办法就是怎么做呢,就是大量的推行短期贷款和彩票发行,用这种手段筹钱,就等于是绕过了原有的税收体制。因为原有的税收体制,需要分散的跟各郡的乡绅谈判,这是很费事儿的事情。但是你自己出去借钱,去发行彩票和短期贷款,对那些土地贵族、乡绅没有直接的损害。表面上看这些钱不是从他们的身上来的,所以他们的反抗不直接。但是问题在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钱,你总得有个抵押和担保吧,如果不拿税收做抵押和担保,也没有人愿意买你的彩票或者是把钱借给你,所以最后的结果你还是要拿国税做担保。国税到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内,还是要国会做担保,要不然这个钱还没人借给你。最开始的时候,在1691年以前的几年内,发行的彩票和短期贷款就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说,利率很高,高到9%,而购买者寥寥无几。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偿还没有保障。要偿还有保证,必须国会说话担保。国会担保了以后,钱在国会手里面,才能偿还。如果是国王和第一财政大臣搞出来的,大家对你没有信任,因为以前查理二世也搞过国库止兑事件,这样一来谁也不知道国王发行的债券到时候能不能还,如果国会不担保的话大家对国王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国会要担保,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我们赶走詹姆士国王就是因为不让他征税,现在你来了以后你还是要向我们征税,那么我们何必要把詹姆斯国王赶走呢?所以光荣革命最开始的几年内,国会仍然不肯给担保,不给担保就没有钱,没有钱,战争就没法打下去。最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折衷性的办法,就是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这三个公司的情形。 &br&&br&[00:11:34]说到这三个公司恐怕有很多人都会想到中国现在的很多融资公司,这个性质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这些公司他们到底算是政府代理人还是资本主义公司?答案是,应该是政府代理人的性质是为主的,至少在最开始的阶段是这样的。如果它们是纯粹的私人公司,没有政府给的特许权的话,那开始的第一批资本就筹不到,而他们开始的时候主要作用也就是给政府充当白手套:名义上是英格兰银行在筹资借钱,实际上借到钱以后,这笔钱马上就要借给威廉和玛丽的政府作为长期贷款。长期贷款跟短期贷款是不一样的。短期贷款,比如说9%的利润,我到阿姆斯特丹去向荷兰人或者胡格诺教派,或犹太人去借钱,借到了钱以后过几年就要还。这笔钱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去卖的话,是以非常亏本的价格流通,往往是三折到四折的都有。这个情况很像民国初年。民国初年财政危机的时候,政府资不抵债的时候,就发行了各种各样的债券。这些债券一出手,比如说,一百块钱的债券我拿到手上去,到上海的证券市场去卖的话,三、四十块钱你能够卖得出去,都算是你很走运的了,一般是二十五块钱,二、三折卖出去。很快,过不了几年就一文不值了。这还是中央政府发的债券,如果是地方政府的,比如说张宗昌那种人发行的军用票呢,那么答案就是一文也不值。张宗昌在军队在的时候,用枪杆子指着你,你敢不用我的军用票,我把你的店给封了,你不敢不用。拿着军用票来,你只能把东西卖给他,但这就跟直接抢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拿了他的一百块钱军用票,你到上海去,人家肯给你一块钱的东西那就算是发慈悲了。很可能这东西你留下来就像沙皇的卢布一样,留下来给子孙做纪念品了,你就是完全赔了。像这样的军用票在民国出现的多得很,二、三折的国库券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了。 &br&&br&[00:13:22]英国开始的信用,威廉和玛丽女王,开始的时候发行的那些彩票之类的东西的信用,虽然比民国政府要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好到很高的地步,总之是很惨烈的。而且过上三、四年你就要还本付息,那时候你又得借更多的债来,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模式。而如果一直按照这种模式搞下去的话,说不定威廉的政府过不上几年也就跟詹姆斯一样垮台了,而光荣革命也就变成一个失败的记录,留在历史记忆中。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其实两家融资公司的性质有点不同。英格兰银行搞出来的、筹资筹到的钱,是国际性的,包括伦敦商人的剩余资金,和阿姆斯特丹或者是欧洲各国的投资,按照当时留下来的账目,实际上全欧洲都有。伦敦商人是占大头的,荷兰人投的钱是占第二位的,法国银行家、胡格诺教徒之类的投资是占第三位的。还有一些普鲁士人、波兰人和奥地利人参与在这里面。 &br&&br&[00:14:32]英格兰银行成立以后,它筹到的钱首先以长期债券的形式借给政府。长期债券一般来说,还款期限就是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不等。从当时政府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再还,这跟不还是没什么区别的。二、三十年以后,威廉王子也都活不了那么久,他的那些大臣,大部分都是过两三年就要下台的,他根本不会考虑二、三十年以后的事情。有了这笔长期贷款,战争就可以打下去了,以后的事情由英格兰银行自己想办法。东印度公司那是另外一回事,它给政府借的长期贷款是依靠贸易特许权作保证的,贸易特许权就是,比如说,把东方,印度和南洋一带、巴达维亚一带的贸易托付给你,赚到的钱全部归你,别人不能做这项生意。作为这样的优惠条件的话,然后你借给我一大笔钱。商人看到,想要做东方贸易的商人觉得这种垄断性肯定有利可图的,而且你不加入东印度公司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东方去做买卖,所以支持东印度公司肯定还是有利可图的。南海公司也是这样的,南海公司也是得到特许权的。南洋也就是,所谓南海,主要是指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就是德雷克搞海盗走私活动时候征的那个地区。这个地区的贸易全部包干,包给南海公司,政府是没有钱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特许状:未来三十年,到1732年为止,只有贵南海公司能够做西班牙美洲的生意。其他的任何人想要做他们的生意,你先投股到南海公司那里,买南海公司的证券,然后你就可以做了。不投股,那你做不成。然后南海公司得到这个好处以后,那当然要有恩报恩,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特许权,我也要得给政府一些长期贷款。政府给了我几十年的特许权,我赶紧拨给政府几百万英镑的长期贷款。拿到这几百万英镑以后,先发了再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跟现在的本届政府也没有关系,先发出去再说。于是,用这种方式,他们就成功的,等于说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他收买了托利党。如果这笔钱仍然需要由国会的税收来担保的话,指不定博林布鲁克或者托利党人会发动叛乱也说不定。当时的土地贵族,已经认为是税收太高,绝对不能容忍进一步增加了。 &br&&br&[00:16:50]照当时的那些小册子的说法来说,王室的债务体系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国民划分为两大阶级:一个阶级就是,把钱借给政府的人,他们是极少数的、人数只有几万人的伦敦商人和世界各国金融家,还有好多不是英国人;另一方面也就是债[务]人,也就是说,将来负责还那个债的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伦敦的手艺人、店主,诸如此类的,这些人全都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这两个阶级的划分,等于说是,奥兰治亲王和他的政府,把宝押在这两个阶级和平上面。最支持政府的人,就是那些借钱给政府的伦敦商人,因为一旦把钱借给了威廉的政府,如果威廉像詹姆斯一样倒台的话,那么他们的债就完全是,像是金圆券一样,血本无归,一点都没有归还的希望了。所以当时的小册子作家,不怀好意的攻击奥兰治亲王的时候,就说是,他这么干是有意的,就是要以人为的方式,制造出一个拥戴政府的特殊阶级,因为这些人借钱给了政府,所以他们不能容忍政府倒台。而这些阶级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跟英格兰国民的利益是整个相反的,他们是极少数的人,而且还是本国资本家和外国人控制的本国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在这个阶级的压迫之下,是处于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的。当时的话,你看当时的评论,与后来的评论是截然不同的。如果等到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人民是自信满满,他说是,英国的国债制度是英国优于欧洲大陆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能够打破拿破仑和法国的主要原因。但是国债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评论是完全不一样的,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制度,英国人将来就要亡在这个制度上面了。而且还要拿法国作为先进典型来评价,因为法国人借了债以后,在战争停止以后,政府会组织还债,还光了以后再想办法再借。而英国这种借贷、借贷,利滚利的制度,好像是要越借越多、将来永远看不清还清的日子一样。而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这样的组织,就好像是骑在国民头上的一个吸血鬼一样,好像会永无止境地吸收国民的膏血,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br&&br&[00:19:06]之所以能够搞成,也还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远见。托利党的土地贵族认为,只要这样做能够不把税收直接压在我们头上来,不加税,我们就能够容忍你;而政府这一方面呢,只要现在能够搞出钱来,9%的利率也不管,几十年后的事情谁管那么多呢。那些金融家的事情就更不用管了,首先,我拿到了你的钱以后,搞出了债券,然后我把这些债券拿到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去作为抵押,用抵押出来的,再利滚利,我的资金就整个周转起来了。那样子以后,几十年以后,反正你国王还在这里面,我也没有关系。如果国王敢背信弃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荷兰的商人和压力集团,通过政治上的威胁来要挟威廉和玛丽政府。你得注意,这一套在英国人看来,当时是很不熟悉的,他们非常不信任这种新的体系;但是对荷兰人来说倒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荷兰人,奥兰治亲王本人在当荷兰总督的时候,在对付路易十四筹款的时候,已经在荷兰本国阿姆斯特丹的证券市场上,大量的发行债券来支持他的战争。所以这件事情在他,是玩儿惯了的;但是在英国人来看,还是很新鲜的事情。他玩儿这一套,实际上在英国形成了一个双重政体:他本人,除了外交和战争以外,对英国的任何事务都不关心也不在乎,只要英国能够支持他去掐路易十四,他就心满意足了;而英国本国的事务,你去实行高度的自治,那绝对不违反他的利益,实际上他还巴不得不管这些事情。而英国的贵族要的就是这个,付一点代价没有关系,只要谢天谢地,等于说是来一个外国君主,他管不了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一切都自己做主,这样就太好了,付这样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br&&br&[00:20:51]于是按照这种妥协的方式,1694年以后,新的、以融资公司为主的国债体系逐步的建立了。战争的主要开支,依靠国债筹集。从纯粹数量的意义上来讲,大概三分之一,国债的收益占了英国政府岁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好像三分之一不是一个很高的数目,但是你得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灵活不灵活的问题。就是说你拿三分之一,表面上只占三分之一,占总岁入的三分之一,但是真正意义上来讲,政府能够有效利用的收入,可能是百分之八、九十,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三分之二的收入,表面上是三分之二的收入,但是它是捆死了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定向开支,是因为它是以前,征到的税收都已经有了固定的用途。比如我从布里斯托尔海关征收到了几百万镑,但是这几百万镑,我早就预定好了,是发给皇家苏格兰船队,或者发给皇家丹彼尔船队的,这些船队不能一天不吃饭。这些几百万收入,表面上看起来,在第一财政大臣的账目上转了一转,但是实际上财政大臣是不敢用的,拿到这笔钱你马上就得花出去,不花出去这些人闹饷怎么办。所以这笔钱存在,[数目]很大,但是你不能拿来灵活运用,对于财政大臣来说这没多大意义。另外那三分之一的钱,它好在哪儿呢,好在可以灵活应用,因为它没有特定的、事先锁定的用途。我可以拿去买一批船到荷兰去,也可以买一批船到美洲去,怎么用都可以。这样可以灵活应用的开支才是政府真正需要的。 &br&&br&[00:22:23]灵活应用的开支哪怕只有百分之十,都比不能灵活应用的绑死的百分之九十开支都还要重要。如果说是,一个政府能够有三分之一的开支是可以灵活利用的,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你只要比较一下当时西班牙人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西班牙王室收入的四分之三,在还没有进入国王的口袋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用来还债了。因为以前历代的国王欠下的债已经是受不了了。国库的四分之三的收入,刚进了国库马上就要拿出去还债,国王只能够拿到四分之一。而且四分之一,不用说,还有好多用途是绑定了的,这儿开支那儿开支,政府不可能一天不吃饭,那么多人都指望着国王陛下吃饭的,大部分都拿出去马上就要花掉。国王真正能够拿出来灵活开支的,可能连百分之十都不到,而英国政府居然能够有三分之一的收入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他比起西班牙人来说,那个优势就不是数量上的、单纯数量上的优势。那不叫数量上的优势,那叫数量级优势。数量上的优势就是说,我有一百万,你有两百万,大家是一个层次上的人,你比我富一点;数量级的优势是怎么样的呢,我每个月拿五千块钱工资,李嘉诚每个月投资几百万,这是一个层次上的区别,你从数量上说他收入多少,跟我的工资比,那是根本毫无意义的事情。靠着这个三分之一的周转资金,这等于是赋予了英国人一个,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是层次上的优势,使他能够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 &br&&br&[00:23:50]但是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以后,这又涉及一个重大的选择问题,博林布鲁克和他的保守党政府在安妮女王一朝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很重大的选择:今后的财政是怎么办呢?按照这种国债体系,当时国债搞出来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当时应付过去了就算了,以后的事情大家管不了那么多。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打算继续借下去,借新债来还旧债呢,还是打算用税收来抵债、来减债,或者是采取其他什么办法?随便哪种办法都是有代价的。你借新债来还旧债,实际上是最省事儿的办法,当时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这样有一个后遗症,就是说,你以后的下一届政府,每一届政府都借新债还旧债的话,最后你早晚会搞成西班牙人的那个样子,钱一进门的话,四分之三,绝大部分都要用来付利息了,不知道会搞到哪一天为止。但是你要还债的话,还债是用预期岁入赎回债券,那就等于说是,撕毁了奥兰治亲王当时的默契,地主乡绅肯定要闹事了,如果你要他们出钱的话,那他们肯定就觉得,当年赶走詹姆斯国王都是白干了,一朝回到旧社会,我们白干了,这会引起政治危机的。 &br&&br&[00:25:05]而且博林布鲁克,能够取得辉格党的支持,关键就在于,他当时打出的口号就是:结束财政扩张主义,减轻地地道道英国人民的负担。等于说他的口号就是,你们以前的政府只顾搞海外扩张,把极大的财政压力压在英国本地的地主乡绅头上,现在我们要扭转乾坤,把国家拨乱反正,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如果我一上台就撕毁诺言的话,以后竞选我就不好竞选了。两方面利益都要顾到的话,所以办法是怎么样的呢?他,第一,不能向地主乡绅加税,相反,他还必须减税,因为以前斯图亚特王朝末期和奥兰治亲王初期的时候,土地税已经相对来说是太高了,九十年代重新征收土地税的时候,又一次增加了土地税,现在强烈的呼声是要求减轻底层的负担,因为地主等于是英国农村的精英,他们是不好得罪的;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政治责任感的话,当然可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佩服博林布鲁克的保守党政府,他们采取的做法是,无论如何都还要减债,趁着短暂的和平时期没有打仗、政府开支可以不必扩张的情况下,要解决前几代积累起来的债务问题。 &br&&br&[00:26:19]这个债务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答案是,主要依靠债务重组,依靠减债计划。减债计划也是另外一个基金,成立专项的减债基金,来完成减债计划。用减债基金赎回政府以前发行出来的各种债券,而这些债券必须得分类重组。在各种债券中间,彩票是最短期最危险的,短期贷款其次,长期贷款还比较好。政府的基本逻辑是,尽可能的用比较长期的贷款,来换掉短期的贷款;用比较低利率的贷款,来换掉比较高利率的贷款;用年金来换掉贷款本身。年金是一个特别有好处的更换方式,因为你变成了年金以后,你的地位就改变了。贷款是一回事,我把钱借给你,我可以要求你连本带利全都还给我;但是年金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买了你的年金,那我就是永远不会再要求本金了,我是打算子子孙孙专门吃你利息了。如果我的贷款变成了年金,实际上政府就松了一口气,本金我永远不用归还了,我只要付利息就可以。然后这个空出来的本金就变成你可以调动的一个灵活资本。从账面上看来,好像债务没有变化,欠债还是那么多。但是实际上,你欠的正常的贷款是随时挂在脖子上的一个磨盘;但是你这个年金呢,年金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钱,你等于说是只是养了一批公务员,只是相当于是养了一批不干活的公务员,只需要年年给他们付股息,付股息那就比连本付息要轻松多了。所以当时博林布鲁克政府的政策就是,利用减债基金来更换三大金融公司发行的债券;用政府股票和年金,来替换债券。 &br&&br&[00:28:04]这个政策是保守党政府首先发明的,但是最后真正把这个政策执行成功的,则是乔治王朝时期的沃尔波尔。他所采取的政策是,利用伦敦金融市场的逐渐繁荣,不仅要更换年金,而且还要相应的减低年金。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做成像法国人或者说西班牙人做的那种赖债的形式,那样政府的信用自己就要维持不住。而是要利用金融市场的繁荣和造成的利率本身的减少、利率本身的下降来顺水推舟。这件事情主要不是因为政府自己搞成的。当时政府对于国债以外的市场,其实本身也是缺乏了解的。真正的变化还是出在伦敦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在这几十年之间的发育。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伦敦基本上是没有金融市场的,大多数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是在1690年代以后的二十年成立的。在这二十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战争开支和战争周转,给了这些金融公司以通过代办业务而繁荣的极好机会。代办公司是一层套一层的,比如说我买了政府的彩票或者是短期债券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不会拿着这个债券,等着他将来还钱,而是我立刻就要把这个债券卖出去,利用这个来回的转手的过程中,搞一些投机活动,然后下一个买家是谁我就不管了。如果说是,我找不到下一个买家的话,我开始的时候这个政府债券我根本就不买。所以如果没有当时的保险公司和多层次的金融公司在伦敦出现的话,估计债券出售政策一开始就玩不转。 &br&&br&[00:29:46]有了这些附加的民间公司,做多层次的周转以后,第一批购买政府债券的人,他看到他卖债券是有把握的,然后他当时就买了债券。而买债券的人买了以后,当然他最好的办法是,就近出售。如果要到阿姆斯特丹那么远的地方去,有很多人就会懒得买了。所以这样的话又有很多代理公司出现了。代理公司的好处是什么呢,我家住在伦敦,我买了债券,应该送到阿姆斯特丹去卖的,我不,我在伦敦本地,找个伦敦代理人卖掉。你这个代理人买了我的债券以后,你自己再运到阿姆斯特丹去卖,或者是运到哪里去卖,那就不干我的事情了。我在伦敦卖掉,这就是我的事情,以后你代理公司再怎么周转,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些代理公司产生以后,经过多次经营以后,他自己就变成了次级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后来成了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前身。它经营了这个业务以后,是起了一个保险项目的作用。买到你的债券,然后把你的债券换成其他的项目,比如说是,换成船队,这个船队开到达连地峡(Isthmus of Darien)去,政府的债券变成船队的股东,变成一个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这个股票又再上市,上市再上市,经过几次上市以后,最初政府出售债券的风险,就经过了N多次的稀释,多次稀释以后的风险不再集中在第一批购买人的身上,这个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够深化。 &br&&br&[00:31:05]金融体系的深化,才是英国国债政策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做个深化不是英国政府自己设计出来的,甚至不是英国政府自己想到的,它是一个误打误撞碰进去的做法。好比说我这一杯水,处在一个快要结冰的状态,但是还没有结冰,表面上看像一瓶水。如果没有外界的扰动,它可能始终是一杯水,没有动。但是我如果扔一块冰块到里面去,有了这个冰块做核心,那么刹那间,整个水杯里的水就会冻起来。英国当时伦敦的市场就处在这种状况下,一杯快要结冰的水。它上面已经有大量的资本在流动,而这些资本送到阿姆斯特丹去或者送到热那亚去又不太合算,如果在本国周转更加合算。但是还没有人给它投一块冰,所以它还处在离散的状态下。政府的国债政策,实际上是,嚓的一声投了一块冰在中间,以这块冰为凝结核,刹那间,二、三十年之间,整个水杯就冻起来了,于是整个伦敦的金融事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状态。 &br&&br&[00:32:04]而且由于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在开始进行战争的时候,他的财政收入是不如荷兰的。尽管英国的钱比较多,但是因为它的金融体系非常落后,分散的土地税和海关货物税征到的钱很少,在财政上还不如荷兰丰裕。但是它自从借贷以后,财政收入突飞猛进,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势力的繁荣。所以在1700年的时候,伦敦的金融市场远不如阿姆斯特丹;但是在1750年的时候,伦敦的金融市场已经超过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间,开始的时候是,伦敦的商人做了阿姆斯特丹商人的魁儡;但是结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商人大量地把他的资本移动到伦敦来。不仅因为英国在地理上更安全,而且还因为更多的交易发生在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而且,通过这几重交易以后,等于说是一鱼多吃,政府那笔钱我可以有9%的利息,经过多次交易以后,基本上每一次交易的话,我一般还可以有5%~6%、一般是7%的利息,如果我拿政府的钱第一次买了债券以后,第二手交易买保险公司,第三手交易用来买达连的船队,第四手交易用来买弗吉尼亚的烟草,第五次交易又用来买马里兰的特许权,连续同样一笔钱,从政府债券到民间股票,连续在我手里面周转五次的话,那么我可以第一次赚9%的利润,第二次赚7%的利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赚5%的利润,同样一笔钱在我手里面连续周转五次的话,那么这个利润就是非常之庞大了。这样的收入,比我在阿姆斯特丹和欧洲大陆本地做生意,更不要说是种地的收入,要大的多。 &br&&br&[00:33:43]这样做造成的一个特殊的副作用就是,荷兰的大部分资本在这个时间内,由生利的资本、由投资的资本,变成了食利的资本。直截了当的说就是,荷兰在奥兰治亲王刚来的时候,他的大部分钱财,是放在商人的手里面,商人拿了这些钱到巴达维亚去,到东方或者是其他各个地方去做生意,去赚钱去了;在五十年以后,这些钱全都借给伦敦的银行家了,你到东方去做生意,比如说能够挣到12%的净利润,这个利率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你借给英国政府以后,然后再按照我刚才描绘的那种方式,连续在中间转手五六次的话,你实际上是可以搞到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五、六十的净利润。而且这个利率是非常安全的,远远不像到东方或者是其他船队上去,说不定你在半路上遇见哪家海盗,或者是遇见风暴就沉了船了,血本无归。从不安全的地方到安全的地方,同低利息到高利息的地方,结果导致就是,整个荷兰共和国,由一个做生意的国家变成一个吃利息的国家,荷兰变成了一个领取英国国库养老金的国家。他渐渐的,开始的时候他是借钱,但最后渐渐的,钱变成年金以后,他根本不想把钱取出来,而且非常害怕把钱取出来。因为你到别的地方去找这样稳定的收入,还不好找,随便什么收入都有风险。而英国政府呢,在这五十年时间内,还非常罕见的,从来没有赖过债。你找一个保证赚钱、从来不会赖债的交易对象,这太难了,太宝贵了。这样的交易对象你只要能维持住,倒找钱都可以,何况人家顶多让你减一下利息。 &br&&br&[00:35:28]在这个时候,沃尔波尔当了首相,他抓住了借贷人这种心理,他提出:英国政府也应该从普遍的繁荣中间获利。这个委婉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尽管我们开始,1691年的时候,我们借钱的时候,说是9%的利息,但当时的话,市场利率都还是7%。但是现在经济已经繁荣了,经济繁荣的作用之一就是,利率普遍的下降,既然大家现在的市场利率已经普遍下降至5%左右了,你单方面要求我们政府仍然按照9%的利率给你付,那就不公平了。因为大家都赚钱了,不能说是只有你们赚我们不赚,有钱大家分,我们也应该分一份。考虑到我们政府的信用是如此之好,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客户,我只是给你降了点利率,但是你还是要比投资到别的地方去、冒很大的风险要强得多。你看一看吧~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资金重组计划。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资金重组计划,那么减债基金就可以分为三块:一块,你把你的长期债务,变成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股票。以前你是借了两百万镑给我们皇家海军,到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连本带利,把两百万还给你。现在这两百万镑我不用还了,我们以后永远不再还了,我们拿英格兰银行的股票给你,你以后就是英格兰银行的两百万镑的股东了,你不再是债主,就是股东了。你凭着两百万镑的股票,你可以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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