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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的预防.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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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的预防.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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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热门文章最新文章贷款银行：2014年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中研普华报道：
相关研究报告
贷款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伟大进步。对银行而言，从其诞生之初，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就是首要问题。一旦无法及时转化为足够清偿存款支付的资金，银行将失去中介信用，并极易在“挤兑”情绪的冲击下走向倒闭。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是一种特殊的行业，机构间存在风险传染的关联性，一家银行的倒闭也可能会使更多银行在公众恐慌情绪的扩散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因此，银行风险不同于，其所产生的负面外溢效应极大。
　　原始的告诫和处罚逐渐消失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银行不能收回其发放的贷款，不能按时兑付存款，存款者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充分全面地掌握银行真正的风险信息和偿付能力，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进一步恶化，唯一理性的选择是先于其他存款人提出自己的那部分存款，每个个体存款人的这种“争先”行为，就形成了用脚投票——“挤兑”，从而会加剧肇事银行倒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恐慌不会局限于一家问题银行，而是形成情绪化的传染，转化为公众对整体银行业信心的降低。这就会严重威胁其他经营良好银行的安全，甚至会导致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
　　为使银行经营产生重大风险而出现挤兑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英国曾要求银行家承担对存款人偿还债务的“无限责任”，如果银行倒闭，银行家需将自己的财产和个人收入纳入存款债务兑付，直到全部偿清为止。无独有偶，为应对美国19世纪银行业的创建高潮及其风险，美国告诫银行所有者对其在银行的股份承担双倍赔偿责任，即银行倒闭，银行家须以双倍于自己股份的出资来赔偿存款者。英美的做法是要求银行家需要有效尽责地银行，而不是为了短期利润而承担过大的风险。
　　然而，当大工业社会发展使得公司制进一步健全后，这种对银行家原始而明确的告诫和处罚逐渐消失。而疏于公司治理等问题却没有像人们乐观估计的那样得到有效遏制，终于爆发了主要由华尔街引发的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
　　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等国政府实行严厉的金融监管。可以说，世界上真正的金融监管就是从大危机后开始的。二战结束，全球又建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这个制度下的国与国间的货币兑换价格——汇率相对是固定的，这大大降低了商业银行经营的市场风险。因此可以说，大危机后美国建立的严厉的监管制度和二战后国际新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战后近30年的银行业保持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
但是，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突如其来的崩溃，美元大幅贬值，使得原本相对固定的汇率演变成浮动汇率，银行业风险急剧上升。为对冲风险，美国首先推出了货币(外汇)期货，各种金融创新顺势而为，这就使得大危机时期美国确立的监管制度——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设并分业经营的原则遭受冲击，终于在90年代末期被新的立法彻底打破。伴随着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现、超大型金融集团陆续诞生，同时交织着次级贷款的发展和膨胀、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在次级贷款化的音乐中翩翩起舞，“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警训在狂欢的氛围中似乎已无人理会。许多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一种极高的风险水平下运作，市场失灵出现明显的征兆。
　　市场与政府都“失灵”
　　那么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防范市场失灵走向市场崩溃的工具是什么呢?是政府的作用，即加强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而新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则是，市场可以通过自律、行为人可以通过信息披露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从而达到市场的和谐。华尔街的监管者更多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放弃监管，由市场自行调节。这样，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面临着并不平衡的抉择，一个选择是：极大的风险偏好(监管者默认的高杠杆率)可以获得更高的短期收益，可以使公司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追捧，从而股价更高，期权收入愈多，资本红利愈多，这种激励机制是“拜金”的华尔街难以抗拒的。
　　那么选择的另一面呢?如果出现风险，甚至机构倒闭呢?对有限资本的股东来说，显而易见，其仅承担有限责任，系统性风险的“买单”主体责任不在股东在政府。而对大型金融机构来说，政府无法承受其倒闭后对整体经济社会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因为“太大不能倒”。
　　如果说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在市场失灵条件下不为此承担成本是一种制度的严重缺陷，那么日渐形成的“太大不能倒”问题就是这种制度恶性作用的催化剂——道德风险的升级。
　　这样，处于金融流水线上作业的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互相合作，却既没有“监工头”，也没有“摄像头”，政府对华尔街的监管是局限的、割裂的、滞后的和形式化的，甚至在许多创新领域沦为一种摆设，风险的膨胀和失控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华尔街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由于美元全球货币的地位，这种金融衍生品很快扩散到全球金融体系，特别是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中。
　　表面繁荣的经济金融体系背后，金融机构的内生风险正在持续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不断恶化，最终在“雷曼兄弟”倒闭的“黑天鹅”引领下，以极端的、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方式对金融市场失灵进行弥补和矫正，过程痛苦而惨烈，代价高昂。可以看出，金融市场高度发展、金融产品高度复杂、金融机构固有的“锦上添花”的特点与政府极其软弱的监管的严重失衡共同构成了这场危机的动因。这场危机不仅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也是“政府缺位”或称“政府失灵”所造成的。政府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市场经济监管者的责任，放弃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2009年初，金融危机爆发后不满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曾告诫道：“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是现代经济的价值。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过程中，“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作用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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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QQ:918461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陈金荣编著的《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传导与监管》主要运用金融学相关理论和统计方法就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传导机制及监管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本书第一、第二章首先提出了研究背景、整体框架、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界定了衍生金融工具及系统性风险，整理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文献。第三、四、五、六章是本书重点章节，分别从衍生金融工具产品特性、交易所组织形式、市场参与主体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等角度，分析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传递方式，特别是在第六章通过对中国金融衍生市场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世界经济过程中，衍生品市场引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外部冲击频繁及市场开放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要有效地避免衍生金融工具传染并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需确保宏观经济持续稳步发展，有效地平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制度性冲击。《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传导与监管》第七章将理论研究引向现实问题，重点厘清了相关监管的基本原则，借鉴国际经验，针对性地提出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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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金融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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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雅尼 - With An Orchid 来自金融读书会
2.2 金融危机中的系统性风险
从金融危机的历史中寻找和分析系统性风险的特征和表现有助于更好地探寻风险的来源和预防机制。人们对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最直观感受便是它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特征，以及给金融、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力。
2.2.1 系统性风险的特征
要想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事前有效的识别风险。系统性风险的识别主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风险特征识别，二是传导过程分析。风险特征识别主要是帮助判断风险是局部风险（或个体风险）还是系统性风险，而传导过程分析是考察风险的不同传导渠道，以及在机构之间、行业之间的传染性，是在风险特征识别基础上的细化分析。因此识别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就在于对系统性风险特征的了解和把握。
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不同的学者看法稍有不同。范晓云等（2006）总结归纳系统性风险主要具有外部性、风险收益不对称性、传染性、损害实体经济和投资者信息有关的五个方面特征，张晓朴（2010）则总结系统性风险有突发性、复杂性、传染快、波及广、危害大几个特征；于蓓（2011）认为系统性风险的特征主要在于危机爆发前的积累性、机构间的共振性以及风险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金融体系的结构还与系统性风险的大小有关。总结来说，不同学者思考角度的不同，对特征的描述也不一样。如果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积累性、外部性、传染性、与实体经济关联性、与投资者信心有关和与金融体系结构有关六大特征。（1）积累性。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的长时间积累，包含了金融机构个体层面和整个金融体系层面的累积。从金融机构个体角度来看，外部市场因素和其他机构的风险外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某家金融机构，给该机构的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困难，并在机构内部累积直到该机构破产或倒闭；从整个金融体系角度来看，系统性风险会随着单个机构风险暴露的增加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而累积，在达到一定程度后造成全面性的金融系统危机并造成严重损失；（2）外部性。外部性影响可以看作是系统性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某项经济活动给同一社会环境中其他成员造成的收益（正外部性）或损失（负外部性），而自己却没有补偿或支付成本。系统性风险的负外部性特征是金融机构个体的市场行为给其他金融机构或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溢出，并在系统危机爆发以前不必为此付出代价。而当危机来临，金融体系的崩溃会让每个金融机构都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如何将金融市场中参与者的风险溢出问题内部化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部分；（3）传染性。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扩散是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风险从一家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渠道传染到其他机构或其他行业体系，这种系统性风险负外部性的传递正是对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造成破坏力的源头。系统性风险防范和控制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和及时切断其传播的渠道和路径；（4）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系统性风险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在于相互的作用。金融体系的危机和风险会通过信贷、资本市场等多种渠道给实体经济带来负面打击，而实体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也会成为金融机构或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触发因素。这种实体与金融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传染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5）与投资者信息有关。如前面章节所提到的，信心是施瓦兹等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的度过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对于银行业来说，很多系统性危机的最初起源就在于一家银行挤兑出现的流动性困难向其他健康银行的扩散。投资者信心丧失引发的银行挤兑、资产抛售、价格波动、流动性枯竭等问题是风险传染扩散的重要原因，因此防范的关键之一也在于如何稳定投资者的信心；（6）与金融体系结构有关。金融体系结构涵盖了金融市场结构、业务结构以及监管政策体制等多方面内容。有研究认为，相对于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来说，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更大；另外相对于完全市场结构的银行体系来说，非完全市场结构的银行体系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更高（赖娟，2011）。
银行业作为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业性系统风险同样也不可避免的具有上述所总结的几大风险特征。而对于直接融资市场还不发达，主要依赖间接融资渠道的市场来说，银行业的系统危机无疑是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重要阻力，其爆发后的破坏性也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2.2.2 机构之间联系与系统性风险
金融机构之间的同质化和关联性为风险的横向传染和外部性影响提供了有利基础。银行之间发展战略、业务模式的同质化无疑推动了系统性风险的积聚和爆发。大量银行的信贷都集中于大企业、房地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严重加剧了银行体系的同质化程度。而这种同质化造成的银行之间业务、渠道上的关联性更是使其在危机来临时呈现出“一损俱损”的波及之势。
2.2.2.1 同质性
“同质性”一词主要常见于生物学、化学、生态学等领域，同质性和异质性主要描述的是一致性的问题。如果一个系统内部或某一物质的各个组成单元的构成成分和特征是相同的，就称这个系统或物质具有同质性；反之则称它们具有异质性。虽然近年来银行同质性程度高的说法并不少见，但对于银行业同质性的概念和涵义学术中还未有一个严格统一的界定和阐述，文献中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对这种同质性的定性描述（王菁，2009）。
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学中的同质性概念类似于生态学和生物学中的概念。类比生态环境系统，银行业的同质性主要指的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策略、发展理念、市场定位和金融产品的种类、性质、功能等方面的高度无差异性。根据刘春航等（2012）的研究，银行的同质性表现可以划分为个体状况层面的同质性、行为决策层面的同质性和功能层面的同质性三大类。其中个体状况层面的同质性主要体现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同质性；行为决策层面的同质性主要体现为价格行为、营销行为、并购行为、投资行为以及风险管理五个方面的同质性；而功能层面的同质性主要体现为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上的同质性。这三个层面的同质性又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形成了繁复的银行业面貌。
之所以会出现银行业的高度同质性，与银行个体本身行为和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密不可分。从银行个体自身来说，在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和激励机制下，难免使得商业银行之间的经营模式、投资偏好和风险偏好以及融资渠道都大量雷同。而当经济下行时，这些方面的同质性也会加剧资产的集体抛售和盈利模式上的冲击；此外在近二三十年的市场发展中，商业银行普遍选择的一个业务模式就是从传统的储蓄机构拓展为利润回报高、风险也高的证券类衍生品业务上。而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风险规避产品虽然可以实现部分信用风险的转移和一定程度的多样化，但当大范围的金融机构都选择了类似的风险分散方式，则非但不能实现风险的消除，反而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变得更高，加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中的羊群效应行为，无疑使系统中的同质性程度雪上加霜；从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由于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结果，银行业面临的监管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从客观上限制了金融创新的质量和异质化发展的方向。以中国银行业为例，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尚未完成时期，银行缺乏对利率的定价权，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利差空间，传统的借贷业务就可以为其带来丰厚的高利差收益，从而也就失去了发展相关利率创新金融产品的动力，导致业务结构的单一。
对于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同质性程度的度量，目前的学术文献中还描述较少。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鉴生态学中的多样化指数来衡量银行业的异质性程度，如Alpha和Beta多样性指数（diversity index），这两个指数一起构成了生态学中的总体多样性（overall diversity）度量。根据银行资产负债、经营行为和功能等方面的同质性的度量，可以分别提取驱动因子形成代表性指标，再合成为综合的同质性指数（刘春航等，2012）。
以资产负债结构为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可以提取出三个方面的代表性指标：盈利机构、资产结构、负债结构，每一大项指标下可以再细分为小项指标，如以非利息收入与营业净收入的比值（Gi）来代表利差收入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度，以按揭贷款、房地产贷款、固定资产投资类贷款与贷款总和的比值（G1a;G2a;G3a）来代表银行的资产结构；以批发式融资与总负债的比值（Gd）来反映银行的负债结构，构建同质性指标：
上述的指标法只是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实证分析可行方向，实践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然而对于监管者来说，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银行的战略多样化和监管差别化，无疑是营造异质性的市场环境和鼓励有序创新的重要课题。
2.2.2.2 关联性与风险传染
对于银行业来说，危机的引发通常由多种风险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其中就重点包括了银行内部几大类别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和银行之间的风险传染。
1、风险之间的相关性
当前国际银行业主要以《巴塞尔资本协议》为监管准则，根据其对风险类型的划分，银行业主要将面临的风险因素划分成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几大类进行分别度量，再加总计算总的风险加权资产。而这种以风险间独立的假设前提明显难以概括实际中风险间的交互作用。
以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为例，根据其概念的界定，信用风险的驱动因子通常包括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而市场风险的驱动因子通常包括利率、汇率、股票价格等价格型因素。在风险度量和计提经济资本的实践中，都假定两种风险之间的驱动因子不会产生交叉。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大量衍生创新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两类风险之间的分界也在逐渐模糊。一方面作为银行放贷基础的借款人抵押资产可能会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出现贬值，造成贷款回收时的损失；另一方面银行交易账户中证券融资类产品和衍生产品也可能面临着交易对手在合约结算时的违约风险即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try credit risk）。此外，如果是由于银行信贷人员在办理流程中出现失误而导致了贷款的损失，就又牵涉到了操作风险与信用风险的交叉。
目前监管部门也开始意识到这种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给风险管理所带来的影响，在最新的巴塞尔III资本协议中，就增加规定了第二支柱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框架下，银行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里，需要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多种类别风险在内进行综合考虑并配置相应风险资本。第一支柱下一个统一的风险整合度量框架也在研究讨论之中。
此外，关于多种风险之间的交互效应管理模式，是采取自上而下（top-down）的分类加总模式（aggregated risk），还是采取自下而上（bottom-up）的集成管理（integrated risk）模式，以及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对风险是产生了分散化效应（diversification effect），还是带来了额外的复合效应（compounding effect），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巴塞尔委员会的IMCR（Interaction of Market and Credit Risk），即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交互作用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认为，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来说，其加总方式是采用集成法还是分类加总法，加总方式的选择对准确衡量风险暴露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配置有重要影响；Alessandri和Drehman（2010）研究了一个加总法的实例，结论认为分类加总法可能存在高估实际总风险的情况，而集成法则可能存在风险的分散化效应。国内的郭战琴、周宗放（2007）在假设风险因子服从离散二项分布的前提下，发现信贷资产的风险溢价与市场信用的关联风险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说明了两种风险间的交互作用对于银行的信贷资产组合存在复合效应。
2、银行之间的相关性
银行之间的相关性对系统性风险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为风险的扩散提供了传导介质，也即人们所熟悉的危机传染（contagion）。从某种角度来看，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可以类似看作数学中的一个矢量，即这种风险传染效应既有大小，也有方向。
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大小与银行之间的关联程度密切相关。从业务角度来看，由于借贷关系、交易对手、投资领域等原因，银行之间的相关性通常呈非线性式的复杂模式，加上资本价格波动时市场中的羊群效应，更是加剧了传染效应的范围和深度。对于风险传染性的存在和传染效应的研究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工具便是Copula族函数。随着David Li（1999）首次将Copula引入违约相关性的问题研究，此后便被广泛应用于风险相依结构，以及金融危机传染方面的度量研究。Copula族函数的一个优点便是对于金融资产收益率联合分布所表现出的“尖峰厚尾”特征，没有边缘分布限制的要求，还能够兼顾到变量相关性之间的非对称特征。顾冬雷等（2013）借助藤Copula函数方法检验了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危机传染效应，通过条件参数的观察发现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于亚洲和欧洲的市场有着不同的结构；朱元倩（2010）从银行业传染的角度考察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国际对中国国内银行的传染效应。以上的研究都为分析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提供了有益研究借鉴，有关国内银行业传染效应的检测和分析将在后续章节进行详细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系统性风险传染的方向则关系到银行体系内部的结构特征。通常来说，如果首先出现危机的是小银行，那么大型银行可以借助规模优势和资金实力免于受到牵连和波及，此外还可能有能力对出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进行必要的救助和支持，这种方向的风险传染通常不会给整个系统造成太大影响，传染的范围和深度也都在可控范围内；反之如果危机的传染是从大型银行开始向中小型银行传播，那么给市场造成的恐慌和信心打击对金融体系来说将是灾难性的，整个银行业都会遭到挤兑危机，金融市场资产出现抛售潮，资产价格下跌进一步加剧市场流动性的危机，金融复苏的脚步也更加缓慢。2007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后整个市场出现的螺旋式下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传染方向的角度来说，这也正是危机后对于“大而不倒”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重视和加强监管的原因所在。
2.2.3 顺周期性与系统性风险
观察历次金融危机的历史，可以发现危机的蔓延过程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的波动，这其中的内在原因很大一部分来源于金融体系中的顺周期性。次贷危机的扩散和传染与银行业自身存在的顺周期性和外部资本监管、信用评级以及会计准则等规范制度的顺周期效应都有很大关系。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有效防范危机的发生不仅需要关注微观层面的顺周期效应，还要关注由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积聚和传染，这也是宏观审慎监管的意义和内容所在。
从银行自身行为来看，其信贷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加强作用。在经济上行时期，银行的信贷政策宽松，因此放贷的门槛也较低，对贷款人的抵押物要求放松，这一阶段的顺周期行为对经济中的泡沫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在市场繁荣时期开始积累潜在风险；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开始紧缩信贷政策，出现“惜贷”情绪，放贷的门槛也相应提高，一般性的企业或项目都很难顺利得到融资，这一时期的顺周期性效应则进一步加深了经济的衰退程度。因此，银行的这种信贷政策在本质上就不可避免的具有顺经济周期性效果。
从银行资本监管要求来看，Peek和Rosengren（1995）引入的简单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模型，就证明了在风险偏好和债券投资不变的假设下，资本监管将导致存款和贷款数量减少。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于银行业顺周期性的传染渠道主要包括了资本充足率要求、信用等级迁移、和超额资本储备等几方面，通常经济衰退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企业信用等级也随之下调，经济中的总需求下降，投资减少，加剧经济下滑。对于超额资本储备，如果能够建立在经济繁荣时期计提更多储备、经济衰退时减少储备的资本制度，那么超额资本储备渠道可以适当利用发挥减轻顺周期性的效果。
从银行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说，由于历史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结果，银行业面临的监管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从客观上限制了金融创新的质量和异质化发展的方向。以中国银行业为例，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尚未完成时期，银行缺乏对利率的定价权，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利差空间，传统的借贷业务就可以为其带来丰厚的高利差收益，从而也就失去了发展相关利率创新金融产品的动力，导致业务结构的单一。
对于银行体系中存在的同质性程度的度量，目前的学术文献中还描述较少。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借鉴生态学中的多样化指数来衡量银行业的异质性程度，如Alpha和Beta多样性指数（diversity index），这两个指数一起构成了生态学中的总体多样性（overall diversity）度量。根据银行资产负债、经营行为和功能等方面的同质性的度量，可以分别提取驱动因子形成代表性指标，再合成为综合的同质性指数（刘春航等，2012）。
以资产负债结构为例，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可以提取出三个方面的代表性指标：盈利机构、资产结构、负债结构，每一大项指标下可以再细分为小项指标，如以非利息收入与营业净收入的比值（Gi）来代表利差收入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度，以按揭贷款、房地产贷款、固定资产投资类贷款与贷款总和的比值（G1a;G2a;G3a）来代表银行的资产结构；以批发式融资与总负债的比值（Gd）来反映银行的负债结构，构建同质性指标：
会计准则中以公允价值（fair value）记账的方式也强化了会计领域的顺周期性。国际上的会计准则通常要求对可供出售的衍生品、债券、股票及待交易的证券等使用公允价值法计量，而该方法使用的前提是对涉及的资产或负债存在一个有序的估值交易市场，而在流动性紧缺的危机时期，市场交易稀少，一些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价格更无从得知，只能依赖于估值模型，这有可能导致产品定价的混乱。而资产价格下跌引起的利润损失账户减计，促使银行为了满足资本监管要求而不得不出售资产，造成会计加速器下的金融体系顺周期性。
2.3 危机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重点
前面从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原因入手，详细梳理了各个理论学派对于风险产生机制的解释，对于银行业内的系统性风险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也做了归纳。
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表明，系统性风险的引发和传染对于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增长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出于对危机的反思和未来的防范应对工作考虑，系统性风险成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者们的关注焦点。对于银行业的监管机构来说，清楚把握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因和特征表现，只是认识风险的第一步，后续还有很多进一步深入认识的问题：为什么银行个体的风险会向其他银行和整个体系中传染扩散，银行之间的风险传导渠道是什么？面对系统性风险，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或工具来对其进行量化衡量？为什么已有的监管规则未能有效防范危机的发生？对于可能存在的下一场危机，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正是本文后续章节的重点内容。
2.3.1 银行之间的关联渠道造成了风险在体系内的传染
历史经验表明，局部的风险之所以会演变成系统性的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构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其本质源头还是在于机构之间的联系。在现代银行市场体系下，行与行之间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业务联系形成了复杂的银行网络，而任一节点上单家银行的危机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银行的链式反应。首当其冲的便是银行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同业拆借市场的存在则将银行通过借贷业务和支付体系进行了互相连接，一方面使银行之间通过互相持有资产实质交易形成了共同保险基础上的风险锁定；另一方面复杂的关系网络使置身其中的银行财务状况都面临着潜在的风险冲击威胁。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银行无法具有储户取款行为的完全信息。一旦在遭受到宏观经济恶化或外部环境冲击时，为了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准备，银行的首要资本补充渠道便是收回对其他行的贷款或出售交易性资产，因为这种方式给银行带来的成本和负面效应是相对最低的。但这种应急行为给整个银行市场造成的流动性冲击却是剧烈的。一方面回收他行贷款的行为可能造成银行体系的资产萎缩，恶化资产的分布结构，银行间对流动性的需求可能会在某一时间内迅速增加，造成流动性黑洞；一方面为了满足流动性的需求，银行不得不将持有的交易性资产或非流动性资产进行折价出售，在市场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资产价格的下跌可能引发更多资产的出售行为，且价格下跌会造成抵押资产净值的下跌和其他持有同类资产银行的损失增加，资产出售行为转变成资产价格效应，进入出售—下跌—出售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这一点也被次贷危机所证实，资产证券化及衍生类金融产品在危机中的大量出售不仅造成价格上的冲击，还引发了市场参与者的恐慌情绪，加上信用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一场系统性危机变得再所难免。
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外界对于银行内部的风险水平和抵抗能力难以完全知晓，而总有部分信息优势者能够提前察觉到风险的隐患进而转移资金。受信息搜寻成本和能力限制的因素影响，市场中的其他参与者或者说信息“劣势者”会倾向于选择跟随他人的行为，这种“羊群效应”显然更容易引发银行挤兑的现象，造成风险的传染。而在局部风险演变成系统性危机的过程中，可能交杂了以上多种关联效应。
2.3.2有效监测系统性风险需要新的度量框架
在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下，银行的风险度量按照类别划分成银行账户下的信用风险、交易账户下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类，通过对每类风险类型分别度量，借助VaR模型对风险价值进行估算。一方面VaR模型统计上的特性使其并不具备可加性，加总的风险资产价值不一定准确；另一方面随着创新金融工具的出现，风险之间的分界也不再那么清楚。此外，由于借贷关系、交易对手、投资领域等对方面的关联，银行之间的联系也表现出了非线性的复杂模式。传统度量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方法有矩阵模型法、网络模型、违约强度模型等，前两种方法侧重于度量银行间传统存贷业务风险敞口，随着银行开展业务品种的增多，这些度量方法也就不够全面准确。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说，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实现准确的度量非常重要，而传统的系统性风险度量方法往往忽略了危机时期各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和相关性。一般来说，危机时期金融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更加频繁和严重，加上银行间的风险传染和反馈作用，投资者的预期损失分布呈“厚尾”形，此时损失均值是正态分布无法定义的。
因此需要考虑一种针对系统性风险度量的综合框架，它既能考虑到银行之间各种业务联系带来的风险敞口，又能捕捉到危机压力时期损失分布的“尖峰厚尾”特性以及机构之间的风险相关性。对于这些问题，Gray等人（2010）发展的Systemic CCA方法可以视为一种不错的尝试解决方案。而这种度量框架的包容性使其可以结合更多更优的统计方法，以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度量。
2.3.3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需要新的监管框架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监管者带来的一个重要认知就是，每个金融机构的微观稳健并不意味着金融体系的稳定，相反，机构个体出于自身防范需要而进行的风险分散行为，可能间接促使了风险在体系内的转移和扩大。对于银行业来说，作为国际公认的行业监管准则巴塞尔资本协议II的实施时点几乎是和次贷危机的爆发并行。围绕着巴塞尔协议的争论和责难也不绝于耳，尤其是资本监管要求下的顺周期性加重了银行紧缩信贷的避险行为，这对处于经济萎缩期间的市场来说无疑是双重打击。这也促使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对原先的监管规则进行了大幅的修订，其重点成果包括了巴塞尔III的颁布实施，以及着眼整个系统范围风险管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巴塞尔III的重点改革内容包括了监管要求中顺周期性的改善，如风险敏感度不那么高的杠杆率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等；以及对银行之间风险关联性的重视，如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差别监管、建立中央交易对手规则、对银行大额风险暴露衡量规则的调整等。这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制定方向上是一致的，也是现在我们讨论最多的所谓的“两维度监管”：即时间纬度和横截面纬度。
不过对于资本充足指标一直远高于最低要求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在对其制定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之前，首先需要捋清的是政策制定背后的依据。传统的微观审慎政策可能也可以起到宏观审慎的作用，而宏观审慎政策也不是治疗各方面危机的“万金油”。因此，理清风险因素在金融系统中的运作机理，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无疑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文章来源：节选自居姗博士毕业论文（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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