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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种子工作。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种子第一，不可侵犯”。毛泽东同志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种子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强调：“农业靠科学种田，要抓种子、优良品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90年代以来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多次强调加快品种改良，明确提出实施“种子工程”，近年来又把积极推进农产品优质化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
制定《立法法》的目的是规范立法权限、立法制度、立法程序，提高立法质量，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为保障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如何做到这一点，各省（区、市）在工作实践中，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于重农思想而制定的封建农业政策，有效调控了农业社会的运行，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独立于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精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落后，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落后。由于中国社会受科举、“官本位”影响深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科技文明被贬为“雕虫小技”，由此造成了封建士大夫、文人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在强盛了几千年之后，竟在“历史的一瞬间”就落后到了挨打受侮的地步。
三是组织与施工。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部长”被称作“司空”。“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司空还常常“令习水者为吏”，即选派熟悉水利工程技术的人员担任水官之职。水官负责水利工程的组织领导和民工调配，而涉及工程的规划、设计和施工则由“水工”承担。这里的“水工”不是修建水利的民工，而是水利专家，如韩国水工郑国、齐国水工徐伯等，都是当年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2005年8月，我在给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和南开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写的贺信中说过：“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累积下来的。许多问题只有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加以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更准确，才能找到正确、理性的对策与方略。”这是我的基本历史观。实践证明，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思路是对的。
谷类作物的粒选、穗选的繁殖方法，奠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明清时期已相当完善和普及了。这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选种经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重大发明之一。
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恶梦；今日，世界各国人民则在现实中亲自承受了突如其来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一个“单边主义”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把全世界人民拖下了灾难的深渊，让包括穷国和穷人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来为由美国惹下的灾难买单。这实在是对世界、也是对美国的极大讽刺。
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一整套传统农具，几乎都被周边国家全盘引进吸收，对这些地区的古代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作物播种用的牛拉耧车、犁铧上用于翻土压草的犁壁、扬水专用的翻车和加工谷物用的水碾等几件大型农具，后来传到了欧洲，其中所运用的某些原理和工艺甚至影响了后来发明的农业机械。谷物扬簸去秕的手摇风车、水碓水碾、水动鼓风机（水排鼓风铸铁装置）、风力水车以至人工温室栽培技术等的发明，都比欧洲各国早1000多年。此外，田间管理技术和措施，也有许多传到了世界其他国家。农家有机肥的积制施用技术、绿肥作物肥田技术、作物移栽，特别是水稻移栽技术、园艺嫁接技术以及众多的食品加工炮制技术等，组成了传统农业技术的完整体系，在文明积累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开创和启迪的作用。正如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选择原理的有计划实行不过是近70年来的事情，但是，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有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当然，这里所写的都是先人留下的辉煌。
古人提倡“节用”，目的之一是积储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今天，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我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比西方各国早约1000年。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还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最初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易传》中，它专指处理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三才”理论是从农业实践经验中孕育出来的，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理论框架，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为了更好地发扬民主，提高审议法律、法规的效率和质量，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立法程序，努力做到从法律、法规的起草到法案的提出、审议、表决、公布，都有章可循。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草案实行一审制，这对有的法规草案是可以的，有些则不可行；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搞“原则通过”，授权工作机构修改公布，公布后发现错误又再修改、重新公布，是很不严肃的。对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统一审议，各地方式不同，看来不应强求一致，但有一个负责统一审议的专门委员会做这项工作，是有好处的。
同时，立法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有些急需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有些应该及时修改的没有修改，立法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有些法律、法规的质量不高，规定得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规与国家法律不尽一致或者自相矛盾。立法工作还存在某些不够规范和简单粗糙的现象。
去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立法法》。一年多来，各级人大对这部法律的贯彻实施十分重视，在学习宣传、观念更新、制度改革、组织建设、提高立法质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卫兴华]: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包括非公有制经济，首先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方面脱离了我们的国情，就是脱离了我们国家整体上说生产力比较落后，而且又是多层次的。我们的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经济因为比较落后，不能充分地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的就业的空间又比较小，就是说，很多老百姓找不到工作，那么，单纯地发展国有企业，单纯地发展公有制经济，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闫志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和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各种观点，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思想“自由化”的口号下，企图照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则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旗号下，鼓吹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多元意识形态中的一元，否定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同时，我们也要避免片面强调思想意识统一性和一致性、否定社会意识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倾向。正确的态度是，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这是理论工作的首要任务。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认真总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认真总结人民群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努力推出更多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对党和政府决策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充分发挥党和政府思想库的作用，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法律体系比较完备。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滞后。我们要研究外国的法律，借鉴外国成熟的、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在制定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时，要认真研究哪些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哪些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卫兴华]: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且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国内外的学者都关注这一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仅次于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的专家由于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他们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所持的见解也有所差别。比如，有的学者强调这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有的认为是金融体系监管不力，有的认为由于美国过度地消费、负债消费，有的认为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实行的结果，还有其他解释。有些解释或者说有些说明有它一定的道理，有些说明也符合实际。但是，我们要分清两个层次的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要把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和危机产生的根源区别开来；另外一种情况是讲危机的根源要区分浅层次的原因还是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研究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找寻它的根本性的原因，也就是深层次的原因。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与过去马克思所研究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看起来有所不同。因为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大量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力倒退，生产力被破坏。但是这次的金融危机好象和过去不同，它首先是从金融领域开始的，不是从实体经济开始，好象不是直接从生产过程开始，但是，我们如果追根溯源，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这次金融危机依然没有逃脱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危机的根源。
第三，进一步明确职责，发挥各个部门齐抓共管的作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只有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采取经济、教育、法律、行政等综合手段，持之以恒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所担负的责任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地方立法要贯彻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原则，明确规定各级党委政府应当自觉承担起做好本地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加快人口与计生工作改革创新步伐，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管理机制，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人口问题、都热心做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召开的“公正执法基层行”座谈会上的讲话〕
针对目前预防少年犯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成功的经验，草案特别明确规定，预防少年犯罪工作，应当坚持综合治理方针，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学校、家庭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各方面共同参与，为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共青团、妇联、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会、少先队等有关社会团体，协助政府做好预防少年犯罪工作。同时，对政府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内在地包含着解放思想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并非静止不变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应坚持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的需要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同时，解放思想一定要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前提。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告诉我们，解放思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成了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成了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
（一）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在生产力诸因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种子立法要把调动种子选育者、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等多方面的积极性作为着眼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必须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应当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引起了利益格局的变动。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运用法律的手段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并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种子立法要处理和协调好种子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他们在种子事业发展上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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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2.2.15 (CentOS) Server at　　五 湖 四 海 全 讯 菠 菜 网但是也要看到，当前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是影响立法进程和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有的不适当地扩大本部门、本地区的权力，抢占所谓的“权力空白地带”；或者试图把在改革中已经被取消或弱化的审批权、强制权、处罚权、收费权等，通过立法予以恢复或强化；或者只想要权力，不想承担责任，不愿接受监督和制约，等等。“争权”往往是为了“夺利”，目的是为本部门、本地区多争取一些经济好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的部门之间为了一点行政权力划分争吵得很厉害，有的为了给本部门多争得一点权力而四处游说，把立法变成一场“权力争夺战”。这些现象，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宗旨，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相去甚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克服。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是影响立法进程和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要表现是，有的不适当地扩大本部门、本地区的权力，抢占所谓的“权力空白地带”；或者试图把在改革中已经被取消或弱化的审批权、强制权、处罚权、收费权等，通过立法予以恢复或强化；或者只想要权力，不想承担责任，不愿接受监督和制约，等等。“争权”往往是为了“夺利”，目的是为本部门、本地区多争取一些经济好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有的部门之间为了一点行政权力划分争吵得很厉害，有的为了给本部门多争得一点权力而四处游说，把立法变成一场“权力争夺战”。这些现象，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宗旨，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相去甚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加以克服。
，也要走出西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必将大大刷新我们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的真正大发展和经济学大师的真正成长，寓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实践中，思想是正确行动的先导，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大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街坊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行的，而这个改革最重要的需要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所有制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的、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所有制基础曾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地不断深入与广泛发展，这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比较落后的状态。而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所有制基础，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这个经济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公有制为主体完全区别于改革开放前那种完全的公有制经济，而是指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是国有制经济，或者国家控股的股份经济。而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则大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包括私营经济，合伙经济和非国家控股的股份经济。?
2?准确把握地方立法权限，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国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宪法》确立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制定《立法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立法法》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最重要的立法权限由中央行使，这也是所有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立法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专属立法权只限于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国内市场统一、维护公民基本权利所必需的起码限度，从而给其他立法主体留出了广泛的空间。《立法法》规定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立法的10个方面的事项，大多数已经制定了法律，这对地方立法权限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在这10个方面之外，还有相当广泛的立法空间，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民政、资源与经济管理、环境保护、市政建设等。在这些方面，《立法法》已经明确规定，在中央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地方可以先行立法，唯一的要求是在国家统一立法以后，如果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抵触的部分无效，地方必须予以废止或作出修改，其他部分仍可以继续实施。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地方的同志下功夫研究如何运用好这些权力，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的质量。各地的同志应当立足实际，总结经验，从讲政治、讲全局的高度，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行使好地方立法权，最大限度地体现地方特色。这是地方立法的生命力所在。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种子工作。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种子第一，不可侵犯”。毛泽东同志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种子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强调：“农业靠科学种田，要抓种子、优良品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良种在农业增产中的作用。90年代以来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多次强调加快品种改良，明确提出实施“种子工程”，近年来又把积极推进农产品优质化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攻方向。
我们研究、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不是实行拿来主义，不加区别地照搬照抄，而是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立法和法制，不能笼统地讲“接轨”。特别是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更不能笼统地讲“与国际接轨”。比如，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我们的优势，怎么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三权分立”接轨呢？！这一点，我们的态度必须鲜明，不能有丝毫动摇。实践也证明，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的法律、法规，才能行得通，才会切实有效。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特别是面对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要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加强法制建设，把各项工作纳入有法可依、依法治理的轨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措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重要体现，也为我国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宋元明清时代，著录在册的农书有300余种。宋代出现的《劝农文》和《耕织图》，属于农业技术知识普及类的农书，反映了这时期的农业技术推广思想已被知识分子们所认同。南宋陈旉《农书》的创新之处是他关于“地力常新壮”的见解。他认为田地耕种三五年地力就衰减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加以施肥管理，就能做到“益精熟肥美”。他提出的“用粪犹用药”的命题，甚至与今天的高科技农业倡导的“精准农业”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汇集了前人的农业技术成果，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农业科学知识，并结合自己亲自所做的农业实验，综合而成一部不朽的农学巨著。在农业科学探索上，他首开实验农学的先河，大凡他所收录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都经过“再三试之”，体现了一个农业科学家严谨与负责的态度。
修订或制定地方法规，是贯彻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基础性工作。地方立法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些法规的规定，需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一致。为此，各地要抓紧时间认真修订或制定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这项工作要力争在日前完成，以确保《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顺利实施。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要会同政府法制部门、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就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修订或制定，搞好立法调研，充分发扬民主，听取群众意见，并做好论证工作。以确保地方法规的修订或制定，既遵循国家立法精神和原则，又切合本地的实际和特点，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落得实，效果好。
同时，立法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有些急需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有些应该及时修改的没有修改，立法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有些法律、法规的质量不高，规定得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规与国家法律不尽一致或者自相矛盾。立法工作还存在某些不够规范和简单粗糙的现象。
《中国农业通史》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巨幅画卷，是一部开创性的大型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编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和谐的战略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农业的历史演变和整个“三农”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系统和尽可能详尽的叙述、分析、论证。这部著作问世，对于人们学习、研究华夏农耕历史，传承其文化，展示其文明，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制定农业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问题，乃至以史为鉴、开拓未来，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立法要走群众路线。在立法过程中，深入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是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所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草案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对某些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应当如何规定，还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如收容教养是否经过法院裁定，对不适宜少年儿童观看的电影、电视、戏剧、录像是否应当标明“少儿不宜”，是否将工读学校作为一种预防少年犯罪的好形式予以推广，对流动人口中的少年、辍学少年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犯罪措施等，都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以使这部法律规定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是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虽然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但低生育水平并不稳定。未来几十年，我国人口还将继续增加，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人口总量高峰接踵而至，流动与迁移人口大量增加，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这使得新时期我国人口问题更为复杂，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构成巨大压力。如果人口问题解决不好，既定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克服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情绪，要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不能有丝毫的放松和懈怠。《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把人口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新时期人口问题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的认识，是做好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认真妥善处理“管住”与“放活”的关系。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旧的管理体制和方式逐渐失去了存在条件，新的管理体制和方式还没有健全起来。在种子市场上，一方面，市场自身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有关法律还不够健全，生产经营单位自我约束机制不够完善，广大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够强。这就需要加强对种子市场的管理，以避免市场自发产生的消极作用。应当学会运用多种手段管理市场，特别要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市场，因为法律具有普遍、明确、稳定和强制的特点，是更为有效的手段。种子立法要对种子事业当事人行为加以规范，当然，这种规范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种子培育、经营、使用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行了，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必须打破，要代之以符合市场机制要求的新的种子事业发展模式，并在法律上加以规范和保护。
第三，立法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立法的过程，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立法要真心实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既要听取管理者的意见，也要听取被管理者的意见；既要听取领导者的意见，更要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
爵命等级是享受政治、经济待遇的依据。夏、商、周三代都实行世禄制，各级贵族世袭地享受他们应得封地的收入，除了依次向上一级贵族交纳一定的贡赋和提供军役、劳役之外，其余全部归他们自己享用。例如，武王弟康叔受封于卫（今河南安阳一带）并“殷民七族”，周公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并“奄商之民”、“殷民六族”，成王弟唐叔受封于晋并“怀性九族”，功臣姜尚（太公）受封于齐（山东临淄一带）并土居臣民，等等。可见当时是采取“封地授民”一并进行的办法的。各受封国诸侯，除自己直接占有一部分土地和臣民外，其余再分封给自己的大夫和士。各级贵族对受封地都只有享用权而无私有权，不准出卖，即所谓“田里不鬻”。
我完全赞同朱镕基同志代表国务院作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意高深，内涵丰富，富有新意，是一个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下面，着重就加强法制工作讲一点认识、意见。经过13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我们要以积极的姿态，切实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工作。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和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中作出的承诺，我国要确保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法律、法规、规章符合世贸组织协定和我国的对外承诺，确保在国内的统一实施。这既是我国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也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客观要求。江泽民同志在本次人大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在涉及与世贸组织有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方面，我们既要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又要善于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为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李鹏同志在“地方人大贯彻《立法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做好法律的“立、改、废”工作。朱镕基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法制统一、非歧视、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执法公正与效率。”这都指明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立法工作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和任务要求。我们要以《立法法》为依据，以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努力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
东汉的马援继承了先辈相马名师子舆、仪长孺、丁君都、杨子阿的相马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创制铜马于洛阳宫中。马援的铜马模型相当于西方近代马匹外形学上的良马标准型（西方一直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铜质模型问世）。它不仅是中国相马学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世界相畜史上的一件大事。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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