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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针对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不同认识，为了把握正确方向，需要进一步梳理思路。一方面，要全面树立“民生优先、追求共富”的理念;另一方面，针对复杂形势更好把握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度”。简言之，要“尽心而为，量力而行”。主攻方向要贯彻“民生优先、追求共富”的理念，“尽心而为，量力而行”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抓住重点并研究采取相关有效措施。就抓重点而言，“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工作的主线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如高收入者收入底数不清，相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尚不健全，同时，受高收入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其难度相当大，需要从长计议。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主攻方向是“提低”。目前，中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其中，农民增收已经有了农产品补贴、畅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并降低费用、购买农机具补助等一系列政策，可以继续抓好落实;而实现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是加大加快农民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的力度和速度，这方面工作已经在逐步推进，但需要较长的过程;城乡贫困居民已经普遍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的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建设速度也在加快;城镇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也已经开始着手建立，政府还在研究继续提高各项低保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待遇也已得到逐步提高。比较而言，如何逐步提高低收入工薪劳动者的收入，缺少政策措施。因此，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应成为当前“提低”的重点。低收入工薪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小型企业以及微型企业，其构成人员主要是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数据，中国小企业约950万户，加上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合计达3000万户以上，其从业人员约2亿，占中国全部工薪劳动者总数的64%，其中约1.4亿为农民工。因此，当前“提低”的重中之重是小企业中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这尤其指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的农民工。据调查统计，以小企业占主体的中小企业为国家创造了60%的国民财富，贡献了50%的财政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了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可见，结合解决目前小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困难，把小企业劳动者当做“提低”的重中之重，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农民增收，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一项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全局出发，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战略选择。四大措施提高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收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健全完善政策，采取多项措施。一是改善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努力解决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比如在每年银行贷款中划出相应额度专门贷款给小企业，具备条件的地区可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专司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为小企业注册登记、工商年检等提供便利，简化手续，提供网上或上门服务。为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促进小企业健康成长。此外，还要加强对小企业信息的调查分析，全面摸清小企业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及时了解掌握小企业关闭和新成立的有关情况和原因，研究有利于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相关政策。二是研究并落实小企业减免税费负担的措施。进一步减免小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税负，继续执行和延长减免小企业税负的有关政策;同时，应专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减免小企业税负的问题，比如降低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税基，扩大小企业税收优惠范围，优惠形式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降低税率、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设备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形式;对连续几年稳健发展、资产达到一定规模、经营达到一定年限的小企业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继续完善创业、科技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清理对小企业的各种收费项目，减轻小企业负担。研究小企业社保缴费问题，一方面要督促小企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另一方面要研究并合理确定小型和微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基数，按照统一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0%缴纳社保费的现行规定，对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来说负担偏重。据有的小企业反映，该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其员工的工资水平。为此，可专题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使小企业既按照《社会保险法》执行相关社会保险制度，又能够承受缴费负担。三是提升小企业竞争力和员工的素质。地方政府及有关方面要为小企业及其员工提供有关公共服务，引导促进小企业改进管理、改进技术，提升竞争力并提高效率和效益，具备条件的小企业可进行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由生产或提供低附加值产品或劳务转变为生产或提供较高附加值产品或劳务。政府有关部门向小企业劳动者提供无偿培训，包括上岗培训、专业技术培训，或就近就地提供无偿学习场地和师资，帮助小企业从业人员学习提升素质，从而促进劳动者提高劳动效率，为小企业给员工增加工资创造有利的经济基础。四是逐步健全小企业薪酬管理制度并建立员工工资增长机制。督促建筑、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等行业小企业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员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通过发布行业劳动定额标准指导小企业通过劳资平等协商，合理确定企业劳动定额和计件单价，保障员工工资权益;继续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之逐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全部工薪劳动者的平均工资)的40%，促进低端岗位员工工资的提升;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员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小企业要由行业工会或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代表小企业员工，与小企业雇主组织开展行业性或区域性劳资集体协商，以解决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问题。在法规政策上，可考虑设立劳方不依法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不得采取停工等过激行动的条款，一方面规制实际已出现的停工行为，另一方面形成对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有力制约。配套改革要强调的是，缩小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并非只有在二次分配领域下功夫，在一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也能够做上述有关工作，概括起来就是改善环境、降低税负、提升素质、规范分配，这些不与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相矛盾。那种关于政府切不要插手一次分配的看法是片面的，也是脱离实际的。美欧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近年来尚且在一次分配中对金融等企业薪酬管理采取调控措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现行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来源于一次分配，又与二次分配不力或失衡有关，当然应该在一次、二次分配领域都采取相应措施。除抓好上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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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关乎发展大计最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并提出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很有针对性，对于更好地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分配不公问题，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都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上持续发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仅2011年一年就人均增加1680元，使5700多万人受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2011年从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让约6000万工薪收入者无需再缴个税；提高扶贫标准，2011年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扶贫“新国标”，比2009年提高92%；前不久，我国首部由国务院批转的促进就业专项规划又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如今，这些举措已取得较大成效，突出表现在：人们收入水平实现新跨越，2011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比2007年的2456美元高出2500多美元，短短4年就翻了一番；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创1985年以来新高，且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趋向明显。但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比如，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又如，一些行业收入过高，行业间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仍高达3.13∶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这意味着相当多的城镇居民收入仍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尤其在居民收入增长仍相对较慢与社保体系尚不健全并存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收入分配改革关乎我们的发展大计。一方面，收入分配直接影响社会消费。这些年，我国消费之所以启而难动，原因很多，但根子还在收入上，尤其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较弱上。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另一方面，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也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有效途径，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现在，对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群众十分关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如果不予以高度重视，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妨碍经济健康运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也应看到，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要在认真分析分配不公产生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让公平分配的阳光更加灿烂。分析起来，分配不公问题的产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户籍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更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突出表现在：一次分配中，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仍不明确，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及物价的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仍缺乏有力保障。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不是一个文件、一个政策出台就能解决的，需多方努力，形成立体的、多层次的机制。一是要加强总体谋划，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将共同富裕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二是加快健全以税收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根据居民工薪收入水平变化、物价因素、家庭赡养、子女教育、基本生活费的开支等因素，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处理好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关系。三是提高社会保障等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眼下，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较高的生活成本，制约了城镇工薪阶层做大财富“蛋糕”的能力，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因此，要健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四是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克服证券市场重圈钱、轻回报等弊端，研究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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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变局与我国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延续，西方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应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世界、观察中国，既增强信心和机遇意识，充分把握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也要提高忧患意识，加强战略谋划，增强应对能力，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开始动荡，处于变局重塑之中，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部分取决于各国政策的实施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导致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难度增加，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结构性通胀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也面临两难。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及八国集团地位衰落，二十国集团地位上升，但世界政治经济多极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强化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有利于中国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加大了中国应对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难度。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实力排序和重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实力不断增长，开始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转变，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美国仍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暂难替代的中心储备货币。虽然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有所弱化，但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将继续维持。因此，无论是从美国角度来说，还是从我国的发展来说，中美两国都需要在重大的全球问题上加强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无论是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核安全问题，中美两国的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其他经济体或大国如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等依然重要。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英国的兴起，还是德国、美国超越英国，决定大国兴替最关键的因素是生产力的进步。随着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竞争对手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我国不仅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在人才、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将会越来越大。我国正逐步成为发达国家重点遏制的对象，发达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稀土出口、气候变化等方面，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高技术封锁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一些新兴经济大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也对我国进口产品实施了贸易保护限制。我国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主要对象，我国大量出口产品受阻。同时，发达国家希望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甚至迫使我国承担超出自身发展阶段的义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大国间力量的平衡和协调将变得尤为重要。国际和平与稳定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应在大国协调体系中发挥更大的平衡作用。同时，中国还需化解因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快速增长所引起的周边国家的无端猜忌。我国政治经济实力的上升必然引起地区内力量的不平衡，地区力量会经历一段艰难复杂的摩擦与调适过程，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矛盾可能会显性化，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于海事主权的争端不断显性化，一些国家为了谋取自身的更大利益，频频挑起事端，对我国形成干扰和牵制，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环境。还要注意到，当前我国外部安全环境的风险和隐患仍然不少。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朝核、伊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中东、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政局动荡，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同时，中国仍然面对外部的战略防范和牵制，面对分裂势力和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对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造成较大挑战因此，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仍处于优势地位，对我国仍在不断采取遏制、限制战略的现实。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考虑问题，从以我为主、趋利避害的思路出发解决问题，不但要平衡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还要平衡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平衡南方与北方的实力。二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很大的调整压力，内外需增长不平衡，内需中投资消费比例不协调等问题比较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较大压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经济尚未完全走出危机同时，救助危机的措施本身又带来新的问题，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解决起来将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过程，世界经济和贸易在未来相当时间内将呈现总体持续低速增长，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降低，特别是欧美需求下降已经难以避免。这将对我国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带来新挑战。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导致投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扩张。投资高增长对保持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项目也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或过度超前投资的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任务更加紧迫。一方面，要统筹处理好内外需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国内市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降低扩大内需对政府短期刺激政策的依赖。扩大内需的重点是着力扩大消费需求，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发展。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时期、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三由于世界经济呈现不同步复苏格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加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在风险与冲击中缓慢复苏，但就业市场形势依然严峻，部分经济体的财政可持续问题令人担忧，美国和日本继续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部分欧盟国家开始缩减财政支出。美、欧、英、日央行继续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强劲，引领世界经济复苏，但同时也面临热钱流入和通胀压力，多国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经济又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部分取决于各国政策的实施及其相互配合状况。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的不同步导致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难度增加，加剧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加大了结构性通胀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尤其要处理好稳增长和控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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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生部（北京100081）　　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内容提要」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中华帝国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成为现代重要国家的过程。目前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的世界“加工厂”。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仍是处于脱离边缘区、由半边缘区逐步向中心区靠近的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的现实，使中国既有加速融入中心区的希望也有被重新抛入边缘区的隐忧，所以制定合理的融入中心区的发展策略至为重要。　　「关键词」中国/世界体系/中心区/边缘区/世界工厂/世界“加工厂”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国通过适时而成功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2002年GDP排名世界第六，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一，2003年对外贸易总额超过八千亿美元，2004年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于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将超日赶美的舆论四起。对此，国人有的沾沾自喜，而在西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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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根基时下，不少人不愿意埋头干实业，而是热衷于炒作资产获取暴利——他们为何不务实业？（经济热点?实体经济是根基①）(3)　“做小实业，做大放贷”；“宁炒一座楼，不开一家厂”；“虚拟经济来钱快，实体经济发展难”……目前，“看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现象引人关注。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较慢，部分资金由实业转向投机市场，一些企业家频频炒作资产，从炒房到炒大蒜，从炒金银到炒钱，在实体经济经历困难期的同时，投机炒作却花样迭出、旺火难消，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脱“实”向“虚”，后患无穷。那么，为什么一些人“不务实业”、热衷于“以钱炒钱”？发达稳健的实体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如何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让干实业的人有奔头？怎样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研。从今天起，我们将连续推出“实体经济是根基”系列报道，供广大读者参考。　　——编　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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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目录简介理解特点与功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有偏离简介理解特点与功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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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科技名词定义中文名称：生态补偿英文名称：ecologicalcompensation定义：使生态影响的责任者承担破坏环境的经济损失；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和生态环境质量降低的受害者进行补偿的一种生态经济机制。应用学科：资源科技（一级学科）；资源生态学（二级学科）以上内容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求助编辑百科名片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目录概念与内涵理论基础其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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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中国全面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点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已经顺利地前行了近10年，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显示出持久发展的潜力。但是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自然资源的浪费和耗竭，中国的各种环境生态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可以说，中国快速地进入了消费社会，与此同时，消费文化在中国加速发展，最近一个令世人咋舌的事件就是，中国被一些西方媒体评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对于国人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果真提前进入消费社会了吗？从最近发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就中国的总人口而言，每月收入够得上扣税标准的人只有2400万，而大部分人则处于“温饱型”或“前温饱型”的水平，少数人甚至还处于贫困线以下。既然如此，中国又怎能称得上世界奢侈品消费品第一大国呢？这就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全方位地思考这个问题。　　高雅文化被放逐到边缘地带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精英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大体上呈萎缩状态。一方面，包括高雅文学艺术在内的精英文化领地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疆界却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过去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曾几何时已被放逐到了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取向。　　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人文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就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弃儿”和牺牲品。但是，文化既然已经走出了精英人士的象牙塔，那么它的产品就必然首先符合大众的口味，成为大众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这些文化产品才具有大众性，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并供他们欣赏和消费。　　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不同的人已经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一向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近似“妖魔化”报道和描绘的西方主流媒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通过把中国美化为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序列中承担过高的责任。而国内一些曾经妄自菲薄的人也同样一改以往的做法，过于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的富足和奢侈。在对外交往中，大肆挥霍钱财，在个人消费方面，也不惜追求名牌和时尚，因而给国外媒体造成了一种虚假繁荣和奢侈的印象。　　最近，曾一度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不无正确地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靠前，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上升。而对于后一点，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视而不见。众所周知，当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之实。因此对于同样着手准备奥运会的英国来说，最好的方式是举办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奥运会，根本无需与中国攀比。同样，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上海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风姿。当然，这只是偌大中国两个最具竞争力的超级大都市，而一般的中国城市以及广大乡村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切不可忽视另一个事实。按照全球化的法则，它使得20%的人直接受益，而其余80%的人则必须服务于全球化，当然这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如上所提到的2400万人之于13亿人，占比为18%，而就个别情况而言，少数率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则占有国民经济总财富的绝大部分。　　对于物质生活率先提高了的这部分社会群体来说，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部分人中知识精英并不在多数，而其中不少人甚至连正规的高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他们很难去消费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既然本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这时一些进口的高档名牌商品，其中少数在西方也鲜有人问津的名贵商品，便高视阔步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消费品。一些颇能刺激人们眼球并很容易为有着中等文化教育水平的人们所欣赏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进入了消费市场。　　毫不奇怪，人们在谈论文化时，已经开始越来越关注当代文化的消费特征及其特定的后现代审美特征。因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显然已经大大地不同于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现代文化。　　人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审美地生活　　无论是对现代主义的推进也好，还是批判甚至消解也好，后现代主义所要超越的对象始终是它的前辈和先驱现代主义。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主义使得文化只能为少数精英人士所掌握、欣赏甚至消费，而后现代主义则在大大拓展文化的疆界，使得大多数人都能享用并消费文化产品。　　在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所赖以存在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益壮大的消费群体：从跨国公司的白领高级职员到大学教授、公务员、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精英知识分子，目前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并且逐步包括了一些“富二代”。因此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密切关系便是客观存在的，它的大众文化指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当然，我们在讨论这种关系时，总免不了会想到或引证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观点：考察后现代主义也可以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入手。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反精英文化，使得长期仅为少数人享用的文化逐步走出精英人士的象牙塔，走向新的日益增大的消费群体。如果说詹姆逊的描述颇为适合30年前美国的情况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连一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归”人士也惊叹，中国大都市的房价和奢侈品价格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　　实际上，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他写于1970年的专著《消费社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他的这番描述至少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人已经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为舒服或“审美地”享受生活。　　拯救后现代的“媚俗”　　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媚俗性和消费性，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说明大众文化丧失了所有的审美特征了呢？恰恰相反。如果说，在现代主义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就可以欣赏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同样，不少研究精英文化产品如文学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沉溺于书斋中阅读经典著作的做法，代之以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此外，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作品是以对经典的戏仿开始的，结果却使得文学经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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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潜在问题与政策调整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见证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个人收入也经历了迅猛提升。但与此同时，中国个人收入的差距也得到空前扩大。可以说，就在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社会从曾经是世界上个人收入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迅速转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对巨大的个人收入差距，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讲，在收入上拉开差距甚至可以激发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严重，它的继续攀升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不仅有可能葬送整个改革大业，而且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动荡。　　以上的两种观点，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耸人听闻，都走到了极端。在笔者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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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最近，美国政府再次提高调门，从美国总统，到国会议员，再到财政部长，多方多次施压人民币汇率。媒体称此举一箭三雕：一是削弱中国产品在美竞争力，二是稀释美国债务，三是影响中国崛起。与此同时，另一种“讨伐”美国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多方认为，美国这种行为损人不利己，如果人民币快速升值，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严重危害。有文章指出，中国理应抵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幅升值会损害中国经济增长。日本屈服于美国压力大幅升值日元，从而最终陷入“失去的十年”，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货币升值不可能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中方重申，人民币币值没有低估。（相关专题：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11日又突破6.40，至6.3991元，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分析人士指出，对于涉外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带来的是经营压力增大。据信息时报8月12日报道，人民币升值步伐超乎市场想象。在前天升破6.42后，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又突破6.40，至6.3991元，再创汇改以来新高。自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3.5%。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对出口的冲击，将在下半年逐渐显现。年内升值已达3.5%自今年4月29日人民币突破6.50关口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趋势几乎呈直线型。尤其是本周的四个交易日里，8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破6.42，以6.4167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四个交易日升值约0.7%。自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3.5%。在对弱势美元走高的同时，人民币对欧元、英镑一直处在波动区间，略有升值，但对日元却持续贬值。人民币升值步伐超乎市场想象，这主要源于内外因素的叠加。从外围环境来看，近期受美债评级调降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投资者担忧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而QE3（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被视作人民币升值的助推器。而从内部因素来看，7月中国贸易顺差继续扩大，为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另一个支持。与此同时，市场预计在美欧债务危机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决策层暂时不会动用加息和存款准备金这两样工具，而是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汇率手段来保持一定的紧缩力度来抑制通胀。虽然目前市场对此观点大多持质疑态度，但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多位专家均表示央行可能会选择这么做。人民币未来还有多大的升值空间？这是目前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多数市场机构仍维持人民币年内升值5%到6%的预测，在前7个月突破3.5%的背景下，也意味着人民币加速升值步伐不可持续。外贸企业面临双重考验人民币升值一直是把双刃剑，首当其冲的负面影响就是对外贸企业的冲击。“广东外贸企业不少，对于涉外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带来的是经营压力增大。”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记者了解到，虽然不少外贸企业早已对人民币升值趋势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纷纷采取提前结汇等方法规避风险，但这些技术性手段仍是杯水车薪，“长单不敢接、短单吃不饱”的情况仍较为普遍。由于企业接大订单、长期订单的风险上升、意愿下降，所接订单大多“短小精悍”。“已经几个晚上合不了眼了，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和资金成本上升，生意本来就难做。部分订单又因为美元汇率的一再‘缩水’，利润越来越薄。”广东一小型外贸公司的老板江先生表示，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他的生意就要赔钱了。而佛山一家日化工厂的老板高小姐也感受到了压力，“由于美元的汇率一直在下调，公司的客户数量有所减少。加之美国国内也会通货膨胀，现在也考虑改用欧元进行交易。”然而，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外贸企业的影响未必会很大。广州证券分析师张广文对记者表示，就出口方面来说，7月份中国出口增长20%，这个数据是高过市场预期的，目前也没有看到出口放缓增长的迹象。另外，对于美元来讲，目前贬值的压力比较大，人民币升值是一种被动性的升值。这种升值是短期的，对出口方面的影响幅度还不是很明显。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外贸企业面临的压力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上。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下跌至两年来最低水平，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美国零售商，而零售商的压力将直接传到了中国出口企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已经增多，当前外部需求疲软，原料、人工、用电成本上升，双方因素相叠加，出口形势依然复杂。尤其是加工贸易，面临着市场波动较大、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区域竞争加剧等多种挑战。安邦咨询研究员预计，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对出口的影响，将在下半年逐渐显现。楼市热钱滚滚而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遭遇有史以来最为严厉调控政策的炙烤，一些美国投资者却将此看作一种商机。在他们看来，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具有相当广阔的投资前景。“现在很多企业在香港都有分公司，我们将美金汇到该企业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而国内就可以从企业按照当时牌价提走相应的人民币。有时换汇成本比银行还要低。”一位美国购房者对他的中国购房之行侃侃而谈，除了这种“正规”途径，通过地下钱庄也可以将美元带到国内。据了解，虽然在政府祭出最严厉的楼市调控之后，有些海外买家开始从房地产行业抽身，但是在中国公布的GDP数据依然保持高增长、人民币呈现直线升值时，不少外国投资者迅速杀了个回马枪。货币市场的变化令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直面热钱压境的风险。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表示，相比于欧美等国，由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持续高增长，利率水平较高，汇率升值空间大，因此中国市场可能会成为部分国际游资的觊觎之地。与此同时，美国降级、欧债危机蔓延等一系列时间或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一股“振荡波”，当发达国家的资产不再被信赖时，也将加快国际游资冲击新兴市场的步伐。外汇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仍处于高位，显示了国际资本净流入的压力巨大，隐藏其间的“热钱”令人担忧。而据一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介绍，这些外国投资者不会轻易将资金汇出中国，毕竟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拥有中国经济这样的活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一些结构性或者地区性的调整，“可能一些人会在世博会后选择退出上海物业，在北京限购令出台时放弃持有一些非核心地段的物业资产”。据媒体报道，目前国外投资者的目光已经开始转向一些房地产市场方兴未艾的二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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