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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自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学术界热衷于用各种经济学流派的观点加以解说，其所形成的滔滔之势反而混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目标、内在逻辑和理论机理。澄清认识误区，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理论误读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消除扭曲+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必须超越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对立与争论，跳出“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强化结构性视角、制度性视角和增长模式转换视角。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归结为以“整体主义+政府干预+部分计划化”为核心的左派结构主义。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简单地利用政府干预甚至计划模式来取代市场以治理市场失灵，也不是以彻底的市场化来替代政府，而是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工具进行综合治理。
　　既着眼本国实际，也具备国际视野。把本土视角与世界视角结合起来，就不会把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简单归结为全球分工体系重构，而会看到沿用了多年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和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现今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战略重构以及调整相应政策和制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同时也不能简单强调中国路径的特殊性，将本次结构性调整独立于世界分工体系和世界经济再平衡之外，而应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跳出认识局限和理论误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正如人民日报文章《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权威人士所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此为基点，正确认识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包含多重任务：从长期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之举；从中期看，推动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步骤；从中短期看，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从近期看，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核心内容的五大歼灭战是发展生产力的切入点。
　　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各种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归根结底都是利益关系。要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就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建立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通过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形成利益和谐共容的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因此，检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是否有利于发挥各社会主体的能动性，是否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
　　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从政治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来源是技术和分工水平的提升。增长阶段转换体现为产业体系升级，并会出现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局部性的革命性变化。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包含多个层次：一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基于要素投入的各种要素市场促进政策；三是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类改革；四是有利于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构性政策；五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各类创新战略。这些多层次的增长促进举措构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环境，显然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所开出的药方。
　　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制理论，生产力发展受到阻滞，意味着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体系方面存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一是通过并购、破产等方式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切断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软预算约束纽带，构建新型平等竞争体系；三是通过建立多层次创新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创新模式上的作用；四是通过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形成适应新阶段全球竞争的市场主体，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
　　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根据政治经济学市场运行理论，市场供求失衡不仅意味着需求不足或供给过剩，而且表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都出现了问题，是多环节的市场失灵。其中，生产环节中的所有制、企业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以及竞争体系尤为重要，是很多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将这些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际相结合，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认识、借鉴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内涵，就能持续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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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闻热搜榜从“新供给”研究的视角看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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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新供给”研究的视角看供给侧改革
基于十八大后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并结合协调、绿色、开放发展而归宿于共享发展的系统化的现代发展理念，随后，决策层十分清晰地表述了“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笔者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整套认识和建议，力求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并对为实现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到习近平表述的“中国梦”现代化目标提供理论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是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而引出的基本认识，就是中国为完成十三五“全面小康”决胜阶段的任务并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抓住并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命题。
1. “新供给”是对已有主流经济学成果的“破”和“立”
（一）“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从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层面考察，人们普遍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对于“千年之交”后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无像样的预测，又无有效、有力的经济学解释与对策思路？如何以经济学理论阐释中国的不凡发展与艰巨转轨进程？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存在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但又存在共同的失误，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需求侧的分析以及“需求管理”政策主张，都忽视了供给侧和供给管理问题。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框架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前提假设的，实际上是拒绝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在应对滞胀时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的系统性明显不足，其主张还是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考虑在分散的市场主体中如何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并且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的分析――因为美国不像中国必须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自然也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而且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的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以长期容忍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这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找不出清楚的依据，但在实践中却得到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真正解决问题的关键操作是教科书从来没有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一开始，美国调控当局没有对雷曼兄弟公司施以援手，后来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分别施以援手，这种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供给操作，给予了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非常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尽管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践却可圈可点：从20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二）“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和启示，以更开阔的视野，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经济学需要强化对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在基础理论层面，应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特征，划分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需求的意义当然不可忽视――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可用资源――但对有效供给对需求的引导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看，经济学研究应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及其供给能力、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这样就具有了理论的普适性，也特别适用于解释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总量调控为基本要领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这种把需求与供给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正日益凸显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正视现实，加强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应明确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只可称为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需要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的难题。过去经济学认为“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对此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前提下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这就需加入供给侧因素作深入研究。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在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市场、政府、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政府、市场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到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物质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实为人际关系的制度供给问题应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
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相对充分，将来应在供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的现实中，就是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福利陷阱”和“塔西佗陷阱”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
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构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框架下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的是由需求侧“原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相关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的优化问题。
2.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统领全局，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一句话，就在于以有效制度供给支持结构优化，激活全要素生产率，对接“全面小康”、联通“中国梦”。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适度扩大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双转”：人口政策从放开城镇“一胎化”管制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
“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应重视在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打造国家“软实力”；
“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制定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
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3. 以供给侧改革服务全局
上述学理与思路建议，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对应于中外古今全球视野的实践总结，聚焦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笔者深知，理论的争鸣是难免的和必要的，而在中国现在的讨论中，似乎还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贴标签的背后，是认识的极端化和简单化、浮躁化。“新供给”研究追求的目标，是继承经济学和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经济学理论学说做出发展，包括补充、整合与提升。
“新供给”研究强调“从实际出发”，既要充分体察中国的传统（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和国情（包括可变的与不可变的），也要特别重视现实的需要；既要体察中国的实践，也要注重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共性和个性。此外，还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注重对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做全方位的深入考察。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取得了颇多成绩，但若继续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思路，贯彻单一的“反周期”操作，其局限性将日益显现。今后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以及资源环境和收入分配等的制约，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将势在必行。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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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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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678910反思需求管理理论，寻找供给侧改革理论依据
来源: 《中国民商》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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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要想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在紧密结合实际的同时将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必须在反思需求管理理论的同时，找到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
　　一、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五大缺陷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
　　凯恩斯理论存在如下五大缺陷：
　　一是过分强调需求侧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作用，相对忽视供给的作用。而实际上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里的供给不是狭隘的产品供给，而是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力量，包括主体培育、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结构优化、制度变革等。许多人分析宏观经济动不动就是“三驾马车”，我们不能说它完全不对，但存在明显的缺陷。
　　二是过分强调短期分析，相对忽视中长期分析。但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短、中、长期相结合的，短期趋势是建立在中长期趋势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将中长期的发展趋势看清楚了，则不必太在意短期的趋势，“管你短期东南西北风，我自气定神闲”。而如果只关注短期数据，我们就会随着波浪起舞，其结果是晕头转向，不知东西。
　　三是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对忽视市场的作用。凯恩斯理论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前提，那就是政府是理性的，总能代表全社会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故特别相信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控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实际上政府并不总是理性的，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官员也会受任期的限制而追求短期政绩，而相对忽视全社会的中长期利益。
　　四是过分强调宏观总量分析，相对忽视微观行为分析和结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发展往往是宏微观相融合的，宏观总量是建立在微观行为基础之上的。宏观总量是个体的总和，只有看清了大多数个体的行为状态，才能科学把握宏观态势。同时，现实中很多问题并非都是宏观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凯恩斯理论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并不适用。
　　五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分析，相对忽视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往往是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运用经济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发挥其他学科的作用。
　　二、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被过度重用的原因
　　在凯恩斯理论出现后，人们对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在研究经济增长（如GDP增长）时，“三驾马车”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而供给侧因素或供给侧力量则较少考虑。其原因在于：
　　一是需求管理理论契合了政府的需要。需求管理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提供了明晰的政策干预工具，因而为各国政府所喜爱。而且，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为使用者带来了权力，也带来了直接利益，故一旦用上就很容易上瘾，难以摆脱。
　　二是需求数据容易获得，较方便做研究。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的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清晰，衡量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明确，统计数据较容易获得，为政府和研究者所喜爱。而供给侧因素则相反，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争议也较大，评价指标体系不明确，统计数据难以获得，因而被很多人所忽视。
　　三是教科书上的供给定义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既然供给是指生产者的商品供给，那么在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企业产能常常过剩的情况下，增加供给似乎已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只要考虑需求拉动就可以了。而实际上，商品供给只是广义供给因素发挥作用的一种结果形态，远不能代表供给侧因素本身，新需求是要靠新供给来创造的，供给才是原动力。
　　三、供给侧改革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来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作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以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在论证供给管理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主要观点：提高税率虽从短期看可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新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笔者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人本发展理论主要体现了供给侧改革思想。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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