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谈一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结合工作谈谈从严治党材料,谈一谈对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认识?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必须深刻认识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意义。规划指出,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规划中的十二条大的内容,无不体现了民生。必须大力发展民生,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华丽转身,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材料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011年1月29日正式公布,文件聚焦中国水利问题。时至今日,洪涝灾害频繁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2010年西南地区发生特大干旱、多数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部分地方突发严重山洪泥石流,再次警示我们加快水利建设刻不容缓。(1)材料一体现了哪些哲学道理?(12分)(2)结合材料二,用唯物辩证法的有关知识 ,说明国家加快水利发展的必要性。(12分)(3)结合下表措施分析某市应对金融危机措施的经济学依据。(8分) - 跟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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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商量轨制是中华群众共和国的一项根本的政治轨制,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是具备中国特点的政党轨制。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是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朝党,各专制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专制党派是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是在朝党,其在朝的本色是代表工人阶层及泛博群众把握群众专制专政的国家政权。各专制党派是参政党,具备法令划定的参政权。其参政的根本点是:加入国家政权,介入国家大政目标和国家带领人选的商量,介入国家事件的办理,介入国家目标、政策、法令、律例的订定和实行。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各专制党派合作的重要条件和基本包管是对峙中国共产党的带领和对峙四项根本准绳。  第三,中国共产党与各专制党派合作的根本目标是:持久共存,相互监视,丹诚相许,。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各专制党派以宪法和法令为基本勾当原则。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1)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2)中国特色事业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①客观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从根本上说,是我国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②意义: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领导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①科学执政:就是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制度和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②民主执政:就是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③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系关系:依法执政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要通过依法执政体现出来,又要靠依法执政来保证实现。依法执政有利于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工作。(4)党的领导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思想领导(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和组织领导(向国家机构、人民政协推荐重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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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反三(巩固练习,成绩显著提升,去)
根据问他()知识点分析,
试题“材料一:回眸“十一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老百...”,相似的试题还有: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转方式调结构,努力实现富民强省新跨越。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为进一步推进转方式调结构,2010年10月,山东省委组织专家分赴全省17市进行了实地调研。针对调研中发现的新问题,山东省委认真听取民主党派和群众的建议,深化了对转方式调结构的认识。材料二:图9是山东省“十五”末、“十一五”末、“十二五”末(发展目标)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图。材料三: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山东省政府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为实现“十二五”末的产业发展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1)结合材料一,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回答山东省委为什么要组织调研,听取民主党派和群众的建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结合材料一,运用实践与认识关系的知识,分析山东省委开展调研工作的合理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材料二反映了哪些经济信息?根据材料二、材料三,分析为实现“十二五”产业发展目标,山东省政府的各项措施所蕴含的经济生活道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一: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十二五”规划纲要编制指导原则。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编制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对“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对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召开各种座谈会、专家咨询会和论证会,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对国务院编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进行讨论修改。规划纲要草案于2011年3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讨论,根据代表和委员的意见做了38处修改。3月14日人大闭幕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高票获得通过。材料二: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注:“[]”表示五年累计数,“—”表示无数据(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结合材料,分析“十二五”规划纲要制定过程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材料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总水平,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材料二: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由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裕文明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运用《政治生活》有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结合材料一,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我党为什么要重视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结合材料二,运用《政治生活》知识,分析西藏在各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据此,有人认为“民族睦,国家兴;民族地区繁荣发展,民族之间就能团结和睦。”谈谈对这一观点的看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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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我国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转变能否实现依赖于政府转型。首先政府角色转变有两个向度,即政府从“主导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型”,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和关键。其次,政府转型必然落实到制度安排上,政府依托制度供给和政策制定。制度创新及其恰适性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府是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和推动力量,这场深刻的变革需要政府做顶层设计,改革现行不适宜的制度和阻碍发展的政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赖于制度保障,不仅在于这场复杂深刻的变革需要政府做顶层设计,而且现行一些不合适宜的制度或政策阻碍发展方式转变,亟需变革,政府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和推动力量;还在于制度创新及恰适性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直到2007年十七大和2008年国际危机爆发后,转变发展方式的车轮才真正启动。固然过去转变方式迟缓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赶超战略有关,也受陈旧的发展观念羁绊,但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力恐怕是重要的制约因素。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不可逆转,但转变的成败仍旧取决于政府转型。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倒逼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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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纯粹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世界经济环境新变化的应对之举,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2007年十七大就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积累的弊端已到了必须清算的时候,且原有的增长动力不再适应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而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倒逼政府转型。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及其不协调、不均衡问题叠加凸显,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走到尽头。、出口与消费的结构失衡;业产值大但科技贡献低,自主创新弱;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趋紧;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长期滞后等,都是既有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性的体现。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常集中爆发,而原先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就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停滞,这即落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能否避免“陷阱”,出路在于转方式、调结构,尽早消解深层次矛盾与风险,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近年来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稳定,但是财政与货币政策应对短期困难并不能解决中的根本问题,要谋求长期发展必须实施发展方式转变。而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求政府深化改革。因为既有发展方式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均衡和不可持续问题都与“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和“经济建设型”政府角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要改变低成本竞争和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要从追求经济规模扩张转向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重心,要遏制贫富分化加剧、关切社会公平和包容性发展,都迫切需要政府转型,破除体制性障碍。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调整使中国既有增长方式遭遇困境。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冲击就是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危机前十多年里,我国年均超过20%的出口增长有力支持了经济年均近10%的高速运行,特别是加人世贸组织后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印证了对外是“经济增长的”的论题。然而,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的“短板”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显露无遗。危机使欧美市场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方出口大幅减少,国内迅速回落,就业下降,充分显现外生动力模式的脆弱性,加之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我国出口拉动GDP增长的惯常路径遭遇空前阻力。其一,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表明中国出口环境严重恶化。其二,美欧经济“再平衡”和“再工业化”增大中国出口压力。中国制造业原已被新兴国家奋发追赶,而今又面临美欧“再工业化”和高端制造业的强势竞争,处于两面挤压的境地。其三,一旦美国力推的TPP谈判成功和TTIP付诸实施,中的建章立制和全球经贸格局重构都会弱化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若中国加入TPP,必定在知识产权、环境、公平竞争、劳动权益等方面受到高标准的规则约束;若不加入,作为制造业大国、进出口贸易大国的中国可能在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中“被边缘化”。分析表明,中国的贸易环境和赢利机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增长如果不尽快从依赖外生动力转向以内生动力为主,即由依赖出口拉动GDP转向以内需为主同时兼顾出口的拉动作用,那么,经济前景堪忧。而拉动增长由依赖出口转向主要依靠内需,必然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和有关政策调整。多年来我国大规模投资多由政府主导,以的信贷膨胀和政府公开或隐性的赤字支持,过度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扩张造成产能过剩,在内需不足之下只能靠外需。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挥之不去的顽疾。因此,改革投资体制,消弭政府扩张投资的冲动,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水平,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助推由外生动力向内生动力的转变。  第三,原有发展战略过时、增长动力消退或枯竭无法契合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和国际经验昭示,发展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是根据阶段演进和客观条件变化适时转变发展战略和方式。我国进入中等收入特别是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要求新的经济战略及发展方式与之相适应,恰如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所言,“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因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有关研究也认为,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在中等收入阶段适时转变发展方式,致使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经济增长依托动力驱动,而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减弱,加之高投资率带来的产能过剩已使经济运行潜伏危机,表明原有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消退,同时曾经为经济效率提高做出贡献的其他动力也趋于枯竭,比如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要继续通过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工转移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不大;简单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我们已不能指望过去的驱动力拉动经济增长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动力。而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根本路径是改革和创新,换言之,深化改革和实施创新,是激发经济动能的两大引擎。改革不单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体制改革;创新也不单是科技创新,更包括制度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和模式创新。很显然,政府本身转型则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所在。  二、政府角色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  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是由依赖外生增长动力转向内生动力为主,由要素的低成本投入驱动增长转向依靠进步、创新驱动,由付出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代价的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增长,由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下的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协调性发展,但这些转变都依赖于政府转型,而政府转型的首要体现是角色转变。  1.我国政府角色转变的两个向度  第一,实施政府由“主导市场经济”向“服务市场经济”转型。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社会,但由于市场作为主要配置资源的机制尚没有理顺,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受到行政干预,不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害成本,妨碍了资源的节约使用,也鼓励了低成本竞争;更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借助行政权力主导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政府主导型”经济色彩浓厚。政府通过行政法规使国有企业享有金融、、、路等行业的特殊经营权、产业政策的倾斜支持、银行低息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的优先权等,不仅使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受到压制,市场活力得不到释放,而且政府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也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活动,使企业不得不依赖政府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不能参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的项目,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淘汰。这迫使企业经营者不是把精力用于市场上寻利,而是主要用于对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易,实际上是寻租。拉美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依赖一个庞大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政府主导经济,纵然也能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经济繁荣,但是不公平的竞争、低效率的运行、滋生腐败的空间,最终会导致经济停滞。  应该说,“政府主导型”经济是后发国家经济起飞时期的普遍模式,即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期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较大,只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政府干预的程度逐渐减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东亚经济体有极大的相似性。在我国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乃至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大,很大程度上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的确也带来经济高增长,但高增长背后积累了结构性缺陷和不协调、不均衡问题以及权力寻租等弊端。有如学者所言,“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得益于政府的推动,但同时也使我们产生了‘诺斯悖论’,即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主要是政府推动的,我国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又主要与强有力的政府有关”。特别是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是过度投资、地方债务、产业结构恶化、泡沫等问题的症结所在。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有割腕的感觉,会很痛。但是,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并宣布将在任内削减三分之一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之后不到一年,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来的1700多项取消和下放了221项。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快速推进了由“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转型,与之相应,“主导市场经济”的政府也正向“服务市场经济”的政府转型。所谓“服务市场经济”,就是搞好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如制定制度、规则,发展、、社会保障等);消除市场负外部性(如调节贫富不均、惩治环境破坏等),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服务,让“无形之手”释放能量,是目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亮点。  第二,实施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充当经营与投资主体,政企不分,以政代企。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决策实践中,政府的经济干预依然突出,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晋升机制促使一些地方官员热衷于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替企业决策、谈判、“招商引资”,为企业到跑“部”钱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做了许多应由市场起作用的事情,越俎代庖,职能错位;同时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供给不足,职能缺位,甚至把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推向社会,致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进入21世纪,随着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能定位愈益明确,职能体系愈益清晰,让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回归职能本位的要求愈益强烈。检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未能充分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民众强大需求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不足的矛盾凸显,表明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势在必行。当然,“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型,并不是绝对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应改变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投资上项目,却疏于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既往做法。“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就是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政府不再充当经济建设主体、投资主体,也不再直接配置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更不寻求部门利益、集团利益,而是恪守“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奉行“为民兴利”的服务宗旨,集中精力、合理配置财力,为公众和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保证公民需求在公共管理中的支配性地位。  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不仅是政府职能回归正位的必然结果,而且也适应了社会转型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政治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持续变动,整个社会处于转型之中。一方面,人们的自主性和独立意识增强,多种多样的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分化加剧,不同主体间的冲突与摩擦增加,客观上需要公共管理者政府调解和重视协商,既让合法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又通过协商与谈判形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动荡,也迫切需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过去长时期里政府将资源集中于GDP增长有关的领域,造成社会保障、卫生、、等民生领域投入不足,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加之一些地方官员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风险认识不到位,习惯沿用旧思维、老办法来应对诸如劳资关系紧张、劳动争议和纠纷、群体性抗争征地等新的社会矛盾,往往适得其反。因此,顺应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需要,强化“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既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利于回应民众对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还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  2.政府角色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  实际上,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转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内容,正因如此,政府角色转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不能否认,“经济建设型”政府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第一,在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里,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后,虽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深度干预有着极强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第二,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为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后发国家在“赶超”中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是必要的。在市场发育不充分、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价格机制也不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干预可以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并能在消除市场障碍、创造发展条件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正如当年马克思在评论大卫·李嘉图的自由竞争思想时所阐述的,在资本还无法以自己的力量自由运动时,它会依靠政府这根“拐杖”开拓和发展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经济制度。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发展之初往往依赖政府的强大力量,通过政府主导型模式释放出的巨大制度能量,启动、培育市场机制并促进其发展成熟。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健全,“拐杖”就渐渐成为多余。当这个时机到来时,就需抛开“拐杖”。第三,在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投资和人力要素是主要的发展动力,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不仅必要而且也易成功。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促增长的政策干预。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攀升中经济复杂性提高、多样性增强,创新和效率成为新的经济驱动因素,倘若政府依然沿袭过去的干预套路,则消极作用会大大超过正向效应。  目前进行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系统、深刻的变革,没有政府的转型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鉴于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制约已经显露,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曾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十多年里转变未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长期存在。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没有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无法奏效。因为不转变“经济建设型”政府角色,政府仍然会将手中掌握的一切资源注入与GDP增长相关的领域,投资结构扭曲、债台高筑;各级地方政府仍然会忙于上项目、兴工程和完成,为短期内GDP快速增长不惜过度消耗资源甚至污染环境;而同时,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事业、基本服务依然会投入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长期持续。如若不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政府继续掌控过多资源配置,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别地位仍将扼杀公平竞争,民营企业因“先天不足”,仍然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愁发展。若政府控制资源价格的形成机制不变,依靠生产要素低成本投入的经济模式也将延续,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不畅的状况终难改观,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因付出成本过低也无法遏制。分析可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建设型”政府角色转变和“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转变密切相关,政府转型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挑战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政府职能切实转变。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渐渐淡去,政府应从容退出经济主导地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大后,简政放权,解放市场成为中央政府锐意改革的方向。但也需清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非意味着拒绝政府的任何作用或“去功能化”,而是要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恰如斯蒂格利茨所说:问题不在于经济活动中是否应该有政府干预,而在于政府到底要干些什么。该由政府履行的服务、监督职责必须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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