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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关公也曾守高唐？　　清康熙《高唐州志》重见天日解密诸多珍贵史实　　光明网讯(通讯员赵永斌记者李志臣)近日，经过山东省高唐县史志办副主任张汝芹的不懈努力，终于查找到清康熙十二年(1673) 《高唐州志》的下落。“该部志书的发现，将高唐可以查阅到的确切资料提前近200年，填补了明末清初高唐的历史空白，为研究高唐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重要根据。”县史志办主任张传庆介绍说。　　地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一定区域、一定时期内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状况，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借鉴。据史料记载，该县地方政府修志始于公元1460年(即明天顺四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修志10次，但在该县仅能查找到1836清道光十六年《高唐州志》，1906光绪三十二年《高唐州乡土志》，1907光绪三十三年《高唐州志》、1936民国25年《高唐县志稿》共四部志书，道光之前的高唐志书却无从可查，一直让高唐史学专家们深感遗憾。而今，清康熙《高唐州志》的发现，不仅填补了那段历史的空白，还让众多珍贵史实浮出水面。　　从康熙到道光年间，高唐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发现康熙十二年(1673年)《高唐州志》之前，高唐所能见到最早的志书是清道光十六年(1836)《高唐州志》，也就是说，1836以前的高唐历史无史料查证，清康熙《高唐州志》的重见天日又把高唐有据可查的历史从1836年拉回到1673年，在这163年的时间里，高唐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不仅高唐史学界格外关心，就连当地普通老百姓也颇感兴趣，那就让我们跟随清康熙《高唐州志》重新穿越回那个时代，解密诸多珍贵史实。　　据了解，康熙十二年(1673年)《高唐州志》共十二卷，由时任知州刘佑纂修。刘佑，字云麓，河北曲周人，贡生，康熙九年(1670)任高唐知州。奉旨纂修。继明嘉靖志而作。始于康熙十一年，康熙十二年修成梓行。卷前载刘佑序。正编分地理志、建置志、武备志、田赋志、职官志、选举志、宦绩志、人物志、艺文志九门，内辖六十九目，共十二卷，约二十万字。该志参稽旧志，更易门类，增辑续补清初事迹较详备。　　《武备志》内，记明末清初兵事活动非常详细。内附《守城定乱纪略》，详细记载了清朝初期数支农民义军攻打州城的事迹，可补他书不足。如：书中就记载了明末清初高唐本地的战事，高唐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顺治五年，因高唐大乱，失城三次，杀掠最惨，民多风鹤。”并有兵燹，记述了高唐历史上因战乱所造成的破坏，并附胡应征守城纪略、于四周定乱纪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高唐的军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填补了高唐明末清初军事篇的历史空白。　　在《田赋志》中，有清初本地人口及田赋统计数字，并以优免之例，对考见清代赋役不均之弊，多有参考价值。《田赋志》内《户口》、《田赋》记本地户口田赋数字及《乡图》记述清朝初期优免之例，以及造成田赋不均的主要原因。“高唐代濮州输粮”的故事就是当时田赋不均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据书中记载：高唐州过去每亩征收二分六厘的税收，明代成化年间，因为濮州遭受黄河水害，颗粒无收，税收难以满足上级的要求。当年高唐州获得大丰收，将本该濮州所欠的款项，暂时代濮州交齐，这是义举。没想到的是意因循成例，因为一时的义举，造成高唐州百年的后患。每亩加派到三分六厘多的税收。时代更换而征收税收的法律没有变化，事情停止了而税赋依然存在。张饮李醉、李代桃僵，濮州也乐于轻输薄赋，可是高唐实在是苦于重累。可是局势却极难以改变，老百姓实在难以承受。嘉靖四十四年，州民于宠荣抱本上奏。隆庆五年，州民孙通再次抱本上奏。两次奉明旨，让抚按查勘，可是一直没有结果。后来，高唐、濮州因此打起官司，高唐州人靠这一记载的铁证打赢了官司，山东巡抚下令恢复高唐原来的税收。　　清朝初期，为了为收复台湾做准备，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并将该处的房屋全部焚毁，以及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的措施。迁界禁海对世代靠打渔为生的老百姓造成非常大的打击，百姓流离失所，以至易子相食。因为时任三省总督朱昌祚是高唐人，康熙《高唐州志》对此事有详细记载。作为深居内陆的高唐人虽没受到迁界禁海大的牵连，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史实。“当然，那个时期发生的历史的事件还有很多很多，在清康熙《高唐州志》都有所提及，仔细研究对于了解高唐历史意义重大。”张传庆说。　　三国时的关羽曾在高唐辅佐过刘备？　　高唐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英杰奇才。汉太原太守刘质、晋太傅刘实、光禄大夫华广、金应奉翰林文字阎咏、儒林祭酒康晔、元翰林学士阎复、礼侍郎康壁，同知吴璇以及清朝封疆大吏三省总督朱昌祚等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各有建树，他们的丰功伟绩被载入国史，永留史册，是高唐的骄傲。　　高唐人才辈出，历史许多名人都曾在次留下足迹。战国高唐太守盼子、晋南清河太守苏琼、隋高唐令乐运、元高唐州同知陈思济、明知州殷序、王大化、王纪等人在高唐任县令或知州，淳朴勤劳的高唐人民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名宦祠，永远铭记他们在高唐的重要贡献。晋文公重耳在避难时曾在高唐居住，为纪念他，高唐人为他建立晋文公祠。清康熙《高唐州志》对这一史实记载道：“晋文公祠：在州署西，公为公子时，避骊姬之难时，齐尝舍于此，后人因为立祠焉。”　　“除了这些历史名人在高唐留下足迹外，又在清康熙《高唐州志》中发现多位曾到过高唐的历史名人，这都是过去高唐志书中查不到的。”张传庆说。据他介绍，三国时的关羽曾在高唐辅佐过刘备就是一大新发现。过去的志书中有关于刘备落难时曾任高唐尉的记载，史料上明确记载道：“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献帝末为高唐尉。后帝于蜀。”　　据有关史料记载，刘备在高唐期间，仁厚爱民，努力稳定社会秩序。在当时社会极为动荡混乱的非常时期，保全了高唐的一方安定，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受到高唐百姓的爱戴。　　东汉末年，宦官作乱，董卓专权，全国一片混乱，广大人民群众颠沛流离，民不聊生。汉灵帝末年，黄巾军起义爆发，刘备率领人马跟随幽州校尉邹靖征讨黄巾军，因立下战功，被任命为定州中山安喜县尉。在任期间，因前来巡视的督邮无道，将督邮痛打一顿，不得已逃亡在外。后随大将军何进的都尉贯丘毅到丹杨招兵，在下邳遇到黄巾军，因力战有功，被任命为高唐县尉，不久升任县令。　　刘备任高唐县尉后，整饬军备，训练人马，使高唐的驻守军队颇具战斗力。每遇有敌攻城，刘备必亲自登城御敌，屡立战功，不久升任高唐县令。他为争取地主、豪绅、有识之士和普通百姓的支持，缓和严重对立的阶级矛盾，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对外防御的同时，积极施行“王道”，推行“仁政”，宽仁爱民，广布恩德。据相关史料记载，刘备在高唐期间“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三国志魏志》)因刘备关心士民生活，体恤民情，虽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但高唐相对安定，受到高唐百姓爱戴。　　高唐被黄巾军攻破后，刘备先后投奔公孙瓒、陶谦、荆州牧刘表。荆州被曹操攻占后，刘备又与江东的孙权结盟，赤壁之战大败曹军，占据荆州五郡。后率军占据益州、汉中，自称汉中王。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开创“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的蜀汉大业，成为一方霸主。　　既然刘备在高唐当过县令，那么关羽是否也在高唐留下过足迹呢？尽管史学工作者艰难查找，却一直没查到关羽在高唐的有关史料。清康熙《高唐州志》在介绍高唐的关帝庙时发现这样的记述“关帝庙：在城西门内，高唐在汉隶平原郡，王从昭烈为高唐尉，故建庙于此。”“"王从昭烈为高唐尉"一句就体现出刘备在高唐时，关羽就在身边辅佐。”张传庆说完进一步解释道，“王”，指关羽，“从”是辅佐之意，“昭烈为高唐尉”，即蜀汉昭烈帝刘备，当时他在高唐任的官职为“高唐尉”。“由此足见关羽也曾在高唐留下过足迹，至于张飞当时有没有在高唐，因没有确切记载，还需进一步考证”，张传庆说。　　高唐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明成祖定都北京后，高唐驿道连接南京和北京，是必由之路。明清两代，高唐的地理位置更加重要，高唐随之日渐繁华。康熙《高唐州志》记载，“高唐当南北数道之冲，冠盖如云，当之者如入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明清多位皇帝南巡北狩多次驻跸高唐。史载，明朝的三个皇帝，即明朝的成祖、仁宗、宣宗都曾驻跸高唐。据张传庆介绍，过去志书中只提到过明成祖来过高唐，明仁宗、宣宗都没提过，而康熙《高唐州志》中提到了。“可以说来高唐的历史名人中又多了两位皇帝，这也是一个新发现。”他说。　　高唐古迹名胜的沧桑变迁　　高唐名胜古迹众多，康熙《高唐州志》对这些都有详细的记述，对于研究高唐名胜古迹的沧桑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佛教不断壮大。作为高唐名寺大觉寺，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由南京北巡时就曾驻跸于此。努尔哈赤尊崇佛教，清初的统治者笃信佛教，所以清代寺庙盛行一时。在康熙《高唐州志》的州治新图明确标记了大觉寺的具体位置，在其记述中说：“大觉寺，在州治东南。唐创，宋延祐间修，明洪武间僧正福林，永乐僧正禧润、道春，成化十九年僧正正簋皆重修葺之……”这些都为我们探寻大觉寺的遗迹留下了可靠的证据。　　冷兵器时代，人们依靠坚固的城池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历任知州以保障百姓的安全为首要任务，所以在城池中多次记述州城的加固、增修。清康熙《高唐州志》中关于城池的记述验证了高唐没有北城门的传言。1996年出版的《高唐县志》记载：日下午，太平天国李开芳“下午来到高唐。高唐无北门，东门外往北的大街叫北关，接驿路。李开芳一路南来，经北关直至东门，进入州城”。在清康熙《高唐州志》中对高唐北城门有“城北面旷无居民，其门启闭无常，且多潴水，不便往来，今塞焉。”的记述，意思是高唐城过去有四个城门，因为城北居民稀少，所以北门不经常打开，并且经常蓄水，不方便往来，当时已经堵塞。由此，高唐无北城门之说在前后两部史书里得以互相佐证。　　康熙《高唐州志·地理志》卷载：“稽高唐故牒，如鸣石，高唐诸山，高至百仞，奇响清越见于史册。而今乃无尺阜寸嶂，岂沧桑之说有信然乎？然自古纪之焉，得不传疑耶？若堤以捍患满，以疏沧井以利用，亦山河之属也，因并附焉。”“高唐山，在州东北，以名见《方舆胜览》。” “鸣石山，在州境内，山岩高百余仞，人以物扣之岩声甚清越……”在康熙《高唐州志》第九卷中详细记述了“鸣石隐仙”的传闻：“鸣石山，岩高百余仞，人以物扣，岩声甚清越。晋太康中，进士田宣隐于岩下，常抚石自娱。每见一人著白单衣，徘徊岩上，及晚方去。宣令人击石于岩上，潜伺，俄然，果来。因遽执袂诘之，自言姓王字仲伦，卫人，周宣王时，入少室山学道，北频适方壼去来经此，爱此石响，故辄留听。宣乃求问养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则凌空，百余布犹见，渐渐烟雾障之，宣得石含，就百日不饥，见《酉阳杂俎》。”说明在过去的志书中有高唐山和鸣石的记述，只是到了清代，高唐山、鸣石山已经没有了踪迹。　　清康熙《高唐州志》发现后，县史志办高度重视，立即开始发掘整理工作，因该书非原版书籍而是网络上的电子版，整理起来难度较大，且因时代久远，该书全部是繁体字，现代很多读者并不认识。为方便更多人研究和阅读该书，该书的发现者县史志办副主任张汝芹加班加点将艰涩难懂的繁体字全部翻译成现代简体文，并标注标点符号，全书共十余万字，现在该书已基本编纂完成。“下一步，我们要集中力量，将这部书发掘整理好，使其发挥应有的史学价值，更好地为我们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张传庆表示。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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