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经济增速放缓，一些风险开始显现，能管得住吗？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
问：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呈现高杠杆状态。怎么看待这些风险？在防控风险中需要注意什么？
权威人士：风险防控对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从一定意义上说，防风险就是稳增长。不出风险，经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
当前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我国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76%，比2008年上升了63个百分点。从结构看，这几年债务增长最快的是非金融类企业，其债务余额已占到GDP的125%，在世界上处于高水平。高杠杆企业主要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行业、部分国有企业，要高度关注这些行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情况。在经济运行走势分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一些地区出现连续性下滑，也可能对就业带来较大影响。
实现今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要把握好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平衡，特别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中央已经对化解产能过剩做出全面部署，要继续稳步有序推进这项工作，有些不得不破产的企业应依法、规范、有序处置。化解产能过剩不能冒进求成，但也不能裹足不前，应当区别对待，积极稳妥。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化阶段，有效消化房地产市场库存是一个现实问题，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要抓住市场调整的有利时机，顺应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势，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从微观看，局部的风险该释放的也要及时释放，打破刚性兑付，反而有利于降低长期和全局风险。
五问：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为何不能“强刺激”？
◎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
◎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敏感阶段，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要坚持“三个不变”。
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也不乏认为要进行“强刺激”的声音。宏观调控应当如何着力？
权威人士：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现实中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特点，比我们已知的要复杂得多，宏观调控也需要适时转变思路、不断创新方式。总体上还是稳字当头，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同时注重统筹协调、均衡搭配。
把握好分寸，是宏观调控的关键，既不过头，也避免不及。今年的宏观政策主要注重两点：一是用多大力度，二是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宏观政策要有一定力度，达到稳增长的效果，确保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但是，如果采取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等老办法，可能会积累新的矛盾，使包袱越背越重，结构调整步履维艰。我们不是不要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的GDP，这是“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要求。
因此，既要加大力度稳增长，又要坚定不移调结构、防风险、化解过剩产能、治理生态环境、努力改善民生，正确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速滑出底线。积极财政政策要名副其实，在增加公共支出的同时，加大降税清费力度。目前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面上升，财政政策要把为企业减负担、降成本作为政策重点，谨防出现经济放缓、企业利润减少但税负增加的“逆周期”现象。稳健货币政策要把好度，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把钱花到实体经济上去。现在价格总水平涨幅较低，常规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放水漫灌，而要注意“度”，注重精准滴灌，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又防止增加宏观经济的总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稳增长和降杠杆之间找到平衡点。
问：稳定的经济离不开稳定的预期。请问在稳定社会预期方面，还需要做些什么？
权威人士：受复杂局面和多种因素影响，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敏感阶段，稳定预期至关重要。市场预期与经济发展可以彼此促进、良性循环。预期稳，信心增，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应当看到，党和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企业家的支持是一贯的。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人民日报记者 龚雯 许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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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点热评余淼杰：中国经济需靠投资来拉动
本报特派记者 江滨 蓝小蕊 发自北京2012年3月，《天下潮商》两会报道组进驻北京。3月4日，我们的报道组曾专访知名经济学者余淼杰教授。时隔整整9个月后，在12月4日下午，我们的记者故地重游，来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朗润园。此时的北京，天气满是寒意，残雪仿佛在期待着一场可以让它融化的邂逅。在余淼杰的办公室内，余教授非常热情细致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1976年出生于广东潮州市饶平县的余淼杰，在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取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时任世界首席经济学家的举荐下，被选拔进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担任副教授，也是该中心唯一的广东人。余淼杰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研究课题，他与多位经济学精英一道为中国经济“把脉”，为国家发展改革等方面出谋献策。他的论文赢得了经济学界的肯定，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的声音。提高生产率 实现产业升级《天下潮商》：最近我们获悉您撰写的《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生产率》入围2012年度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这是中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祝贺您！这篇论文主要探讨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今年您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什么？余淼杰：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研究企业的生产率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我们发现，通过关税壁垒的减免能很好地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理由就是加入WTO后，关税下降，企业面临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企业必须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生产率。最近林毅夫老师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内还能保持百分之八的增长潜力，这个观点发表之后，很多同事都持质疑的态度。实际上，林老师这个观点有大量研究数据可以说明。我们有关大中型企业的研究数据表明，中国的生产率从2000年到现在，每年的增速差不多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左右，也就是从微观层面上得到这样的数据支持，从上才会有发展的可能。在“十八大”之后，我们也在探讨一个问题：如何保持经济比较高速的增长。要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产业的升级。产业的升级可以从不同层面上来理解。我有篇文章就是讲到“对内开放，对外改革，推进产业升级”。怎样扩展产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三破三立。“三破三立”首先就是要废除户口制度。户口制度现在已经明显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其次是要改革计划生育，老龄化的增速比人口的增速要快很多倍，老龄化问题迅速地涌现出来，很严重地挑战到中国丰富的成本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的话，中国很多加工贸易就没法做下去。最后就是打碎剥离，国家的一些政策，对民营企业存在一定的剥离，特别是电信技术投资方面，铁路市政等方面。打破剥离还包括打破地区的贸易壁垒。我们发现一个现象：一般一个企业到国外投资，它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企业一般先做国内市场。但我发觉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做外贸反而比做内贸容易，这有可能就是市场体制的影响。政府的作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的退出，我们不否认市场基础的配置作用。重要的是政府在这其中应该起到一个因势利导，对产业进行识别，然后加以培育的作用。现在发展得比较成型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出口加工区里面的企业除了享受到一些政策的好处，还有额外的好处：一个地区把所有同类型企业都安置到一起，能互相学习，起到正向的外溢作用，集聚的效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要加快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创新。这个主流思路是对的，但也不是所有产业都要去做最原始的技术开发，创新不应该只在于对新产品的创造、开发，而是对原有产品工序成本的下调。学会国际规则 保护自身权益《天下潮商》：最近，我们比较关注两个案例，一是浙江奥康鞋业打赢欧盟反倾销的官司，一是起诉奥巴马，您如何来看这两个企业的做法？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如何处理各种不公平待遇？余淼杰：我觉得这两个案例其实都为企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和模仿的模式。我们以前也讲到，这是把国内矛盾转嫁到国外去的一种方式，所以民营企业面临的全球贸易摩擦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多。美国根据你是否更改价格到他们的国家销售、是否对他们国家的企业造成本质性的伤害来裁定反倾销。其实美国的国内想通过反倾销方案，也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国的企业要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话，首先就是多和国家商务部反映，要学会用国际规则办事，碰到不合理的事情可以提交到争端解决委员会。《天下潮商》：您说过：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保出口，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您如何分析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发展现状？面对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加工贸易企业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实现转型升级？余淼杰：加工贸易在我国非常重要，占据半壁江山。我们也看到加入WTO后，我国的加工贸易比重在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本身上来看，我们加入WTO，加工贸易的优势在降低。在没有加入WTO之前，对很多企业来讲，都有产品卖不出去的忧虑。企业每年都要跟美国谈判，每年都要面对PNTR，美国给这个企业“最惠国待遇”，企业的成本就降下去，如果不给的话，成本就上升，也就是企业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加入WTO之后，这种不确定性就消除了。另一方面就是加工出口和加工进口的差别越来越大，说明附加值越来越高。提升附加值的确需要政府的扶持，加工企业转到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业，比如医学、光学这些行业。加入出口加工企业，一来是更加便利，二来就是规模效应。政府给企业加以培植，这是外因。从企业本身来讲，就是多做研发，既要借助外界有利的东风，比如政府的扶持，还要提高自身生产率。以投资为主 拉动中国经济《天下潮商》：今年年初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出今年中国拉动经济应以投资为主，而且中国经济要“对外改革，对内开放”的观点，现在是2012年最后一个月了，您如何来评价您的这种论断？同时也请您总结2012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各自的发展特点？余淼杰：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对和投资，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靠消费来拉动肯定不行。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相对看得比较清楚，还是要靠投资。当时主流的观点，大家都认为要拉动消费。我认为要促进经济的发展，的确一定要有消费。但经过思考之后，我还是认为需要投资来拉动。当时我估计就是一万个亿，网上的反响很大，不同意的观点居多。到了9月份，国家果然刚好出台一万个亿，我是7月5号发布预测的数值。之前广东出台一千六百个亿，而广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照这样推算，就差不多是近一万个亿。一般都是广东先走第一步，其它地方就跟着广东的步伐。回望过去这一年，我个人的判断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终极目标，手段或者方式其实还是以“保增长”为主。基于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判断，2012年世界经济还没走出萧条的阴影，需要一段比较长期的时间恢复。《天下潮商》：“十八大”透露出稳增长的新政策，与过去保增长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强调民富优先、创新驱动。您如何来解读？潮商应该如何把握大方向去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余淼杰：“十八大”提出的稳增长，和我们所谈的这个保增长是比较接近的。保增长是百分之八，稳增长是百分之七点五到百分之八，量化都一样。“十八大”提出“惠民生”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个经济总量的提升，对老百姓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蛋糕”做大之后，要如何使底层的老百姓获利，有两个办法：劫富和济贫。中国不公平的系数越来越高，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保障低收入阶层，最主要就是授人以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等。我们也在考虑怎么缩小收入差距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学习日本，对特别富的阶层征收遗产税。潮汕有很多优秀的商人，其实潮汕的经济应该发展得更好。地方政府对那些有地区特色的不可或缺的产业要加以扶持，潮汕的确是可以做出更有特色更有竞争力的产业，地方政府应该更加强有力，把管理方面做好。学术交流 获益良多《天下潮商》：听说您今年多次到过国外参加一些国际高端学术交流？收获到什么？余淼杰：我们去参加的会议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政策型，一类是学术型。政策型和学术型会议不是完全分割，有的是以学术为主，有的是以政策为主。今年我参加的两个比较大型的重要会议，一个就是5月份去芝加哥参加会议，20个国家即将在墨西哥开会，在到墨西哥开会之前，他们希望能确定一个主题出来，可以在到时做广泛的交流。参加这些会议，我的收获的确很大，中国的崛起，是大家无法否认、无法回避的事实。有些学者对中国的看法存在很多误区，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乐意看到中国大国地位逐渐的提升。另外是8月份，我们参加完一个会议后，10月份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重要，影响也是挺大的。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对我个人来讲，一方面不至于使得我的研究纯粹被困在象牙塔里面，而脱离了现实，另一方面，对应的现实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就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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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闯新：拉动未来中国经济需要“五驾马车”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向“升级版”，就是从 “三驾马车”的结构升级为“五驾马车”的新结构、新形态。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有利于壮大私营经济力量，而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将使高新技术企业从整体上尽快变成拉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发展的动力，转向内生经济性的发展模式，非得将过去三十多年拉动经济的投资、外贸、消费“三驾马车”增为“五驾马车”不可。新增加的两驾“马车”：一是私有经济；一是高科技新型经济。　　“三驾马车”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贸经济占主要比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证明是必需的、有效的、比较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2010年前后，外贸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已超过60%，最高达到了65%。随着中国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长期靠政府投资和强力推动外贸经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不可持续。因为中国虽是人口大国，但在新世纪以前，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之中相对还是较小的经济体。即使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79年增加了二十多倍，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但到了今天，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为一个经济巨人。经初步核算，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万亿元，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体量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国民生产总值7%以上的年均增速，在全球经济增速3%以下的大背景下，再想继续主要依赖外贸出口显然是不行的，全球经济一定也无法承受。去年以来出现的大量与经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倾销与反倾销之间的争端，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走向“升级版”，就是从“三驾马车”的结构升级为“五驾马车”的新结构、新形态。　　先来说“第四驾马车”。就是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之外，包括各种大中型民营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等各种形式在内的民间投资与私营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力量。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私有经济早已遍地开花。但同时又不能不承认，虽然过去三十多年的私有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但在真正能够担当起全面拉动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作用中，其力量仍然非常有限。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下大力气启动民间投资，促进中小企业的繁荣与发展。政府现在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就是创造条件，促进未来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驾马车”，使之早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创中小企业板与创业板，为中小企业生存发展解决资金、金融政策鼓励小微企业发展、降低私人公司开办的条件等等，就是全力启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驾马车”动力作用的具体举措。　　再来说说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五驾马车”，就是正在崛起的技新兴企业经济。　　当下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是，我国的高新科技对于拉动国民经济发展，还没有起到其应该所起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作用。而在美、欧、日，高新科技经济的驱动力绝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我们要提高GDP的质量，就是要提高高新科技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今天，从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网络信息，到航海航天航空技术领域，中国已拥有了不少世界领先的高新技术，但这些高新技术却未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主力作用。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是缺少把高新技术市场化生产化产品化的手段和制度，致使很多中国的高新技术错失了占领市场的机遇。这是由于过去我们始终缺乏市场化和企业化运作的认知与经验，没有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化的运作模式以及与之沟通的市场机制。不妨举个例子，根据中国的“嫦娥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等高科技工程的进程表，对于卫星跟踪、航天航空、网络遥控等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追踪，可推测我国的数码成像技术、数码摄影技术、数码传输技术早就世界领先。然而，中国民用的数码相机、数码摄影机的质量，整体上却远不如日本和韩国。就因为我们没有把世界领先的数码成像技术、数码摄影技术、数码传输技术尽快地企业化、市场化、产品化。须知，任何高新技术，超过了一定时限，就会变成落后技术。所以，没有及时把高新技术用于广泛推广，不仅使其丧失了对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对高新技术知识能量的莫大浪费。　　大力促进发展高新科技企业经济，是中国壮大增强的最重要基础。科技兴国，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的作用力，让高科技在GDP中占主要比重。我们现在的GDP的发展方式是低端的，GDP的发展质量的主要成分也还是比较低端的。依靠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低成本低效益的发展方式，是中国过去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先解决吃饭问题的低端发展方式。当中国在规模上已成为经济大国的新格局下，要想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全力提升GDP的质量，加快推动企业科学技术化的优胜劣汰升级换代，就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为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企业，迫切需要从舆论、政策、制度、金融、资源上，大力推动和扶持高新科学技术企业化产业化。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高新科学技术向产业化转化的速度，使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整体上尽快变成拉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同时，快速提升和促进中国高新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必须致力孕育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进而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具有扎实的基础和持续长久的雄厚底气。　　随着中国高新技术型企业群体的茁壮成长，同时，政府给予高新技术型企业的扶持、优惠政策的刺激，中国高新技术型企业经济必然会成为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知名财经作家，著有《美国的秘密》、《美国新全球战略》等）
此文发表于日《上海证券报》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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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为独立经济学家，美国问题专家，国际战略问题专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社会科学报》、《世界经济导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新闻记者》、新华网、新浪网、网易网等媒体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证券、金融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评论文章。著有《美国的秘密》、《美国新全球战略》、《大国竞争决定世界变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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