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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模范记者的《中国模范生》
这是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正史之作。
这个偏居东南一隅、自然资源十分匮乏的省份，是怎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重镇的？那些不起眼的商人是怎样“洗脚上田”、成为最受关注的商帮集团的？温州模式的真实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这里会聚集中国最大规模的专业市场集群？“中国制造”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并遭遇困境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与自然、社会环境有没有可能和谐相处？
这都是让人着迷的“世界级课题”，在这些问号的背后几乎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全部民间答案。
胡宏伟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变革主题为中轴，对浙江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一次清晰而颇有深度的解读，他的工作让人产生敬意。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研究中国问题已成为一门“显学”。无论在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目前最流行的学术视角是制度变革，芝加哥流派的制度经济学因此颇受倚重。与之相比，胡宏伟的观察则显得更加的广阔，除了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之外，更采用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一个后发展中地区的超越式成长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描述了浙江民众在各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创新和他们的行为模式，强调了变革的本土性、阶段性和妥协性的特征。在过去的30年中，浙江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模式更加稳健，民众的富足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增长比较均衡，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基层民主建设循序渐进，正是这些发展成果让浙江经济成为最具标本意义的研究对象。而对这些现象的研究与解释，正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共同课题。因此，胡宏伟提供的大量事实和数据堪称珍贵。
与此同时，胡宏伟还充分强调了民众的创造力和人的进步。在本书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历经百难的浙商群体。
从商业史的角度上来说，每一个企业家，都恰如其分地出现在属于他的那个年代。当美国大工业即将崛起的时刻，洛克菲勒、J.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出现了；当电脑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比尔·盖茨、戴尔出现了；当日本从一片战争废墟中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和井直熏出现了。在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正是一群出身草莽的小人物烘托起了一个火热的创业时代。他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群改变了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人俱出身卑微，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商业教育，他们的创业历程从穷乡僻壤起步，跌跌撞撞，倔强前行，终成一支显赫的商业力量。30年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无比活跃、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久的商业奇迹，他们自己也成为全世界最不容易被打败的商人。这群看上去很普通的人，不是“产生”于某个时代，而是他们自身创造了这个时代。以提倡大历史观而著名的华裔学者黄仁宇在晚年曾指出，“中国所面临的变革，其深其难，实在于中国人的生活宗旨的改变”。胡宏伟的研究其实已经很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个深度，而这正是中国未来将面临的最大变数和挑战。
2007年底，浙江人民出版社楼贤俊社长问我：“如果要写一本关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书，你推荐谁来写？”我脱口而出：“胡宏伟。”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是相交近20年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
在超过20年（）的传媒业经历中，胡宏伟几乎目睹乃至参与了浙江变革的所有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职业的缘故，在过往的20多年里，我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市。那不是一种类似踏青者心绪漂浮的游历，而是如同老农伺候自家后院的一亩二分地，时时伏下身去嗅闻泥土的气息，小心翼翼地深耕，仔仔细细地观察。我一直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改革开放的雨露之下，秋天，必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收获。”他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有过专著《温州悬念》；他是最早对浙江专业市场和产业模块进行研究的记者；他是“炒房团现象”的最早观察者，著有《温州炒房团》一书；他是很多著名浙江企业家的好朋友，写过《非常营销》一书。他用脚走遍了浙江的每个角落，用手写了数百万字的报道文字，用脑思考了无数个问题，如他这般“脚、手、脑”并用、持续20多年专注于一块土地万千演变之人，举目浙江，已是非常罕见。所以，他正是这一选题的最佳创作人选。
正如胡宏伟在后记中所深情流露的：“我始终认为，自己最幸运的，是生逢浙江。这个清秀的、有山有水的沿海小省，却蕴藏了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活、最深厚、最强劲的动力元素。”我很了解这位知交多年的老朋友，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写下这段文字时的内心激荡，也为他能以如此富有责任感的心境和充满才情的文笔完成一部即将流传的作品而无比的高兴。在他最终完成的这部书中，我们能够读出一种深思与反省的气质，他在改革开放的时空背景下，旧地重游、旧时再历、旧人再访、旧事再思，就跟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职业原则那样，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
《中国模范生》的价值既在当下，更在未来。梁启超在论及当世人写当世史时，曾经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事实上，胡宏伟用自己的心血凝造出了一个踏实而精致的台阶，从此往后，对浙江变革的观察将剑及履及、由此而进。
（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大败局》、《大败局Ⅱ》、《激荡三十年》、《非常营销》等畅销书作者，“蓝狮子”财经图书策划人。）
　　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却以死相拼；他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吞吞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
——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国）
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地理图谱上，发生于浙江的生动事例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改革首先从无数个村落萌生，由千百万农民掀起惊天巨浪；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执拗坚忍，前赴后继；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故事的主角，并在乡村中国放射出最绚烂的霞光；更为幸运的，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后累累财富的重要分享者。
30年前，浙江农民最初的改革冲动缘于“吃饱肚子”的强烈渴望。这一无可厚非的生理性需求，却遭受了走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严格审视。
迟到的“包产到户”
曾经前来浙江考察的著名学者都普遍认同于“大胆探索、敢吃第一只螃蟹”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先发优势，是创造浙江改革奇迹的关键。
然而，在中国改革第一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至少从全省范围而言，浙江却显得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
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对以下论断作出了历史性定格：批判并抛弃了“两个凡是”；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原则通过并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并在第九章中明确表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从1953年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包产到户就被划作人民公社体制的天然公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事实上，变通与突破早已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乡村悄然萌动。
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责任到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到1979年春耕时，包括安徽农村在内，全国已有200万个生产队的3亿社员公开或半公开地加入到包产到组的队伍中，距离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
浙江传来的消息似乎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
日，《浙江日报》披露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因黄豆苗引发的“犁豆风波”。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地处丘陵，社员素有种植黄豆的习惯。这年年初，他们得悉国家规定，每交售100斤黄豆，可抵200斤稻谷，还能奖励20斤化肥。社员们合计，本队土地贫瘠，如果种早稻每亩可收四五百斤，但化肥用得多，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成本。每亩可收200多斤黄豆，折原粮四五百斤，又可得奖励化肥40至60斤。由于黄豆收获期一般比早稻提前，可以使晚稻抓住季节；同时，豆苗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通风透气，晚稻亩产五六百斤不成问题。
左算右算，怎么也是种一季黄豆划算。虽然此前县委领导早就在广播里苦口婆心地劝说，又上升到“动摇以粮为纲”的高度威吓，凡是能种水稻的田都必须种早稻，但小农的私欲一“膨胀”，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决定，全大队清明前后种下80亩4分地的黄豆。
他们种下的不是黄豆，而是祸根。
清明之后的5月22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眼就看见了长洋大队种在公路旁已经透出嫩芽的黄豆苗。他顿时拉下了脸，责成平桥公社党委：立即逐丘排查，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苗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紧急召开现场会；第四天，又马不停蹄地召开全公社29个大队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摆正黄豆苗犁掉还是不犁掉的大是大非！
长洋大队的贫下中农们紧张了，但又心存侥幸：再拖延拖延，说不准还能逃过一劫。
等待他们和80亩4分黄豆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风骤雨。26日，一辆拖拉机隆隆开进长洋大队的黄豆田，压阵的是一溜脸色阴沉的公社领导。40多名长洋男女社员不顾一切拥上前去——为了黄豆，斗胆拼了！他们手挽手坚决拦住了拖拉机：“长势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下了死命令：“冲过去，冲过去！”社员洪昌兴对30年前的这一幕至今铭刻脑海。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乘人不备，悄悄过去关掉了拖拉机油门。队里另一名社员气愤地指着公社领导的鼻子大喊：“无法无天，伤天害理！”于是他立即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公社领导明确指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一定有坏分子在搞鬼，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示众！
贫下中农们不得不选择退却。这已经不是几亩黄豆的问题了，谁都清楚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三天之后，62亩4分黄豆苗被齐刷刷犁平。黄豆没了，由于已错过了季节，补种的早稻也随之严重减产。
《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的长篇记者调查，还连续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读者大讨论。《人民日报》对此事件也迅速作了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犁豆风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信息是，在当时，浙江农村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仍然被严重剥夺，至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包产到户则更是痴心妄想！
全国的风向标则依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1980年1月，安徽再次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明确表示，在现实特定条件下，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事实上宣布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当年春耕前后，安徽农村2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
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的***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1980年8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9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75号文件虽然没有全面肯定包产到户，存在历史局限，但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全党对包产到户再认识的重大转折。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反对还是支持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展开了激烈的关于“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唇枪舌剑。11月，《人民日报》以两位省委书记的激辩为引子，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
春雷已然鸣响。
然而，1980年10月，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的浙江有关会议上，一些人士对浙江农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地区，在全省属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和社队，农业生产是持续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比较巩固的，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推行包产到户。
此时，浙江农村基层的包产到户之风已是暗潮涌动，尤其以浙江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为甚。
怎么看？怎么办？包产到户究竟只是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解决当地农户吃返销粮难题的短期救急之策，还是适应各地广大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的普遍真理？是万恶的复辟末路，还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直面一连串的疑问，必须作出清晰的回答。
日，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当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绍兴县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长篇调查报告，题目是《沿着农业集体化的阳关道前进》。
调查报告写道，集体经济具有个体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已被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呢？这是因为真理的山峰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绍兴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近年来，那些怀疑、动摇农业集体化方向的议论多了，宣传个人发家致富的言论多了，似乎集体经济不那么吃香了。“若要富，个人找出路”的说法，简直成了时髦的口号；分队、分田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于是有些干部和社员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势在必行”，迟早要分，还是趁早分掉算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能不能坚持和发展很担心，特别是一些为集体经济奋斗了20多年的老干部、老社员，感到脸上无光，话也讲不响了。
根据绍兴的实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农民的温饱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并且逐步富裕起来。
为增强说服力，调查报告还浓彩重墨地描绘了一位“单干大王”的新旧两重天。
这位被推为典型的“大王”名叫占三九，绍兴县鉴湖公社行宫山大队社员。称之为“单干大王”可谓名副其实，此人直到全国人民公社遍地开花10年后的1969年才入社（全县最后一个入社）。占三九全家7口人，4个儿子、1个女儿，有3亩地、1条乌篷手划船。仗着自己家劳力多，他一直单干，靠捕鱼和种田谋生。
远离了集体的温暖，“大王”也只能沦为朝不保夕的草寇。占三九一家住的是4间破草房，4个儿子挤睡一张铺，“大王”夫妻加小女儿合睡一张用砖头搭起来的小床，全部家产顶多值500元人民币。自从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家庭“招安”之后，“大王”才第一次抖起威风来了。他的大儿子进了公社渔场，另外3个儿子成为队里的种田好手。1979年，全家集体分配收入2102元，年终余下现金1072元。几年间造起3间平房外加1间披屋，买了1只收音机、2只手表、3双皮鞋，添置了1条新划船。如今，女儿风光出嫁，大儿子也娶进了媳妇。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占三九不死脑壳黑灯走单干的独木桥，另外几个儿子的媳妇怕是也早就进门喽。”
典型开道，苦口婆心，为的就是“以正压邪”。“顶牛”与“拉锯”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春快车在浙江尚未解冻的大地上一再晚点。
北京的天空愈显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透露，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他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干部不要硬堵了。
根据这一精神，国家农委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该纪要，即著名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围绕农业问题连续5年下发了5个“一号文件”，成为中国30年改革史上可圈可点的破冰之举。
1982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的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近30年你死我活的激辩与抗争就此谢幕。
大江东去，春风浩荡。当年8月9日至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此次会议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被有领导、有组织地推行到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集体经济不容动摇”的浙江中北部，半径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绍（兴）平原地区。
在浙江农业部门官员的记忆中，由于春耕秋收的农业节气之故，数十年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一直都在每年年末。只有1982年的会议，被破例提前到了夏季举行。唯一的解释是：已经迟到了，就决不能再迟到了。
　　新华社于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中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的显赫高位上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带有资本主义私念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的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消息传到京城，陈永贵哑然无语。
“迟到”与否的正反效应也很快在浙江南北地区显现出来。
根据1983年的官方统计，推行包产到户最为迟缓的浙北嘉兴、湖州，当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一年下降1.7%与3.4%。
而在包产到户最早涌动的浙南温州，全市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7.5%，年均递增12.8%，“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包产到户上与温州遥相呼应的浙中金华，时任地委书记的厉德馨算过一笔账：新中国成立以来，金华粮食产量从20亿斤到30亿斤，用了16年时间，即从1951年至1966年；从30亿斤到40亿斤，用了11年时间，即从1967年至1977年；从40亿斤到50亿斤，用了4年时间，即从1978年至1981年；而1982年，仅仅1年时间就增产了10多亿斤！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几乎整个30年改革的时期内，以温州为圆心的浙南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浙北板块，一热一冷、一盛一衰，并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景象。不难理解，自包产到户的改革启动始，胜负已经了然。
比小岗村早22年
日，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
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的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仍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作证，也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却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任职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是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也为他执著的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日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代表悄悄齐聚于社员严立华家的一间草屋，神色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这份摁满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经调查细节上虽有出入，但流传却甚广，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甘冒风险的巨大决心。
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是一部旷无前人的伟大传奇。虽然细节尚可推敲，但正由于其令人赞叹的传奇色彩，小岗故事已被官方高调定格为大包干改革创举的公认“摇篮”并得以载入史册。
然而，毫无疑问，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陈康瑾在其报告文学《他没有在旋涡中沉沦》中，为我们记录了那沉重的历史一页。
1956年2月下旬，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高级社——潘桥集体农庄呱呱坠地。在此前后，“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在各地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突飞猛进。打土豪、分天地的喜悦尚未散尽，初级社、高级社又纷纷从天而降。
一夜进入社会主义，举国欢腾。
狂热，替代不了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的铁律。在永嘉农庄，甚至在全国农村，“干部乱派工，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等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脱离了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实际后，归大堆、吃大锅饭的农业组织结构，除了在造水库、挖塘泥、并田整地之类的人海战役中，还能发挥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优越性外，在田头各生产环节，只能是一个成批制造懒人的梦幻工场。
有人按捺不住了。
当年春季，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拉着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在该县燎原社（今瓯海区郭溪镇）悄悄开始了在生产小组中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人还是一样的人，地还是一样的地，燎原社的变化却是前后两重天。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由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李云河、戴洁天笑了，农民们笑了。但笑意刚刚爬上嘴角，发难已扑面而来。
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刊登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办法》的评论，点名批判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打退堂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是砍向包产到户的第一刀。
这并不能让李云河服气。他以燎原社实践为基础，一口气撰写了长达5500字、题为《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他在文中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四大观点：一、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因而绝不是“拉倒车”，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二、包产到户是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可以继承和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绣花”精神；三、包产到户更能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四、包产到户变“队长负责”为“人人有责”，使每个社员可以在生产中“当家做主”。
日，李云河将此文分别寄送县、地、省、华东局、中央农工部。
8天后，李云河被指名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对包产到户给予了充分肯定。
日，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二版以半个版面刊登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似乎又是一次雨过天晴。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其多舛的命运。
中共“八大”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1957年的浙江省党代会期间，在杭州火车站旁的省委红楼招待所里曾经贴出过一张奇特的大字报：
新产品登记表1957年
产品名称：摇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温州、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黑云压城。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包产到户，谁也保不住小小的李云河了。
清查，批判；再清查，再批判。日，《浙南大众》刊发《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社论，罗列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
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的电讯通稿，文中四次点了李云河的名，指出包产到户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
1958年春，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一批风华正茂、胆比天大的冒险者们终于走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尽头：
主谋李云河，被定为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主犯戴洁天受到了刑事判决，戴上右派和***两顶帽子，被押送原籍管制劳动，子女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妻子陈小梅被开除团籍，从县文教局下放工厂劳动；
支持包产到户的幕后黑手、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行政13级降为16级，划中右；
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县农业局长胡宣哲……几乎所有与包产到户有瓜葛的人都无一漏网。因犯“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的永嘉农民就有10多人。
永嘉轰轰烈烈的包产到户实践，暂时不得不被画上了一个苦涩的逗号。但这仅仅是“逗号”。
1974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电影导演被赶到永嘉县里湾潭大队“体验生活”，据此创作出电影剧本《苍山志》。后因种种缘故，最终没能被搬上银幕。
《苍山志》的创作背景，是1966年至1975年，永嘉不少地方的农民仍对包产到户念念不忘，“地下活动十分猖獗”。1973年春，江青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里湾潭大队树为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以此来反证“包产到户”的“罪孽”。“四人帮”中的***、姚文元也从不同角度对永嘉作了批示，并把拥护或反对里湾潭作为在永嘉划分“革命”与“***”的唯一标准。
没料想，永嘉农民根本不吃这一套，仍然我行我素。1976年，全县竟有77％的生产队土地到户，有1/3的山场到户。1976年冬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永嘉被列为浙江省“分田单干，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大会报告中说，“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数年，由于当地官方的观望与迟疑，包产到户在永嘉依然是没有名分的“私生子”。里湾潭大队所在的五濑公社党委书记回忆说，那些年，针对包产到户，永嘉的官意与民意之间上演了三出戏：第一出是《武松打虎》，县里坚决要把社员自发的包产到户打下去；第二出是《陈州放粮》，社员消极对抗，荒着田不种，次年，县里只好发放10万斤返销粮和数万元贷款进行救济；第三出是《红楼梦》，政策总算有了松动，社员却又怕多变，包产到户又成红楼一梦。
好在，20余年起落沉浮，燎原社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永嘉首创亦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1982年12月，抖落一身风尘的包产到户“罪魁祸首”李云河与戴洁天在一个霞光万丈的清晨，昂首挺胸重访永嘉燎原社；
1983年，李云河被擢升为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几年后，李云河撰写出版的《中国农村户学》，被美国纽约公众图书馆永久收藏。
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
从永嘉燎原社到凤阳小岗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脉的顽强的中国农村变革冲动，终汇成浩荡洪流。既然是承载亿万民心的洪流，李云河、戴洁天他们就肯定不会是孤独的英雄。
在浙江，透过历史的尘埃，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背影逐渐清晰起来。
日至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一改半年前在7000人大会上纠正“大跃进”错误、反思“左”倾教训的基调，突然开始转向严厉声讨包产到户。
9月24—27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度猛烈炮轰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著名论断。
会议期间，***对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伟大领袖的语气十分严厉，这一事件成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历史公案。
***所谓的“单干理论家”含义很清楚，指的就是“包产到户理论家”。20世纪50年代后，中央高官中被***点名批判甚至打倒的包产到户“党内代理人”、“幕后黑手”不少，但被领袖直接点名并斥责为理论家的“小人物”似乎仅此一例。
浙江新昌县镜岭区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无疑是这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中的一位。1961年，他将自己撰写的“鼓吹包产到户”的《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及《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寄给中共中央并转***主席。“文化大革命”中，浙江“造反派”的省级机关报用斗大的字公布了伟大领袖对陈新宇的批判，是为“罪恶滔天”的铁证。
　　那么，***所指的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是谁？谁是整个，谁又会是那半个？***从未对此做进一步明确的解说，遍查中共党史文献，也找不到只言片语。过去数年，我曾利用采访的机会多次向省内外有关官员及当事人反复询问求证。从现有掌握的线索和史料依据来看，除陈新宇外，几乎可以肯定另外两位“单干理论家”分别是：
浙江瑞安县湖岭区农技站畜牧兽医员冯志来；
浙江嵊县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
他们三人的共同特征是：都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寄过信；信里均满腔热情地为包产到户歌功颂德，从实践和理论诸方面论证包产到户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都引起过各层面的强烈反响并招致了严厉打击。
至于“整个”和“半个”的疑问，我收集了他们三人寄送给***的主要文章细心研读，从字里行间大抵可以断定，冯志来与陈新宇的文章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思辨色彩浓郁，当属“整个”的两个；杨木水没念过什么书，其文章则立足于当地生产实践，朴素直白，应该就是那“半个”。当然，这一结论只能是推测。喧嚣与疯狂的一幕已成历史，过往的人、事也随之沉寂。
他们胸怀赤子之心，他们满腔忧国之情，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生命铺垫了今天改革的通天大路，岁月亦不应将他们的灵魂湮没。
怀着一份崇敬，我愿意循着作家高光的描述，以粗略的笔墨追记当年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们顽强的抗争。
冯志来：一名兽医和他的“半社会主义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政治报告，迅速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备受瞩目的焦点，是这一政治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超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认识根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改革理论的基石，是中国革命历经曲折坎坷后获得的真知。这一评价并不为过。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前25年，在与李云河包产到户的永嘉县相距不足100公里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书写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的《半社会主义论》，而且居然斗胆想和毛主席对话。
他，就是冯志来。
1955年1月，20岁的冯志来从农校毕业，被分配到瑞安县农林科工作。5年后，作为摘帽右派分子，他被驱赶到偏僻的老革命根据地湖岭区农技站。
“大跃进”的狂想令年轻的冯志来感到迷茫，饥荒遍地的三年灾害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双眼。
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
一个年轻的灵魂在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沉重的现实之间徘徊。
“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冯志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这段名言，为自己的《半社会主义论》破题。
“我们仍旧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我们将旧中国既有资本主义性质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的经济称作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
基于对半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精确判断，冯志来大胆直言：“我认为包产到户确实是唯一出路。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这是6亿人民的呼声！”
日，《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后，冯志来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他将文稿分送给了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并在所附的信笺上抄录了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几天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信访科的一位办事员接见了他。此人就是日后在十年动乱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戚本禹狠狠地训斥了冯志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情绪，勒令他要好好清理那些危险的思想。
回到湖岭，冯志来总是在深夜辗转反侧，一腔热血在胸中奔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两个月后，冯志来撰写了比《半社会主义论》更尖锐的第二篇文章《怎么办？》。他将《怎么办？》抄写三份，再次寄给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为了引起“大人物”们的注意，避免上一次《半社会主义论》被打入冷宫、石沉大海的境遇，冯志来灵机一动，想起了远房族叔、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冯雪峰。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他特别注明自己是冯雪峰的侄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中央某次重要会议上，已被打倒的冯雪峰因此受到缺席审判。中央有关部门还立即通知浙江省委，要追查冯志来与冯雪峰的关系，揪出冯志来的黑后台。
当时的浙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这位思想冒险者的批判材料上大笔一挥：重戴“右派”帽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
1963年，冯志来在一名武装警察的押送下，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乔亭村。大干快上的“社会主义”战车依旧是一路高歌，在中国大地上隆隆碾过，也彻底碾碎了冯志来淌血的心。
多少年以后，冯志来回首青春年少时的冲动和磨难，感慨万千，诗赠友人：
大梦谁先觉，平生几相知。
孤鸿悲落日，众鸟觅栖枝。
风雪终有尽，落花恨无期。
浩然浙江水，曲折顺时移。
冯志来告诉我，1963年回到老家后，他真正地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为自己，更为这个国家。他利用做兽医的便利，花1.4元钱偷偷买了100粒安眠药，藏在贴身的衣袋里。这一藏就是30多年。
杨木水：从硬汉到死囚
杨木水浓眉大眼、声如洪钟，身材像一门小钢炮。他自称粗人，做起事来是典型的“拼命三郎”。
从小在杭州孤儿院长大、没上过任何正规学校的杨木水，平日里最不擅长的就是舞文弄墨。然而，当目睹了在“一大二公”的震天口号之下，四邻乡亲贫病交加、纷纷逃荒的惨状后，这位向来以指导农民种桑养蚕为天职的小小技术员，终于忍不住要扛起重如千斤的笔杆子写点什么了。
杨木水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有1万字，可能比他此后写的字都要多。
他思前想后，决定把这篇费尽心血的调查文章呈给毛主席。他知道，只有毛主席才能管大事、救百姓。
几个月过去了，石沉大海，渺无音讯。杨木水认为，伟大领袖日理万机，一定是太忙了。怎么才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呢？他想起了在广播里听说过的嵊县同乡、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他认为，马老耿介豁达、敢于直言，又和共产党肝胆相照，于公于私都会帮这个忙的。
1961年11月，杨木水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在附信中恳请其转呈毛主席。翌年元月，由浙江省粮食厅厅长丁友灿陪同，已达80高龄的忧国忧民的马老竟然真的来了。
杨木水被一位副县长带到了嵊县县委招待所马寅初住的房间。前一天，县委农工部部长亲自找杨木水谈话，警告他在马老面前不许乱说话，特别是千万不能说出嵊县曾经发生过大范围的包产到户。
但当杨木水见到面目慈祥的马老时，他还是“乱说话”了。
马老与杨木水促膝而坐，极认真地倾听杨木水畅谈每一点滴来自乡村的呼声，还逐字逐句地帮他把万言书中关于包产到户的13条优越性修改提炼成10条优越性。
随后，马寅初又在嵊县进行了长达7天的调查研究。回北京时，他的行囊里揣着杨木水修改好的万言书和厚厚一叠调查手稿。
此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能通天的马寅初带给杨木水的是通天的大罪。1963年春天，杨木水以“***罪”被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押送杭州近郊临平的浙江第二监狱。详细罪状是：“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几年后一个阴冷的早晨，“死性不改”的杨木水又因为在狱中当众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再度被加判死刑。双脚被戴上36斤重铁镣的杨木水，随时等待执行枪决。
陈新宇：为包产到户终身不娶
陈新宇正好与杨木水相反，他是个出身地主家庭、清瘦斯文的小秀才。
急欲改造自我灵魂的陈新宇曾经满腔热情地投身于创造美好的新世界中。日，他以《我爱农村》为题，撰文投书《浙江日报》。他大声地欢呼：“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乡村凋敝的现实生活却是冰冷的，小知识分子的率真和不成熟又让他蠢蠢欲动了。1961年6月，从理想国度中慢慢冷静下来的陈新宇根据自己下放劳动时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写出了《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两篇文章，从阶级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自我斗争了整整两天两夜之后，陈新宇最终将文章分别抄寄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地主家庭成分的天然警觉，他从此下定决心：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不株连他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因此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的单干”——不仅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居然要终身单身。
这还不算，随后的一年间，陈新宇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8封读者来信，辩论的话题都是包产到户。当时，中央高层对包产到户仍持“糟得很”与“好得很”两种观点，***则暂时保持沉默。于是，1962年6月前后，《人民日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几次刊发过陈新宇的来信，共汇给他稿费25.5元。陈新宇用这些钱买了稿纸，还买了几十斤桃子，得意地与同事分享。
很快，陈新宇就发现这桃子绝不是那么好吃的，吃了也照样得吐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第一个被揪出来游街示众，共计揪斗120次，抄家7次，监禁32天。日，新昌县革委会人保组以审字第146号文件判决：“以右派分子论处，开除公职，管制3年。”
陈新宇被连夜押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他记得，那天正值冬至。冷，寒心刺骨的冷。
最后，再交代一下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后世今生。
　　——冯志来的晚年算是最幸运的。1983年10月，中共瑞安县委发出349号文件，为其错划右派彻底平反。在老家义乌，他成了被再度发掘出来的有价值的“出土文物”。冯志来被调入县经济研究中心，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贡献力量。他还先后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县政协常委，最终在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上光荣退休，衔正科级。1993年和1998年，当时还在新华社做记者的我曾两次采访过冯志来，他向我赠送了一本由自己的10余篇有关振兴义乌经济的论文集结而成的小册子，书名叫《兴市边鼓集》。
——杨木水大难不死。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命丧蒙古国温都尔汗。因攻击“林副统帅”而被加判死罪的他侥幸免于一死。1975年，服刑满10年的杨木水出狱，1978年摘掉***帽子，从此游走江湖，当起了草药郎中。说来也是有福，在上海走方卖药期间，他结识了一位以卖鸡蛋为生的江苏淮阴姑娘，姓刘，年方18。小女子自愿拜杨木水为师，帮他一起卖药，并日久生情。51岁那年，杨木水与比自己小20多岁的刘姑娘拜了天地，育有一子。2001年，杨木水病逝。
——发誓终身不娶的陈新宇依然坚持“彻头彻尾地单干”，孑然一身。被劳改后，他写过200多封“翻案信”，接着是平反，再接着是薪水微薄的退休生活。2000年，我在新昌采访陈新宇时，他正热心于搜集资料，整理自己倡导包产到户的编年大事记，准备编写合作化运动史料集。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今天，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已是85岁的迟暮老者。
2007年底，当我决定着手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书稿的写作时，1978年前后章节的史料梳理曾令自己颇为惶恐。
自1986年始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从事经济报道，由于职业的机缘，我几乎全程目睹了此后浙江改革风云跌宕的每一出精彩大戏。加之新华社作为中国最权威传媒的特殊优势，某些至今不为人知的浙江改革重大事件及变革拐点，我和我的同事们有幸成为寥寥无几的媒体观察者甚至是推动者。这22年，新鲜而富有动感，每一点滴都历历在目。
1978年至1984年，则是一段概念化的模糊影像。于是，我开始花费数倍的精力寻访。
无数次，我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八楼库房。几十年前的古旧书刊堆到天花板，阴冷寂静，时空错乱。一页页的报纸沙沙翻过，焦黄发脆，霉点成片。许多页码已经相互粘连，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撕裂。显然，很久以来，极少有人翻阅过这些陈年的碎片。
面对我心切的追问，不同的被寻访者往往也是同样的表情——茫然：包产到户？不记得了，记不清了，好像是吧。
30年，10950个日子，差不多是一个人走向成熟所需的时间。当我们逐步走向成熟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婴儿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响亮啼哭了。
的确，联产承包、包产到户早已被冠以中国改革的“东方启动点”、“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沉淀为灿烂的光荣名片。然而，对其历史性的价值与深厚内涵，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读懂了吗？
一个公认的结论是，改革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率先突破与大面积推行，带来了全国范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日后的各领域改革奠定了稳健的经济基础。在浙江，我们也看到了足以佐证这一结论的事实。据官方统计，联产承包全面开花的1982年，浙江第一产业农业猛增了15.7%。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年份有过类似的景象。
但我们注意到，浙江的基本省情就是人多地少，而且不是一般的少。1978年，浙江户籍人口总数约4300万，人均耕地0.68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亩。对农户而言，土地的期望收益贡献率是十分有限的。到2007年，虽然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连续22年高居全国所有省区之首，达8100元，但是来自土地种植的收入不到20%。毫无疑问，联产承包所带来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肯定不是支撑浙江此后近30年可持续改革的全部力量所在。
20世纪60年代后，“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斗私字一闪念”成为触及每一位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最高指示”，构建乌托邦式理想王国的基点即为“一大二公”的高纯度所有制形态。
恰恰包产到户来了个乾坤大颠覆，它明白无误地确定了人作为利益动物的天然属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有言：“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无论我们如何深恶痛绝，“私”不是人的原罪，在可以想见的历史阶段，人对于占有私利的强烈欲望，仍将是社会发展、文明进化的原动力。
而包产到户则进一步确定了个人——在现有社会关系属性下往往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化组合“户”——是追逐利益最大化、最优化的基本细胞。“户”，由此而得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主体。在以后的章节描述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以温州为例，最初的小作坊、夫妻店式的家庭工场—联户经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的现代股份制有限公司的发展模式中，“户”构成了一切高效经济活动的起点和最广泛的基础。
如果从以上视角解析，包产到户的大突破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改革时期与改革开放30年的根本性转折，其分水岭式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问题又来了：既然包产到户具有如此深刻的前沿价值，那为何全中国都在同样的改革大政策之下以联产承包破冰，数十年之后却表现迥异：不少地方仍然在为解决广大农户温饱问题、实现脱贫而努力，以浙江等为代表的沿海省份，却百业兴旺、生活富足？
浙江一位老资格的农村问题专家向我分析了所谓中国农村的“3亩·15亩·50亩”发展路径理论，颇有见地。详解如下：
——“15亩模式”。主要集中在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国中部地区。按照这一区域人均占有耕地及平均家庭人口计数，每一农户的土地占有量约为10至20亩。以大包干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1978年时全村共20户，115人，耕地550亩。1979年，大包干硕果累累，全年粮食产量由过去的1.5万公斤猛增到6万公斤，自20世纪50年代实行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上缴了公粮。小岗人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人均耕地4.78亩、户均27.5亩的美好景象，使他们坚信伺候好土地就会有好日子。于是，乡村工业的星火始终没有在这里点燃，直到1995年第一批小岗人不得不远走异乡打工，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同时，又痛感又很无奈。太迟了，他们已经错过了工业化进步的春天。至今，解决了温饱的小岗人仍旧徘徊在富裕的大门之外，以致曾经轰轰烈烈的小岗之路引来了诸多的质疑和争议。自家拥有的那一片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的土地，令小岗人深陷进退两难的尴尬。
——“50亩模式”。中国土地总体不富足的国情，决定了包产到户模式仅仅适用于少数区域。以当年最迟推行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为例，全省农村人口人均耕地10亩、户均50亩左右，居全国之首。这片令人垂涎欲滴的黑土地，可行的机械化与规模效应，都决定了不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业同样有可能给这里的农户带来富裕之光。
——最值得探究的“3亩模式”。浙江恰是典型代表。改革启动之初的1978年，全省农村人均耕地约0.68亩（温州部分地区仅0.3亩），户均3亩左右。即使实行了包产到户、干劲冲天，按照当年的粮食产量水平和粮食价格，也只能勉强填饱全家老小的肚子，更不用说致富了。这一现实逼得上千万浙江农民在因包产到户而获得了经济行为自由权之后迅速转身，集体选择了两条生存路径：一是从家庭工场、乡镇工业掘取第一桶金；二是游走四方，做贾经商。两条路径互相推动、相辅相成。从此，浙江一路走来，一路精彩。
中国农民绵延数千年的对土地的渴望，显现出了其与生俱来的硬币的两面性——土地能给予它的拥有者以最坚实的生存滋养，然而在工业化、后工业化的今天，在一定的模式和条件下，土地亦可能成为起飞的最大羁绊。“3亩·15亩·50亩”理论并不能给出当今中国乡村分野的全部理由，但细细回味，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厘清包产到户与由此发端的改革时代种种变局之间的内在逻辑。
本章故事给你描绘的是看似相互矛盾的景象：李云河、冯志来等众多浙江底层的小人物们——李云河仅仅官至副处，为不入流的七品小吏，冯志来一干人等更属无足轻重的草民——很早就开始为普通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奔走疾呼、前赴后继。而在他们之上的掌权者则表现出了一种传统的矜持，以及理由充分的观望。
事实上，这正是浙江30年改革开放演进的真实脸谱，自发的、广泛的、活力四射的民间创造始终是社会前行的第一力量。令人欣慰的是，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茫然与无措之后，逐步校正方位，投身大潮，成为改革发展坚定的推动者与维护者。有关这一点，在以后的章节里会为你叙述更多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路。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包产到户”名词解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我国农村现阶段普遍实行的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具体形式有：
（一）包产到户。即作为承包者的农户与集体组织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
（二）包干到户。即承包户在向国家缴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缴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后，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把这种承包方式通俗地称为“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包干到户在承包责任上比包产到户更为彻底。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也叫“大包干”。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数字浙江之30年比较
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基本判断是，直到1978年，浙江仍然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省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8.1∶43.3∶18.6。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3个百分点。
——从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为：74.82∶17.1∶8.08。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低于全国4.06个百分点。
结论是，1978年，浙江的工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第三产业明显滞后于全国。从绝对数来看，当年全省GDP总值为123.72亿元，列全国各省市区第12位；人均GDP 33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7个百分点，列全国第16位。
30年后的2007年，浙江GDP总值高达18638亿元，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跃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 37128元，紧随上海、北京、天津，居全国第4位，增长速度为全国第一。
　　真想要是一次解放
要先剪碎这有过的往
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
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
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
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歌手赵传：《飞得更高》
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
1980年年初，钱塘江畔一望无际的芦苇仍旧满目枯黄。江边风大，极冷。鲁冠球的心却从来没有这么热乎过。
后来鲁冠球回忆说，那一天，他作出了自己40年经营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将厂门口的四块牌子摘掉三块，只留了一块——宁围万向节厂。
被摘掉的三块牌子分别是：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铸钢厂。宁围地处钱塘江南岸，一片由激流澎湃的钱江大潮挟裹而来的泥沙堆积而成的滩涂平原。贫瘠的沙地种不了稻米，只能种些棉花、络麻、花生。但对于办工厂来说，这片长不了稻米的沙地倒成了足以施展拳脚的广阔天地。
那一年，鲁冠球35岁，他的工厂已经开办11年了。
虽然，鲁冠球后来以中国农民企业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但这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就对当农民种棉花了无兴趣，他最大的梦想是进城去，当工人。1958年，经姨妈托人说情，鲁冠球成为萧山县城厢镇铁器社的一名打铁学徒。美梦才做了3年，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迫使他不得不卷起铺盖回乡。
城里注定是去不了了，可下地干农活却是他极不愿意的。1961年，鲁冠球搭起草棚开了第一间自行车修理铺。1967年，他用自己修车攒下的一小笔钱，挂在大队名下，开办了产权模糊的宁围金一五金厂。工厂的工人除了妻子章金妹，还有5位同村的庄稼汉；全部资产就是几只打铁的大铁炉。
从个体修车铺到产权属性不明的打铁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厉审视目光之下，鲁冠球觉得越来越无地自容了。1969年，毛主席号召广大农村要“社社实现机械化，农机维修不出社”，急于做出点政绩的公社领导居然也盯上了鲁冠球的打铁铺，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鲁冠球和他的6名创业元老带着用血汗换来的价值4000元的打铁铺，投身集体的温暖怀抱，大门前的招牌——“宁围公社农机厂”从此金光闪闪。这一年，也成了后来大名鼎鼎的万向集团的创立元年。
直到此时，对于未来的宏图大业，鲁冠球仍颇感茫然。那个时候，他的办厂方针还是接到什么活练什么摊，凡是与铁沾上一点边的，自己能力又可以达到的，通通都干。犁刀、轴承、铁耙、万向节，产品五花八门都有。大门口的招牌也加到四块，猛一看，相当威风。
到1980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从7个农民的铁匠铺增加到员工400多名，年产值400万元左右的大工厂。
此时的中国乡村，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东西正在悄然改变。
早在“四人帮”被粉碎的1976年底，全国已经有10.62万个社队工业企业，当年产值达到了243.5亿元。国家农业部在那一年建立了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整个中国大陆除西藏之外，省级社队企业管理机构相继成立。
到1978年末，全国有94.7％的公社和78.7％的大队办起了企业。社队企业发展到152.4万个，当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493.1亿元，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经济总收入的29.7％。
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给予社队企业税收优惠、奖售补贴和资金扶持。
在浙江，1980年时包产到户已开始暗潮涌动；以服务30里地范围内农业机械化为名创办的社队企业，纷纷突破笼子，日渐明目张胆地向与国有工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各种加工领域顽强地渗透。松动引发的变革，开始长出第一棵嫩芽。
一向有着极好“嗅觉”的鲁冠球发现，大干一场的机会来了。
干什么？怎么干？问题还是没解决。左思右想，鲁冠球认定必须清理门户，捏紧拳头搞专业化生产。于是，就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农机厂、轴承厂、铸钢厂的招牌不见了，“宁围万向节厂”几个大字赫然而立。
几乎决定了鲁冠球此后创业命运的“万向节”又是何物？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貌似十字架的东西，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上的连接器。因为它在旋转中可以任意地变换角度，所以被称为万向节。正是这只看上去并不神奇的万向节，将鲁冠球推上了走向世界的通天大道。他的命运从此与现代汽车大工业紧密相连，并最终成为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国际巨头的贵客。
当时还是草根创业者的鲁冠球何以能一步登天？选定万向节的那一刻又发生过什么？这成了许多追访者的难解之谜。
日，鲁冠球迎来了一位最尊贵的客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考察万向集团。
走在设备先进的车间里，总书记一边仔细察看，一边向身旁的鲁冠球提了个问题：“老鲁，你当时为什么看中了万向节这个产品呢？”
鲁冠球脱口而出：“当时选中万向节并不是科学的决策。”
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扭过头来，谁也不知道老鲁接下去说的是什么。
鲁冠球无非是实话实说：“只是当时社会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
“那么是拍脑袋决策喽。”总书记笑了。
鲁冠球也笑了起来：“是拍脑袋。不过拍脑袋之后，我们还是认真分析了市场的。”
其实，1980年前，鲁冠球生产万向节已经断断续续有5年多，但都属内销的低档货。真正让他痛下决心的，是那一次千里迢迢的首都之行。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在他的想象中，那里有一座金灿灿的大宫殿。
硬着头皮，鲁冠球迈进了北京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大门。他可能是第一个敢于迈进那个大院的农民厂长。
北京的老同志颇有素养，与地方上的到底不同，见了他那张皱巴巴的介绍信也没瞧不起。不过关于万向节的生产情况，老同志说，全国此时已经有56家工厂在生产万向节，产品差不多呈现饱和状态了。
鲁冠球感到很失望。快要出门时，老同志随口说了一句话：“目前市场上饱和的万向节，是供应国内汽车生产的。国外进口汽车上所需的万向节技术要求很高，横断面必须平光如镜，磨掉一根头发丝的六分之一就不行了，而且利润又薄，所以许多厂家不愿意生产，也生产不了。”老同志迟疑了片刻，“如果你们愿意试试，那么，无疑是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啊。”
鲁冠球听了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真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来了。
他毫不犹豫地说：“行，我们来搞吧。”
这下，要轮到人家老同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在遥远的南方，在一个不知名的棉花地中的小厂子里，一个关键的决策就在几秒钟内产生了——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了，他们要造很多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敢碰的洋人汽车上的万向节了。
“这些农民是怎样办起2000万家企业、解决1亿人的就业问题的？他们如何选择产品？到哪里获得技术诀窍？启动资本从哪里来？是如何取得辉煌成绩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在中国沿海考察乡村工业时提出了这些疑问。
吴庆瑞是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曾先后担任李光耀内阁的财政部长、副总理，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80年代，退职后的他接受***的邀请，正式受聘为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此后的6年中，吴庆瑞每年两次前来中国考察。令这位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最为困惑不解的是，中国浩如烟海的乡村工业“崛起”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最接近“鲁冠球真相”的资深观察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是这样分析的：在浙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之初乡村工业化风暴的来临，广大农民企业家获得最终的成功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必然。但就其中的某一个体而言，从何处出发、往哪里去、能否抵达激动人心的彼岸，则充满太多不可测定的偶然。一句话，他们是真正摸着石头过河。
几乎同时，距离鲁冠球数十公里外的绍兴人也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1979年，从浙江省委办公厅下派的沈祖伦被调到绍兴县担任县委书记。这位与鲁冠球一样有着宽阔前额的书记后来官至浙江省省长，属于进取型改革派，口碑甚佳。
绍兴是水乡，是鱼米之乡，农业也是蛮有搞头的。但沈祖伦总觉得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不想法子解决乡村工业的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农民致富就没有出路。可乡村工业很难从计划经济的盘子中找食，依靠市场求生存又随时可能触碰意识形态的高压线。
沈祖伦决定要动手了。他问当时的县社队企业局局长韩福之：“老韩，你怕不怕？”
军队转业的韩福之脖子一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沈祖伦也提高了嗓门：“我把县委书记的帽子捏在手里，一定要把乡镇企业搞上去！”
韩福之至今对那番对话记忆犹新。“沈书记这个人很像列宁，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即浮现了《列宁在十月》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就是列宁激昂地把手一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方向找准了，可是究竟怎么干心里还是没一点谱。许多人认为绍兴县的特产是黄酒，办酒厂肯定有钱赚。开会时，沈祖伦就号召全县50个公社争取一个公社办一个酒厂。
这时，马上有5个部门拿出红头文件来反对。他们说，黄酒是专卖商品，是由国营厂指定生产的，要经过国家酒类管理机构登记批准。而且，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
但沈书记下定了决心，他转身赶回杭州找老上级省委书记铁瑛“开后门”。铁瑛被缠得没办法，就批示说：“根据实际情况办。”沈祖伦有了靠山，胆子更大了。酒厂的一些设备要用到锡，这可是国家管制的紧张物资。沈祖伦的老关系又起作用了，他直接跑到省物资局局长的办公室去要，一下子运来了4吨。
在艰难的夹缝之中，经一连串的“灰色”操作之下，50个酒厂全开张了。虽然此后不少酒厂办砸了，撑不下去了，绍兴县的乡镇企业也逐步转向了轻纺产业，并最终摘得“中国纺织第一县”的美名，但颇有些瞎子摸象式的“酒厂事件”，实实在在为绍兴乡村工业的苏醒打响了关键的第一枪。
1980年，绍兴县就冲上了浙江省乡镇企业排名的榜首。1983年，全县乡镇企业猛增到3300多家，总产值接近20亿元。
回顾乡村工业的萌发，浙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杭嘉湖宁绍等浙北地区，许多像鲁冠球这样的民间草根力量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带头人”作用，乡镇工业也因此被定义为所谓的“能人经济”。而不少县市政府官员的强势推动，其功效亦可圈可点，比如说沈祖伦之于绍兴县。
而在温州、台州、金华等浙中南地区，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山更高、地更薄、路更弯，教育水平有限，能人也少。穷山恶水的无奈，又不能奢望来自政府的“温暖的大手”的帮助。没有成批的“能人”、没有厚实的“靠山”，吃饱肚子的生存本能逼得那里成群的农民还是得不顾死活地往前冲。于是，当年发生于浙中南地区的乡村工业最初的革命，更像是一场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暴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翻墙钻洞，各显神通。
这就意味着，那一场革命更加躁动无序，更加艰辛，也更加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第一代温州首富叶文贵的故事。
把叶文贵称作第一代温州首富一点都不为过。这位温州苍南县金乡镇的农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先后办过5家工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有上千万元。即使在老板满街跑的温州，当年也少有人敢与他叫板。后来，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他曾被推举作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的会长候选人。
严格地说，叶文贵应该归入“能人”之列。但与颇具领袖气度的鲁冠球相比，面庞瘦削、其貌不扬的叶文贵显然缺乏大手一挥定天下的霸王相。我们在他身上能嗅到的更多的是温州商人的狡黠。而叶文贵极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挖掘商机挣大钱。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没能逃脱同辈人的命运——被下放黑龙江七台河市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山村当知青。望着无边无际的老林子，许多第一次离家的知青号啕大哭。叶文贵却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他的商人本性又忍不住地躁动起来。
叶文贵发现当地烟糖公司的茶叶要卖十六七元一斤，价格高，质量却一般。再一打听，温州来的知青差不多每个人都带了一些茶叶，但是实际上没几个人喜欢喝茶。价格有落差、信息不对称，他觉得自己该下手了。
叶文贵悄悄地从知青那里收购来茶叶，再转手卖给烟糖公司，还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杭州产的龙井茶叶。烟糖公司的人又有几个去过天堂杭州？于是就头脑简单地把茶叶按等级照单买入。每位知青起码带了七八斤茶叶，光是温州知青就有400多人，叶文贵一口气买下了其中150人带来的茶叶。在老家，这样的茶叶一斤顶多卖两元钱左右，叶文贵的收购价翻倍——四元，然后立即抬至每斤八九元卖给烟糖公司。这一圈投机倒把，叶文贵的口袋里至少揣进了几千元。
从东北至温州，倒人参、倒熊胆、倒黑木耳，瘦巴巴的叶知青摇身一变，成了叶老板。“你问我当时有多少钱？”叶文贵几杯酒落肚，话可就多了，“告诉你吧，当年七台河市革委会主任李凤久都常找我去他家喝酒！”
　　1978年底，叶文贵回到老家金乡镇。这金乡根本不是金子之乡，人均耕地不足0.2亩，人均年收入仅20元，以“讨饭之乡”远近闻名。就在叶文贵回乡的前几个月，新任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然而，没过多久，叶文贵发现一切都变了。
古镇的街头巷尾神速地冒出了3000多个家庭小作坊，几乎都是生产铝质校徽和塑料饭菜票。那可真叫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家家户户的厅堂、灶间架起了破旧的机床，哐当哐当的金属切割声、后院母猪哼哼叽叽的拱槽声此起彼伏。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小镇竟有1.2万人先后模仿、跟进，卷入雷同的小商品生产领域，还有约7000名金乡人游走全国，接订单、做推销。
为了扩大业务量，金乡人盯上了3分钱一张邮票的信函。叶文贵被自己看到的场面吓了一大跳：“当时，金乡邮电局的门口每天都挤满了人，大家都把业务信装进麻袋，挑着箩筐去寄信。交邮费的时候由于来不及点数，就把信件放在秤上称，然后按每斤多少封信来缴钱。”
据统计，1980年，金乡邮电局最多一天发出业务信52万封，一个月至少报废十几只邮戳，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来自金乡的一封业务信。由于发信、拆阅信件、写回信等挺费工夫，镇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负责写信、封口、贴邮票、送信至邮局盖戳等工序的专业户。小学以上文化，且能写得一手好字的，只要帮别人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和收信人，一个月就能赚到100多元。
脑瓜灵光的叶文贵知道，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发财机会就在眼前。金乡做铝质徽章的小作坊都要用到铝材，却没有人搞铝加工。早已在东北掘得第一桶金的叶文贵决定投资轧铝厂。
没料想，麻烦也来了。办轧铝厂要征得镇上的同意并刻一个公章，否则出门谈生意连住招待所都难。可是，分管工业的副镇长黑着脸伸出一只手：
“先交一笔管理费再说。”
“厂子还没影，哪来的钱呀？”
副镇长一听火大了，拍起了桌子。钻过东北老林子、见过黑瞎子的叶文贵也火大了，拍得比他更响。僵持之下，叶文贵托人疏通，书记和镇长发话，叶文贵这才拿到了厂子的“出生证”。
继轧铝厂之后，叶文贵又接连开办了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铝箔厂。生意倒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可是来自一些政府官员的白眼、拿捏也没少过。
有一次，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到苍南县调研，拍着叶文贵的肩膀说：“我们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支持的。”窝了一肚子火的叶文贵发飙了，和董朝才当面争辩起来，还列举了不少“罪证”，搞得站在一旁的县长刘晓骅一脸尴尬。
“董书记还是好官。”叶文贵回忆那天的情景时颇为感慨，“最后他笑着说不与我争论了，吃饭时还认罚了好几盅酒。”
几年以后，叶文贵成了温州首富。“讨饭之乡”金乡也真的成了金子之乡，一个镇生产的铝质徽标和硬塑料片就瓜分了全国50%的市场，学生证、自行车证、户口簿以及各种书籍、笔记本封面的塑料膜制品市场也随后落入金乡农民企业的囊中。
由南至北，起点不同、方式各异，浙江乡村工业的第一浪风生水起。1984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是为中共中央四号文件。从此，社队企业这个名称在中国的文件和媒体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乡镇企业”这个崭新的称号。
这一年，21岁的南存辉用辛苦多年修鞋积攒的1.5万元，与胡成中一起合伙创办了求精开关厂，正式开始了这位温州新首富的漫漫商旅；
这一年，“汽车疯子”李书福向父亲借了4000块钱，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冰箱厂；
这一年，广厦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被东阳县吴宁镇工办宣布任命为县城关建筑公司经理，中国“第一包工头”从此扬帆起航。
刀尖上的舞蹈
浙江商人肯吃苦，这早已成为一种共识。在一片赞誉声中，最为传神、传播也最广的评价是所谓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
“事实上，还应该再添上一句：尝尽千生万死。”20世纪80年代，新华社驻温州首席记者陈坚发曾向我叙述了如下故事。这可能是年间浙江商人所遭遇的最血腥的一幕，但肯定不会是唯一的一幕——
急电。来自北京的急电。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1年某月某日。
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老叶虽然是老公安了，亲自处理过许多血淋淋的凶杀案，但他还是被眼前的电文内容震惊了：北京市西单发生一起罕见的杀人碎尸案。经初步侦查，被害两人的年龄均为16岁左右，男性，可能系你市永嘉县江北乡人，请速查核电告。
老叶感到头皮发麻，一阵阵血直往上涌。他拿起了无线报话筒。
温州街头，警车呼啸。
夏日的炙热，隐隐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闹市上熙来攘往的行人，只是向呜呜鸣响的警车投去好奇的一瞥。
5个小时后，电文的内容被证实：确有此两人，系孪生兄弟，15岁，姓名黄晓凡、黄晓林。一个半月前外出推销纽扣，至今无音讯。体貌特征如下……
急电。来自古都西安。
收电单位：温州市公安局。
发报时间：1983年某月某日。
电文告：近日，本市破获一起特大谋财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系一私人旅馆店主。据旁证及犯罪嫌疑人口供，三个被害人是你市鹿城区个体商贩叶××（女，19岁左右）、平阳县塘下区村民高××（女，16岁）、郑××（女，21岁）。请速协助查实……
根据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北京西单杀人碎尸案的具体案情，是永嘉黄氏兄弟因推销纽扣时发生纠纷而遭杀害，直到有人在犯罪嫌疑人的内院发现了残余尸块，案件才败露。也许是案情过于残忍血腥，此案从未见诸媒体报道。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永嘉黄氏兄弟没有被杀碎尸，如果三位年轻的女商贩没有死于非命，几十年后，他们（她们）也许同样会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豪，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总是容易记住最后的胜利者，却往往忽视胜利者背后无名者的碑铭。这也许是一个时代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
据统计，当年，仅温州一地背负致富梦想跋涉于全国的供销员就超过30万。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死于歹人屠刀、死于飞来车祸、死于精疲力竭，我们不知道。
除了不可预知的生命的消逝，等待他们的还有无法逃避的精神磨难。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磨难更加残酷，更加沉重。
用乍暖还寒来形容年中国改革的气候特征，是再确切不过了。1982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方向性肯定，成为不可动摇的改革成果。除此之外，很多都不确定。要解放思想，要大胆改革，这是容易明确的原则。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不知道，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扑面而来的都是新事物。随着政治气候的阴晴不定，判断的标准和结论随时可能截然相反。
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同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这类犯罪活动如何处理，文件的语气十分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多年的管制出现松动，社队企业肆无忌惮地与国有经济抢资源、抢市场，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担心、忧虑、指责，天平又开始向另一端倾斜。
显然，政策收紧了，刚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浙江商人们的心又被拎了起来。他们警惕地观望着，成了一群张皇失措的惊弓之鸟。
吴来根（化名）就是这样一只惊弓之鸟，而且是自投罗网的惊弓之鸟。
37岁的吴来根是国有杭州啤酒厂绍兴麦芽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人称“小诸葛”的吴来根却颇善交际，路子宽、朋友多。捏着口袋里每月24块零3毛的薪水，他的心思活络起来了。他盯上了紧俏物资的转手倒卖。
后来经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查实，吴来根实际发生的全部犯罪事实如下：
1980年7月至12月，吴来根在绍兴市兰亭林牧场支农期间，为绍兴、萧山、临海等地的社队企业“联系”业务，从外地某纺织工业局购买到涤棉纱1000公斤，厂丝和小绞丝405.25公斤，五级棉纱3414.25公斤，70—150丙纶复丝968.3公斤。“非法获利”3104元，其中吴来根个人实得2057.53元。
由于是托朋友私下悄悄联系，吴来根的“犯罪事实”其实无他人知晓。1982年初，抓人的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来根害怕了。2000多块“非法收入”，相当于自己7年的工资！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被抓住了该吃多少年官司呀？
彻夜的辗转反侧，吴来根决定自首。4月1日，他给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浙江日报社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我是在经济上犯了罪的人！
自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之后，我每天都看报上登载有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报道，使我下决心向政府坦白交代自己以往所犯下的经济上的罪行！
打击经济犯罪斗争一开始，我就背上了思想包袱，日夜不安，心中感到有亏心之事。我也多次想坦白交代问题，但是怕坦白了得不到宽大处理，怕单位领导知道后把我看死，怕亲属和子女受影响遭歧视。想到这一切，我每天每夜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甚至有自杀之念。但是，最后还是党的政策把我召醒，叫我下决心，选择走坦白从宽的道路。现在我的心情是又激动又紧张！
编辑同志，我切切地盼望能早日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的这些罪行应向哪个政府部门去坦白交代，请速指点我吧。
我该怎么办？现在就等着你们的指点了！
吴来根的自白信以“一个经济犯罪者写给本报的一封信”为题，于日刊登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改邪归正，莫失良机”。
自白信事件的结果是，4月17日，绍兴市召开从宽处理大会。该市人民检察院当众宣布了对主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吴来根免予起诉的决定。吴来根则当众痛哭流涕，表示要重新做人。
一个难以证实的说法：吴来根此后回厂里的确规规矩矩做起了工人。但是到1988年，有“投机倒把”前科的他又蠢蠢欲动，终于辞职离厂，据说跑到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摆摊，当上了布老板，真的发了大财。
急风暴雨般的经济整肃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据官方统计，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类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民营经济最早萌动的浙江无疑成为重点严查的省份之一。
吴来根显然只是被这场急风暴雨淋湿的一只小鸟，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并因此在浙江30年改革开放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温州“八大王风波”。
市场经济萌发时，三教九流人欢鱼跃，成功者往往被尊奉为“大王”。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八大王”正是这样一拨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们经营的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光，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大落差。于是，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1981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了调查。1982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开始升温，乐清县委便立即将“八大王”事件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
在《温州大爆发》一书作者朱幼棣、陈坚发的笔下，我们读到了“八大王”之首电器大王胡金林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82年7月，酷暑笼罩着浙南大地。
闷热难熬。男人和孩子光着膀子，只穿一条裤衩。女人们则不停地摇着扇子。街角的狗伸出长长的舌头，喘着粗气。但到了午后，天空迅速聚集起乌云。黄昏，电闪雷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暴雨倾盆而下。
这些日子，对胡金林来说，同样是炎热难熬和雷电交加的辰光。
阴云的聚集，是从上年年底开始的。工作组进驻柳市，调查他是否补税。胡金林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6万余元。1982年3月，他看苗头不对，放下手头正在做的电器生意，携妻子去全国各地旅游，想避一避风头。谁知返回柳市后，发现事态仍在升温。税务部门规定的营业税最初是按0.35％征收的，后来连补代罚增加到6％。据一些知情人透露，还需要再罚一两倍。有关部门已开始整理材料，通知他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
　　胡金林被称为“大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电器购销中建立起了相当紧密的关系网。他像注意市场行情那样，紧张地注视着当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关系网”发挥了作用。有人通知他：被工作组找去谈话的几个“大王”都被扣下了，没有回家。胡金林如坐针毡。黄昏，又有人跑来跟他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
带着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早已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他匆匆出逃。
当夜12点，警车呼啸而至。结果，扑了个空。
胡金林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亡命天涯。
乐清县公安局的通缉令，两次发往全国各地。
上海、哈尔滨、长春、山海关……胡金林辗转于关内关外。在东北的一个城市里，他遇到了几位温州同乡。他们拉他去饭馆喝酒。三两杯落肚，温州同乡嫌菜不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胡金林一看，慌了神，连忙劝止。闹出事来就要命了，自己可是个在逃的通缉犯！
第二天，胡金林便仓皇离开这里。不能再和老乡搅在一起了。他躲进了夹皮沟，这正是《林海雪原》中描述的那条东北大山中的山沟……
胡金林出逃后，他家的几个兄弟也陆续逃出去避风头。16岁的小弟胡荣林在上海码头被抓获，押回温州。从温州到乐清的路上，经过白象镇，恰逢集市，车被堵。胡荣林趁人不备，跳窗逃命。
屋外，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在这些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胡金林不止一遍地审视自己：变国有企业的积压产品为畅销品，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这怎么倒成了犯罪？没有杀人抢劫，没有贪污诈骗，就算不上犯罪！
日，悄悄潜回老家过春节的胡金林还是被关进了监狱。
当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被抓获归案……”
66天的监狱生活，胡金林终身难忘。
《温州大爆发》一书没有记录柳市其他7个同样被定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的“大王”的命运，但他们并不比胡金林好多少。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2年遭逮捕时仅22岁。几天后，县里召开公审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判了4年徒刑，成为各位“大王”中量刑最重的一位。
“螺丝大王”刘大源是最侥幸的。1982年夏的一天早晨，他穿着背心短裤到街上转悠。街上居然一夜之间贴满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暗藏杀机的标语。刘大源心惊肉跳，一回头，猛发现有两人在盯梢，他偏身一脚跨进了街边的供销社。瞅个空当，又钻进了小巷。回到家取了7万多元钱后去了河边，穿着背心短裤，失魂落魄的刘大源跳上一条机动小木船，直奔县城。当地的朋友给了他衣服，为他买了车票。3天后，刘大源流着泪远走异乡。凭着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东躲西藏，成了唯一没有坐牢的“大王”。
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八大王”的准确名单。
根据《经济观察报》资深记者仲伟志找到的一份日期为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八大王”的名单为：“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
而另外一份广泛流传的名单则是：“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
两份名单的差别在于，“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与“合同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那么，究竟哪两位不在“八大王”之列？
我曾费尽周折寻访了一位当年乐清县委工作组的当事人。他分析称，其实，当年严查、批捕了一批柳市购销大户，并没有明确所指，人数也肯定超过8位。所谓“八大王”是以后才有的形象的概括。这可能是比较让人信服的解释。
雨。转阴，又转晴。
1984年，中共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有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此前两年，“八大王风波”一直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的上空。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几年亦徘徊不前。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深深感到，“八大王”案不翻，搞活温州经济就无望。
又一个联合调查组出发了。对全部案卷进行了复查，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税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
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日一个温暖的下午，“八大王风波”发生整整26年后，八大王”中的6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当年的“大王”中，仅有“机电大王”郑元忠仍颇有气候。做低压电器出身的他创建了著名的西服品牌“庄吉”，并于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时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其他“大王”历经磨难后大多已一蹶不振。
座谈会上，遥想当年风云，“螺丝大王”刘大源幽幽地冒出一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按照辞典的标准解释，走私，指个人或者机构故意违反政府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通过各种方式运送违禁品进出口或者偷逃关税，并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
毫无疑问，走私就是犯罪。
当改革春江初暖之时，在浙江沿海尤其是南部改革涌动最为活跃的温州、台州地区，走私黑潮汹涌澎湃，出现了大范围泛滥之势。
走私，成为解读浙江改革史的第一页颇显尴尬、却又无法躲闪的灰色片段。
1981年2月，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同年7月6日至15日，国务院再次召开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8月3日，转发了《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极为严厉：自去年以来，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并波及全国许多地区。走私之所以发展到泛滥的地步，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对走私的危害性和打击走私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加上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不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给走私分子内外勾结以可乘之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
浙江沿海的走私风潮主要集中在温州及相邻的台州。1981年下半年达到高潮的走私“大雪崩”，席卷了温州苍南、平阳、瑞安、永嘉、乐清、瓯海、鹿城等7个县区。其中走私狂潮泛滥的有12个区、24个乡，几乎覆盖此后温州商品经济最为繁荣的乐清柳市，苍南的金乡、宜山、钱库，平阳的鳌江等地。全市大小走私市场达17个，其中每天客流万人以上的超级市场有乐清柳市的里垅、苍南的林家院和关尾洋3个，当时号称“台湾有基隆、香港有九龙、温州有里垅”。
据温州市打击走私领导小组不完全统计，仅1981年这一年，就在海上查获走私船107艘，私货价值1100万元。缴获的主要走私物品有录音机9644台、电视机210台、手表24万只、尼龙布72万米、银元2.3万枚、黄金1681克……在陆上还查获贩私案件和黄金贩卖案件9589起，银元4万枚、黄金2700克、手表1.6万块、录音机3279台……最大的几个走私市场受到多次冲击后才逐渐转入地下，最终销声匿迹。
浙江海岸线总长6486.24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长2200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有3061个，是中国海岸线最长、岛屿最多的省份。浙江天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走私产生的必然性。
北宋开宝年间，杭州﹑明州（今宁波）始设专管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浙江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走私活动亦由此发端。自此降1000年，浙江沿海的走私活动此起彼伏，尤以明嘉靖年间倭寇骚乱时期最盛。
关于倭寇，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权威辞书《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定义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抗倭，也使得浙江总督胡宗宪麾下的戚继光和“戚家军”名垂青史。
近年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将倭寇简单定义为日本海盗的传统概念并不确切。比较一致的新解为：明代中叶时，前期之倭寇是“真倭”，主要由日本浪人组成；后期则大多数是“从倭”，即参与倭寇之乱的中国商人。他们以武装海上走私为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牟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