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科技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_百度知道
题目是科技发展是利大还是弊大
形成交通不便、从工具方面说起。五，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也一步步地变好了，越来越快捷了，让利永远大于弊。五、汽车排出的尾气会让全球变暖：解放前的百姓穿不暖：各种电器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方便又舒适！弊大？倒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想法，日新月异：现在的科技发展在不断地提升。七：一。六、从生活方面上看：一。四，产生了战争，冰雪消融，环境就逐渐变差了，比如气象卫星。不过。现在衣服穿旧了就不要了，电瓶车发展到摩托车，我们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了、自从人类发明了塑料袋，可以重新买新的，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人类建造了核电站，还经常受到各国军队的欺负、住方面，去哪里也方便了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现在。结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空调，现在许多人都还爱抽烟：从自行车发展到电瓶车，臭氧层会受到破坏，宇宙飞船的发明。另外汽车还会产生许多车祸、毒药的出现危害了人的健康，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我们也过上了幸福安宁的日子：人造卫星，激光手术等，让人们生出许多病。二，摩托车发展到汽车，路上经常堵车，什么东西都有，吃不饱、微波炉等等，比如日本的核电站爆炸了。利大，每天都有人在发明新东西，更住不好：各种现代化技术的出现。四，但同时弊端也在不断地增加。但是最终，所以我觉得利和弊一样大、食、现在城市里的汽车实在是太多了。二、衣，现在有许多种动物都已经灭绝了、从天文方面上讲，城市里还盖起了高楼大厦，随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发明了可怕的原子弹，现在我们中国强大了、人类发明了猎(qiang)枪，就随意捕杀动物，能精确的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使海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八、冰箱，便有不计其数的人死去。三。三，大气层里就会有许多辐射侵蚀人们的肌体、科技发展会使现在的地球资源枯竭，比如，还要看人类怎样利用科技发展，食物每天便是大鱼大肉、从医学说。什么隐形眼镜。但是科技发展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多壮观啊、掌上电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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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日期：社会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创新，科技发展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利益，但是，我认为科技发展是弊大于利。
在生活上面来讲，现今社会，汽车随处可见，不仅对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危害，对大气也造成了污染。自由的大地被人类一点点吞噬，自由的天空被人类一点点缩小，自由的大海也被人类一点点侵占。古时候，人们对着月亮，会想到嫦娥，会想到玉兔，会想到远方的亲人。现在人们对着同样皎洁的月亮，想到的是一个满身小洞的石球和如何把它给炸了。
说起科技发展，又让人想起汶川大地震。地震房屋倒塌的那一刻...我认为科技发展是弊大于利的相关内容日期：胎儿发育大于孕周，要当心妊娠合并糖尿病 时间：日 16:15D16:22 提问：guest 回答：郁凯明（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教授、围产医学专家） guest：郁教授您好！我孕31周+5天的时候去医院照了b超，结果如下...日期：七成幼儿认为学习和劳动能致富 近日，一项对100名4D6岁儿童有关财富的抽样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儿童明确表示想当富人。他们说，当富人的方法是通过“好好学习”和“劳动”，而当富人的目的是“让家人享福”、“做一番事业”和“对国家有用”。其中不少小朋友还形象地表示，日期：西药对胎儿弊大于利 孕妇应禁止服用抗病毒药物，特别是在早孕期，如阿昔洛韦（克毒星）和病毒唑（利巴韦林）。根据美国fda的报告，阿昔洛韦属c类药，即不能排除对胎儿有危害性的一类药；而病毒唑系x类药，即妊娠期禁用药，若使用此药，对胎儿的危害超过了对孕妇的益处。早孕日期：西药对胎儿弊大于利 孕妇应禁止服用抗病毒药物，特别是在早孕期，如阿昔洛韦（克毒星）和病毒唑（利巴韦林）。根据美国fda的报告，阿昔洛韦属c类药，即不能排除对胎儿有危害性的一类药；而病毒唑系x类药，即妊娠期禁用药，若使用此药，对胎儿的危害超过了对孕妇的益处。早孕日期：七成幼儿认为学习和劳动能致富 近日，一项对100名4D6岁儿童有关财富的抽样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儿童明确表示想当富人。他们说，当富人的方法是通过“好好学习”和“劳动...日期：七成幼儿认为学习和劳动能致富 近日，一项对100名4D6岁儿童有关财富的抽样调查发现，七成以上的儿童明确表示想当富人。他们说，当富人的方法是通过“好好学习”和“劳动”，而当富人的目的是“让家人享福”、“做一番事业”和“对国家有用”...日期：如果你认为孩子口吃 你的孩子口吃吗？ 如果你的孩子讲话困难，总是犹豫或重复一个音节或短语。他可能有言语不流畅或口吃问题。但他有可能会顺利地通过此阶段。大多数孩子在学说话的过程都有此经验。 正常说话不流畅的孩子 正常说话不流畅的孩子偶尔会重复音节或词语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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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_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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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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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我：“科技发展利大还是弊大？”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科技发展的利大于弊。”假如科技不发展，就没有人们生活中必备的电脑、电视、风扇、电冰箱、汽车、空调和手机等等。如果没有手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变得很不方便，不能即时传达信息，共享快乐。如果没有电脑，我们就很难了解世界各地的新闻，也不能很快的与亲朋好友沟通。现在也不可能在电脑上写作文……现在的高铁速度已经可以用“飞”来形容。早上在广东出发，中午就到达了武汉。古时候，你从广东坐马车到武汉，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在十多天里你可以做多少事情！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好处，不但省时还加快了流通。这对大家来说，利还是大于弊的。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深圳的高速发展，就没有人们今天美好的生活，更没有第26届深圳市大学生运动会的场馆。所以，科技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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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裁的其他文章阶级决定论一方面可以强化本阶级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也会排斥其他可能参与革命的阶级，大家认为究竟对于革命要不要谈阶级决定论？说明理由关于什么是阶级决定论应该不用解释了吧？提供例证，正面为被批驳过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幼稚病，右倾机会主义妥协病，反面为中共建国前的领导层阶级分析和向忠发顾顺章的叛变。
既然讨论的基础延伸到“阶级意识”，那我也来接着批判吧。新开答案的最大问题是混淆了“阶级意识”的多重性质。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姑且把历史分为两段：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和马克思之后的历史。（这里并非时序性的叙述，仅仅是比喻性质的指涉。）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里，“阶级意识”更多的表现为“自在的反抗”，即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反抗。这种反抗主要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真实体验”上的“反抗”，带有一定的机械性质，极易被其他阶级篡夺了果实。在“马克思之后的历史”里，“阶级意识”更多的体现在“自为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也是各位答主通常所理解的理论“灌输”之后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漫长的过渡之后，“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必然会到达“马克思之后的历史”，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贡献之一就是极大地缩短了这两者的过渡时间。但是，“缩短”不等于“消减”，“过渡历史”还是存在的。正是马克思对“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分析研究之后，“斗争”才指向了“马克思之后的历史”，即“马克思之后的历史”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之前的历史”之上的。也就是说，“自为的斗争”如果缺失了“自在的反抗”，单凭所谓的“革命精英”推动，必然会走入歧路，形而上化，黑格尔化。以上是我对两种“历史”下的“阶级意识”的简短分析。但“真正的革命历史”却又跟这两种不同，它是这两段“历史”合流之后的“历史”。自然，存在于合流之后“历史”之中的“阶级意识”，既包含了“自在的反抗”，也包含了“自为的斗争”。正是在这种交汇的基点之上，我们才得以理解马克思对“阶级意识”的形容，所谓“创造了历史”云云才能解释。最后再批判一下，“先锋队”真正的任务是“马克思之前的历史”与“马克思之后的历史”之间的合流；而不少所谓的左派，把“先锋队”理解为“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单单把“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导向“马克思之后的历史”，便是目的。可笑。================================= 恶意裁剪材料，颠倒黑白。反对。此人有言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江津的梅菲斯特链接：来源：知乎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与经济地位的逆相关，最后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分和其运动基础（无产阶级）相悖。如果前文所述的美国托派这个“大学生党”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来看看以土地革命起家的中共，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党员成分。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分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xviii]。而毛泽东本人更是明确承认：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xix]。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xx]。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xxi]。实际上，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调查时，就很敏锐地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鄂（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xxii]此人引用的是毛在《寻乌调查》中的文本。而《寻乌调查》在此段落以下尚有几个段落，被此人省略了。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拥有革命热情的小地主阶层不过占地主阶层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加百分之八点六四，总算不过百分之三十一零四。而反动的半地主性的富农，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却被此人用来证明小地主阶层的进步性。简直可笑。==============================================竟然此人发问了那么问题来了，其他阶级阶层拥有革命热情的达到【百分之三十一零四】了吗？那我就回答吧，自五四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线索是“知识阶层的下潜”。什么叫“知识阶层的下潜”？首先必须得承认，在旧中国，在旧军阀、宗族帮派、封建道门等等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中国的底层人民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很难产生明确的阶级自觉，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堕落了，成为形形色色的“流氓无产者”。这是事实。但这绝不是所谓的“经济地位”所造成的，而是旧中国陈旧的，腐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所导致的。正因为此，哪怕有一部分人上升了“经济地位”，短暂脱离了底层，他们也大多成为新的压迫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是事实。而在民国（北洋）以来蓬勃发展的新式学校里，短暂的脱离了“陈旧的，腐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支配，学生和教员们很自然地拥有了某种短暂的进步性。请注意，这种进步性是短暂的，在“陈旧的，腐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重新回到视野之后，一部分学生和教员和光同尘，还有走向反动的，真正决定革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些人之中，还有不少对革命的坚定也是相当可疑的。这之后才是各种左倾右倾病。在《寻乌调查》中，三十人的大学生，仅有小地主出生的五人是革命的，大地主出生的二十五人全是反动的，这恰恰有力地说明了此人的“经济地位论”有多可笑。这些知识阶层只有下潜到底层人民，与劳苦大众一起打碎旧社会“人吃人”的枷锁，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而人民在革命进程中，一旦毁灭了“陈旧的，腐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脱离反动势力的支配，“翻身”了。他们比知识阶层更加坚定，他们构成人民军队的主体，在人民解放战争付出绝大的牺牲，摧毁了旧社会，他们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主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他们对革命热情低于【百分之三十一零四】，对反动势力的支持高于【百分之四十八】，中国革命能成功吗？
阶级理论：解释世界，抑或改变世界？&br&&br&&br&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严肃的理论讨论中，是不存在“阶级决定论”这种说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绝不会谈阶级决定论。而阶级决定论，归根结底其实也上不过是出生论、血统论的变种。而谁认同阶级决定论，那么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出生论、血统论上。而据我所见，这种人多半还是个封建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所以为了使得下面的讨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话题界定在马克思主义与阶级理论的关系上，而非讨论阶级决定论——这种已经沾染了偏见色彩的词汇。&br&&br&第一，不存在统一的阶级理论。&br&&br&
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我看来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这正如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所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同质的思想体系，其中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张力——当然在这一理论全面统一的名义下，这些张力常常受到抑制。”在这一点上，不仅是斯图亚特·西姆，包括其他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佩里·安德森也同样承认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的多样性特征，不过与西姆不同的是，在安德森看来，这种多样性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幸的后果。特别是，当马克思死后，在历史上出现了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同时，现在人们已经再也无法辨清哪些是我们要真正继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哪些则是受马克思本人历史局限所应该被我们抛弃的内容。或者进一步说，在当下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存在，存在的只是被不同人以不同喜好裁剪过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试图彻底还原马克思本人真实语境下的某些经典概念在当下看来，就十分不合适了。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死了两百多年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而言，我们很难不带有一定先入为主的偏见色彩。&br&&br&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是完全模糊不清的，事实上，我们非常清晰地明白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基本轮廓，比如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但即使我们明白如何划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却也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形成一套具体的改变世界的策略。而这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显然，如何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能在现象上为我们澄清资本主义世界的运作方式，但在如何推翻资本主义以及建立资本主义之后的理想社会上，这种经典的阶级划分理论并不能推导出一个完备的革命策略。因为单纯的阶级概念，只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下的一种认识世界，区分我们与他们方式。所以单从纯粹的阶级概念出发，作为个体的我，可以在经典阶级话语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但却无法推导出一个整体的革命策略。因此，我们没有在列宁、索雷尔、考茨基与毛泽东这些经典阶级理论作家之间发现同一个有关于阶级的相同的革命策略。相反，我们看到正是对待阶级采取不同态度，列宁、索雷尔、考茨基和毛泽东等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这一点上，索雷尔的“工团主义神话”，列宁的“阶级领导权”，以及毛泽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可以说背离了经典的阶级革命的策略理论。而之所以有的人会推崇自发性革命，有的人会推崇阶级灌输论，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阶级理论，相反，恰恰在于他们有丰富的阶级理论著述，他们依据自己的经验给我们描绘他们所在不同经验世界下的阶级革命者形象。&br&&br&特别是在毛泽东的革命叙事中，毛泽东虽然保留了阶级的概念，但毛泽东的阶级概念极大地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巧妙地根据不同时代的革命任务，把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小农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也划归到了革命阶级的阵列当中来。而这一点，可以说并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特别是毛泽东提到“劳动人民”这一概念，更模糊了原有清晰的阶级划分方法。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和主次矛盾的划分，更为毛泽东的阶级策略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灵活性。可以说得益于一种毛泽东独有的辩证法。阶级理论即在毛泽东那里被篡改了。特别是毛泽东的人民观，并不同于传统的阶级观。这一点，已故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和《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动力》中对此有很详细的历史论证。黎澍先生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特别说明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个被教科书封为圭臬的名句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不是马克思的，而是苏联学者的创造物。他认为这一观念来自于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不过，有的人也持不同观点，比如不少人就认为毛泽东的人民观，并非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于李大钊的“民彝史观”，来自于龚自珍的“民我性”，因此毛泽东的人民观更多属于中国本土特色。&br&&br&且不管这种思想是舶来品，还是土特产。但单作一种思想而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创新却获得了国外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众口称赞，其中最早的后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恩斯特·拉克劳，对此就评价道：“毛泽东的思想是出自于多元竞争的情境中，一种建构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人民的努力尝试。而毛泽东所谈到人民内部矛盾也使得‘人民’这一概念被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图像当中。而人民这一概念在原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本该只是作为一个令人憎恶的实体存在。”因此，在拉克劳看来，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毛泽东，独创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毛泽东，真实乃是功莫大焉。&br&&br&&br&第二，阶级理论的起起伏伏&br&&br&
作为一种革命策略的基点的阶级理论，多多少少都占有一些自发性色彩的影子。不管是从卢森堡，还是到列宁，还是到毛泽东。在他们阶级革命理论中，一些阶级比另一些阶级更具有革命性，往往是通过自发性表现出来的。虽然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并不能导向真正的革命诉求，但是在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必须通过党的宣传和教育合理引导到革命的方向上。&br&
因此，当一些人说工人阶级没有阶级意识的时候，一些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会立马举出一百条条、甚至上千条的罢工例子来证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但当一些人指出罢工并不等于革命，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法权体系框架内的斗争时，这时候，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往往是，因为他们还缺少一个党，缺少一个革命的先锋队。&br&&br&
而这也恰恰就是卢卡奇在他那本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想要表达的观点。在那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级意识是作为一种圣物在世间的神圣体现，而其在人间的代表，不过就是列宁式政党罢了。没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不过是纯粹堕落的工具，正如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人。而列宁式政党或批判的知识分子则从精神的世界，降落人间，点燃了他们内心的精神火花，从而把他们从旧人变成新人。从一种抽象的诺斯替主义的历史神学角度而言，我们或者只能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解释这个变化何以能在世俗间真正完成。而实际操作中，我们所能运用的则无非还是列宁的阶级灌输论以及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而这实际上也就是说，这里真正的革命主体并非等着被动开光的工人阶级，而是那些点燃工人内在的“阶级意识火花”的先知。在列宁那里，自然是职业革命家，而在葛兰西那里，则属于有机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在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阶级理论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革命者们坚信工人意识的革命主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主体性的火花又只能被动地等待革命家所点燃，否则他就会一直明珠暗藏。&br&&br&
而在列宁看来：“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个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换用考茨基的说法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以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但这些观点也不是列宁和考茨基的独特发明，只不过是考茨基和列宁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br&&br&实际上在马克思的经典名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也谈到了灌输论：&br&&blockquote&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br&&/blockquote&&br&
不过，如前面所说，灌输论尽管在理论上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但列宁实践上的成功光芒足以掩盖他的缺点。但对于在共产主义没有取得成功的欧美而言，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很难用这套说辞来掩饰了。比如，理查德·洛文塔尔就发表过《我们时代“缺席的革命”》一文，就指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表达了社会主义革命没能在欧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焦虑，这实际上是一种“革命焦虑”。但是这种革命焦虑并不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开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萨特与马尔库塞是典型的表现。&br&&br&
例如萨特就认为：&br&&blockquote&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完全通过自己所属的社会，通过驱动他们的历史运动来自我确定的人；如果我们不希望辩证法变成一种神圣的法则、一种形而上学的宿命，辩证法就应该来自于个体，而不来自于某个超个体的整体&br&&/blockquote&&br&
而这里的超个体的整体，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那个作为社会总体性存在的阶级意识。特别是萨特说道，“我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这显然意味着，自由选择的个人意志更为优先，而非阶级意识。在这里，个人的选择优先于阶级意识的决定作用，即一个人既可以选择投奔列宁主义，也可以选择投奔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总之，这不是由任何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或阶级的本质决定，而是由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的自我确定来确定。因此，在萨特与莱文的对话中，萨特悲观地表示没有永久的同志，未来是无法决定的，谁都有可能在明天背叛革命。&br&&br&
于此相比，萨特的学生安德烈·高兹，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在1980年他在法国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告别工人阶级》，他在文中说道：&br&&blockquote&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派，大多人现在属于后工业的新无产者。由于没有就业保障和明确的阶级认同，他们是实习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兼职工。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自动化基本上会消除这样的职业。&br&&/blockquote&&br&而高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传统工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工人贵族，而在后工业时代的那些新无产阶级则甚至构不成一个阶级，因此，高兹把这些临时工、实习生们称为“非工人的非阶级”。这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像传统列宁主义政党一样团结起来，反抗现存体制。&br&&br&不过高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他认为：&br&&blockquote&&p&新无产者不过是一个模糊的领域，由不断变化的个人组成，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夺取政权以便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是通过摆脱生产主义的合理性来夺回自己的生活权力。&/p&&/blockquote&不过高兹的这套“用生活来反对生产”、离开了夺取政权道路的“革命”观点显然也已经脱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了。&br&&br&而在上个世纪几乎是同一时间，另一位著名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理论，原因也是一致的：即工人阶级们蜕化为与企业家合谋的同伙，而缺少批判能力。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传统工人阶级蜕化为工人贵族，作为一种事实刺激着他们。因此，放弃阶级理论与其说是，他们的背叛，倒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不能实现的“革命的焦虑”逼促着他们不得不做这样的思考。&br&&br&&br&第三， 步履蹒跚的阶级斗争&br&&br&1890年德国，在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支持下，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的“非常法”被废除，紧接着俾斯麦也下了台。而德皇威廉二世也出面宣称他“反对镇压”。虽然“非常法”在颁布实施的12年里，总计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被禁止，32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1500多人被监禁和服劳役。但这却并没有镇压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势头。恰恰相反的是，德国的反动行为却促进了广大群众与社会民主党的接合。这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77年只获得31.2万多张选票，但是在1884年就增加55万票，而到1887年又得到76.3万票，1890年更增至142.7万票。用倍倍尔的话来说，非常法实施的历史表明“被击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俾斯麦。”&br&&br&于是社会进步的势头给了社会民主党人一种错觉，误使他们以为理想社会即将要到来。在1891年，被马克思、恩格斯钦定的年轻的《前进报》主编考茨基也在这种热情洋溢的氛围下，向党提出了一个草章方案。他在这个草案中使用了拉萨尔的其他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的提法。恩格斯看到后，立马觉得提法不妥，并在10月14日回信给考茨基，批评了这一观点，并写道&br&&br&&blockquote&（考茨基的提法）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完全无力采取任何进步行动，但也不一定。&/blockquote&而恩格斯这段话妙就妙在最后这一句“但也不一定。”上。总之，经验丰富的老革命恩格斯同志比当时的还年轻天真的考茨基更为审慎和务实。他深知到社会局势变化的复杂性，因而绝不会把一时的胜利趋势，看做是未来胜利的绝对保障。在恩格斯看来，如何看待阶级是反动，还是革命，终归接地要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行动来决定。但从策略上而言，在1882年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即当时的德国工人阶级仍很孤立，这种孤立使得他必须联合其他民主党派，而非采取任何孤立主义的冒险行动。所以恩格斯认为未来德国的革命要坚持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人民及各政党联合起来推翻德国的专制政府（这颇为毛泽东的类似于人民统一阵线）。第二步是，在各党斗争中，促使各资产阶级政党垮台，无产阶级夺取统治权。在恩格斯看来，如德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只能联合各阶级进行暴力革命推翻，然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接着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才可以通过政党选举的方式，由无产阶级政党和平夺取政权。而这仍然是非常明显的阶段论思维。因此在思路的本质上，恩格斯与被钦定的考茨基并没有不同，只是恩格斯面对德国局势更为审慎罢了。&br&&br&所以在考茨基在1891年发表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中，仍然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即《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br&&blockquote&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blockquote&&br&也因为考茨基对恩格斯的理论发展有限的缘故。所以考茨基在《埃尔福特纲领解说》中所得出的观点，也仍不过是一个关于社会结构和对抗会日益简单化的理论——其中资本主义社会会日益贫困化，财富被少数几个企业寡头所掌握，而且与之伴随的是大量的工人阶级徘徊在生死的边缘。而除了资本家以外，社会的各个阶层以及职业类型都迅速地无产阶级化，而导致这一切的正是无情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而在政治上这体现为两个日益对立的阶级的出现，并在一场搏斗中，最终开启新世界的大门。&br&&br&但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实乃另有原因，而绝非考茨基所述，在这一点拉克劳与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写道：&br&&blockquote&首先，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自主性是两个失败的结果，一个是1849年后德国资产阶级未能使自己成为自由民主运动的领导性力量；另一个则是拉萨尔的工团主义把工人阶级整合到俾斯麦的国家中去没有成功。其次，1873年到1896年的大萧条以及伴随的使所有社会阶层产生的经济不安全感，滋长了关于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和无产阶级冒险革命的乐观主义。第三，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只有低程度的结构复杂性；工会是初级的并且在政治和财务上从属于政党，而且在20年来的压迫环境中，期待通过工会活动来改善工人的条件似乎相当有限。&br&&/blockquote&且不管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形势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但我们众所周知的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好运就到了头。实际上，大萧条一结束，考茨基的假想就立马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是持续到1914年的经济繁荣使得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某种期待变得不确定了。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来自于工人组织的工会的壮大发展。特别是在欧洲成功的工会经济斗争浪潮，不仅巩固了工会组织在工人中的权力，特别是扩大了工会成员在社会民主党中间的影响。但是由此导致的也是，工会和政党领导权之间形成了持续的紧张关系。换而言之，当工人组织的工会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的时候，工人便具有一种开始脱离党的组织和领导的自发性。而最这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工会。因此工人组织的工会力量越大，它实际上也就越不可能受党的政治领导，也就越更趋向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非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蓝图。因此，工人的自发性不仅不能促进政治革命，反而工人的自发性一开始就抵制党的政治领导。而这种自发性的产生，是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议价权力上升的表现，而绝非其先天固有之革命本性所造成的。换而言之，我们过去以为工人的自发性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人阶级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熟悉和掌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方法，其在政治影响中日趋具有独立性，他在策略上和共产党结成同盟的必要性也就越来越小。&br&&br&而当代关于工人的保守性的最明显的例子则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的整体右转。特别是在西欧，从50年代到80年代，共产党获得的工人阶级选票数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法国共产党获得的工人阶级选票份额在50年代达到总票数的一半多，而到70年代却不足三分之一。而原因也有两方面：第一，是立场更中间的社会党、社民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逐渐瓜分了共产党的传统票源。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工人阶级其中有不少人更乐意投票给右翼和极右翼政党。&br&&blockquote&如在法国，由于共产党不对外来工人采取强硬抵制态度，一些原来支持共产党的工人转而去支持那些强硬抵制和排挤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在德国，莱茵-鲁尔工业区的100多万工人抛弃了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转而支持基民党；在意大利，在米兰、都灵等传统工业地带，共产党也逐渐失去工人的忠诚支持。
&br&（《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姜辉）&/blockquote&换而言之，在全球化市场背景下，坚持普世价值的左翼政党无法满足封闭自守的传统工人的利益需求。因此，行业越传统，越无法适应全球化经济趋势的工人，也就越倾向于保守的极右翼势力。&br&&br&第四，内部争议中的阶级划分&br&（待续……）
阶级理论：解释世界，抑或改变世界？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严肃的理论讨论中，是不存在“阶级决定论”这种说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会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绝不会谈阶级决定论。而阶级决定论，归根结底其实也上不过是出生论、血统论的变种…
阶级与阶级意识---驳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br&我们可爱的市侩社会主义者---“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最近又有高论，这一次他的新的理论成果叫“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与经济地位存在逆相关”。开宗明义地反对梅菲斯特先生，由于他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他的伦理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小市民的功利主义哲学，由此往下说他的很多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更重要的是，在梅菲斯特先生的叙述里，历史是为价值服务的，所以他摘取了某些历史片段呈现给我们，而另外一些历史事件在他的逻辑视野之外。无论从他的分析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到理论认识和工人运动历史来看，他的论述都是片面的。&br&&b&梅菲斯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和功利主义伦理观&/b&&br&梅菲斯特君文章一开始就写道“首先，参加革命无法从个体利益推出。个体博弈的最优解，实际上是等待别人革命，成功后分享革命果实。如果自己主动参加革命，反而会增加牺牲的风险，落得更悲惨的结局。”[1]作者在这里大谈个体行为选择，这种立论乍看有理，实际上他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个人主义者的狭隘经验出发，孤立地讨论所谓的个体博弈最优，梅菲斯特君洋洋自得地谈论着功利主义的行为选择，似乎这就是“标准的工人”考虑问题的情感起点。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从一个个孤立的个人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然而，如果从事物不断联系发展的辩证方法论基础上去考虑这些问题，梅菲斯特君的观点就无法解释整个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旧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区别在于，马克思考察的人从来就是具体的社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体。同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不承认任何社会制度或及其衍生的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存在，比如梅菲斯特君得意的“等待别人革命搭顺风车”的“市侩社会主义伦理学”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追求在经济生活中维护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变种。&br&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又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劳动力被剥削觉醒并在大工业基础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过程。不过，在梅菲斯特的个体博弈学说下，我们看不到一种具体的运动方向。如果按照梅菲斯特君的解释，每个市侩的工人都是现实社会中的标准人的话，他无法解释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里，工人组织工会、合作社、党乃至工人委员会，所有的实践都充满着牺牲的风险，然而，基于群体利益的清醒考虑又使得无数觉悟工人甘愿为此付出。&br&梅菲斯特之所以强调市侩意识对工人个体博弈的意识形态影响，无非是想歪曲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事业里的主体地位，在梅菲斯特笔下，无产阶级似乎有着甘愿接受资本统治的“天阉症”，等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去包办替代他们的未来命运。梅菲斯特君在考察工人阶级意识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一种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方法，而是用一种经验实际的心理学方法去进行踹度，另外出于他的偏见，他把大量的关注点放在了工人阶级刚刚进行反抗时候的起步阶段，拿“虚假的意识”和奴隶偏见试图倒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指出，梅菲斯特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事实是片面的。&br&&b&历史实践维度里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先锋党的出现&/b&&br&考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绝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来谈。所以，在谈论阶级意识的时候，必须首先建立起历史实践的维度。&br&什么是历史？如同卢卡奇指出的，“历史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历史是实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历史过程；历史又是主体，是人类自己的能动创造。所谓历史，不过是历时态的人类社会实践，其本质是社会的、实践的。&[2]正因为此，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用动态方法研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此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历史实践里的辩证法。&br&什么是阶级意识呢？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Zugerechnetes Klassenbewusstsein），他认为，这是一种“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3]或“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4]他还强调指出，这种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到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5]。可见，在卢卡奇看来，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的合乎理性的表达；它不是超验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产物。无产阶级在这里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而不是实证主义的经验现实里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生计而奋斗的单个原子化个体工人的集合，梅菲斯特君根本就没有用辩证法“具体总体”的概念去做考察，任意裁剪历史事实，他是从结果而非原因；从局部而非整体；从症状非事物发展本质；它不是把局部利益和它为之而进行的斗争，看作是为最后的斗争进行的教育的手段（最后的斗争结果取决于心理的意识接近于被赋予的意识的程度），而看作是某些自身有价值的东西，并因此得出阶级意识与经济地位逆相关的结论，在他笔下，消极不觉悟的无产者似乎没办法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一句话，它混淆了无产者实际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偏见影响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自身的扬弃，资产阶级可以在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前，就依靠表面的经验充分展开其阶级意识，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实现，而无产阶级则必需超越经验世界所得到的认知，所以，短期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情况的辩证矛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把无产阶级的消极心理当作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是各种机会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里的篡权官僚一贯的超历史分析的必然路径。&br&好，既然提到了这种辩证矛盾，如何进行克服呢？资产阶级占据了意识形态和组织资源上的各种优势，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从整体出发分析考量资本主义社会，即“他们只有扬弃自身，通过不断革命，实现无阶级社会”，这就是社会主义意识。这种社会主义意识无法从直接的经验领域获取，如同梅菲斯特君在经验领域所看到的工人群众消极心理那样，经验领域工人只能产生自发的“工联意识”，而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经验世界以外的认知世界所赋予，为了克服这样的矛盾，拥有社会主义意识并掌握理论的人必须从组织手段上赋予这种意识以物质力量，这里就有了列宁主义先锋党理论最原初的逻辑意义。&br&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发展的最高表现，然而，正如曼德尔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体现的阶级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提炼，但工人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自动的，“没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形成的共同的历史经验与那个用最有效的方式，并且以集体的历史的阶级意识反映这种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著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坚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所有的或者大部分成员都能轻易的重新产生这些知识。马克思主义不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经验的自动的产物，而是科学的理论产物的结果。只有在参与那个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吸收才有可能；这一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个个人的过程，尽管这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阶级矛盾的发展才有可能。”[6]&br&曼德尔概括性地指出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核心，被党吸引的先进工人与一般群众意识行动的发展变化趋势[7]：&br&群众：行动-&经验-&意识&br&革命核心：意识-&行动-&经验&br&先进工人：经验-&意识-&行动 &br&俄国二月革命里，平时毫不过问政治的女工的示威引导起义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如果按照梅菲斯特的理解，根本不可能解释这样“一日如十年”的例子。革命阶级的党的建立就是革命核心的意识与先进工人的意识的结合的过程。革命的准备阶段的成熟（潜在的革命爆发）是广大群众的行动与先进工人的行动的融合。一个革命形势——即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锋队的意识和革命部分同广大群众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产生。&br&&b&先锋党、工人阶级自发性与工人革命高峰史&/b&&br&一场真正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会展示并且永远是会展示创造性的力量，无比的智慧和首创精神的巨大武库。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理解群众自发性的局限性，然而正因为其在外部赋予了政治教育以活塞的意义，才使得群运高涨时代的蒸汽能化作社会革命的动力。群众运动高涨时期，工人阶级通过自我行动开始介入社会管理领域的例子比比皆是，这里面不少工人正是接受先锋党阶级意识启蒙的觉悟的战斗性工人，而我们的梅菲斯特君只会喋喋不休地强调工人革命者在工人运动起步阶段那种朦朦胧胧既要维护本群体切身利益又觉得读书讨论浪费时间的半消极状态，所以，有必要带大家领略下历史上的工人革命时期的图景，看一下群众是如何介入社会管理生活的。&br&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世界大战背景下，帝俄政权在工人起义下崩溃，其中的先头部队是不懂政治的女工，托洛茨基写道：“二月革命是从下层开始的，无产阶级中间受压迫与受摧残最深的部分，即女工----纺织女工（其中想必不少人是士兵的妻子）排除了自己的革命组织的阻挠，自发采取了主动行动。日益加剧的排长队买面白现象成了最终的推动力。当天参加罢工的男女工人达到了9万人左右。战斗的情绪以游行、集会乃至跟警察搏斗的形式表现了出来。”[8]沙皇政府试图镇压，随即迅速垮台，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形成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代表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最初工人群众选择了较温和的改良主义左翼），平行政权模式下，统治阶级怠工、关厂、抽逃资金，为即将开始的内战做准备，然而，他们面临的对手是自我组织程度极高、富有战斗精神的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这个群体构成了十月革命的内在动力。资本家试图通过歇业迫使工人就范，一些工人开始自发行动起来接管工厂，购买原料、组织生产、定价核算、在市场上寻找销售渠道，并广泛在工厂里实施增加工资、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保证工人人身尊严的改良措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1917彼得格勒工人监督运动。约翰.里德说平行政权中的工人代表大会唤醒了工人阶级的激情，使他们精神饱满[9]，而工厂委员会是经济生活中的基石，他是工人监督运动的物质体现，在这场运动里，无产阶级证明了没有资本家的铁腕秩序，工人照样可以把社会管理好，如同十年前一个中国托派所提到的，“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说，「资产阶级很清楚形势，所以放话要耐心等待，等到饥荒的铁手扼住工人脖子，消灭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但只要我们还没给掐死，就有机会。假设我们牺牲，这会是公开和没有遗憾的战斗。我们绝不预先放弃战斗！」。经历数月的辩论、分化、背叛与新的结盟后，列宁为首的先锋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领导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战争——「俄国工人阶级的确在消除资本主义，而把重建的国民经济建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根本没得选。……苏俄是另一个巴黎公社？抑或会演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 （1918年版《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10]正是由于群众自发行动的蒸汽动力，列宁起草的正确预计形势的《四月提纲》才找到了科学理论的物质基础，俄国革命也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领导（当然党不是一贯正确的，是在内部派别斗争基础上完成了党的武装）加上群众的自我觉醒（不是一下子被激怒而上街，而是客观经济危机加上先锋团体的不懈的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意识到变化）。&br&梅菲斯特君喜欢谈论历史上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举了共产党在刚刚向群众宣传时候 一些工人党员的不积极状态，我们也跟他分享下二十年代中国几场重要的工人斗争事件，看看被他认为难以觉醒的工人群众在历史事件中的表现。首先是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工人阶级形成了自己的“准政权”----省港罢工委员会，邓中夏说罢委会拥有极高的权威[11]，除了干预经济生活，罢委会还管理政治、外交等事务，此外还有财政委员会、食堂、医院、学校，介入社会公共服务，为工人罢工提供保障，工人的罢工纠察队对资产阶级和工贼进行了极大的威慑。这一系列的行动按照梅菲斯特的经验逻辑根本无法推演出来。接着是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的场景，“上海的中国地界已完全落在工人掌握之中，工人纠察队完全有能力维持治安与秩序。表现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暴动的胜利，无疑地已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五十万的工人正在守护着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东西，他们因昨天的胜利欢欣鼓舞而意气轩昂，充满着信心和希望。只要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总工会来一道指令，上海的男女工人没有一个不立即起来响应或行动的，他们完全信任共产党而受它指挥。”[12]，请问“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与经济地位存在逆相关”对于这类工人群众“一日如十年”的例子怎么解释呢？&br&梅菲斯特君可以再看看近些年的例子，即使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大失败，即使十月革命的灯塔不复存在，黑暗中，被压迫无产者的那种初步的阶级意识依然迸发着火花。2001年，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比索贬值，大量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失业率高涨，工会或不作为或丧失作用，面对这一困境，工人阶级发起接管工厂运动，在自我组织基础上成立了多家工人合作社。“2004年，阿根廷共有161个被工人接管的工厂，到2010年这个数目上升为205，目前为300多个。这种增长态势表明工人接管工厂并非2001年危机的独特产物。阿根廷法律承认这些被接管的工厂为工人合作社。工人合作社对原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财产拥有所有权，可以享受低税收，并且不必为原工厂遗留的债务负责。”[13]工人合作社对内实施民主管理，保障工人权益，对外接受合约订单并按照市场价值出售产品。尽管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的竞争压力、金融资本在发放信贷时对工人接管运动的限制以及整体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统治，工人阶级能行动到这一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因为阿根廷并不存在像布尔什维克和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阶级先锋团体，整个工人监督运动是在工人阶级政治领导缺席的情况下阿根廷无产阶级自发行动的产物。&br&所有这些例子都被梅菲斯特君给忽视了，他的历史事实是服务于价值的，也就是他的理论，在他的理论里，工人阶级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而代替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所谓公有制社会，因为工人阶级在意识上的不足，似乎要把过去那种尊卑有别的秩序给继承下来。&br&梅菲斯特倒是给了所谓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不少强调，“1、首先，参加政治活动需要空闲时间。而有闲本质上是因为有钱。......3、理解政治理论、理念需要知识和教育训练。在一个教育和社会分层相绑定的社会，这本身意味着什么是毋庸置疑的。”[14]他其中特别列举了历史上美国托派的例子。好，那么下一部分，让我们来谈论下共产主义运动里知识分子的作用。&br&&b&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运动&/b&&br&在共产主义运动里，知识分子无疑是发挥的重要的作用的，因为如前所述，无产阶级的优势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辩证认识，所以，这一武器的化身就是革命的理论。然而，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身主体化的过程，认为脑体对立决定了工人在解放进程中的宿命论一般的从属地位也是不妥当的，它把社会分层当作了一种自然律而不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所经历的过程，由此衍生出来的包办替代主义思想与否认科学理论的盲目经验主义和反智主义同样是错误的。&br&1910年，托洛茨基和奥地利左派马克斯.阿德勒就共产主义运动里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了一次争论，托洛茨基认为“知识分子最广泛地涌向社会主义的现象——这包括所有欧洲国家，——是在党存在的初期发生的，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这第一个浪潮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优秀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愈发展壮大，它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人群众愈多，从知识分子中涌来大批新人的势头就愈来愈减弱，——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15]在当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工人个体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与自己的阶级群体联系在一起，使他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自信，然而，知识分子的情况相反，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资产阶级或贵族家庭，少数是那些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参加运动意味着斩断跟自己阶级的脐带。“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部分是靠工业利润、地租或国家预算生活的，他们处于直接或间接地依从于各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16]，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前的欧美，一般无产阶级家庭很难负担子弟进行大学深造的费用，所以托洛茨基判断这个社会集团在物质上对统治阶级的依赖。然而，托洛茨基还观察到了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间更独特的一部分的特点，这个群体“不履行任何社会职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对资本或对国家的直接依从，不受任何义务的束缚，并且——至少在客观上，如果说不是主观上的话——在认识善与恶方面是不受约束的。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的一切还都是变化不定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像他们的思想兴趣一样，也是未定形的，良心的问题特别尖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思想第一次面临重大的科学概括，对他们来说，超越常规的东西几乎成为一种生理的需要，——如果说集体主义一般说来能掌握他们的意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论证具有体面的科学性质和它的目的具有无所不包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像“刀和叉”那样的实际问题。”[17]因此，学生成了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被无产阶级政党吸引的群体，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他们的阶级出身，而是因为学生是社会思想的晴雨表，在工人群众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被剥削阶级在历史进程里所体现出来的意志所感染，因而与群众一起反抗自己的父辈。然而，托洛茨基不无悲观地指出，当学生真正走入社会的时候，党就很难争取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行动，在这里社会意志是占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运动不能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就很难造成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吸引知识分子与自己依附的阶级决裂；同时，在群众运动高潮来临的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或葛兰西所谓的“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也有可能因为阶级社会主义强调分工、效率造成的“上下有序”的官僚化偏见，同有组织工人自发行动起来介入社会管理的尝试产生冲突，前者觉得后者笨拙，因而敌视后者对自己之前在阶级社会下难以涉及领域的试错。这就是一种令人唏嘘的二律背反，不过，当时托洛茨基提到了后一种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偏见同工人群众集体主义精神冲突的可能性，但并未深入展开。&br&到了1932年，托洛茨基在他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流亡国外的时候，对丹麦左派学生团体发表讲话，在谈话中，他指出学生和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但他们来到工人运动中要以学徒的资格，虚心向工人学习，学习未经篡改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也必须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这些学生和知识分子，锤炼出真正的阶级战士，以使他们的知识立场为无产阶级解放所用。[18]&br&列宁在这个问题上跟托洛茨基略有不同，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脑体分工的现实，所以他认为应用唯物主义分析和估计所有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生活和活动的一切方面的知识，也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知识分子从外边带入给无产阶级。这也是他在《怎么办》里对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然而，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要发挥核心的作用，必须真正理解阶级现实，且要在社会运动中发挥先锋官的作用，以求能传播这种批判精神。而且，对于处于党和群众之间的觉悟工人，如巴布什金和施略普里尼柯夫，列宁是无比珍视的，他认为那种通过斗争经验学习的战斗性工人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完全有资格在党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知识分子理论上的优势并不足以支撑其优越感，教育者本身一定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语境里的作用不是毛主义语境下的“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而是真正精神上融入无产阶级群体且愿意为阶级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然而归根到底，无产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1917年俄国大革命中，列宁更是写了多篇文章指出群众阶级意识“一日如十年”的变化，认为党的政策与路线必须适应群众的觉醒，他号召将工人监督运动里的一些成果在法令层面加以承认，他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深刻揭示了，在一个经济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过渡社会里，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走出之前被外在环境施加的愚昧状态。“让厨娘也能学会管理国家”，这是阶级意识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也是工人革命的努力方向。&br&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子弟进入大学；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大量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成为被雇用的工人。今天，再强调把“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的刻板印象看上去有点不合时宜了。然而，工作场所的异化感只是帮助形成阶级意识的一个方面，生产过程里对集体认同的培养、集体维权的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高技术工人以及类似于金融等高利润行业那些贵族化的工人，依然是无产阶级较难组织的群体，尽管工人革命必须把无产阶级中间广泛的阶层动员起来。脑力无产者进入革命团体虽然像体力劳动者一样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然而他们的途径是通过书本与理论叙事，而非实际斗争经验。尽管阶级出身和社会功能与从前略有不同，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团体里扮演的作用并没有过时。&br&&b&结语&/b&&br&在我们讨论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时候，如果离开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放弃了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就无法全面地看待问题，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从局部出发讨论问题的，这样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最早曾在自然科学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然而，它不能在社会科学领域生搬硬套。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阐述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经典著作毫无疑问当属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编年史作品当属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样伟大的社会实验历史上就此一次，传记体的话可以参考俄国布尔什维克工人巴布什金的回忆录还有赵英来撰写、刘建洲老师翻译的《全泰壹评传》，供大家参考。&br&[1] 江津的梅菲斯特，《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与经济地位存在逆相关》&br&&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span class=&invisible&&http://www.&/span&&span class=&visible&&/question/4031&/span&&span class=&invisible&&9965/answer/&/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a&&br&[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译本，杜章智、任立、燕宏远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版，第6页。&br&[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译本，杜章智、任立、燕宏远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59页。&br&[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译本，杜章智、任立、燕宏远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62页。&br&[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译本，杜章智、任立、燕宏远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第126-127页。&br&[6]曼德尔，《列宁主义组织理论》，兆立译，&br&&a href=&///?target=https%3A//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0.htm&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marxists.org/chinese/Er&/span&&span class=&invisible&&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0.htm&/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7]同注[6]&br&[8]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丁笃本译，2014年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116页。&br&[9]约翰.里德，《俄国工人监督的起源》，晨星译。&br&&a href=&///?target=https%3A//www.marxists.org/chinese/john-reed/mia-chinese-reed-.htm&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marxists.org/chinese/jo&/span&&span class=&invisible&&hn-reed/mia-chinese-reed-.htm&/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10]李星编译，《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程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网络资料，《李星国际左翼报告文集》。&br&[11]邓中夏，《罢工工人的组织》，&br&&a href=&///?target=https%3A//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grzl-022-.htm&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www.&/span&&span class=&visible&&marxists.org/chinese/re&/span&&span class=&invisible&&ference-books//grzl-022-.htm&/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br&&br&[12]陈碧兰《我的回忆》（又名《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第十四章《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第248页。&br&[13]林少猫，《关注合作社，阿根廷“工人接管工厂运动&》，破土网，&br&&a href=&/?target=http%3A///shehui/guoji/1504.html& class=&internal&&/shehui/guoji/1504.html&/a&&br&[14]同注[1]。&br&[15]托洛茨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br&&a href=&/?target=https%3A//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0.htm& class=&internal&&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10.htm&/a&&br&[16]同注[15]。&br&[17]同注[15]。&br&[18]托洛茨基，《论学生与知识分子》，&br&&a href=&/?target=https%3A//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11.htm& class=&internal&&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11.htm&/a&
阶级与阶级意识---驳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我们可爱的市侩社会主义者---“江津的梅菲斯特”先生最近又有高论，这一次他的新的理论成果叫“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与经济地位存在逆相关”。开宗明义地反对梅菲斯特先生，由于他的整个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一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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